论文发表百科

四世同堂祁瑞宣论文答辩

发布时间:2024-07-03 05:26:28

四世同堂祁瑞宣论文答辩

@马嘉成祁瑞宣是祁家第三代长子,同样生于一个变革时代的长子,还有高觉新。他们二人在性格之中都有着双重性。 对于走与留的问题,两人的选择是一样的,留在家中。在《家》中,觉新也深知封建礼教的愚昧与落后,他何尝不希望能冲出那个囚笼般的家?但是他最终也没能冲破家的束缚。瑞宣痛恨着日本人,原本想要出城抗日,但是没能走出去。但是二者的动机不尽然相同。 高觉新生于一个富庶的封建大家庭中,中学时学习成绩优异,曾梦想着出国深造。尽管一开始很痛苦,但是只是因为他长孙的身份,便不明不白地被放弃了前途,而又因家长之间的瓜葛不得不放弃与钱梅芬的爱情,转而同瑞钰结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痛苦逐渐麻木了。他不是没有先进思想。反而,他们哥三个经常在一起读书看报,分享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悲剧命运。与其说他甘愿做这家庭的傀儡,倒不如说他不敢于打破这个规矩。即便陈姨太的迷信可能置瑞钰于不测,他也没有违抗。一边吸收着新思想,一边维护着旧秩序,觉新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他的悲剧,源自深深扎根于他认知中的宗法观念和他性格中怯懦的缺陷。 处在战乱之中的后者则肩负着支撑家庭的责任。他可以走,但是三弟已经离开了北平,瑞丰又是个无聊的废人。四世同堂,也同时意味着上上下下的老老少少都指着他的努力维持生计。在这时,他尽管恨日本人,但是他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吗?高家在《秋》中分崩离析,觉新也终于反抗了一次,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里是日占的北平,家中本来就吃紧又怎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走的?虽然不能走,他也没有像陈野求一样堕落,而是努力地撑起一个大家庭,给了一家人信心与慰籍。从此可以看出,瑞宣有他的沉稳镇定与责任感。后来,他还配合老三做地下工作,以自己的行动反抗外来侵略。在他的身上,去留不再是一个逃避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两种性格间取舍,是一种客观上的不能为之。他看似怯懦的选择却恰恰是他较觉新的闪光点,是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最大付出。 长子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其隐忍的性格特点。但是隐忍可以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觉新和瑞宣都各自代表着一种人。尽管所处的家庭条件不尽相同,从逃避到对责任的坚守,我们也能看出社会随时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少不了像觉慧那些敢于冲破束缚的人的推动。也只有不断地进步,才可以保持民族的兴盛长明。

《四世同堂》人物形象分析如下:

一、祁老人

祁老人安分守己了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热情友善、爱面子、疼爱子孙。

老人总是说:“最多不过三个月,事情就解决了。”过去他所经历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对待邻居总是热情友善,但是时不时的不免炫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爱面子,疼爱自己的重孙,每天弄孙为乐。

二、祁天佑

祁天佑为人平易近人,凡事做到面面皆到,宽容。

在那个昏暗的傍晚,街上没有多少人,冷冷清清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象:希望自己能够顺着河流直入宽广的大海,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湖里的植被拖住,想要安静的离开世间,却没想到连死都不能获得自由,最终离开了。

三、祁瑞宣

祁瑞宣性格温文尔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忠孝面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想要尽忠,但是无法抛下这一家老小,所以时常内心烦闷,最终在经历一场牢狱之灾之后,他才做出了决定保家卫国。

四、韵梅

韵梅尊敬长,凡事都是劝人少说几句,认为息事宁人,安稳过日子是最重要的。

祁瑞宣之妻,祁家长房长孙媳,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甚得祁老人喜欢,由于婆婆常年患病,于是家里的事情也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熟谙世故,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事情,让大家对她不免心生敬意,就连祁老人,有很多事还是需要和她一起商量,是一位擅长操持家的贤妻良母。

五、祁瑞丰

祁瑞丰游手好闲活,无休止的贪婪,爱摆架子,没有是非观念。

认为只要是能够让他享受,让他有地位,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经常得罪人,到处招惹是非,乐于结交富贵,但总是让别人戳脊梁骨,在哪儿都是不受待见,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妻子跟人跑了,自己也是那么大人了,还要靠家里养活,就算如此,他自己还是要摆阔气,要面子,十足的“无赖”,简直就是寄生虫。

《四世同堂》人物分析:

1、祁瑞宣:

祁瑞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传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前辈不曾接受过的新式教育。这新旧之间的冲突,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闷,让他的心里充满了重重的矛盾。

2、钱默吟:

清高自负又耿直,在日寇入侵后表现出的抗争,以及在狱中受尽严刑而不屈服的坚强,展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不低头、不妥协、抛头颅、洒热血、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

3、祁瑞丰:

他们集中西糟粕于一身,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长大,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具有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反动、腐朽的本质。

4、祁瑞全:

年轻富有激情,思想先进且富有情义。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国家的神圣使命克服了为家尽孝的责任,是家族文化的精华体现。

5、韵梅:

没有多少曲折戏剧性的角色,表现平实朴素中的母性光辉。

扩展资料:

这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名著,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

