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语言学派相关的翻译研究论文
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在等价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的。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一个完整的研究应该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在不同背景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的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实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一个翻译的质量»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条文可能会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了有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语言学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语言学的发展与趋势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 ,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
(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
(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
(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
(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
(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
(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
(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
(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
(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
(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浅议对比语言学
摘 要：对比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研究事物的最常用方法，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本文仅就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则与程序做一简单概述。
关键词：对比;对比语言学;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理与方法
一、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及分类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1992/2008)。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理解如下：首先，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分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其次，对比语言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对比描述，而普通语言学则是对某一种语言的普遍描述。再次，对比语言学是在共时理论的框架下发展的，也就是说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发展状态，而不是其演变。最后，对比语言学虽然研究描述语言之间的异同，但重点却在不同的方面。
对比语言学可划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类。理论对比语言学又由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构成。一般对比语言学是一般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研究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对比语言学是具体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运用对比语言学的原理和其他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应用对比语言写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其也可以划分为两类，即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如何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语言外语教学活动中去。另一类是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其任务是对两种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以便为某一具体的应用活动服务。
二、对比语言学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自从人类产生了语言后，语言之间的比较与研究便蓬勃发展起来，对比语言学学科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有两个渊源，一是起源于欧洲，其二是起源于美国。欧洲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始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初，其理论框架为对比型理论性的共时语言分析，而后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继承发展。美国的对比语言学发展于二战期间，对比语言学的英文名称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一词，由语言学家Whorf于1941年在其著作《语言与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而与欧洲传统的对比语言学特点不同，美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表现在运用语言对比的方法进行语言接触和双语现象研究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另外还运用对比语言学研究为外语教学服务。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比分析的两个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对比语言学也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而与此同时，对比语言学在欧洲却持续发展，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则采用转换生成语法作为对比描述的语言学框架。在此后的30多年中，理论对比语言学在欧美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学科地位得到提高，学术界对对比语言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的探讨也逐渐深入。我国国内的对比研究学者有严复，此外还有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比语言学的原则与研究程序
(一)对比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共时对比原则和同语体对比原则。
共时对比原则：对比研究是一种共时比较，当我们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状态进行对比描述时，不能拿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
同语体对比原则：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语体，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选择、使用、组织语言单位的规范和规则。书面语与书面语对比，口语与口语对比，即相同的语体进行对比。
(二)对比研究的程序：
1、确定对比范围。首先确定对比的范围，即描述的对比层面是什么。比如在音、词、句、篇章、语用等选择一个层面来进行比较。其次需要进一步确定其具体对比描述对象是什么，也就是对比的语言单位。例如，在语法层面上，可以选择词组或句子结构等单位作为对比的对象。最后就是对比的语言学内容。
2、文献搜集与研究。首先先要搜集某一对比范围内已有的对比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做别人做过的工作。其次就要搜集出这个研究范围内对两种语言分别所作的分析研究。
3、确定理论框架。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指以某一种语言分析研究的理论或模式为基础的对比描述方法。选择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可比性。我们常用的对比描述方法有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近年来，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等也被许多研究学者所采用。而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的选择取决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和范围。
4、搜集语言材料。语料可以分为实例语料和内省语料。而内省语料又可以分为自我内省语料和实验内省语料。选择语料我们需要考虑对比研究的性质和目的、理论框架、描述内容这些因素。
5、分析对比。对比分析是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某一确定的理论框架对搜集的语言材料作某一方面的分析和对比。
6、总结。分析对比后，我们要总结这一对比的成果是什么，讨论其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可以找出其局限性，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四、总结
对比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目的殊途同归是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对比可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等层次进行，也可以从语言的文化、心理、民族角度进行对比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青睐。
参考文献：
1、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第2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0
2、王利众.对比语言学综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
楼上强大。。我想说楼主必然还是学生，据我所知大学的在线图书馆都有极其强大的database数据库，你可以去数据库找找资料，会有很多。。。。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研究语言翻译的论文
翻译是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方向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翻译方向论文 范文 一：高职 商务英语 翻译课程改革分析
[摘要]本文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以就业为导向，从课程定位、教材改革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着手，探索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改革方向，以期优化该课程教学设计，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的就业岗位需求服务。
[关键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改革
1引言
根据《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课”，在整个专业课程设置框架及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忽视。然而，目前该课程普遍存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科化、缺乏职业针对性、师资学科型”的问题。(江晗，2010)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结合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我院”)的实际情况，就课程定位、教材改革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提出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改革方向。
2课程定位
高职英语专业翻译课容易走入定位不清的误区。有的学者提出“现有高职、高专已经成立的翻译系或翻译方向最好主要以证书培训为主要目标”(穆雷，2008);有的院校干脆将课程目标单纯定位为通过全国商务英语翻译考试、获取证书。但是，通过走访我院用人企业得知，外语等级证书和翻译证书都不是企业所看重的指标或用人条件，真正的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才为用人单位所器重。因此，不适合将考取翻译证书作为该课程的定位和目标，但可作为辅助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笔者认为，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定位，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及 毕业 后的就业岗位所需。一方面，高职学生的外语水平基础较差，特别是双语转换能力较弱，即使经过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翻译课程学习，也难以胜任高端的会议交替传译，更不用说同声传译，只适合进行初级的口、笔译工作;另一方面，就我院以往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没有专门从事翻译行业的专职译员，所以不能照搬培养专职译员的外语专业本科或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来对高职学生进行教学，而应该按实际情况来做出切实的课程定位，以指导该课程的开展，培养毕业生工作所需的相应翻译能力。通过对我院应用外语系2015届毕业生就业统计及个别访谈得知，我系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是小微涉外跨境企业，而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设置专职翻译岗位。毕业生从事的岗位群主要集中在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跨境电商岗位操作员、跨境电商岗位推广及运营专员，从事销售、采购、跟单、商务策划、接待、客服等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涉外商务谈判、商务营销、接待应酬、国际会展、公司及产品介绍、日常文书和邮件处理等。这些工作任务的性质，突出了高职翻译的交际功能，决定了高职学生需要的翻译是一种初级实用型商务翻译;毕业生身兼数职，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在涉外场合兼顾翻译的角色，也决定了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所培养的学生是“复合型译员”。(姚嘉五，2012)根据这两点，我院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翻译课程应定位为中英双向初级商务文本笔译和一般商务情景的涉外陪同口译，课程培养目标是能胜任小微涉外企业与翻译有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3教材改革
高校的传统翻译教材编排，一般沿用两条主线，一为“专题型”，关注的重点是不同专题的内容及表达;二为“技能型”，关注的重点是技巧训练。“专题型”教材包含的某些专题，如政治外交演讲、政府会议、时事、科技、体育方面的材料，或难度偏高或与高职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岗位关联较小，不适合用于高职的翻译教学;“技能型”教材对学生的技能训练要求过高，往往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容易让学生产生挫败感和畏难情绪。以上两种教材，都不太符合高职 教育 “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回顾笔者所使用过的翻译教材，存在纰漏、拼写或语法错误等，部分内容要么过于陈旧，要么缺乏与区域经济相符合的素材，而且缺少音频或视频，也没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口译对话练习并不是英汉穿插而是全英或全中文，并不适合用来做翻译练习。基于以上现状，教材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在难度上，要贴近高职学生的能力水平，“重信息传递、淡化翻译技巧”(曾昭涛，2009)。传统的翻译教材对翻译史、翻译理论和技巧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但这往往对注重实用和实践操作的高职生缺乏吸引力，因此应该淡化，转而关注高职翻译的核心交际功能，即“信息传递”，不苛求翻译技巧的处理。其次，在内容上，应该对接 职场 ，摒弃政府 报告 、外交辞令、大型会议翻译的题材，选取与学生就业岗位需要相吻合的口、笔译素材，体现当地区域经济特点，融入当地特色行业元素。以东莞为例，作为广东三大展览基地之一，该城市每年举办各种展会30多个，因此将会展口译纳入高职翻译教材很有必要。东莞还有明显的特色经济，已形成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造纸及纸制品、食品饮料、化工等八大支柱产业，所以翻译内容也要考虑选取与这些行业相关的文本，以体现翻译教材的行业性。再次，在章节编排上，不宜把主题安排得过于广泛，应遵循典型翻译工作任务流程，把翻译课程项目化、模块化，这样既符合高职“工学结合”的教育内涵，又体现高职教材的特色。教材改革的重担落在高职院校一线任课教师身上，教师可以在原教材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再扩展补充与区域经济、特色行业相关的内容，也可重新编写出符合学生学情又满足就业需求的教材。教材的改革需要教师积极到企业单位进行调研和实践，了解实际翻译情境需要，收集具体岗位工作可能接触到的语言素材，编写真正实用的课本，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4教学模式改革
由于高职翻译课的老师多为科班出身，上课容易落入本科翻译教学的俗套，即采取老师讲授、学生练习、老师点评的方式，课程模式比较僵化，学生没有真正参与到知识构建中来，同时脱离了真实的商务翻译情景，学生学习兴趣低，容易产生倦怠情绪，自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和人才培养目标，商务翻译课程应以典型翻译工作流程来设计教学环节，真正将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岗位需求结合起来。例如，以会展陪同翻译这一模块为例，可安排以下仿真商务活动流程：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与外宾初次接触——参观家具厂、了解产品——商务合作洽谈——合同签订——庆功宴会——机场送行。实践教学中可穿插项目化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角色扮演和合作学习法等，各种 方法 各有侧重、相互渗透、灵活多变，从“以教师为中心”转为“以学生为中心”，从注重“理论教学”转为“实践教学”，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真正凸显高职教育特色。此外，还应加强语音室和口译实训室的建设，设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做到教学、实践、服务一体化，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氛围，让翻译教学更贴近实际、贴近市场、贴近岗位。
5结语
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既需要能担当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更需要能胜任企业基层工作、懂商务又懂英语翻译的人才。高职英语专业的商务翻译课应该走出自己的特点，积极探索具有高职特色的翻译教学改革，采用切实的定位、合适的教材和有效的 教学方法 ，才能优化翻译教学，培养出优秀的高职高专实用性、复合型翻译人才，服务于社会各行各业。
参考文献
[1]江晗.高职翻译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53.
