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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祭祀文化的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8 15:19:12

中国祭祀文化的论文参考文献

从汉字管窥古代的祭祀习俗摘要: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反观汉字的形体,并探寻其意义,可以考察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蛛丝马迹。这也反映出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关键词:汉字 祭祀 文化 一、引言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汉字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通道,承载着文化并进行传播,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源,不断积淀着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识。 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在形成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之后而进行的活动,反映了人类的原始信仰。《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影响了汉字的形成,反过来透过汉字,也可以追寻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轨迹。本文就通过对一些汉字的考察,粗浅谈一谈古代的祭祀习俗。 二、祭祀的起源 宗教学、民俗学等对事神的起源都进行过讨论,学者普遍认为事神起源于初民对万物有灵的信奉。英国学派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巨著《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万物有灵论”,原始人类相信不仅人有灵,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也有灵。原始初民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对自然界认识的缺乏,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于是,巫术思维成为原始社会生活的必需,为了获得神的庇佑福泽,人们对神极尽虔诚敬畏之心,经常举行仪式,敬奉供品,表达对神的诚意。祭祀、占卜等与神的交流沟通活动成为初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为了把祭祀、占卜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人们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些符号,成为早期的文字。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人将吉凶与天象联系在一起,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有所体现。《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虽然许慎对“三垂”的解释有思想局限性,但总体上揭示了“示”与“象”的密切关系。古人立象尽意,在构制汉字时首先是直观取象,因此汉字有较强的图象性。这也体现了祭祀习俗对汉字形成的影响。 三、祭祀的对象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除此之外,人类自身又有生老病死,这也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古代先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死后的灵魂拥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这同样也是值得敬畏的。那么灵在何处呢?为了方便祭祀,必须为神灵寻找一个寄所。“示”在甲骨文中作“〒”或“Т”,从二或从一。有人认为“二”或“一”都是上帝的象征,“∣”在字中代表的是祭天杆,小篆中杆旁之八象所挂的采帛。也有人认为,“示”原是祭神的石制供桌,呈Т形,小篆中的其余部分象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下的样子。不论如何,从字形上分析,基本可以肯定“示”是个表示神主的象形字。这得到了民俗学的支持,古人认为事物的灵魂和形体是分开的,通过神主来祭祀,就是将该物体作为通达灵魂的渠道,祭祀神主就是祭祀神灵,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事神方式。 “祖”,甲骨文中写作。詹鄞鑫先生认为,“祖”实际上是考古发现的原始人头形陶罐(祖先偶像)的象形,“祖的本义应该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的形式出现。 “宗”字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说文》:“宗,尊祖庙也。”其本义就是祖庙。“宗”甲骨文中写作,从宀从示,是一个会意字。从字形上看,“宗”是房子的侧视简图,里面是祭祀先祖的神主牌位“示”。古人经常祭拜的神主“示”最初并无固定场所,后来由于经常祭祀的需要,就把“示”搬到人工建筑中来陈列供奉,宗庙成为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专门场所。据民俗学的研究,最初的祭祀活动很简单,人们用竹木、泥土塑造偶像,或在岩石上画出神灵形象,然后在这些神灵的“附体”面前陈列礼物,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唱歌、跳舞。后来才有专门用来祭祀的人工建筑。 四、祭祀的方式祭祀要按照一定的仪式,以恭敬的动作,或辅以一定的言辞,向神灵致敬或献礼。《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取悦于神的祭祀活动一开始也表现为用礼物向神灵祈福或致敬。 “祭”,甲骨文字形为,右边是一只手,左边似一块鲜血淋漓的肉。后又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代表神主的“示”字,表明类属。《说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甲骨文中的“血滴”似乎表明当时还保持着血食的习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古人吃生肉,喝鲜血,也拿生肉献血来祭神(正如“祭”的字形)。因为古人相信,血是有灵魂的,血能维持人和动物的生命,失血意味着受伤甚至死亡,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血食”在古书中常常是祭祀的代称。