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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历史观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5:50:36

线性历史观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o⊙)…你不会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吧?

首先明确,论文必须写你的唯物史观。思路:1,阐述什么是唯物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有什么特点和发展过程,可以扩展一下阐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唯物史观与形而上学的区别。2,说明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历史观的变化。比如小时候不懂事是唯心史观,分析一下为什么那时候是唯心史观,然后接受了一些思想教育以后开始转变为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一直到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坚定信仰,建立了唯物历史观。各个阶段的历史观都可以借用第一部分阐述的各种历史观的特点进行分析。3,老套的感谢一下国家给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感谢老师的悉心教导。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历史研究性论文800

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历史中的女人与男人 小时候,我是个疯狂的女权主义者(比现在疯狂一点点),就连“男女平等”也要说成女男平等。在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武则天,只因她是女儿身。后来,逐渐长大。虽然,她的“狠”令我怕,但我仍敬她的勇。。。也许,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儿,欲登九五,这个男性专利的位置,也唯有如此?不论如何,“治宏贞观,政启开元”,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他的统治,历来为不少自居正人君子之人不容。语文课上,老师说道骆宾王“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有人(男)问,“那怎么没把他杀了?”骆宾王的结局,又很多种说法。的确有与徐敬业一同被杀的说法,但杀一个造反者,对封建统治者而言,也无可厚非。况且,更多的说法,并不是被杀。而“维民所止”在雍正朝的遭遇,貌似不影响雍正占据明君之位。当武姐姐见到那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时,她竟能“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而如果写一篇文章,“讨伐”一下某个男子,比如骆宾王,不知是什么反应?在男权社会,她是昏主,逆后。《隋唐演义》里,她是李密转世,乱李唐天下之人。她任用酷吏,百官上朝,担心能否回家。但我不认为,一个诸如“木匠皇帝”的于国于民都毫无贡献的男皇帝,强过她。甚至,她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亦不过是伯仲之间。可。。。只因为她是女儿身?女儿们,在历史上承担了更多她们之外的罪过。西施是夫差亡吴之因?玉环当承玄宗亡国之责?一国之君,如果能为美色所控,亡国,是偶然事件吗?乾,天,男;坤,地,女。女儿似乎真如土。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默默撑起了天,同时,也被踩在了脚下。一粒砂土飞上了天,人们疾呼:“压下去,沙尘暴。“女权,似乎总在男性之下。1908年,内忧外患。一篇《闺训千字文》依然讲“牝鸡司晨”,那个时候,有司晨的就是好事,管它公鸡母鸡还是手机呢。但女儿的能力智慧有岂在男儿之下?女儿当如水。水,有涓涓细流,默默滋养大地。有一泻千里,豪情万丈。英雄情一国之君,一般貌似冷血无情,包括他。玄武门弑兄杀弟,纵使贞观一曲,千载无双,后人也总以为他貌善心狠,认为他不堪入目。甚至怀疑他,说他篡改史书。但,每一个看过《隋唐英雄传》的人,都不会忘记,大运河边,他对幼弟说的:“引其孤魂回,复其白骨归。 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还有那一串泪,那一串英雄泪。。。这样一个心怀苍生之人,有谁信他心狠手辣?他,是大唐开国元勋,堂堂天策上将,沙场上风里来雨里去的人物,有什么能让他落泪的?可是,他的泪,仿佛很多很多。。。那次家宴,父皇怀抱佳人。而他,看到这些佳人,却想起的亡故的母后。西府秦王,政场上的风雨人物,岂会不知,日夜在父王身边的佳人,是最适合打小报告的,也是兄弟对他最有力的武器,有岂会不明,此时怀念母亲的泪,会让她们加大火力?可是,他的泪,依然落下,滑过了千载。。。是的,无论是西府秦王,天策上将,京兆尹,此刻,也只是个丧母的孩子。未完成的《女则》在手,想起亡妻,他不禁潸然泪下。这之后,虽有徐惠,虽有武媚,但有谁能登上后位?他的心里,除了苍生,也许,只有她。。。 泪,是情的标志,泪多的人。情,怎会少? 史书对玄武门的记载,很不详细。史学家们高谈阔论,认定他在掩饰,又费劲心机,猜测什么被掩饰了。 我只知道,武德七年,那匹烈马,本可质人于死地,但他,却降服了它。他的骑术是精湛的,然而,那天,在马上的他,竟会被树杈困住,险些丧命。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分神了。箭,带着风声,冲向他的大哥,那时,感情如此丰富的他,心一定在痛,泪,大概也溢出了眼眶;除非,在兄弟给他毒酒的那一瞬,他的心,已经碎了。。。 也许,他所掩饰的,只是内心的伤痛。。。 我不知到,是什么。使人们认为,他篡改史书?难道有人在古迹中发现了斑驳的泪痕和洇开的墨迹吗?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逐渐强大,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新兴封建制旺盛的生命力。昭王统治后期,秦国并吞六国的条件已逐步形成。秦始皇执政以后,尽管在如何统治中国的方法上与吕不韦有分歧,并从而引起一场屠杀,但在向东发展消灭各割据的诸侯国的基本方针上,他始终坚持秦的既定国策,没有丝毫动摇、犹豫,他认清了有利形势,当机立断,一鼓作气的完成了统一事业。只要看看秦始皇执政以后的日程表,就可看出秦国进军的步伐几乎是马不停蹄: 公元前二三八年至前二三○年,秦军不断向韩、赵、魏进攻,为大举消灭各诸侯国做准备。 从公元前二三○年开始,几乎是一年一国地消火它们: 前二三○年灭韩 前二二九年攻赵 前二二八年灭赵 前二二七年攻燕 前二二六年灭燕 前二二五年灭魏 前二二四年攻楚 前二二三年灭楚 前二二二年灭代 前二二一年灭齐 从这样进军步伐的速度,可以看出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所以贾谊说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中的作用。如果秦始皇不能这样坚决果断地推进统一战争,战国的局面是否能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结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历史性研究论文开头

