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医学杂志编辑部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2003年杂志正式更名为《中国比较医学杂志》，进一步为实验动物、动物实验及比较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刊已被列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即核心期刊），并相继被“万方数据网络”“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
读者，青年文摘，看你什么性质的了，自己去书店看看啊，看性质和你文章差不多的杂志，不买就把出版社地址信箱什么的记下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是教育部批准的校属科研单位，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名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随着学校的发展调整，曾并入我校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后于2004年12月重组复所，成立语言文学研究所，2007年12月30正式挂牌成立文学研究院。目前研究院由郑体武教授任副院长（主持工作）,张和龙教授任副院长，胡荣博士任支部书记。研究所下设3个研究所，2个编辑部和1个办公室，主要包括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虞建华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査明建教授）、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主任：周乐诗副教授）和《英美文学研究论从》编辑部（主任：陈广兴博士、副主任：王弋璇博士）以及研究院办公室（李蓝天、狄霞晨硕士）。研究院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1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副研究员3名，助理研究员2名。《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专任编辑3名，其中副编审（副高级职称）2名，编辑（中级职称）1名。办公室工作人员2名。研究院主要将从3大基础领域从事研究，并且各有所侧重：1）外国文学，以美国文学和外国戏剧研究为重点；2）比较文学，以翻译文学史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为重点；3）中国文学，以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为重点。研究所将着重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争取获得若干项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上海市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每年推出2-3部有质量的学术专著和一批核心刊物的论文。研究所将充实和调整人员构成，既使学科分布合理，又能形成合力，在今后几年时间里，创造特色，做精做强，在自己的重点领域领先于国内同行。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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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专业的人来回答你，有可能会解决问题。要毕业的话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这样会使自己很虚。别怕拒绝，从市场销售的观点来看，被拒绝是买卖的开端，褒贬才是真正的买家（准客户）。人要有个精神，就像马克吐温追求他的妻子一样，契而不舍。
张天禄，汉族，1926年5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县龙泉镇（现划属成都市龙泉区）一个普通的农、商家庭，父亲经商，其兄务农。念初中时，一天，身体一贯康健的母亲突患腹泻病，找遍镇上名医用遍良药均不见效，拖延月余终因衰竭而亡。张天禄极为悲痛，从此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学习医药，为病患者和家人解除疾苦。1944年冬，高中毕业，因寒假各大学均不招生，他便报名参加了华西协和大学先修班学习（半年）。他学习用功，从未缺席一堂课，期终考试名列全班第二。当时，学校规定，凡先修班考试成绩前两名的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的任何院系。张天禄起先自己选择了当时最为著名的医学院口腔系。后与家人商议，认为牙科学习年限较长，且无公费资助，当时家境不太好，恐难支撑常年的学、食费用，便在入学后转到惟一有公费资助的理学院药学系学习，终于实现了自己学习医药的志愿。入学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全校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喜形于色，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但这样美好的日子并不太久，国民党便发动了内战。