[2]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23.
[3]穆雷.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J].中国翻译，2008(1):43.
[4]姚嘉五.工具-公文-公式：高职应用翻译专业的定位[J].中国科技翻译，2012(3):55.
[5]曾昭涛.论高职应用翻译理论[J].上海翻译，2009(1):50.
英语翻译方向论文范文二：高校英语翻译中西方 文化 论文
一、中西方文化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宗教文化也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也会因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宗教门派众多，但是主要的可以分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义，如中国道家主张人和神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佛教则主张佛祖则是至高无上的神，其法力无边，这也可以从我国古代语言中明显看出。汉语中有“天命不可违”、“借花献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的语言表达。而西方则主要以__为主，他们只承认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其无所不能，这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iswhereHewas”(上帝无所不在)和“Heavenisaboveall”(上帝高于一切)等。因此，为了达到翻译忠实原意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二、提高高校英语翻译质量的策略
(一)导入异国文化
中西翻译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度和理解度，教师需要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导入到量的异国文化。通过将英语翻译与文化学习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来提高学生们英语翻译的水平。但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教师在导入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本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此外，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外，还需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习俗的来源。例如，英语中有“raincatsanddogs”的习语，这句话用汉语可以表述为“倾盆大雨”，但是如果按照直白的翻译就会理解为“下猫跟狗”，这样就明显偏离了翻译的本意。这句习语主要来源于北欧的神话 传说 ，传说猫跟狗对于风和雨等天气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又如“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但是如果单纯的按照意思来理解则成了“壮如马”了等。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文化背景不了解，则会出现上述可笑的误译现象。
(二)介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
英语结构区别于汉语结构，其重视主题句和主体结构的构成以及 句子 结构连接过渡词的作用，并且侧重用介词和连词来表示句子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则很少用或几乎不用。另外，英语表述中特别忌讳重复，如果出现重复的问题，通常用省略、替换或代词的形式来加以表示，但是我们汉语中常用重复来表示强调。
(三)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
在学生掌握了上述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后，教师需要为学生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删减或增加词语来使语句变得更加通顺。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包括词类转换、增删词语以及拆分语句等手段。首先，词类转换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其主要是将那些由动词转化来的名词或具有动作意义类型的名词后接of的形式按照汉语中动宾 短语 来进行翻译即可。其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增加或删减词汇才能够使意思更加忠实原文的含义。总之，中西文化差异性对于英语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教师必须要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学生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并要在基础上教授给学生英语翻译的一些技巧，从而达到提高高校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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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文化和翻译相关的论文题目
呵呵，我现在也正在写关于日本的论文呢。以下是我找到的题目，希望对你有帮助。1、日本温泉文化的形成。2、日本外来语与中文的关系。3、日本的就业问题。4、日本人口为什么会这么密集5、日本的大和精神
日语论文题目
学日语的朋友你们是否还在为选择论文得题目而烦恼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日语论文题目，欢迎大家阅读!
一、认知视域下的汉日场所惯用语对比研究
二、日语翻译实践中的误用表达分析
三、日语听力理解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四、重命名翻译的必要性——以语用等效观看日语电影片名翻译
五、日语陈述副词“とても”考察——以“とても”与日语可能表达的共现为视点
六、民族地区高校二外日语教学改革初探——以吉首大学为例
七、日语助言行为中句末出现的“配虑表现”
八、现代日本人の集団意识の変化について
九、浅谈日语中的模糊〈暧昧〉表达
十、高校日语专业期末测试项目分析的基础研究
十一、日语学习中的日语汉字分析
十二、关于汉日同形词“意外”的对比研究
十三、独立学院“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十四、体验式日语教学模式研究
十五、日语词汇对汉语的影响探究
十六、从四字熟语谈中日文化差异
十七、跨文化视域下中日敬语原则及翻译、表达策略
十八、中日对译过程中的“体”表现
十九、论日语教学的文化导入
二十、《源氏物语》中和歌汉译的比较研究
二十一、基于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的商务日语教学评价与探索
二十二、中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形异义语的误用研究
二十三、中日同形词的习得与语言迁移
二十四、浅析标点符号的作用及翻译策略——以《且听风吟》的林少华译本为例
二十五、认知过程中提高日语词汇习得效果的方法探究
二十六、三语习得理论视角下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学研究
二十七、中日互动词“遗传”考辨
二十八、跨学科日汉翻译的实践探索
二十九、试论汉语直译成日语产生的损害面子行为
三十、科技日语资料的翻译特点
三十一、网络时代双向文化导入的日语教学
三十二、日语借词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三十三、关于二外日语教学引入“微课”的探析
三十四、翻译教学中母语负迁移的规避对策
三十五、在节奏旋律中呈现语言的音乐美
三十六、日语自动词被动句和汉语领主属宾句对比研究
三十七、浅谈中国日语学习者对“态”的误用
三十八、高职院校日语专业校企合作双向参与的育人模式探索
三十九、高校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四十、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时期自称词复数形式研究
四十一、日语翻译语言的范化及特化现象研究
四十二、日语“新语”与“流行语”的比较研究
四十三、先行词为语段的“その”的功能研究
四十四、日语被动句在会话中的使用情况及功能分析
四十五、“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四十六、也谈文体与翻译——兼与林璋商榷
四十七、论日语动词意志性特征
四十八、日语中命令句与请求句的对比研究──以「シロ」与「~てください」为例
四十九、日汉定中关系“V-N”型复合词比较──以日语“和语动词”和汉语“单音节动词”为例
五十、从中古汉语入声字看日语汉字词中的促音
五十一、日汉口译研究的扩展性观察与对比性思考
五十二、高结合度“形容词する”的语义功能新探
五十三、基于关联性理论的元话语推理制约性分析
五十四、论日语分裂句的定义
五十五、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下日语专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五十六、中日商务洽谈中常见语用偏误研究
五十七、“全人教育”理念模式下日语翻译教学方法探讨
五十八、小组合作学习日语教学模式探析——以日本凹型文化的集团意识为视点
五十九、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六十、日语推量表达「そうだ」「ようだ」的教科书分析——以《现代日本语》《综合日语》《新编日语》为例
六十一、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
六十二、日语的民族表达及文化心理研究
六十三、恩惠意识下中日授受表现对比研究
六十四、浅析日本语言政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六十五、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六十六、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六十七、基于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六十八、浅析汉字“前”在汉日语中的空间认知语义差异
六十九、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七十、认知风格对日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的影响
七十一、“左、右”空间隐喻概念的汉日对比研究
七十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及对策
七十三、中日“虫”的语言意义认知与文化模式比较
七十四、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七十五、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七十六、从话题出发看汉日语指示词照应功能之对比
七十七、日语写作中的误用现象及对策
七十八、“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于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七十九、中日谚语比较视域下日本人的自然观
八十、刍议晚清日语译才应势而起之契机
八十一、翻转课堂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八十二、日本语言推广教材的开发及其特点
八十三、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八十四、论高校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八十五、日语流行语「草食男子」的语义扩展与认知
八十六、日语语言文体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八十七、日语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八十八、作为高校日语教育参照标准的JF Can-do及其整合策略
八十九、《JF日语教育Standard 2010》对基础日语课程教学的启示
九十、从动词语义看日语“知る”和汉语“知道”的对译
九十一、日本传播渠道与寒山诗误读的产生
九十二、现代日本女性终助词使用变化趋势
九十三、日语动物谚语中“马”的含义
九十四、大连地区日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九十五、源自唇内入声[-p]的日语汉字的ツ音变探究
九十六、《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教材分析与改进对策
九十七、汉日外来语音系调整的优选论
九十八、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九十九、中日数字文化观比较分析
一百、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一百〇一、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商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途径探析
一百〇二、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文字试题部分的内容效度分析
一百〇三、对汉源日语量词认知研究的思考
一百〇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日语自主学习模式探索
一百〇五、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巻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一百〇六、浅议日语借词对汉语及日语教学的影响
一百〇七、高职院校日语选修课教学改革浅析
一百〇八、中日汉字词的研究以及教学策略
一百〇九、浅议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多样性
一百一十、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之高校日语“微课”教学方法探索