中学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始终处于开放的情境之中,用类似于史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探索,以培养能力和态度的学习活动。传统的接受性学习,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本位,以传授为方式。这种学习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对人才的需要。信息时代要求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位。采用以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性学习方式。我们认为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最终目标,就是形成自觉的、习惯性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学习过程具有历史研究所要求的立场观点、方式方法的属性。因此,我们围绕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和能力,制定了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即围绕获取史料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和能力,研究史料的立场、观点及其方法和能力,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和能力等制定了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目标。一、获取史料和整理史料的目标1.能够获取不同形式的史料文字、文物、图片、音像、民俗、口传等2.能从多渠道获得史料图书馆、博物馆、历史遗址、当事人、互联网等3.能按时空坐标整理史料4.能按史料特性整理史料数据表格、图像归类、文义逻辑等二、研究史料目标1.识记史料、鉴别史料的能力2.诠释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3.获取史料信息、评价史料的能力4.应用史料、得出结论的能力三、掌握史学理论目标(最主要者)1.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能力2.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能力3.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能力4.运用个别与一般关系的能力四、表述研究成果目标1.口语表达能力2.文字表达能力3.模拟表达能力4.电子动画表达能力在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其过程和情感方面还有目标要求。因为这些目标要求是各科研究性学习所共有的,所以,在此没有列出。为实现研究性学习的目标,我们采用了“三课”结合搞“研究”的方略。“三课”是指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三种类型;课程类、课题类和课堂类。课程类,是指将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作为一门课程。采用集会讲座的形式,介绍史学研究的一般方式方法,介绍某些著名史学家研究问题的具体过程、成果及对时代发展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让学生自找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的传记性的书籍和文章进行阅读,从中编辑出他们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小故事,并对此进行交流和评点。开设这一课程,让学生对研究性学习形成初步的感性认识,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导引学生进入研究性学习之门。这个课程,每学期安排l~2次讲座,每次讲座1~2个课时。让学生编辑小故事的时间,与其他学科研究性学习课程对学生的实践性要求一样,都放在每周一节的研究性学习课中,具体科目由学生自己决定。课题类,是指以历史学科领域内的某些特定问题作为专题,在开放的现实情境中,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类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内容,可以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来源于教材内部;二是既来源于教材内部,又来源于相应的教材外部;三是除了来源于历史学科领域,还来源于非历史学科领域。因为历史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强,在研究某些历史课题时,往往要涉及其他学科,如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课题研究,就必然要涉及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等问题。所以在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类的学习方式中,必然要遇到第三种跨学科类型的课题。课题,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根据学生的情况,结合地方资源拟定;学生也可以自己拟定课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愿组成若干个课题小组,利用每周一节研究性学习的时间和节假日时间,不受课堂空间限制,搜集、整理、研究史料,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一定的方式交流成果。课题类研究性学习,每学期每小组至少做一个课题,交流一次成果。通过课题类的研究性学习,使学生自主地开辟了获取知识的多种渠道,通过知识的综合性应用,深化了学科知识,也学习了他科知识,强化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有利于达到前文所述的研究性学习目标。