爱国学子无不痛恨蒋介石大逆不道，不顾人民死活，重又点燃战火，把人民拖回到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校园里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爱国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张天禄也不例外，类似这样的活动参加了3次。1949年夏大学毕业，随即于7月应聘于成都标准药房工作，任营业主任。12 月成都解放，便转入泽生药房工作，1950年5月又转到新建立的成都新药联合制药厂任技师工作。该厂生产的品种不多，只有注射用水、磺胺噻唑、维生素C、维生素B1及阿司匹林片等十几种产品。由于该厂产品质量好，故销路比一般老厂的要好，名声也较大，很快便成为成都地区有影响的药厂之一。1952年，张天禄经厂方同意外出学习，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学习的路线是北京、大连、上海。在北京除了参观数家药厂外，还拜访了当时中国药学会（以下简称药学会）的理事长孟目的老前辈及秘书魏鉴明同志。孟目的对他说学会缺人，正需要有志向的年轻人来创办刊物。并说：“学会是人才荟萃之地，专家教授云集，是年轻人学习最好的地方。另外学会要办的刊物是向广大会员、作者、读者传播药学新知识、新技术的媒体，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园地。”孟老的一席话，使爱学习的张天禄动了心，同时创办的刊物又是在北京出版，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最热爱、最向往的地方。1952年5月，在到北京工作是无上荣光的思想驱使下，张天禄舍下多年生活的故乡成都，舍下众多老师及亲朋好友，更重要的是舍下1951年当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职的机会，赴北京中国药学会工作。是年11月，学会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即第13届年会），张天禄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两种刊物，即《药学学报》和《药学通报》。张天禄有志于刊物的编辑工作，随即与陈新谦先生等共同筹划《药学通报》的创刊和出版，并担任该刊的专职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1953年《药学通报》正式出版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杂志停刊。1968年他和学会的同志一起到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后又调到干校五七医院药房工作。再后同五七医院一起下放在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从事了近十年的中医临床工作。1978年7月《药学通报》复刊后才调回北京继续从事编辑工作。张天禄历任《药学通报》编辑、编委、编辑部主任、编审、《中国药学杂志》（药学通报易名）副主编、主编。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专门从事药学期刊编辑工作屈指可数的几位前辈之一。张天禄曾先后任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代理副秘书长，中国药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国制药企业概况》、《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药学卷》、《中国新药杂志》等书刊副主编，《新编药物学》、《医院药物手册》、《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药房》、《中国药学年鉴》、《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等书刊的编委及常务编委。还曾担任成都药业工会、中国药学会工会、中华医学会工会副主席及主席。张天禄事迹曾被载入中宣部出版局编、陈云同志题写书名的《编辑家列传》（1986）及《中国药学杂志》药学人物栏目中（1996）。由于他工作较突出，成果显著，曾多次获奖及先进工作者称号，如获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59），北京新闻出版局、北京科学技术编辑学会编辑金奖（1992）等。1995年还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医院药学》网上投稿系统里没有这个选项哈，要添加作者可以在退修稿(如果他们初步决定要你这篇文章他们会回复你上传托修稿)时添加作者后再上传退修稿，还要求将退修稿打印出来寄到他们编辑部，到时自己加上去就行了，所以暂时他们不会受理你添加作者的。我的文章退修稿都上传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叫我等。这个杂志就是太慢了。
中国药学杂志编辑部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选择的期刊类型不同，而且编辑部也有审稿、发稿等时间安排，《中外文摘》一般是1－4个月见刊，不排除有更长久的时间，建议有需求的用户一般提前2个月就开始提交业务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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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审时间还比较短，就再耐心等等，如果外审时间久了，可以咨询编辑部问问情况。很多外审专家都是兼职的，他们的身份可能是教授、工程师、研究员、学者等等各种身份，人家自己平常也有事需要忙，抽空才会给你审核。