作品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狠狠地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研究性论文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三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成功或局限,都可以而且应当从老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得到解释。 自觉的文化意识决定了《四世同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这种地位是一般简单宣传抗日的作品很难获得的。 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李泽厚将其概括为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茅盾等“五四”精英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证明李泽厚的概括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意识取代个性意识,求生存的愿望压倒自我批判精神,政治斗争这民族解放运动冲淡了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而《四世同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它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贪婪,汉奸的卑劣、丑恶,而且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国土沦陷、民族陷于生存危机的历史原因,从而进入文化反思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样,四十年代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启蒙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重新得到表现。从总体上看,老舍对文化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五四”精神、鲁迅思想一脉相承。第一,在《四世同堂》中,人不仅是被作为类型化的客体(即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来认识的,而且是被作为缺乏生命活力与反抗意志的主体来认识的。李四爷那句“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体现的就是老舍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而这种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正是宝贵的“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老舍通过钱默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瑞宣、瑞全对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观念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老舍的批判更富于理性精神和辨证的态度,摒弃了“五四”时期狂热的“全盘否定”。第三,小说第五十三章描写了北平人过年时怎样去看日本人组织的化装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穿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这种描写揭露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奋力鞭笞的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以及“看客”心理。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⑪]第四,老舍通过揭露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等人对权势和钱财的贪欲,批判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第五十章),这与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威福,子女,玉帛”[⑫]——的批判正相一致。第五,老舍批判的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人人格中“主子心态”与“奴才心态”的两面性——所谓“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第五十章),也曾被鲁迅批判过。鲁迅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⑬]。此外,“五四”前期鲁迅对中国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正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平人的态度。所以,把老舍看作鲁迅之后批判国民性的又一面旗帜,一点也没有夸张。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批评《四世同堂》“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⑭]。从文化反省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四世同堂》追求的也许根本不是“鼓舞力量”,而是反省、批判力量。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小说的前两部取名“偷生”、“惶惑”。 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对北平人悲惨生活的展示而言,《四世同堂》属于那个时代,但是,就文化反省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言,《四世同堂》超越了那个时代。属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就是《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李泽厚把“五四”至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⑮],而这种变奏中的两个主旋律——“启蒙”与“救亡”,早已被老舍和谐地容纳在一部《四世同堂》之中。 对于某些优秀作品来说,一方面的成功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四世同堂》也不例外。自觉的文化检讨意识在使作品获得较大思想深度和特殊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文化检讨意识过强而导致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将人看作文化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具有连续性。……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存在下去。而且每一代文化,也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⑯]。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才能揭示人作为“历史性的哺乳动物”[⑰]的内在必然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正是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才在人的认识方面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⑱]但是,文化角度揭示的仅仅是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那个层面,而作为现实性存在的人,则受到许多“文化”之外的因素制约——政治、社会因素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同样具有真理性。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⑳]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对人的认识才是全面的、科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柏拉图、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都有“片观性”,因为他们各自注重的是“人”的个别层面)。就北平人而言,他们的苟且、懦弱,他们的成为亡国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伍,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等等。文化问题只是致使他们成为亡国奴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直接原因。因此,对北平人性格与命运的思索不仅应当导致文化批判,而且应当导致历史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不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相伴随并以历史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为基础,其批判力量必然被削弱。 此外,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还导致了个别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倾向——即如研究者已指出的,祁瑞全和成为抗日志士后的钱默吟有“概念化”倾向[22]。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老舍在人物身上寄托的文化理想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自身性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物身上蕴含的两种文化性格——诗人文化性格与猎人文化性格——也难以达到和谐的统一。而且,他们作为老舍理想中的文化性格的体现者,很难在老舍的生活范围内找到原型,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塑造得如同市民形象那样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前期钱默吟”非常真实)。严格说来,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人物体现的与其说是生活的真实,不如说是老舍的心理真实。不过,究竟是应当怀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是应当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认识,尚且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涉及《四世同堂》的创作方法以及总体美学风格。 四 最后要谈的是《四世同堂》在老舍作品中的位置。 在历来的老舍研究中,《骆驼祥子》总是比《四世同堂》受推崇。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在近年出版的《老舍创作论》中,《骆驼祥子》被誉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高峰”,而《四世同堂》仍然不过是块“丰碑”[23]——“丰碑”怎么也高不过“高峰”。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原因。《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地区人民的“惶惑”、“偷生”和“饥荒”,亡国奴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军”(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向往青天白日旗(不是五星红旗),因此它当然不如《骆驼祥子》这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适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间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人民”似乎有些“降价”)。二是出版方面的原因。《四世同堂》只在解放前出版了前两部,建国后直到1979至1983年间才以完整的面目走向社会,这对于作品的流传和研究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而《骆驼祥子》在1955年出版了修订本之后,一直广为流传。实际上,将《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并不符合老舍的创作实际。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十分优秀,但是,就描写的生动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老舍1933年创作的《离婚》完全可以和它媲美;就生活画面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四世同堂》显然在它之上。而且,被看作老舍代表作的《骆驼祥子》是建国初期老舍的修订本,它体现的根本不是“历史事实”。 因此,如果要举出一部小说作为老舍的代表作,我认为应当是《四世同堂》,而不是《骆驼祥子》。关于《四世同堂》,老舍曾经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本书”[26]。这说明老舍很有“自知之明”。遗憾的是关于《四世同堂》的研究远远不够。本文,也仅仅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侵略的勇气 老舍是贫苦家庭出身,充满着正面的力量,与有无文凭或识字与否无关,他觉得自己身份高人一等,及大的推动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丁约翰也丢了差事,他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是模糊的感到,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更深远的揭示了文化的保守与精神的落后桎弱,全释了使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社会根源,虽然各家过日子方式不同,他并非想改造旧中国,要一起打败德意日,人间正道不是残酷竞争,可以将自己的人生观察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他们并不是坏人,他时时刻刻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由于作者是从文化视觉来分析问题,可以时常带点洋点心和洋酒,日本与我国的规矩并无显著差异,讲究平衡、有正气,不好好过日子,认为主子是外国人。 二,但是应当和谐共处,作者把“启蒙”与“救亡”中国最杰出现代思想协调起来,为广大的读者指明的真理,在他看来。 好的世界应该承认有强弱的不同。但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以救亡为主题。在老舍的眼中,之所以这样,吸收了欧洲现实主义的表达技巧、总搞歪门邪道的人,他并没有显著的立场,是暴力把和谐局面打破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但是日本人却不会管,老舍认为,祁瑞宣给他讲天下大事,具有深刻的当代文化意义,正是由于外敌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但是后来却将英美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丁约翰不是汉奸,有别于丛林法则,早描述抗战文学作品时,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家族亲情要求。 四,老舍对于国民性也持批判性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符,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跑向英国府。 一,再公平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英国日本成了敌人,而感到了生活的希望,在老舍描述的小羊圈胡同中,虽然起初没有当汉奸、《四世同堂》中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四世同堂》之所以选择北京沦陷期作为描述北京,这部小说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巨大的;当代文化意义,“四世同堂”的愿景是美好的,中国和英国同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祁老太爷的愿望并没有错,对此他不是绝对的批判。抗战胜利后,既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四世同堂》,且其中有因果报应的思想,小说描写了抗日战争背景下北平的小胡同里,在《四世同堂》中;分析 《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老舍之所以在《四世同堂》中设置“祁家”,他们心里已经被打伤,更是一个民族处于弱势的根源,在《四世同堂》中。丁约翰为自己以后还可能回到英国府当仆人,《四世同堂》描写的也是当时东亚文化的问题。好好过日子才是人间正道,并非从政治视觉出发,老舍并不同于这些作家,而是带有情感的描述,在千百年之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家庭是否幸福的标志,但时间长了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沦为汉奸,刻画的人物也非常接地气,一直以来,他们干正事。 三。小崔和长顺这样不识字的人,中国人尤其应该明白,但是他的态度与“五四”时期的作家又有不同,国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在他生活的时代,如果没有武装斗争的话,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身上都有儒家文化,老舍为我们塑造出了丁约翰这个人物形象,因此,是由于其中没有描述武装斗争,其中由《惶惑》,这部小说用苍凉的结尾结束,他曾经在“英国府”内做事、《饥荒》组成。而冠晓荷这样。实际上,看不起自己了,也不是二鬼子他是一个骨子里受伤的中国人,蕴含着儒家思想中的“齐家”,有雅俗强弱之别。时至今日,揭露出了日寇和汉奸的丑恶行径,而真正的仁义道德,他尊重俗理,知道应该怎么做人,这才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偷生》、总想不劳而获,不符合革命标准、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自觉 《四世同堂》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平和的状态中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面能量,可以将微笑的细节与历史结合起来,中国可能是不会灭亡的。像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文化生态,并未提出解决方法,大部分的作家都会将重点描述在武装斗争的描述上,文笔细腻,学术界对于《四世同堂》的评价都不高,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丁约翰颇能代表一部分中国人,一方面按时他们是“旗人”。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对于武装斗争,这可以从中看到老舍的“反时髦”个性,也代表了作者的民族情感,内心却完全被殖民了、结语 总之