(一)中西文化思想是人类文化思想的两大丰碑、两大奇观。它们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沿着各自生存空间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心灵写照,它们是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中国是一个东西南北跨度很大的国家,主要是属于内陆性质的国家。生存在中国大地的民众主要是靠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养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生活,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由于这种小农生活是在一种封闭状态的土地上生活,这给中国民众造就出一种易于自满自足的心理状态,缺乏开拓意识。(2)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在一种大一统的状态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的思想缺乏变革意识,往往是按照既有的思想和方法去思考去办事就行了。西方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大多数是靠海国家(如英国就是个岛国),因而西方民众其生存土壤极其有限,也就是其可耕地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生产结构不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的商业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这就造成了他们不易满足、勇于开拓的心理状态。(2)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西方各国的历史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它们发展了各自的历史,又相互吸收,这样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而具有变革意识,就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思考去办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道、释三家文化所构成,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北方文化,它诞生在中原地带,它的特点就是入世思想,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超越社会而生存、而生活,认为人只能按照社会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才能生活、生存得好,否则就难以活得好;道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南方文化,它诞生在汉楚地带,这一地带保留着许多未开化的习俗、民情、观念、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出世思想,认为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人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才能得到真我,人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一种外来文化,但佛家文化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它的特点就是就是人必须依附佛祖,人应断绝自我的七情六欲,人的幸福不在于现世而在于来世,不在于此岸而在于彼岸。西方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前者是一种不断积极进取的文化,它认为人的一切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人的生命价值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后者则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文化,认为人应该爱一切东西,包括爱自己的仇敌,以无限的博爱和宽恕精神去引导人们生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与感受,西方传统文化则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体验与感受。(二)中西文化思想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处于一种互补的状态,它们各自有如下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主要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而西方文化则主要关注人的外在世界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空间里,不论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还是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相对稳定时代,中华民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都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进行的,都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大空间里进行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这导致中国民众缺乏浓烈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安居乐业、安分守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生活准则;中华民族的生活范围往往是一种封闭式的,注重家庭、家族,注重本乡本土,常常是父母在不远游,与外界做很少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内在世界,这表现在:(一)内心世界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二)注重自我道德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有时以致达到自我个性的泯灭。西方民族虽然同属于欧洲大民族,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是由许多小空间整合而成大空间的,西方各民族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很少处于隔绝状态,西方民族的内在矛盾与发展都是西方各国之间相互进行的,西方民族的生存方式,他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断开拓事业是西方民众的一大生活准则,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注重社会交往,注重自我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倾向于与外界做更多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外在世界,这表现在:(一)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西方民众的性格是外向型的、激进型的、热情型的、开放型的,他们总是不满足所已有的生存空间,总是想方设法去开拓、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可以从西方民众的生活住所、工作地方的自由流动大见到,这也可以从当今西方跨国公司多得到印证;(二)注重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西方民众并不是在自我沉思的世界中求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是通过自我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是不断开拓进取来求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西方民众心目中,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发挥作用,才能获得认同。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而西方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感受中华民族是个好静的民族,追求田园般的诗意化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往往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那种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生存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相当静止平稳的状态中,中国人也就此喜欢在静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西方民族则是个好动的民族,他们追求一种不断创造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追求典型地体现在浮士德式的那种进取心,那种不断开拓、不断求新的生存方式,这使得西方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不断运动的状态中,西方人也就此乐于自己在动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力的体现和真的发现的生命境界。三、文化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总体性的把握,西方文化注重对事物的局部性和个体性的把握中华民族是不倾向于做抽象的思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如果对其进行肢解,也就破坏了这一事物的完整性,就很难认识、理解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因而中国人倾向于对事物做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常借助直觉思维去把握事物的实质和核心,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诗歌、哲学等上面,而这种直觉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向深度上发展。西方民族是倾向于抽象的思辩,而不象中华民族倾向于感性的直觉,他们注重对事物做个别、局部的细致剖析,喜欢刨根问底,以从中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功效,这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发展出西方思辨性哲学、与理论性、实用性较强的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中西方文化思想都为对方所认识,所借鉴、所吸收,特别是中国更是认识到西方文化思想可以是攻破中国文化思想不足之处的他山之石。

千古悠悠,长河汤汤,年华无法挽留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华夏大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的足迹,有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的盛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辉煌,有东临碣石、西进取经的遗迹.我们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华夏文明,历经时间的洗濯越发熠熠生辉.朝代更迭,却不能磨灭我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在博大文化的滋养下,我们中华儿女腹有诗书气自华,身怀傲骨应铮铮!历史有万邦来朝的繁华,亦有黑暗受辱的暗淡.我们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但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豪情,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儿女是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根本,在新时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扬我国威,振兴中华!