《左传•庄公六年》:“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说的就是如果不听从大臣的建议,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国家就将会灭亡。 除了贡献礼物,古人在祭祀时还会口中念念有词。“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灵祷告的人,甲骨字形为,还有一些异体,从字形上看,好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主祷告。《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汉书•郊祀志》:“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颜注:“祝谓主祭之赞词者。”“赞”,报告。“赞词”,就是把祈祷的话语转达给神灵。“祝”是人、神的沟通媒介,主要职责就是在举行祭祀的时候迎接鬼神,并把人们的愿望传达给鬼神。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古人在早期祭祀时有尸祭的方式。尸祭并不是说祭祀尸体,实际上“尸”是个活人。“尸”,甲骨文字形为,比“人”字的甲骨文字形多了一个弯,表示人屈着膝。这也解释了为何“尾”、“屎”等字皆从尸。甲骨文中“尾”的字形就是弯腰的人在屁股后面拖着一根毛尾,“屎”是蹲姿的人屁股下从米。既然“尸”是活着的人,那么为何已经有了一个“人”字,还要造“尸”字呢?这是因为“尸”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在祭祀时代表死者而受祭的人。《说文》:“尸,陈也,象卧之形。”段注:“尸,神像也。”《仪礼•士虞礼》:“祝延尸。”说的是祭祀活动中负责祷告的祝迎接代死者受祭的尸,尸通常由死者之孙充当。夏商周三代都以尸代祭,但尸的姿态不一。《礼记•礼器》中有“周坐尸”、“夏立尸”、“殷坐尸”的记载。只是后来尸渐渐被神主“示”所代替。 五 关于祭品 古人往往将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礼物奉献给神灵,有的是食物,比如牛、羊等牺牲,酒和谷物等等,有的是玉帛等衣着饰物……季节不同,祭品也不同。 还有一种特殊的祭品,那就是人。在原始人的观念中,人与兽平等,他们在猎兽的同时也猎异族人。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中,战败的俘虏往往被杀掉用来祭神。在甲骨文辞中,有很多把奴隶作为人牲来祭祀的记载。而这一习俗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如1971年在安阳武官村以北发现的一批祭祀坑,据不完全统计,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78个。一些汉字也反映了古代的人祭习俗,比如: “孟”,《说文》:“长也。从子皿声。”本义是长子,从字形上看是器皿中盛着孩子,这与我国古代杀首子的习俗有关。《墨子•节葬下》:“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裘锡圭先生认为:“献第一批收获于鬼神,是为了能平安地保有、食用收获的其他部分,并在来年继续得到新的收获。献首子当然也是为了以后能得到新的孩子,并使他们安全地成长。所以,《墨子》说杀首子是为了“宜弟”,是很有道理的。 “伐”,甲骨文字形是,从人从戈,是个会意字。好像用戈刺入人的脖颈砍头,本义是砍杀。《说文》:“伐,击也。”砍掉奴隶的头进行祭祀的习俗商代便已有之,在殷墟发现商代祭祀坑中的无头人骨就是这一习俗的遗迹。 “烄”是古代燃木祭天的一种方式,而其字形也有人祭习俗的残留。“烄”,甲骨文字形为,上面是,象人两腿交叉形,下面是火。实际上就是捆绑一个人放在火上烧。 祭祀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汉字的形体、意义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借助零星的一些汉字来考察古代的祭祀习俗,可以说是“管中窥豹”,分析得还很粗浅,也不够系统,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由色音主编,收入了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的论文,包括《元代蒙古族萨满教探析》《当代语境下的满族萨满教美术》《试析节日祭祀中的宗教文化内涵——以春节祭祀为例》《南岳信仰民俗初探》等。 民俗文化网 《民俗文化研究》,共收录论文12篇,从理论视野、器具民俗和民俗生活三方面对中外民俗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民俗研究》,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中国目前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 《民俗研究》杂志向国内外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国家确认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中国民俗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杂志。 季刊,每期272页,每季末月出版,全国邮局发行。

哪方面的?我有《广告创意训练》课程及相关学科参考文献。。《广告创意训练》课程及相关学科参考文献目录本课程使用教材:《广告创意训练教程》 郭肖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6月第一版本课程辅助教材:《广告创意训练教程》 张 勇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4月第一版本课程及相关课程参考文献目录:一、《广告创意训练》参考文献1、《广告创意与表现》 饶德江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2、《广告策划》 饶德江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3、《广告创意——个案与理论》 卢泰宏,李世丁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4、《广告策划创意学》 余明阳,陈先红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5、《广告心理战》 王玉成,韩天雷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6、《现代广告案例——理论与评析》 何家讯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7、《广告制作》 樊志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现代广告学》 何修猛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9、《世界经典广告案例评析》 张金海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0、《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 