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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之我见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6 21:41:54

西方音乐史之我见论文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西方音乐实际上是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期间,音乐史上称为巴洛克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音乐的发展史吧! 西方音乐古罗马时期的发展史 古罗马:时间约为公元前3200年~公元400年。这部分的音乐资料只能从考古而来,从发掘出的绘画、雕塑及少量流传下来的诗歌文学与哲学著作可以进行了解,但几乎是不可能聆听与欣赏。有资料统计这一阶段残存下来的乐谱还不到10件,但是从残存下来的雕塑等诸多 文化 遗产可以看出曾经存在过的辉煌与成就,古希腊的大哲学家都曾对音乐进行过讨论与研究,这被后人视为西方音乐之源。 在公元前12世纪~前8世纪荷马时期的两部史诗反映了古希腊的音乐文化。史诗本身既是文学作品又是音乐作品,它由职业弹唱艺人“阿埃德”用一种叫基萨拉的乐器伴奏吟唱。 公元前776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举行,在比赛时常伴有音乐,后来产生了音乐比赛。 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斯巴达把音乐作为国事活动与 教育 的重要手段,使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前146年后,古罗马征服希腊后,它的文化主要受益于希腊,同时又吸收了叙利亚、巴比伦、埃及等国的文明成果。 中世纪:西元476年罗马帝国瓦解后,希腊、罗马文明变趋衰微。 日耳曼人统治欧洲西半部,历史上称为“黑暗时期”,也就是“中世纪时期”。 教会是当时人们的生活重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位,艺术家在宗教中生存,因此当时艺术与宗教息息相关。 这时期的音乐活动受到____影响很大,音乐多以宗教仪式或歌唱颂歌为主,以功能为重,例如格雷果圣歌。 歌词多是采自圣经。 特色是旋律高低起伏变化小,缺乏和声基础,表现朴实。 对中世纪音乐贡献最大的是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和教皇格里高利一世。 公元390年左右,安布罗斯推行对圣歌的双声合唱,引入和声,并准许非僧侣、教士的俗人参与演唱。是教会音乐得以发展和普及。 公元590年-604年在位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编出一套用于庄严礼拜的曲目,并用法律形式规定在祈祷仪式中必须有音乐,形成一整套格里高利圣咏,成为宗教创作的典范,后来又发展出记谱法,虽然尚没有小节线和 五线谱 ,但使用高低位置记谱的 方法 为五线谱的发明提供了基础,这种记谱法只有四行线,每行前面有三个菱形谱号,结尾有一个菱形谱号提示下一行音高,基本是五线谱的雏形,但不能表示节奏。还成立了培养歌手的学校,在教会势力范围内大力推行音乐,使教会音乐在10世纪以前成为欧洲的主要音乐形式。 西方音乐文艺复兴的发展史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约为公元1450-1600年,在中世纪“新艺术”的基础上,更加追求人性的解放与对人的内心情感的抒发与表达。这时的音乐家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对复调音乐进行了发展和变革,声乐与器乐逐渐分离而独立发展。这一时期五线谱已得到完善,印刷术也运用到 曲谱 上,这都使音乐的传播更加便利和广泛。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较有影响力的乐派: 尼德兰乐派:主要音乐活动在尼德兰的一批音乐家。创作内容多为弥散曲与经文歌等宗教音乐,也有世俗音乐。代表人物有迪费、若斯坎、汴舒阿、奥凯格姆等。 威尼斯乐派:在1530-1620年间的一个器乐乐派,其特点是音响气势宽广宏大、对比效果鲜明。创作内容有铜管乐与弦乐的重奏曲、管风琴的前奏曲、幻想曲与托卡塔等。代表人物有维拉特、A.加布里埃利等。 罗马乐派:此时期的一个专门创作服务于宗教作品的乐派,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为主。代表人物有帕莱斯特里纳、.纳尼诺、F.索里亚诺等。 巴洛克时期:巴洛克音乐指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兴起,且在古典主义音乐形成之前所流行的音乐类型,延续期间大约从1600到1750年之间的150年。 巴洛克(Baroque)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Barocco”,意指形态不够圆或不完美的珍珠,最初是建筑领域的术语,后逐渐用于艺术和音乐领域。在艺术领域方面,巴洛克风格的特征是精致细腻的装饰以及华丽的风格,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是因为巴洛克时期是贵族掌权的时代,富丽堂皇的宫廷里奢华的排场正是新的文化以及艺术的发展中心,而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也直接的影响到了音乐家的创作。十七、八世纪宫廷乐师所写的音乐作品,绝大部分是为上流社会的社交所需而做,为了炫耀贵族的权势以及财富,当时的宫廷音乐必定得呈现出炫耀的音乐以及不凡的气度,以营造愉悦气气氛。 巴洛克音乐的特点是极尽奢华,加入大量装饰性的音符。节奏强烈、短促而律动,旋律精致。复调音乐(复音音乐)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大小调取代了教会调式,同时主调音乐也在蓬勃发展。于是复调的和声性越来越明显。复调在 .巴赫时代发展到极致。 数字低音及即兴创作是巴洛克重要的部分,并且管弦乐团编制尚未标准化。 古典主义:古典主义音乐指的是1730-1820年这一段时间的欧洲主流音乐,又称维也纳古典乐派。此乐派三位最著名的作曲家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古典主义音乐承继著巴洛克音乐的发展,是欧洲音乐史上的一种音乐风格或者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多乐章的交响曲、独奏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多乐章奏鸣曲等等体裁。而奏鸣曲式和轮旋曲式成为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最常见的曲式,影响之深远直至二十世纪。乐团编制比巴洛克时期增大,乐团由指挥带领逐渐变成一种常规。现代钢琴在古典时期出现,逐渐取代了大键琴的地位。 随着法国大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作曲家的生计也受到影响,由最初依赖宫廷、教会供养转变为独立的经营者。 西方音乐浪漫音乐的发展史 浪漫音乐:浪漫主义主要用于描述1830—1850年间的文学创作,以及1830—1900年间的音乐创作。 浪漫主义音乐是古典主义音乐(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延续和发展,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种音乐风格或者一个时代。 浪漫主义音乐比起之前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更注重感情和形象的表现,相对来说看轻形式和结构方面的考虑。浪漫主义音乐往往富于 想象力 ,相当多的浪漫主义音乐受到非现实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而有着相当大的标题音乐成分。浪漫主义的因素,则包含在从古至今的音乐创作当中,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因为音乐创作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而浪漫主义恰恰是想象力的最佳体现。 贝多芬是古典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先行人,浪漫主义音乐抛弃了古典音乐的以旋律为主的统一性,强调多样性,发展和声的作用,对人物性格的特殊品质进行刻画,更多地运用转调手法和半音。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是韦伯,音乐的代表是舒伯特。 浪漫主义音乐体现了影响广泛和民族分化的倾向,在法国出现了柏辽兹,意大利的罗西尼,匈牙利的李斯特,波兰的肖邦和俄罗斯的柴科夫斯基。浪漫主义音乐在瓦格纳和布拉姆斯时代逐渐走入历史。 猜你喜欢: 1. 西方古典音乐赏析 2.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论文 3. 中西方音乐文化特点浅析论文 4. 西方音乐鉴赏论文范文 5. 广告音乐发展史探析论文