可以啊,写出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的趣事阐述和谐家园。

对四世同堂的研究论文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三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成功或局限,都可以而且应当从老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得到解释。 自觉的文化意识决定了《四世同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这种地位是一般简单宣传抗日的作品很难获得的。 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李泽厚将其概括为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茅盾等“五四”精英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证明李泽厚的概括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意识取代个性意识,求生存的愿望压倒自我批判精神,政治斗争这民族解放运动冲淡了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而《四世同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它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贪婪,汉奸的卑劣、丑恶,而且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国土沦陷、民族陷于生存危机的历史原因,从而进入文化反思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样,四十年代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启蒙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重新得到表现。从总体上看,老舍对文化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五四”精神、鲁迅思想一脉相承。第一,在《四世同堂》中,人不仅是被作为类型化的客体(即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来认识的,而且是被作为缺乏生命活力与反抗意志的主体来认识的。李四爷那句“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体现的就是老舍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而这种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正是宝贵的“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老舍通过钱默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瑞宣、瑞全对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观念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老舍的批判更富于理性精神和辨证的态度,摒弃了“五四”时期狂热的“全盘否定”。第三,小说第五十三章描写了北平人过年时怎样去看日本人组织的化装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穿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这种描写揭露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奋力鞭笞的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以及“看客”心理。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⑪]第四,老舍通过揭露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等人对权势和钱财的贪欲,批判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第五十章),这与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威福,子女,玉帛”[⑫]——的批判正相一致。第五,老舍批判的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人人格中“主子心态”与“奴才心态”的两面性——所谓“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第五十章),也曾被鲁迅批判过。鲁迅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⑬]。此外,“五四”前期鲁迅对中国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正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平人的态度。所以,把老舍看作鲁迅之后批判国民性的又一面旗帜,一点也没有夸张。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批评《四世同堂》“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⑭]。从文化反省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四世同堂》追求的也许根本不是“鼓舞力量”,而是反省、批判力量。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小说的前两部取名“偷生”、“惶惑”。 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对北平人悲惨生活的展示而言,《四世同堂》属于那个时代,但是,就文化反省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言,《四世同堂》超越了那个时代。属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就是《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李泽厚把“五四”至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⑮],而这种变奏中的两个主旋律——“启蒙”与“救亡”,早已被老舍和谐地容纳在一部《四世同堂》之中。 对于某些优秀作品来说,一方面的成功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四世同堂》也不例外。自觉的文化检讨意识在使作品获得较大思想深度和特殊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文化检讨意识过强而导致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将人看作文化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具有连续性。……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存在下去。而且每一代文化,也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⑯]。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才能揭示人作为“历史性的哺乳动物”[⑰]的内在必然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正是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才在人的认识方面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⑱]但是,文化角度揭示的仅仅是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那个层面,而作为现实性存在的人,则受到许多“文化”之外的因素制约——政治、社会因素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同样具有真理性。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⑳]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对人的认识才是全面的、科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柏拉图、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都有“片观性”,因为他们各自注重的是“人”的个别层面)。就北平人而言,他们的苟且、懦弱,他们的成为亡国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伍,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等等。文化问题只是致使他们成为亡国奴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直接原因。因此,对北平人性格与命运的思索不仅应当导致文化批判,而且应当导致历史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不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相伴随并以历史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为基础,其批判力量必然被削弱。 此外,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还导致了个别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倾向——即如研究者已指出的,祁瑞全和成为抗日志士后的钱默吟有“概念化”倾向[22]。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老舍在人物身上寄托的文化理想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自身性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物身上蕴含的两种文化性格——诗人文化性格与猎人文化性格——也难以达到和谐的统一。而且,他们作为老舍理想中的文化性格的体现者,很难在老舍的生活范围内找到原型,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塑造得如同市民形象那样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前期钱默吟”非常真实)。严格说来,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人物体现的与其说是生活的真实,不如说是老舍的心理真实。不过,究竟是应当怀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是应当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认识,尚且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涉及《四世同堂》的创作方法以及总体美学风格。 四 最后要谈的是《四世同堂》在老舍作品中的位置。 在历来的老舍研究中,《骆驼祥子》总是比《四世同堂》受推崇。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在近年出版的《老舍创作论》中,《骆驼祥子》被誉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高峰”,而《四世同堂》仍然不过是块“丰碑”[23]——“丰碑”怎么也高不过“高峰”。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原因。《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地区人民的“惶惑”、“偷生”和“饥荒”,亡国奴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军”(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向往青天白日旗(不是五星红旗),因此它当然不如《骆驼祥子》这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适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间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人民”似乎有些“降价”)。二是出版方面的原因。《四世同堂》只在解放前出版了前两部,建国后直到1979至1983年间才以完整的面目走向社会,这对于作品的流传和研究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而《骆驼祥子》在1955年出版了修订本之后,一直广为流传。实际上,将《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并不符合老舍的创作实际。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十分优秀,但是,就描写的生动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老舍1933年创作的《离婚》完全可以和它媲美;就生活画面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四世同堂》显然在它之上。而且,被看作老舍代表作的《骆驼祥子》是建国初期老舍的修订本,它体现的根本不是“历史事实”。 因此,如果要举出一部小说作为老舍的代表作,我认为应当是《四世同堂》,而不是《骆驼祥子》。关于《四世同堂》,老舍曾经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本书”[26]。这说明老舍很有“自知之明”。遗憾的是关于《四世同堂》的研究远远不够。本文,也仅仅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给《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序《师者,老舍》。他说自己尤喜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如鲁迅和巴金,“我发现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在序言的结尾,克莱齐奥写道,“老舍以大师的眼光,给我以启迪

都很惨,本文主要走悲文路线

论《四世同堂》的文化忧思董炳月《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四世同堂本科毕业论文

抱歉,偶大学时是学数学的,汉语言毕业论文确实不知道如何写。但我想,道德即文章,用良知去做文章便好。一个进步的时代总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社会总有一种积极的主流,如何通过你的手敲击键盘,用文字的力量去唤起向上的精神、引领积极的主流,便是我们习文的责任。唯有民魂最可宝贵,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唤醒民魂。相信自己,静下来,用心写好你的毕业论文!加油!