张金海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1、《当代广告学》[美]威廉•阿伦斯著,丁俊杰,程坪,苑菲,张溪译 华夏出版社,200112、《定位:头脑争夺战》[美]里斯,屈特著,王恩冕,于少蔚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3、《广告文稿策略-策划、创意与表现》[日]直条则夫著,俞纯鳞,俞振伟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4、《贩卖创意》 [美]肯罗曼•珍曼斯著,庄淑芬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5、《奥美的观点》 奥美公司著,庄淑芬等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6、《广告媒体研究》 [美]吉•苏尔马尼克著,刘毅志译 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17、《怎样创作广告》 [美]汤•狄龙著,刘毅志译, 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18、《品牌经营法则》[美]大卫•爱格著,夏慧言,马洪,张键青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二、《广告文案创意》参考文献1、《广告创意训练》 张勇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广告策划》 徐智明 高志宏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13、《广告文案写作》 徐智明 高志宏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14、《实用广告写作》 王春泉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45、《广告写作》 程爱学等主编 珠海出版社 2000、106、《现代广告写作》 方蔚林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67、《广告创意研究》 崔银河著 远方出版社 1999、58、《广告精点》 倪宁 陈绚著 中国建材出版社 1996、39、《广告策划与广告文案创作》 马中红编著 苏州建材出版社 199810、《广告文稿策略》——策划、创意与表现 植条则夫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411、《广告文案写作》 李也丁 周运辉 编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3、8三、《广告策划》参考文献1、《广告策划》 徐智明 高志红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2、《广告策划与撰写》 路华等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3、《广告策划》 罗维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4、《广告策划与创意学》 余明阳 陈光红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5、《转身看策划》 叶茂中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6、《大卫奥格威自传》 海南出版社7、《广告策划的艺术》 (英国)乔恩•斯蒂尔著 中国三联出版社8、《广告与品牌策划》 机械工业出版社9、《广告大师说广告》 河南人民出版社四、《市场营销》参考文献1、《市场营销学》 吴健安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市场营销案例》 赵华 丁春玲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3、《现代市场营销管理》 江林 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4、《市场营销学》 吕一林 李蕾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高效营销作业文案与表格》 枫岛兰德 广东经济出版社五、《民俗学》参考文献1、《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民俗学概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高丙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中国宗教礼俗》, 高寿仙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5、《汉族民间衣食住行风俗》 莫高、吴华著 教育出版社,19946、《中国民间禁忌》 任骋著 作家出版社,19917、《饮食与中国文化》 万建中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8、《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 王献忠著 中国书店,19919、《中国居住建筑简史》 刘致平著 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110《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丁世良、赵放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1、《巫与民间信仰》 宋兆麟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12、《神灵与祭祀》 詹鄞鑫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3、《中国服饰文化》 张志春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14、《中国民间美术与巫文化》 陈瑞林著 新华出版社,199115、《民俗学手册》 查•博尔尼著 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广告设计》参考文献《当代设计广告学》 威廉•F•阿伦斯[美]翻译:丁俊杰、程坪、苑菲、张溪 华夏出版社 2000出版《中国广告实用手册》 邓白云 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4《广告设计学》 翟治平 樊志育 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广告学教程》 倪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广告设计》 王国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广告设计》 毛德宝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招贴设计》 