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治理论文的研究方法

科技伦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克隆技术中的科技伦理问题。学者们认为，克隆是无性生殖，是一种低级的生殖方式，人类有性生殖再用克隆这种原始的生殖方式进行生殖，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治疗性克隆如家畜的育种、重现濒危动物等研究应用前景非常宽广。克隆技术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国政府要加紧制定《克隆技术应用法规》，规定克隆技术的范围、条件和把克隆人类胚胎控制在一定的法律和伦理范围之内。

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包括：1、法律方面：研究计算机伦理学如何受到法律的约束。2、技术方面：研究如何利用技术来解决计算机伦理学问题。3、社会方面：研究计算机伦理学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以及社会和文化如何影响计算机伦理学。4、伦理方面：研究计算机伦理学如何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以及人们如何影响计算机伦理学。

论文的研究方法有：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3、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

4、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5、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

6、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7、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

8、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

9、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10、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11、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伦理学论文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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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研究大学生宿舍中的人际关系是高等院校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大学生在宿舍里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结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人对人际交往的渴求反映出希望被人接爱、理解的愿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际关系期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交往模式。青年期的大学生希望被人接受、理解的心情尤为迫切。德国学者斯普兰格说：“在人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像青年时期有那种强烈地渴望被理解的愿望。……没有任何人会像青年那样处在孤独之中，渴望着被人接近与理解，没有任何人会像青年那样站在遥远的地方呼唤” 大学生宿舍中的人际关系应是一种和谐的能给大学生类似于家的幸福感的并能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大学生品德修养和知识水平的人际关系。 1.其隶属公民社会，当然要遵守公民社会的道德原则：如公平，人道等 2．但其又有其特殊性：大学生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特殊群体，从年龄上看，大学生正处于青年中期，个体的生理发展已接近完成，已具备了成年人的体格及种种生理功能。在我国，大学生是经过严格考试，从各地选拔出来的学业成绩优秀的人才，从中学到大学，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而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又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因而要求一些独特的大学宿舍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坦城相待，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还应对宿舍有责任感、创造一个良好的“舍风”、处理好发生的矛盾、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注意生活小节。不宜随便答应人和拒绝人，不应利用同室之便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等等 1．交往有困难：缺少知心室友，或与个别同室特别难交往，或对同室交往感到恐惧（大多出现在刚开始时）或不想与同室之间进行交往 2．以自我为中心的冲突：新一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自我中心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比如要求别人的作息时间围绕自己转等 3．竞争的冲突：如奖学奖，工作，考研，出国等机会竞争问题，伦理学是一门直接培养人文精神的学科，应用它来处理大学生宿舍中的人际关系的直接特点表现在它认识和把握人生的特殊方式。可以这样来认识这些冲突：这是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大学宿舍生活中所面临的冲突，也是很正常的。同寝室同学间有分歧，摩擦，甚至严重的冲突都是非常正常的，并且不是不可以化解的。伦理学提倡人与人之间做到公正和人道，这是最基本的，而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也是伦理学所提倡的。因此，首先应重视同室之间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主动和人交往。其次应主动应用公正和人道两大基本准则及上文所提到的大学宿舍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特殊准则来处理同室关系。不应只以自已为中心，要公正，人家也有人家的作息时间，只能大家商量一天在宿舍里时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大度地对待室友，要主动关心别的同学，主动和他们交流，虽然在交流中有种种困难。另外始终要让自己尽量的谦虚些。在公共卫生上，主动作些劳动，别怕吃亏。这些举动都有利于别人接受你。但是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上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坚持原则。你的东西绝对不允许别人随便动，除非你自己许可。该睡觉时有人影响别人休息一定要和他据理力争，甚至诉诸其他舆论渠道，比如班干，老师，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自己动手来开战。还有，应该用道德评价与道德修养提高宿舍全体的德性。最后，应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对于奖学奖，工作，考研，出国等机会要学会积极主动竞争，做到同室之间在公平竞争中相互促进和提高，这是大学宿舍生活的一大目标。