中西方音乐史论文

《对于我国音乐理论工作的一点看法》(《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音乐体验的层次与方式》(《人民音乐》1986年第8期)《自我意识与音乐思维》(与孙国忠、洛秦合作,《上海艺术家》1987年第2期)《音乐史家的自诘与迷惑》(《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现代音乐的荒诞状态》(《中国音乐报》1989年2月3日第3版)《在突破中寻找自身》(《中国音乐报》1989年3月17日第3版)《1989年音乐学方法论研究综述》(《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二次大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述评》(《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期)《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1990年第1期)《关于西方音乐书目翻译的选题推荐》(《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1期)《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年第2期)《荒诞及其本质--西方先锋派音乐中的主体抛弃与自我肯定》(《音乐生活》1990年第3期)《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莫扎特歌剧重唱中音乐与动作的关系》(上、下,《音乐艺术》1992年第2期、第3期)《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上、下, 《艺苑》音乐版,1992年第2期、第3期。)《作曲家与歌剧脚本作家的关系》(《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无言的恳谈--漫话室内乐》(《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5期)《音乐断想》(十二则,《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6期)《今日权威碟评》(CD乐评四则,《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6期)《音乐中的幽默》(《音乐爱好者》,1995年第1期)《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导论》 (上、下,与孙国忠合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3期)《为音乐学辩护--再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 (《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4期。本文曾获上海市九四年至九五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听乐与读乐》(《音乐爱好者》1995年第6期)《悲歌经典莎翁情--写在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沪首演之际》(《歌剧艺术研究》1996年第3期。删节版《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载《新民晚报》1996年5月26日第15版。《唱片感受与现场体验》(《现代音响技术》1996年第7号)《孤傲天才 现代隐士--记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东方歌声》1996年第11期)《个体感悟与东方寓言--评97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海外华人作品音乐会》(《音乐周报》1997年12月19日第3版)《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1期)《经典故事 重新诠释--刘敦南舞剧〈梁祝〉观后》(《人民音乐》1998每第1期)《责任与人性的冲突――写在中国首演〈阿依达〉之际》(《文汇报》1998年9月2日第8版"笔会"专刊,《歌剧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转载)《音乐的心灵回声――贺〈音乐爱好者〉发刊百期》(《文汇报》1998年10月18日第4版"笔会"专刊)《浮士德传奇的歌剧演绎》(《文汇报》1998年11月15日"笔会"专刊第4版;《歌剧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转载)《歌剧〈浮士德〉:背景、诠释与评价》(上海大剧院98年11月下旬上演歌剧《浮士德》节目单专论)《古诺〈浮士德〉的上海之旅》(《新民晚报》1998年11月20日第32版;《歌剧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转载)《论歌剧与音乐剧的不同美学品格:起源、音乐功能与展望》(《歌剧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普契尼的歌剧创作道路》(《音乐艺术》1998年第4期)《体验合奏之乐》《新民晚报》(1998年12月18日第32版)《1996年西方音乐研究综述》(载《中国音乐年鉴》1997卷)《解读〈茶花女〉:现实主义与心理洞察》(载1999年12月上海大剧院演出《茶花女》节目单,后转载于《音乐爱好者》2000年第1期)《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音乐艺术》2000年第1期)《期待郑京和》(《新民晚报》(2000年4月6日第17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译后琐记》(《音乐艺术》2000年第2期)《坚守抑或退却?》(《文汇报》2000年2月24日第11版)《"专业乐迷"自白录》(《文汇报》2000年7月4日第11版)《〈简明牛津音乐史〉简介》(《音乐爱好者》2000年第3期)《巴赫的神性》(《爱乐》2000年第3期)《启蒙和觉醒――莫扎特〈魔笛〉的内》(《文汇报》9月9日第9版)《非常时代的诗意锻造――重听田丰交响合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音乐周报》2000年9月15日第3版)《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与他的音乐世界〉》(《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世界儿童钢琴名曲集》注释解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绪论》( 载《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未来的同代人――古斯塔夫·马勒》(载《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艺术歌曲创作漫谈――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观后记》(《人民音乐》2001年第2期)《寻访中国音乐之"真"》(《读书》2001年第2期)《〈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前言》(删节版,《音乐爱好者》2001年第2期;另,此文的全文以""超越时间"的音乐史"为题刊登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10期)《威尔第百年祭》(《爱乐》2000年第1、2期合刊)《展望理想的"音乐学生态"》(《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命运无情――谈柴科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新民晚报》2001年5月27日第12版)《艺无止境――从李云迪获得肖邦钢琴比赛大奖说起》(《文汇报》2001年7月11日第11版)《以音乐透析政治――上海大剧院音乐会歌剧〈唐·卡洛〉观后》(《爱乐》2001年第9期)《形式的困境》(舒巧与杨燕迪对话录,《艺术世界》2001年第11期)《豪放的或隽永的》(回顾中国的爱乐杂志,《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1月1日,第23版)《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5月28日,《爱乐》2002年第4期)《现代音乐与中西文化――从《响趣》音乐会谈起》(瞿小松、杨燕迪、孙国忠三人谈话录,《爱乐》2002 年第6期)《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笔谈》(载《光明日报》2002年3月21日)《音乐的"双城荟萃"》(《人民音乐》2002年第9期。删节版载《文汇报》2002年7月27日)《〈波希米亚人〉的诗意》(载《文汇报》2002年12月22日第八版)《日常生活的诗意――〈波希米亚人〉观后》(《歌剧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经典的枕边书》(《剑桥插图音乐指南》书评),《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1月10日第8版;另转载于《音乐爱好者》2003年第2期,更名为《学术型的音乐普及――读〈剑桥插图音乐指南〉》)。《19世纪浪漫主义的交响音乐》(载《美的启迪――全国著名专家谈美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239-273页)《音乐与媒体》(《文汇报》2003年4月30日第13版《音乐·鉴赏》)。《社会批判与人性和解――〈费加罗的婚姻〉的人文/音乐解读》(《歌剧艺术》2003年第3)6、《听音寻路――论谭盾的新作〈地图〉兼及其它》(《文汇报》2003年8月8日第11版)

鉴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假如拉赫玛尼诺夫所有的音乐都被世界遗忘了,最后剩下的也会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很多音乐爱好者通过这部作品认识拉赫玛尼诺夫,后来才接触他的其它作品,如《第二钢琴协奏曲》、《交响舞曲》等等。《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写于1934年,此时世界乐坛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调性体系、曲式、节奏等惯用的音乐法则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流派纷呈的“新音乐”,无调性音乐、表现主义、后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列等等相继出现,“求异响于新声”是欧美音乐的时代潮流,而拉赫玛尼诺夫不为所动,仍然在十九世纪的风格和形式里寻求个性的表现。《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取材于一百多年前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利用其中第24首随想曲的音乐主题,写成单乐章的钢琴与乐队曲,技巧复杂精深、气势辉煌,成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魔鬼被许多人描绘成炫技能手,看不到他的辉煌技巧给浪漫派带来的风格上的影响,这不但低估了帕格尼尼的艺术价值,也是对浪漫主义艺术本质的忽略。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受拘束和无穷无尽的美,浪漫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狂热的主观表现。音乐家表现狂放无羁的感情世界,必须有炉火纯青的技巧为依托,才能进入横无际涯的艺术境界。有一件趣闻说明的正是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位提琴手拿着乐谱去找贝多芬,提出某些小提琴部分的音乐太难,不好演奏,请作曲家修改一下,贝多芬却说:“当上帝唤醒我的时候,你以为我还会去考虑你那倒霉的提琴吗?”帕格尼尼精妙绝伦的演奏技巧和火热的演奏风格正是浪漫派作曲家渴求的境界,激发了许多音乐家的热情,追随效法者甚众。他们一方面在技巧和演奏风格上提高精进,另一方面直接从帕格尼尼的音乐里获取灵感,把他的作品改编成其它乐器的独奏曲,或者是以他的音乐主题为素材创作出自己的音乐。在大量的改编曲里,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几位大作曲家的手笔,其中包括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作为音乐会曲目至今还频繁演出的当推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狂想曲是这样一种曲式:它以烈焰般的激情歌颂狂傲不羁的英雄气概,用饱满的热情表现民族精神。狂想曲不是从古典时期继承来的形式,它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激情锻造出的曲式,音乐内容一气贯通的单乐章作品。拉赫玛尼诺夫写的这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也可以称之“帕格尼尼主题变奏”,音乐取材于帕格尼尼的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在一个音乐主题上展开24个变奏,铺衍成一部气势辉煌的大型作品。这24个变奏前后分成三组,很像是不间断连续演奏的协奏曲的三个乐章,而且独奏钢琴与乐队展开炫技性的竞奏,又很符合协奏曲。但是从音乐狂热的激情和艰深的技巧看,还是应该按照作曲家自己的标题理解为狂想曲。作为一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首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且技巧精湛,风格健朗,他的名字被列入伟大钢琴家的行列,他在当时唱片录制技术已经很完善,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他的演奏艺术。如此说来,拉赫玛尼诺夫要比他的老师柴科夫斯基幸运得多,他不必像柴科夫斯基那样拿着新完成的协奏曲去征求钢琴家的意见,结果触了霉头,一部不朽之作被说了个一无是处。拉赫玛尼诺夫写钢琴音乐从不担心技术问题,有些技巧艰深的部分,音乐甚至是在跟着飞舞的手指奔跑,听凭它把音乐带到哪里,浪漫派音乐里充满的热情往往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辉煌的技巧表现作曲家的个人风格,然而作品里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慢速的第18个变奏,整部狂想曲到这里速度突然放慢,奏出一支纯朴抒情的曲调,这个旋律开朗优美,动人心魄,其中当然也隐含着永不褪色的“俄罗斯忧郁”,这个旋律先在钢琴上唱出,质朴而平和,然后让位给弦乐,热情在逐步增长,随后发展成浪漫激情的颂歌。这段音乐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尤其富于浪漫气息,它虽然只是一个音乐片段,不是一个乐章,也被抽出来编入一些浪漫曲集的唱片,在芭蕾舞台上也可以见到这段音乐的芭蕾小品。拉赫玛尼诺夫当初写《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有意表现帕格尼尼传说中的舞台形象,瘦骨嶙峋、苍白、狂热、鬼魅般的躯壳包裹着热情的灵魂,被艺术之神唤醒时,便光芒四射地疯狂演奏,辉煌的音乐照亮整个大厅。拉赫玛尼诺夫甚至在写这部狂想曲的同时就在考虑把它搬上芭蕾舞台,他提供了芭蕾剧情构思,编舞导演当然又是芭蕾大师福金。