汤义勇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广告经典故事——超级名牌的广告战略》 李巍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2七、电脑辅助设计参考文献1、《矢量绘图大师CorelDRAW11完全实战》张弢 陈海波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3年9月 第1版2、《中文CorelDRAW 11标准教程》 广林 杨莹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3年5月 第1版3、《CorelRAW 12短期培训教程》 周静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年3月 第1版4、《中文CorelDRAW 11基础培训教程》 周建国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3年4月第二版5、《CorelDRAW 11经典效果100例》钟彦 刘春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3年2月第一版6、《CorelDRAW 设计与制作实例教程》 卢正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7月第一版7、《Photoshop 中文版经典实例解析》 冯启程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3年4月8、《Photoshop 7标准教程》 王亚芬 海洋出版社 2002年8月9、《图像处理Photoshop 入门与提高》 宋雪岩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年8月10、《滤镜艺术创意设计》陈有卿 柳芸 石兰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2年6月11、《创意设计时尚创作百例》 网冠科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年5月12、《中文版标准教程》 曹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9 月13、《PageMaker 广告设计与桌面排版》腾龙视觉设计工作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2月14、《PageMaker 基础教程》 北京亚述视觉文化发展中心 2005 年 2 月15、《电脑平面设计速培教程PageMaker 》 甘登岱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年10月

祝福与中国的祭祀文化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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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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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第二部分写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写成果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中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而她的神话又伴随着希腊这个民族一步步进入文明时代,如果说爱琴海是希腊文明的摇篮,希腊神话就是摇篮上的吊灯,照亮她,伴她成长。古代希腊神话更富有意义的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正是在神话和文学艺术互相推移促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希腊神话在欧洲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诗人文学家都纷纷用神话故事为创作素材。仅以英国文学为例,莎士比亚曾运用希腊神话作题材写了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弥尔顿的<<科玛斯>>诗篇不长,却提到了三十多个希腊神话人物与故事。十九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人对绚丽多彩的希腊罗马神话更是赞口不绝。浪漫主义诗人深受希腊神话的影响,喜欢运用神话材料写诗。雪莱的<<阿波罗颂>>、<<潘之歌>>,济慈的<<致普绪刻>>至今仍是脍灸人口的歌颂神话人物的美丽诗歌。然而,诗人引用神话典故,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神话本身的瑰丽,而是借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他们往往借景抒情,取譬言志,抒发忧愤,针砭时弊。济慈以凡人恩底弥翁和月亮女神恋爱故事为题材的<<恩底弥翁>>表达他对至善至美的爱情与幸福的追求。雪莱的<<阿多尼斯>>借维纳斯的情人阿多尼斯为野猪残杀的神话表达他对济慈的悼念。希腊神话所描述的古人不屈服於命运的顽强意志,以及神和英雄们以超人的力量和大自然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都激动了浪漫主义诗人,启发了他们的遐想;浪漫诗人的诗歌又赋予古老的神话以新的生命。雪莱、拜伦、朗费罗等诗人都曾作诗讴歌为人类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拜伦笔下,普罗米修斯确实凛凛有生气,成为反抗压迫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力量的化身。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了这位不屈的斗士的新形象,全剧情绪振奋,调子昂扬,色彩鲜明,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不只是文学,在艺术方面,希腊神话入画的故事不胜枚举。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等大师运用神话主题作的画已经成为不朽巨作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在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借用误犯杀父娶母罪的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创造了俄狄浦斯情结一词,在精神分析中指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一种欲望。在文艺理论方面,二十世纪中叶涌现出一批以诺思罗普弗赖伊为首的文艺理论家,认为一切文学类型以及所有作品的每个情节布局,包括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十分真实的作品,无不重复某些神话原型人物和神话的基本公式。