对于人类而言，大气是共享的资源，由于全球大气环流的作用使得人类在大气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然而由此引发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人们深切的关注，谁是大气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在这个问题上谁又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对于那些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损害是否公平？应当怎样解决这一类问题？人类环境伦理的道德观念是不是需要和可能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应该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解决。在环境伦理中，正义的原则是首要的原则。环境正义是用正义的原则来规范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它关注人类的合理需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其主要涵义：一是要求建立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二是要求确立公民的环境权。据调查，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总体来讲，占世界国家总数5％的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以上，而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却只占到5％左右。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却是由各个国家共同承担的，如此说来，对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是不公平的。我想，任何一种重要的力量或者伟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向自然进攻，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这种伟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约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的程度，大规模的核战争破坏，可能毁坏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对生态、对自然的进攻，人类改变生态系统也可能毁灭地球的生物，威胁人类的健康。从大气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大气污染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健康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健康指数在不断的下降，人类的体质在下降，人类的生存能力在下降，癌症、怪胎情况的出现也在上升。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用道德的力量对这个问题进行控制已经是在必行。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大气是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大气的物理特性主要包括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和降水，这一切均由太阳辐射这一原动力引起。化学特性则主要为空气的化学组成：大气对流层中氮、氧、氢3种气体占％，二氧化碳约占％，还有一些微量杂质及含量变化较大的水汽。人类生活或工农业生产排出的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化物与氟化物等有害气体可改变原有空气的组成，并引起污染，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破坏生态平衡。在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三大问题，最为引人关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活与健康，并且对地球上其它生物的生存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试问，对它们而言又公平吗？因此，无论从自然的层面还是道德的层面来讲都应该重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的课题，绝不能因为一味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弃全人类的安危于不顾。其次，关于保护大气环境，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需履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责： 1.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作好综合平衡，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同时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大气环境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指标。 2.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布局既可以充分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也可以减轻对大气的污染，因此，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既包括对新建工业进行合理布置，也包括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迁移严重污染大气的工业企业。 3.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大气污染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是解决全球大气污染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4.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各国政府应当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其他措施，包括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和区域、积极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等。近年来，在保护大气环境方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协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到2010年，相对于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世界总体排放要减少，包括6种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氟利昂（氟氯碳化物）等。到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各个国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排放指标，也可以以增加森林面积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按一定计算方法抵消。中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美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欧盟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对保护大气环境做出的强有力保障，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对人类和生物环境权的尊重。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包括对大气的污染程度仍然受到各国的关注。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污染情况进行监测评比，沈阳作为一个老污染城市历来都“榜上有名”，1988年还曾进入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第二位。在今年这次评比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53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3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测定，并重新推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兰州等8个城市。据调查，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5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应当注意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作为一个传统道德致上的大国，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哲学、秩序、伦理思想的主流和依据，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哲学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去向，一种动力。尽管很难达到，但也为人类应该何去何从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与大自然和谐。我想，在保护大气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身作则，用道德的力量唤起人类的良知，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公司治理论文研究方法

[摘要]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家族所有与家族控制。从成本与效率角度来分析，家族企业模式是特定企业边界下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制度安排。从企业的契约角度来看，家族模式是关系治理与正式治理互为补充，较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而言，前者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必然从创业期、发展期进入成熟期，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将成为家族企业转型的目标模式，它将向产权社会化，经营者职业化，企业文化契约化三种路径实现。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转型还会受到中国特有的宏观环境影响，如发育迟缓的资本市场，欠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中国文化浓重的家族情结等影响。 [关键词]公司治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产权社会化一、家族企业的本质与家族企业发展 (一)家族企业的特点。 (二)家族企业发展三阶段。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与特殊性分析 (一)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是基于成本与效率的选择。 1 家族治理模式的成本优势。 2 家族治理模式的效率优势。 (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分析。三、转型为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家族企业的必然选择 (一)家族企业转型的必要性 (二)家族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 1 产权社会化。 2 经营者职业化。 3 企业文化契约化。四、家族企业公司治理转型的障碍分析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涉及企业所有权结构、控制权配置结构和治理机制等多个层面的全方位制度变迁过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转型从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而言可能遭遇以下障碍。 (一)发育迟缓的资本市场。 (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 (三)中国文化浓重的家族情结。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只用！

