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论文答辩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构造分析在现代社会中，无罪推定原则不但是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且更是相当多国家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在中国，自强调依法治国以来，无罪推定原则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的诸多同仁抱着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政府相继参加或缔结了一些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从相关的条文中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然而，在我国学界仍有少数人对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持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刑事诉讼立法反映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中国已经签署并将要批准实施的情况不相协调。因此，仅仅说明无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澄清有关问题，才能消除加诸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从而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学术界的认识并未一致，在以往的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被告人有一种无罪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着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2、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应认定其是罪犯或应认为其是无罪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证据定罪。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罪推定才与有罪推定对立。有罪推定并不是以证据定罪，而是被告人业经指控即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也能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无罪推定既不是一种法律推定，因为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无证定案；也不是一种主观认识，因为它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有一先验的认识；而是一种法律要求，即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最终应以证据来确定。3、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据此法院可以适时处理该特殊情况。例如对长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当然，这种法律拟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假定，并允许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推翻。这种法律拟制并不是对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一种要求。正如在无证据证明长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踪”或“死亡”时，司法人员对其是否失踪或死亡的认识与法律拟制无关；无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便宜措施，与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认识无关。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种观点。4、还有学者认为，探讨无罪推定概念的含义，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凭空作出理论上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探讨无罪推定概念时，首先要注意这个词是外来语，因而首先存在翻译是否确切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无罪推定”的译法，是不确切的。根据该原则的实际内容和外文原意，应译为“无罪假定”。其次，“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应是进行研究时需充分注意的客观情况。从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即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另一种以意大利宪法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后一种表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中也规定得很明确，即“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人并受到刑事惩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推定无罪”和“不能认为有罪”，两者有着虽然不显著但却很重要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出的几项规则，虽然也有争论，但对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无争议。这些核心内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疑惑不决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作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应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根据。我们认为，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除了上述含义的理解外，更应当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1、字面的理解“无罪推定”一词是我们直接从日文译来的，当然，人们并不是将“无罪推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词，而是作为刑事诉讼理论和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来理解的。其核心是对这个术语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义的理解问题。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作为法律拟制的“无罪推定”，其含义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然而，把无罪推定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拟制，仍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对这种拟制的含义还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认为其含义并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应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不应被视为罪犯。”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字面含义不同理解的探讨，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考察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并探讨其字面含义之外的法律意义及其他意义。如果对无罪推定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将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对此，后文将予进一步地说明。2、对立法例的理解就我们所知，“无罪推定”一词一般并不直接见诸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刑诉法律文件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被人们认为属于“无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78年6月16日的决议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又如，南斯拉夫联邦刑诉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以前，不认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则在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无罪。意大利则在其1947年的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当然，也有对其更进一步的阐述。如在尊奉判例为法律渊源的美国，其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中的赞成意见里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至于国际人权公约，不论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等，则在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均将“公正审判”、“辩护权”等内容同时作了相应规定。因此，从有关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是与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的诉讼规则紧密联系的原则。从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来看，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例如，在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将剥夺辩护权的情况，法庭审判时的偏袒，对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时间过长等，均作为对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无罪推定的违反来处理。通过对有关立法例的考察，对无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第一，无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对这个法律术语的各种字面理解，实际上不过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无罪推定”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有关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规定的简称。第二，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对“无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较之立法例的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贫乏。就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更为具体广泛；并且，还表现其不仅是一项孤立的法律原则，而且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就内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证的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经法定程序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等项内容，而这是字面理解无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4项规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其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内容。就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言，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无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款项中，则规定了与无罪推定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有利于保障公正审判、被告人权利的内容。通过对无罪推定的有关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突破了对该项原则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无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该原则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着怎样的联系；该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无罪推定的含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3、对无罪推定的性质的理解对一事物性质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无罪推定的性质，就有必要搞清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关系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为此，先澄清如下两个事实：第一，有罪推定并不象无罪推定那样，有明确的立法例可资证明。