希腊神话还大大丰富了英语语言。有些词汇,如chaotic(混乱的)、hypnotic(催眠的)、martial(军事的)、tantalize(逗弄)等,追根溯源,都来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在西方社会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科技发展计划的命名都有取诸神话故事的,如我们常听说的 三叉戟飞机 、阿波罗计划 、波塞冬号潜水艇等等。有些神话中的人名、地名和典故早已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妇孺皆知的常用语了,例如,特洛伊的木马、潘多拉的盒子,不和的苹果,阿喀琉斯的脚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罗马人仰慕希腊文化,古希腊文明没落的时候正式罗马崛起的时候,罗马人几乎全盘接受了希腊的众神,只是在性格上有些不同(因为罗马和希腊两个民族的性格的不同造成的)。希腊的神话也就由着这个大一统的古代大帝国罗马传到了西方的各地,并深刻的影响了西方以及世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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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自考毕业论文选题目录一、现代汉语部分二、写作部分三、文学理论部分四、美学部分五、现代文学部分六、古代文学部分七、中国当代文学部分八、语言学概论部分九、外国文学部分十、民间文学部分十一、古代汉语部分十二、中学语文教育学部分 一、 现代汉语部分 1.著名作家作品语言运作特色的研究2.讽刺语言中的文化底蕴3.语法中的语义因素4.“是”字用法研究5.语用与语法的关系6.新兴词缀研究7.祈非主谓句的修辞作用8.论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条件9.论句群纳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实用意义10.新兴辞格研究11.语言环境对句式选择的制约作用12.××方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部分)13.××方言现象专题报告14.代词的语用研究15.语言副词的语用研究16.助动词的语用研究17.时下新词描写18.句型的语用研究19.语气词的语用研究20.言语行为在句子里的表现 二、 写作部分 1.论小说的叙述视角2.论小说的误乐性3.心态小说的艺术魅力4.论现代小说性情节结构类型5.论小说的新典型观6.论小说语言的创新7.论小说的写作技巧8.论广告辞的审美特性9.从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探视读者的审美要求10.试论新时期女性散文的艺术特色11.试论毕淑敏小说的创作特色12.试论诗歌中意象的类型与特征13.论鲁迅小说对人物灵魂的深刻穿透力14.试论当今散文的发展走向15.论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16.试论新时期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17.论新闻文体的审美特质18.试论新闻写作的真实性19.论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功用20.试谈散文笔法的多元化趋势21.论新时期散文的艺术嬗变22.任选当今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23.任选当今一个小说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24.论散文的“自叙体”色彩25.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26.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27.试论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28.论文学人物性格的立体结构29.意识流写法的魅力30.任选当今一个诗人的作品进行论述31.文学创作情感论32.论张洁小说的艺术 三、文学理论部分 1. 论艺术真实 2.论文艺欣赏中的心理距离3.文艺欣赏中的共鸣与沟通4.论艺术直觉5. 论艺术虚构6.论典型7.文学流派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8.简论文学作品形式的独立审美特征9.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10.新时期诗歌审美特点的新变化11. 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12.论艺术创作的通感与错位13.论审美变形14.论艺术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15.论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16.论本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主题 四、美学部分 1.儒家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2.庄子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3.论朴素美4.蔡仪美学思想述评5.朱光潜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6.评李泽厚美学思想7.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8.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9.试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10.论艺术接受中的个体差异11.人类审美态度的演进历程12.论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13.当代中国大学生审美情趣考察14.论形式美的美育效应15.美育与社会人文精神的转化与重建16.美育与社会的文明进步17.审美与文化的关系18.略论大众审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19.论宗白华美学思想20.论审美现代性21.广告的审美特征论析22.论诗歌语言 五、现代文学部分 1.冰心小诗研究2.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特征3.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4.《女神》中的泛神论色彩5.《故事新编》研究6.“革命十恋爱”小说模式论7.《孔乙己》的艺术技巧论8.《祝福》与中国的祭祀文化9.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0.