分析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那么,怎样理解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20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全新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念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其代表人物戴维?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教学活动在于实践,在于行动,他主张在音乐教学中应当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结合音乐欣赏、音乐创造等活动,重视学生的亲身参与、感受和体验。音乐教育的核心知识不是关于旋律、和声或其他要素的语言概念,而是以行为为基础的,是教学生如何在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的行为中音乐性地思考的知识?。人类的一切活动证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为认识提供可能和所必需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并不断发展思维能力。该哲学符合《实践论》中重视行动和过程的主导思想,注重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该哲学思想的优势在于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杜威的“做中学”如出一辙。

音乐课程是一种活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例如声乐演唱和乐器演奏都需要学生亲身实践,这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融入音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课程通过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音乐相关文化背景、代表作曲家并欣赏各时期代表性音乐作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进而促进其音乐表演实践,可以说“中西方音乐史”课程是提升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埃里奥特所说,对作品相关背景的分析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知道的和建构的内容之一,并因而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能享受的部分?。作为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进程,音乐聆听包括建构音乐声音的认知的文化侧面

笔者根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观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高校“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改进方案,以期与同行共同商榷。

一、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教会学生欣赏方法

不少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虽然涉及音乐欣赏环节,但仅限于聆听,对如何聆听、如何理解和把握音乐并没有介绍,这导致很多经过四年专业音乐学习的学生,面对一首音乐作品仍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欣赏,更无法运用所学到的音乐史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音乐表演。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以具体证明,一个学生理解了该作品的相关方面和特点,并知道如何指导他在音乐行为中的思维?。音乐聆听是一种丰富的思维和认识,是自我发展、自知自觉和乐趣的丰富源泉。音乐素养是在音乐聆听的语境下实现这些生命价值的关键?。因此,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音乐欣赏环节,教师应教给学生欣赏音乐的方法。

笔者认为,音乐欣赏环节的教学可以从音乐本体和音乐史实两个方面展开。音乐本体是指基于音乐本身相关因素的欣赏,包括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或演唱者的音色、和声、曲式、调式调性等。对音乐史实方面的欣赏应当基于该音乐作品所处时代的整体风格、音乐作曲家个人经历以及创作该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理解音乐作品,把握音乐作品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音乐史音乐作品的欣赏,要引导学生感受音色,把握意境。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受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观影响,并不注重准确的音准、节奏,而更加注重通过音色的细微变化营造音乐作品的独特意境。例如:欣赏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该曲所表达的含义,通过欣赏乐曲,感受其旋律中的一些独特进行,例如四度和七度音,或一些变化的宫音、商音和徵音等,发现其与我国现代民间音乐的一些不同之处,感受宋代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再如:欣赏根据唐代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被誉为我国十大琴曲之一的《阳关三叠》时,教师可以通过诗词介绍,先让学生理解诗中所饱含的深沉的惜别之情,体会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对即将远行的友人无限留恋的诚挚情感,让学生带着这种情感去欣赏音乐作品,并带着感情演唱改编后的混声合唱《阳关三叠》。在这种不断升华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在感受、聆听、欣赏以及演唱中充分体会音乐作品的意境。

二、转变课堂教学中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课堂教学中心,学生缺少主动意识,缺少独立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今信息时代,面X才众多的网络媒体,我们不断反思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教给学生的?如今,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音乐史知识和音响资料,如果教师仍然照本宣科就会让学生们觉得音乐史课程枯燥无味,书本上的知识自己可以看,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音乐史课程教学究竟要传授什么知识呢?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认真挑选各个种类的音乐,使学生对音乐表演实践和音乐聆听进行专业思考。让学生以音乐表达为目的,通过比较和对比表现性和非表现性唱片来进行音乐教学活动?。从人类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符号学和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音乐,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和意识调节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方式的理解可见,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去分析和研究音乐,使其获得对音乐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研究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将课堂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学生,可以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自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搜索知识信息,并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上,大家在一起交流、分析、讨论。只有通过自己深人思考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

教师可从两方面为学生划定选材范围。一是让学生以某一作品为例归纳音乐欣赏的方法,同时结合个人的演奏演唱经验,完成一篇音乐作品研究论文。例如,在欣赏肖邦的钢琴作品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其音乐的旋律表现形式、和声的转换与变化、结构的设计安排以及音色的明暗对比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结合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自身的演奏经验等,全面认识音乐作品。这样,通过对音乐作品、作曲家不断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将个人的欣赏经验转化为理性的认识,还逐渐形成了思考和写作的习惯,这种良好的音乐写作习惯将对他们今后的音乐学习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是让学生对音乐历史人物或音乐作品进行比较,以获得音乐历史知识,从而对音乐史实、音乐家及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西方音乐史巴洛克时期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比较巴赫、亨德尔及斯卡拉第三位作曲家,充分感受该时期音乐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学生通过研究其音乐作品的体裁、风格、音乐技法的运用及演奏特点等,在把握该时期总体音乐风格的基础上,理解了三位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不同之处,这会给学生今后表演这几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带来重要的启示。

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形式太过单一,以教师讲授、学生聆听为主,学生往往扮演“被动聆听者”的角色。由于无法亲身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不浓厚,对学习的投入不够,教学效果不明显。此外,学生对“中西方音乐史”课程内容缺乏系统了解,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就必须让学生加入到他们想学习的音乐实践(或音乐文化)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教学情况的真实性对于学生音乐学习和学习深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即知识不能从其学习和使用的原语境中分离出来。培养音乐素养便意味着将学生引人特别的音乐文化中去?。“实践”一词强调音乐应该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音乐创造和音乐聆听有关,并以此来证明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必须紧密联系音乐表演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亲身体验。