“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封建专制下的刑诉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象所作的原则性归纳。该原则的含义是：任何被指控为犯罪的人，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为罪犯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将刑事被告人宣告为罪犯，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为基础而设立并进行的。人们对有罪推定的这一原则性归纳，主要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这样一些现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权作出判决的机关确定为罪犯，或象对罪犯那样可加之以刑罚；被告人是诉讼客体，不仅没有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对其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缺乏公开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诉讼实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可用刑讯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学的方式获取，等等。第二，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其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刑诉制度而提出的。无罪推定从其被资产阶级提出开始，就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包含着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一系列内容。这从贝卡利亚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被认为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亚，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表述无罪推定时说：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还仅限于对无罪推定进行理论说明和宣传。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将该原则规定为法律，并进而以此原则的精神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诉讼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经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讯逼供，并否定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有限制条件，等等。上述两个事实喻示我们的有两点。一点是：对无罪推定含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对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虑，并进而将无罪推定不是作为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与刑诉制度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才能获得有关这项原则的完整认识。另一点是：正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刑诉制度的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才使这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和确认。实际上，无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然而，这一使人振奋的思想火花，毕竟没能划破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刑事诉讼制度的黑夜，留给我们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遗憾。探究起来，除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制约外，这一无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仅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并且将其规定为法律，进而使之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里去。这是其刑事诉讼制度与封建刑事诉讼制度有巨大区别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有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确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参考，与无罪推定原则有密切关系，那么，世界多数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视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应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无罪推定”的含义应作这样的理解：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与有罪推定相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与刑诉制度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这项原则不仅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仍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二、无罪推定原则价值构造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传统的界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原则，并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充分体现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之中。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原则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公正性目标的实现，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深入探讨其内含的价值构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意义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与有罪推定相对立的原则，无罪推定需要在刑诉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无罪推定对刑诉制度具体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理论界却是一个虽经长期争论而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详细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但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的说明，却是必要而可能的。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该原则对刑诉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既然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那么，刑诉法律制度应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就是其逻辑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现代刑诉制度，之所以大都赋予了被告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广泛诉讼权利，并注重保障其实现这些权利，追本穷源，就因与其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使被告人摆脱诉讼客体的地位，而具有诉讼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第二，既然无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需经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刑诉法律制度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设立公正的诉讼程序并维护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就是其应有之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公正诉讼程序的含义虽不易确定（因为各种不同司法制度所规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异很大），但其中心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它与在有罪推定刑诉制度下，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说制约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其司法活动既有助于实现客观公正，而又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种程序的基本要求。第三，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就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对被告人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应由控诉一方承担；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应被禁止。对法院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口供不再是证据之王；对被告人来说，既不应承担自认有罪的义务，而且虽然未能证明自己无罪，但如果控诉人的指控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对其无罪的假定即应转为判决的依据。第四，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无罪，那么，在判决前其不能作为罪犯来对待就应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诉中不应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对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将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诉讼强制措施，应予以严格限制，不仅应慎用，而且即使采用了，也应尽早结束这种强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时审判以确定其最终法律地位，任意关押、长期关押或无限期关押都不能允许。以上论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诉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刑诉制度的各个方面：从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机关的职责，从司法程序制度、强制措施制度到证据制度，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制约。同时，无罪推定的各项要求并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环环相扣，只有整体运作才能共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另外，对于刑诉制度中的那些体现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规定，只有将其置于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中，才能认识其更深层的意义。2、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真实性价值法律需要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其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客观性及其程度问题。就无罪推定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是与刑事诉讼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相联系的。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首先，刑事诉讼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犯罪痕迹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无犯罪嫌疑人，也就没有刑事控告。