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贾平凹秦腔研究的论文

《秦腔》不但绘形绘色写出了一个地方剧种的生成、变迁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秦川大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等风土人情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热情蓬勃的生命力。在贾平凹笔下，秦腔是黄土地与老百姓生生不息的命运之声。作者通过绘形绘色描写秦地的风土人情，传递了作者对秦文化的领悟，并在文化的把握中透视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哲学。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固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在人们心中，秦腔不止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早已升华为了生活中真真切切的美。

《秦腔》通过对秦人自导、自演、自观、自评秦腔的痴醉迷狂的传统风俗的描述，于意识深层的刚烈、粗放、忍耐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上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人合一：秦川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 ”，在这里，“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是秦地人平庸、苦难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宣泄和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命中美感和欢乐的源泉。

作者将自然和人文景观相统一，让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彼此拥抱，熔历史、地理、民俗于一炉。《秦腔》行文淋漓甜杨，是贾平凹生命体验的舒展，恰如秦腔艺术正是秦人生命风骨和文化根系的挥发。

扩展资料：

《秦腔》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秦腔》

以前敲为例，分析贾平奥向文名族的一些特征，这个也是看他一些观后感吧。

贾平凹《秦腔》赏析：

《秦腔》描写了清风街真实的乡土生活，这其中夹杂了大量的神秘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无意识的自觉的行为方式。

《秦腔》是对作者记忆里的故乡的描述，语言自然是熟悉的故乡土语，这些土语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就有厚重的历史性。

这种语言精确传达出浓厚的乡情，这也正是《秦腔》的魅力。清风街是贾平凹的清风街，清风街上飘着的不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是散发着泥土味的语言，是已经随着时代消逝只能在回忆里听到的声音，是凝聚了历史的精华又在时代进步中不得不逐渐退场的语言。

贾平凹《秦腔》的艺术手法：

《秦腔》用故乡语叙故乡事表故乡情的作品，是对已经消逝了的家乡的缅怀，不仅在文学价值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更是作者乡情的宣泄。

小说采用作者擅长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及古语词，大量的人物对话仿佛生活场景的再现，贯穿全文的戏剧艺术呼应主题，秦腔的没落也是乡土社会转型中走向终结的象征，悲凉的唱腔吼出传统社会的最后嘶吼。

从语言的地域性着手，探究了小说中的方言词汇以及关中文化对小说语言的影响，同时从修辞角度出发，研究了比喻、象征、比拟等修辞的乡土化特点；从语言的历史性角度出发，则主要集中在古语词及方言词的历史性两方面；从语言的音乐性角度出发，探究了小说中的戏剧秦腔艺术，流行歌词，节奏性强的词语句式结构。

秦腔贾平凹毕业论文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目颁奖词及获奖感言名文欣赏一、贾平凹《秦腔》《秦腔》授奖辞：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贾平凹获奖感言在伟大的茅盾先生的故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能授予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感谢文学之神的光顾！感谢评委会的厚爱！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遇到了桥，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授奖辞：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迟子建获奖感言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是在这个时刻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感谢推荐此书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和《收获》杂志社，感谢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在我修订长篇时所提供的美好环境，同时在这里，我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茅盾文学奖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我的幸运。在此我还想说，那些没有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先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他们的作品也依然是过去四年中，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茅盾先生是我敬仰的文坛前辈，他是一个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关注民族命运、同情民族疾苦、具有强烈使命感和悲悯意识的作家，与他相比，我们还显得渺小和卑微。接下来我会磨炼自己的作品，使它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各位评委老师，感谢你们对一个诚实勤恳的写作者的厚爱和肯定，感谢你们把庄重的一票投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相信是你们深厚的学养和良知，与这部作品的主旋律产生了共鸣，谢谢你们！我非常感谢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良心”的拉斯普京先生说的一句话，在此作为答谢词的结语：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与美更强大！谢谢！三、周大新《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授奖辞：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的精神底蕴，这是《湖光山色》引人注目的特色与亮点。“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伟大诗人艾青的不朽名句，恰是《湖光山色》创作情怀的贴切写照。宣读完毕。周大新获奖感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很感谢把茅盾文学奖给了《湖光山色》。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资本向乡村的流入，中国的乡村正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身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热切地关注着这种变化。在我的故乡，这种变化是我的父辈、平辈和晚辈们既感到高兴和充满希望，又感到惶惑、不安和痛楚。为了表现出这种心态和心境，我写了这部书，谢谢你们注意到它。你们的关注会使我的父老乡亲们也感到欣慰。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社会变革的进行，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同时，灾难的频发和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动，使人生面临的问题比前人相比不减反增。也因此，人的心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抚慰。我应该带着你们的鼓励更加勤奋写作，用自己的文字为读者送去温暖和慰藉。四、麦家《暗算》《暗算》授奖辞：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独特性。《暗算》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暗算》授奖辞：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独特性。《暗算》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起初对《秦腔》感兴趣，一则仰慕贾平凹的盛名，二则由于茅盾文学奖的效应。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众人眼里的另类。《秦腔》中“我”是个“疯子”，他不同于常人，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秦腔》以“我”(即“疯子”引生)的视角描绘了清风街的“全景图”，有风俗民情、有世事沧桑、更有人生命运之起伏。书中塑造的男女老少各色小人物，无不性格鲜明，几乎每一个都可以在社会里找到原型。小人物的悲欢、他们的生活片段都显得那么真实。清风街的风云变迁，难道不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读罢《秦腔》，一声叹息。小说的结局是很悲哀的，清风街的“贤人”夏天智在满怀忧患中去世了，跟他一样扞卫者乡村传统文化的夏天义也遭遇天灾，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离去，带走了乡村的某种珍贵的信仰。我的叹息不仅为清风街，也为我的家乡。

