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停刊原因

文学史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将《红旗》改为了求是，将那些红色恐怖饿殍遍地的时代还原了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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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新发现杂志停刊原因

防止再出现像刊登这种论文的事情，我也觉得该整顿，好好维护一下环境。

目的是为了清除该杂志内部传播伪科学和迷信封建的余毒。新中国建立以来，扫除了封建余毒和伪科学。该杂志未做到仔细审查发文内容，在公共媒介上传播伪科学文章，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熟鸡蛋反生的论文的发表在社会上一片哗然，引起了社会群众极大地不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鸡蛋在被煮熟后，所有的细胞都会丧失活性，复生就意味着死掉的细胞重新恢复活性，这明显违反了科学常识，打着科学的名头做违反科学常识的事情是伪科学的惯用伎俩，伪科学的做法往往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2、该论文中的写使熟鸡蛋反生的方法是用超心理意识能量方法。但是全文没有一处介绍到这个关键“仙术”（技术）手段是怎么实现的反生，超心理意识能量到底是一种能量还是一种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未知的东西呢，仅仅一笔带过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科学论文的应该具有严谨的态度，而不是模糊其词。这种模糊不清的论文能够堂而皇之的发表在公共媒介上传播也是该杂志被整顿的原因。

3、根据网上资料显示该论文作者还有许多奇葩的伪科学研究，与绿豆对话，传授木遁等等简直是侮辱了大众的眼睛。

违背科学常识的观点、毫无边际的造词，令不少网友觉得犹如天方夜谭。按照这一论点，恐怕煮熟的鸭子都真的能飞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都不敢这么编。从“导师崇高感、师娘优美感”的神论文，到“熟蛋返生”的伪科学，近年来科研界充斥着各种奇葩论文。在我们吐槽后，我们更应思考的是，这类论文为什么能堂而皇之的刊登出来？审核的人在干什么？学术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何在？

现在部分研究人员不专心科研，披上“量子力学”“心理意识”等科学外衣，胡编乱造，胡言乱语，不仅污染了学术环境，助长投机取巧，同时也让人产生了错误的世界观，害人不浅。因此，学术杂志要坚守学术底线，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各种伪科学坚决抵制，严格把住论文质量关，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否则，早晚砸了自己的招牌。国家相关部门对该杂志的停业整顿也是体现了这一态度。要杂志社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传播伪科学。

是为了整顿审核的流程，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杂志是可以被很多人看到的，尤其是学识性的报刊，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停刊整顿有助于抵制不正之风，尊重科学。