这一事实说明，旨在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为前提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就容易陷于主观偏面性，发生差错。无罪推定的价值体现为，在判决前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这就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认识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时时注意自己对犯罪事实和刑事被告人的认识，是否有确实、充分的根据，以推翻法律的这种假定。无罪推定正反映了对司法机关提出的防止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客观要求。其次，刑事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与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对抗。国家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对抗，两者力量对比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不仅由于国家司法机关掌握着被告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各种专门技术手段等因素而产生，并且由于刑事被告人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剥夺或限制了其作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权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广泛诉讼权利，制约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虽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力量的对等，但有助于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前述的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机关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再次，刑事诉讼有两项基本任务，即：发现、揭露、证实犯罪和犯罪人并正确适用法律对之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无罪推定对于实现这两项任务，具有不应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无罪推定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等，不仅有助于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情况。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基于刑事诉讼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为保障公正、准确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而必须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真实性。然而，在某些对无罪推定原则心存疑虑的人看来，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无不是以认为有犯罪存在为前提的，若在判决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则显然与刑事诉讼的这种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将无罪推定原则仅从字面含义上予以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将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更愚昧、更野蛮、更落后。因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尚且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不再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将在被认为无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诉。如果按照这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所得出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3、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价值第一，刑诉制度的民主程度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广泛程度，却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民主总是需要具体表现为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充分与否，当然对刑诉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决定性意义。无罪推定要求确立被告人为诉讼主体，应具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就表明了它对刑诉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虽然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然而，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的差异，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由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不同，人们也能够并且必然会对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断。例如，法西斯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因盛行刑讯逼供，就是其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罪推定要求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来实现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对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发展的突出贡献。第三，如果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又要注意避免使无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诉讼制度出现以后就产生的双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务，那么，如何协调完成这两项任务就是判明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项任务，后一项任务仅仅是前者的附属物。因此，宁可错捕错判有罪，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这是实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结果。而无罪推定则要求，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机关从认识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设立上，始终注意使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两项任务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认识到存在错捕及错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两种原则对这两项任务所产生的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应当看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简单的仅以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来决定，其发展水平还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竟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发展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其积极意义应予以更进一步地肯定。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例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未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又如，对于保障和实现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的“先悉权”，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宣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论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问题及对策·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完善检察权的组织保障·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的关系研究·日本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英国的刑事上诉制度研究 ·关于犯罪模式分析在我国应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论无罪辩护·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执行难·侦查阶段之利益冲突 ·认罪案件办理的四个机制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之思考·法律应该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议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与风险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破解·审理死刑二审案件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刑法毕业论文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

法律分析：有罪推定，主要是指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被追诉人，推定其为实际犯罪人。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一般民众对被追诉人有罪判断严重外化且侵害被追诉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或者对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形成消极的舆论引导;

二是在司法机关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与否以前，公权力机关侵害被追诉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或者对被追诉人形成有罪预断乃至作出有罪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除了刑讯逼供这样“看得见的形式”外，有罪推定往往隐藏在一些观念与制度的背后，并表现为一系列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规则或形式，它是一种唯心主义，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中国刑罚死刑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现实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海商法的行吗？

