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研究论文
德莱塞的作品在中国早有介绍。瞿秋白在题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中指出,德莱塞 的“天才,象太白金星似地放射着无穷的光彩”,他是“描写...
德莱塞在中国的译介马小艳 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张友松译的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集《婚后》,30年代初,伟大的新文学运动先驱瞿秋白撰文介绍德莱塞,他在题名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里称德莱塞是描写美国生活的伟大作家,由此拉开了德莱塞及其作品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序幕。德莱塞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文学界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德莱塞在中国译介史的梳理和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 本篇论文以译介学理论为基础考察德莱塞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德莱塞的译介和接受历程,并进而探讨翻译策略问题,例如译者、读者等对翻译策略选择有哪些影响? 本文的引言部分对德莱塞及其作品作了简要介绍,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本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追述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德莱塞作品的译介以及研究的出版历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介绍,解放前(1917-1949)、解放后(1949-1966)与新时期以来(1977-2007),内容包括译者、译本、出版社、德莱塞评论和研究等,旨在为读者展现一个全面的译介研究情况。第二章主要是对德莱塞在中国译介的接受进行文化解析,分析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德莱塞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产生的影响。第三章主要探讨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译介学对翻译的研究是基于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对语言文字的评论。本章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和读者对翻译的选题及翻译策略有什么影响?考察翻译文学的地位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到什么作用?结束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通过对德莱塞译介史的梳理和研究,我们看到,受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德莱塞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变化的。笔者希望通过德莱塞的个案梳理,对整个翻译文学的研究有所帮助,从而促进翻译文学的研究和发展。
形象学就是研究一国文学中所描述的“异国形象”。起源于20C中叶，20C末形成高潮，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译介学属于媒介学，其中的“介”是指“媒介”而非“介绍”之意。“译介”意指“翻译媒介”。译介学起源于20C70年代的翻译研究。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歧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即“创造性叛逆”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论文只要上知网上去荡20篇看一下，确定方向，按照别人的写作方法参照自己阅读后的观点，去写即可。
译介学论文题目
现在英语方面的翻译学比较热门，也比较新颖，是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不再是那种枯燥的翻译理论的研究，他关注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等。而且认为有些作品正是由于这种转换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而延长了原作的生命，赋予了原作以第二生命，许多优秀的作品正式有赖于这种创造性的叛逆才得以流传于世。怎么样，感兴趣了吗？呵呵……不过，比较难，不太好把握，但是很有意思！推荐的书目是：上外的谢天振 译介学（外语出版社） 上外的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
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
比较文学是一个大的方向，译介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下面就是我为您收集整理的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性；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本己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
——A。博尔曼（1942—1991）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中，翻译变得日益日常化，语言间的转化需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急迫，也更不可或缺。而全球一体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如国际法的建设，对各种传统、文化更深人、准确的了解也变得更为重要。翻译研究，也从过去学科内的分支角色转化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条件反思的对象：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来的概念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由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因为语言文化本身的限制应当重新反思？而各种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主体是否可以完全绕开西方知识体系来反思自身，并加入到西方学界对整个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重建中来？
本文所说的译介学，即翻译学，既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又是对其存在局限性的冲击乃至挑战。发生于欧洲的比较文学，从起源处就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巨大翻译传统之中：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了菲尼基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它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中心；拉丁语传统更是对古希腊与希伯莱传统的一种翻译转化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欧洲知识界共享的是这种共同的知识与精神传统。文艺复兴在整个欧洲兴起的翻译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来欧洲现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在欧洲文明内部引入了新的知识环境：过去共享的精神传统，现在因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出现了沟通壁垒，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需要学习别国语言以便去了解别国文化。而比较文学，特别是作为法国学派代表的影响研究的问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影响研究往往与翻译密切相连。而且，在大多数现有的译介学与影响研究的论述中，两者常常重叠在一起，难舍难分。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翻译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再则，从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学科条件来看，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文，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的话，比较工作的成效与存在必要性就丧失了。
那么，既然翻译这么重要，为什么译介学的形成没有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同步，而要等到20世纪30—50年代呢？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相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文化媒介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二是对非欧洲语言文学现象的研究越来越依赖翻译，而翻译的特性，如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真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就日益变成问题的中心。由此，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新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也就有其自明的合理性了。
“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 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 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
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