创业家杂志停刊原因

2021年11月20日，福州市人民政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订福耀科技大学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选定校址在福州高新区南屿镇流洲岛，总占地约1286亩，紧邻福州大学城和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学校下一步怎么办？曹德旺表示，福耀科技大学将坚持高水平、专而精、国际化等办学理念；探索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与教育委员会等四大委员会组建的新型大学治理模式；规划建成以大工科组团为核心、经济管理学科为辅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通识学科为支撑的学科体系；初步设定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工程、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六大学院；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精神及管理能力、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应用研究型人才；拟设立福耀奖教基金，面向贫困学生免除学费、提供奖学金支持等。基于福耀集团的发展及捐建大学的初衷等话题，《企业家》杂志特聘专家苏勇在第一时间对曹德旺进行了专访。 01 “敬天爱人，止于至善”是创业的根本苏勇：福耀玻璃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逐步发展为中国汽车玻璃的龙头企业，并在全球市场份额占到了1/4以上。您觉得这一路走来，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曹德旺：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责任感。福耀一直秉承一个信念：“敬天爱人，止于至善”。这是福耀创业的根本，也是福耀从小做到大最根本的原因。苏勇：请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福耀是怎样把这种理念贯彻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当中的？曹德旺：福耀成立于1987年，1991年福建省让我发行股票，当时元/股，是净值（6000多万元净资产折成4000万股）。发行以后，因为不能挂牌，很多人要求退回股票，被逼无奈，我自己回购了几百万股。不过，因祸得福，等到上市的时候每股涨到了40多元。苏勇：福耀有过两次反倾销官司，两次都打赢了，原因是什么？曹德旺：福耀于1999年开始就规范账务管理，用了Oracle系统。工作组进驻福耀后，无论他们要什么资料，我们可以立即打印出来，所有数据很都清晰准确。我们还告诉他：这个木箱是第几号，用了多少颗铁钉，钉子长度、重量是多少。所有信息一目了然。他们不相信，去现场验证，结果，福耀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他们服了。这就是“敬天爱人”的行为，负责任地做实、做好每一件事情。国家也因此授予我“纳税模范”称号，并且股东相信我，银行相信我。善是基础。没有善一切都是零。苏勇：很多人看过《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2020年度关键词 | 美国工厂，链接东方智慧），该纪录片聚焦您在美国开工厂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历的中美文化碰撞与博弈。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会碰到类似问题，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曹德旺：福耀遵从“敬天爱人”的原则。企业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天”。入乡随俗，必须按照规矩来，这是很客观的问题。福耀当时邀请了当地的律师、顾问来帮助策划。所以所有规则都符合美国的法律，做事也符合当地人的习惯。州长非常相信我，他说他有个创意：这个工厂原来是做汽车的，他用镜头记录下了最后一部汽车下线的故事，因为面临失业，工人哭得很伤心，是部悲剧。这次要拍部第一片玻璃上线的纪录片，想拍成喜剧。但导演说纪录片不能剪辑，拍成什么就播什么。我说，只要你不恶搞，我做的事情你都可以拍，拍的都可以播，中国人做事光明磊落。于是摄影师全程跟拍，不管日常工作还是出差，参加会议、洽谈他都跟着，从机场拍到工厂、会场，从美国一直拍到中国，整整拍了四年，以至于我都忘记了他在旁边。 02 勤奋、努力、认真负责是优势苏勇：您觉得福耀发展到现在，优势到底是在哪里？是科技、成本控制，还是在经营管理上有独到之处？曹德旺：福耀人很勤奋、很努力，做事认真负责，这是福耀的竞争优势，也是我们国家的竞争优势。当伊利诺伊州把PPG玻璃厂卖给我的时候，已经跟工会打了五年官司。PPG表示：把工厂卖给你，但工会的问题会单独拿出来。交接的时候我跟工人讲：“很抱歉，按照中国的法律，我在收购之前应该跟工会打招呼，征求工会意见，满意了我才能签合同的。但是，PPG告诉我，按照联邦法律不需要履行这个手续。”买了以后，PPG与工会的官司继续，我则坐下来与工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合作。当时PPG很惊讶，曹德旺怎么会表态跟工会合作呢？工会也是不敢相信，真正坐下来谈判时提的条件也就不那么尖锐了。当时工会所提的条件我全盘接受。我对工人说：“条件我接受，但我的经济实力不够，不能借钱发工资，我们要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把工厂办起来，赚了钱才能给你加工资。我的条件只有一条：产品成品率做到接近中国企业的”。当时福耀在福建生产线的成品率达到85%左右，而伊利诺伊生产线的成品率只有70%左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选了四个工人代表到中国来参观学习。苏勇：您觉得这可以给中国企业什么样的启示？曹德旺：要有一种合作的态度，必须尊重对方。这样的话，工会非常配合我们。后来，我们把伊利诺伊的工厂改造得跟国内企业一样，虽然成品率还是比国内低一些，但是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企业效益也不错。 03 热心慈善，心若菩提苏勇：《心若菩提（增订本）》那本书里面讲到您对待供应商、合作者，不仅合作，还主动出手相救。曹德旺：这是必须的！企业老板不能只考虑着自己赚钱，“有钱要大家赚”，利益分配要均衡。你把别人该得的利益全部变成自身利益的时候，那么第一次他就认识你了，第二次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到那些利益了，第三次他则会一脚踹开你。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第一个是“仁”，“仁”就是要尊重别人，做到均衡，造福于民。苏勇：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典型案例。曹德旺： 2008年经历经济大变局，有个玻璃厂陷入危机，总经理来求助我。当天我跟他表态：我是小厂，不会买很多，一个月只用几千吨玻璃，你如果不嫌少，自己装过来，就按中国今天市面的价格。他非常感动。过了几个月，玻璃供应变紧张了，他卖我的玻璃并没有因此涨价。实际做企业就是做人，人做好了，做事就没问题，很多人会帮助你。但是真正这样做人做事并不容易。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有卖假药、做假广告的企业，可以说坑蒙拐什么都有，但能够留下来成为大财团的都是当初遵守规矩的人。所以，真正履行“敬天爱人”的企业就一定能做好。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今年75岁，回首过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自豪。 04 天下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苏勇：福耀现在在经营上有没有忧虑？