一、所针对的对象不同。罪刑法定原则针对某个行为是否有罪;而无罪推定原则所针对的是某个嫌疑人是否有罪。二、所依据的法条不同。罪刑法定原则的依据是刑法，为实体法;而无罪推定原则所依据的是刑诉法，为程序法。根据《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罪刑法定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客观危害；主观罪过；人身危险性；报应；预防论文摘要：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标准，则罪刑相适应在刑法立法中便无法构建而在刑法司法中便无法实现，故标准的问题是关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性问题。本文结合贝卡利亚、康德和黑格尔等前人的论断论证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且作为该标准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增添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这一新内涵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接着，通过与“两个配刑基准论”的商榷进一步论证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应具有唯一确定性。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到底如何把握，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本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最关键问题。一、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的确立在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出罪刑相适应原则并被广泛接受以来，理论界对该原则长久停留于用“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罚当其罪”这样的表述作字面化的解释，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或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提法或主张首先在刑法立法环节就已变得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贝卡利亚在其传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标题之下开笔便说：“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而他在该书的“衡量犯罪的标尺”标题下又开门见山：“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尽管认识这类明了的真理并不需要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认识范围……”贝卡利亚的前述两个论断意在分别说明如下问题：前一个论断意在说明刑罚的轻重是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而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后一个论断意在说明犯罪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把贝氏的两个论断及其意图说明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作如下推导：既然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则犯罪的社会危害当然就是刑罚的“标尺”。而犯罪的社会危害又是犯罪的当然“标尺”，于是，犯罪的社会危害就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时，则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犯罪与刑罚是否均衡或相适应的标准。但需要强调的是，贝卡利亚的社会危害性标准注重的是犯罪的客观危害，即如有人说：“贝卡利亚更多的还是重视犯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相对较少重视犯罪人的故意，因此他主张惩罚的客观(实际)平等化。” 其实，在贝卡利亚之前，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已隐含着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问题。康德是主张按照侵害的特种性状去报应犯罪，而黑格尔则主张按照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去报应犯罪。由于侵害的特种性状和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只是分别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层面，故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报应，都可归结为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去报应犯罪，只不过康德注重的是报应的外在而黑格尔注重的是报应的内在罢了。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报应犯罪的尺度时，则其也就同时构成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因为报应的手段正是刑罚。有人说：“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规范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在立法阶段，社会危害性是‘体’，是根本。”那么，罪刑规范便是“用”，而在这种“体”与“用”的关系之中社会危害性便构成了罪刑关系的搭配标准，因为罪刑规范只是罪刑关系的法律形式而已。曾经有人说：“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建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主要依据。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应当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刑的轻重决定的。”这段话虽然直接说的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刑法分则体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但也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引文中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罪刑的轻重”相并列，但后者仍旧是前者所决定的。还曾有人说：“刑法分则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表明，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其法定刑就相对地要重一些；反之，其法定刑也就相对地要轻一些。”从这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法定刑成正比例关系的说法中仍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能够构成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不仅因为它作为标尺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具有公用性，还因为它作为标尺具有质量差别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标尺的质量差别性形象地体现在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论”中，也隐含在康德的“等量报应论”中，更是凿凿有据地存在于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中。由于特种性状也存在着质量差别性，故虽然康德的报应论被称为“等量报应论”，但由其论仍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质量差别性的结论。而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所侵犯的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而“这种定在及其一般规定性，是否在其全部范围内，从而在与其概念相等的无限性上受到侵犯(例如杀人、强令为奴、宗教上强制等等)，还是仅仅一部分或其质的规定之一，受到侵犯。”是有区别的，即在黑格尔看来，犯罪侵犯的对象作为定在存在质和量的区别。而在黑格尔看来，犯罪作为一种定在也存在质和量的区别：“犯罪自在地是一种无限的侵害行为，但作为定在，它必须根据质和量的差别予以衡量。”把黑格尔的两个定在说结合起来可作如下推导：由于犯罪所侵犯的对象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故犯罪本身也就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犯罪本身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也就是犯罪的侵害性或社会危害性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那么，在“等价报应论”下，作为犯罪对应物的刑罚就不能没有质和量的差别。可见，在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那里，犯罪的侵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仅是罪刑等价的“标尺”，而且这把“标尺”还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如果没有质和量的差别，则这把“标尺”也就难以真正发挥“等价”作用，即罪刑均衡的标准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确立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之前，其便已具有质量差别性，而正是此质量差别性方使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作为标准的性质和功能。总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既决定着犯罪本身的质与量，又决定着刑罚的质与量。而只因为其决定着刑罚的质与量，故其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两大环节分别构成可以统称为刑罚标准(刑罚尺度)的制刑标准(制刑尺度)和量刑标准(量刑尺度)。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即“社会危害性中心说”不能不作回应，因为该问题仍然涉及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问题。有人说，在现今的国内刑法学体系中，社会危害性中心论仍占据主导地位或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核心，体现为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一切问题都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解释，而“如果仅从罪与刑的报应关系来看，‘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合理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旦联系到刑与罪的功利关系，此说的片面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它忽视了双重罪刑关系的对立统一性。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或者是贬低刑与罪的功利关系，或者是使刑法学成为犯罪论与刑罚论彼此孤立的两大块的堆积，甚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国现存刑法学所固有的矛盾——在犯罪论中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定罪量刑的根据，在刑罚论中又称预防犯罪是用刑施罚的指南，以及重犯罪论轻刑罚论的不合理现象，实际上便是社会危害性中心论造成的结果。而只有从双重罪刑关系(报应关系和遏止关系)的对立统一性出发，才能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笔者认为，如果传统的社会危害性中心论确实造成了引文所说的不合理现象，那只能归因于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研究和运用不够深入而不足以否定犯罪社会危害性应有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如果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作为犯罪本体的一个侧面，则不是将罪与刑的功利关系予以贬低，不是将刑法学孤立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两大块，而是将罪与刑的报应关系和刑与罪的功利关系予以统一，从而也是将刑法学的犯罪论与刑罚论予以统一。行为成立犯罪本来就是以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或刑法保护价值的蔑视或背离态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为必要条件，而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说到底就是以抗制乃至消除此社会危害性而稳定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故社会危害性在犯罪论中构成了刑法学的逻辑起点而在刑罚论中构成了刑法学的逻辑终点。那么，“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形成并非毫无缘由。在刑罚论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如果刑罚论的基本问题也能够得到增添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这一新内涵或新侧面的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解释，则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学中心地位一定要撼动吗?能够撼动吗?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之后，社会危害性概念备受指责，甚至有人主张将此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但社会危害性的可判断性、相对独立性、很强的效用性及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上的相容性赋予社会危害性概念已不可取代的刑法学地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所具有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地位可以看成是“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一个运用和体现。