把公司治理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大趋势。从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来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点。在欧洲，欧盟要求前东欧国家的企业必须改革公司治理，特别是提高审计质量，增加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加入欧盟。 “亚洲国家的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革，任何管理技能的提升与科技实力的发展，都不足以让亚洲企业在国际舞台立足”，这是标准普尔公司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在公司治理上做进一步改革，同样是中国企业肩负的重任。总体上看，完善公司治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需要研究解决以下问题。究竟什么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通常所讲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国际上统称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概念界定，狭义的局限在董事会制度的安排上；广义则包括股权结构、融资结构、银行体制、企业购并、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兼顾，等等。目前，国际上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四种：第一，伯利等人的理论。1932年，根据对美国公司的分析，他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两权分离，经济上带来了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营者可能并且经常违背股东利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经营者强，所有者弱”的问题。此后几十年，西方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是以这一研究为基础的。第二，费兰克斯等人的理论。1995年，他们提出了两权分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型，以美国公司为典型；另一种是内部型，以欧洲大陆公司为典型。欧洲大陆企业的特点是，公司上市的较少，即使上市，股权也高度集中。比如，在法、德两国，最大的17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都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大股东主要为两类：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其他公司。他们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界曾流行的公司治理类型区分法，即德、日的银行导向型模式和英、美的市场导向型模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日两国的银行在监督、控制公司方面，并未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第三，拉波达的理论。1999年，拉波达分别对27个国家中20个最大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两权分离的内部型，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全球也是主要形式；相反，外部型只存在于美、英等少数国家。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有效保护小股东的法律。第四，“欧洲公司治理协会”的理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对欧洲大陆企业作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以下结论：一是欧洲大陆企业投票权的集中度显著高于英、美国家，其控制权往往只集中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手上；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都很小；相反，在英、美的公司，一般不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而且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与第一大股东也相差不大。二是最大股东在欧洲大陆企业大多是家族，在英美大多是经营班子。三是在欧洲大陆，一般情况下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家族股东，但只要不是自己而是委托他人经营，股东的控制仍较弱，“经营者强、所有者弱”的问题也仍然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如果股权分散，只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比如美国多数上市公司的情况；如果股权集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比如欧洲大陆许多公司的情况；如果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则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的利益，比如我国一些国企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问题，而且要解决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的问题。股份制如何讲治理效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并强调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央企业在贯彻这一要求方面更需要努力。到2003年底，在189家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大多数尚未按《公司法》改制。在推动股份制方面，地方国企明显快于中央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六大后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有总的要求，还有具体的计划和部署。比如，一些省市政府提出，在加工工业和商贸行业，每年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要达到1／3。今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加快中央企业股份制的改革步伐。要切实推动这项改革，需要大胆探索产权制度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制订具体的实施目标、计划与步骤。上市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年来，在中央企业，相当大一部分资产已在国内外上市。在中央企业，已上市的资产不仅质量上是优质的，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未上市的资产。因此，多数中央企业发展混合经济，从行业看是竞争性的，从资产看规模并不大，所以改革步子可以更快一些。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颁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从法规上有利于规范改制工作，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保障这一改革的健康进行。当然，推进股份制，并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这已为前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一些民营企业成为控股股东，但治理效率仍很低下的事实所证实。在这类企业中，随着产权的变革，“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这一问题得到了改变，但各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这两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实，马克思在对股份制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和亚当·斯密也曾以相同的理由指出了股份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对经营者，作为其他人的资产而不是自己资产的管理者，他们不可能像经营自己的钱那样尽心尽力地经营别人的钱”。因此，中央企业实行股份制，包括实行了混合经济后，仍需在提高治理效率上下大功夫。董事会如何发挥作用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后强调，完善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董事会，并提出，计划用3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在中央企业中探索建立董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这一设想提出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存在一些顾虑。以前，曾有10来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他们几乎都是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员担任，并与经营班子高度交叉。