从科研论文的格式来说,第一部分应该是课题研究的总体构想,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前人研究的文献综述、课题研究的意义、课题研究的计划安排和应用的方法说明等等。

所谓流水账,实际上是老师叫你把研究过程构想说清楚。

第二部分及其后面,就进入实质研究,假如是历史名人研究,就可以分析该名人的贡献或成就,为什么作这样的判断,理由何在,推出结论等等。

你可先列好提纲,然后收集调阅文献,看多了,你就自己产生自己的判断了,把这些判断记录下来条理化,就是论文了。

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教学内容有着极大的多元性。

除了教材外,还有丰富的课外史料、观点。

这些史料、观点,既可以是教材史料、观点的补充、扩展,也可以是有别于教材角度的另外一种阐释,还可以是教材观点的修正甚至否定。

教师教授学生如何把书读懂、读透时,如何搜集、研究历史资料时,教师是教师;学生收集的资料教师未见过时,学生提出有别于教材、有别于教师的观点时,教师就变成了学生;学生独立自学、研究时,共同搜索、相互讨论时,学生就是自己的教师。

而随着社会和教育的重大改革,历史课题或专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能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研究历史课题也成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辅助课堂教学的一个关键。

教师设计创设或者引导学生进入到历史研究的情境之中,让学生自主地选择历史课题,亲身实践历史研究的过程,探索历史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内化历史知识的体系。

在开展有效的接受性学习同时,逐渐形成一种对历史能够主动地探求,并且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积极的学习方式。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利用所得的信息和已储存的知识为基础,综合地运用各种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进行课题研究,克服思维定式,经过对各种信息的、知识的匹配、组织或者从中选出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或者系统地加以综合,或者借以类比、直观、灵感等创造出新办法、新概念、新形象、新观点,从而使认识或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加强了对所学知识的创新和认识。

这时中学历史的课外史料则为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提供了广大空间。

一、通过运用课外史料,激发学生研究历史课题兴趣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兴趣和创造性呈正相关联系。

而要把内在的动机转变为思考的动力,就需要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

而历史教材外的不少史料不仅内容生动有趣,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现象。

正确的使用它可以成为激活学生思维的诱因。

比如,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英国则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

战争中虽然清 *** 腐败无能,但仍然有着许多的爱国将领和人民群众积极的抗击外来侵略;而发动战争的英国则在战争中处于一种相对的劣势,但战争的最终结局却是中国战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迪?面对着这种课题,许多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里教师便可指导去让学生通过上网查找,借阅图书搜集了大量的课外史料,,然后进行分析、综合,编写历史故事,编写历史小报,撰写一系列的历史小论文。

经过学生仔细分析查找重新组合历史史料,得到下列相关的认识:

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进而导致以后在战争之中两国的胜负之分。

鸦片战争前两国政治上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

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生产方式。

对外政策;中国,清 *** 坚持闭关锁国;英国,进一步对外殖民掠夺,蓄谋侵略中国。

上述差异,导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再如有位学生在阅读课外书籍时,看到一篇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的文章,结合自己所知道的明朝历史,产生一个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中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在教师的指导下,以他为主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明史研究组,到图书馆和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在《明史--太祖本纪》中找到了史料,证明明太祖之所以要废除宰相制度正是从当时的皇权高度集中的角度出发,废除宰相权分六部使得皇帝的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进而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明史研究组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相继写出了一系列的历史小论文,对其观点进行了精辟的论证。

二、让学生寻找课外史料,扩大学生研究课题的知识面。

在平时的课题研究中,教材中的史料作为学生对某一历史课题研究的资料,有时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人物、事件。

这就既需要教师补充恰当的史料,又可让学生在课后通过查找史料增加了解。

这样便使学生通过多则史料前后联系,相互考证,从而让学生从史料中来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真正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从而进一步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是学生在研究课题时知识面更加广阔。

例如,在教材《中国边疆新危机》中,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左宗棠的问题。

教材中提供了一则史料,即左宗棠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

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

"读过这则史料,不少学生认为在教材之中只能从抗俄这方面来了解左宗棠。

要全面了解他,则显得略有不足,这时教师则可以引导查询另两则能反映左宗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史料。

如:一则为,上喻:"左宗棠既须剿办瓶颈之贼,又须赴杭州城布置,兼须进剿湖郡,用兵出所甚多,且距浙省边界渐远。

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边防,着曾国藩、左宗棠会商兼顾,严断贼匪窜越之路,断不可为其所乘,致掣全局。

"另一则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德俄又各以船炮相互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踏瑕,无所不至,此时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不可。

"学生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分析,就很容易认识到: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之一;在洋务运动时期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反对俄国的侵略,坚决主张收复新疆。