需要予以强调的是，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已不再是传统理论中的作为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和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的统一体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了，而是作为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三者统一体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了，因为以作为新概念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标准的罪刑相适应包含“报应相适应”和“预防相适应”。其中，“报应相适应”的事实前提是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和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而“预防相适应”的事实前提则是已犯者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二、与“两个配刑基准论”的商榷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当然就是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具有唯一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近来有学者所提出的“两个配刑基准论”：犯罪的严重性是配刑的一个重要基准，如其所言：“犯罪的严重性是分配刑罚的重要基准，尽管其不是配刑的唯一基准。”；预防需要是配刑的另一个重要基准，如其所言：“预防需要虽然不是配刑的唯一的基准，但是配刑的重要基准。”笔者肯定犯罪的严重性和预防需要对配刑的影响，但以此两者的影响为由而提出两个配刑基准却需谨慎。以论者在其“配刑辩”中所举士兵列队为例，我们说，作为基准的排头兵只能是一人，否则，对列将无法排成。回到配刑基准上来，两个重要基准是否基准多头而无所适从?再看论者所提出的“刑罚的分配以按罪制约上限按需制约下限为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明显是所谓两个基准的运用。所谓按罪制约刑罚的上限，实是从报应出发按犯罪的严重性确定刑罚的上限；所谓按需制约刑罚的下限，实是从预防出发按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确定刑罚的下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按罪和按需共同制约刑罚的上限?“按罪制约上限按需制约下限”的说法是否因过分强调了报应和预防的对立而割裂了两者的统一?论者不是说过“根据报应关系，刑罚的分量应该取决于已然犯罪的轻重，而基于功利关系，刑罚的分量却应受制于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吗?既然刑罚的分量同时受已然犯罪的轻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影响，而刑罚的分量又自然包括刑罚的上限与下限，则必然是已然犯罪的轻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险性大小共同影响或制约刑罚的上、下限。另外，用“需”与“罪”相对应是否使得“按需制约下限”之说陷入“罪外设刑”或割裂犯罪与刑罚因果对应之理论困境?其实，论者所说的“需”实是构成犯罪本体的一个侧面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而已，故不应将其从“罪”中抽离出来而重复影响刑罚之轻重。报应和预防的统一便体现在这共同影响或制约之中。在笔者看来，从刑法的全面价值出发，配刑时考虑多种因素是明智的，但考虑多种因素不等于为配刑确立多个基准或标准。否则，基准也罢，标准也罢，都将失准。配刑的基准只能是统一影响配刑的相关因素之后而得到的基准，故此基准象士兵列队排头那样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正如我们已知，影响配刑的相关因素可以归结为客观危害、主观罪过与人身危险性，而此三个因素的统一是作为上位范畴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便构成了配刑的唯一确定的基准。两个基准的提出无疑是受并合主义的影响，因为并合主义主张同时以犯罪本身的危害程度与犯罪人的性格危险程度为基准的量刑是正当的。但人身危险性这一基准的提出无形中肢解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统一标准，正如论者所说：“总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与罪犯的主观恶性程度的有机统一。”这句话等于是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只是犯罪的客观危害与罪犯的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为何说论者将社会危害性这一统一标准肢解了呢?因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二元统一的犯罪是由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所构成的“已然之罪”与以再犯危险性为特定内涵的“未然之罪”所构成，故社会危害性既存在于“已然之罪”之中，此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回首过去的概念，又存在于“未然之罪”之中，此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面向将来的概念。但当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说成只是已然犯罪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时，岂不是将社会危害性缩小在所谓“已然之罪”之中而同时将人身危险性抽离出来与之并列吗?笔者认为，只要承认犯罪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范畴，就必须承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范畴。另外，我们通常将报应犯罪与社会正义相联系而将预防犯罪与社会功利相联系。可见，无论是报应犯罪，还是预防犯罪，都与社会有关。报应犯罪与社会有关，是因为犯罪人已经用实际行为危害了社会而令社会不安；预防犯罪与社会有关，是因为犯罪人仍以其人身危险性危及着社会而令社会不安。显然，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可以而且应当纳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范畴之中。传统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现实危害与可能危害的统一，而人身危险性的纳入将使这两种统一得到丰富和强化。那也就是说，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聚合而成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并合主义只要不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简单拼凑，就应该用一个上位范畴将影响配刑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以确立一个基准而不是立下两个基准。这个被确立为唯一基准的上位范畴正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社会危害性标准已经包含了所谓配刑的两个基准，因为被统括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中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已经构成了预防需要的“指标”。配刑的多头基准还与主体性失控有牵连。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失控是指立法者在罪刑配对即罪刑关系搭建过程之中，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要出发“夸大”或“放大”自我而使罪刑失衡。于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立法者为何失控，二是立法者如何失控。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立法者虽是全体市民和社会的代表，但其仍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基于切身利益所形成的价值取向。第二个问题较难回答，但仍可回答。我们知道，立法者是权力主体。既然是权力主体，则必拥有作为权力主体的权力优势。立法者的权力优势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的权力优势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优势。立法者的社会优势，是指立法者基于其身份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获得上拥有多于别人或高于别人的强势。可以说，社会优势构成了立法者权力优势的外部大环境，因此，不妨可称之为“环境优势”；二是专业优势。立法者的专业优势，是指立法者在从事其专业活动过程中不是多于别人或高于别人，而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决定其专业活动结果的强势。专业优势又可以从符号优势和暗箱优势两方面来把握：符号优势是指立法者在专业术语的采用、界说、运用上所拥有的权威性，而暗箱优势又是指立法者在专业活动包括专业术语的采用、界说和运用中所拥有的自由度或不受约束性。拥有了上述权力优势，立法者会怎样行事呢?那就是对自身容易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即自身容易实施的犯罪如贿赂犯罪，带着少报应和少预防两种心理而“自怜”性地配对偏轻乃至过轻的刑罚，此如法国学者布迪厄和美国学者华康德认为的那样，对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权力或资本的占有，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而对自身容易成为被害人的犯罪，则带着多报应和多预防两种心理而“畏他”性地配对偏重乃至过重的刑罚，此如福柯所言：“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肉体、想象、痛苦、应受尊重的心灵，实际上不是应受惩罚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人契约的，有权对罪犯行使集体权力的人的……需要加以人调解和计算的，是惩罚对施加惩罚者及其声称有权行使的权力的反馈效果。”那也就是说，对于立法者这样的主体来说，权力优势往往使其在遵从罪刑均衡的同时又更容易破坏罪刑均衡，而多头基准则可能为立法者对罪刑均衡的暗中破坏创造更多的“契机”，即多头基准更容易在罪刑关系上“催化”出主体性失控而导致罪刑失衡，在刑法立法领域，对设定罪刑关系的立法者这一主体是这样，在刑法司法领域对适用罪刑关系的司法者这一主体也是这样。三、结论从上述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论证过程，我们不仅看到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具有唯一确定性，而此标准自身又有内在结构性，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有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再犯危险性所构成，亦即可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看作后三者的上位范畴，而后三者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在要素或其本体侧面。有人说：“根据犯罪的轻重给犯罪排列等级，我们要么单独采用罪过或危害排序法，要么以某种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一种合理的制度应以危害为基础进行排序……因此，主要的排序方法是以危害为主要标准。再加上罪过标准，其中罪过标准用以区别具有相同危害的犯罪。”显然，此说法中的“危害”等同于客观危害，而我们今天排列犯罪等级的标准亦即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应是将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结合起来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曾言：“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将定罪的标准从违法行为移向行为者的历史。”在笔者看来，“移向行为者的历史”就是移向包容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的统一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历史。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融进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之中是对该标准的一次补血而非换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标准的内在结构性不仅不损害其唯一确定性，反而是其唯一确定性的进一步体现和说明。就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实践而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在立法环节被坚持时就是制刑标准，而在司法环节被坚持时就是量刑标准。

理论基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理论。

请用相应的外文关键词到这个网站搜索。如：criminal law参考资料：

1、禁止有罪类推。

2、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3、排斥习惯法。

4、排斥绝对不定期刑。

延伸：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所明确的“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原则，而后，罪刑法定思想逐渐与西欧近代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与当时封建刑法擅断相抗衡的一种思潮，广为传播，并以三权分立学说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