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相关 文章 :

1.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

2.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3.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4. 汉语毕业论文范文

5. 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

6.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现当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1、 鲁迅《人之历史》解读

2、 鲁迅《文化偏至论》的精神要义

3、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对有关诗人及作品的评论

4、 鲁迅《野草》中的战士形象简析

5、 论《野草》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6、 论《野草》中鲁迅的想象力

7、 论《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形象及鲁迅的态度

8、 论《朝花夕拾》中的幽默

9、 论《故事新编》中的荒诞描写

10、 简析《铸剑》中的复仇

11、 论胡适《尝试集》的艺术特征

12、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3、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4、论周作人二十年代的散文

15、论瞿秋白的杂文

16、论戴望舒四十年代的诗

17、论田间抗战时期的诗歌

18、论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

19、藏克家《烙印》解读

20、论藏克家抗战时期的诗歌

21、论洪深的《香稻米》

22、论胡风的诗歌创作

23、 论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

24、 胡风论诗

25、 评曹禺的《北京人》

26、 论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

27、 论杨绛抗战时期的戏剧

28、 论丁西林抗战时期的戏剧

29、 评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

30、 论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

31、 从《速写三篇》看张天翼讽刺小说的特点。

32、 论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

33、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34、 解读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

35、 解读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

36、 论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

37、 论茅盾《腐蚀》对赵惠明的描写

38、 试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39、 论齐同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

40、 试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几个汉奸形象

41、 论巴金《寒夜》中的心理描写

42、 论钱钟书《围城》的幽默艺术

43、 论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景物描写

44、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

45、 陈敬容的诗集《交响集》、《盈盈集》(可以择其一研究)

46、 谈袁水诗歌的讽刺艺术

47、 陈白尘的戏剧(讨论其艺术特色)

48、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考虑其文学史意义、其精神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

49、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50、 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

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

写四世同堂的论文可以参考的文献

雷雨》 背景介绍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籍湖北潜江。父万德尊,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秘书,后赋闲在家。曹父喜爱文学,常与友人饮酒赋诗,有时也令曹禺做诗,使曹禺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曹禺幼时由家庭教师启蒙,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偷偷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一些林纾译的西方小说。曹禺生母早逝,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随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还常常阅读《戏考》;除文学之外,又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 曹禺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间度过的。整个社会非常腐朽黑暗,父亲对家人严厉专横,曹禺虽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并不感到温暖。“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对周朴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另一方面,他也从保姆段妈那里听到农村生活的痛苦和农民破产的惨状。这一生活经历,使他产生了贫富之分的观念,并在头脑里埋下了憎恶旧社会和旧家庭的种子,这常常成为他后来戏剧创作的内容。 1922年,曹禺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是北方业余话剧运动中心之一,“南开新剧团”是有影响的戏剧团体。曹禺在张彭春老师的启发帮助下参加了剧团,并于1925年开始演戏。这是他从事话剧事业的开端。他在霍普曼的《织工》、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丁西林的《压迫》等剧中扮演角色。后又主演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高尔斯华绥的《斗争》、莫里哀的《悭吝人》等剧。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同台合演,曹禺有时不得不扮演女角,他的表演才能受到同学们的好评。这些演出活动,不仅使他熟悉了舞台,了解了观众,而且也从剧本中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他还改编过一些剧本。 曹禺在中学时代还广泛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进步书刊的影响,特别是从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中汲取到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增强了对黑暗社会愤懑不平的正义感。在南开中学时,曹禺就尝试写作新文学作品。最初的作品有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新诗《雨中》《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等。 1928年南开中学毕业后,曹禺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于对这些学科不感兴趣,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西方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曹禺广泛涉猎欧美文学作品。他曾被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分着迷,还非常喜欢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所有这些作家都给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以影响,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表现力。大学期间,曹禺仍然是中国戏剧的热烈爱好者。课余,他经常同靳以,还有新结识的巴金一起看戏,观赏了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余叔岩、刘鸿声等人的精彩演出,他对昆曲和曲艺也很入迷。这些传统艺术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同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933年大学行将毕业时,曹禺根据少年时代的生活积累,借助多年学习探索欧洲戏剧艺术所掌握的技巧,写出他的处女作《雷雨》。 这部作品由巴金推荐,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雷雨》的问世,使中国有了足以同世界优秀剧作相媲美的话剧作品,它是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名著导读《雷雨》其后,曹禺分别创作了《日出》(1935)《原野》(1936)《北京人》(1940)等一大批剧作,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国社会,均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蜚声剧坛。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有删节) 曹禺从1929年开始酝酿人物、构思剧本,到1933年最终完成了《雷雨》的创作,前后用了五年时间。虽然它是曹禺的第一部话剧,但一炮打响,震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作者出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通过两个在伦理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深重罪孽。 30年前,周家少爷周朴园同侍女侍萍私下相爱了,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周家反对他们的结合,为了给周朴园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硬是把侍萍逼走了。侍萍怀着满腔的悲愤,抛下大儿子周萍,抱着小儿子投河自尽。被搭救之后,她嫁给了鲁贵,并生了一个女儿四凤。 30年后,靠着盘剥工人,周朴园已经成为一个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他又有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繁漪,并且有了一个儿子周冲。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的捉弄,鲁贵和四凤先后来到周公馆做了佣人,鲁大海(侍萍抱走的那个小儿子)也到周家煤矿上当了工人,并作为罢工代表反抗着周朴园的剥削和压迫。周朴园是个“社会上的好人物”,但在家里,却是一个专制的家长。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中,罪恶在悄悄上演:周萍和自己的继母繁漪私通,后来为了摆脱繁漪的纠缠,也为了悔改自己“以往的罪恶”,他到四凤那里寻找寄托,并让四凤有了身孕。侍萍来到周家,与周朴园相认,虽然周朴园一直思念着侍萍,但当她真的出现在面前,他又觉得她是来算旧账的,试图用钱替自己赎罪,遭到了侍萍的拒绝。 终于,在一个雷雨的夜晚,所有的矛盾冲突有了一个总爆发。得知自己和周萍的血缘关系,不堪忍受打击的四凤冲入雨中,不幸触电身亡。一直暗恋着四凤的周冲追了出去,也为救四凤而触电。在一片混乱中,周萍开枪自杀。最后,只剩下憔悴的周朴园,陪伴着痴呆的侍萍和疯了的繁漪。剧本描写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心来拯救自己”,但不管怎么挣扎,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虽然对于这种悲惨命运的成因,作者归结为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这斗争背后的或者叫做“上帝”或者叫做“命运”的主宰,但悲剧的直接原因还是周朴园30年前所造的罪孽,因此,剧本客观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化了的封建家长,在社会层面上,他是一个冷酷的吸吮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干尽了昧心的勾当;在家庭层面上,他是个自私专横的家长,容不得半点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从精神上、感情上、心灵上,压迫着他的妻儿,造成了繁漪的畸形反抗,并制造了新的罪恶。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当然,周朴园也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复杂人物,他对于侍萍的感情是真挚的,面对侍萍时流露的忏悔也不是虚伪的做作。 另一个人物侍萍则纯然是一个受害者,不仅自己身受其害,而且自己的女儿又重蹈覆辙,甚至陷入更悲惨的命运中,这种悲剧性深刻表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的不幸,控诉了社会的不人道。 精彩片断 1. 鲁贵慌忙由中门下。四凤端着药碗向饭厅门,至门前,周繁漪进。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她通身是黑色。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她拿着一把团扇,挂在手指上,走进来。她的眼眶略微有点塌进,很自然地望着四凤。〕 2. 周朴园 (四凤端茶,放朴园前)四凤,(向冲)你先等一等。(向四凤)叫你跟太太煎的药呢? 鲁四凤 煎好了。 周朴园 为什么不拿来? 鲁四凤 (看繁漪,不说话) 周繁漪 (觉出四周的征兆有些恶相)她刚才跟我倒来了,我没有喝。 周朴园 为什么?(停,向四凤)药呢? 周繁漪(快说) 倒了,我叫四凤倒了。 周朴园(慢) 倒了?哦?(更慢)倒了!(向四凤)药还有吗? 鲁四凤 药罐里还有一点。 周朴园(低而缓地) 倒了来。 周繁漪(反抗地)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周朴园(向四凤,高声) 倒了来。 〔四凤走到左面倒药。 周冲 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周朴园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繁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周繁漪(顺忍地) 好,先放在这儿。 周朴园(不高兴地) 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周繁漪(忽然) 四凤,你把它拿走。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 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周繁漪(声颤) 我不想喝。 周朴园 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冲(反抗地) 爸! 周朴园(怒视) 去! 〔冲只好把药端到繁漪面前。 周朴园 说,请母亲喝。 周冲(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 爸,您不要这样。 周朴园(高声地) 我要你说。 周萍(低头,至冲前,低声) 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周冲(无法,含着泪,向着母亲) 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周繁漪(恳求地) 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 周朴园(冷峻地) 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周繁漪(四面看一看,望望朴园,又望望萍。拿起药,落下眼泪,忽而又放下) 哦,不!我喝不下! 周朴园 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周萍 爸!我 周朴园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萍走至繁漪前。 周萍(求恕地) 哦,爸爸! 周朴园(高声) 跪下!(萍望繁漪和冲;繁漪泪痕满面,冲身体发抖)叫你跪下!(萍正向下跪) 周繁漪(望着萍,不等萍跪下,急促地) 我喝,我现在喝!(拿碗,喝了两口,气得眼泪又涌出来,她望一望朴园的峻厉的眼和苦恼着的萍,咽下愤恨,一气喝下)哦……(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 阅读指导 《雷雨》发表以后,有很多人不厌其烦地给它下脚注,做论断,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有一些臆测的东西存在。曹禺在《〈雷雨〉序》中曾经就自己创作《雷雨》时的想法、对人物的看法作了详细的说明,阅读全剧之前,细读这篇文字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真实内涵,而不致于在众多的专家分析面前迷失了自己的判断。 戏剧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是人物的对白和独白,人物的提示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但曹禺很善于写人物提示,每一段人物提示都是一篇精美的文章,对人物的性格有着精到的刻画。阅读本剧,除了欣赏精彩的台词之外,人物提示甚至环境描写也要细细品味。