第一个层面表面上似乎只涉及翻译的技术问题，因而常常被向往理论的人所低估。但翻译技术性难题往往也是翻译理论中的难题，其中最典型的难点，可能就是诗歌翻译问题。在西方，从但丁到蒙田，从伏尔泰、狄德罗到里尔克（Rilke）、雅各布逊（Jakobson）都重复一句话：诗不可译，因为诗歌是“声音与意义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延长”，不可译性就是诗歌的本质与价值所在。在汉语诗论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意无穷”也是评价诗歌价值高下的标准。诗歌在同一语言中就具有“技术上”不可转译的特征，更不用说移入外语语境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了。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都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中屡战屡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诗歌的节奏、语音与整体意象语境从技术上对抗翻译，因而也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难点和研究制高点。比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时，强调了汉字的表意、象形特征，突破英文语音文字所特有的诗歌传统，因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诗运动。但这场运动反过来影响一些中国诗人也尝试开拓汉诗的外形特征，效果却渺渺。殊不知汉诗正因为它的外型表意不表音，诗歌传统才如此追求严格的韵律。这诚然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第二个层面重在对原作之多种译本的比照研究，讨论其得失长短。比如，周兆祥对汉译《哈姆雷特》的诸种文本比较研究，不仅盘点了这些译本艺术上的得失，也带出了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的具体语境。而后者已介入接受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从文本（texte）研究进入到了文化语境（contexte）研究。戏剧的接受语境超出了诗歌、小说的书面个体阅读接受范畴，既涉及舞台再现体系，又涉及直接面对观众的“集体”阅读场域。因其二度转换，即舞台转换，要直接面对进入剧场的接受者，其方式与情境，更能立体勾勒出原作所遭遇到的文化转换难度，从而综合呈现接受语境中对该作品的文化理解的具体状况：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所搬演的莎剧，基本上都将莎式的性格悲剧演义成中国式的伦理悲剧，显示出传统戏剧模式、社会心理模式在接受西洋剧中的强势解释力。
如果说译本比较研究与原作的关系依然紧密，二度再现的文化语境研究已进入对原作与译作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更深、更广的信息差异的辨析的话，下述现象可以说更远离了原作及其文化语境：翻译文本本身成为接受语境中的一个新的创作契机，自备一种艺术价值，自成一种艺术风格。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翻译家林纾的公案。严格地说，林纾不能算翻译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但会听故事，而且更擅长转述故事。其“文笔”让钱锺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为他所“诱”，而“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个例子是美日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寒山热”：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大受青睐，长期流传，备受尊崇，其“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不仅“使他享誉东瀛”，而且经由日本，风行美国，与1958—1965年间在美国的文化运动中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理想英雄，使它所承载的禅宗信息演化为一场美式的精神运动。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熟知的庞德英译唐诗个案。指责他的译文充满误读，英文文法不通，已完全无法解释他所掀起的20世纪美国的那场新诗运动。他独特的解读视角与其说是对唐诗的误读，毋宁说是“悟”读，如果他关注的是唐诗严格的韵律要求，而非汉字意象所造成的视觉特点，情况又会如何？总之，上述三例已不属狭义上的翻译研究，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转换工作，即进入了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的范畴。因为原文的价值已不是重点，译文如何不忠于原文也不那么重要，它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历险。文学史家将之纳入历史时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原作及原作者，而是译者与译品本身的特有价值，前者常常只作为后者的语境而进入史家的视野。这种翻译观中的“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转向，其实是从对翻译“信、达、雅”与“神似”的基本诉求，转向对译者与译品的“创造性背叛”及其“艺术个性”的要求。前者是翻译的标准，后者是创造的标准，不在同一个评价范畴内。后一个标准是可欲难求的。严格地说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评判标准的超越。
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性问题，包括对翻译性质的理论思考，对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之意义的梳理，对翻译史论研究中的标准的研究与评价等。
翻译的性质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反思与论证，在翻译史上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如为《圣经》翻译定下原则的古罗马翻译理论家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说，“翻译是对意义的兼并”，也是“对意义的捕捉”；对现代翻译理论有深刻影响的本雅明说，“由于它所携带的那样一种语言种子，翻译间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之间”。海德格尔说：“任何翻译本身都是一种解释。不需声明，它的存在就携带着解释原有的基础，开口与诸种层次。反过来，解释不过是忍而未发的翻译之完成罢了……本质上，解释与翻译不过是同一件事。”
圣·杰罗姆在翻译活动中看到的是原文（经文）中的绝对意义，所以他要求绝对忠诚于原文，强调“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原则。本雅明在翻译中既看到了创造的“原创性”，也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的“反思”特质；而海德格尔则在翻译现象中看到的是译者的“理解”与“解释”之主体活动。后两者的见解可以说是18、19世纪以来由德国哲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为代表的对翻译的反思模式（强调保存原作中的“陌生性”，主张译本本身就具有某种“次语言”的价值）的延续。古典模式将原文神圣化，认为原文中有绝对的意义，翻译活动不过是解经活动的附属部分，译者应当是原文的忠实的役者；近代模式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不认为原文只有一种绝对的原义，每一个译者都可能发掘出原文不同的含义，而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译本也有它特有的价值，是不同于原文语言，也不同于本土文学作品的“第三种语言”。
关于翻译理论范式的思考，在西方一直伴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一直是“经验”与“反身自省”的同步活动。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历史，也形成了一些对翻译的论说：从西晋以来翻译佛法发展出来的“格物法”，到近现代译家严复倡导的“信达雅”说、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锺书的“诱、媒、讹、化”论。不过，对这四种论说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各说之间有否发生范式的转化？如果有，其理论意义为何？这种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到其他相关领域标准的建立。例如，翻译史怎么写？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提供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别的可行标准？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的写品有什么标准上的不同，为什么？翻译文学史的材料选择标准是什么？实录法？对原作传播的贡献大小？译品本身的价值和影响？这几种写法各有不同的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翻译问题日益突破学科界限而成为对人文社会学科基础思考的综合理论性问题。这种趋势使得传统比较文学视阈中的文学翻译身份定位受到冲击，或者说使它不再可能以故步自封的方式存在。否则，它很可能被吞没掉而不自觉。同样有“文化翻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将“文化翻译”当作其方法论的特征0来界定，而且由于它“对其翻译工作中的‘化’的一面”过于自信，而自以为寻找到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语法”，并成为“文化科学”，而受到非西方人类学者的批判，其“文化翻译之‘诱”’被认为“变相地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成为人类学界反思“文化翻译”的权力关系，“讹”的方法论价值的问题性场域。但将翻译纳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但没有削弱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反而使之更具有自身反省的能力。这一点是否值得比较文学借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特征。区别在于人类学翻译的是广义的他者社会文化文本，人类学者以自身的认知模式直接介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并追求建立普适的知识体系；而文学翻译所面对的，则是一种间接的文本，是对原作者之自我文化理解的翻译与解释。两者不在同一知识谱系中，因此，同样一个“讹”与“化”，涉及问题的性质与效果全然两样。比较文学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自省中，不断思考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及学科边界，才能保存与发展自身的阵地。
当翻检《钦定词谱》时，我们发现“图谱合一”在明代万惟檀时就已经完成，“黑白圈平仄标注法”、“句中韵”是张埏用力处之一，“去声字”、按字数多少排列是万树的发明，无论是从词谱体例还是内部具体设计，可以发现其创新之处并不多。
《钦定词谱·凡例》谈到：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
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谱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中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表面看来，《钦定词谱》只是所收词调增多、考证更加准确而已。事实上，其更臻完美的思考与精益求精的设计使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词调前系调名考证词调是词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在唐五代时期，词调本事对词的内容、风格有限制作用。到了北宋，由于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日渐打破了词调本事对内容的限制，词调与词内容的关系日渐疏远。
而自《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始，研究者开始关注词调的渊源流变，并对一些词调进行了本事溯源。到了明代，词学家们更加关注词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杨慎考证词调3O余个，而董逢元《词名征》开始了词调系统的研究。到了清初，毛先舒对词调进行了大范围整理，编成《填词名解》一书，考证词调近四百。而查培继在编纂《词学全书》时，把《词名集解》作为第一部分出现，这是词谱史上第一次把词调与词谱对等看待。惜毛先舒的考证仍需深入，很多词调本事并未揭示清楚，甚至造成了一些失误。