在此基础之上就很容易形成对左宗棠的完整的评价。

再如哥伦布西航是高二教材第一章第二节"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活动"的内容。

那么在给学生第一次上历史课时,就将有关哥伦布的生平简介、第一次西航日记的部分内容、李隆庆所著《哥伦布全传》的部分章节,印发给了同学。

要求同学们用课余时间,在下一节课阅读、分析这些资料。

待正式上课后,首先,用"课件"将新航路开辟的基本过程及哥伦布等航海家们在开辟新航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进行了展示。

其后,让全班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新航路开辟的必然性及影响,特别是对哥伦布西航的评价,进行讨论。

最后,全班集中,让各组代表对讨论的结果进行说明,并板书于黑板之上。

由于学生有了比教材更多的资料,并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学生们的结论不仅涵盖了教材上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超越教材内容的认识。

比如有的学生说,哥伦布西航,开创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意义、价值不亚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而有的学生说,新航路的开辟,开始了"洲际大移民"及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后来"美国文化"这样的新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等。

三、 合理指导学生探究史料,发散思维,增加课题的深刻性。

课外史料特别是文献史料是过去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写史料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具有主观性。

学生学会如何应用这些史料进行课题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方法。

首先,教师应该让学生直接阅读各种史料,接触各种历史文献,介绍各种观点和解释;然后,引导学生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直接探究,思考分析:这些史料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为什么做出来的,可靠性如何?通过在课后思考探究,集体讨论,课后查阅资料等手段,使学生在自己的思考下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教师的点拨之下形成正确深刻的见解主张。

总之,现在历史教学之中比以往更重视课外史料的应用,而这些课外史料基本上都是要围绕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内容选取的,和正文内容相互补充,具有情景性、典型性、深刻性和启发性。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应重视运用课外史料,创设历史情景,激发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激励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精神,由此产生积极思维的气氛;通过指导学生参阅大量的课外史料,加强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能使学生全面的认识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而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培养起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广阔性;通过探究史料,对史料的质疑问难,思考分析,从而使学生初步学会自主研究历史的能力。

历史研究性论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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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历史学研究期刊,你可以看看学习下的,自己多看下文献自己总结下,自然就可以找到灵感,自然就会写了

1、口述史:可以采访家庭成员,根据口述材料编写家庭史。在写家庭史的过程中,除了口述材料之外,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材料,比如多年以前的照片,最好能反映家庭和时代的变迁。2、城市变迁史:通过广泛的采访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城市的某个地区或者公共场所的变迁。最好选定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对周围居民和有关部门进行采访,梳理地区的变迁史。3、人物回忆录:采访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领导干部、大学老师、80年代参加高考的毕业生、90年代下海经商的公务员,或者人生经历具有传奇性,能够反映时代变迁。可以结合最近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4、地方历史文化建设调查:可以调查研究本地的历史渊源,本地有关部门在宣传和保护历史文化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地方志办公室、博物馆、文化局和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在宣传建设地方历史文化做了哪些贡献,地方历史遗址出现在了哪些小说和影视剧当中。还可以调查本地人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历史认同,了解历史文化建设对他们的影响。