1、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2、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3、“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亍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5、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吭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6、翻转课埻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7、基亍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8、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9、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10、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学术堂最新整理了一部分日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欢迎大家进行参考：日本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日本人の宗教信仰に対する多様性につ日本人の宗教信仰に対する多様性について日本人的时间意识日本语の拟音语と拟态语に関する研究试论日本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及其原因战后日本的城市化和农村直面20世纪初日本社会黑暗面的革命战士——小林多喜二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不结婚？还是结不了婚？关于中日剩女的出路的思考从“衣食住”看日本文化从《海螺女士》看战后日本家庭状况从KY式日语中看日本年轻人现状从亲属称呼看中日家族制度的异同从日本“黑猫宅急便”展望中国快递业——以服务为中心从日本人的服务意识看日本文化从资源的节约和防灾来看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关于近年苹果、三星的成功模式的探讨关于日本的恐怖电影—以其发展史及盛行理由为中心关于日本的企业文化—以丰田公司为中心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观 关于日本学校教育中拒绝上学的现象 浅谈日本的现代教育 关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浅谈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征 从日本人集团意识看日本的民族文化 关于日本漫画的影响—围绕对中国的影响日本武士文化对现代人的影响 日本人是如何在接受先进文明的同时坚守传统 从就业制度分析日本男女平等 浅谈日本人的宗教意识 中日两国青年社会意识的对比 中日企业中“共同意识体”是如何形成的 从单词看日语—包括与中文的对比 关于日语的敬语—包括与中文的对比 中日被动句的比较 日语自动词和他动词的比较分析 中日否定表现的比较 关于对日本汉字的考察 关于日语外来语 中日助数词的比较 中日动物名称的对比 中日副词的比较 关于日语的女性用语 浅谈日语终助词 关于“ながら”的接续及用法 日语中表示主语的“は”和“が” 形容词「ない」和助动词「ない」的区别 关于日语中拟声拟态词以及与中文的对比 日语惯用句的翻译 中日被动句的翻译 翻译与日本文化 外来语在科技日语中的应用质量和效率才是第一—对日本企业文化的感想日本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 年薪制对日本企业发展的影响在日资企业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 松下企业员工管理体制 日资企业如何考评人才 日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日外贸政策对比分析 日语中「L/C」与「信用状」的比较 中日贸易发展前景分析 外来语和和语在贸易中的正确使用
新月派文学翻译观念研究论文
题目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它对读者具有影响力，可使读者首先明确论文研究的主题。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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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中国古代 足球 》古汉语专名与古诗词的英译处理
2、英文合同汉译中规范性的实现策略
3、以目 标语 读者为导向的 广告 翻译策略研究
4、盐城旅游文本中特色词汇的翻译问题
5、从接受美学视角探究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翻译
6、法律文献中专业术语英译的探讨
7、扬州旅游文本里 文化 因素的翻译
8、网络辅助下英语缩略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9、有道词典在翻译中的应用
10、 英语 散文 120篇汉译项目 报告
11、徐州景点 导游词 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12、徐州特产食品 说明书 汉英翻译研究
13、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探究报刊时政新闻的汉译
14、英语长句的英译汉翻译策略实证研究---以<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为例
15、《物华名胜》中复合式翻译 方法 的运用
16、《苏斯 儿童 绘本汉译过程中儿童语言的处理》
17、目的论指导下企业介绍的英译研究
18、新闻发布会口译项目报告
19、目的论视角下看中国高校宣传片的字幕翻译策略
20、《杨澜访谈录》同声传译项目报告
21、VOA经济报道口译过程中顺句驱动法运用的实践报告
22、预测在英语 财经 新闻口译活动中运用的实践报告
23、中国饮食文化词的口译技巧—《舌尖上的中国》口译实践报告
24、影响英汉交替传译中笔记有效信息筛选障碍的项目报告——以VOA时事新闻口译实践为例
25、视译停顿形成因素及解决方法报告
26、外事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27、学生译员汉英交传训练中停顿现象研究
28、商务合同英汉互译技巧
29、英文品牌汉译
30、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31、中英文化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消极影响
32、英语广告中修辞手法的应用及其翻译
33、<<红楼梦>>金陵判词两种译文的比较及评析
34、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翻译中的文化补偿
35、关于李后主“虞美人”的3种英译本的鉴赏
36、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
37、中式菜肴的命名与翻译
38、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
39、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
40、英文化妆品广告之美学翻译
41、数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及数字习语翻译初探
42、浅析原语文本在目标语文本中文体的适应性
43、英语习用语翻译中的等效性研究
44、论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
45、浅析英语动画片翻译的基本原则
46、中英服饰广告的翻译
47、论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要性
48、论译者的风格与译风
49、经济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50、从翻译的美学角度浅析旅游资料的中英译
51、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52、影视字幕翻译的原则
53、影响长句翻译的因素
54、例析英译汉中形象语言的处理
英语专业 毕业 论文翻译方向题目
1、 图里规范理论视角下的《四洲志》翻译研究
2、 翻译伦理视域下杨曙辉和杨韵琴《喻世明言》英译本研究
3、 《围城》英译研究
4、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文化专有词英译研究
5、 汉语形容词重叠式及其基式英译对比研究
6、 英汉交流虚构运动事件中路径和方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7、 汉语情态动词“能”字结构的翻译
8、 英汉运动事件表征方式对比研究
9、 顺应论视角下视觉动词的汉英互译研究
10、 语用顺应论视阈下汉语听觉动词的英译研究
11、 基于交往能力理论的翻译主体间性实证研究
12、 目的论视角下的电气英语翻译
13、 从符号视角看翻译中视觉非语言符号的信息处理
14、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政府公文英译策略研究
15、 女性主义视角下影视字幕翻译策略研究
16、 操纵论视角下政治文本的汉英翻译研究
17、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意象的翻译
18、 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分析领导人演讲口译
19、 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黄帝内经》英译策略研究
20、 四字格中医术语动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21、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探析
22、 英文传记汉译实践报告
23、 生态翻译视角下：《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
24、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25、 描写性翻译理论框架下《西敏寺》译文的风格分析
26、 目的论视角下张爱玲《金锁记》自译本的比较研究
27、 从功能理论视角看戴译本《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28、 英译诗歌韵律的定量对比分析
29、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药》《孔乙己》《风波》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30、 奈达功能对等视角下对《瓦尔登湖》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31、 语义翻译/交际翻译视角下文化特色语的翻译
32、 从关联理论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汉译本
33、 目的论视角下的《三体》英译研究
34、 性别与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比分析《飘》的两译本
35、 目的论指导下的《舌尖上的中国》菜名英译策略
36、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情景喜剧字幕翻译
37、 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商标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题目
1、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宏观性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2、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
3、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
4、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
5、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
6、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
7、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
8、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9、 文章 学视野下的林译研究
10、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
11、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
12、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13、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14、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15、异化翻译思想探究
16、翻译的修辞学研究
1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18、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
19、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
20、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21、近代中国 留学 生 教育 翻泽研究(1895~1937)
22、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3、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4、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25、易学“象”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26、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
27、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研究
28、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29、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
30、从《哥儿》林译本的 句子 结构调整看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31、功能对等理论与信达雅翻译论的比较研究
32、《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章)翻译报告
33、从中国文化语境视角出发解读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34、证券翻译理论与实践
35、叶维廉汉诗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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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作，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像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化为具体形象。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主创造的时期。后期理论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看徐志摩的这首诗，第一感觉是他不象闻一多那样局限于每句字数的相同，呈现出长短句的特征，但每一节的句数和结构却比较统一。这有点象古典诗歌中诗和词的区别。这首诗每一节都分成了两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前句和后句组成。这种结构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诗歌的节奏感。在音尺方面，重复的并不多，但我们仍然能找到一些。比如第一节里“轻轻的”三个字反复出现，就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前面我们说过，节奏是靠相同音尺在同一位置的重复出现来体现的。因此这里的重复虽然有一些效果，还不能成为节奏的支柱。真正体现以句为单位的节奏，是在第五节的“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和第六节的“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可惜这种重复出现得太少，仍然只能成为一种点缀。另外还有一处重复体现在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两节的音尺排列非常相似，起到了首尾照应的效果。总的来说，这首诗的节奏主要体现在节这个单位上，而句这个单位的节奏只依稀可见。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 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关于浅析《译坛宿将》卞之琳的译海生涯及翻译思想的论文
卞之琳(1910-2000)，江苏溧水人，是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曾师从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中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 年，卞之琳从上海浦东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接受大学教育。除了在诗坛名声大噪之外，卞之琳在外国语言文学和翻译领域也获得了卓越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为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因而也被称为“译坛宿将”。