小时候在农村，很喜欢那些节日：元宵啊、除夕啊、冬至啊、端午啊，还有那一年一度的社戏。每逢节日，都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乡村的节日气氛，热闹隆重而又庄严神秘，远非城市可比。而固守着这种文化的，正是那些虔诚的老人们。

可是岁月不饶人，当年的小孩已经成人，时过境迁，节日气氛渐渐平淡，唯有家人相聚的亲情依旧温馨如昔。坦白的说，《秦腔》不是我喜欢的小说类型。它的语言风格，感觉过于“粗俗”，说它粗话连篇并不为过。而且他看到的一些人一些事确也龌龊，粗俗的描述反而更贴近事实，这样的语言风格才吻合主人公的性格。

除了语言风格过于粗俗，故事情节的铺排也有点紊乱，不够引人入胜。我想这也是跟第一人称的写法有关吧，因为引生是个疯子，他发疯时思维就不太清楚，他的讲述显得“紊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农民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中最吃苦耐劳忍气吞声的阶层，逆来顺受，默默煎熬，只有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一改柔弱性格奋起反抗。而“我”于白雪情真意切始终如一的单恋。为之感怀，源自对真挚情感的同情和祝福。爱情是人类最美的情感之一。小说末尾，白雪一改以往闪躲的表情，“微笑着看着‘我’”，多少留下了些许默默温情。

小说以《秦腔》为名，将秦腔贯穿始终，在我看来是与小说的主旨紧密关联的。秦腔，即农村，即土地。秦腔越来越没人听，剧团倒闭，本雄纠纠气昂昂的秦腔演员摆起了小摊，甚至走街串巷干起了吹鼓手，在丧礼上表现得比孝子贤孙还要卖力。农村越来越没人愿意待，土地越来越没人愿意种，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农田大面积荒芜。秦腔的式微与农村的困境，都因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而起。

淳朴变得油滑，踏实变得浮躁。太过于沉重了，说点其他的吧。贾平凹在小说叙述中用了很多怪诞手法，比如“我”能看见每个人头顶的火焰，“我”能与“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我”让老鼠去白雪家它便去了，等等。比较符合“我”疯子的精神状态，也贴合了农村人崇神信鬼的心理习惯，颇有些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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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是对作者记忆里的故乡的描述，语言自然是熟悉的故乡土语，这些土语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就有厚重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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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用故乡语叙故乡事表故乡情的作品，是对已经消逝了的家乡的缅怀，不仅在文学价值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更是作者乡情的宣泄。

关于贾平凹作品的研究论文

贾平凹有一个“朋友”专门靠研究贾平凹糊口你可以参考一下他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贾平凹（拼音：Jiǎ Píngwā，1952年2月21日－），原名贾平娃，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炉》，获得施耐庵文学奖。2015年凭借《老生》入选2014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之首。他常用轻淡的笔墨，再现实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又经常忽视的景象，但却能引人入胜。在他的《丑石》、《静虚村记》、《夜游龙潭记》等篇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艺术特质。他的散文，浓的如酒般醇厚绵长，淡的如溪水清纯透明。在一种古朴而又平淡的氛围中，贾平凹道出他对生命、历史、宇宙的深深思索，使他散文具有一种深邃的哲思。贾平凹的大部分散文都闪烁着哲理的火花。这种哲理多出自作家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非前人言论的重复，哲理的诠释过程也就是文章的重心，极富情致和个性。

