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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大学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6:02:46

居民收入大学毕业论文

您好:我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论文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1城乡劳动者文化与技能的差距;2城乡基础设施与职业范围的差距;3城乡生活成本与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的差距;诸如此类以重点关注并缩小城乡差别,提升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服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做为主线进行论证为好!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毕业论文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亿元,7年间增加了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亿元,增长率 。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平均每年增长 。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平均每年增长 。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上升到 和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平均涨幅 )。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2007年下降到 ,2008年略有回升到 ,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先上升到2002年的,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平方米,增加到平方米,增加了 平方米,增长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下降到 2005年的 ,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2008年上升到。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到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2008年略有回落到 。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增加到2005年的,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2007年为 ,2008年为。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2002年的,增加到2003年的和2004年的,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2006年为,2007年为,2008年为。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下降到 2007年的 ,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下降到2007年的 ,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下降到 ,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下降到 2007年的 、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2005年提高,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您好:我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论文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1城乡劳动者文化与技能的差距;2城乡基础设施与职业范围的差距;3城乡生活成本与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的差距;诸如此类以重点关注并缩小城乡差别,提升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服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做为主线进行论证为好!

可分为两大类。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 经济 发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计算 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 社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 问题 ,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 企业 、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 ,应尽快加以解决。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另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和.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 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比较适中。 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警戒线的 理论 。 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 科学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 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 农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年平均增长,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 (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差距很悬殊(见表2)。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倍至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倍至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社区的概念参考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关于社区基本理论的书之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出版年代相对早的书中,综合多位中外社会学家的观点之后往往会得出这样得结论,即社区的定义绝大部分包含至少三个方面得定义:社会交往,地域和共同约束,于是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得地域的相互关联,相互交往的人群形成的具有共同生活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但在最新的出版物中,以我们所用的教材为例,我明显感到作者有意回避了绝对化的定义,而是强调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指出了人口流动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我对于社区基本概念的疑惑社区的历史二十世纪初,城市人口仍然是所有人口中的极少以部分,不到百分之五,城市还相当少见。二战结束的时候,在日本,以土地为生的人还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三,今天,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百分之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城市正不断增长,靠土地生活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城市,哪怕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挠。这种新型地都市人类社会想要生存和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城市种社区地发展。在乡村社会,个人对于社区是没有选择权的。无论是家庭或宗教,社会阶层或等级,社区总是一种既成事实,所以乡村社会中的流动微乎其微。虽然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总是习惯将乡村描绘成浪漫悠闲的桃花源,但是现实却不同,乡村社会的社区式存在着强制性和限制性的。所以千百年来乡村人都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德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古代欧洲,成功逃离乡村并被城市所接受的农奴就会成为市民,变成自由人。邓正来教授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反复提到这一点,我想,这大概也是当今左派学者都热衷于谈论市民这个概念的重要愿意。同样的原因也让我觉得城市使如此的吸引人,这种魅力很容易就可以放大成为一幅美丽的景致,根跟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同样不切实际。城市里人与人互不相识,强制性和限制性消失了,城市成为文化的中心。艺术家和学者在这里工作和创造。正因为没有社区的存在,城市的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在这个新兴阶层之外,是道德沦丧,社会动荡,无法无天。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能让人摆脱强制性和限制性。但同时这又是一种破坏性的因素,特别是在它没有自己的社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家的控制力都普遍加强了,虽然起因不同,但显然,国家都在社会发展中承担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责任。然而现在有很多西方学者指出,认为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计划”来满足城市社会的社区要求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这些社会计划没有能填补传统社区消失后留下的真空,虽然有成果,但是与这些项目所花费的资金相比,成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认为在中国也是如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效率之低下几乎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我们需要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种部门(在中国是第二种?),即非政府,非商业,非营利性组织,来创建社区,满足现代市民的需要。一本关于非营利性组织的书指出:“只有非营利性组织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社会多样性……非营利性组织也是惟一能满足城市第二需要的部门,即城市成员实现市民价值的需要...只有非营利性社会部门才能提供机会让人成为志愿者,并因此让个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环境:一种可以施加控制力的环境,和一种可以让自己变得举足轻重的环境。”中国的社区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先驱在呼吁建设非营利性组织,其中一些人也已经开始实践了,但是中国的某些现状仍然让我觉得其前景至少在近期内不容乐观。比如人们在观念上更倾向于由国家包揽所有的社会事物,比如目前商业阶层仍然没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及社会中普遍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的缺失,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难以摆脱困境。所以看起来目前首要的还是要在既有的轨道上进行努力,当然我非常赞赏那些勇于探索的先驱。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建设同样也是由国家所主导的。1954年,随着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社区大规模的出现了。但是,居民委员会从其建立开始,其组成成员就主要是工厂,商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以外的居民,其范围和影响都较为优先,自治性也不甚明显。特别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了以“单位制”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在这一“单位社会”体制下,政府包揽了社会成员的所有社会事务。作为城市主体的“单位人”,与单位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居民委员会内部事务十分简单,其经费开支来自政府,主要任务是完成政府工作,事实上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政权主要是通过一个个依附于政府的单位和一个个单位之外同样依附于政府的居民委员会队城市进行管理,并形成政府包揽所有事务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今天,虽然这一体制在很多方面由于受到挑战而有所松动,虽然很多时候效率低下令人不满,但仍然发挥着一些作用,特别是在其目标由管理转向服务之后。如同个人在发展种无法割断他的历史,我们虽然有着一些不满,激进者甚至希望抛弃一切重来,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笔值得继承的遗产,当然,它需要改变。比如,社区体制的改革中城市社区自治的的探索,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而其中我认为最值得探索的是社区服务的内容,特别是其核心部分——面向弱势群体的福利性服务。上次的文章中我提到过在社区中开展社会工作的一点构想,现在我想进一步讨论其具体内容和可操作性。在发展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基础上,配备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社区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无偿服务。更有前景的是为他们开展团体社会工作,将那些因为身体或者经济上的困难陷入绝望的人组织前来,鼓励他们互相交流,给予鼓励和各种形式的帮助。比如将社区内患有同样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人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活动,或者仅仅是聊天,都会在精神上给予他们莫大的鼓励。比如将受到家庭暴力威胁的妇女组织起来,不仅可以使她们获得鼓励,而且还可以广泛地开展法律援助。在此问题上我进一步地设想是为受到虐待和被遗弃的儿童提供保护和收养服务。但是令一方面我注意到,城市本身所具有和追求的特性于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在上篇文章中对城市社区概念提出置疑的原因所在。如同前面所说的,自由是城市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城市中相对隔离的匿名状态对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有着独特的魅力,而社区建设致力于整合社会。