文稿应尽量减少层次，最多不宜超过3层。文题、层次标题、表题、图题及参考文献、致谢等，一律顶格书写。 文题 题名须简明确切，并能反映本文的特定内容，不宜过长，一般不超过20字，不要副题。避免使用化学式、公式及不太为读者所熟悉的缩写等。 作者 文稿的作者应是参与来稿专题研究工作的主要科技人员，应对全文的内容负责，并能回答文中的问题，是论文的法定权人和责任者。作者署名的次序按参加者对论文工作的贡献大小排序，第一作者须事先征得本文其他作者的意见，包括排列顺序。附第一作者简介并写明主要研究方向（限20字内）；如标有通讯作者也需同时提供简介和主要研究方向，2人以上合写的文稿，应注明联系人，并附联系方式。作者的中英文单位名称要写全名，并附邮政编码。作者如多单位，则应在其名字的右上角注出阿拉伯字序号，并将单位名列在最后作者之后，用“；”号隔开。 摘要 为适应读者了解论文全面内容的需要，并便于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中、英文摘要均要求采用结构式摘要，即摘要内容要明确列出摘要的四个要素，即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前提、目的和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方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艺、结构、手段、装备、程序等；结果：实验的、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结论：结果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课题，假设，启发，建议，预测等。 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写在中文摘要之下，其间空一行。论著要有英文摘要。摘要的英文题名、作者、工作单位和关键词均应与中文一致，ABSTRACT内容可比中文摘要详细些，尤其方法要详细，具体，可独立存在。英文摘要应明确列出四个要素，即OBJECTIVE(目的)、METHODS(方法)、RESULTS(结果)、CONCLUSION(结论)等。力求用词、语法、拼写、含意和逻辑正确。成文后最好请有关专家修改润色。 关键词 为适应计算机自动检索的需要和便于读者寻找文献，应标注能反映论文特征内容、通用性较强的、符合主题词表的术语为关键词，一般3～8个。中英文关键词数排列应一致。 标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具体由编辑部填写)。 前言(引言或序言) 概述本题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实验基础及国内外现状(可列出主要的参考文献)，并应明确提出本文目的，尤其指出其创新性。 药物、试剂、动物、植物、主要仪器 应说明来源及规格。药学有关名词以《中国药典》(2005年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药学名词》、《化学名词》(科学出版社)为准。药名采用“国际非专利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INN)”，以《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为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则用批准的药名。药名较长时，可用缩写，但需在首次出现时注明，例如雷尼替丁(ranitidine，Ran)。药名写在剂量前面。不常见的药名，特别是新近上市的新药名，首次出现时，注上英文名。药物不良反应的个案报道要写明药品生产厂名和批号，住院号、尸检号、门诊号可省略。 方法 凡文献已有记述的方法，一般可引文献。对新的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方法要写明改进处。如是自己创新的方法，则宜详述，以便他人重复。 计量单位及符号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国际单位制单位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简称“法定单位”)。请参阅《量和单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量名称、量符号应规范使用、书写。量名称有全称与简称之分(如“物质的量浓度”多简称“浓度”或“物质浓度”等)，二者可等效使用，且多使用简称。量符号均应使用斜体，如m(质量)，t(时间)，V(体积)，n(物质的量)。某些常用量及其符号，如比重(sp gr，sg)、原子量(AW，aw)、分子量(MW，mw)等，因其不符合有关规定或易与有关符号产生混淆或误解宜停用，应改用“相对密度”(d)、相对原子质量(Ar)、相对分子质量(Mr)等。单位名称也有简称与全称之分，两者可等效使用，数字后带单位者，均用单位符号表示。单位符号前的数字避免使用分数。数字与单位符号间应留一个字符空隙。当数值过大或过小时，应改用适当词头符号如M，p或以10n，10-n的形式表示，但应遵守有效数字及数字修约规则。单位、词头符号及阿拉伯数字一律采用正体。组合单位中的斜线不能多于一条，更不宜将斜线、负指数幂或汉字混用表示相除。如常用法定单位为“mg·kg-1·d-1”，不能再表示为“mg/kg/d”，“mg·kg-1/d”，“每日mg/kg”或“每千克mg/d”等。药物、试剂浓度及各类生化指标使用法定单位的基本原则是：①当其Mr或Ar已准确测得时(如各类电解质、维生素、糖类及其代谢产物、脂类及其代谢产物、非蛋白类含氮物质等)，均应采用“物质的量浓度”，分别以mol·L-1，mmol·L-1，μmol·L-1，nmol·L-1，pmol·L-1等为法定单位表示。②当为混合物(如总蛋白、总脂、各类免疫球蛋白等)或其Mr或Ar尚未准确测得时，可采用“质量浓度”，分别以g·L-1，mg·L-1，μg·L-1，ng·L-1等为法定单位表示。