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应综合更多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和音乐实践能力。首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音乐会的形式,让学生现场展示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乐器演奏、声乐演唱,这样既能够锻炼学生的音乐演奏水平,同时又能让学生有机会现场感受音乐作品的魅力,为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把握音乐作品的风格特色,形成对该乐器、该时期音乐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帮助。其次,可以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获取更多的音乐感悟。例如,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介绍金湘创作的近现代歌剧《原野》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从多方面搜集资料,包括歌剧的视频、金湘先生对作品创作的介绍以及多方面的评论和反映等,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自导自演这部歌剧。再如,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而他早年居住的青果巷是常州历史名人聚集处。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探访名人故居,感受那里独特的人文氛围,使其对赵元任的作品有更为直观的认识。通过这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加深了对音乐作品、音乐作曲家的理解。再次,可以通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锻炼口才,培养教态,增长经验,同时,教师对他们的教态、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评价与建议。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教学的基本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反思自己的学习,从而获得经验,不断进步。

在现今学科大综合的背景下,以往那种技能课教师仅仅教授学生演奏或演唱技巧,理论课教师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巳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应当积极转变观念,以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高层次人才为己任,在教学的过程中触类旁通,让学生获得相似的学习经验,并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融人更多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正如埃里奥特教授所说:未来依赖于通过继续提高我们对音乐的哲学理解,以及通过继续提高岗前和在职教师的音乐素养而使得音乐教育更具有音乐性、艺术性和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只有通过加深和扩展学生的音乐素养才能实现;而这些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行动中思考的音乐时间的质量,来最有效地展示给家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董事会。

西方音乐史结课论文

分析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那么,怎样理解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20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全新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念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其代表人物戴维?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教学活动在于实践,在于行动,他主张在音乐教学中应当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结合音乐欣赏、音乐创造等活动,重视学生的亲身参与、感受和体验。音乐教育的核心知识不是关于旋律、和声或其他要素的语言概念,而是以行为为基础的,是教学生如何在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的行为中音乐性地思考的知识?。人类的一切活动证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为认识提供可能和所必需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并不断发展思维能力。该哲学符合《实践论》中重视行动和过程的主导思想,注重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该哲学思想的优势在于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杜威的“做中学”如出一辙。

音乐课程是一种活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例如声乐演唱和乐器演奏都需要学生亲身实践,这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融入音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课程通过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音乐相关文化背景、代表作曲家并欣赏各时期代表性音乐作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进而促进其音乐表演实践,可以说“中西方音乐史”课程是提升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埃里奥特所说,对作品相关背景的分析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知道的和建构的内容之一,并因而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能享受的部分?。作为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进程,音乐聆听包括建构音乐声音的认知的文化侧面

笔者根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观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高校“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改进方案,以期与同行共同商榷。

一、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教会学生欣赏方法

不少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虽然涉及音乐欣赏环节,但仅限于聆听,对如何聆听、如何理解和把握音乐并没有介绍,这导致很多经过四年专业音乐学习的学生,面对一首音乐作品仍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欣赏,更无法运用所学到的音乐史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音乐表演。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以具体证明,一个学生理解了该作品的相关方面和特点,并知道如何指导他在音乐行为中的思维?。音乐聆听是一种丰富的思维和认识,是自我发展、自知自觉和乐趣的丰富源泉。音乐素养是在音乐聆听的语境下实现这些生命价值的关键?。因此,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音乐欣赏环节,教师应教给学生欣赏音乐的方法。

笔者认为,音乐欣赏环节的教学可以从音乐本体和音乐史实两个方面展开。音乐本体是指基于音乐本身相关因素的欣赏,包括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或演唱者的音色、和声、曲式、调式调性等。对音乐史实方面的欣赏应当基于该音乐作品所处时代的整体风格、音乐作曲家个人经历以及创作该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理解音乐作品,把握音乐作品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音乐史音乐作品的欣赏,要引导学生感受音色,把握意境。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受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观影响,并不注重准确的音准、节奏,而更加注重通过音色的细微变化营造音乐作品的独特意境。例如:欣赏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该曲所表达的含义,通过欣赏乐曲,感受其旋律中的一些独特进行,例如四度和七度音,或一些变化的宫音、商音和徵音等,发现其与我国现代民间音乐的一些不同之处,感受宋代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再如:欣赏根据唐代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被誉为我国十大琴曲之一的《阳关三叠》时,教师可以通过诗词介绍,先让学生理解诗中所饱含的深沉的惜别之情,体会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对即将远行的友人无限留恋的诚挚情感,让学生带着这种情感去欣赏音乐作品,并带着感情演唱改编后的混声合唱《阳关三叠》。在这种不断升华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在感受、聆听、欣赏以及演唱中充分体会音乐作品的意境。

二、转变课堂教学中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课堂教学中心,学生缺少主动意识,缺少独立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今信息时代,面X才众多的网络媒体,我们不断反思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教给学生的?如今,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音乐史知识和音响资料,如果教师仍然照本宣科就会让学生们觉得音乐史课程枯燥无味,书本上的知识自己可以看,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音乐史课程教学究竟要传授什么知识呢?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认真挑选各个种类的音乐,使学生对音乐表演实践和音乐聆听进行专业思考。让学生以音乐表达为目的,通过比较和对比表现性和非表现性唱片来进行音乐教学活动?。从人类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符号学和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音乐,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和意识调节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方式的理解可见,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去分析和研究音乐,使其获得对音乐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研究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将课堂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学生,可以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自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搜索知识信息,并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上,大家在一起交流、分析、讨论。只有通过自己深人思考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

教师可从两方面为学生划定选材范围。一是让学生以某一作品为例归纳音乐欣赏的方法,同时结合个人的演奏演唱经验,完成一篇音乐作品研究论文。例如,在欣赏肖邦的钢琴作品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其音乐的旋律表现形式、和声的转换与变化、结构的设计安排以及音色的明暗对比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结合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自身的演奏经验等,全面认识音乐作品。这样,通过对音乐作品、作曲家不断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将个人的欣赏经验转化为理性的认识,还逐渐形成了思考和写作的习惯,这种良好的音乐写作习惯将对他们今后的音乐学习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是让学生对音乐历史人物或音乐作品进行比较,以获得音乐历史知识,从而对音乐史实、音乐家及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西方音乐史巴洛克时期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比较巴赫、亨德尔及斯卡拉第三位作曲家,充分感受该时期音乐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学生通过研究其音乐作品的体裁、风格、音乐技法的运用及演奏特点等,在把握该时期总体音乐风格的基础上,理解了三位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不同之处,这会给学生今后表演这几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带来重要的启示。

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形式太过单一,以教师讲授、学生聆听为主,学生往往扮演“被动聆听者”的角色。由于无法亲身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不浓厚,对学习的投入不够,教学效果不明显。此外,学生对“中西方音乐史”课程内容缺乏系统了解,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就必须让学生加入到他们想学习的音乐实践(或音乐文化)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教学情况的真实性对于学生音乐学习和学习深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即知识不能从其学习和使用的原语境中分离出来。培养音乐素养便意味着将学生引人特别的音乐文化中去?。“实践”一词强调音乐应该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音乐创造和音乐聆听有关,并以此来证明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必须紧密联系音乐表演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亲身体验。

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应综合更多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和音乐实践能力。首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音乐会的形式,让学生现场展示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乐器演奏、声乐演唱,这样既能够锻炼学生的音乐演奏水平,同时又能让学生有机会现场感受音乐作品的魅力,为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把握音乐作品的风格特色,形成对该乐器、该时期音乐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帮助。其次,可以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获取更多的音乐感悟。例如,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介绍金湘创作的近现代歌剧《原野》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从多方面搜集资料,包括歌剧的视频、金湘先生对作品创作的介绍以及多方面的评论和反映等,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自导自演这部歌剧。再如,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而他早年居住的青果巷是常州历史名人聚集处。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探访名人故居,感受那里独特的人文氛围,使其对赵元任的作品有更为直观的认识。通过这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加深了对音乐作品、音乐作曲家的理解。再次,可以通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锻炼口才,培养教态,增长经验,同时,教师对他们的教态、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评价与建议。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教学的基本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反思自己的学习,从而获得经验,不断进步。