有一些竞争对手目前发展得也很不错。您怎么看待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曹德旺：我比谁都紧张，比尔·盖茨有一句话，“破产永远都在18个月以内。” 因为年报出来时，一旦有亏损就要引起注意，如果不能够及时扭转，各方面压力会随之而来，包括股东、金融机构、银行系统等。天下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当然，只是忧虑没有用，要实实在在用行动来改变。我在2006年预测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预测得非常准，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平安渡过危机，迎来2009年经济复苏，但福耀当时负债率也很高。我们首先调整负债，用存款去抵减负债，花了接近四年的时间调整，终于没有了负债。最近的危机是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断链”危机，有些企业发生债务危机。欠债不还等于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谁能够接受？因此，忧虑没有用，要实实在在地用知识和智慧来解决。那些大举借债、盲目扩张的企业，现在都碰到问题了。福耀一直稳步前行，已经转型升级为工业。 05 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的融合苏勇：福耀的战略是“技术领先、智能生产”，具体怎样实现工业呢？曹德旺：知行合一。我们提出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将“转型升级”作为企业的“健身操”，天天练。转型升级一定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做，还需要全员参与。比如，重庆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他看到做玻璃时用的耗材3M很贵，一片要几毛钱，用一次就扔掉，日用量很大、很浪费。他就利用午休、下班后的时间，骑着自行车到城市各个店去找类似的产品，让他找到了。经过多次实验，验收效果不错，成本降低了很多。苏勇：如何真正把信息化、智能化融合起来？曹德旺：我们现在生产线上的MES（一种可以实现数据统计、分析、评估、纠正的制造执行系统）已经用五年了，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要“两化”融在一起。最近福耀与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立联合研发团队，以数据和仿真共同驱动的智能制造为核心，通过在智能感知、现代化仿真、工业大数据研究上的技术优势，推进汽车玻璃智能制造的创新研发。福耀还与中科院合作成立高级材料应用研究中心。信息化通过互联网网络，用镜头采集信息，一秒钟可以采集几千个、上万个数据，用传统的办法是不可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把采集的数据运用起来，犹如盖房子要从地基开始。这一次准备在我捐建的大学里建博物馆，是希望通过文物的展陈来告诉同胞，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你去看一部汽车，看它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设计理念、不同的工艺要求…… 06 走出去，文化融合是关键苏勇：福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进入了国际市场，您当时怎么想到要进军国际市场？您是觉得国外更好赚钱吗？曹德旺：做生意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我十几岁开始做生意，不分区域，哪里容易赚钱就去哪里。不过，国外钱也不好挣，碰过壁。1995年在美国建厂，我生产的玻璃卖给批发商30元/块左右，美国批发商进了仓库再卖出来就翻倍了，到店里就成了100多元/块。于是，我决定在美国建个仓库，但从1995－1998年，连续亏损四年。为什么别人赚、我会亏呢？我请了美国人来调研。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但是他还是调研两个月后才告诉我结果：你混业经营了。他说“做”跟“卖”有区别，你只能做，不能卖。卖玻璃的批发商在各州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他们为这个地区的商店服务，商店为保险公司和散户服务。美国有50个州，批发商最少有200个仓库，资金占用在百亿美金以上，你用一两千万美金跟它竞争，有点幼稚了。给出的建议是停掉仓库模式，用几个推销员，直接由福耀推给三级供应商——商店。因为有些小店拿不到二级批发商的价格和货，你跳过二级供应商取中间价40多元/块卖给商店，不就赚钱了。于是我听取建议关闭美国的仓库，改分销为直销，当年转亏为盈。苏勇：在美国，包括在其他的国家创业，经营管理方面还有什么经验可以跟中国企业分享？曹德旺：公正、公平。用公开透明的手段去维护和保证公正、公平，经得起任何检验，承担起一个企业家的责任。 07 捐建学校，将坚持错位办学苏勇：您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福耀累计捐款超过160亿元，包括最近又要捐100亿元建大学。为什么要捐建学校？曹德旺：我把钱捐到河仁慈善基金会，由基金会监督使用资金。河仁慈善基金会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经由国务院审批、以金融资产（股票）创办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美国的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全部是基金会办的。我要办一所现有大学中没有的大学，从学生招募到教师招聘，都有别于其他学校，坚持错位办学。苏勇：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慢就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曹德旺：福耀的大学在开学第一天就要告诉学生就业的重要性，先讲找工作、就业的相关内容与要求，再教你学知识、学本领，培养出高水平的就业人才。推荐给企业的时候签署的是工程师的合同，学校培养的不是普通工人而是销售工程师、产品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质量工程师。如果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胜任，学校来解决。今天中国所有行业都缺人，尤其缺具有工匠精神、专业技能、适合企业的专项人才，福耀的学校可以锻炼人才。学校建立博物馆，可以辅助教育，进行沉浸式的培训；大学最漂亮的是图书馆，让教授、讲师、学生每天都可以在那里聚会…… 08 共同富裕，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苏勇：现在国家提出三次分配，您怎样看共同富裕？曹德旺：这是国家进步、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苏勇：我看到福耀集团有这样的一个标语，企业家的责任有三条：“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您能给解说一下吗？曹德旺：作为企业家来讲，要从国家、社会、人民的层面做事。这不是官话，也不是忽悠，想做企业家，想做成功企业家，必须按照这三条去做。你所从事的投资，想做的事情，必须是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的。苏勇：您深耕制造业这么多年，对中国企业家有什么样的忠告？曹德旺：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升决定企业的发展。企业家是引领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越是碰到困难越要冷静，要大胆地挺身而出，承担起责任。文章选自企业家杂志，2021年11月26日