一、平民优等生，求学兴趣足
卞之琳并非生于名门贵族，其祖父是学徒出身，早年为避时乱从溧水举家搬迁至海门，在当地靠开染坊维持生计。卞之琳的父亲卞嘉佑多次参加科举而不第，加上家中染坊生意光景一年比一年差，以至家道中落。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没有影响卞之琳热切的求学之心。他八岁入读新式小学，十七岁时入读上海浦东中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英文系。从小学至大学，卞之琳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优等生。从北大毕业，卞之琳先后执教于保定的育德中学和济南的省立高中。抗日战争刚爆发，他到访延安，应好友邀请临时执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约一个学期。1940 年，卞之琳受聘于西南联大，在外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卞之琳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并赴牛津大学作了十八个月的客座研究员。新中国的成立，让卞之琳更乐于奉献祖国高等教育事业。他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了三年教授，后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最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事研究工作直到退休。纵观卞之琳的求学与职业生涯，外国语言文学及文学翻译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的人生成就与价值也多反映于此。
早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期间，卞之琳就表现出了对英国文学的极大兴趣。192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莎士比亚故事集》，这是他与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次接触，也让他萌生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步想法。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例如《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紫罗兰姑娘》、《窄门》、《英国诗选》等，一举奠定了卞之琳在中国译坛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卞之琳的早期翻译将他的翻译能力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翻译了大量诗歌。诗歌翻译也是后人研究卞之琳翻译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切入点。
二、诗歌翻译难，神形兼有备
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作品大多收录在他的《英国诗选》中。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部分，卞之琳不仅总结了多年形成的翻译思想，还分析了一些特殊的译诗选择。在研究如何将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时，卞之琳强调：“将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不仅要使译文看上去是译自英文，又要使译文在中国读者那儿能产生如同在外国读者那儿产生的欣赏效果，此外还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卞之琳之所以对译诗要求如此之高，还在于他丰富的译诗经验，而这些理论上的要求又反过来充分指导了卞之琳翻译实践的进步。如果仔细阅读卞之琳的译诗作品就不难发现，卞之琳译笔之严谨、选词用句之确切，不仅达意也可传神，将原作的音、意、形、神忠实地再现出来。例如英国著名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的代表作《墓畔哀歌》，在卞之琳的译笔下写成：“晚钟响起，白昼报丧，牛群迂回，吼声起落，牧人回家，脚步踉跄，将整个世界留给黄昏……”托马斯·格雷以这首诗表达了对一位逝去农夫的.绵长哀叹。卞之琳准确把握住了格雷的创作目的和内心的哀思，因此在译文中也充分表现出了舒缓纡徐、凄凉哀婉、平实朴素的风格。至于原作的诗文格律，卞之琳采取了移植的方式，基本做到了亦步亦趋或者一一对应。此外，在《英国诗选》中，卞之琳译诗作品忠实原作的地方也是随处可见。实际上，在中国译诗界，能既忠于原作形式又忠于原作内容的翻译家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翻译家在译诗实践中经常照顾了形式却损失了内容，或者照顾了内容却没了形式。卞之琳在两全其美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他对信达雅的深刻理解。他曾提出：信作为翻译的基础，是不允许译者随意增减译文内容的，但是信并不能完全代替原文;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上的固有差异，达与雅在翻译中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丰富的理论支撑下，卞之琳在翻译实践道路上才越走越好。
三、莎翁如有知，必赞之琳妙
卞之琳在他漫长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紫罗兰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窄门》以及《英国诗选》等。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和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创作出了《鱼目集》、《十年诗草》和《三秋草》等一系列具有西方特色的诗歌作品。通过多年来对翻译工作的潜心钻研，卞之琳总结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翻译理论，并将这些心得体会和理论成果运用到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等书中。卞之琳撰写的翻译理论和文学评论书籍对我国翻译工作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卞之琳为人熟知的翻译成果主要是他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翻译。他被国内翻译界普遍认为是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专家。虽然没有资料记载卞之琳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确切时间，但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的翻译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初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翻译的《西窗集》。当时《西窗集》译作在北京大学校内广为流传，颇受校内青年学生的喜爱。这也被人们视为卞之琳翻译工作的开端。从此，他便致力于翻译工作，并一发不可收拾。1988 年，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被公开出版发行，这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文学的最高水平。在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看来，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与《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是国内研究莎士比亚文学里程碑式的两部著作。卞之琳在翻译上的成就始于他对翻译的浓厚兴趣。从卞之琳在浦东中学读书时起，就对英文有着浓厚兴趣，并在中学毕业后报考了北大英语系。事实上，卞之琳对英语的兴趣还得追溯到 1926 年，当时在海门的卞之琳偶然间在别人那里看到一本《莎士比亚故事集》，他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深深吸引，从此，他喜欢上了英国文学。上大学后，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毕业后，卞之琳一直过着四海漂泊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因为环境因素放弃过对英国文学的热爱。
四、完美不可得，极致终可期
卞之琳的翻译经验十分丰富，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他从来不会遵循某种固定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模式。他曾说过，虽然自己多年来从事翻译工作，却没有依赖翻译理论。然而，卞之琳在翻译工作中，并不是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进行翻译，而是有他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看法。正如他在一篇译序中提到，翻译英文诗歌时，要达到十全十美几乎不可能。因为诗歌与小说等文学体裁不同，它在创作时需要考虑到全诗内容、形式、韵律和意境的和谐统一。因此，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原诗的完整性和协调性。虽然卞之琳对诗歌翻译的完美性并没有太大信心，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诗歌翻译的兴趣。他认真研究诗歌翻译的方法，试图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使译诗更加完美。
关于语言学的文献翻译论文范文
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 文化 的反应,并制约人们的思维。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范文篇1 浅探习语语言在英语中文化要素 1 历史发展的文化要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受民族迁徙、异域民族入侵、民族内部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语言被烙上了清晰的印痕。作为富含深层文化内涵的英语习语，更是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英国历史上，英法两个国家战争不断，其中以英法七年战争和英法百年战争最为著名，法国文化对英国文化影响很大，成为现代英语的三大来源之一。 例如习语French leav(e不辞而别)、French frie(s炸薯条)、stew in one’s own juic(e自作自受)等。其中Frenchleave 指在 18 世纪的法国流行一种参加宴会的客人不向主人告辞而自行离去的习俗。而在法语中，也有“英国式告辞(不辞而别)”之说。这也是两国人相互调侃的方式之一。历史上罗马人曾经统治英国达四百年之久，古罗马文化对英国文化的影响烙印深刻。英语中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的习语俯拾皆是，像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入乡随俗)、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历史上英国和荷兰为争夺海上的霸主地位，两个国家在短短 26 年(1652 年至 1678 年)中就进行了2 次战争，双方胜负各半。 为了发泄对战争失败的不满，英国人喜欢把交战国的名称赋予某种贬义加以丑化。诸如习语I’m a Dutchman， if..(.如果我……，我就不是人)、beat the Dutc(h了不起)、Dutch uncl(e严厉训斥者)等都是英国人讽刺荷兰人粗鲁、莽撞无礼的最好例证。到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些地区的局部冲突，都对英语产生了影响。习语the fifth colum(n第五纵队)就产生于这一时期。1936 年 10 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受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和西班牙叛军的联合进攻，在进攻前的动员大会上，西班牙叛军将领Emilio Mola公开宣称，叛军和德国联军的四个纵队正在向马德里展开猛攻，并且他的第五纵队也已经在马德里城内展开活动。后来英语习语the fifthcolumn 专门用来指代被别国收买了而颠覆自己国家的叛徒或别国派入的间谍。 2 岛国地理环境中“海的文化”要素 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也有直接的影响。“特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的”。(王葆华，2010)英国岛国四面环海，英语习语的形成深受这种特殊的“海的文化”影响。大多数英国人以 捕鱼 为生，因此鱼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品。和鱼相关的习语在英语中俯拾皆是，像nEither fish nor fow(不伦不类)、The best fish swimnear the bottom(好货难求)、cool fis(h怪人)、fish in the air(缘木求鱼)、There are plenty more fish in the se(a天涯何处无芳草)等。 长期海上生活中积累的 经验 也反映在习语语言中，如know the rope(s掌握窍门)、cut and ru(n三十六计走为上)、take the wind out of someone’s sai(l先发制人)、sail under false colour(s假冒伪劣)等。其中 sail under falsecolours 指中世纪海盗猖獗期间，海盗船上常常悬挂假旗号，以便于接近其他船只而不引起对方的警惕。后来人们就用此习语指代“假装”或“冒充”的东西。此外，习语carry coals to Newcastl(e多此一举、画蛇添足)来历是指煤都纽卡斯尔的煤矿储量丰富，如果生意人想运送煤碳到这个城市的话，那肯定会血本无归。由于岛国上的可耕土地很少，所以英国人特别注重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中也留下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习语。 比如lose one’swoo(l大发雷霆)，因为羊毛能给牧羊人带来客观经济效益，如果没有了羊毛，也就断了财路，人当然平静不了。再比如Much cry and little woo(l雷声大，雨点小)，指的是羊叫起来声音很大，但产出的羊毛却很少。 3 风俗习惯的文化要素 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风俗习惯是“一个群体的习惯和准则的总和，群体人员的创造和遵循是其存在的前提基础”。(Worsley， 2008)身处在特定的社会风气和传统习惯的氛围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但受到影响，语言也必然会体现出这些影响。例如习语let one’s hair down(身心轻松)就是英国早期习俗的体现。 古时英国的妇女不论地位高低，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的头发梳洗得整整齐齐，但是当她们回到家中独自一人时，为了身心的放松，就把头发披散下来，习语“身心放松”的含义由此产生。另一个例子是来源于中世纪的英国生活习俗，在餐桌中间往往放置的是盐器，宾主落座时，盐器上首坐的是贵宾，而下首坐的是一般客人或随从，习语above the sa(lt德高望重的地位)和below the sa(lt无足轻重的地位)由此产生。 面包、牛奶、黄油和奶酪是英国人日常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习语中也体现出了这些食品的重要地位，如bread and butter(生计之需)、bread and chees(e日常食品)、take the bread outof someone’s mou(th抢某人的饭碗)、like a hot knife throughbutte(r易如反掌)、cry over spilt mil(k覆水难收)、half a loaf isbetter than no brea(d聊胜于无)等。 4 宗教信仰的要素影响 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是宗教信仰，它渗透到人类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语言交际体系中。