在现今学科大综合的背景下,以往那种技能课教师仅仅教授学生演奏或演唱技巧,理论课教师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巳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应当积极转变观念,以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高层次人才为己任,在教学的过程中触类旁通,让学生获得相似的学习经验,并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融人更多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正如埃里奥特教授所说:未来依赖于通过继续提高我们对音乐的哲学理解,以及通过继续提高岗前和在职教师的音乐素养而使得音乐教育更具有音乐性、艺术性和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只有通过加深和扩展学生的音乐素养才能实现;而这些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行动中思考的音乐时间的质量,来最有效地展示给家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董事会。

聿怀中学研究论文 英文流行歌曲各阶段的发展演变 序言�6�1 FOREWORD 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流行音乐的传入也不断地影响着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在感受本土流行音乐的同时,更多年轻人通过日益发达的传媒把目光放在先行一步的英文流行音乐上。 英文流行音乐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40年代Nat King Cole那低沉宽广的布鲁斯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抚慰。50年代“猫王”Elvis Pressley的摇滚促使了一代人自知与觉醒。来自英伦的“Beatles”音乐于60年代更是在全世界刮起摇滚的风潮。美国的乡村音乐、瑞典ABBA组合的迪斯科音乐都是70年代的乐坛奇范。而80年代是欧美流行音乐大爆炸的年代,音乐商品化走向成熟。Manonna、Jackson这样的国际巨星应运而生,他们张扬个性、领导潮流。而到20世纪末,英文流行音乐以更加多元化的风格和色彩斑斓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此篇论文就是从爵士乐,乡村音乐,摇滚乐三大方面的角度,详细的向您介绍英文流行歌曲各阶段的发展演变。 英文流行音乐的风格及流派 一、 爵士乐 爵士乐的起源 爵士乐的演变:新奥尔良爵士→摇摆乐→比博普→冷爵士→硬博普→自由爵士→摇滚爵士→拉丁爵士和波萨诺瓦→融合爵士→酸爵士 二、美国乡村音乐 早期乡村音乐 西部摇摆→蓝草音乐→纳什维尔之声——50年代乡村音乐→乡村音乐的叛逆时代——60年代乡村音乐 三、摇滚乐 摇滚乐产生的背景 摇滚乐的来源 摇滚乐的发展 英文流行音乐的发展及评价 关键词:英文流行音乐发展史 西方流行歌曲简史 关于我们的调查 关于这次研究课题,我们采用的是上网搜索(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调查研究法) 。 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文,调查表,一些流行音乐歌曲的音频等。 关于调查表,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在校高中生,因此我们只能说明此次调查仅仅代表他们的立场,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无关。我们仅仅是拿他们的数据进行阐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们觉得很多高中生对于英文流行曲并不是相当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对英文流行歌曲及其类型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一下调查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在136人参与的英语歌曲占你所听音乐的多少?这道题中约有75%的同学认为英语歌曲占他们所听音乐的一两成,并且大部分同学39人(129人参与英语歌曲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这道题),占认为英语歌曲对学习没有帮助,但有同学认为对英语口语有帮助。对于获取英文歌曲的途径,有(有165人参与)的同学是根据排行榜或者是媒体推荐的。 英文流行音乐的风格及流派的发展 英文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美国的流行音乐作为欧洲英文流行音乐的主体,主要是以欧洲及其它国家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以及黑人音乐为基础,融合而发展起来的。随着逐渐演化和发展,又产生出新的种类形式,如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拉格泰姆布鲁斯、摇滚乐等。流行音乐是与严肃音乐相对而言的,它不同于严肃音乐,因为严肃音乐常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和一些专门的知识层面,需要听众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修养细细领悟、品味。而流行音乐对于听众来说,其形式短小、通俗,唱起来上口,并且对于听众不需要更多的专门仅依靠对音乐的心领神会与感性认识就能理解。 美国流行音乐具有更多的自娱性与商业性。其自娱性来自非洲的音乐传统。影响最大的,如爵士乐、布鲁斯、摇滚乐等,都起源于黑人音乐。 英文流行歌曲的风格尤其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从流行音乐的历史上来说,并结合我们的数据:在 你知道英文流行歌曲的几种风格或流派?这道题中,选摇滚的有46人,选爵士的有32人,选乡村 的有18人,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这三方面上 研究体会 为了探究英文流行歌曲各阶段的发展演变,使更多和我们一样的高中生在欣赏英文歌曲的同时能对英文流行歌曲发展做一定的了解。我们的小组每个成员为了这次研究都没有说过“放弃”二字。 即使我们在最茫然的时候,也就是在借助网络搜索功能查阅到相当多的资料(大部分资料都是模棱两可或者擦不着边地说出英文流行歌曲是由蓝调演变而来的),我们都懵了,众说风云的说法左右着我们。特别是在看了百度“知道”一栏之后,更加使我们纳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员分工合作,认真分析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按时间编排,最后我们得到了较少人提出的“同步发展”一词。其实,英文流行歌曲在同一时期是存在很多风格的,它们并不是按某种风格在发中,而是多样性地进行。在资料中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一些背景,这是我们研究的最大收获之一。 分工合作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研究问题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将对我们日后的学习产生良好的影响,使我们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一次研究的诸多收获,我们要感谢学校,感谢指导老师,感谢接受调查的同学,谢谢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坚信在接下来的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会做得更好!