从专门的词谱书籍来看，之前的编纂者似乎对词调的内容兴趣淡薄，从周瑛的《词学筌蹄》、张铤的《诗余图谱》到程明善的《啸余谱》、谢天瑞的《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再到清初赖以邻等人编制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他们基本上并未对词调的渊源流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偶然仅是简单的对词调进行一下溯源，说明词调的创始情况，而作为图谱的附庸存在。而《钦定词谱》最用力处即在于此。《钦定词谱·凡例》介绍道：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这种把调名考证融入词谱中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指导填词者“选调填词”。填词者只要一部《词谱》在手，不需要再查阅哪个词调适合填写什么风格、内容的词，直接翻阅《词谱》就可以完全解决填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大大方便了填词者，为清代的“填词须选调”理论的兴起及深人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定词谱》在词调考释上用力甚多，编纂者广搜博采，从经史子集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来考证词调的渊源流变，如对词调[竹枝]的考证，《填词名解》仅简单的介绍道：唐乐府名，有蜀[竹枝]，有江南[竹枝]，有渔家[竹枝]，徐士俊云：泛言[竹枝]者，蜀词居多。
而《钦定词谱》却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按《刘禹锡集》与白居易倡和，[竹枝]
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渝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其音协黄钟羽，但刘白词俱无和声，今以皇甫松、孙光宪词作谱，以有和声也。
这样精彩的考证在书中比比皆是，读之使人神清目爽，心下快然。同时，《钦定词谱》对前人妄自解说词调的作法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求实态度，如在（抛球乐]下注日：唐教坊曲名，《唐音癸鉴》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三日[抛球乐]。”按此调三十字者，始于刘禹锡词。皇甫松本此填，多一和声。三十三字者始于冯延巳词，因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各别，以同一调名，故类列之。这种打破明人妄自解说的态度与作法，表明了清人注重实据的严谨态度，如果遇到不清楚的词调，编者还会在例词之后再加解释，如[添声杨柳枝]： 按《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今名[添声杨柳枝]。欧阳修词名[贺圣朝影]，贺铸词名[太平时]。《宋史·乐志》：[太平时]，小石调。
接着编者在顾复例词后注日：此调有唐宋两体，唐词换头句押仄韵，宋词换头处押平韵。按张泌词前段起句“腻粉琼妆透碧纱”，“腻”字仄韵，第三句“金凤搔头坠鬓斜”，平仄全异，后段起句“倚着云屏新睡觉”，“云”字平声，第二句“思梦笑”，“梦”字仄声，第三句“红腮隐出枕函花”，“红”字平声，“隐”字仄声，许桨词前段第三句“不知屏里画潇湘”，“不”字仄声，后段起句“重叠衾罗犹未暖”，“重”字平声，此两词皆换头处押仄韵者，故谱内可平可仄处之。
大概是编者仍担心读者理解不够通彻，其在“另一体”后继续注日：此词后段第二句仍押平韵，每句后添声俱用“仄平平”，宋词皆照此填，与唐词小异。
按此体见《梅苑》及《乐府雅词》，皆作[杨柳枝]。又按贺词八首名[太平时]，多用前人绝句，添入和声，即[添声杨柳枝]也。《词律》以[太平时]另列一体者，误。按欧阳修词前段第三句“垂杨慢舞彩丝绦”，“慢”字可仄，谱内据此，其余参校唐词。
细致考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大提升了《钦定词谱》典范价值，为《钦定词谱》成为填词典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考证让词调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为词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解读英语长句的翻译密码2.基于关联理论的对英汉、汉英翻译的本质探讨3.浅析大学英语中翻译能力的提高策略4.外贸买卖合同中从句的翻译
译介学毕业论文选题
好办，翻译是双语，双文，双文化的产物。因此，好的翻译只能脱裤子放屁重复学习同样的知识技能。比如物理学，在中国物理大学毕业，还要在美国达到物理大学毕业水平，也只能翻译英中/中英的物理大学毕业水平以下的资料，硕士/博士级别的，根本就别想了！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英汉翻译的载体是 文化 ，并且英汉翻译还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英汉翻译的论文中，题目占据了一半文的作用。为此我将为你推荐英汉翻译论文选题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英汉翻译论文选题(一) 1. 跨文化视角中的英汉 谚语 互译 2. 英译汉中名词的转译 3.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 方法 4. 论正说反译、反说正译 5. 翻译选词如何避免 Chinglish 6. 如何正确使用直译和意译 7. 双面佳人——谈《喧哗与骚动》中凯萧的人物形象 8. 论英汉动物词的文化意象差异与翻译 9. 论非常规翻译的作用 10. 从文化差异中看商标翻译 11. 英汉语言的对比 12. 浅谈《宠儿》中母亲塞丝的形象 13. 《毛猿》中扬克的悲剧探微 14. 文学作品中汉语姓名的英译 15. 《远离尘嚣》对 典故 的运用 16. 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 17. 析《好人难寻》的主要人物 18. 《喧哗与骚动》的视角 19. 试析欧·亨利小说的写作风格 20. 商务合同中长句的翻译 21. 英译汉中词义的抽象化到具体化的转换 22. 论文化语境与翻译选词 23. 语言差异与翻译中的合理叛逆 24. 浅析《远大前程》主人公匹普的成熟过程 25. 论翻译中的中国英语 26. 翻译中的英汉文化差异 27. 劳伦斯笔下的悲剧性人物保罗 英汉翻译论文选题(二) 1. 语法翻译法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2. 中学英语语法课堂多媒体技术运用的优势 3. 汉语宣传资料英译探讨 4. 体现在中英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5. 英语学习 中对美国 俚语 的认识 6. 电影片名英汉互译的归化与异化及翻译的相关技巧 7. 浅析中国英语 8.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批判现实主义 9. ”信”与英语比喻翻译 10. 佩科拉的悲剧探源 11. 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园会》中的艺术特色 12. 中学 英语阅读 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渗透 13. 口译中的笔记及实际运用中的障碍 14. 浅析委婉语及其语用功效 英汉翻译论文选题(三) 1. 汉译英中的文化差异——词汇空缺与中国特色文化翻译 2. Questioning and Teaching of Reading 3. 英汉动物比喻的文化内涵及差异 4. (动物比喻在英汉两种文化的内涵及差异) 5. 哈代——具有乡土田园气息的作家 6. 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主义) 7. 浅析英语语篇中的词汇衔接 8. 浅谈景点名称的英译 9. 英汉禁忌语和委婉语对比研究 10. 广告 翻译中的修辞手法 11. 不同语境中的翻译 12. 直译与意译 13. 浅谈中国式英语的现象 14. 英汉翻译中文化特性的处理 15. 英汉谚语比较 16. 英文广告中双关语及其翻译 17. 商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18. 英美文化差异与颜色词的翻译 19. 论英语俚语的汉译 猜你喜欢： 1. 翻译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2. 翻译学术论文题目 3. 英语专业文化类毕业论文题目 4. 英语跨文化论文选题 5. 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参考目录
好的翻译只能脱裤子放屁重复学习同样的知识技能。。。。必要时建议直接找翻译公司，省事，可以找北京译顶科技。，
题目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它对读者具有影响力，可使读者首先明确论文研究的主题。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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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州特产食品 说明书 汉英翻译研究
13、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探究报刊时政新闻的汉译
14、英语长句的英译汉翻译策略实证研究---以<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为例
15、《物华名胜》中复合式翻译 方法 的运用
16、《苏斯 儿童 绘本汉译过程中儿童语言的处理》
17、目的论指导下企业介绍的英译研究
18、新闻发布会口译项目报告
19、目的论视角下看中国高校宣传片的字幕翻译策略
20、《杨澜访谈录》同声传译项目报告
21、VOA经济报道口译过程中顺句驱动法运用的实践报告
22、预测在英语 财经 新闻口译活动中运用的实践报告
23、中国饮食文化词的口译技巧—《舌尖上的中国》口译实践报告
24、影响英汉交替传译中笔记有效信息筛选障碍的项目报告——以VOA时事新闻口译实践为例
25、视译停顿形成因素及解决方法报告
26、外事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27、学生译员汉英交传训练中停顿现象研究
28、商务合同英汉互译技巧
29、英文品牌汉译
30、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31、中英文化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消极影响
32、英语广告中修辞手法的应用及其翻译
33、<<红楼梦>>金陵判词两种译文的比较及评析
34、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翻译中的文化补偿
35、关于李后主“虞美人”的3种英译本的鉴赏
36、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
37、中式菜肴的命名与翻译
38、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
39、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
40、英文化妆品广告之美学翻译
41、数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及数字习语翻译初探
42、浅析原语文本在目标语文本中文体的适应性
43、英语习用语翻译中的等效性研究
44、论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
45、浅析英语动画片翻译的基本原则
46、中英服饰广告的翻译
47、论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要性
48、论译者的风格与译风