早在公元 3 世纪初，英国就设立了__教会，因此大多数英国人信仰基督__信上帝。祈求上帝保佑时，英国人会用手指在胸前划十字，口中说God bless me ;骂人时说God damn you ;不愿意某事发生时说God forbid ;人死了说depart to God。在信徒的眼中，上帝无所不能，一切万物、包括人类在上帝面前都微不足道。 习语Man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直接来自《圣经》中的 故事 和比喻的习语也有很多，如来自《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习语handwriting on the wal(l不祥之兆)说的是巴比伦王伯沙撒(Belshazzar)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一日，他邀大臣一千多人在宫中狂饮，许多金银器皿被拿出来待客，席间宫墙上突然有一手伸出来并写下三个神秘的词，大家看后无人能解，于是赶紧把先知但以请来来解字。但以解释说 ：你的统治地位已结束，你的国度将倾裂。果然，当夜伯沙撒就遇刺身亡。类似来自《圣经》的习语还有很多，如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巧妇难为无米之炊)、at the eleventh hou(r关键时刻)、theparting of the way(s紧要关头)、in sackcloth and ashe(s悲痛忏悔)等。 5 神话寓言的要素影响 世界 文化不仅相通，而且相互影响。“ 英语的 发展史是外来词汇的变异积累过程，也是受民族的 文学作品逐渐浸润、融合、变异的进化过程。”(Herrnst Ein， 2009)民族神话、 传说 和 寓言故事 在 语言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希腊罗马神话和伊索寓言是影响英语习语的两大主要文化要素。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神话的最大特点是“兼具人之外形和情感的神令自然人悟其之渺小”。(Turner，2009)古罗马神话是由古希腊神话发展变化而来，到公元前的最后 3 个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奥维德(Ovid)把希腊神话的内容移植到罗马神话中，把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名称换成罗马使用的拉丁文名称，创作出希腊—罗马神话的结合体。 英语习语中有许多就是直接来自这种结合体。例如under theros(e严守秘密)这个习语指的是一天，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Venus)在不惑之年还背着丈夫、儿子与情人偷偷幽会，不料刚好被沉默之神哈坡克拉提斯(Harpocrates)无意中撞见。维纳斯的儿子丘比特(Cupid)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但又怕此事传出去后对父亲和自己不利，苦思良久后心生一计，他摘下一朵美丽的玫瑰花送给哈坡克拉提斯，肯求他不要把这件事声张出去，沉默之神对丘比特发誓会严守秘密。还有类似的习语如the web ofPenelop(e永远完不成的任务)、sword of Damocle(s随时到来的危险)、Pandora’s Bo(x万恶之源)、apple of discor(d争斗起因)、Achilles’hee(l致命弱点)等都来自希腊罗马神话。 寓言是习语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寓言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浓缩并升华为习语”。英语习语的重要来源是《伊索寓言》，如习语dog in the mange(r损人不利己)讲的是有一只愚笨之极狗，由于它自己不能吃马槽里的干草，便向正在津津有味吃草的马嚎叫，也不让马吃草的故事。类似的习语还有sour grape(s酸葡萄)、cry wol(f虚张声势)、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伪装友善的敌人)、nourish a viperin one’s bosom(养奸护恶)等。 6 文学作品的文化要素 出自文学巨匠笔下精彩的故事情节、富有教益的哲理和涵义深刻的词句常常成为习语的另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文学语言对习语的来源贡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精彩词句、故事情节、鲜明人物和历史习语”。 (徐振忠，2010)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公认的对英语习语贡献最多的来源之一。莎士比亚作品的习语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种来自剧作的故事情节 ;一种来自作品的词句。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剧中内容常常被引申成为习语。如hoist by one’s own petar(d害人反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出自《哈姆雷特》[3 幕、4 场 ]，早期的炸药箱被称作petard，战争是用于炸开敌人坚固的城池。但由于当时的爆破技术还很不成熟，引爆人点燃炸药后还没等自己撤离，炸药就爆炸了，结果当然是引爆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类似的习语还有one’s pound offles(h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a horse of a different colou(r另外一回事 ;截然不同)等。莎士比亚作品语言简洁优美、寓意深刻，许多习语就是直接来自作品的词句。如bay atthe moo(n空嚷、徒劳)在《裘里斯 · 凯撒》第四幕第三场里的原文是 ：I had rather be a dog， and bay the moon。原文中bay 被用作及物动词，而现代英语倾向于用作不及物动词，因此加了介词at。类似的习语还有flutter the dovecotes(闹得鸡犬不宁)《[柯里奥拉纳斯》]、paint the lil(y多此一举)《[约翰王》]、the world is someone’s oyste(r随心所欲)《[温莎的娘儿们》]、thereby hangs a tal(e说来话长)《[驯悍记》]等。 英国文坛还有其他许多对世界文学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巨匠，如乔叟、米尔顿、柯勒律治、拜伦、狄更斯等。他们的作品也对英语习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习语albatross round soneone’s nec(k提醒某人不犯错误之物)出自柯勒律治的长诗《老水手之歌》。 信天翁是一种海鸟，可以在睡觉时翅膀不煽动并浮在空中，据说随便杀死信天翁会招致厄运。柯勒律治的诗歌中讲述了一位水手由于自己的大意，射杀了一只信天翁，结果在航行途中他麻烦不断，还差点丧命。后来他才悟出个中的缘由，上岸后他把那只信天翁的尸体挂在脖子上，以表达自己示忏悔的心情。来自文学作品的习语还有all hell breaks loose(闹翻天)(米尔顿，《失乐园》)、at sixs and seven(s杂乱无章)(乔叟，《特洛莱斯和克丽西德》)、mind one’s ey(e小心谨慎()狄更斯，《巴纳比·拉奇》)等。 结语 语言学家Hudson指出 ：“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常常难分彼此”。(Hudson， 2011)习语的形成与其语言所属的民族文化更是密不可分，“文化是孕育培植习语的温床”(McMordie， 2006)，如果对习语的文化背景没有认真的研究，就难以理解它们其中的深刻含义。本文只从六个方面粗略讨论了影响习语形成的文化要素，以期希望对英语习语 爱好 者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正确理解习语的文化内涵和恰如其分地运用习语方面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范文篇2 浅析中学生英语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摘要：语言意识的培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较为广泛，但是在中学英语教学中较少提及。我国小学已普遍开设英语课程，中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是有可行的。良好的语言意识有利于学生将来的 英语学习 ，学习者能更好地运用英语，减少交际中的障碍，并进行成功交际，培养学生语言意识是有必要的。本文主要从建构理论，认知的过程出发，并结合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实际，说明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培养语言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 关键词：英语教学;文化知识;语言意识培养 1.引言 传统的中学英语教学，侧重于单词和语法等语言知识点的教学，它培养的是学生某一方面的技能。但是语言的学习是为了运用，交际，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英语教学的弊端突显出来。 根据认知语言学，语言意识指语言的固有能力来处理信息，是洞察语言本质和功能的语言能力。本文中的语言意识，在中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将表现为是由文化、政治、社会和习俗等方面组成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种语言，不仅仅要掌握语言点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习蕴含于语言之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背景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从而培养英语思维。语言意识的培养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有一定的语言意识，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 思维方式 ，交际也就更能达到理想效果。 2.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文化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或者社会一部分范围内流行的一套价值观念和信仰，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建坤，2008)徐行言在《中西文化比较》(2004)中，对文化的理解与概括分为一下几个方面： 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用它来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把文化理解人类精神现象或观念形态的总和;强调文化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习俗的意义;把文化视作人类的艺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或全部社会遗产。 根据裴文的表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以下几种(参见王建坤，2008)：(1)语言是一种文化;(2)语言是文化的工具;(3)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4)语言是文化的形式;(5)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由此可见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就谈不上语言。语言学习需要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语言教学的同时也必须了解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地更好地运用语言。 3.从建构主义看语言中的文化教学 建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学习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最早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范琳，2003)一般认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源于皮亚杰，后经布鲁纳、维果茨基等教学 教育 心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 建构主义是源自 儿童 认知发展的理论，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和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较清楚地说明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信息简单地从外到内的单项输入，而是通过新信息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 我们所说的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正是基于此，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教学中进行一定的文化导入。文化导入是一种通过引导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建构语言与文化知识的一种 方法 ，促进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该方法主张教师在一定的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思考，促进学生主动进行新信息和原有知识的建构，从而培养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处理文化信息的灵活性，最后获得综合运用英语能力的提高。 4.培养语言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要 由于技术的发展，旅游的兴旺，经济和政治体系变化，移民方式的改变，人口增长等原因，人们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流日益增多;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会对交流产生微妙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学习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所学语言国家的交际文化。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可能妨碍文化和语际的正常交流。 英语的学习最终的目的是交流和交际，是为了更好的跨文化交流，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播出去，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在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克服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相互理解过程中的障碍，促进交际的成功。 5.交际教学法的弊端 巴克斯(2004，参见孙鸣，2007)认为，业内人士大都默认为：交际法不仅是先进的方法，而是唯一正确的学习语言的方法。根据语言学家威多森(Widdowso ，H. G. 1991,参见孙鸣，2007)对交际教学法的分析与评价，交际教学法注重让学习者用语言做事，表达观念和完成各种交际行为。 它强调“做”、“自然学习”和“自然语言使用”，在学习如何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者会不经意地学习语言，通过“做”而“知”。交际教学法所关注的是给学习者创造使用该语言的条件和情景，而不是我国现阶段英语教学的词句和语法。 从认知角度来看，外语学习的认知过程始于陈述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有关某物是事实的知识，是人有意识掌握的、可以陈述的、以命题方式储存在大脑中的事实、概念、或观念构成的信息。(孙鸣，2007)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的使用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桂诗春，2002，参见孙鸣，2007)语言的认知设计陈述性知识，而语言的使用则涉及程序性知识。 近几年，交际教学法盛行于我国英语教学中。结合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交际教学法的不足之处日益显现出来。交际教学法所主张的由“做”而“知”， 忽视了外语学习认知过程中陈述性知识的作用，不符合外语学习认知过程及其规律，并不适合我国英语教学环境。 而提倡在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培养学生语言文化意识，更符合外语学习认知的过程及规律，语言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需要有文化的参与。