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研究11.吴荪甫的悲剧特征12.《腐蚀》的艺术特征13.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点14.徐志摩诗歌研究---以《再别康桥》为例15.废名小说主题与艺术风格16.《家》中的两种文化冲突17.张爱玲小说的主题思想18.《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19.《四世同堂》的艺术特征20.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21.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22.“五.四”乡土小说研究23.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24.林语堂的散文艺术25.新感觉派小说艺术26.“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特征27.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28.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29.老舍小说中的幽默风格30.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散文化问题31.胡风的诗和诗论32.路翎小说艺术研究33.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太阳”意象34.茅盾小说中的“理性化”特征35.戴望舒诗歌研究---以《雨巷》为例36.瞿秋白杂文论37.萧红小说的艺术特点38.曹禺《雷雨》的思想主题39.曹禺剧作的“生命”主题40.曹禺《雷雨》的结构艺术41.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反封建意义42.试论高觉新形象43.《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汪文宣形象分析44.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45.苏青小说研究46.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择一角度)47.艾青诗歌的艺术特征48.赵树理小说民间化特征49.论徐志摩的诗50.论闻一多的诗51.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52.论穆旦的诗53.曹禺与夏衍戏剧之比较54.论沈从文的《边城》55.萧军小说研究56.论田汉的戏剧57.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58.丁玲小说研究 六、古代文学部分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 《吕氏春秋》与杂家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 《战国策》名篇研究18. 老子的思想19. 《老子》的艺术特色20. 《庄子》的艺术特色21. 《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22.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23.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24.《史记》所描写的游侠25.《史记》所描写的刺客26. 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27.《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28.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29. 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30. 曹操与诗文革新31.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32. 论曹操的散文创作33. 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41.论曹丕的文学成就42.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43.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44.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5.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 46.论陶渊明的田园诗47.谢灵运与山水诗48.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49.《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50.《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 51.《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52.论王维和李白的山水诗53.论李白的自由精神54.论李白的情感世界 55.杜甫诗歌的地域色彩56.论杜甫诗歌的儒家精神57.试论李白诗歌的浪漫特质58.论王维的“诗中有画”59.唐代各类题材诗歌研究(任选一类)60.唐代各体诗歌研究(任选一体)61.唐代诗人研究(可选一人,也可选数人进行比较研究)62.唐诗的精神风貌63.唐代社会、政治、文化与唐诗创作之关系(可只论述唐诗创作与某一方面因素的关系)64.对宋诗的研究可参照以上七个方面拟题65.论李贺诗的怪诞66.李贺诗与屈原赋67.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68.论白居易的新乐府69.论白居易的感伤诗70.唐代进士与文学的关系71.杜牧的史论诗72.论韩愈散文的“气”73.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成就74.唐传奇名篇研究(可任选一篇分析)75.唐传奇与佛教76.唐传奇与道教77.唐传奇题材类型研究(可任选一类题材研究)78.唐传奇作家研究(可任选一位作家作综合研究)79.唐传奇的审美风格80.唐传奇与中国古代小说81.唐传奇与中国古代戏曲82.唐传奇的叙事特征83.唐传奇与中国史传文学84.唐传奇的抒情特征85.唐代小说的创作观念86.唐代小说专书研究87.唐代小说的各类主题研究88.唐代各体散文研究90.唐代散文家研究91.唐代散文的艺术特色92.唐代散文的思想特色93.唐代社会、政治、文化与散文创作之关系94.对宋文的研究可参照以上诸方向自行拟题95.苏洵散文研究96.论苏轼的“超然”97.试论宋词婉约派在美学上的意义98.试论宋词豪放派在美学上的意义99.论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100.从文艺政策看唐诗的繁荣101.论文人山水诗的寄托102.论王安石的咏史诗103.