扩展资料：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渊源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在正式的宣言中的表述。例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宣布:“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强调了判处刑罚要有法可依，并且法律不得追溯既往。再如，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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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罪刑法定原则论文范文

浅析影响罪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的几个犯罪个性化因素摘要:体现犯罪个性化的直接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六个,由于这些客观因素本身不是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因而正确地认识这些客观的评价因素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保证。关键词:罪刑相适应;运用;个性化;因素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是决定刑事责任及刑罚轻重的主要依据。”[1]这一原则,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就是犯罪与其刑事责任设置要均衡。体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就是犯多大罪,处多重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即要罚当其罪。“罪”是有具体客观的实在表现,但其社会危害后果及危害程度,特别是后者总是抽象的。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困难。而对这一困难,实践中一般采用“比照”的方法。即办案人员依据自己的经验,依照其他同类性质案件的刑罚的运用来决定某一案件刑罚的量。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似乎考虑到同罪同罚。但问题是同罪同罚的“罪”不是指罪名和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它是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的基础),而是指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和危害程度,这才是具体刑罚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刑法第5条所规定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2]中的“罪行”的真正涵义。这种危害结果和危害程度即“罪行”与“刑罚”的均衡,才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真正意义。由此可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比照”处罚只是形似。做到“罪行”与“刑罚”的一致,才是神似。贯彻执行刑法第5条规定,仅仅做到正确定罪还不够(对刑罚适用而言,这只是解决了刑罚的类的范畴,即只是刑罚的质的问题),必须,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正确、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具体犯罪的危害后果和危害程度。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某一具体犯罪的刑罚的量的确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种危害性,确定一个具体的刑罚的量。这种量的确定,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经过刑法规范的折射后在法官(办案人员)头脑中形成的客观判断。既然称之为客观的判断,就不是法官凭空想象所形成的。确实,“刑”的量的确定是一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评价,但这种主观的评价,是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客观基础,一是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二是刑法规范所确认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因为刑罚的量是一定质的量,刑法规范对罪与刑的设置是解决罪的刑罚适用的“质”,这一点是通过立法来实现的,与法官的司法实践的结果没有关系。在这一质的界限内,如何评价第一个事实,才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量刑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前,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就体现在这一点上。法官把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及罪名的认定作为整个工作的核心,认为这是法官的专业和素质的体现,而把实际刑罚量的判断和确定,当作一种经验,“置之度外”,不予重视,造成了实践中许多貌似公正,实际上没有丝毫顾及到犯罪人个性化特点的刑罚的适用,影响或妨碍了刑罚教育与惩罚双重功能的全面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运用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正确评价这种犯罪个性化的特点———决定每一个犯罪的具体罪行(社会危害结果和危害程度)大小。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的客观危害的表现,但对这种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不是这些危害事实自身所能自明的,也不是法官的主观能想像出来的。法官对客观危害性的判断要依据客观的事实和客观的标准。这种客观的事实也就是犯罪的危害事实。客观的标准,也就是影响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不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同一犯罪的不同社会危害性就通过这种客观因素来体现。由于这种客观因素本身并不是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在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忽视。而正是这种客观的因素才体现了犯罪的个性化特点和社会危害性。正确地认识这些客观的评价因素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保证。笔者以为,这些体现犯罪个性化的直接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一)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犯罪的目的是犯罪构成要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有成熟的理论,尽管对间接故意是否有目的存在争论,因为在这里犯罪的目的乃是犯罪所欲希望达到的结果。但我们研究体现犯罪个性化因素,并且影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目的与此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是指犯罪所欲达到的结果,而是指实现犯罪所欲达到的心理满足状态。这存在于任何一种犯罪中,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总是追求一种心理的满足。这种满足反映了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因人而异,尽管是同一犯罪,同一方式,同一结果,而目的则各不相同。如同样是杀人,有的是为了取乐,达到心理的刺激。有的是发泄自己的不满,达到一种心理的慰藉。这种不同的目的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在过失犯罪中亦同样。如在追捕歹徒中过失致人死亡,与寻衅滋事中致人死亡,两者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犯罪的动机与犯罪构成理论中所述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在此就不再赘述。(二)犯罪的个人背景。一个健全人格的形成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两方面的环境。任何一个方面的环境不足都会导致人格的缺陷而产生偏离正常行为的倾向,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具有可塑性。刑罚的目的和作用也正是基于这种人格的可塑性。因而,我们在确定刑罚量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个人的背景因素。这个背景因素主要是指犯罪人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和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一个生活在不同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的人犯同样的罪,应处不同的刑罚。因为一个在家庭缺陷或不良社会环境中成长的犯罪人与一个在健康的家庭或社会环境中成长的犯罪人实施的同样犯罪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反比社会性的强度是不同的,后者表现了一种较强的反抗和判逆的人格,而前者只是反映了一种环境的必然产物,改变了环境,就可以实现人格的矫治,因而需要矫治的时间和方式也应是不同的。(三)犯罪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一个人在意志自由时对自己行为模式和结果的选择,反映了个人的人格对社会的适应性。因此,犯罪行为人行为时所处的环境对犯罪个性化的因素,也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比如一个身陷困境的人为了生存,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偶而实施的盗窃,或因家庭困境而实施盗窃,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要比一个为贪图安逸而盗窃的人危害性要小,因为在前者反映了一种意志相对的不自由和行为的消极被动;而后者是一种意志自由的,行为是积极的,故危害性较大。(四)犯罪的对象。尽管是否每个犯罪都有犯罪对象,存在着争论。不过,这是从研究犯罪构成要件角度来看的。在这里,我们研究的是具体的犯罪量刑时应考虑的因素,其含义也与它有着不同。每一个犯罪都要对特定的人或物施加影响,或者对不特定的人·或物施加影响。这种受到影响的人或物就是犯罪侵害的对象,也就是评价犯罪应适用刑罚量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对不同的人或物实施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危害性。比如对老幼病残的人实施犯罪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恶劣,受害人遭受的身体心理或财物损失也大。再如用残忍手段伤害或杀人,犯罪对象不仅是受害人,还包括广泛的不确定的所有受这种行为影响的社会公众,因为该犯罪行为不仅使犯罪受害人受到了损害或遭受了痛苦,而且也对社会心理施加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因而犯罪的危害性也特别大。(五)犯罪的方式。每一种犯罪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方式不仅影响到对犯罪对象的侵害,而且还反映犯罪行为人对社会施加的心理压力。比如用刀杀人,与采取药物杀人相比较,无论是对受害人而言,还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言,都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持刀或持械抢劫,要比赤手空拳抢劫更严重。犯罪方式的选择反映了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和犯罪的个性化特点,这种特点在刑事侦查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犯罪行为的方式也较能体现犯罪的个性化特点。(六)犯罪时的社会背景。犯罪虽是犯罪个人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以自己的存在凸现对社会的影响。反过来,社会背景的因素也折射并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比如在国家提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对这类市场主体的犯罪所产生的影响就大,因为这时犯罪影响不是仅仅体现在人或物受侵害,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破坏,其危害性是严重的。同样,在开展专项刑事斗争中的犯罪,即通常所谓的“顶风作案”,尽管其他方面皆相同,但在这种背景下,更能体现出犯罪人反社会的决心和意志,故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更强的矫治手段。上述几个因素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犯罪具体刑罚的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每一个犯罪之中,因而是个常量。但每一个犯罪,又有一个不同的体现,因而又是一个变量。常量使它能够成为客观的标准,变量能够体现出个案的差异,加强客观标准的实际的标准作用。刑罚不是一种补偿性的惩罚,而是一种矫治手段和抚慰社会的方式,只有罚当其罪,才能实现这两者的均衡,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好罪刑相适应原则。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高明暄.