贾平凹废都研究论文

《废都》的时代文化象征意义（1）小说反映了90年代的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界价值失衡、物欲泛滥的"废都"意识和"废都"人格形态。（2）体现了旧文明机制的崩溃，新旧事物交织并存，精神上是旧的惯性与新趋势的矛盾斗争，预示了当代文化中知识分子精神危机、民族文化发展现状与困境及世界文学中的"世纪末情结"。小说表现的社会反文化沉沦触目惊心，寄意深刻而沉痛。

实质性的文学提升。。。。。。

在作家出版社新出的《废都》前有很长的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对余华最新小说《第七天》进行解读，因为这个比较新，而且应该也有内涵可以挖掘

有关贾平凹散文的论文答辩

第一次知道作家贾平凹，是看了那本在国内遭禁16年，却在国外赢得声誉，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废都》。自《废都》之后，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贾平凹散文精选》一直在书架上还未开封阅读。这应了一句老话：借的书看得快，自己的书看得迟。读过几本贾平凹的散文集，均是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本《关于散文》也不例外。《关于散文》收录五十五篇文章，多是一些信件回复及作品序言，其中也有怀念路遥、读张爱玲、孙犁论、我的字画等。贾平凹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让我安心读进去，不是一目十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贾平凹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阅读吸引力，是因为他掌握了好的文学语言。在《关于散文》这本书中，他从7个方面阐述了何谓“好的文学语言”。即：能准确表达出人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言。怎样准确表达出情绪呢？需要搭配。其中特别要注意标点符号是文学语言的一部分，它在搭配过程中起着极大作用。要有质感。如同树皮有树皮的感觉，丝绸有丝绸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视觉上要舒服。有些字搭配在一起看着就舒服，这就是语言的味道。味道是中国人对一种东西的肯定，有独特东西就能引起注意，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掌握了独特的味道。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有些文字本身就存在质感，有些文字轻，有些文字重，这时候就需要讲究搭配，首先要把握情绪，然后再考虑所选用的文字和词句，不能把一堆太轻的字用在一起，也不能把一堆太重的字用在一起。这就好比听音乐一样，要听出节奏感。看到这段文字，颇多感慨。一个成功的作家一定是有自己成功的方法在其中。为呈现更好的文学语言，在搭配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什么是闲话？就是要把要说的人和事已经交代了，还要再说一两句的那部分就是闲话。怎样用闲话？它需要想象力。想象力在文学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换一种说法即虚构性写作。得明白掌握两点：一是会讲故事，二是会用细节。故事就是好的情节，情节可以任意编排，细节却必须真实了再真实，有了真实细节，再离奇的故事都有人信，没有细节，再真实发生的故事写出来都不信。 “张爱玲的作品往往是交代完人与事后要说许多闲话，这些闲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补充前边的话，就像在湖面上打水漂，一个水漂一个水漂闪现过去。人说某某才华横溢，指的是闲话，因为水盛满了杯子，还往外溢，溢的就是那些闲话。” 语言要让人记住，要让人眼前一亮，就要说的特别准确，一下子说到人与事的骨头上，用最平常的话或者比喻说出了一个道理，在语言的叙述中，要用最短的话把事情说清楚。在文学作品中，成语运用多了，就是学生腔。文学作品需要形象而不是概括，就需要作家还原成语，比如万紫千红，要写出一万个怎么紫，一千个怎么红，才足够新鲜生动。民间有许多好的语言，需要留心收集。陕西有好多民间散落的土语，如“欢实“”泼烦”“受活“等等。语言讲究是无穷尽的，在结构上、节奏上、感觉上变化莫测。作品要写得混沌，不是文字的混沌，是含义的混沌，越是平白如话的文字能表现混沌的意象。文学语言是个大迷宫，需要自己在写作时体会，在阅读时体会。 “ 人站在第一个台阶上不明白第三第四个台阶上的事，站在第三第四个台阶上了却已回不到第一个台阶去。读散文最重要的是读情怀和智慧，而大情怀是朴素的，大智慧是日常的。 ” 贾平凹朴实的语言总是能轻易打动我，是否也打动了你。《关于散文》这本书虽然没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每一篇文章看似很散，但细细品读，总是被看似不经意的一段话打动。比如在本书最后，他写到：有个老教授七十多岁了，还红光满面，每年能出几本书。我问他怎么做到的，老教授说，每年给自己定计划，计划定的详细，已经定到130岁，明明知道肯定活不到130岁，但也要让上帝知道你很忙，最起码哄着上帝不会让你很快死。写作也是如此，不停地给自己定目标。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有计划有目标有事情做，就算计划不能完成，或许还可以长寿，不妨一试。