49、经济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50、从翻译的美学角度浅析旅游资料的中英译
51、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52、影视字幕翻译的原则
53、影响长句翻译的因素
54、例析英译汉中形象语言的处理
英语专业 毕业 论文翻译方向题目
1、 图里规范理论视角下的《四洲志》翻译研究
2、 翻译伦理视域下杨曙辉和杨韵琴《喻世明言》英译本研究
3、 《围城》英译研究
4、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文化专有词英译研究
5、 汉语形容词重叠式及其基式英译对比研究
6、 英汉交流虚构运动事件中路径和方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7、 汉语情态动词“能”字结构的翻译
8、 英汉运动事件表征方式对比研究
9、 顺应论视角下视觉动词的汉英互译研究
10、 语用顺应论视阈下汉语听觉动词的英译研究
11、 基于交往能力理论的翻译主体间性实证研究
12、 目的论视角下的电气英语翻译
13、 从符号视角看翻译中视觉非语言符号的信息处理
14、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政府公文英译策略研究
15、 女性主义视角下影视字幕翻译策略研究
16、 操纵论视角下政治文本的汉英翻译研究
17、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意象的翻译
18、 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分析领导人演讲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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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四字格中医术语动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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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情景喜剧字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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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题目
1、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宏观性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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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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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
8、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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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
11、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
12、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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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异化翻译思想探究
16、翻译的修辞学研究
1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18、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
19、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
20、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21、近代中国 留学 生 教育 翻泽研究(1895~1937)
22、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3、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4、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25、易学“象”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26、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
27、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研究
28、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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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从《哥儿》林译本的 句子 结构调整看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31、功能对等理论与信达雅翻译论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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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研究论文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2009年5月7日发生的“杭州飙车案” 成为网络热点，在舆论与司法处于是非的泥潭中痛苦交锋中，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媒介审判”现象。近些年来，在我国，无论是新闻传播界还是法律界的教授或学者都对“媒介审判”现象比较关注。笔者就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知网对“媒介审判”关键字进行全年跨库检索，时间从1998年到2008年，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时间跨度为2年，结果如图1—1。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媒介审判”现象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仍然是个热门话题，并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媒介审判”现象是个新生的事物，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仅仅以个案作为研究切入点，很少从一个宏观角度对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进行详细的梳理。学者魏永征曾经在他的《新闻传播法教程》里有过这方面的梳理，不过，只是一笔带过，略显粗糙。本论文在充分调查文献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度和以“媒体功能”为纬度进行立体性扫描，以期更深度地理解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过程。一、媒体本位功能缺失时期中的“媒介审判”现象自新中国成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主要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其传播方式基本上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过多的强调媒体的宣传作用消弭了媒体的本位功能，即媒体以传播信息为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将媒体当作自己的传声筒，纯粹将媒体看作自己管理的工具，往往给媒体行政指令，先由报纸定性和预演，然后司法介入审判的做法更是成了惯例。媒体在这样长期的思维范式下，难免出现代替司法进行审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当时的情形是新闻媒介已经演变为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的工具，新闻媒介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实行“专政”。“新闻审判”可谓登峰造极。 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以社论的方式，来营造“不杀”或“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攻势的情况，许多案件最后的结果都依赖于中央级媒体确定的基调，案件的走向和涉案当事人的命运也多由媒体决定。在此期间，典型的“媒介审判”案例有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由最初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它不该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代替司法而“先行审判”的现象。当时报纸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通信摘编，判定胡风和其他有关人员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才是对他们实行逮捕，而对他们的正式判决则是在十年以后。 比如《人民日报》从1955年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后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而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文章标题带有严重的“审判”色彩，比如有：《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决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等。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复兴时期的“媒介审判”现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及时报道信息成了媒体生存的法宝。与此同时，媒体融入市场的改革也逐渐走人正规。由于我国处于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我们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大量存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便凸现出来。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型时事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媒体舆论监督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焦点访谈》节目创办之时，适逢我国“二五”普法工作正进入关键性的后半阶段，很自然，节目关注的主要议题是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当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凸现，这是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主要问题。