中国刑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行为客体——犯罪对象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区别：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对比：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从刀，井声，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论罪刑法定原则一、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 1、中国制度的产物中国的法制源远流长，而研究中国的法就是研究中国刑法的发展史，从我国的第一个国家一夏朝开始，国家形成，中国法制的雏形相应出现①。古代君主只讲法律至上，法律的内容从来不公布与众，只有在惩罚犯罪的时候才得以引用。因此，法律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根本无从了解它的内容。更没有所谓的法律权利②，罪刑法定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物，是我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2、历史的演变过程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尊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另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里就蕴含着罪刑法定，保障自由民之权利的思想。到了 17、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思想更加系统，内容更加丰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一八一零年法国刑法典第四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通，重要的一项原则③。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公认的一个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并在宪法或刑法上加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经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本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以上这些均有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的犯罪，不得定罪处罚，概括起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④。”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罪刑法定包括立法上的法定和执法上的法定，立法上的法定主要是指制定法的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条文时要明确具体，耍使执法者有法可依；执法上的法定是指执法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文去做，不得办关系案、人情案，不得用法律做顺水人情。我们都知道孟老夫子的一句话：：“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⑤。”法制定好了，还必须有依法办事的人，切不可让“歪嘴和尚念坏了经”。因此，一部好的法典是重要的，而具体执行该法典的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执行法的具体人又以法官为重。所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不只要落到书本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到实际中去。诚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那么司法的公正事关人们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很难想象，经历了一次不公正审判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会满怀希望所谓胜诉方对司法公正毫不怀疑。对于执法上的法定，是颇重要的⑥。我国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刑法定这一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的体现，其基本精神，是要严肃执法，惩罚犯罪，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保护人民。这也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诗。从这一出发点，它还包括以下具体含义。 1、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⑦。即法的法定化。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严格执法，凡是构成犯罪的一律按照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指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犯罪和刑罚都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方可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仅仅是违背了公德良俗，即使这种行为如果不处理可能会产生社会危害性，那么在没有产生法定的结果之前，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依靠道德教育，娱论监督。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有法律作出明文规定，然后才可以定罪处刑。有这样一个案子；一男一女于某日中午公开在某公园内发生性关系，引起游客的极大愤慨，造成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针对这一案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男一女的行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 公然发生性关系从表面上看好象是有违法律之规定，但细看法律条文却很难找出其违法之规定，因为这一男一女是自愿的，就构不成强奸罪；（2) 本案只有其两个人，并没有聚众的表现，又构不成聚众侄乱罪，更不能找到其他相关的罪名。因此虽然引起游客的极大愤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因为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准公开性交而不得判处刑罚，很显然，这一男一女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 2、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处刑的惟一法律依据。刑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制定的，是我国刑事犯罪处罚的唯一法律依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根据犯罪的需要自行设立刑罚制度， (不得根据某一犯罪的需要，临时制定一法条而临时使用）不得以任何部门法对抗刑法之规定，否则无效。因此刑法中对犯罪作出实体性规定，是定罪处刑的唯一法律依据。 3、禁止违宪制定或违背刑法原则的刑事法律。在这里，主要指出的是刑事立法权，宪法是刑事立法权的唯一根据，刑法是宪法中的子法，那么在制定刑法时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立法准则，不得违背宪法的立法基本精神。而其他刑事法规又必须以刑法基本原则为立法准则，所订立的规章制度不得超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规定，如果超出刑法规定而制定且辅助实施的话，对被实施人造成损害的，依法负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刑法不得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不得适用类推原则。类推原则一般是属于人们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但法律没有规定为该种行为的罪名，只有依照类似条文加以适用。一种犯罪不但有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外，还耍有刑法的明文规定，即不仅行为犯罪是明确的，而且对犯罪行为处以什么刑罚也是明确的。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就不得以任何理由定罪处罚，在此是没有所谓的民愤定罪一说的。 5、刑法不得溯及既往，即禁止事后法。关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一般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新法对旧法没有溯及力，但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规定，当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而旧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以新刑法定罪处刑，新刑法有溯及力；当新刑法认为是犯罪而旧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以旧刑法定罪处刑，新刑法无溯及力；当新刑法所判处的刑罚较轻而旧刑法判处的刑罚较重时，以新刑法定罪处刑，当新刑法所判处的刑罚较重而旧刑法判处的刑罚较轻时，以旧刑法定罪处刑，即以轻刑为主。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法典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主要原则的；另外，在实际操作中禁止在犯罪追诉时效内不认为是犯罪，而新的刑法进行修改后认为是犯罪的，虽已过追诉时效，仍然加以追究的，（特殊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事后法，是严重违背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6、刑法禁止不定期刑。刑法作为执行依据的部门法，不得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表达刑期，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模棱两可。不能只规定犯罪的条件而不具体规定犯罪时如何惩罚的实施细则。那样的话不但刑法形同虑设而且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耍么丁•法无据要么不定刑期，伸缩性就太大，容易出现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的法制混乱现象。所以，不定刑期是法律法规中不允许的。 7、刑法关于犯罪、刑罚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应当力求明确具体。刑事法典所耍解决的是犯罪和刑罚的问题，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反对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更要反对党政领导机关或领导者通过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或影响，导致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明文规定，公、检、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突出强调罪刑法定原则在这方面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四、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从我国刑法对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规定来看，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中得到了切实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罪之法定⑧ 我国刑法中的罪之法定，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体现的：一是对犯罪概念的规定，刑法中有具体明确的犯罪概念，则犯罪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概念，即可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耍包括主体、客体、主观耍素、客观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须符合以上四个构成耍件，这是追究犯罪的必要要件。三是对具体犯罪之法定刑的规定。一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有具体的法定刑，如果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没有法定刑的限制，则势必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羁押无期限或者犯罪不罚现象，如果那样，又严重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法律的适用是有牵连性的，在适用法律时，切不可按下葫芦浮起瓢。 2、刑之法定⑧ 我国刑法中刑之法定，同样主要是通过三个层次的内容体现出来：一是对刑罚种类的规定。二是对量刑原则的规定。三是对具体犯罪具体量刑幅度的规定。五、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司法机关在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时候，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司法认定问题，司法认定包括对法律的认定与对事实的认定两个方面。