③习以%，‰，比例数(如1∶1 000)等相对数表示结果者可继续使用；但当表示变动范围时，范围号(～)前后两数值中的%，‰或10n，10-n均应同时写出不能省略前者只写后者，如～(不能写成3～5%)，“(～)×1012·L-1”(不能写成～×1012·L-1)等。④习用的各类百分浓度(v/v，w/v，w/w)及其单位g/dl(g%)，mg/dl(mg%)，ml%(vol%)；当量浓度(N)及其单位N(Eq/L)，mEq/L，μEq/L；克分子浓度及其单位M，mM，μM；以及表示微量物质含量的ppm，pphm，ppb等均应停用。年龄和体重均须用实际测得的平均数±标准差(±s)表示，按体重计算的药物剂量应以“g(mg)·kg-1·d-1”。 放射性核素或元素符号均应用正体且首字母大写。核子数应标在元素符号的左上角(不能再标于右上角)，如14CO2，131I-albumin等，当有必要标明受激态时，可将受激态符号标在其右上角，如NO*表示电子受激态，而110Ag*或110Agm则表示核受激态等。元素、离子或基团的化合价应标在右上角，且应数字在前，表示正负化合价或阴阳离子的“+”或“-”在后，如Mg2+(不用Mg++，Mg+2)，PO43- (不用PO4-3，PO4---)等。上下角标、幂指数等均应使用较主符号小一号的字母，手写时与主符号位于同一格内。 国际代号与缩写 文中尽可能采用国际代号与缩写，例如1秒写为1 s，2分钟2 min，3小时3 h，4天4 d，雌性♀，雄性，国际单位IU(用于表示酶活力的国际单位用U，不用IU；表示药物含量的单位用u，不用IU)，概率P(不是P)，紫外UV。静脉注射可用iv，肌内注射im，腹腔注射ip，皮下注射sc，脑室内注射icv，动脉注射ia，口服po，灌胃ig。GPT改用ALT，GOT改用AST等。国际代号不用于无数字的文句中，例如每天不写每d，但每天8 mg可写8 mg·d-1。 数字 作为量词(包括比率、时间等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序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星期几一律用汉字，如星期六；夏历和中国清代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等；不定量词一律用汉字，如任何一个病人、3d为一个疗程等。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表示；数字的减少只能用分数或%表示，如增加1倍，减少四分之一或减少25%。年份应写出全数不得省略，例如：“1998年”不写成“98”年。1990～1997年不能写作1990年～97年。避免使用因时间推移而易被误解的词，例如：“今年”、“上月”等，而应采用具体日期(月、日宜采用两位数)。 有效数字 测量数据不能超过其测量仪器的精密度。例如：6 437意指6 000分之1的精密度。任何一个数字，只允许最后一位有误差，前面的位数不应有误差。在一组中的±s应考虑到个体的变差，一般以s的三分之一来定位数，例如：(±s ) g，s的1/3超过100 g，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故应写(±s ) kg，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又如(±s ) mm，它的s/3= mm，达小数点后第二位，故平均数也应写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写成(±s ) mm。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修约数小于5则舍，大于5则进，如恰等于5，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逢偶(包括“0”)则舍。修约时只可1次完成。例如：，若不要小数点，则应成23，而不应该→→24。百分数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数来定：1～10，一般不用百分数表示；11～100，百分数到个位；101～1 000，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余类推……。 表和图 凡用文字已能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表和图。如用表和图，则文中不需重复其数据，只需强调或摘述其主要发现，不要同时用表和图重复同一数据。包含英文摘要的文章，图题、图注、表题、表注采用中英文对照，图表中内容只用英文；不包含英文摘要的文章，图题、图注、表题、表注及图表中内容只用中文。图表中量和单位应是量的符号在前，单位符号在后，其间加一斜线方式表示，如λ/nm即表示以nm为法定单位的波长。图表要有序号，只有1个时，仍用“表1”或“图1”表示。图表中如采用缩写时，第一次出现时请用全称，以后再用缩写。图表需另用稿纸附在稿后，但在文稿内用框线注明表图的位置，如：表1 △△……和图1△△……Tab. 1△△……Fig. 1△△……表格用三线表，两端开口，不用纵线；栏头左上角不用斜线；除栏头外，表身中不用或少用横线；表内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标点符号；上、下行的数字最好对齐；表内计量单位的名称要使用单位符号。表格最好设计成单栏表，表宽的字数(包括空格和直列与直列间空格在内)不超过33字。表注依序用1)，2)，3)……表示，写在右上角。 曲线一般应经曲线拟合(curve fitting)，并尽可能“直线化”，例如通过对数(lg)、倒数(reciprocal)、概率单位(probit)、算出单位(logit)等转换。直线应根据回归方程绘图。如有图注者应在稿内图位的框线下写明：1-……；2-……；3-……，或者A-……；B-……；C-……。照片用黑白片，必须反差鲜明，清晰易辨，常用大小为127 mm×178 mm。