媒体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我整理了媒体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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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传媒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而对此领域作前瞻性研究的欧洲批判学派，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形成了成熟而完善的传媒经济理论批判体系。本文意在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传媒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的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与传媒�玫脑匆�⒐�擦煊蛴朊浇榫�谩⒘街志�美砺邸2⒂门�械难酃庵匦律笫庸�诿浇榫�醚芯康目瞻住?【关键词】传媒经济的起源；多样性与差异；媒介工业；公共领域；两种经济按照媒介研究者通常的看法，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媒介经营价值观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经济发展构成了障碍，“入世”概念使传媒界对传媒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愈加重视。传媒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媒介传播的两种属性①——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形成的坐标系再一次重新阐明（媒介传播与社会进步）这个问题。今天，把“传媒经济”研究理解为是经济和市场赖以构成一种必然关系的系统，辩证的来比较研究能帮助中国媒介产业化方向的各种尝试，特别是WTO冲击以来并继续到今天的媒介改革，理论的研究应能提供某种策略的借鉴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传媒经济的起源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有其背景，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中间，霍克海默对大众媒介抱着明显的批判态度，如收入霍克海默著名文集《批判理论》中的《现代艺术和大众媒介》一文，就集中阐述了艺术同大众媒介的不和谐关系。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的束缚既然必定要引起反抗，这反抗同样见于已经变得个人化的艺术领域。反之，大众媒介不过是工业社会的娱乐的媒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国家民主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已经将媒介等文化领域，纳入其增殖范围，并且重要性与日俱增。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对大众媒介批判最为激烈，影响也最为深广的是阿多诺。“媒介工业”是阿多诺用得最多的术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它基本上是大众媒介的代名词，理由是大众媒介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它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所以是一种媒介工业。阿多诺认为，媒介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大事张扬戴有虚假光环的总体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媒介产品，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关于媒介工业的反启蒙的特点，阿多诺指出媒介工业乃是一种商品流通的结果，其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和销售而生产，并不考虑到真正的精神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工业概念不完全相同于大众媒介的概念。当然大众对他们所消费的媒介到底还是有所反应，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来作取舍定夺。相反，媒介工业则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媒介工业生产什么商品，取决于这些商品能够实现什么市场价值。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媒介形式的性质。媒介工业的过程是一种标准化的过程，其产品就像一切商品那样同出于一个模式。另一方面，这些产品又有一处似是而非的个性风格，仿佛每一种产品对每一个消费者都是适得其所。结果很自然就是遮掩了媒介工业的意识的标准化控制。就是说，媒介产品标准化程度越高，它似乎就越能见出个性。个性化的过程反过来反倒蒙住了标准化的过程。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工业是向大众提供了一种“娱乐的需要”。对此，马尔库塞在他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里有专门分析。人本来是有真正的需要的，这需要是创造的需要、独立和自由的需要、把握自己命运的需要，也是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需要。而这些真正的需要之所以无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是因为虚假的需要反客为主，由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强派下来，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等，都可以归入虚假需要的类型，它们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无止境追逐的结果，便造成了个人在经济、政治和媒介等方面都为商品化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人。而在这些虚假需要的生产和满足中，罪魁祸首便是媒介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的确看到了当代媒介传播发展的社会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媒介工业生产与消费方面，尖锐地揭露了媒介的经济属性的事实。媒介产品：多样化与差异媒介产品的社会多样性与电视上多元声音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一种人所共知的提法认为电视节目的多样性是件好事，很少有人对这一普遍原则持异议。其实，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根据传播节目的种类来衡量：受众解读的多样性即便不是最重要，但也是同样重要的。要生产或保护一种民族媒介，不管是通过国家广播还是其他方式，在历史上都是由中产阶级趣味及其对民族和媒介的定义所主导的，而对大众快感和大众趣味的理解则很少。因此，在既有国家公共广播系统又有商业广播系统的国家里，商业系统更受从属群体和阶级的欢迎，而公共系统则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的欢迎。同样，普遍存在的是，公共频道播放的多是国家生产的节目，而商业频道播放的多是国际生产的节目，通常是美国的节目。在工业发达的媒介中，在以生产者/销售者为一方和以不同构成的受众为另一方的两种经济之间始终存有利益冲突。财经经济和媒介经济就是这场斗争的双方。财经经济试图把电视用做同质化的媒体：对它来说，电视是有中心的，具有独特的功能性，并且位于生产与销售的中心。而在媒介经济中，电视则完全不同了。它是没中心的，多样的，位于收视方式与时间的多元性之中。电视是多元的新闻记者实践，是民主的娱乐。它促进和激发对其自身权力的抵抗网络，这种权力试图对其意义和快感的不稳定性和多元性实行同质化和霸权统治。在商业广播电视的市场上，节目必然的同质化（因为是有利可图的）意味着把一种财经商品卖给尽可能多的不同观众，频道商业化促进了媒介商品化：直接生产媒介产品和运用媒介广告完成整个经济的商品化过程。②但可能不是像许多人担心那样是媒介统治的动因。事实上恰好相反，解读的多样性与节目的多样性并不是一回事，而解读的多样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亚媒介身份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与传媒经济媒体该由谁“管”?尤其是广播电视领域，是不是该“管”?此外怎么来管?是由国家还是市场来管?是时③西欧的当务之急，是传媒政策的制定问题。媒体的易手，比如从国家到大财团，会影响到选举的模式和结果，对国家政治有决定性影响。所谓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众意见的交流和互动，被认为是民主程序的核心问题。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传媒应如何运作?信息资源又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是大众服务性传媒的体制改革。英国的BBC向来是西欧大众服务性传媒的经典模式。它是独立的媒体机构，持有皇家特许证（Royal Charter），收入不依赖政府。BBC的经费来源是邮局全国范围一年一度征收的人头税（national polltax），不靠国家的财政收入。经费上，BBC号称政治上以公平和公正为主旨，拒绝一切对其内容的政治控制企图。功能方面，BBC宣称它是为大众的媒介需要服务，提供具有教育性、高雅性、政治性的节目，不播广告，同时播出芭蕾舞、交响乐等商业台无以提供的节目。此外就是提供国内外大事，信息，监督和批判政府。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上，BBC式的西欧大众服务性传媒模式，是以政治为分界线，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市场化以后，出现两极分化的传媒形式。一方如BBC是信息量丰富，大投资制作，提供有独创性的节目和媒介服务；另一方如独立电视台是信息量匮乏，大批量制作，提供千篇一律的娱乐性服务。换言之，一方是资产阶级的、精英的、高雅的、非商业化的；另一方是大众的、娱乐的、以赢利为目的，这样一来，媒介资源的分配模式被彻底改变。BBC之类的大众服务性媒体，不见得再有坐享已久的绝对优势。针对上述变革，解释了传媒如果由政府管理，必然就成为政府的奴仆。故而只有市场，才能保证传媒的独立性。市场是对国家检查制度的防范途径，只有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才有真正的传媒自由。此一自由派理论，其来源是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主义，认为传媒的动力是赢利，只有悉尽依靠广告收入的传媒，才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换言之，只有在自由市场上自由竞争的私营媒体，才能保证对政府的完全独立。由于传媒旨在盈利，传媒和观众的关系，因此成了一种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④传媒若要最大程度占有读者/观众，势必要在最大程度上来表达读者/观众的意见，为他们所喜爱。这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换。读者/观众的购买力，是传媒的真正“控股者”。对此马克·威勒指出：“由于利润驱使，传媒市场必须要照顾消费者需要。这有利于竞争。因为要多卖出报纸，所以就必须提供尽可能多的消息。