在此，我首先探讨一下对法律的司法认定。法律的司法认定，是以法律规定为客体的。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法律规定要求具有明确性。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是美国刑法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又称为“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 根据明确性原则，就无法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罪刑法定主义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不明确的刑法规范应该认为是违宪无效的。我国修改后的新刑法条文已从原来的一百九十二条增加到四百五十二条，在立法思想上也摈弃了 “宁粗勿细”原则，而且追求明确性，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有利于对法律的司法认定，但明确只是相对的，在修改后的刑法中仍然存在一些概括性的规定。有些地方则是无法明确的，例如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立法上不可能做出确切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认定。还有些地方是应当有确但尚未做到明确的，例如在刑法分则中还存在许多“情节严重”之类的规定，因此对法律的司法认定还是极为重要的。再浅谈一下对司法适用中的事实的认定问题。在司法适用中有时也会往往出现认识的错误；有这样一个案例：一青年因报复而产杀人的动机，为此他准备工具，趁天黑翻墙至仇人家中，看到床上有人睡觉便刺，其实床上并无人，后该青年投案自首。这个案例是典型的对事实的认实错误问题，对法律适用中的事实认定有错误的，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处刑，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即不得以思想认识为定罪的依据。否则就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了。司法解释问题。如何在司法解释中正确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关键在于解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下面仅就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和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加以探讨。 1、扩张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扩张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之所以是合法的，重要是因为所解释的法律条文上的种概念与被解释的事实上的属概念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因此在符合可预测性原则的前提下，对刑法条文进行极尽词义的, 甚至逸出词义的扩张解释，只要内容具有合理性，就应当具有形式的合法性，即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每一个法条的制定，都有其当时的条件和背景，对刑法条文的扩张解释并非是无限制的扩大，而是根据其制定该条条文的相关司法解释相符合的。 2、限制解释与罪刑法定。限制解释是指将刑法规范所表达的含义，作限制范围的解释，即解释的内容较之刑法条文的词义范围为小。限制解释主要是甚于合理性地考虑，同时它又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3、当然解释与罪刑法定。当然解释是指法律条文表面上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包含于法律条文之中，依照当然的道理解释法律条文意义的方法。当然解释之当然，是学理上之当然与逻辑上之当然的合一，二者缺一不可。学理上的当然是基于合理性的推论，但仅此还不能视为当然解释。还要看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当然，也只有在具有逻辑上的当然根据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合法，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4、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项，就刑法中最相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我认为，类推解释是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尽管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也不得视为类推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从表面现象看似有法律应当追究之刑，但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主、客观要件中又没有确切的规定。检、法部门为了追究其责任，往往会找一个与其相类似的罪名来追究其责任，说是“不惩不足以平民愤”这种认为类推解释使刑法适用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之事项，是严重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这种类推制是不被允许，不被我们国家所承认的。司法裁量问题，贝卡利亚人所倡导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栽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条逐字适用法律。在这种司法结构中，法官成了一个机械的法律适用工具，没有任何司法裁量权，我认为，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学者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曾作过充分论证：（1) 实现个别正义的手段。制定法是立法者针对普遍的对象就一些共同性问题所制定的规范，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而不作个别调整。刑法不可能是对具体的个人的行为单独立法，因而也必然包含着对特殊社会关系的舍弃。制定法律体现一般正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莸得各得其所的分配结果。但制定法在实现一般分配公正的同时，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分配都是公平的。对个别正义的追求，如前所述单靠法律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只有人才能做法律不能做的事，能够度量事物之间的差别，并做出适当的裁判⑨。（2) 法律灵活性的保证。刑法是制定于过去、适用于现在、规制着将来的行为规范，这一特点决定着其具有稳定性，它体现了刑法的安全价值，要求把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确于社会，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而预料到刑法对自己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而起到防范权力阶级滥用权力的作用。然而刑法适用于现在又规制着未来，它又必须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职责。现实社会生活是发展变化的，要求刑法也应该是发展的，具有灵活性的。刑法的灵活性蕴含于具有稳定性的法律之中，而保证刑法灵活性的实现还得引入人的因素，由法官在运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法律不可能自我调节以实现与发展的社会生活相一致。（3) 突变性立法的避免。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须为之服务。一般情况下，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是渐进的，剧烈的社会震动性的变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能成为一种主耍形式。社会的渐进发展决定法律发展的渐进性。法律如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势必阻碍经济的发展，问题的积累使得法律不进行大量的修改甚至废除重立便无存在的余地。这种突变立法的形式尽管最终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但是，这样的立法社会震动大，社会所遭受的损失也大。刑法同具体制定法一样，它的特点决定它不可能自行渐进地变化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渐进变化的任务主要靠法官来完成。换言之，法官刑事审刑中正当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社会发展的需要补之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进步渐进地发展。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因素。可见，罪刑法定并不能排斥法官的重要因素。法官的司法裁量，它能够也应当容纳司法裁量⑩。当然，这种司法裁量权应当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这样才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明白、遵守和使用。法律不是朝令夕改的，一条法律的公布，无疑是一个行为的标准，虽然不能让每个人都守法但至少让人们知道法律是公平的，不是针对某个人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教育作用也在于此。 ①叶孝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月日0月版第1页 ②叶孝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月日0月版第2页 ③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2页 ④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页 ⑤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9页 ⑥张志平《中国律师》中华全国律协主办2004年第3期第24页 ⑦葛磊《中国律师》中华全国律协主办2004年第2期第61页 ⑧葛磊《中国律师》中华全国律协主办2004年第2期第62页 ⑨洪华芬《律师与法制》律师事务所联办2003年第7期第75页 ⑩沈海平《中国律师》中华全国律协主办2002年第11期第65页作者：梁瑞霞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包括：1、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2、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统一。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绝对罪刑法定与相对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字地适用刑法，相对罪刑法定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司法裁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四大基本原则为：一、罪行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二、罪行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三、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四、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普遍接受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在刑法各项基本原则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核心原则。什么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就是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必须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判案。具体说，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并且在罪名的认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同时，对于犯罪的处罚，即判什么刑，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轻罪轻判，重罪重判，不能轻罪重判，重罪轻判。另外，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的适用上，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含义，一是时效原则，即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以行为时的法律规定为准，有的行为，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为犯罪，但事后由于法律作了补充、修改，该行为被规定为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用事后的法律去追究法律颁布前发生的行为。另一个含义是，对于刑法的规定，法院不能作出超越法律原则、界限和法律原意的解释，法院的司法解释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必须遵从法律的原意，不能创制法律。第三，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严格禁止类推。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而言的，确立这个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