贾平凹不愧为语言大师,其散文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朴素自然,他的散文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从不用气势去鼓动，而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作者此刻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效果。具体表现为：朴素中见真情, 朴素中蕴哲理，朴素中含幽默，朴素中出诗画。贾平凹是当代著名作家，在创作上，既写小说，又写散文、诗歌，可谓是“多栖”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在无须任何掩饰的散文创作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贾平凹。翻开他的任意一本散文集，篇篇作品都让你感觉清爽，读着痛快。你会感叹，这普普通通的汉字，怎么一经过贾平凹的组合就有如此的魔力？贾平凹真不愧为语言大师,其散文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朴素自然。著名作家徐迟曾说：“散文作家不仅要掌握华丽的文采，而且要善于控制它，不仅要掌握朴素的文章，还要善于发扬它。写得华丽并不容易，写得朴素更难……越是大作家，越到成熟之时,越是写得朴素。”贾平凹的散文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从不用气势去鼓动，而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作者此刻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效果。具体表现为：朴素中见真情, 朴素中蕴哲理，朴素中含幽默，朴素中出诗画。一、朴素中见真情贾平凹曾说过，“失去了真情，散文就消失了。它不靠故事来吸引人，不靠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就靠的是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启示”。他认为有无真情是衡量散文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好的散文无不直接地袒露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志趣乃至人格和灵魂。认为那种装腔作势、无病呻吟的矫情不是真情，真情是作者的生命意识与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相碰撞而闪烁的火花。正是对“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美学原则的坚持，使贾平凹的作品无处不显现出真情美。这种真情首先表现在对故土的眷恋；“商州”这一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行政区域，对于贾平凹来说已融进了他的精神生命里。“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从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作者对家乡的爱之深，情之切。家乡原本是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作者却说“异常美丽”，用尽美好的语言，极写家乡的富有，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真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味道。“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十几年里，商州确是耗去了我的青春和健康的身体，商州也成全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此时的商州,对于贾平凹来说，已不再是行政区域的商州，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作家的全部情感。如此看到，他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已融到血液之中了。其次，作家的真情表现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读过贾平凹《祭父》《酒》《我不是个好儿子》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文章是作家用心和泪水凝聚而成的肺腑真言。在作家群中，贾平凹对父亲的孝敬是出名的。现在，父亲去世了，他说“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面对着父亲我却无法超脱”。忍受巨大的悲痛，作家终于完成了《祭父》这篇充满至爱真情的纪念文字。“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是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于是作家又写出了《我不是个好儿子》：“母亲的伟大不仅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第三，作家的真情还表现在自我真情的袒露。贾平凹认为：“散文是情种的艺术，纯、痴，一切不需掩饰，甚至暴露、解剖自己。”在无需掩饰的散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贾平凹，这里既表现他对生活的热情，也披露他对人世的超脱；既抒发他对美的追求向往，也吐露因美的失落而生的抑郁烦恼。无怪三毛在给贾平凹的信中所说：“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可见在散文创作中，贾平凹真正做到了袒露自己，他自然也是个重情之人，对能理解他的人、理解他的作品内涵的人，会引为终身知己。当得知三毛死讯后，贾平凹悲痛著笔，写出了《哭三毛》《再哭三毛》：“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总觉得常常看到了您，又都形象模糊不清”，“现在，我的笔无法把我的心情写出，我把笔放下来，又关了门，不让任何人进来，让我静静地坐一坐，不，屋里不是我独坐，对着的是您和我了，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这一切多好啊，那么，三毛，就让我们在往后的长长久久的岁月里一直这么交流吧。三毛！”多么令人感动啊！真情的袒露无遮无挡，淋漓尽致。二、朴素中蕴哲理翻开贾平凹的散文，哲理性的感悟随处可见。这种感悟，不是对某种现成思想的形象阐释，也不是生硬的哲理说教，而是来自鲜活的生活体验。作家往往能从身边点点滴滴的生活世事中洞悉人生妙谛，随感而发。《三游华山》，是充满哲理的文章，作者从三次游历华山写起，看似写游记，但最后笔锋一转，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巧妙地点出：“好东西不可一次饱享，慢慢消化才是”，“知之不知才要欲知”。这种智慧的语句，在许多篇章中都可以见到。评论家费秉勋指出：“除了游记作品外，贾平凹大部分散文的结穴，都归总到哲理的阐发。”这种哲理阐发，并非现成哲学结论的形象注脚，并非美文写成的讲义，而是出自作家的特异感受和体察生活所获得的独特见解。