这样的董事会，难以发挥作用。其实，在多数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实行混合经济后，要建立董事会，人们对此并无异议；有疑虑的是，在极少数中央企业改制成为国有独资公司后，有无必要建立董事会。人们担心在股权结构单一或国有经济绝对控股的条件下，董事会很难发挥作用，还使治理机构重叠，带来矛盾和扯皮。事实上，不论在国有独资公司，还是在其他股份公司，要建立起有效的董事会，都是挑战。问题的关键，一是董事会应发挥什么作用，二是董事会如何能发挥作用。至于董事会的作用，2003年10月《华尔街日报》刊登长文介绍了美国各界存在的争论。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强调董事会的作用是领导、决策，后果是“经营者强、董事会弱”。针对这一问题，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强调董事会要承担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具体措施正像2002年《哈佛商业评论丛书》概括的那样：一是董事会检查、确认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二是董事会对首席执行官(CEO)的经营业绩进行严格考核，三是董事会审查和批准公司的发展战略。解决应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如何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2001年“安然事件”后，跨国公司又把董事会如何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具有共同性、趋势性的做法包括：缩小董事会的规模，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放松董事长兼CEO的规定，改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安排，延长独立董事退休年龄，限制退休CEO留在董事会，建立独立董事的执行会议，推行董事一年一选，限制董事的兼职，聘请独立的外部顾问等。由此看来，在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并不难，难的是要建立起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董事会。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长，应当走出新路。谁来担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前几年已开始在一些股份公司探索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目前在上市公司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已成为一种规范。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争论也不少，有的称之为“管制革命”，有的称之为“装饰革命”。这一争论本身反映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还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独立董事首先在于董事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并不等同于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常把这几个概念混在一起。独立董事应当由谁担任，始终是个难题。中国证监会采取了考会计师、考律师那种方式，来选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多数是从事会计、法律、技术或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能迅速组建一支独立董事队伍；不利之处在于，不少按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独立董事，缺乏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董事不懂事”的现象。下一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同样会遇到应由什么人来担任这一难题。独立董事队伍应包括多方面的人才，每个企业董事会的人员结构也应强调多样性，特别是对这支队伍的组成主体，要有明确的专业、阅历方面的要求。研究各国大公司独立董事的人员组成可以发现，他们多数正在或曾任其他大公司、金融机构的CEO，具有丰富的筹资、投资、购并特别是经营业绩确认评价、奖惩任免、识人用人等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仅仅要解决由谁担任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实践来看，还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标准、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赋予独立董事广泛的监督权力等方面进行努力。比如，要解决“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安然事件”后，他们又在独立董事的薪酬安排、独立董事的提名与选举、董事长兼CEO等方面进行改革。比如，要解决独立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挂钩的问题。所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抓紧进行试点，在实践中边总结，边完善。监督有效性如何保证治理机构的设置直接关系到治理效率。目前在中央企业，治理机构设置的普遍形式，是国务院国资委、外派监事会、经营班子这三层。设立“外派监事会”，是1999年我国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外派监事会”与我国股份公司内设监事会的主要区别，不在派出主体上，两者都是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委派的，而在被派出人员的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从经济学来看，“外派监事会”制度中有关“由公务员组成”，“六要六不”，“不参与、不干预”等规定，都属于独立性范畴。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因而受到了中央企业的普遍好评。世界上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按这些机构具有的权力，可以分为“主流型”和“非主流型”两种。“主流型”指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的股份公司)都采取这种类型。德国等国的监事会，从责权上看，实质上是董事会。“非主流型”指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比如，欧洲的意大利，亚洲的日本、韩国等的股份公司都采取的是这种类型，我国的中央企业和股份公司也采取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是否设立以及设立什么样的监事会。出资人设立的企业监督机构，其有效性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独立性。美国董事会，德国、意大利监事会都比较独立，日本的监事会不独立。中国的内设监事会基本不独立，而中国外派监事会是高度独立的。二是专业性。美国、德国的主要是企业家，意大利的全部是注册的法定审计人，日本的专业性较差；中国内设监事会的专业性较弱，比较而言，外派监事会的专业性要强。三是积极性。上述几国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制度都是在探索之中，还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四是监督权力。美国、德国具有对经营班子奖惩任免的权力，以及聘用独立审计人的权力；意大利、日本的则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内设监事会和外派监事会，也不具备这种权力。确保企业监督机构的有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条件缺一不可，不然在有效性上难以尽如人意。2003年年底，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爆出数额高达上百亿欧元的财务丑闻，被国际社会称为“欧版安然”，反映了他们的监事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这两年，日本索尼、韩国电信决定改革监事会，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监督的有效性问题。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不时爆出财务丑闻。据媒体今年以来披露，某中央特大型企业被查出高达10多亿元的“涉案金额”。从对企业监督的有效性看，问题并非是我国的监事工作不努力，而是制度设计有待完善。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后，如果有监督权力的董事会不去履行监督职责，而履行监督职责的内设监事会又没有监督权力，在这种“责权分离”的情况下，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所以，坚持和完善监事会包括外派监事会制度，首先应当从工作定位、拥有责权、人员积极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改进。怎样确保业绩真实确保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始终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点。