论杜牧的咏史诗104.李清照的词论及其实践105.李清照之人格与风格106.苏轼各体词研究107.苏词的风格108.苏轼的词论特色与其词创作的关系109.对辛词的研究可参照以上诸方面自行拟题110.苏、辛词与豪放词派之关系 111.论咏物诗112.论晚唐小品文的艺术追求113.温庭筠、韦庄词之比较.114.论节奏──古典叙事散文的抒情化调节机制115.《三言》名篇研究(可只取一篇或一个系列分析)116.《三言》人物形象研究(商人、妇女、僧道、文人、市民等各类人物,可只取其一)117.《三言》思想倾向研究118.《三言》创作技巧研究119.《三言》与中国古代小说之关系120.《三言》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121.《三言》与冯梦龙的文学创作活动122.《二拍》研究(参照《三言》研究诸方面自行拟题)123.明代散曲与民歌124.牡丹亭的人文主义色彩125.《郁离子》研究126.高启诗文的艺术特征127.吴伟业的叙事诗艺术128.《花间集》风格论129.《花间集》题材论130.《花间集》与唐宋词史131.论贾宝玉(或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132.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133.《水浒传》人物论(任选其一)134.《水浒传》风格论135.《水浒传》接受史136.《水浒传》与中国文化精神137.《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研究(任选其一)138.《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139.《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精神140.《西游记》孙悟空、唐僧形象分析141.论《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42.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43.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七、中国当代文学部分 1.试论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探索2.试论谌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3.试论蒋子龙笔下的改革者形象4.试论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美学特征5.《茶馆》简论6.试比较许秀云与胡玉音的艺术形象7.金庸小说主题论8.试论梁晓声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色9.试论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贡献10.论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的特征11.论邓友梅《那五》的艺术典型12.试论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在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上的新突破13.试论《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14.陈忠实《白鹿原》研究(自拟题目)15.苏童小说研究---以《米》为例16.余华小说艺术探讨17.试论宗璞作品中的女性形象18.试论五十年代的“创业者”梁生宝与八十年代的改革者武耕新形象的异同19.试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20.《废都》研究(以《废都》为论述对象,自拟题目,如人物、结构、语言等)21.试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22.试论刘心武长篇小说《钟鼓楼》或《四牌楼》的思想艺术特色23.试论王安忆《长恨歌》24.试论茹志鹃小说创作独具的审美特征25.阿来小说《尘埃落定》研究26.试论池莉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27.张平《抉择》的意义 28.试论“先锋派”小说的创新与不足 29.试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30.试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31.试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崛起、特征及其发展趋势32.试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特色33.试论余秋雨的散文创作34.试论徐迟对报告文学的新贡献35.论“朦胧诗”的源起、成就与不足36.论舒婷诗歌创作的思想意蕴与美学特色 八、语言学概论部分 1.试论语言符号与其他人工符号的异同2.从社会功能看语言的本质3.汉语词义的演变4.××话中常见的语流音变5.××话一般词汇的消长6.谈句型变换与语言表达7.试论词义的模糊性8.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研究9.浅谈语音演变的规律性10.××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11.试论社会方言与言语社团的关系 九、外国文学部分1.评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2.评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特色3.评莫里哀的喜剧艺术4.评雨果《悲惨世界》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5.评拜伦诗歌的艺术风格6.评普希金的抒情诗7.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金钱”主题 8.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艺术)9.评左拉创作的自然主义倾向10.评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可选择其中一部)11.评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描写艺术12.评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13.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复调”艺术14.评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15.评《静静顿河》的艺术成就16.从《双城记》来看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17.评《简爱》的爱情主题18.评《呼啸山庄》的艺术特色19.