西方音乐史研究综述王丽君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尴尬状况,不仅使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困惑,同时也令其他领域的同仁为其担忧。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填补对西方音乐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始终还是未摆脱“被牵着鼻子走”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作仅仅是介绍和引入国外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国内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即便是这样,我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空白没有填补,而对于国际上新气象和新动态更是知之甚少。在这里,笔者将对2000年国内出版或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归纳整理,并稍加评述,以提供这一年度国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一、热点研究首先,鉴于2000年是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这年也成为研究柴科夫斯基成果丰硕的一年。毛宇宽的论文《骇人听闻的惨剧-柴科夫斯基死因考》,将国际上所关注的柴科夫斯基死因再考的论题引入国内,并加入了论争。文章指出:历史上和当今在国际上关于柴科夫斯基死因的描述存在重重矛盾,并一一提出质疑,进而予以否定。最后建立在最新披露的论据之上,得出最终结论,即柴科夫斯基并非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致死。同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惨剧背后隐含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论争孰是孰非,仅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这一讨论不仅对国内柴科夫斯基研究有所贡献,而且显示出国内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内容上更为细致,形式上更注重实证,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对话的决心和信心。彭志敏的《从bE大调交响曲到<第七交响曲>——纪念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则是介绍鲜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第七交响曲》来源及其特征。除了这两篇论文外,2000年还出版了一系列柴科夫斯基研究专著。其中《柴科夫斯基书信选》(高士彦)和《彼得·柴科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VladimirVolkoff著,冷杉译)是两部译著,前者为我们研究柴科夫斯基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后者则是一部描述柴科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路点滴的传记。还有一部著作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彭志敏著),虽被作为《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之一出版,但就其内容来说,提供了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的全貌,既是一部作曲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又具有体裁风格史研究视角,同时既具备学术性质,也适宜音乐爱好者阅读,可谓雅俗共赏。其次,据掌握的材料看,国内近几年马勒研究热潮,有增无减,2000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点。尤其是对马勒《大地之歌》的研究和争论可看作是马勒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主要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廖辅叔的《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主要对马勒《大地之歌》第二和第三乐章的两首唐诗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和推论,其中对第三乐章的《瓷亭》与李白的诗《宴陶家亭子》的比较分析和推断论证是文章的中心所在,但作者最后未下定论。严宝瑜的《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以及与原唐诗的比较》将《大地之歌》的德文歌词译为汉文,与原唐诗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尽力保留德译诗的风格和情调,意在说明德译诗和马勒音乐中的“没落情调”。钱仁康的《<大地之歌>歌词溯源》同样将德译诗反译为中文与唐诗原文进行对照,与严宝瑜不同的是,作者认为马勒在采用德译诗歌的时候,作了一些修改,用意在于避免没落而表达“光明的期望”。孟文涛的《<大地之歌>唐诗疑云未尽散——二、三乐章解题众说仍纷纭》收集到八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除作评说外,肯定其第二乐章以告破解,第三乐章仍属悬案,并由此引发出对大地之歌是否为资产阶级没落情绪-世纪末情绪在音乐艺术上作意识形态反映之争。以上的关于马勒《大地之歌》歌词来源的考证和辨析实际上不只对音乐史研究有意义,而且也在文学界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推进了国内的学术研究,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价值。除此以外,还有一篇论述马勒作品风格特征的文章,就是陈鸿铎的《谈马勒<第一交响曲>的音乐创作》,虽只选用了一部马勒早期的作品,但基本抓住了贯穿马勒创作的一些主要创作特点。二、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仍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也最多,主要有:刘盾的《关于贝多芬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舒曼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及小提琴版本考》两篇均为文献考证性质的研究。前者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贝多芬的另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发现校订并作了简要介绍。后者则披露了关于舒曼将大提琴协奏曲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的考证。孙国忠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巴赫的晚期风格及其研究>》,通过这部作品探讨巴赫晚期风格的倾向问题,进而,坚持巴赫晚期作品风格向前古典主义靠拢的看法。钱仁平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音乐语言与潜在标题性》通过音乐分析并与肖斯塔科维奇先前的交响曲创作进行对照,揭示了这部作品在音乐语言尤其是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总结性”特点,以及作曲家通过对前人和自己音乐作品主题的摘引与融合,来表达相应的潜在标题性的方法。这一年,还出版了钱仁平的专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从中可以获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风格特征的全貌。王文澜的《风格独具的表现主义音乐戏剧-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音乐学分析》是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的剖析。余丹红的《从预制钢琴到<4分33秒>》梳理了一条凯奇音乐风格发展变化的主要根源,即他的音色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凯奇的作品提供了一条线索。何平的系列研究《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芭蕾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通俗管弦乐及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和声技法》以及《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调性处理原则及其管弦乐手法》,在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意义。正如杨燕迪在《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中指出的那样,何平的新著是建立在自己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的最后结晶,它填补了我国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空白。总的来说,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的研究仍吸引着大多学者的目光,也是每位西方音乐史学者涉足最多的领域。就目前来看,每位学者的研究范畴越来越明确化和专门化,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势头,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专的同时,必然也面临着广度的局限,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自然地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对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的研究群体的需求,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如果要谈到该领域的具体研究的话,存在着一个学科定性的问题。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研究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那么作为史学研究究竟应该注重音乐本体风格研究,还是关注社会文化内涵,或两者兼顾之,西方音乐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国内在这一方面从未卷入争论,立场是折中的。但问题是这个折中的度是不好取的,结果是要么偏重本体分析,向作曲技术理论倾向,要么陷入空泛的音乐描绘,还有的虽然将两者结合了,但各谈各的,生搬硬套。所以说,产物很多,但不都是具有史学价值的成果。作为青年一代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学习,从而借鉴,时代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我们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能应要求而动,向“T”字型发展,既广又深,既博又专,这样才可能真正将我们学科带出尴尬境地。三、专史研究有些学者更关注西方音乐史上某时段或某领域的风格演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钟子林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回顾》极富历史感地对上个世纪的西方音乐潮流及学者对此潮流的看法与观点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归纳,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开拓、融合、多元”的世纪,并进一步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成熟”。凌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变异》侧重音乐风格变异与人文背景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指出音乐技巧和思想内容变化的必然性。范额伦的《从洛卡泰里到纳尔迪尼》是自1996年以来,在《音乐艺术》上连续发表的数篇小提琴专题研究论文之一,这一篇是前面对意大利小提琴学派艺术发展史研究的继续,主要论述了18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发展。作者对这一专题的长期关注及研究,无疑弥补了西方音乐史中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建设性意义。蔡觉民的《西方传统记谱法的变迁》介绍了西方几种记谱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董蓉的《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上)将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体裁风格史《西方合唱音乐纵览》(韩斌编著)问世,标志着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又一空白得到填充。四、译文除在前面几个方面中提到的译文译著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萨拉·巴可瑟的《巴赫档案的国际追踪》(余志刚译)。这篇文章译自1999年8月16日的《纽约时报》,是一篇关于美国学者对巴赫家族档案追踪的进展情况的报道。译者还在附记中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发现以及相关的音乐活动。该篇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上研究巴赫的最新成果和信息,有助于国内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时,能与前人的研究以及国际的研究动态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上是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0年国内出版和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进行的简要归纳和述评,需要指明的是,所列出的并非全部,本文旨在选取较为典型并可以代表这个年度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的主要成果进行整理,当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可能对有些重要研究成果有所遗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笔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前以及伴随着工作的同时,始终热切的关注本学科研究状况,包括对研究目的、观念、方法和对象的思考。因此,在归纳总结的同时不免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虽不成熟,但实属坦言。