如果董事会成员由内部董事组成，他们又多在经营班子任职，那么，由董事会监督经营班子，实质上就是自己监督自己，这被美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蒙克斯比做是“由考生自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企业财务报告是经营业绩的反映。中央企业的财务报告，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已有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进步。但直到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些由中央企业是自己聘请的，这也类似于“由考生自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成绩的高低，很大程度是靠学生的觉悟，而不是制度的保证。于是在一些企业产生了一种现象，老总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问题。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马桶效应”。据去年多家媒体披露，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12户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财务报表不真实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所报利润。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应建立在企业盈亏的真实性上；惟有这种业绩考核、评价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才真正有意义。在许多国家，负责检查企业经营业绩真实性的，是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有效性，同样首先取决于独立性、专业性、积极性、监督权力这些条件。在此前提下，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作重点要突出，负责对经营班子年度经营业绩的真假进行检查确认，科学解决“监督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是被监督机制要严格，每年要详细披露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工作及薪酬情况，以及独立审计人的收费性质、水平和构成等，这有利于解决“监督者自身的可信度”问题。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促使他们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安然事件”后，他们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的改革力度，颁布《索克斯法案》，要解决的也是这类问题。我国的监事会，包括在少数股份公司已建立的审计委员会，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未将检查与确认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作为重点，并且也不具备聘请独立审计人对企业当年盈亏真实性进行检查和确认的权力。这使出资人难以真正了解当年盈亏的真实性，也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家底”。这种情况在中央企业存在，在国有银行也存在。据有关专家研究，到2002年底，我国四大银行贷款余额的不良资产率中70%是1993—2002年这10年形成的。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考核制度，十分必要。应总结长期以来国企考核制度的成败得失，并把建立确认盈亏真实性的制度作为考核制度的基础。为此，聘请独立审计人的权力，应当交给监事会或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董事长是否兼任CEO 董事长是否兼法定代表人，是事关完善公司治理、强化监督机制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国务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我国有关部委就提出董事长不应兼总经理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检验试点是否合格的一条标准。结果是，董事长不兼总经理，董事会仍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按《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国的公司治理与欧洲、北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我国企业全面负责生产经营活动和日常工作的，不是总经理而是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更像他们的CEO。因此，我国企业的董事长虽不兼总经理，但只要是法定代表人，就不能像欧洲、北美公司那样，董事长不兼CEO，有利于董事会去监督CEO。解决董事长兼CEO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实践中，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最早要求在确定董事会会议议题时，CEO要多与独立董事沟通、商量，任何一个独立董事都有权要求增加会议议题。二是前几年，一些公司在独立董事中增设了一名首席董事，并赋予其较大的权力，以制约CEO。三是“安然事件”后，要求董事长不兼CEO的呼声越来越高。2002年，麦肯锡在对美国500强的董事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分设。因为，董事长兼CEO会带来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一旦CEO控制信息流，独立董事就无法客观地实施监督。在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中，应研究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这一问题。在欧洲，董事长大都是不兼CEO的。在美国，董事长不兼CEO已成为主导意见，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规定，前任CEO也不能留在董事会。我国上市公司中，不论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只要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对法定代表人难以实行有效监督。从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董事长不兼法定代表人，而兼任企业党委书记，有利于董事会更好发挥监督经营班子的作用，也有利于企业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更好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薪酬制度如何安排检验治理机制优劣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经营班子特别是CEO的薪酬制度。这些年，我国不少公司到国外上市，股票不能以高价发行，一个原因就是国外投资人担心我国国企CEO的薪酬太低，他们难以对投资人尽心尽职。但另一方面，美国CEO的薪酬增长过快，这被看作是他们董事会失灵的一个集中表现。目前，中央企业经营班子的薪酬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一把手”与“副手”的薪酬差距没有拉开，固定工资与年度激励、长期激励之间薪酬结构不合理，福利、职务消费没有货币化和公开化；更为突出的是，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外部横向差距”仍较大，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比如，到2001年，外资企业中国籍CEO平均年薪已超过160万元；2003年，中央企业CEO的年薪平均要低得多，另一方面与员工平均年薪的“内部纵向差距”却在拉大。从体制上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出资人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经营班子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真实性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因此与经营班子薪酬挂钩的指标在真实性上缺乏制度保证；三是由于对经营班子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在少数企业也存在按“胆”分配与消费现象。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与100多家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责任书，推行企业负责人的年薪制试点等。当然，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世界著名公司在薪酬安排上通行的一些做法，对强化治理机制还是有用的。归结起来，一是薪酬前提。关键是对经营班子经营业绩真假的确认。二是薪酬差别。通常经营班子的薪酬比独立董事要高得多，而CEO的薪酬又显著高于经营班子其他成员，但差别不是来自工资、奖金等短期激励，而是期权等长期激励。三是薪酬披露。逐个披露经营班子成员前3年的薪酬，详细披露每人的薪酬构成，披露过去5年本公司的股东回报率与同行业同类企业的比较等。中央企业要完善经营班子的薪酬制度，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以上资料仅供参考！