“雷雨”过后的思考——《雷雨》教学日志终于要上《雷雨》这一课了,心中莫名的兴奋,究其原因,还是要说说一次难忘的“追星”经历。听说北京人艺重排的明星版〈雷雨〉在广州友谊剧院隆重上演,且不说对曹禺先生仰慕已久,就说演员阵容里有我喜爱的明星(蒲存昕、潘红、雷恪生等),就让我们几个语文组同仁过了一把“追星瘾”, 至今还保存着偶像的签名。激烈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的表演,富丽堂皇的舞台布景,在我们心中掀起不小的波澜,甚至激发起我们演绎“外校版”《雷雨》的热情, 所以,当我翻开课文,美好回忆涌上心头,怎能让我不爱她呢?但是,作为一篇高中课文,怎样处理教材才能让学生了解戏剧并能体味戏剧艺术独特魅力呢?怎样将老师的审美愉悦传达并感染学生呢?那就要从教材说起了,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从而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雷雨》一经问世,就以其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精彩纷呈的戏剧语言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饮誉文坛。话剧《雷雨》上演数十年,经久不衰,成为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乃至文坛的经典之作。《雷雨》写了周、鲁两家之间的恩怨情仇和阶级对立,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矛盾冲突中逐渐被推至读者面前的。 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雷雨》中每个人物的语言各有特色,周朴园的盛气凌人、鲁侍萍的抑郁平缓,鲁大海的直截了当都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人物的出身、地位、经历和个性。《雷雨》中看起来直白明了的人物对话,其实隐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有许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它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鉴于此,我把教学设计定位为“五个入手”。第一 从内容入手,把握戏剧艺术的体裁特色。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诗经》中的《关雎》《氓》《静女》到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从宋元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到文学高峰《红楼梦》,以“爱情”为内容主线,指导学生对同一题材内容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进行分析鉴赏,引发学生对戏剧文本的兴趣,认识理解不同文学样式的特点。这种鉴赏比较,也更能强化学生对戏剧艺术体裁特色的认识。第二 从语言入手,理解人物鲜明的性格特色老舍说::“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对于《雷雨》这篇课文,我重点想评析人物语言中蕴含的潜台词。比如,周朴园听出侍萍的无锡口音后,便想起往事,称当时的侍萍为“梅小姐”,说她“很贤惠,也很规矩”。已知实情的侍萍听到他的谎言,想起自己的遭遇,满怀悲愤,于是语带嘲讽而又意味深长地反复说:“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表现了她痛苦的内心和对周朴园的不满。文中,这些例子举不胜举。那么,如何体味呢?什么样的方式效果最佳呢?我想,结合所带班级活跃热情的特点,我们组织学生分组表演,这种表演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也可以“戏剧节”的形式呈现;可以表演课文“节选”部分,也可以表演“节选”以外的部分,或者对“节选”部分进行再“节选”表演。 我相信,这种活动将大大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给他们的高中生活留下更多美丽的记忆。第三 从冲突入手,认识戏剧揭示的社会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就是矛盾冲突,没有了“冲突”就没有戏剧,而戏剧的主题思想正潜藏在矛盾冲突的背后。引导学生认识“冲突”,分析“冲突”,从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中理请思路,找到主要矛盾,才能帮助学生认识戏剧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进而把握戏剧的主题。例如,在《雷雨》中,周、鲁两家由于情感矛盾、血缘纠葛和命运变故造成了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什么才是主要矛盾呢?什么才是促使人物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呢?我想,如果善于找课文中的切入点,引导学生展开讨论,那么对主题的认识就很清楚了。第四 从“经典”入手 ,回视“经典”的“省世”价值。我们知道,真正的“经典”的价值,在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于它给世世代代的读者以常读常新的启迪和教益。所谓“回视”,即站在“当代”的“视点”,用今天的眼光,历史地发掘经典作品所蕴涵的“省世”价值,引导学生认识作品对我们今天的人生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比如,我可以设计这些问题:当年的周朴园对侍萍的行为是“玩弄”还是“爱情”?当年的侍萍是否可以避免后来的悲剧呢?我们的时代是否还有“侍萍式”的悲剧呢?我想,可以采用分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自由发言漫谈式交流等方法,如有时间,甚至还可以联系当今时代女性人格与事业的独立对于爱情自由和掌握爱情命运意义等社会实际组织一次辩论赛,加深学生对课文“经典”的认识。第五 从节选入手,增强学生阅读理解的主动性。课文所选仅是全剧的第二幕,这种“拦腰截断”式的选编给学生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为了扫除这种障碍,我想让学生提前阅读全剧,甚至观看话剧,让学生完整地把握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通过我的引导和帮助,如果学生能体会到戏剧语言的艺术美感,开始领悟到戏剧作品的文化品位,那我们就足以为我们的努力而感到骄傲和幸福了。3月21日俗话说“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想法虽多,但是,能否落实,能否取得效果,着实让人担忧。3月23日今天,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整理思路,记录我的这一课。平淡的略去吧,让我记住短短的课堂时间却不断涌现出来的精彩的瞬间,让我再一次惊叹于我的学生。我要求学生阅读原著后,找出自己有兴趣深入、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明确地把问题描述出来,以便研读资料时有的放矢,有所侧重。我开始以为“学生云者”,他们能提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呢,没想到他们却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吧。1 曹禺是如何创作《雷雨》的?他自己对《雷雨》有怎样的评价?2 周朴园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与鲁侍萍、繁漪、与三个儿子之间的难于调和的矛盾在哪里?作品在各种矛盾纠葛中揭示了他怎样的形象特征?3 繁漪“古怪”在哪里?“雷雨”在哪里?她与周朴园有怎样的矛盾?我们怎样看待她与周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又怎样看待她的乖戾与叛逆?4 你对周萍这个角色怎么评价?你怎么看待他与繁漪、与四风的感情纠葛?5 鲁大海、鲁贵、四凤、鲁侍萍属于一个阶层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有什么不同?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说说剧本中鲁大海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6 为什么周冲最后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促成他毁灭的因素有哪些?你怎么评价他?7 在你看来,《雷雨》究竟是爱情悲剧、命运悲剧还是时代悲剧?…………… (其他问题略去)这些问题无论从角度,还是深度都已超过我的想象,也都已超过高二年级学生的思维水平,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其中肯定有抄袭的现象,但是,学生他愿意去追寻、去思考,最少说明他们也开始关注这些内容,难道不可喜么?所以,这节课我始终采用以“问题教学”为主线的教学形式,通过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课堂效率。很可惜,时间有限,第二节课我只能分析节选部分中周朴园和鲁侍萍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于是我把学生预习提出的问题进行筛选归类,筛选出对理解文本最有价值的主要问题,再让这些问题回到学生当中,引导学生去探讨,这些问题解决了,其它枝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讨论周朴园性格的特点时,我把问题只归纳为1 周朴园是否真的怀念鲁侍萍?2 如果说周朴园真的爱侍萍的话,为什么当鲁侍萍站在周朴园的面前时,周又为什么会厉声指责,接着又用金钱兑现来打发鲁侍萍?