音乐的发展及评价 关键词:英文流行音乐发展史 西方流行歌曲简史 关于我们的调查

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

鉴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假如拉赫玛尼诺夫所有的音乐都被世界遗忘了,最后剩下的也会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很多音乐爱好者通过这部作品认识拉赫玛尼诺夫,后来才接触他的其它作品,如《第二钢琴协奏曲》、《交响舞曲》等等。《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写于1934年,此时世界乐坛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调性体系、曲式、节奏等惯用的音乐法则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流派纷呈的“新音乐”,无调性音乐、表现主义、后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列等等相继出现,“求异响于新声”是欧美音乐的时代潮流,而拉赫玛尼诺夫不为所动,仍然在十九世纪的风格和形式里寻求个性的表现。《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取材于一百多年前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利用其中第24首随想曲的音乐主题,写成单乐章的钢琴与乐队曲,技巧复杂精深、气势辉煌,成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魔鬼被许多人描绘成炫技能手,看不到他的辉煌技巧给浪漫派带来的风格上的影响,这不但低估了帕格尼尼的艺术价值,也是对浪漫主义艺术本质的忽略。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受拘束和无穷无尽的美,浪漫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狂热的主观表现。音乐家表现狂放无羁的感情世界,必须有炉火纯青的技巧为依托,才能进入横无际涯的艺术境界。有一件趣闻说明的正是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位提琴手拿着乐谱去找贝多芬,提出某些小提琴部分的音乐太难,不好演奏,请作曲家修改一下,贝多芬却说:“当上帝唤醒我的时候,你以为我还会去考虑你那倒霉的提琴吗?”帕格尼尼精妙绝伦的演奏技巧和火热的演奏风格正是浪漫派作曲家渴求的境界,激发了许多音乐家的热情,追随效法者甚众。他们一方面在技巧和演奏风格上提高精进,另一方面直接从帕格尼尼的音乐里获取灵感,把他的作品改编成其它乐器的独奏曲,或者是以他的音乐主题为素材创作出自己的音乐。在大量的改编曲里,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几位大作曲家的手笔,其中包括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作为音乐会曲目至今还频繁演出的当推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狂想曲是这样一种曲式:它以烈焰般的激情歌颂狂傲不羁的英雄气概,用饱满的热情表现民族精神。狂想曲不是从古典时期继承来的形式,它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激情锻造出的曲式,音乐内容一气贯通的单乐章作品。拉赫玛尼诺夫写的这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也可以称之“帕格尼尼主题变奏”,音乐取材于帕格尼尼的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在一个音乐主题上展开24个变奏,铺衍成一部气势辉煌的大型作品。这24个变奏前后分成三组,很像是不间断连续演奏的协奏曲的三个乐章,而且独奏钢琴与乐队展开炫技性的竞奏,又很符合协奏曲。但是从音乐狂热的激情和艰深的技巧看,还是应该按照作曲家自己的标题理解为狂想曲。作为一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首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且技巧精湛,风格健朗,他的名字被列入伟大钢琴家的行列,他在当时唱片录制技术已经很完善,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他的演奏艺术。如此说来,拉赫玛尼诺夫要比他的老师柴科夫斯基幸运得多,他不必像柴科夫斯基那样拿着新完成的协奏曲去征求钢琴家的意见,结果触了霉头,一部不朽之作被说了个一无是处。拉赫玛尼诺夫写钢琴音乐从不担心技术问题,有些技巧艰深的部分,音乐甚至是在跟着飞舞的手指奔跑,听凭它把音乐带到哪里,浪漫派音乐里充满的热情往往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辉煌的技巧表现作曲家的个人风格,然而作品里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慢速的第18个变奏,整部狂想曲到这里速度突然放慢,奏出一支纯朴抒情的曲调,这个旋律开朗优美,动人心魄,其中当然也隐含着永不褪色的“俄罗斯忧郁”,这个旋律先在钢琴上唱出,质朴而平和,然后让位给弦乐,热情在逐步增长,随后发展成浪漫激情的颂歌。这段音乐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尤其富于浪漫气息,它虽然只是一个音乐片段,不是一个乐章,也被抽出来编入一些浪漫曲集的唱片,在芭蕾舞台上也可以见到这段音乐的芭蕾小品。拉赫玛尼诺夫当初写《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有意表现帕格尼尼传说中的舞台形象,瘦骨嶙峋、苍白、狂热、鬼魅般的躯壳包裹着热情的灵魂,被艺术之神唤醒时,便光芒四射地疯狂演奏,辉煌的音乐照亮整个大厅。拉赫玛尼诺夫甚至在写这部狂想曲的同时就在考虑把它搬上芭蕾舞台,他提供了芭蕾剧情构思,编舞导演当然又是芭蕾大师福金。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西方音乐史研究综述王丽君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尴尬状况,不仅使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困惑,同时也令其他领域的同仁为其担忧。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填补对西方音乐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始终还是未摆脱“被牵着鼻子走”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作仅仅是介绍和引入国外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国内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即便是这样,我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空白没有填补,而对于国际上新气象和新动态更是知之甚少。在这里,笔者将对2000年国内出版或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归纳整理,并稍加评述,以提供这一年度国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一、热点研究首先,鉴于2000年是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这年也成为研究柴科夫斯基成果丰硕的一年。毛宇宽的论文《骇人听闻的惨剧-柴科夫斯基死因考》,将国际上所关注的柴科夫斯基死因再考的论题引入国内,并加入了论争。文章指出:历史上和当今在国际上关于柴科夫斯基死因的描述存在重重矛盾,并一一提出质疑,进而予以否定。最后建立在最新披露的论据之上,得出最终结论,即柴科夫斯基并非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致死。同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惨剧背后隐含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论争孰是孰非,仅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这一讨论不仅对国内柴科夫斯基研究有所贡献,而且显示出国内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内容上更为细致,形式上更注重实证,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对话的决心和信心。彭志敏的《从bE大调交响曲到<第七交响曲>——纪念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则是介绍鲜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第七交响曲》来源及其特征。除了这两篇论文外,2000年还出版了一系列柴科夫斯基研究专著。其中《柴科夫斯基书信选》(高士彦)和《彼得·柴科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VladimirVolkoff著,冷杉译)是两部译著,前者为我们研究柴科夫斯基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后者则是一部描述柴科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路点滴的传记。还有一部著作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彭志敏著),虽被作为《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之一出版,但就其内容来说,提供了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的全貌,既是一部作曲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又具有体裁风格史研究视角,同时既具备学术性质,也适宜音乐爱好者阅读,可谓雅俗共赏。其次,据掌握的材料看,国内近几年马勒研究热潮,有增无减,2000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点。尤其是对马勒《大地之歌》的研究和争论可看作是马勒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主要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廖辅叔的《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主要对马勒《大地之歌》第二和第三乐章的两首唐诗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和推论,其中对第三乐章的《瓷亭》与李白的诗《宴陶家亭子》的比较分析和推断论证是文章的中心所在,但作者最后未下定论。严宝瑜的《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以及与原唐诗的比较》将《大地之歌》的德文歌词译为汉文,与原唐诗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尽力保留德译诗的风格和情调,意在说明德译诗和马勒音乐中的“没落情调”。钱仁康的《<大地之歌>歌词溯源》同样将德译诗反译为中文与唐诗原文进行对照,与严宝瑜不同的是,作者认为马勒在采用德译诗歌的时候,作了一些修改,用意在于避免没落而表达“光明的期望”。孟文涛的《<大地之歌>唐诗疑云未尽散——二、三乐章解题众说仍纷纭》收集到八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除作评说外,肯定其第二乐章以告破解,第三乐章仍属悬案,并由此引发出对大地之歌是否为资产阶级没落情绪-世纪末情绪在音乐艺术上作意识形态反映之争。以上的关于马勒《大地之歌》歌词来源的考证和辨析实际上不只对音乐史研究有意义,而且也在文学界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推进了国内的学术研究,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价值。除此以外,还有一篇论述马勒作品风格特征的文章,就是陈鸿铎的《谈马勒<第一交响曲>的音乐创作》,虽只选用了一部马勒早期的作品,但基本抓住了贯穿马勒创作的一些主要创作特点。二、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仍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也最多,主要有:刘盾的《关于贝多芬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舒曼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及小提琴版本考》两篇均为文献考证性质的研究。前者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贝多芬的另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发现校订并作了简要介绍。后者则披露了关于舒曼将大提琴协奏曲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的考证。孙国忠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巴赫的晚期风格及其研究>》,通过这部作品探讨巴赫晚期风格的倾向问题,进而,坚持巴赫晚期作品风格向前古典主义靠拢的看法。钱仁平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音乐语言与潜在标题性》通过音乐分析并与肖斯塔科维奇先前的交响曲创作进行对照,揭示了这部作品在音乐语言尤其是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总结性”特点,以及作曲家通过对前人和自己音乐作品主题的摘引与融合,来表达相应的潜在标题性的方法。这一年,还出版了钱仁平的专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从中可以获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风格特征的全貌。王文澜的《风格独具的表现主义音乐戏剧-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音乐学分析》是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的剖析。余丹红的《从预制钢琴到<4分33秒>》梳理了一条凯奇音乐风格发展变化的主要根源,即他的音色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凯奇的作品提供了一条线索。何平的系列研究《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芭蕾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通俗管弦乐及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和声技法》以及《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调性处理原则及其管弦乐手法》,在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意义。正如杨燕迪在《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中指出的那样,何平的新著是建立在自己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的最后结晶,它填补了我国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空白。总的来说,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的研究仍吸引着大多学者的目光,也是每位西方音乐史学者涉足最多的领域。就目前来看,每位学者的研究范畴越来越明确化和专门化,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势头,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专的同时,必然也面临着广度的局限,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自然地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对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的研究群体的需求,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如果要谈到该领域的具体研究的话,存在着一个学科定性的问题。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研究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那么作为史学研究究竟应该注重音乐本体风格研究,还是关注社会文化内涵,或两者兼顾之,西方音乐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国内在这一方面从未卷入争论,立场是折中的。但问题是这个折中的度是不好取的,结果是要么偏重本体分析,向作曲技术理论倾向,要么陷入空泛的音乐描绘,还有的虽然将两者结合了,但各谈各的,生搬硬套。所以说,产物很多,但不都是具有史学价值的成果。作为青年一代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学习,从而借鉴,时代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我们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能应要求而动,向“T”字型发展,既广又深,既博又专,这样才可能真正将我们学科带出尴尬境地。三、专史研究有些学者更关注西方音乐史上某时段或某领域的风格演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钟子林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回顾》极富历史感地对上个世纪的西方音乐潮流及学者对此潮流的看法与观点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归纳,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开拓、融合、多元”的世纪,并进一步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成熟”。凌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变异》侧重音乐风格变异与人文背景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指出音乐技巧和思想内容变化的必然性。范额伦的《从洛卡泰里到纳尔迪尼》是自1996年以来,在《音乐艺术》上连续发表的数篇小提琴专题研究论文之一,这一篇是前面对意大利小提琴学派艺术发展史研究的继续,主要论述了18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发展。作者对这一专题的长期关注及研究,无疑弥补了西方音乐史中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建设性意义。蔡觉民的《西方传统记谱法的变迁》介绍了西方几种记谱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董蓉的《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上)将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体裁风格史《西方合唱音乐纵览》(韩斌编著)问世,标志着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又一空白得到填充。四、译文除在前面几个方面中提到的译文译著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萨拉·巴可瑟的《巴赫档案的国际追踪》(余志刚译)。这篇文章译自1999年8月16日的《纽约时报》,是一篇关于美国学者对巴赫家族档案追踪的进展情况的报道。译者还在附记中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发现以及相关的音乐活动。该篇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上研究巴赫的最新成果和信息,有助于国内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时,能与前人的研究以及国际的研究动态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上是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0年国内出版和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进行的简要归纳和述评,需要指明的是,所列出的并非全部,本文旨在选取较为典型并可以代表这个年度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的主要成果进行整理,当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可能对有些重要研究成果有所遗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笔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前以及伴随着工作的同时,始终热切的关注本学科研究状况,包括对研究目的、观念、方法和对象的思考。因此,在归纳总结的同时不免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虽不成熟,但实属坦言。