拿到B轮就牛逼了？优米提醒众多的创业者们，警惕“C轮死”过去两年，随着无线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很多效率低下的传统产业开始被颠覆和重构。新一代的互联网公司终于可以不再依靠中国互联网人口增长的红利，而是直接触碰和蚕食那些动辄都是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亿的传统行业的奶酪。在 O2O、产业链电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智能硬件等多个领域，中国的创业者们迎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巨浪型机会。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以BAT+新浪网易搜狐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以京东、58为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公司以及以小米、滴滴为代表的第三代互联网公司已经系统地为市场培养了一批具备较高起点的创业者。他们与这一波巨浪型的创业机会一拍即合，干柴烈火，熊熊燃烧。与此同时，资本界也在给力地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大量之前在一级市场投资、二级市场获利的资金被回吐到创业投资市场，加上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很多上市公司创始人和高管，导致天使和VC基金在2014年募资异常容易。关于2014年中国VC的募资金额，CV的统计是127亿美元，同比增长170%；清科的统计是190亿美元，同比增长175%；两家机构统计虽然总金额相差较大但增长率大致相同。这样一个环境也促使张震、曹毅们揭竿而起，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捅破了年轻合伙人单干融不到钱的那层窗户纸，一批由70后、80 后、甚至90后领军的VC基金应运而生。（如果再往前追溯，经纬的张颖应该是更早的VC起义者，只不过那个时候这样的事件还凤毛麟角，没有形成燎原之势。）由于创始人的经历和背景，新生代VC基本都是投天使和A轮，顶多投到B轮。市场中的老牌VC也在感叹B轮以后的项目越来越贵，创业公司还没大到不可倒，已经贵到没法聊，因此也在纷纷往早期战场转移。除了这些传统的天使和VC基金，很多其他早期项目的掘金者也纷至沓来--BAT小米们来了，京东58们来了，万达复星们来了，A股大佬们来了，中概股创始人们也来了。它们像除夕夜朋友圈发红包一样任性地往早期创业者身上撒钱。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但凡事儿大致靠谱，人基本靠谱，投资人给钱的时候眼睛几乎半睁半闭，创业者拿钱的时候手几乎插在兜里。根据IT桔子的统计，2014年拿到天使轮投资的公司达到812家，拿到A轮的达到846家，拿到B轮的也有225家。这些还是报出来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过去一年里实际拿到天使轮、A轮和B轮的公司很可能要远远高于上面这些数字。但问题也来了。天使拿完，A轮拿完，B轮拿完，接下来C轮怎么办？由于不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速度、融资节奏不尽相同，因此有些人的C轮从规模上可能相当于另一些人的B轮或者D轮。本文中所说的C轮，基本是指那些尚未形成规模收入或被证明的商业模式、前一轮投后估值在3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希望在前一轮结束后的3-9个月内再融3000万到2亿美元并使投前估值达到 3-10亿美元的这一轮。 2014年和2015年初，我们看到投早期（天使、A轮和部分B轮）的投资人和投晚期（部分D轮、E轮和F轮）的投资人都很活跃，而在中期（部分B轮、C轮和部分D轮）这个阶段，投资人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谨慎。根据IT桔子的统计，2014年完成C轮融资的只有82家。即便按照前面提到的比较保守的数字，2014年拿到A轮融资的公司有八百多家，拿到B轮融资的有两百多家，由于高速发展的新兴行业里融资轮次间隔正在急剧缩短，很多创业公司A轮和C轮之间相隔只有一年，因此这一千多家企业中会有很大一个比例需要在2015年去拿C轮。再加上2014年之前融完B轮的那些公司，需要在2015年拿到C轮的公司只会比一千多不会比一千少。假设2015年还是只有不到100家拿到C轮，这意味着90%的创业者需要直面“C轮死”的可能。为什么会是这样？首先，估值一旦超出一亿美元，其实已经超出了大多数VC的舒适射程。最终在资本市场上市值真正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并不是很多，一亿美元以上的估值会让很多 VC感觉到投资升值的天花板在快速逼近。而在很多新兴领域，这个阶段的融资企业大多尚未形成可证明的商业模式或者足够清晰的领先格局，因此也很难真正进入多数PE的舒适射程。能在这个多少有些尴尬的阶段快速出手的财务投资人并不多。最常被提及和想到的无外乎几家对冲基金和特殊类别机构（如老虎、蔻图、高瓴、DST、日本软银等）和几家有中期互联网项目投资能力的PE基金（如华平、泛大西洋、中信产业、新天域等），外加个别有中期投资能力的VC（如红杉、IDG、H Capital、兰馨亚洲、今日资本等）。