显微镜照片内应画长度标尺，如|—|，示1 μm，必要时，以↑标明上方位。 讨论 应讨论本实验(试验)的新发现及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应该交代本实验(试验)的不足之处，尤其是某些实验(试验)条件难以或未能控制之处。对不作为本实验(试验)的内容不必写出。不要重复在结果一项中已叙述过的内容。讨论中应联系实验(试验)的目的与结论，应联系实验(试验)结果与其他结果。避免推想太远，避免不成熟的论断，避免因资料不足得出的结论，避免将本应纳入引言(前言)的内容放在讨论中。 致谢 对论文仅作过某种帮助，或协助作了某项工作，则不一定按作者身份署名，可在文末以致谢的方式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谢意。致谢只写协助工作或提供资料、材料者，对文稿帮助审阅修改者不列。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必须以作者亲自阅读过的近年主要公开文献为限。尽量勿引内部资料和教科书。“未发表的观察资料”和“个人通讯”不能列为参考文献。书面通讯和内部资料可用圆括号插入正文。已被采用而尚未刊出的稿件，可列入参考文献，但在刊名后加圆括号注明“在印刷中”。尚未被采用的稿件，可在文中用圆括号注明“待发表资料”，但不能列为参考文献。“在印刷中”和“待发表资料”等，作者在投稿时应附复印件以供审稿时核查。正文中引用中文作者姓名时，应写全名，勿写×氏。参考文献序号加[]，其格式与标点符号要严格按本刊规定。 为利于计算机处理和保证数据库准确检索与统计的原则，须有参考文献的类型和载体类型标识，根据GB3469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载体类型标识：磁带-MT，磁盘-DK，光盘-CD，联机网络-OL。如[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M/CD]-光盘图书，[CP/DK]-磁盘软件，[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
中国法学杂志编辑部
我国比较权威的法学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系月刊。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
中国法学杂志社是中国法学会直属的负责编辑出版发行法学期刊的学术机构。中国法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是中国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中国法学杂志社目前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发行《中国法学》，并与上海市法学会合作创办了连续性的法学学术理论书刊--《东方法学》。
《法学研究》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坚持精品意识，实行"双百方针"，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致力于反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建立、完善和更新我国法学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倡研究方法的创新，鼓励实证研究，扶持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和扶持年轻作者，开展学术批评，倡导学术规范。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学》
法学界影响力最大，最具匠心，最难发表的是三种刊物：《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
1.为了体现办刊理念，形成本刊风格与特色，特设置“本期聚焦”“学术专论”，“立法与司法研究”、“批评与争鸣”、“研究述评”、“书评等栏目，欢迎作者针对栏目进行投稿。2.来稿请以书面形式寄本刊总编室，不要直接寄给责任编辑;文章如被采用，本刊会联系作者发送相应的电子稿。3.来稿请注明是否专投本刊，有关作者姓名、学位、职称(职务)、单位及详细联系方式等个人资料请另附一页标明，不要书写于正文中，以便本刊进行专家匿名审稿。4.来稿请在正文前加列“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内容提要为文章主要观点之提炼，字数一般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一般为3至6个。5.本刊提倡一稿专投、反对一文多用，凡已在公开出版物、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一律不予以采用。凡于三个月内未收到本刊的“稿件录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在收到本刊的采用通知前，凡文章已在其他公开出版物或互联网上发表的，请作者务必及时通知本刊。6.本刊对所发表的文章享有两年专有使用权，包括以文集、繁体文、电子文等出版发行，其期限从稿件正式发表之日起算。作者如不同意该约定，请在投稿时予以明示。7.本刊对所发表的文章享有专有出版权，且直至法定版权保护期满。一切形式的复印、照排、节选、电子刊物选用以及其它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复制，须事先征得本刊的书面许可。8.本刊所发文章的作者，以投稿时指明的为限;任何文章的负责人，在接到本刊的“稿件录用通知”后，不可要求“增加”或“减少”作者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