7 1942年9月18日,边区政府召集各专员及部分县、区长举行座谈会,研究专署以下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标志着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开始。③会议确定简政的总原则是:“精干、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制度,健全机构,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的关系。”[34]12月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④1943年2月24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公布了该《纲要》。指出:“简政是精兵简政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是为了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即政府方面要通过简政,减去一些不必要的政务,集中力量抓好“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纲要》规定,区以上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裁撤不急需的机构;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35]并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改善领导作风;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拥护军队;巩固“三三制”;厉行节约;从组织上、思想上贯彻精兵简政等具体要求。以及具体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和目的,划清了政务和事务,要求紧缩上级政权编制,加强乡一级政权等。总之,该《纲要》为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普遍彻底的贯彻,做了制度上的保障。     1943年3月23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各级政府新的整编方案。该《方案》包括两个部分,即边区一级和各专署、县政府的编整具体计划。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边区政府系统裁减部门百余处,区以上干部及事务人员由4453人,减为3221人。[36]随后,各级政府进行了裁撤与合并,也进一步缩编了人员。10月15日,依据《简政实施纲要》中关于精简与健全乡(市)政权的精神,边区政府公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     通过深入实际地调查,广泛讨论研究,制定详细科学的实施纲要和建立了一些制度,这次整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3年12月24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府委员外,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及政府各厅、处、院、行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至此,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时间达两年半之久的政权机构改革和节流措施,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胜利结束。 三、精兵简政的成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试验场,而精兵简政是中共对科学执政的实践和探索。在精兵简政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问题。而政府机构头重脚轻,政事不分,用人不当,“工作不统一”,“游击习气”存在,官僚主义滋生,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实现了政府机构的精简,工作的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人力物力和基本上解决了官僚主义的问题。而这五项目标的实现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既有军事系统的精兵,又有政权系统(包括党、政、民、学各种组织)的简政。”[37] (一)在精兵方面,精简了人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广泛的动员宣传,一部分人抛弃了“多兵论”,树立了“精兵论”。裁减了                                                 ③ 张扬认为是9月10日是第三次精兵简政开始,但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应该是9月18日。9月10日是动员总结第二次精兵简政,而9月18日的座谈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 ④《纲要》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史料摘编•总论【Z】,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都认为1943年3月,但是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是1942年12月3日召开的会议。   8 部队番号,充实了连队建设;淘汰了老弱,确定了枪兵比例,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独立作战能力。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政治教育,使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思想深入士兵的心,并且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指战员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同时又号召发展生产自给,在实践中教育了军队,提高了部队对节约的认识,对坚持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二) 政权系统的简政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核心,成效显著,堪称楷模     首先,精简人员和裁并机构。在精简人员上,第一次精简后缩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38]第二次精简,除地方武装及母婴孩外,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11500名,其中各级政府及附属机关8200名,各中等学校及保小3300名。第三次精简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吃公粮减至7500名,减少35%弱。[39]边区政府原有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的附属机关原有1140人,整编为911人。各分区专署公署原有101人,因增设延署、三边两个分区,总人数增加到148人,但原有专员公署的人数减少了。各县原有1186人,整编为791人。边区共213个区公署,原有1250人,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机关精简总人数为762人,占原有人数的.[40]在裁并机构上,第一次精简侧重于减少机构,共裁、减、并机构百余处。第二次精简主要是建立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裁、减、并了一些重叠或相同性质的机关。第三次精简边区各厅处的内部机构裁减1/4,边区政府的机关从35个减为22个。     第二,加强政府的统一性,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由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所有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的现象。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1943春,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专署县、市、区的政府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五一施政纲领》等。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统一管理,并强化民主集中制的纪律教育。     第三,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原来许多单位由几个人做的工作,整编后一个人就承担了。1942年9月1日边区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中规定,“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每个人员战斗力与工作力,不致有任何物质的浪费,才能充实力量准备反攻。”[41] 同时也精干了上层,充实了下层;紧缩了机构,精选了人员;确定了职责,建立了制度;实行合署办公。在干部配备上,用其所学,对口配备;调整了一些干部的职务,使他们能愉快的胜任工作。如边区第二次整编时对干部降级使用,将编余的200余名干部,派往县区工作(20%的到县上,80%的到区上),不仅精干了上层,而且充实了下层。针对乡级政权效能低下的状况,在第三次整编时,给边区1270个乡都增设了文书1人,调派了1000多名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而且,“精兵简政促进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与创造力。”[42]政府实现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陕甘宁边区文书科的缮写员,现在3个人就做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在1943年1月至4月每日平均投递16661件,5至11月激增到每日平均投递30078件,提高效率80%以上;难民工厂,过去每台铁机每月平均织布13匹,现每台织布21匹,提高63%。振华纸厂,8月份出纸令,每令需个工,10月份就增加到令,每令需工8个,提高42%。化学工厂,4月份出肥皂30726条,8月份就增加到58024条,提高92%,成本则由4月份每箱石小米,减至8月份每箱石。[43]     第四,节约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导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其他一切工作,“当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还指出:“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具体工作联系起来。”[44]因此,精兵简政中“尤须注意民力物力之发展与节省。” 9 [45] “陕甘宁边区1941年公粮征收量占收获量的”, 经过精简,“到1943年为,而1944年仅为。”[46]1942年征粮16万石,征草1600万斤,“若以现有人员(77000余)牲口(7300余)计算,则明年粮草供给收支相抵要不敷粮8200余石,草980余万斤。精简后,吃粮人数减到65000人,牲口数不动,亦只余粮11000。”[47]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各部队减去约五千余人,其中部分为空额,一部分编余转入生产,机关学校减去三千余人,合计1943年节省粮食一万三千余石。”[48]其中,民力的节约尤为显著。“延安县1942年动员民力60025个,去年只28493个。减少31532个,即减少(原文110%)强;绥德前年动员民力75196个,去年只900个,减少74296个,减少强。”[49]人员的减少,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民力的节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保证了不误农时,有利于解决了自给问题。     第五,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了进展,密切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的漂浮作风、空洞的形式主义、忙碌的事务主义及繁琐的文牍主义,这些都严重的腐蚀着政府的肌体,损害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50]经过精兵简政后,陕甘宁边区的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改善了领导作风,消除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通过对干部的提拔、同级调用、降级使用、选送学习等方式,不仅在于“紧缩了上级,加强了下级”,更重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精简了人员,裁并了机构,调整了干部队伍,加强了统一领导,建立了积极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改进了工作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并且,许多编余人员,回到了生产第一线,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生产力,为边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由于其成效的明显性、措施的模范性、地位的特殊性及意义的全局性,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精简的过程中,成功的完成了对政府系统的改革,探索和确立了党领导下的政府组织原则、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及工作制度,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灵活、统一、高效、纪律严明、有制度可依的革命政府,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护和外国友人的好评,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表明在革命的实践中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已经具有了建立和领导全国政权的能力和条件。