评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悲剧20.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21.论卡夫卡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十、民间文学部分 1.当代中小学生新编顺口溜论2.当代社会顺口溜论3.当代笑话论4. 论民间文学的实用性5.论民间文学的流传变异性6.论民间文学的传统性7.论民间文学的集体性8.论民间文学与表演性的关系9. 论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10. 民间文学与风俗习惯的关系11.论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12.论民间文学在生产劳动中的实用价值13.民间文学总结劳动经验论14.论民间文学的教育功能15.论民间文学的娱乐功能16. 民间文学的艺术欣赏价值17. 论洪水神话18. 论神话的艺术特征19.论神话的影响20.论×地民间传说的主要内容21.论×地的人物传说22.论×地的能工巧匠传说23.论×地的英雄传说24.论×地的历史传说25.论×地的地方传说26.论×地的风俗传说27.论×地长工与地主的故事28.论×地的劳动故事29.论×地的家庭故事30.论×地的爱情故事31.论×地生活故事的类型问题32.论×地的嘲讽笑话33.论×地的幽默笑话34.论民间笑话的艺术成就35.论民间笑话的美学意义36.论传统民间童话的内容37.论传统民间童话的分类38论×地的精灵童话(故事)40.论×地的人物童话(故事)41.论×地的童话的艺术特色42.论×地的民谣43.论×地的民歌44.论×地的山歌45.论×地的民间小调46.论×族民歌47.论×地的劳动歌48.论×地的农民苦歌49.论×地的长工歌谣50.论×地的工人苦歌51.论×地的妇女苦歌52.论×地的讽刺歌谣53.论×地的情歌54.论×地的仪式歌55.论×地的儿歌、童谣56.论民间歌谣的艺术特点57.论×地的政治谚语58.论×地的劳动谚语59.论×地的谚语的艺术特点60.论谜语的历史61.论×地的谜语内容62.论×地的谜语分类63.论地的谜语艺术特征64.论×地歇后语分类65.论×地民间长诗的艺术特色66.论×地相声67.论×地快书、快板 十一、古代汉语部分1.论汉字的性质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3.许慎六书说论评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24.形声字起源试论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26.《说文》省声研究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35.主谓间“之”字探源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十二、中学语文教育学部分 1.语文教学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研究2.论语文教学目标的规范表述3.语文教学目标对语文教学效率的影响4.论语文教学目标体系的建构5.论文学教学内容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关系6.语文课程标准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7.语文新教材的使用情况调查及分析(初、高中;各种版本均可)8.论语文知识与技能的关系9.论思维训练在语文教学中的体现10.语文教学模式与语文教学个性关系11.论语文教学中××模式(或方法)的运用12.作文批改的多种方式及效果13.论作文测评的效度与信度14.论阅读题型的设计15.语文素质的构成及培养思考16.语文课堂评价的价值与策略17.论语文教师的文学修养(或科学意识)18.中学语文加大文言文内容的价值探讨19.论说话(或听话、阅读、写作等)能力的培养20.论语文教学中减负与提质的关系21.文学教学模式及方法研究22.语文教师科研意识和行为研究23.探究性学习与语文教学24.语文知识结构和教学结构的关系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 《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 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百度上也有!!!

易经祭祀文化研究意义与价值论文

第一“生活必备”最快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每卦六爻,通篇三百八十四爻,可解决384种难以处理的常见问题。(暂不包括变爻及本卦等其他变数)最早期的《人类生存手册》。学习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最快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本能最快解决问题的书籍(等同于新华字典)。第二“历史意义”以早期人类生活标准书写,并加以记录的行为准则。可以根据《易经》中的记载,推断古人的行为、礼仪、思想活动等等。第三“学术意义”《易经》有初期的数学逻辑理论,比西方数学理论提早1000多年,有比较初级的现代数学基础(大概等同于现在小学6年级课程)。其中也包括:天文,地理,动植物,历史事件等等。第四“教育意义”众所周知《易经》也称《周易》是通过周文王改修成册的,也是为了加强民众统一管理的思想准则。大概还有更多,希望“易经大神”们也能够补充说明。

看不懂的就你来解说哈

这样的文化其实与我们的生活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我们的人生价值,拼搏精神,职场修养,企业管理乃至于政治方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文我们主要来谈一谈《周易》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

《易经》是希望我们透过对自然的观察,因为自然它有现象,我们眼睛看得到。全世界人都用眼睛看世界,看出来,各有心得,各有体会,然后再提出一些。所有学说都是从假设性的开始,叫假说。我们说“抬头三尺有神明”,来使所有的人应有所畏惧,知道说我不能太放纵自己。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为所欲为。为了安全,为了纪律,为了方便,为了有效。旅游了,“进庙门槛不能踩。”他会说你踩门槛,会运气不好。说门槛不能踩,是为了安全;有了门槛也是为了安全。说“寺庙大门不能开,只有皇帝来才能开。”寺庙多半是在荒山郊野,最多的是强盗。强盗要进来,官兵来不及,和尚要靠自己抵抗,挡不住。所以把门关闭了,前面有条小桥,两边有两个河,今天叫放生池。老远听到看到,关偏门,来得及。这个安全有效又方便。说“看到尼姑会倒霉,你赶快不要看”。这种迷信是好意的,是为了保护尼姑的安全。尼姑出来办事,常遇的是农夫打猎人。任何东西,用得合理,它就有价值。朝这方面了解,就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是广为流传,而且普遍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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