结果是消费者对信息的选择促进他们的自我表达并鼓励他们进行政治参与。”⑤由此看来，一个自由的传媒市场，个人得到自由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同样也是政治上的。市场可以分散权利，鼓励信息的“多家供应”，活跃来自下层的意见和建议。在自由派理论家看来，自由市场式的传媒系统被认为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表现出民意。吉登斯认为政府可以保护公共领域，以使有关政策的公开辨认不受限制，此外当垄断产生威胁时，政府还可以鼓励市场竞争、抑制垄断。在这方面，市场是无法取代政府的。传媒和公共领域的争论，一方面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现存各派政治力量重大差异的反映，一方面代表了西方语境中美国和欧洲，即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两种判然不同的大众传媒策略和政策。关于这一点，洪美恩在她的《拼死寻观众》一书中，就分析过两种电视模式：其一是西欧的大众服务模式，其二是美国的商业模式。前者把观众当成公众和公民，后者则把公众看成市场和消费者。故大众服务电视是一种政治模式，关心的是公众需要看什么节目；商业电视则是一种经济模式，想的是消费者想要看什么节目。⑥比较两种模式，西欧的大众服务性电视主要是将观众看成是政治个体，大众在知识分子眼中是“公民”。“电视观众”故此成为精英话语中一个本体固定的对象，他们需要改造，需要提高素质。所以电视应为大众提供精品，提供有教益、能够改变大众即国民素质的媒介服务。相反，美国商业电视是将观众看成消费者。消费者是一个超越阶级、民族、性别、年龄、种族和国家的概念。它的特点就是消费。对于电视台来说，收视率决定一切。故而电视台和观众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下的供求关系。市场即观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美国大众电视的商业制作目的非常明确，决不含糊其辞，这就是追求利润。为达到最大程度的利润，占领最大限度的市场，获得最大的消费群体如读者、观众等等，电视产业必须要生产穿透力很强，能够穿越阶级、民族、性别、年龄和种族等等界限的媒介产品。两种经济理论的传媒市场指引两种经济所指：一是“金融经济”，一是“媒介经济”，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是约翰·费西克提出的大众化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存在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在媒介经济的解释是金融经济注重的电视的交换价值，沟通的是金钱；媒介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沟通的是“意义、娱乐和社会认同”。为说明这两种既互为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理解大众媒介》一书中，费西克列出以下图表：金融经济 媒介经济1 2生产者 制片商（厂） 节目 观众商品 节目 观众 意义/快感消费者 发行者 广告商 观众自己从上表可以分析，电视节目首先运行在金融经济系统之中，此一系统内部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流通阶段。第一阶段是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者）。这里商品交换与其他金融经济系统相似，是简单的、直线式的，好似作者写完了一部书稿卖给出版社。美国三大电视网依靠许多独立制片公司为它生产节目，作为消费者的电视台买断节目的播放权，然后从中赢利。问题是电视商品作为媒介商品，其交换并未到此为止。与买卖物质商品如电器、衣服等等不同，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非节目售出即告完成。金融经济的第二阶段，是电视台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广告商成了消费者。电视台播出节目，则成了“生产者”的行为。电视台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广告的播放时间。广告商表面上在买电视广告的播放时间，实际上买的是“观众”。广告商希望观众观看广告，观众越多，价码越高。由此当代社会流行的一句名言即是：电视不生产节目，电视生产观众。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要务是生产商品化的观众，节目须尽最大可能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购买”它们。电视节目播出后，如果观众不看，它作为媒介产品的功能，就没有完成。但电视商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就是说，商品已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而其媒介角色，则是刚刚开始。紧随而至的流通阶段是媒介经济阶段。而从媒介经济的角度说，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并不是完整的商品。其媒介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电视台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观众播放节目，交换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有鉴于电视节目是提供给观众消费的日常生活媒介资源，而消费总是意义的生产，因此，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媒介的生产行为。观众不复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商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意义的“生产者”。费西克的两种经济模式为大众媒介打开了新思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媒介工业的激烈批判为人们所周知。但问题在于，媒介工业和其他工业有什么不同?媒介如何生产意义进而形成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显而易见对大众媒介抱悲观态度，认为媒介越是商品化，便越是丧失它的批判功能，其内在的价值将被等同于市场价格，终而被市场价格和市场需要所取代。其结果就是对现实社会丧失判断，一味听从传媒的摆布。这不妨说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意识形态过程。但比较看来，费西克对大众媒介明显持乐观态度，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费西克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大众媒介资源也是一种工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符号的、媒介的，也可以是物质的。故在消费社会里，能带来意义和快感的商品，都有媒介经济价值。不同在于媒介经济系统中，流通的不是金钱，而是意义和快感。所以大众媒介的研究取向，必须走出金融经济领域，扩展到媒介经济领域。市场经济中，工人作为个体是生产者，电视则是休闲行为。所以看电视在工业社会中不是一种生产行为，观众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生产者，相反看电视被认为是“工作”的缺场。但是媒介经济与金融经济不同，商品从生产到消费并非直线进行，意义和快感在流通中，根本就没有生产和消费的区别。故观众是身兼二职，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工作和休闲的界限消失不见，比方说休闲时候，看电视实际上也是在“工作”，是在创造象征意义。费克西在引用加拿大学者D.史密斯（）的研究成果说，资本主义已经从工作世界扩展到休闲世界，现代人通过看电视参与商品化的过程，“我们为商品资本主义工作的努力程度，不亚于站在流水线上的工人。”⑦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这个命题给媒介研究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就是媒介产品的“所有权”问题。既然观众也是生产者，那么，他们跟节目的所有权又有什么关系?电视节目是由作者、制片人和演员创作的，但节目只存在于它被观众观看或“消费”的交流过程之中。制片人和观众对节目内容的看法也许不同，但一个节目的“所有权”，通常不会在制片人、播出台和观众之间发生冲突。在费西克看来大众媒介是动作于符号领域，动作于相同与差异、一致与冲突的斗争之中。在这一意义上说，大众媒介是一个符号的战场，冲突发生在外部强加的力量与抵制的力量之间，而金融经济倾向于归顺和同质性，媒介经济倾向于抵制和差异性。小结媒介市场一如其他市场，同样受到若干基本规律的影响，总的说来，在经济体系之内运作的任何一个媒体组织，目的均在于满足经济与政治的需要与欲求。据此认为，在论及媒介市场时，媒介的“喉舌”功能加强时，媒介的经济功能没有必要因其经济的特性而减色。虽然也有人将西欧或美国模式用到中国媒介经营的大背景下，但传播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以满足自身对资讯和娱乐的需求为基本核心。注释：① 周鸿铎：《传播经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7页。② [美]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44页。③ 20世纪50年代。④ 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对文化产业十分关注，传播研究却倾向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消费领域，从而使研究焦点集中在受众与文本的关系的探讨上。⑤ [英]威勒：《政治与大众传媒》，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6页。（Mark Wheeler, Polities and Mas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1997）
文学翻译研究论文
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 文化 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Lovell，Karen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__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glossolaliaoracademicspeakingin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 渠道 ，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