其中，创业者最想要的投资人往往是相对而言对估值不那么敏感、愿意重注赌赢家的第一类投资人。但这类投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钱多人少，基本上是一个人盯着“整只鸡”，千里走单骑。虽然这些人都是超级能人，也很会利用外部机构来帮助他们提升带宽，但他们一天也只有24小时。因此，虽然他们可能会同时看很多项目，但真正进入操作阶段的项目在任何一个两三个月的周期里通常不会超过两个。即便是华平、中信产业这样的PE机构，真正能看中期互联网项目的人也不多，再考虑内部资金投向要求、人员流动、基金周期等因素，一年下来平均在互联网领域也就是一两单、顶多三五单的样子。羊年伊始，我们看到一些传统上以投C轮D轮为主的公司明显的重心前移开始往B轮走。他们宁肯在B轮在正常应该6000万美元估值的公司面前手一抖给出8000万的价格，也不愿意贸然对着本应两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冒出五亿美元估值的傻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变化正在影响着今天C轮门槛前的创业者。 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之一Peter Thiel在他著名的《从0到1》这本书里提出早期投资人选择项目的标准应该是“一个项目可以赚回整个基金”。前不久TechCrunch作者Danny Crichton发表的一篇文章与此暗合，他认为整个VC行业投资回报的来源正在向少数公司集中，因此唯一正确的投资策略就是不计代价地投入那些有机会让投资人获得超级回报的公司，并且忽略那些只能让投资人赚到中等回报的公司。基于这个逻辑，VC们为了能够投入这些少数的赢家，会愿意透支12个月、甚至24-36个月的价格，所以市场上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令人瞠目的估值。作者把这种估值透支现象称为“融资加速”。那些被透支了的估值称为创业者的兴奋剂，为他们打开了价值幻想的空间。问题是，“能够帮助VC赚回整个基金”的项目注定是极少数的特例。一方面VC向少数赢家聚焦，另一方面大多数创业者又被别人的高估值过早地吊起了胃口把自己高高悬在空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创业者都会觉得自己应该成为那些特例，只有投资人心里清楚特例通常意味着不超过千分之一的可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推动少数特例公司“融资加速”的力量也在推动着更多的非特例公司“死亡加速”。创业公司最有可能因为哪些原因面临“C轮死”？ 1. 今天所在的本源市场不够大所谓本源市场，指的是你今天正在聚焦并试图重塑的细分行业市场，而不是理论上你未来做大了成了平台后可以延展到的所有相关或相邻领域之和。如果你今天要想拿到3到10亿美元的估值，投资人至少需要能看到你有机会在三、四年后长成一家30亿到1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除非行业集中度非常高（如搜索市场中的百度），否则3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通常需要一个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目标市场规模来支撑，而1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很可能需要一个万亿级的目标市场。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对冲和PE基金来说，只有目标公司的本源市场能够达到两三千亿的市场规模，他们才比较有可能兴奋起来。别忘了，他们钱多人少，因此必须找足够大的机会。因此就C轮融资而言，如果你聚焦的本源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说白了就是三到四年后IPO的时候）潜在规模没有一两千亿，那么你需要给自己插上第一枚用来预警的小红旗。 2. 站在错误的坡上几乎每大几千亿、上万亿的市场都有多个切入的角度，有人从南坡出发，有人从北坡上路。以现在很热的O2O为例，在房产市场，你可以从买房入手也可以从租房入手；在家庭服务市场，你可以从洗衣入手也可以从家政入手还可以从社区电商入手；在汽车后市场，你可以从洗车入手也可以从维修入手还可以从二手车交易入手。但不是所有的坡都有同样的机会。虽然总有例外，但一般来说—— ——高频打低频比低频打高频更有机会； ——刚需打非刚需比非刚需打刚需更有机会； ——不受制于稀缺资源的打受制于稀缺资源的比受制于稀缺资源的打不受制于稀缺资源的更有机会； ——平台效应强的打平台效应弱的比平台效应弱的打平台效应强的更有机会； ——经济模型好的打经济模型差的比经济模型差的打经济模型好的更有机会。因此，无论市场有多大，如果别人的坡比你的坡好，那么你需要给自己插上第二枚用来预警的小红旗。 3.在自己的坡上不是第一第二且与第一第二差距较大很多市场都会有老三老四存活的空间，但不是所有的老三老四都有机会拿到C轮。那些投C轮的基金虽然也在意性价比，但总体来说他们更在意最终这家公司有没有机会做到足够大并领跑行业。在大多数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明显的细分市场中，老二如果想从一线基金那里拿到C轮融资，除了本源市场必须足够大以外，还需要同时具备另外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与第一名的市场份额差距不能过大，最好50%以内；第二，如果第一名已经被BAT之一投资，自己身后最好也有BAT中的另一家做后盾。