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人类历史的演变程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论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摘要：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如同语言的社会性、符号性、系统性、生成性、冗余性一样，各种语言不无具有模糊性，英语也不例外。就模糊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二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谈谈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一起探讨这个新学科领域的话题。 关键词：模糊性;英语教学;教学大纲 自从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工程系控制论专家查德. Zadeh在《资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上发表论文“模糊集”Fuzzy Sets开始，就标志著模糊学或模糊理论的诞生，随着模糊理论研究的发展，模糊语言学Fuzzy linguistics也应运而生。虽然，模糊语言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一门学科，并且是介于语言学与模糊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然而，由于它是研究语言和言语中的模糊现象的学科，其模糊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外语教学。因此，从它的诞生开始就引起了语言教学领域，尤其是英语教学领域的高度重视。 一、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师 尽管模糊语言学是语言理论学科系列中正在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但由于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中模糊事物和人类思维中模糊概念、模糊逻辑的普遍性，更由于模糊的特征是英语语言的一种重要的自然特征，作为英语教师要搞好英语教学，就非常有必要在语言理论基础方面增加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知识。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英语教师具备了一些模糊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就能较好地把握语言的模糊性，在英语教学实践过程中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打交道时，处理和解决语言问题就能更加灵活得体。例如，在英语翻译教学中，模糊语言学理论尤为重要。我们知道，由于自然语言中绝大多数词都是模糊词，因此，在翻译时处处都会遇到模糊言语现象，也迫使译者在处理这些现象时使用模糊翻译方法。下面引用一段欧亨利小说While the Auto Waits中的描写来说明这个问题： To repeat：Her dress was gray，and plain enough to mask its impeccancy of style and fit. A large meshed veil imprisoned her turban hat and a face that shone through it with a calm and unconscious beauty. She had e there at the same hour on the day previous， and on the day before that;and there was one who knew it. 再叙述一下那位姑娘吧：她身着灰色衣服，十分朴素，但很时髦，又非常合身，一条大网面纱遮住了她的头巾式无檐帽和面孔，但透过面纱，仍能瞥见她那文静而又美丽的脸庞。她昨天、前天在同样的时候来过这儿，坐上片刻。几天来，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对比以上译文，可以发现在对英文的翻译中使用了许多语义模糊的词语，就连动词Shone的原意也不得已而忽略了，代替以模糊表达意思“瞥见”。而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如果不采用模糊表达的翻译方法，既无法将原文的基本意思展现出来，更谈不上翻译文学作品要达到的“信、达、雅”的标准，自然也谈不上文学翻译的再创造了。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作为英语教师掌握一定模糊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运用模糊语言学理论正确认识教学大纲的模糊性 统一的英语教学大纲是英语教学的指导性档案，可以说是英语教学的指挥棒。然而，由于教学大纲内容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和不精确性，也就是在此谈到的模糊性，当在看待英语教学大纲时也不能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性准则。 例如，在针对全国普通高专颁布的《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关于教学目的的内容是：“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以上短短的一段话就包含了几个模糊限制语，譬如“必要的、初步的、一定的”。这些不精确的用语本身就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而这些模糊性的限制语又恰恰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适时得体，符合实际的要求。同时，这对于评价教师的业绩以及学生的成绩都大有好处。 比如，在评价一位英语教师的教学效果时，我们能不能因为某些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强而另一些学生较弱就判定这位教师的业务能力不行，或教学态度不好呢?如果这样认为，恐怕这种评价就有失公允，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在高专英语的教学基本要求中的教学目的本身具有模糊性，不精确性。并且，事实上，一些学生的应用能力强而部分学生弱都是教学中必然存在的现象，也是教学大纲允许的，也正是由于教学大纲中教学目的的模糊性而必然造成的结果。 除了以上谈到的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外，其中“应用能力”这个术语也具有模糊性。虽然教学目的中明确提出“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基础”。 在这里虽然明确提出了“应用能力”，然而且不说模糊性极强的“一定的基础”的表述，仅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在大纲中并没有做任何说明，因而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事实上，根据现今外语教学领域里大多数专家的共识，英语“应用能力”主要指的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的概念还包含了由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新基提出的“语言能力”petence.根据海姆斯的观点，“交际能力”包含了： 1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知识; 2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petence——即使用功能变体和言语功能的能力; 3话语能力discourse petence——即学会怎样用语言来做事、交流; 4对应能力strategic petence——交际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协调，在协调中有各种对应手段，如怎样能开始一段谈话，怎样转换话题，怎样结束谈话等。 因此，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运用于英语教学中时，英语教师究竟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究竟该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以及怎样理解“交际能力”中包含的四种能力，或许对于许多教师来说仍旧是模糊的。然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应用能力”的模糊性之后的这样一个大前提，才可能对“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才不会简单地、绝对地看待“应用能力”的问题，也才能符合实际地、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模糊语言学正确认识英语教学法的模糊性 英语教学法流派多种多样，理论各异，新观点、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种教学法流派存在。如，传统的语法翻译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听说法Audio lingual Method、阅读法Reading Method、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暗示法Suggest Method、视听法Audio Visual Method，以及近几年产生的程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puter aided Language Instruction等等。 从这些英语教学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它们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基础之间既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各具特色的个性，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联络、相互继承发展的共性关系。而恰好就是这种共性关系使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彼此模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听说法和视听法，这两种教学法既在基本特点上存在差异，又存在着共性，表现出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听说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以句型结构操练为主;2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3不用母语;4反复模仿，强化操练。而视听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幻灯影象和录音视听相结合;2感知整体结构的对话;3充分利用幻灯、录音视听教具;4在口语基础上进行书面语教学;5集中强化教育。 概括地讲，二者界限的模糊性表现在：1它们都强调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能力和用外语讲解外语以培养外语语感;2它们所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都是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和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而这就不可避免会使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共性。 可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了解并掌握英语教学法的不同流派的个性、共性以及彼此间的模糊性，从而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法体系大有益处。 综上所述，探讨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同模糊理论以及模糊语言学的关系，提倡用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英语教学，将有利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 [2]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陈治安.模糊语言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Chomsky，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1972. [5]Zadeh，L. A.“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63，8：338-2353. [6]Zadeh，.“Quantitative Fuzzy Semantics”，Information Sciences，1971，3：159-2176. 篇2 论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策略 摘要：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年轻的领域，本文对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做了概括介绍，分析了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探讨了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英语语言 策略 研究 在现代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现象为：高校英语语言教学人员对英语的教与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如何学习已成为教育研究的重点。 一、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概况 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语言学习效果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即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对有效的学习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研究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语言的教和学及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外研究者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将英语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交际策略。 