社区的形成出自于两种需要——自主的需要和对他人的需要。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难以忍受这两种需要的天然悖论。归属某个群体就意味着要牺牲掉一些个人的自主权力,因为社会要求个人遵守,服从,服务于群体的“更高利益”,融入群体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随着个人自主权力的丧失,多样性不仅消失了,而且还变成主要的管理问题,群体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寻求新的控制手段。而面对归属的高昂代价,一些人选择宁可孤独也要保护个人自由。无论是对于社区还是个人来说,这都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社区保持活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集中关注社区中的事物而不是拘泥于其形式结构。在此我们可以借助管理学的理论:核心事务的明确化可以彻底改变组织内部关系的性质。这样的社区并不要求个人牺牲自由作为归属社区的条件,它关注的是成员所共同追求的东西。人与人是因为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对特定行为的共同观点而聚集到一起。人们致力于共同的目标摩尔不是统一个性,把统一与个性的矛盾转化伟建设充满活力与弹性的社区。这大概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我在上次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我所在的小区号召大家植树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居委会最初是花钱请园林公司植树,花了不少钱,树的成活率却不到一半,而且长的很差。第二年在居民中进行宣传,结果有人捐赠了200棵树苗,大家纷纷出力,义务护树浇水,结果一分钱没花,树全部成活。更可贵的是,大家在这一次的活动中加强了对彼此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的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参考文献:《社区概论》 于显洋主编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 《社区管理》 韦克难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未来的社区》 德鲁克基金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中国城市社区德组织和管理》 张俊芳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中国城市社区自治》 许勇陈伟东等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社区的迷失》伊琳.吉特 米拉.考尔.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毕业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你这个题目太大了而且是难点的社会问题,不好写建议缩小范围,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还好一点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常鹏宇,张信东(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结构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正面影响(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理想差距程度时,企业会在农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促进工业化进程,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享受更多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生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增长。(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城乡收入存在适度差距,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变成市民,这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比如农村居民通过努力,以升学、学习劳动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素质。负面影响(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也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是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劳动群众,也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多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致使经济发展可能止步。(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收入的不平衡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市场运作不规范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和措施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和打破垄断,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就是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论从何处迁往另外任何一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应该依法享有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学问题)、医疗等。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投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同时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信贷资金不准或按特定优势比例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产业,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并广泛吸纳外资、工商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虽然减免了农业特产税等税种,但是对于农业物资(如化肥等)也应依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较快缩小。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并且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让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实现教育在农村的真正普及。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项具体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必须坚“持统筹安排”,不能因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重“返大锅饭”,如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劳动贡献直接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按贡献参与分配;而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统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更科学地对社会资源配置;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应切实贯彻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国经济能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让全社会成员共同过上富裕生活。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论文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摘要] 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作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种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垄断问题;政策因素的影响;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响如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不仅成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经济界的深层次对话。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倍;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全面扩大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9年则上升为,上升了个百分点。从其发展阶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85至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1995至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基尼系数出现徘徊状态,变化不大。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明显高于。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还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8年达到,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1995年则达到,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和倍。如果细划区域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判断,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5、行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1999年上升为: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科研技术和地质水利,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商业餐饮;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变为:房地产、金融保险和科研技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商业餐饮、社会服务和采掘业。而且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6、工资外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总收入的4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当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说明工资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注意到,工资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5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近60%左右,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说明工资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当然,工资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组,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此外,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及所有制区别等等。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们认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1.个人素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目前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而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2.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定,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加之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获利能力大小差别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无论是不同地区城市还是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这些差异很大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而且,不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条件及收入差距通常还会形成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发达的地方,其聚集资源的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础条件差的地方则相反。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应该说,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竞争起点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体讲有:1.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程度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展。从主要环节看,由资金、物资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建设的发包承包、产品的购销与集体的消费(回扣)等环节,现在正向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扩展。