老三如果想拿到 C轮融资，则这两个条件改为：与第二名差距在20%以内；前两名没有都被BAT投资。以打车软件市场为例，快的作为市场老二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三个条件都具备了，才拿到了老虎的C轮和软银的D轮，也才有了春节前的惊天合并。而当时在北京红极一时的摇摇由于没有具备另外那两个条件，所以黯然离场。（《创业家》杂志3月刊中会有关于摇摇的专题报道）（易到不能算第三，因为严格来讲它所在的商务车市场和滴滴快的当时所在的打车市场是出行这个大市场的南坡北坡，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北坡这条路径比南坡更容易登顶。）总结一下：在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明显的市场中，如果你在融C轮的时候不是市场第一或者第二且与它们差距较大，你需要给自己插上第三枚用来预警的小红旗。 4. 估值增长曲线过于陡峭，“VM”指数高于首先，让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与传统行业中那些拥有可预测现金流的企业不同，新兴热点领域中那些“飞在天上的猪”，没有人真正知道它们到底该值多少钱。投行不知道，投资人同样也不知道，都是凭感觉。一些所谓的可比交易，往往并不可比；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谓可比交易的估值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很多新兴领域的所谓估值标杆本质上都是一两个“区间外投资人”（愿意给出大多数投资人不愿意给出的估值的投资人）留下的手笔，还没来的及被证明对与错。投资人能做的仅仅是想清楚目标公司是不是必须拿下，如果是就尽可能依靠执行速度、个人魅力、增值服务等因素在叫卖价的基础上打个折，有时候甚至连折都不打只要能被选中就行；融资企业能做的是尽可能把融资前三个月和融资期间的业务曲线（其实这个阶段主要就是用户曲线）做漂亮让自己有叫出高价的资本；投行能做的是尽可能通过制造买方竞争为融资方创造有利的供需态势和交易氛围。这就是估值。在这个前提下，C轮融资中对估值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实就是三个： 1. 竞品同轮融资的真实估值（如果是竞品抢先做完）。注意，竞品对外吹牛不上税的PR估值不算，是真实的白纸黑字的估值。投资圈很小，真实的估值基本藏不住。 2. 相对于竞品的运营能力和市场地位。 3. 前一轮融资的估值、融资额和交割时间。如果竞品先融了，则（1）和（2）比较重要；如果是自己先融，则（3）比较重要。接下来重点说（3）。各种道理可以讲到天上，各种方法论也可以喷得开出花来，但最终投资人往往有一道心理底线需要坚守。这条线说通俗点就是投资人心中的“傻叉警戒线”——交易估值一旦超过了这条线，投资人就容易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沦为行业的笑柄。为了讲明白这件事，我们需要临时发明一个概念：VM指数，V是估值，M是月数。VM指数指的是本轮融资与前一轮融资的估值差异倍数（本轮投前估值/前轮投后估值）除以两轮之间间隔月数（本轮预计签约月与前轮交割月之间的日历月数），譬如：如果本轮投前估值是上轮投后估值的3倍，两轮的时间间隔是3个月，则 VM指数就是1；如果估值还是3倍两轮间隔是6个月，则VM指数就是。以公认的估值飙升最快的小米公司为例，它的A轮和B轮之间只间隔了两个月，估值却涨了4倍多（因为小米1的推出空前成功），VM指数高达，10个月后 C轮的VM指数降到了，12个月后D轮VM指数降到了个月后E轮（就是最近450亿美元）的VM指数回升到了左右。即便对于热点行业中风口上的猪们来说，C轮的VM指数通常不应该超过。也就是说如果你的B轮投后估值为5000万美元，那么C轮如果在6个月后融投前估值原则上不应超过亿美元；如果是在12个月后融，投前估值原则上不应超过3亿美元。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有一些上下浮动。譬如，如果融资企业在两轮之间真有特别爆炸式的增长或者严重影响企业未来预期的标志事件，VM指数超过是可能的。再譬如，如果B的投后估值只有两三千万美元，C轮的VM指数超过也是可能的。还譬如，如果B轮和C轮间隔超过12个月，除非你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保持年化400%以上的增长，否则VM指数应该低于。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VM指数原则上不应超过。一旦超过，投资人就会自我怀疑起来。这时候即便他们对项目不愿轻易割舍，也会犹豫不决；他们很可能会想办法拖延交割时间以便能多看一两个月的数据，同时在其它条款上尽可能找补回一些心理平衡。所以，如果你不是全银河系里最靓丽的那几颗星，而C轮的VM指数又显著高于，那么你需要给自己插上第四枚用来警醒的小红旗。如果以上四枚小红旗中你只插上了一枚，或许还不用过分紧张。但如果四枚中你占了三枚甚至四枚都集全了，那么请做好准备——C轮有可能会成为你的鬼门关。如何避免“C轮死”？ 1.对估值保持一定的弹性，避免被别人的虚假估值误导现在中国创业者群体里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虚报融资额和估值，有的乘2乘3，有的故意混淆人民币和美元，最极端的甚至报出的融资额比自己的估值还高。