一国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研究语言学习策略的外国研究者有Ruhin, Naiman ,Wong Filhnore，Stern, A Wenden, Jam M alley, Chamol,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20世纪70年代初，外语教学法研究停滞不前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促使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教师如何“教”转向研究学习者如何“学”。这时的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在语习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研究很快发展成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旱期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注重归纳并描述学习策略和刘一学习策略进行分类。之后，研究者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较大改进，是学习策略研究的第一个重大发展。早期的学习策略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A. Wenden, Jam Mallev, U. Chamo},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研究者刘一学习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Malley等人的研究，他们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指出将语言认知过程和学习策略相关联，得出一整套理论化的语言学习策略。随着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关学习策略的论著也越来越多，如W enden和Ruhin于1987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Learner Sal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语言学习，}，的学习者策略。 Malley和Chamo于90年代出版的专著Learner Sal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言习得中的学习策略》以及Oxford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LanguageLearning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语言学习策略:教师须知》等。Oxford还建立了语言学习策略调查问卷Salegiese InveWorv for Language Learning。 二国内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我国对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有黄小华、桂诗春、刘润清、文秋芳等，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都涉及到语言学习策略。这此学者的研究为教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对于语言教学有指出意义，对英语学习者的学习也有实践指出意义。 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学习策略研究是以各种语言学习理论为指导的研究。Krashen的监控理论、Aderson的认知学习理论以及其他对学习者本体研究的成果都为学习策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第二，学习策略研究逐渐从巨集观转向微观。研究者针刘一阅读理解策略、听力理解策略、词汇学习策略等进行单项研究。第三，研究者重视学习策略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方法关系到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学习策略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研究者认为只要是被证明有效的学习策略，就可以培训学习者使川这此策略，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学者们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策略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1996年，文秋芳所著《英语学习策略论—献给立志学好英语的朋友》成为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语言学习策略的著作。 2002年，程晓堂和郑敏编写的《英语学习策略》表明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英语语言策略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教学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很多大学生在外语学习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有此教师仍采取传统的以知识讲解为重点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去求在数量、质量、层次和种类上要求更高。然而，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明显滞后，相当部分大学生几乎把大学学习的前一两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薄弱;师资质量不高;;教学水平有限;外语教学应试倾向严重;外语教学上形式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学习不得法;中小学、大学外语教学严重脱节等。 另一方面，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上也存在误区，如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外语是一门知识课;外语是教会的;外语学习有捷径可走;外语学习年限越氏越好;交际能力就是说话能力等。这此都影响了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发展。 要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关键在于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有此教师欠缺语言学习策略理论知识，未从学习者角度探索学习方法，因而无法指出学生的学习。因此，要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教师首先应参与学习策略的学习和研究。探讨和研究英语学习策略并在教学中指导和渗透学习策略，是当今英语教师又一个重要任务。 二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方法 要指导和培训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英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研究方法和技巧，学会观察和记录资料，并掌握分析方法。 一般来说，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型别有：自然调查survey,对研究contrastive study，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y，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longudinal study和策略训练研究strategy training}。学习策略研究资料采集的方法有：观察法observation，问卷调查法}questionnaire ,访谈interview}，日记diary和口头报告verbal roport。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而且定性研究有增加的趋势。研究者通常采用多种方式收集资料，以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深入分析，避兔所得的结论的片面性。因此，英语教师在进行策略研究中应多角度采集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探索有效的指,,和培训学生的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自身的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4.
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翻译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探析英汉翻译陷阱
【摘 要】英语陷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常是句子或词语的表层结构与其要表达的真实含义相反。为了避免落入英语陷阱，学习者对英语的某些词句、语义应克服表面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照搬辞典上的释义，更不能望文生义;对中西文化差异也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只要对英语陷阱多注意、多分析、多体会，便可避免误入一些似是而非的“陷阱”。
【关键词】英汉翻译;陷阱;表层结构;深层含义
英语陷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对学习者来说的确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在英汉翻译中，初学者往往从语法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做机械对比，有时还下意识地将词典释义不加斟酌，拿来就用。在审查译文表达是否准确时，又习惯于将自己的母语思维定势用作衡量正误的标准。这些做法实际上都很容易造成释义与原文真实含义的脱节，甚至南辕北辙，落入英语“陷阱”。
一、短语翻译中的陷阱
例子如下：
1、confidence man
误译：值得信赖的人
正译：
2、sleep late
误译：睡觉很晚
正译：起床很晚
3、black tea
误译：黑茶
正译：红茶
4、gas mask
误译：赌气面具
正译：防毒面具
5、mad-doctor
误译：发疯的医生
正译：精神病医师
6、lightning rod
误译：闪电针
正译：避雷针
7、trouble man
误译：制造麻烦的人
正译：故障检修员
8、be in control
误译：被控制
正译：掌控……，控制……
9、flu mask
误译：流感口罩
正译：卫生器具
10、fire engine
误译：点火机器
正译：救火车、消防车
11、fire wall
误译：着火的墙
正译：防火墙
对这些短语均须准确理解，否则便会落入陷阱之中。
二、习语翻译中的陷阱
在翻译英语习语时，初学者有时总想找一个汉语的习语或成语，使之与英语习语相对应。虽然这种对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到，但却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成功。英语陷阱的特点就是其表层意思和深层含义常常貌合神离，甚至南辕北辙，若抛开语言文化差异而不顾，盲目追求“形似”，就难免会落入英语陷阱。如：
1、Gild(或Paint)the lily
该习语似乎与“锦上添花”意思相近，但实际上却相差甚远。在汉语中，“锦上添花”比喻使美好的事物更加美好，而这个习语的意思是指对已经很完美的东西做不恰当甚至过分的修饰，结果是破坏了原来的美。这有点近似于汉语的“画蛇添足”。
2、Strange bedfellows
这个习语不等于“同床异梦”。“Strange bedfellows”指走到一起的不同类型的人，萍水相逢的人;或有些人性格、兴趣、习惯等都不相同，本来不会碰到一起，而现在却成了伙伴。“同床异梦”指的是虽然共同生活或共同从事某项活动，但各有各的打算，面和心不合。可见“strange bedfellows”和“同床异梦”所指很不一样。
3、Turn the table
这个习语很容易被误译为“把桌子掀翻”，而且好像还带有气愤至极的味道。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turn the table”在含义上并不带有这种激动的成分。譬如，一对夫妻吵架、闹离婚，经过调解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丈夫的一位美国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当知道是这么一种结果时，便说:“Oh，thank God!You turned the table.”这位男士听后很不理解：朋友是不是以为自己对妻子动粗了?其实，这个习语的意思和掀翻桌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带有什么负面的感情色彩，它的意思是“扭转了局面”。
4、The last straw
如：The service in this shop has been bad before，but this is the last straw.
误译：这家商店的服务一向不好，这可是救命稻草。
学习者对这句英文容易误译的原因就是在阅读时容易忽略中西方文化因素，望文生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把“the last straw”和“最后一根稻草(救命稻草)”联系起来。可是在英语中，“the last straw”指的是“the last in a series of bad event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somebody to accept a situation any longer(令人忍无可忍之事;终于使人不堪忍受的最后一件事或一个因素等)”。该习语源于谚语“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最后添加的一根稻草压断骆驼脊背。)可见，它的指称意义与汉语的“救命稻草”大相径庭。所以，“The service in this shop has been bad before，but this is the last straw.”应该译为：这家商店的服务一向不好，这一次更是叫人受不了。
三、句型翻译中的陷阱
释义与原义南辕北辙，这种现象在某些英语句型和特殊结构的翻译中也很常见。当然，之所以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掌握英语陷阱的规律。由于英语中一些固定结构的深层含义与表层含义相反，所以，若仅仅按照句子的表层结构进行翻译，那就很容易会落入英语陷阱之中。
1、For all 结构
如：For all I care，you can throw it away.
误译：你把它丢了，我很在乎。
正译：你把它丢了，我也不在乎。
2、It + be + adj.+ n.+ that 结构
著名翻译家钱歌川教授认为像这一类的句型应从反面理解，以适应英语语言的独特意境。
如：It is a good workman that never blunders.
误译：一个好的技工从来不会犯错。
正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own child.
误译：聪明的爸爸会了解自己的孩子。
正译：聪明的爸爸也未必了解自己的孩子。
3、being + a.
如：They are being friendly.
误译：他们现在很友好。
正译：他们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
“being friendly”之所以是“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或姿态)”，是因为从深层结构看，“being”表示的意思是“目前”或“现在”，其含义短暂。它说明这是主语有意识的一个动作，因而在这类句子里面就隐含着一个意思：他们平时并不这么友善，现在是故意作秀。在这个句型里，“being”的含义相当于“故意地”。
4、形式否定，实为肯定
(1)….cannot…….too
如：You cannot be too careful when driving.
误译：你开车的时候不能太小心了。
正译：你开车的时候越小心越好。
此结构在形式上是否定的，但意义却是肯定的。表示一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过分”，“越……越好”。
(2)……never……but……
如：I never go to that city but I want to eat the characteristic food there.