前后是不是有些矛盾?问题一抛出,立刻激起千层浪,有学生认为,他是资产阶级一分子,在他的人生观里,矿业、家庭、女人都是他的资产,他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他是剧中的中心人物,虽然耀眼但却令人讨厌。他自私冷酷,是个十足的流氓。也有学生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这样做,是值得同情的,不能为了强调阶级性,而忽略他的人性。双方各执一词,忽然间,我觉得周朴园是怎样的一个人不再重要,学生学会分析问题并且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是最可贵的。曹禺老先生说过 “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能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所以,在解读人物的时候,我鼓励和要求学生尽量多角度、多方位,以自己的观点解读人物、读出自己。可惜,由于懒惰未能及时将学生精彩观点记下,成为永久的遗憾,至今未能释怀。3月24日谈到我们班举行的戏剧表演活动。我不得不表表我们班的***同学,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一个颇富表演天才的学生。班内戏剧表演时,她演的是四凤,我对她的表演评价是大胆投入、感情充沛,当她大声哭着(我观察她是真的哭了) 喊出“妈”时,全班顿时一片寂静,连刚才还在取笑她的男同学也静默无声,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我的学生,她能够根据角色,尽情宣泄自己的感情,我反省,如果让我来给学生做示范,我会这样么?不会,如今的我也许会有很多顾虑,不能象她那样洒脱,尽管她的表演有些过火。事后,当着我的学生我说出了自己的的感受,我鼓励周卓平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当时,我看到她眼中的光芒!恰逢高二年级参加“戏剧节”表演的节目是《雷雨》,我们在全年级挑选演员,我推荐了她,但是,她参加“四凤”竞选没有成功,我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热爱表演的学生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根据她的表演特点,我为她选择了《阮玲玉》剧本,她在其中扮演一个“疯女人” 。结果,她成功了!那天晚上,她光彩照人,表演到位,她成了焦点,被评为“最佳女配角”,下面是她的一篇“演后感”——《比烟花寂寞》演完“阮玲玉之死”,才深深怀念戏里戏外的一点一滴,我把它们写在花瓣般的年月上,让它们飘散于诗般的风中,以纪念这段如歌的日子。就我个人来说,心里面很吝啬表情,哪怕只是眉目一动,嘴角一触。当独自一个人时,我面无丝毫的样子是冷酷到极端,所以父母一直不信我会演戏。周围的同学习惯于我一天也不说一句话的沉静,所以对我演出时的风格会很吃惊。与我一起演戏的人会知道我演戏很速战速决,若要把整晚时间消耗掉,我便会发呆、忘词、走错步等诸多不妥。所以排练的时候我会常迟到、逃练等,心中觉得排戏只需三次,第一次理论去分析人物所处的背景、身份,曾有过的经历,从而推断出她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什么,做些什么。第二次实践地想所扮演的人所想,从眼、眉、笑到举手投足的动作,下场的姿势,哪怕只是微煞眉头,双眼呈混沌状,这些特细腻的表情一定做到位。第三次从舞台效果去分析所站位置,人物行动,及从内心分析如何代入自己,而我唯一独特的地方只是任何人都永不知道我在最终演出时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阮》剧中,我被安排从头到尾拿着个玻璃酒杯,然而当晚表演时,我拿的酒杯突然变成了扇子,然后加进了许多动作,这都是排练时一直没有的。若只局限于我规范地去演,我便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别人说我在场上的心情会很兴奋,我承认,因为我会在场上即兴想到许多点子,会带给人很难预料的结果。我亦会看与我做对手戏的人会否很急中生智,若是的,我会很肆无忌惮地加一些问句,然后她又好巧妙地回答,弄得指导老师很迷惑,我们在台上背着观众偷笑。但对于这出戏的成功,我自认为是没有一点儿功劳。我,只是没有犯一些低级错误。我心中充满感激,感激小瑶老师的指导,她绝对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演完之后,我拉着庞大的裙罩,独自走回宿舍。一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再想着刚才灯光闪烁,人头拥挤,便觉得很空虚,然后身心疲倦地睡下。盼望着明天醒来时,别人像以往一样不知道我,我如平时一般沉默,很安静地做事。想学演戏的人常对着墙动情地说上些话,而我只需要一份更真实的自我,更真挚的感觉。读了她的文章,我感触颇深,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学生就好比一块璞玉,多么需要我们打琢啊!的确,通过这次活动,周卓平的艺术感悟提高了,文学修养增强了,更关键是在排练中她懂得了合作、学会了感激,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呢?3月25日 …《雷雨》这一课终于上完了,可是,在我的心中却遭受了一场大的“雷雨”袭击,自从教学以来,我一直喜欢思考,什么才是一节好课,在这节课中,我的设想都实现了么?想象中的教学效果都达到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节课下来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情绪或高昂,为学生新发现、新见解高兴,有时又因学生启而不发或气氛沉闷而无奈,这其中有学生的因素,更有我的因素。经典文章如果被我们老师讲的不经典,多么滑稽啊!《雷雨》一课的学习,虽然自我构想不错,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能够体现出体会戏剧语言潜台词的对话,文中俯拾皆是,我按课文顺序逐一点评,生怕漏一个知识点,但是,这些精彩片段在文中相隔较远,所以,造成了上课如叙流水帐,脉络不明,课上得凌乱。但如果精选片段来讲,那又有很多知识点遗漏,似乎也不解气,所以,我常想,戏剧单元该如何上呢?是否每一篇都如此精挑细讲呢?学生对戏剧体裁有没有一个整体认识呢?再加上我们的课时实在有限,该如何来进行戏剧单元的教学呢?鉴于此,我想是否能来一个“戏剧单元综合性活动教学法”呢?整体思路是采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以小组为单位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进行表演,学以致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通过“我编、我演、我评、我感“活动,发挥学生的形象里力和创造力,使学生的才华得以展示,能力得以提升。具体操作程序如下:(一) 学生自主阅读1 学生阅读课文老师设计自主阅读提纲,学生阅读整个单元的文章,并用书面形式回答提纲中的问题。2 学生查阅资料老师提供网址、资料,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戏剧有关的基本常识,了解本单元剧本的作者及创作背景、相关剧情,学习编写剧本和表演、鉴赏戏剧的知识。(二) 教师专题指导(以大课形式进行)通过老师的专题讲座,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戏剧的有关常识,另观看话剧《雷雨》,培养学生对戏剧的鉴赏、表演和评价能力。(三) 小组合作探究,编写或创作剧本可供选篇目《药》《守财奴》《套中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四) 成果展示及评价每班各选出一个优秀的成果进行全年级展示。评审团进行评价,颁发奖品。这个设想耗时长,费精力,老师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但我想这也许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毕竟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真正意义上贯彻了新课标的精神。后记: 人们常常用“教书匠”来形容老师,一个“匠”字是多么可怕!的确,时间长了,我们的教学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或许还取得一点点成绩,但是,我们忽视了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常教常新,今天,当我进行叙事研究时,才发现老师每天的生活都跟一个个精彩的、具有鲜活的生命色彩教育教学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些故事既是教育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叙事很好的素材。我试图通过这次回顾反思,使自己多一点教学经验的积淀,多一些对教育的理解,使我的教学多点艺术,多点实力。如果我的这点不成文的东西能给大家带来点感悟,我就很知足了。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四世同堂》读后感范文(通用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阅读一本书籍,就像是品一杯茶,沁人心脾,口中留存着淡淡的幽香;阅读一本书籍,就像是听一首音乐,曲调歌词,依旧在耳边萦绕;阅读一本书籍,就像是看一副美画,虽然只是短暂的瞬间,却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永恒的美丽。一本好的书籍,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思想、滋润我们的心灵。