当然，这些人通常也不会明目张胆地开新闻发布会报假估值，而是通过各种公关大号小号来进行传播，自己不置可否，用别人的嘴帮助自己误导市场。我去年年底在黑马大会上曾经专门提出“建立诚信中国，从自己做起。我们可以选择不公布融资额和估值，但如果要公布的话，让我们公布真实的数字”。最近徐小平老师也利用微博提出了“大家一起消除虚报投资额现象”的倡议。对于出来融资的创业者来说，最坏的情形就是被市场上误传的错误的融资额和估值所误导，别人俩嘴皮一吧嗒，自己挂在了天上。而这很可能正是错误信息的始作俑者所希望看到的。创始人很自然会倾向于高估自己企业的价值，因此也会很愿意半推半就相信别人报出的被夸大了的数字，以为借此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但这样的心态反而会害了自己，因为没有哪个投资人会把市场上传播的虚假估值作为自己估值的参照。正确的做法是充分利用自己现有投资人和财务顾问的网络去尽可能了解竞争对手真实的估值和融资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加上中国很多专业人士在保密性方面的职业操守普遍存在问题，因此打探出真实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即便无法了解竞品真实的估值情况，也可以和自己的财务顾问一起基于不同维度的考量建立起一个相对合理、有一定支撑的估值区间。最重要的是，创业者要对估值区间保持一定的弹性，如果市场反响没有预期的热烈要随时做好调整估值的准备。只有做成的买卖才是买卖，只有被买单了的估值才有意义。 2.确定性比估值重要，时间为上，给确定性和时间足够的折扣在C轮阶段，从优先级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不是估值，而是确定性，而与确定性对应的就是时间。一个融资交易只有交割了，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谁可以最快签约并交割，谁就可以给融资公司最多的确定性。对投资人来说，如果要能比较快地完成交易，需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投资人对行业有理解——估值都好几亿美元了，没有哪个机构投资人会在还没有完全理解行业的情况下贸然写支票。因此，对于那些聊过一次发现对方不太懂行业的投资人，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第二，投资人可以本地决策，并且最好一两个人就基本可以决策或者至少实质性地影响决策。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业模式正在与美国同行业的模式发生背离，所以如果投委会决策需要拿到远在硅谷、纽约或者伦敦、巴黎合伙人的投票，不确定性就会大幅提高。而对于那些对行业拥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快速决策、与团队也有化学反应的投资人，给予一定的折扣以推动他们尽快下决心是非常值得的。一个细分市场里谁先把C轮融资完成，谁就可以率先把难题扔给自己的竞品，同时也离摘取D轮估值更近了一步。 3.在现金储备方面给C轮留出足够长的时间关于B轮和C轮的时间间隔没有一定之规，取决于扩张速度、业务发展的关键节点、主要竞争对手融资时间等多方面的因素。有一点是必须的，就是要给C轮融资的操作与完成留出足够长的时间，这一点在2015年尤为重要。只有在不是非融资不可的情况下出去融资，手里才有筹码。一个正常的融资流程通常需要9-12周的时间。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二十几天搞定C轮的情形，但市场上从启动到交割超过三个月的案例要远比短于三个月的案例多。这意味着你手里的现金在你启动C轮融资的时候，按照当前的业务规划和资金需求，应该至少可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一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在B轮完成后，你手里的现金可以让你按照你的业务规划正常运营18个月，那么理论上你至少可以有6个月专心致志地聚焦业务发展，然后再考虑C轮融资的事。如果B轮后你手里的现金只够维持12个月，那么你最好在三个月内启动新一轮融资。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司上轮的钱还没有动就开始谋划下一轮，这通常是出于竞争态势的考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4. 尽量不给投资人排他期以我们的经验，要想保证融资交易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尽量不给投资人排他期，谁快跟谁走。哪怕为此付出一些金钱上的代价（譬如为没有被选中的投资人支付一定的尽调费用），也是值得的。如果非要给投资人排他期，我们宁肯在尽调之后给投资人一段时间（通常不超过10天）的独家法律文件谈判期，也不给投资人独家尽调（通常3-4周）的排他期。当然，要想做到上面这点，需要比较有利于公司的交易态势。众星捧月的时候公司怎么提条件都说得出口，一棵树上吊着的时候提什么条件人家只需说No对话就结束了。现在有关投资人的信息越来越透明，财务顾问靠信息不对称吃饭的时代早就翻篇了，财务顾问真正的能力在于能否通过营造一个对融资企业尽可能有利的交易态势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大的选择空间和尽可能强势的谈判地位。 5. 