中西方音乐史的论文题目

你就写这三个人: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网上一拉就行而且这三个大师很有名气的。

你起码要说什么派的吧....是浪漫派的....还是什么....不然怎么想啊.....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对音乐鉴赏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它对学生身心素质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从音乐的发展到流行音乐的盛行,乐器的不同介绍,著名音乐家和著名音乐曲子的介绍等等不同的方面对音乐鉴赏的必要性和对大学生素质提高的 重要性做介绍。认识到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所必需的素质。关键词:音乐鉴赏 发展 品位提升我一直觉得音乐的世界是一种虚拟中的征服,它用不同的方式征服着不同种类的人的心情。再普通的人,不管他的知识层面如何,不管他的地域文化所带来的差异如何,他都具有一样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音乐鉴赏的能力。音乐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只限于欣赏的品位和能力。对他的了解并不仅仅限于听上,要从各方全面了解。具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对情感的培养和素养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分辨出来的。 音乐是由情而发,纵贯历史,横看中西,文明的发展中总有音乐这个重要的角色去推动着,从远古的诗经的朴素到唐诗宋词的华丽和缠绵但元曲的现实和丰富,它们不仅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加之中国传统古典乐器就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繁荣发展史,我们不禁赞叹:古人用他们特有的智慧让我们后代人体会到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传世经典,一直到后来的民族音乐的盛行,中国几千年的音乐风格在经久不衰地传递着华夏民族最具特色的东方文化。西方传统音乐以神秘浪漫为主,很多宗教思想的写照,钢琴的加盟使它越来越具抒情、浪漫、自然风格。经过中世纪时期、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与中国古典音乐的空灵与返古相比,它所具有的浪漫是空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音乐越来越注重乐器的协奏和声调的组合,正如中西方意识形态一样,中西方音乐也呈现出它们截然不同但又各具韵味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历史的车轮转动着,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中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使音乐的风格也各自出现了变化。19世纪以来,西方音乐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济的发展是音乐的大众化变的越来越深刻,流行音乐开始蔓延至全世界,华尔兹、波尔卡、探戈舞、布鲁斯、爵士音乐、摇滚等等,直到现在的通俗音乐,他给人的是自由的呼吸和心灵完美的感应,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成为人们精神的港湾,它不是贵族化的奢侈而是平民化的消费,能被各种类型的人接受,成为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盛宴。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对民族历史要了解多少,要全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还要对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这就要求对音乐发展历史的了解,音乐鉴赏能力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其背景的深刻理解。它不仅让我们在民族文化和不同的精神氛围下感受来自各方的熏陶,还让人对各个地域的人文、物质、感情、活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能通过音乐这面镜子照射出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正如要实践就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音乐鉴赏不仅仅是会感受几首曲子听几首歌曲的事情,它是一门学问,需要从最基础的历史文化问题着手,这是音乐鉴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人人都会听歌,但又有几个人能听出其中的门道呢?音乐的发展使它越来越离不开乐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离不开对乐器的全面的了解。在音乐这个庞大的家族里,乐器以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张显着包罗万象的王者风范。中国传统乐器中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笛、骨哨等,接着的埙的发展以及管、萧、笙的发展,让古典音乐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还有击奏乐器也极为常见,如罄、鼓。总之,时代的发展,乐器也是 一个最好的见证者。中国如此,西方更是如是。竖琴、钢琴、提琴、萨克斯、号、吉他等等,以其浪漫的声音张显着西方浪漫音乐风格。无论是埙、琴、古筝或是萧,它们所表现的是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东方的神秘,像一个个全身散发着佳人内蕴的羞涩沉默的含羞带涩的美人。它们所给的是知己间的默契。而西方的钢琴、提琴等所散发出来的是无限的浪漫和遐想,听着那些流淌出来的声音仿佛是银色月光下的窃窃私语的情人。它们所带来的是法国葡萄酒的醇香,梧桐树的静谧,荷兰郁金香的雅致,丹麦人鱼的期望。再美的词与声音如果没有乐器的陪伴是无法打动人的听觉器官的,就像红花总要有绿叶来陪的。当然有些乐器本来就能演奏出最打动人心的音乐。古筝的《梅花三弄》、《平沙落雁》,钢琴的《命运交响曲》。乐器欣赏本身就是一门音乐欣赏,如果用乐器来代表音乐这是不为过的。在不同的乐器奏乐中我们在寻找着属于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份真谛。音乐鉴赏能力的重要体现就在对不同乐器以及它所体现的思想的诠释有这深刻的体会。音乐的本身就在于人对它的创作,它是一个客体,之所以蕴涵着独特的情感是因为人们赋予它自己的情素,伤感、快乐,一切的一切,通过人的主观的发泄并表现才有了音乐的精神灵魂所在。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著名音乐家和其创作的作品。中国的俞伯牙,西方的莫扎特,肖邦、德沃夏克、许茨等等。俞伯牙的《高山流水》是知己间的交流,师旷的《阳春白雪》,华彦钧的《二泉印月》、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等等,这些著名的作曲家和这些著名的作品无不时时刻刻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的风采。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也要从这些方面培养,它们对于我们审美能力、感性思维、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人文素养以及品位的提升都有帮助。我们不仅从中认识到文化的丰富,也无形中使感情受启发,可算是一种人文关怀了。音乐鉴赏能力的最终要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提高。 现代美育提倡有机的把知识性、审美性、趣味性和道德性融合起来,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它能让我们全面掌握知识、开启智慧、陶冶心灵、培养高尚人格。如:更好的理解〈欢乐颂〉能使人在轻松中寻找快乐的感觉;〈月光曲〉让人感到静谧的夜晚;革命歌曲给人战斗的力量。当今时代的特点使流行音乐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爵士乐、摇滚、通俗以及最具代表的周杰伦风格的歌曲渗透着每一个角落,具有良好的鉴赏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文化及其丰富的时代拥有评判好坏优劣的能力,能让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个人修养得以提升。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最基础的审美能力,无论是对学习还是对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培养和提升。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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