从产生权钱交易的部门看,由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甚至开始向组织宣传等政治领域渗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有关部门估计,当前我国千万、亿万富翁不乏其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全国各地偷税、漏税问题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别是:国有经济为40%,乡镇经济50%,个体经济为70-80%,从而导致我国税款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从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由此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可能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巨额非法所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腐败等不法因素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虑到公众的普遍不满并综合媒体等反映的大量情况,可以肯定,有关问题已比较严重。目前很多有关分配状况的统计结果与公众感觉不一致,甚至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消费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2.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顽症,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垄断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这种垄断与传统国家垄断体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垄断利益不可能向国家集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行业、部门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某些群体可以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业收入差距、部门与单位收入差距中,垄断等不平等竞争的作用相当突出。3.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与过去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体制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居民个人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提高,但当时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员,也非企业管理者,更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从事简单商品贸易的待业和无业人员。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也与当时的政策体制有关。4.再分配能力不足。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具体讲有:(1)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在一些领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2)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3)某些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体制方面,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却无法享受。三、收入差距较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1.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这种差距的出现又主要是由于不公环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会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好,除了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下降,影响了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未来预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得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2.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生活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风气和社会安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危及社会安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涌现,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而且,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极具传染性,将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四、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确已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1. 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3. 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和活劳动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和增值价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客观必然。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不充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积累和财富增长的强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垄断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碍已成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7. 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尽量纠正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差别发展政策,从政策环境上给予公平对待,在再分配方面给予照顾,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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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常鹏宇,张信东(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结构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正面影响(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理想差距程度时,企业会在农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促进工业化进程,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享受更多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生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增长。(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城乡收入存在适度差距,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变成市民,这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比如农村居民通过努力,以升学、学习劳动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素质。负面影响(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也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是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劳动群众,也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多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致使经济发展可能止步。(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收入的不平衡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市场运作不规范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和措施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和打破垄断,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就是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论从何处迁往另外任何一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应该依法享有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学问题)、医疗等。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投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同时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信贷资金不准或按特定优势比例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产业,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并广泛吸纳外资、工商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虽然减免了农业特产税等税种,但是对于农业物资(如化肥等)也应依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较快缩小。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并且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让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实现教育在农村的真正普及。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项具体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必须坚“持统筹安排”,不能因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重“返大锅饭”,如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劳动贡献直接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按贡献参与分配;而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统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更科学地对社会资源配置;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应切实贯彻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国经济能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让全社会成员共同过上富裕生活。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论文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常鹏宇,张信东(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结构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正面影响(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理想差距程度时,企业会在农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促进工业化进程,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享受更多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生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增长。(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城乡收入存在适度差距,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变成市民,这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比如农村居民通过努力,以升学、学习劳动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素质。负面影响(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也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是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劳动群众,也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多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致使经济发展可能止步。(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收入的不平衡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市场运作不规范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和措施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和打破垄断,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就是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论从何处迁往另外任何一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应该依法享有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学问题)、医疗等。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投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同时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信贷资金不准或按特定优势比例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产业,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并广泛吸纳外资、工商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虽然减免了农业特产税等税种,但是对于农业物资(如化肥等)也应依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较快缩小。