1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 总结 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 教学 方法 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 必读书目 ，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 爱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重视 创新思维 ，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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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篇二 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看了“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文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2. 关于文化的外国人学术论文 3. 汉语言文学学术论文 4. 美国文化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5. 读学术论文的心得体会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两千多年以上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1 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摘要：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此外，还需要具备对于所译文学作品及作者文学风格的读解能力、语言表现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自我认知度、身心投入度、生活阅历等等。可见，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也是一项认知活动，更重要的是异文化间的传递。因而，译者算得上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异文化信息，乃是译者应尽的义务。本文结合田山花袋《棉被》的1987年黄凤英?胡毓的中文译本，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关键词：日本文学 文学翻译 异文化传达 文学翻译对于在阅读用不熟悉的语言而写成的作品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某部作品，当然，最好的是能够直接阅读原文，在不能阅读原文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译本了。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都只选择阅读译本，从而文学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当然，适当的翻译技巧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其中，译者，是读者阅读译本，理解原著的重要媒介，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而译本是异文化传达的重要途径，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文化转换为中文传达给中国读者，从而达到异文化传达的目的。 一.《棉被》的中文译本 本文所选取的《棉被》是日本私小说的创始人田山花袋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是讲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把其作为自己真的情人。芳子的发香、笑容、眼神充斥着时雄的生活，一次次产生性欲的冲动，但又囿于传统，只好强压自己心头的爱欲。当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时，他因无法占有芳子而居然让她的父亲把其接走以此来拆散芳子与男友。在芳子离开之后，时雄盖上芳子的棉被，埋头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发泄。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而偏离主题，在这里，主要截取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译文作为分析的对象。 1.促进异文化传达的翻译之处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也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在语言的体现上也各有不同。 在用语方面，在与日语原文一致的基础上，采用适合汉语习惯的翻译方式，必要时加上一些动词，使得译文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模式。比如在翻译“�セルの背�に、麦藁帽、藤蔓の杖をついて、やや前のめりにだらだらと坂を下りていく。”这句话时，翻译为“他身着条纹西装，头戴麦秸草帽，手拿藤蔓手杖……”，像使用“身着”“头戴”“手拿”这样的动词，更形象的描写出了主人翁的穿着打扮。还有在翻译“一行�いては�を留めてそのことを思う。また一行�く、また留める、また�いてはまた留めるという�。”这句话时，译者对同一个动词“留める”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分别翻译为“停住”“撂下”，既避免了重复，又使译文更加生动。 在段落方面，对于很长的一段原文，会根据句子间结构，分解为比较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的短句。比如在翻译“神�の女学院の生徒で、生まれは�中の新�町で、渠の著作の崇�者で、名を横山芳子という女から崇�の情を以て充たされた一通の手�を受取ったのはその�であった。”这一段时，会将这个长句拆分为两个句子，把表示时间的“その�”前置，翻译为“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位名叫横山芳子的女子的一封来信，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之后，再翻译对“横山芳子”个人情况的介绍，“这女子是神户女学院的学生，出生于备中新见町，是他的作品的崇拜者”。这样，就可以很明确将所有信息毫无遗漏的传达给读者。与此相对的，是将两个分句合并为一个句子来翻译，比如将“けれど文学者だけに、この男は自ら自分の心理を客�するだけの余裕を有っていた。年若い女の心理は容易に判断し得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这两句话的意思进行整合，翻译为“他是个文学家，按理应该有能力客观地分析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只是年轻女子的心理不容易判断”，更能让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 在文化方面，众多周知，日本人有很多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为了方便读者接受和理解，会采用中国式的说法来对原文进行翻译。比如将“�褥から出たばかりの�君を助けて……”中的“�褥から出た”翻译为“做完月子”，这样就很能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并且不偏离原意，对中日间异文化的传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中日异文化传达的偏差之处 由于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对异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从而会出现误译、错译的情况。 在语言方面，首先，有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存在对日语单词的误解，比如在日语中“妻子”这一单词意思是妻子和孩子的意思，在译文中只是译为了“妻室”。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对妻室的解释只有“妻子”的意思，相当于日语中的“妻”的含义，所以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译的情况。又比如“西洋�の二�の一室”中并不是说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中的一间，而应该是“一幢西洋式的二层楼房，其中一间……”，在这强调的是在这幢洋房的二楼，并不是洋房本身有几层。其次，就是有些单词直接采用了日文汉字式的翻译，没有译成相对应的汉语，鉴于这些单词并非是汉语中的词汇，所以对于没有学习过日语的读者来说，在理解上可能会产生不解，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どうか将来��てずに弟子にしてくれという意味が返す返すも�いてあって……”，在日语中“��てる”是就那样放置不管的意思，在这里却将“��てる”直接翻译为“见弃”，根据《�代汉语大辞典》记载，汉语中并没有“见弃”这一单词，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这里的“见”有点类似于“见谅”的见，是表示被动的动作，但是跟原文“��てる”的意思相距甚远，如果翻译为“弃置”应该会更恰当。第三点就是存在有明显的错译之处。比如这个句子“ごその向うに寺の�やら”，译文时翻译成“对面的寺院”，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对面的寺院门口”。又如“�ろ京都で�れてからで”中将“京都”错译成“东京”。 在句子和段落方面，比如“……(中略)��にものを言ったりする女学生の群の中に入っていては、家庭に�われた少女のように、��に物を�ることがどうして出来よう。”中，对“家庭に�われた少女”的理解，联系前后文来看的话，并不是针对横山芳子一个人来说的，译文中翻译为“象她这样一个在家庭里长大的少女”是不符合原文的，在这里指的是当时这样的一群人。还有“路を行けば、美しい今�の�君を�れての睦まじい散�、友を�えば夫の席に出て流�に会�を�やかす若い�君、ましてその身が骨を折って�いた小�を�もうでもなく、夫の苦���には全く��牛で、……”，从这句话来看是对妻子“细君”的一些抱怨，但是译者翻译为“他外出时常看到有人带上合乎潮流的妻子，亲亲热热地一起散步……”，从译文来看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跟原意的表达有一点出入。 对于误译、错译的出现，首先是对日语理解的不充分，其次是对日本文化圈事象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果译者对自身文化圈的事象不能精确把握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关于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异文化传达媒介的文学翻译的“优势”和“难点”。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文化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从翻译技巧看 文学翻译应该是将作者以及其作品的意境，用甚至超出原文的境界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可以透过译文看到原文的光辉，并且发扬光大。如果不是这样，翻译就会沦为只是传达原文意思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翻译在目标文化的社会或是文学系统中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而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其翻译策略。 很多人都会认为只有忠于原文才是翻译的价值，翻译作品直接体现了译者的风格，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优秀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不仅仅是对语言进行直译，还必须要符合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等等，而且这个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翻译必须在此基础上，成为原著和译著的桥梁，向读者传达日本文学和文化，并且介绍本国的文学和文化，以促进文学以及异文化的交流。 严复提倡的“信达雅”可称为翻译的基本准则。当然，也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译文也需要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很好的表达出原著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也要求译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直接影响译者对作品的翻译，这种语言能力，是指基于两种语言之上的字词、语法以及综合运用能力。 