[51]因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是科学执政成功实践的范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党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 “精兵简政”政策的采纳和有序实施,是中共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具体体现。亦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认识到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不正常现象,并根据经济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当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只有从“开源”和“节流”两手并进,才能达到生产自给。因此,在精简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开源”上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同时,还在“节流”上下大工夫。在简政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冗员充塞,以陕甘宁边区伙夫与总人数比例为例。当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伙夫自己),机关总平均中占(最多占,最少占),学校总平均约为4%(最多的,最少的)。”[52]这样,政府开支过大,不仅加剧了财政困难,也加重人民负担,致使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毛泽东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了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中共在充分考虑经济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果断的进行了精兵简政。     (二)实事求是,执政为民,是“精兵简政”政策的基本方略 在编余干部的处理上,尤其可以看出,党在紧要关头,临危不惧,从革命事业 10 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了人性化的安排。凡有文化、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充实基层;凡确须继续培养、深造的干部,送延安学习;凡身体强壮的干部,转入生产事业;凡老弱及思想落后的分子,帮助他们回家务农;对身体确有疾病,设法给以休养,使其恢复健康继续工作。对精简下来的干部,从其自身条件出发,能为革命工作和不能工作者进行了区别对待,而在能工作者中又进行了细化,做到人人各得其所。有些干部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革命功臣,要他们离开工作岗位未免有些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对一些被裁减的干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明“精兵简政”政策的重大意义,让他们明白“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是消极的裁减人员,而是积极的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发展边区的事业,以进一步提高边区、巩固边区。”[53]对于降级使用的干部,让他们认为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凡是转入生产部门的干部,也要让他们认识到“保障供给,发展生产”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业;对于学习的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党对他们的信任,是为将来对日反攻和革命事业做准备;对休养和回家务农的更是耐心处理,让“每个人心里感觉到很愉快,心安理得”。总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是中共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 (三)大力宣传,统一思想,是精兵简政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 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多次发出文件和发表社论,对精简工作进行宣传和指导,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1941年底到1943年,《解放日报》为促进精兵简政政策的正确执行,先后发表社论、专论二十余篇,经验介绍及情况报道一百余篇,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54]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精兵简政”的实施要进行“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55]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制定了科学周密的精简方案。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和《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为“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组织工作没有思想工作作保证,就失去了灵魂,不能持久。[56]因此,思想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毛泽东、胡乔木、陶铸等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实施的意义,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使政策的实施由被动强制变为自觉执行”。[57]通过广泛的宣传,统一了思想,减少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的阻力。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给我们今天的有益启示,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将整编与整风的相结合,为了保持精兵简政成效的长期性,进行的制度建设等,有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在此就不赘述。精兵简政作为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仅是为了减少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8]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中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阻碍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因此,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历史回顾,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5][29][42][49]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137,138,142,143. [2][54]熊宇良.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人文杂志,1981,(6);84-86,85. [3]叶健君.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20-28. [4]冯延巧.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陕西档案,1997,(4);22-23. [5]李红梅.陕甘宁边区简政之目的【J】.中国行政管理,1994,(2):36-38.  11 [6][30][37]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1994,(3):40-45,43,43. [7][56][57]周浩集.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历史经验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8]张光远、廖志豪、张爱华.“精兵简政”与政权建设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9-52. [9][11][12][13][28][35][39][40][4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第一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4][15]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6][43][53]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北京:求实出版社,,155,15. [17]解放日报【N】.1941-11-27(3). [18]人民日报【N】.1979-04-07(2). [19][31][32]刘益涛.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决策——历史转折关头的毛泽东(系列之二十三)【J】.党史文汇,1994(2):12,13,13. [20][21][22][24][26][34][36]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26,131,144,154,168,183. [23]施善元.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及其经验【J】.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学报,2000(1):49. [2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党史教研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变记述【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33]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38]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Z】.1990,9:760. [44]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胡乔木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45]林伯渠.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提纲(1942年11月 4日)【R】. 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总论(第一编)【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46]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 [47][48][5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财政(第六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549,541. [50]卢红飚.论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理论学习月刊,1992(10):44. [51]蒋杰,张克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与政府改革探析【A】.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572. [5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下)【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58]星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A】.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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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悠悠,长河汤汤,年华无法挽留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华夏大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的足迹,有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的盛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辉煌,有东临碣石、西进取经的遗迹.我们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华夏文明,历经时间的洗濯越发熠熠生辉.朝代更迭,却不能磨灭我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在博大文化的滋养下,我们中华儿女腹有诗书气自华,身怀傲骨应铮铮!历史有万邦来朝的繁华,亦有黑暗受辱的暗淡.我们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但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豪情,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儿女是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根本,在新时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扬我国威,振兴中华!