不用怕站队，引入战略投资人不是坏事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巨头在新一代创业公司的融资和发展过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几乎所有估值能够达到10亿美元、尚未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里，都有BAT的身影。仅腾讯一家，据媒体报道在2014年就至少投资了40家公司，涉及投资额达80亿美元。如果你没有在更早的轮次里引入BATX这四家巨头或者京东、58、美团、唯品会、携程这样的“中头”，那么C轮是应该认真考虑引入战投的时候了。它们能给被投企业带来的价值除了资金之外还有业务和资源上的帮助与协同。除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中概股之外，很多A股公司也开始密集对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创业者们往往对与巨头站队这件事心存顾虑，但这真的不是他们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应该特别考虑的事情。C轮面前，活命重要，媒体上怎么喷账户不会人，两军相遇兜鼓的胜。况且，继滴滴快的之后，更多跨BAT的惊天并购正在孕育。爸爸们连孩子们互相睡都不介意了，孩子们就更没必要担心拿了哪个爸爸的钱会惹恼别的爸爸。事实是，在绝大多数与互联网有关的领域，基于中国互联网的独特生态，站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既然如此，与其晚站队，不如早站队，先于竞争对手把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巨头引进来。况且，今天的互联网巨头和中头们已经越来越有生态意识和格局观，知道如何帮忙不添乱。在这方面应该说腾讯3Q大战后痛定思痛，为行业树立了一个值得点赞的标杆。三座大山正在变成三座靠山。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把引入特别有价值贡献的策略投资人当做B轮和C轮的跳板。管它叫B+也好，Pre-C也好，叫什么无所谓，其实质是通过背对背的交易安排利用战略投资人独特价值贡献拉升C轮的价格。这样即便给战略投资人的估值打个折，C轮整体的估值还是会得到显著提升。我们最近在不止一个交易中就采用了这个策略。最后我要说，今天中国的创业者是全世界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创业的路途中会遇到很多坎坷甚至走入绝境，但创业的人生是值得在80岁的时候回忆的人生。优米祝所有的创业者朋友们羊年好运，面朝大海，每一轮融资都花开。

红旗杂志为什么停刊谁决定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的前身《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正式创刊。《求是》的刊名是由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题写。

文学史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将《红旗》改为了求是，将那些红色恐怖饿殍遍地的时代还原了真相了

《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

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

扩展资料

《求是》每期封面都是同一个面孔，白色铜版纸上印着邓小平题写的红色“求是”二字，没有文章目录，各期封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出版日期。白底红字象征着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办刊方针：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办刊理念：党刊为本、思想为王。

办刊宗旨：《求是》担负着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总结宣传各地各部门实际工作经验，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任务。

红旗杂志改求是不仅仅是改了名，还把原来的红字黑拼音改成黑字红拼音。这和人民公社改乡是一个目的吧

《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属红色藏品，品相完好，市场价—本在五十元左右，是文革精品的典型代表作，价格动荡，市场上行情持续低迷，建议收藏，—定要好好保存！

月刊。红旗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总期数《红旗杂志》三十一年完整一套全544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31日终刊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编辑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红旗杂志社页数31年总计页开本16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