财务分析论文：浅谈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与分享安排;二是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工人的监控及绩效评价;三是激励方案的设计与推行(钱颖一，1995)。由于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是一个法律虚构(Jensen and Meckling，1976)，公司治理是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二者的分享安排中实现的。公司治理的与有效的财务分析体系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反映在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之间的关系之上。

(一)公司治理是完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企业建立财务分析体系的.目的是不断完善企业财务治理，而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在公司治理理论下所产生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同层次经营者之间在公司财产占有、使用、处置、剩余分配与监督控制等方面制衡的理论，而这些正是财务治理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二)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质量

财务治理作用于财务会计分析进而生产与披露符合管制要求的财务会计信息，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符合管制要求的财务会计信息一方面借助其反映的职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的揭示，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正确进行相关决策提供指南。另一方面，财务分析体系所揭示的信息，又反映出经营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对经营者真实、客观地评价可以起到降低道德风险、提高激励的作用。

(三)财务分析体系构建的有效性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公司治理理论关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实现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分配的变化实现的，而不同的财权配置又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和机会体系而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又完全依赖于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的效率，而财务分析的内容中包括公司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的效率治理，因此良好的财务分析体系的构建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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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15、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商业地产开发。

如今，生命伦理学及其重大问题如基因伦理问题、克隆伦理问题、干细胞伦理问题等成了倍受各国政府、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何以会如此呢？从大的背景看，生命伦理学的勃兴是生物学世纪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生命伦理，希望它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生命伦理学的主旨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短短40余年，它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具体到抽象、从伦理观念到实践操作的不平凡道路。值此，我们可以也需要凝炼出这一年轻学科的根本宗旨了，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我们时代的影响。生命伦理学发轫于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生育控制、遗传优生等道德难题的求解，也就是说它是从问题出发的。诸如：能否在病人或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体试验？关闭一个脑死亡病人的呼吸机是否违背医学宗旨？在器官严重短缺时能否允许器官买卖？大量经费投入人造器官的研制是否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能否阻止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出生？如何确定“试管婴儿”的父母？这些由生物医学新技术带来的难题前无古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研究中虽然也有对传统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运用，但总起来看，理论是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于是，生命伦理学似乎是以一种“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早期成果，如论证并确立了安全优先、知情同意、病人自主、禁止器官买卖、保护病人隐私等医学道德规范和生物研究规范。这些成果不仅回答了现实问题，应对了科技挑战，还激活或拯救了古老而沉闷的理论伦理学，甚至与实践推波助澜，在许多国家诱发了病人维权运动。即便生命伦理学的初期阶段是问题式研究，它也对学科发展作了最基础的奠基。20世纪7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开始步入理论构建阶段。它一方面继续拓展“解难题”的疆域，把基因工程、公共卫生伦理、基因治疗、对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遗传咨询等新问题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它尝试着从具体规范中总结、提炼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78年，美国国家保护人类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对象委员会发表了培尔蒙特报告，其中提出尊重、有利、公正三项原则，并认为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1979年，贝奥切普和查德里斯出版《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提出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四原则，这就是国际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原则虽然也遇到批评，但它还是获得了广泛认同。各国学者纷纷将其作为理论工具，运用于分析解决新的难题如转基因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再生医疗、艾滋病等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在“解难题”活动中，四原则得到丰富、扩充和具体化；并发展出不少辅助假设、辅助说明用以解决原则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可喜的是，近年还出现了探讨生命伦理学方法论的成果。于是，生命伦理学以四原则为核心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体系逐渐丰满起来。四原则是生命伦理的四种基本价值，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四项基本标准。贯穿四原则的更终极的价值、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尊重生命的原则。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最终都是指向人的生命的。生命伦理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论证、倡导、贯彻、推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尊重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或主旨。