(一)中西文化思想是人类文化思想的两大丰碑、两大奇观。它们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沿着各自生存空间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心灵写照,它们是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中国是一个东西南北跨度很大的国家,主要是属于内陆性质的国家。生存在中国大地的民众主要是靠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养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生活,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由于这种小农生活是在一种封闭状态的土地上生活,这给中国民众造就出一种易于自满自足的心理状态,缺乏开拓意识。(2)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在一种大一统的状态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的思想缺乏变革意识,往往是按照既有的思想和方法去思考去办事就行了。西方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大多数是靠海国家(如英国就是个岛国),因而西方民众其生存土壤极其有限,也就是其可耕地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生产结构不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的商业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这就造成了他们不易满足、勇于开拓的心理状态。(2)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西方各国的历史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它们发展了各自的历史,又相互吸收,这样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而具有变革意识,就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思考去办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道、释三家文化所构成,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北方文化,它诞生在中原地带,它的特点就是入世思想,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超越社会而生存、而生活,认为人只能按照社会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才能生活、生存得好,否则就难以活得好;道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南方文化,它诞生在汉楚地带,这一地带保留着许多未开化的习俗、民情、观念、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出世思想,认为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人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才能得到真我,人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一种外来文化,但佛家文化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它的特点就是就是人必须依附佛祖,人应断绝自我的七情六欲,人的幸福不在于现世而在于来世,不在于此岸而在于彼岸。西方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前者是一种不断积极进取的文化,它认为人的一切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人的生命价值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后者则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文化,认为人应该爱一切东西,包括爱自己的仇敌,以无限的博爱和宽恕精神去引导人们生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与感受,西方传统文化则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体验与感受。(二)中西文化思想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处于一种互补的状态,它们各自有如下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主要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而西方文化则主要关注人的外在世界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空间里,不论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还是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相对稳定时代,中华民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都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进行的,都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大空间里进行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这导致中国民众缺乏浓烈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安居乐业、安分守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生活准则;中华民族的生活范围往往是一种封闭式的,注重家庭、家族,注重本乡本土,常常是父母在不远游,与外界做很少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内在世界,这表现在:(一)内心世界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二)注重自我道德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有时以致达到自我个性的泯灭。西方民族虽然同属于欧洲大民族,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是由许多小空间整合而成大空间的,西方各民族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很少处于隔绝状态,西方民族的内在矛盾与发展都是西方各国之间相互进行的,西方民族的生存方式,他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断开拓事业是西方民众的一大生活准则,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注重社会交往,注重自我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倾向于与外界做更多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外在世界,这表现在:(一)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西方民众的性格是外向型的、激进型的、热情型的、开放型的,他们总是不满足所已有的生存空间,总是想方设法去开拓、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可以从西方民众的生活住所、工作地方的自由流动大见到,这也可以从当今西方跨国公司多得到印证;(二)注重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西方民众并不是在自我沉思的世界中求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是通过自我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是不断开拓进取来求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西方民众心目中,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发挥作用,才能获得认同。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而西方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感受中华民族是个好静的民族,追求田园般的诗意化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往往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那种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生存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相当静止平稳的状态中,中国人也就此喜欢在静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西方民族则是个好动的民族,他们追求一种不断创造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追求典型地体现在浮士德式的那种进取心,那种不断开拓、不断求新的生存方式,这使得西方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不断运动的状态中,西方人也就此乐于自己在动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力的体现和真的发现的生命境界。三、文化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总体性的把握,西方文化注重对事物的局部性和个体性的把握中华民族是不倾向于做抽象的思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如果对其进行肢解,也就破坏了这一事物的完整性,就很难认识、理解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因而中国人倾向于对事物做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常借助直觉思维去把握事物的实质和核心,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诗歌、哲学等上面,而这种直觉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向深度上发展。西方民族是倾向于抽象的思辩,而不象中华民族倾向于感性的直觉,他们注重对事物做个别、局部的细致剖析,喜欢刨根问底,以从中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功效,这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发展出西方思辨性哲学、与理论性、实用性较强的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中西方文化思想都为对方所认识,所借鉴、所吸收,特别是中国更是认识到西方文化思想可以是攻破中国文化思想不足之处的他山之石。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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