误译：我从来不去那个城市，但是我想吃那里的特色食品。
正译：我每次去那个城市都要吃那里的特色食品。
在“……never……but……”这个结构中，never和but是用来加强语气的，实表肯定的意思，可译为“每次……都/必……”。
(3)……nothing if not……
如：The book is nothing if not interesting.
误译：这本书没有什么意思。
正译：这本书相当有意思。
在这里，“nothing if not”是一个双重否定，实际上它是一个强调肯定意义的结构。“nothing if not”相当于“extremely”、“very”，意思是“极其……”，“非常……”。
5、形式肯定，实为否定
(1)……the last…… + 不定式短语/定语从句
如：This is the last thing I expect him to do.
误译：这是我希望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正译：这是我最不希望他做的事。
在这个句型中，“last”应理解为“最不可能的”。
(2)……anything but……
如：This math text is anything but easy.
误译：这次数学考试很容易。
正译：这次数学考试一点也不容易。
“……anything but……”应理解为never，意思是“决不”。
6、貌似全部否定，实为部分否定
如：All of the students did not turn up.
误译：所有的学生都没有出席。
正译：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出席了。
Both of us are not teachers.
误译：我们俩都不是教师。
正译：我们俩并不都是教师。
英语中，当all，both，every，each等表示整体意义的代词与否定词not连用时，一般只表示部分否定，而不是全部否定。
7、否定转移
如：He was not ready to believe something just because Aristotle said so.
误译：他不会相信此事，因为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
正译：他并不会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如何如何就轻信此事。
否定转移结构往往貌似一般否定结构，not的位置与一般否定结构中的not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部分否定，not由一部分转移到了另一部分。
英汉翻译中稍不留意就会出现意思南辕北辙的现象还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四、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英语陷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学习者可谓一不留神就会落入陷阱。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首先，学习者对英语的词句、语义应努力克服机械理解，不能简单照搬辞典上的释义，更不能想当然。在翻译时，望文生义是最要不得的。
第二，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折射不同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有时，英汉翻译之所以会掉入陷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习者忽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学习和掌握，这种忽视势必会使学习者误入歧途，掉入文化的“陷阱”。只有在文化中去探寻词语或某些特殊表达方式的真实内涵，才会有效地避免翻译中的“南辕北辙”;只有了解不同国度的文化差异，在英汉翻译过程中才不会落入陷阱。正如王佐良先生所指出的：“在寻找与原文相对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各个方面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就会出毛病……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人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由此可见，学习者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何其重要。
第三，对英语陷阱的规律要多注意、多分析、多体会。
英译汉有时可以做到形式结构上的对等，但并不是每个英文习语、短语都能在汉语中找到意义对等且形式结构也相当的习语或惯用法。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采用音译加注、意译、增译等其他技巧来表达某些英语特殊结构或词语的真正含义，这样才能避免误入一些似是而非的“盲区”或“陷阱”。
参考文献：
[1]孙海运.英语成语来龙去脉[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
[2]鲁迅.准风月谈[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4]董乐山.英译汉理论与实例[M].北京出版社,2005.
[5]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中国翻译,1984(01).
英汉翻译的词序差异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英汉翻译中经常出现但又不被重视的词序问题。通过以词序中的副词、形容词为研究对象来体现在英汉翻译中词序使用正确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促进英汉翻译技能的成熟与完整。
关键词：词序渊源;副词词序;形容词词序
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不难发现英译汉的过程中词序的一些变化，这种差异值得学习的人研究和琢磨。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应首先了解这种差异中的一种，即词序的变化对翻译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价值何在?通过以下的比较研究，让我们来认识这一点，并且让这一点服务于翻译。
一、练习
妇女要求同工同酬。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应付这种局面的人。译者的对应结构式：“Woman demands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对第二句话的词序就犯了愁，怎么写呢?“They finally found a man equal to the they found an equal man to the occasion.”前一句的翻译正好是在说汉语原句的意思，这句是对的，而后一句会产生歧义。看的人会认为意思是：他们终于找了一个公平公正的人去应付这种局面。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体现了译者的基础薄弱。对词序的不甚了解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这种问题在翻译中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好在初学者大多是在练习中而已。试想，对于一个翻译工作者来讲，掌握且精通词序是有意义的。
这便给我们提了个醒。要怎样才能掌握好副词在句中的词序呢?“diligently”，“characteristically”等置于动词之前时，仅修饰动词本身。而置于句末时，其修饰对象及句意均有变化。对比以下句子可以看出这种特点。The people in the show their capacity on settling the diligently complex problems，for instance，the colleague ，Lillian showed Parent Zhang all around Beijing City，who comes from Shanghai.
二、给出的例句
The kitty nearly touched the back of herself as she would be the greatest painter around Town Sony.翻译成：这可爱的猫咪一伸手就能摸到自己个儿的背，看起来像是索尼镇上最了不起的画家。这显示猫咪并不真的是画家，只是有一种能显示出猫咪妖娆的色彩，让人觉得她是灵活的、聪明可爱的。我们也能感受到，似我们在其他情绪中如“蕴酿”一般，没有体现一个什么过程，只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没多想就写出来了。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句中的副词“nearly”与“too”是相反的。置于不同的词之前，会产生不同的句意。而“too”只是强调所紧跟的词，无论该词是人称代词还是地点名词。如：I，too，brushed the yellow 此处强调主语I。而My grandpa and I brushed the yellow shoes，too.该处仔细读来是在强调“爷爷也刷了他的黄色的鞋子”这件事情。
因为副词在语法上的功能是做状语使用，所修饰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或是某个形容词，使语言本身更富色彩。在词序的学习研究中，副词的研究很具代表性。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形容词在词序上的位置给句子带来的变化。例句：Young Chairman Mao，proper pione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hich put him involved into the liberation of whole China)had gained the support from the bosom friends as in his student year.(作为身兼解放全中国伟大事业及带领中国共产党的合适的领袖，年轻的毛主席以自己学生时代的志同道合者们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石。)They failed to trust the matter to a responsible man.(他们未能将此事委托给一个负责任的人.)The man responsible was at last punished.(应负责任的当事人最终受到了处罚。)三个形容词proper，bosom，responsible在两组句子里不同的位置可以看出形容词作前置定语与后置定语所产生的在汉语上的效果。“合适的领袖、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负责任的人、应负责任的人”，这些理解把形容词带给语言的修饰功能已经带出来了。让语言本身拥有多变的外貌，统一的思想，即：实现语言所表达的色彩。
三、除了以动词、副词和形容词的例句来研究词序外，还涉及到的内容
这些包括连贯(Coherence)、强调(Emphasis)、悬念(Suspense)，分别来了解一下。
In the inn the Kuomintang set for the so-called Hot Red liberators，Yuan Juemin kneed on the cold looked like that he would say no other words from now a slim light put on his white and skinny face as a shower that made him feel so smiled then，no other words，just smile that also covered the roommates from the front corner to the back roommates also said no other words knew clearly what waited before them.
如果翻译只达到“信”，这让人觉得这橡皮筋被拉扯得太过费劲，且那么不自然，让业内人士一看就觉得动力火候欠缺，不够专业。那要如何处理呢?我们不妨来剖析剖析这个句子。主人翁是袁觉民，一个被国民党当成赤色分子关在监狱里的革命人。当我们看到因为长久没见到阳光，而现在哪怕见到从窗户里挤进来的一丝阳光就满足得心甘情愿接受折磨也不透漏出卖同志的一个字。他跪在冰冷的地上时，我们按一般的思维会产生一个悬念：接下来他要哭还是难受还是怎样。待全句读完，这个悬念才待释。原来他不难受不伤心，而是很满足，很知道从这一刻起生命、人生对他来讲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大转折，让读者读完也产生一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豪情壮志。一瞬间那种所谓的民族豪情便油然而生。而且全句都是连贯且有强调的，强调袁觉民的表现。译句中体现出悬念再加上深具节奏，读来抑扬顿挫，语句丰润有泽，所以佳句便呈现出来了。
四、我们来检验检验词序在翻译上的作用与之服务的意义
The young sisters told their teacher all their young sisters told all their troubles to their teacher.从前译者认为这两句话所说的是一个意思，译作同一个句子便可。便直接译为：这对姐妹把他们的烦恼全都告诉了他们的老师。这样看似是对的。但严格的放到词序这个问题上来分析，前一句的信息核心是all their troubles——告诉了老师什么?后一句的信息核心是to their teacher——告诉谁?因此，该译文只适合后一句，而前一句当译成：这对姐妹对老师讲了他们所有的烦恼。
仅以本文的陈述、论述和例证来让译文在对待英汉翻译上从大局出发，从小节着手，如词序问题，从而译出叫人拍手称好、张嘴叫绝的文字，从理论上更上一个研究的新台阶。从实践中印证英汉翻译的细节讲究，为英汉翻译积累更多更好的原始佐证材料，促使译文的发展和完整。
参考文献：
[1]郑立信，王菊泉.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北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从莱庭，徐鲁亚.西方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