尊重生命原则的确立尊重生命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和对非人的生命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诞生后，承担了论证和宣传尊重非人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的任务。因而，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重生命就是指尊重人的生命形式，并且主要是指尊重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和健康利益。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源远流长。在原始宗教、三大宗教、部族习俗、传统道德中都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内容或训诫。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呢？在这些早期的道德意识中，主要是以神性和直觉两种方式来作回答。因为人是至上神的创造物，他被涂上了神性的灵光。敬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宗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统治力量，儒学就以直觉的方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生命受到伤害，也就不能去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看到别人处在病痛、流血、生命遭受摧残时，自己也本能地感到痛苦。于是同情之心、好生之德油然而生。自从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要把道德全部建基于纯粹理性之上，使之成为一种实践理性之后，伦理学开始从合理性上找寻尊重生命的根据。总结近现代伦理思想，尊重生命的理性根据主要有三点。第一，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道义论的基本理念。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艺术、科技、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买卖人体器官、买卖血液、收费代孕等行为是把原本是高贵的、作为目的的生命或其一部分当成了获利的手段，因而是不正当的。不法者把矿工的生命、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当作牟取暴利的手段，更是对尊重生命原则的公然挑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示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他乃是一种客观目的，是一个自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人，我们不能把他看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改变他的地位。”（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371页）第二，提出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功利论的理据。人世间有千百种价值，当不同价值发生冲突时，当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功利论主张通过算计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因为人的生命是实现人生幸福和其它一切价值的首要前提，对于个体而言，失去生命等于失去整个世界，生命一旦失去不可复得，因此，功利论在价值比较时无疑赋予生命以最高价值。人之生命既然是最高价值，就没有等价物可与之相比照，所以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为什么我国政府在坚决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赞同和支持治疗性克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后者是以牺牲早期人胚（14天前的细胞团）为代价，去赢得挽救无数病人生命的治疗方法。得失相权，它更能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第三，认为尊重生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从伦理原则的可行性而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差异，但只要不是反人类的文化（如邪教），恐怕都会认同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受到伤害，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环境何以可能？只有靠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来营建。尊重生命的普遍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高层次的、高境界的道德要求。但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没有正当理由，决不能去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底线道德，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上述三个理据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构成对尊重生命原则强有力的论证，使之成为某种不可辩驳、无庸置疑的“绝对命令”。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普世伦理”，关键就是因为在它的旗帜上，写上了尊重生命这样一个朴素、坚固而又属于现代性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的使命生命伦理学今后的方向，一是秉承问题研究的传统，并向体制化、建制化方向发展，即通过学术研究→伦理委员会→决策或立法或制订管理办法的途径，把个案研究成果向法权体系渗透，切实发挥伦理对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二是继续深化理论认识，搭建不同文化群体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理论平台。回顾历史，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生命伦理学是为解决医学生物技术中的道德难题而生；为继续解决此类难题而存在。直观看问题，此言无大错。但是，抚今追昔，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尤其在当代中国，它的迅速传播是与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相呼应的，它的发展具有超越科学技术界限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近几年，人民的生命健康遭受不法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执法侵权方面的重大事故或案件被频频曝光、严肃查处，但问题仍然接二连三。这里存在一个对待生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建立健全我们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和生命伦理观任重而道远。生命伦理学的直接任务是解决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但它的终极价值和使命是弘扬尊重生命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解决科技发展与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关系，来向人们、向社会一再强调和反复昭示：人之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份作为人的特殊的尊贵和威严，这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使之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其它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在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时肩负着在全社会普及尊重生命这样一个底线伦理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