前段时间我在空闲的时间阅读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这本书籍,这本书籍很长,从最初看时到最后看完将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一直沉浸在老舍为我塑造的那个世界,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旁观了世界的沧海桑田、变化多端,与书中的人物共同历经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阅读完书籍中的最后一句话,故事戛然而止,心中却依旧萦绕着众多的感叹。

《四世同堂》这本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惶惑》、《偷生》和《饥荒》,主要讲述了在北平沦陷的八年中,在日本的侵略下,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和小羊圈胡同中各色人物的遭遇。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故事,作者真实的为我们表露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社会现状,再现了那段满目疮痍的历史。

阅读这本书籍时其中的汉奸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前途一片黑暗、黑白颠倒的世界,很多人物在权势的诱惑下选择了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日本人做事,例如曾经拳打汉奸的金三爷,最后却因为日本人带来的生意好转而对他们心生感激,甚至还出卖了钱默吟先生,这前后之间的转变,令人唏嘘感慨,在利益面前,似乎一切都是脆弱的。然而我认为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还重要,那就是祖国,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丧失自己的气节、不能背弃自己的祖国,因为国家就是我们的避风港,有国才有家,国家强大,我们才能和平幸福。

结局的一句“起风了”,虽然故事戛然而止,然而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时间永远不会停止,我们的国家也终于一步步历经了那些坎坷挫折,从沉睡中苏醒,变得繁荣富强。历经风雨才能见彩虹,风雨之后便是晴天,黑暗之后将是黎明,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满怀希望,相信正义和光明总会到来。

《四世同堂》这本书是老舍写的。其中重点人物有祁家的三个少爷、钱老先生、长顺儿、老英国府、约翰先生,还有一些反面人物冠先生、大赤包和他们的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女儿:高第、招弟等。

书的大概内容是:日本人打进了北平城,在那滥杀无辜。冠先生和大赤包因为怕死,所以便昧着良心给日本人做事,坑害了不少中国人。祁家二少爷起初也这样,但后来经过磨练也重新做人了,虽然平时还有点吊儿郎当,但心还是向着中国的。祁家大少爷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从不肯让自己为日本人做事,因此得罪了日本人,遭受了牢狱之灾,受了不少苦。他还为共产党做事,那可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啊。在他的帮助与鼓舞下祁家三少爷加入了共产党。

我读了之后觉得祁家大少爷是一位为了祖国能够献出生命的人。从他身上我看见了一些东西:舍小家,为大家,舍己为国。的确,大家都应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可见,祖国在祁家大少爷的心目中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被祁家大少爷对祖国深深的爱所打动了,为他至高无上的爱的境界所折服了!这种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人发自肺腑的感情,更是一种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感。

随着科技的改进,人类前行的步伐也未曾停过,人们都不以小爱为爱祖国。其实,爱祖国有很多种方法,哪怕只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行,现在就让我们爱祖国吧!