2.从文化传达看 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熟悉日本的文化，特别对文学作品的译者来说，尤为重要。毋庸置疑，文学作品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文化，并且受到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作为文学翻译者，必须理解两种语言下的文化背景和特质，才能很好的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抓住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变化。 中日两国文化上差异的多面性给日本文学翻译带来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语言是文化载体，它反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文化的语言形式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词汇是语言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而对词汇的解释也必然体现着文化之间的差异。 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词不达意的情况。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浓郁的开放气息和鲜明的个性，饱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若要对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习俗文化和地域文化方面，中日两国也不尽相同。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时候会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在打招呼、称谓、道谢等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或固定思维。 语言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交流更多地传承着文化交流的功能，语言能力必须与文化能力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在日本文学翻译过程中准确无误表达语言和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正是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达，才使人类有了今天的高度文明。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好语言中的文化个性是很重要的。因此，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仅限于对原文的复述，还必须考虑到消除二者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发挥出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山花袋.蒲�.[M].新潮文库(日本).1997 [2]黄凤英・胡毓.棉被.[M].海峡文芸出版社.1987 [3]肖海燕.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及其翻译.[J].三峡大学学报.2006(7) [4]周福娟.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5]贺立杰.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2 浅谈日本文学作品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 【摘 要】本文以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舞女》为研究对象，以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叶渭渠和李德纯的中文译本为例，将文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与译本进行对照分析，考察汉语表达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译时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拟声拟态词;翻译;《伊豆舞女》 一、引言 在日语词汇中，拟声拟态词，可以说是与日本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密切联系，在日常会话和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其数量和变化形式也很多，成为日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比起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汉语虽然也大量存在拟声词，但是拟态词却往往被归类为形容词。根据章银泉(1988)，汉语中声音描写词有一千一百多条;而浅野鹤子(1991)表明日语的拟声词有347个，拟态词有1300个。所以很多情况下，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完全一一对应的翻译成汉语的拟声拟态词。另外，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点在于它将语音和语义直接结合，通过声音直接和神态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而唤起某种情感或情形，所以外国人理解起来很困难，加上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亲自看到或听到对方的声音和看到对方的神情，只能通过作者的描写去感受，所以翻译起来就增加了难度。本稿通过《伊豆舞女》 这篇短篇小说中两个译本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为例，考察日汉表达特点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翻译方法和技巧。 二、先行研究和本稿的研究内容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徐一平(2010)提出了“使用相对应的汉语象声词，根据原文造象声词，翻译为叠词，翻译为形容词”等迄今为止出版的以翻译的文献为基础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方法。 梁传宝，高宁(2000) 指出，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注意汉语象声词语的选择以及注意清，浊音与拟声拟态词的意义变化。 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翻译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成果。 赵鲲(2012)指出，直译，创造新的象声词，翻译为名词，形容词，叠词等方法。 罗继英(2011)，通过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意象内涵，语法功能等方面来分析如何汉译象声词。 本稿以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为基础，把《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进行分类。然后选出《伊豆舞女》的两个不同的汉语译本中关于拟声拟态词的例句，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具体翻译方法做出考察，并说明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三、《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 《伊豆舞女》虽然不是川端康成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但以其一贯的表达方式，也被当做是他重要的哀婉小说之一。其中拟声拟态词的使用也是一大特色，《伊豆舞女》字数大约为17000字左右，而文中的拟声拟态词有46个，有些句子甚至一连出现好几个拟声拟态词。如： 私はほうっと深い息を吐いてから、ことこと笑った。(我的心仿佛是一泓清泉，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原文连续用了ほうっと和ことこと两个拟声拟态词，来描写主人公当时的心境和样子，译文也相应了运用“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生动的传达了原文的意境。 通过拟声拟态词的运用，原文把自然现象中风声，雨滴声描绘得生动传神，特别是主人公颇多的内心活动和舞女的一举一动，使人如临其境，感同深受。所以要求译者不能只是用枯燥的语言传达大致意思，需要在翻译拟声拟态词的时候考究相应的汉语拟声拟态词或者是用其他词汇来替代。 李镜儿(2007)汉语中的拟声拟态词按音节结构分为A式，AB式，ABCD式，AA式，ABB式，AABB式，ABAB式，ABCB式和特殊式等12种。陶振孝、徐一平(1998)把日语拟声拟态词分为ABAB式，ABっ式，AっAっ式等13种，而《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有8种。 四、《伊豆舞女》中拟声拟态词的汉译 日语的拟声词可以对应汉语的象声词，这是因为日汉拟声词的性质与音节结构很相似;拟态词一般翻译为形容词，副词，动词短语，惯用句等，因为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拟态词，所以往往一个日语拟态词翻译时需要用说明式的方法，比如在翻译日语「くたくた」的时候，一般就用“累得筋疲力尽，累得要命等”。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只是要传达作者的基本意思，还要传神，尽可能的重现原著高水平的文学功底。本稿将对《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译本进行考察，分为以下几种翻译。(在此，笔者将根据拟声拟态词的分类，并结合叶谓渠和李德纯的译本中对原文出现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译进行考察，本稿把叶谓渠的译本简称“叶译本”，李德纯的译本简称“李译本”。) (一)日语拟声词的汉译表达 日语的拟声词大多可译成汉语的中的象声词，这是由于在性质上象声词与日语的拟音词较为接近，音节结构相似，对于同等事物音声的表达也很类似。因为汉语中的象声词也有拟态的作用，所以日语中的一部分拟态词也可以通过直译来表达。 1.译为象声词 (1)译为汉语的AABB或者ABAB型 ①暗いトンネルに入ると、冷たい�がぽたぽた落ちていた。 叶译本：走进黑��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李译本：我走进黝黯的隧道，冰凉的水珠嘀嘀答答流了下来。 两个版本都直接音译为相对应的象声词，是原文声音或者样态的的重现，使人感觉真的听到水滴声一样。 ②二人が�し出したのを�て、うしろから女たちがばたばた走り寄って来た。 叶译本：姑娘们看见我们两个人谈开了，便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 李译本：女人们看见我们两个搭了腔，也从后面吧嗒吧嗒跑过来。 李译本用象声词吧嗒吧嗒来修饰跑的时候的声音，使人仿佛感觉到日本女性穿着木屐走路的样子，仿佛身临其境。 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学方面的论文 2. 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3. 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美文 4. 日本文学的历史时期划分 5. 雪国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