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并且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让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实现教育在农村的真正普及。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项具体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必须坚“持统筹安排”,不能因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重“返大锅饭”,如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劳动贡献直接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按贡献参与分配;而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统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更科学地对社会资源配置;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应切实贯彻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国经济能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让全社会成员共同过上富裕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摘要] 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作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种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垄断问题;政策因素的影响;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响如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不仅成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经济界的深层次对话。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倍;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全面扩大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9年则上升为,上升了个百分点。从其发展阶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85至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1995至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基尼系数出现徘徊状态,变化不大。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明显高于。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还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8年达到,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1995年则达到,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和倍。如果细划区域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判断,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5、行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1999年上升为: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科研技术和地质水利,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商业餐饮;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变为:房地产、金融保险和科研技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商业餐饮、社会服务和采掘业。而且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6、工资外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总收入的4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当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说明工资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注意到,工资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5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近60%左右,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说明工资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当然,工资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组,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此外,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及所有制区别等等。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们认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1.个人素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目前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而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2.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定,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加之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获利能力大小差别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无论是不同地区城市还是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这些差异很大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而且,不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条件及收入差距通常还会形成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发达的地方,其聚集资源的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础条件差的地方则相反。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应该说,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竞争起点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体讲有:1.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程度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展。从主要环节看,由资金、物资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建设的发包承包、产品的购销与集体的消费(回扣)等环节,现在正向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扩展。从产生权钱交易的部门看,由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甚至开始向组织宣传等政治领域渗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有关部门估计,当前我国千万、亿万富翁不乏其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全国各地偷税、漏税问题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别是:国有经济为40%,乡镇经济50%,个体经济为70-80%,从而导致我国税款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从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由此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可能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巨额非法所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腐败等不法因素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虑到公众的普遍不满并综合媒体等反映的大量情况,可以肯定,有关问题已比较严重。目前很多有关分配状况的统计结果与公众感觉不一致,甚至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消费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2.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顽症,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垄断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这种垄断与传统国家垄断体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垄断利益不可能向国家集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行业、部门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某些群体可以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业收入差距、部门与单位收入差距中,垄断等不平等竞争的作用相当突出。3.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与过去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体制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居民个人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提高,但当时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员,也非企业管理者,更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从事简单商品贸易的待业和无业人员。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也与当时的政策体制有关。4.再分配能力不足。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具体讲有:(1)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在一些领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2)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3)某些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体制方面,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却无法享受。三、收入差距较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1.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这种差距的出现又主要是由于不公环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会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好,除了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下降,影响了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未来预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得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2.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生活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风气和社会安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危及社会安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涌现,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而且,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极具传染性,将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四、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确已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1. 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3. 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和活劳动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和增值价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客观必然。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不充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积累和财富增长的强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垄断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碍已成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7. 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尽量纠正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差别发展政策,从政策环境上给予公平对待,在再分配方面给予照顾,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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