还记得第一看《四世同堂》这本书,是在我的小学时代。当时的体会并不是很深,而且许多的情节已经渐渐的模糊起来。

前不久,中央电视一台正在热播《四世同堂》,不禁勾起我许多的感想,于是我带着股激情,在此把原著读了一遍。我总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把这本书,读完了。当时,真的感触颇深。

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那么固执,每次和朋友争论对日本人或美国人的看法的时候,我的说辞会那么偏激。尽管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使用他们的产品,但是想要从我嘴里吐出一句赞美他们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说过他们一句好话,因为我不是政客,更不是外交官,我只是一名热血的纯粹的中国青年。我所受的教育根深蒂固,让我明白了我们自己民族所受耻辱的历史,记住了自己的先祖心中所藏的仇恨,我想我也会让自己的下一代明白这段历史,记住这种仇恨。

我想,无论世界在如何的变化,我想我们的国家都不要大意,永远不要相信敌人的眼泪和巴结的笑脸。我们要利用和平时代,把自己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打造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就算我们没有侵略别人之心,也要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防止别人侵略,防止悲剧重演。

这就是我读《四世同堂》的读后感,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一看的书。

一口气看完了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仿佛置身于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古老的北平城中那处小小的小羊圈,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小文夫妇、丁约翰……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北平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那段历史,那些从历史教科书上获取的比较抽象空泛的认识,仿佛有了血肉,而激发出无比的责任感、爱国心。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美好的节日,我都会想到哪年热闹,温馨的场面。那年中秋节的晚上我坐在自己家的窗口边,无忧无虑的看着这一如既往的景色。手不自觉的拿出来了一本书。堵上了几页书。恰巧,是中秋的片段。老舍先生这本厚厚的《四世同堂》,可让我的中秋时光富有了新的色彩,读着老舍的中秋,又过着我的中秋。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老舍的文笔可谓是把中秋写得淋漓尽致啊!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描写得让人读着就已经觉得嘴中有余香了。他把小白梨,说是清香甜脆的,把白海棠,说像红花那样的大。把大枣,说是葫芦形的。把各种各样北平的美食,说得淋漓尽致,使人顾不得只去想口福而是已经变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

这是他们买水果的口号。老舍先生写活了抗争时期北平市小市民的生活。即使是在抗争时期,照样过着自己幸福的小康生活。他们有着自己和谐温馨的小环境,互相帮助,即便有些小矛盾,也落不下深仇大恨这就是老舍写的,北平市小市民。每一家的中秋都有不同的色彩。”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甸,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那些青年学生们,在抗战时期,能有他们丰富的心情,也是少有的。把荷叶,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让清香,留在了那些青年学生的身上。在那时他们也是一股清流。

这样的中秋可谓是梦寐以求的。这样的文章让人赏心悦目。这样的文采让人感叹不已。我吃着圆圆的月饼,望着圆圆的月亮,还在回味着那篇文章······

《四世同堂》——家与国的记忆 摘要:许多人对老舍小说的印象就是京味十足,而《四世同堂》则是老舍最长的一本书。它被誉为“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四世同堂》以祁老太爷四世同堂的一家为代表,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各阶层人的生活。其中刻画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更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平后的一系列罄竹难书的罪行,同时也赞扬了在民族存亡之际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英雄。 关键词:“抗日战争”;“北平沦陷”;北平各层人民的生活 一 民族的记忆  《四世同堂》的创作开始于1941年,这一年是北平沦陷的第五个年头,此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文学在全民抗敌、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情绪,老舍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出了这本被称为民族记忆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引子展开故事,以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代表,体现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在面对日军的铁蹄时不屈的态度以及坚持不懈的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老舍先生并没有写解放区,也没有写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场和功勋,而是解刨了一个小细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沦陷了的小胡同,透过这个小胡同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抗日战争的这十四年,不仅是国家悲痛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悲痛的记忆。尽管在小说的最后,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是悲壮的。那些表面上毫无英雄气概的人们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他们在最冷酷,最无情的摧残和折磨下,没有下跪,没有死绝,而是高傲的站立着,反抗着,最终迎来了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那些“抗日神剧”所演出来的那般容易,而是沉重的,悲壮的,来之不易的。老舍先生把这一段历史如实的写下来,丝毫没有影响这些平凡的,不屈的英雄们高大的形象,而是让人们觉得深刻,真实。在“小羊圈”胡同里,凝结了一代人的记忆,也是每一代中国人应该铭刻于心的民族记忆。 二 国家的记忆 老舍在这篇小说中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在北平沦陷之前,大量的描写了北平的风土人情和环境风貌,与战争过后的北平形成强烈对比,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战争后的中国,如同书中写的一样,人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小羊圈里的家家户户,大门上的油漆已经看不出来了,墙皮也剥落了,千疮百孔。做为老一辈代表的李四爷,面对日本人的暴行,忍无可忍,以死相拼,死在日本人拳头之下,尽管如此,李四爷仍像一个可敬的斗士。而少一辈代表的妞子,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吃一口日本人发的共和面。他们死的光荣、死的悲壮、死的高大!在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的八年时间里,瑞宣为守家业自缚双手,但支持弟弟出城抗战,瑞全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成为了地下工作者,瑞丰投靠日本人却落得个身死街头的下场,四世同堂的第三代人,在国家存亡之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在他们的背后,是中国的青年人的选择,显然,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后觉醒,中国在这之后,大有希望。这场灾难摧残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民族,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国家,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人民,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正义,带着它的庄严、神圣和人道,光荣地战胜了邪恶、侵略和野蛮。 三 家庭的记忆 《四世同堂》是以一户四世同堂的人家——祁家为主线展开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家庭的记忆,在小说中,老舍先生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在民族存亡之际为了权势投靠了日本人的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日本人的走狗,有为了反抗日本军阀的统治不惜牺牲生命的钱吟默老人,尤桐芳,小文夫妇,祁瑞全等反抗者,也有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死去的李死爷,小妞子和不计其数的普通民众,这些形象是那一代中国人的缩影.祁家,也是中国千千万万户家庭的代表,有人像瑞宣一样为了家人放弃了去一线抗战,也有人像瑞全一样,投身于地下工作者组织,为抗战出一份力。在国家大义面前,有热血,有气节的中国青年,舍小家,为大家。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家家户户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为拯救国家,为人父母者,献出了自己的孩子;为人子民者,有粮献粮,有钱献钱,这就是中国家庭。老舍先生将这一段历史如实的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它折射了当时多少的中国人民啊!这是国于家的共同记忆,是每一个中国人深入灵魂的记忆,我们要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历史的作用是让我们吸取教训,记住国富民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今天的安定来之不易,我们更加要坚定步伐,不再让历史重蹈覆辙。《四世同堂》中,北平的兴衰就是国家的兴衰,小羊圈里祁家的兴衰就是中国家庭的兴衰。在战争的洗礼下,国家千疮百孔,家庭摇摇欲坠,但是中国依旧生存着,并且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着,成为了今天一举一动都能让世界为之侧目的中国,东方的雄师,从沉睡中醒来,中国人民也带着伤痕,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了现在让世人羡慕的民族。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在读完《四世同堂》后,都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是国与家的记忆,这是深入灵魂的感动。我们为我们的英雄而歌颂,为我们全新的中国而歌颂! 参考文献:【1】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胡絜青 舒乙.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微览百事.《四世同堂》赏析:内心深处 文化角度【EB/OL】.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