再如：“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迟欢；于嚣烦尘世中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好读书》）这里作者不是板起面孔说读书的好处怎样，而是与读者平等地娓娓叙谈，给人无穷的沉思。在《对月》中，借月亮来思考人生“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榫。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蚀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就是这么不断的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一次不尽然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归复着一个新的圆”。“所以，我再不被失败所惑了，再不被成功所狂了，再不为老死而悲了，再不为生儿而喜了”。“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有乐，活着也有苦，苦里也有乐；犹如一片树叶，我该生的时候，我生气勃勃地来，长我的绿，现我的形，到该落的时候了，我痛痛快快地去，让别的叶子又从我的落疤里新生。我不求生命的长寿，我却要深深地祝福我美丽的工作，踏踏实实地走完我的半圆，而为完成这个天地万物运动规律的大圆尽我的力量”。到这里，作者已具有了一种超然的心态：真正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并且劝诫人们：活着就是一种荣幸，尽管活着有苦，但苦里面也有乐。因此，我们要珍惜现在，努力去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圆。作者借月亮的圆缺变幻，对人生进行思考，由月及人，饱含人生启迪，充满哲理趣味。《地平线》道出了人生命运和理想抱负之间的关系和人生追求的意义,“命运和理想是天和地平行,但又总有交叉的时候。那个高度融合统一的很亮的灰白色的地平线,总是在前边吸引着你。永远去追求地平线,去解这个谜,人生就充满了新颖、乐趣和奋斗的无穷无尽的精力”。这些作品在简短的篇幅中，既没有玄奥的言词，也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是以一个经历者的身份讲述一个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娓娓动听，从容不迫，决不自以为是，不炫耀、不张扬，在朴素自然的描述中闪烁着哲理的火花。三、朴素中含幽默幽默是贾平凹散文语言的又一大特色。《说话》就是贾平凹的一篇非常幽默的文章，“我出门不大说话，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熘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有没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有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不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启示，以后我更不愿说话。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看到这你会笑出声来，真是太幽默了，把学说普通话，比成有醋熘过的味儿，一定会让人想起酸酸的感觉。口吃的朋友竟不敢回答口吃的人的问话，想一想还真有点学问。因自己出门不大爱说话，因此就提一个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包，觉得很自在。真是既真实又幽默。《饮者》又是一篇让人发笑的作品，“饮者一般都彬彬有礼，酒席上差不多经历三个境界，先轻声细语，再高声粗语，最后无声无语”。短短几个词，高度概括了喝酒人的神态和形态，引发人们无穷的想象。《笑口常开》描述无数个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令人发笑的人和事：“路遇一女子，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趋而前去搭话，女子闪进一家商店，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衣服纽扣错位，不禁乐而开笑。”在《说孩子》中，对于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的人，他认为“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愈是这人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这一见解既深刻又独到，“和女人在一起，最好不提起说她的孩子——她会全不顾你的厌烦和疲劳，没句号地说下去”。这观察真是细致入微，语言纯熟老到，在说笑中，在幽默的闲聊之中，将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和盘托出。正如评论家所说：“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边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需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四、朴素中出诗画贾平凹说他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写诗,他曾说：“诗可以使我得到休息和安怡,得到激动和发狂,使心中涌动着写不尽的东西,永远保持不竭的精力。”同时他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和戏曲又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常以诗的激情和语言去熔铸他散文的美感意蕴，把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趣融于对客观事物的叙述描写之中,使作者之情和客观景物水乳交融、自然和谐,形成一种美好的艺术境界。看其作品就像欣赏一幅画，内涵极为丰富，韵味无穷。《商州又录》是贾平凹关于商州的系列散文中的一部。这是一篇带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写景散文。全文有十一个段落，整篇就像是由十一幅写意的素描画组成的画卷。如第一部分开头写道：“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里走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这里“红”“绿”“瘦”形成一个有形有色的艺术画面，营造了一个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静虚村记》也是作者为我们描述的一幅有形有色、动静结合带有古典神韵的艺术画面。在这幅画中，形、色、声俱全。有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着的仄仄斜斜的屋舍；有浓得像绿云一样、枝叶交错的树木及持续不断的鸡鸣狗叫之声，它们构成一幅完美的村舍图。《月迹》更是一幅诗情与画意相融,且富有动感的画面。贾平凹散文描写的客观景物或人文景观大多是静物,但这些静物在他笔下却是婀娜多姿，极富生命的动感。他善于运用动词和比喻，用拟人化手法寓动于静,使静态的月亮有了动作,有了形象,生动有趣。月“款款地，悄没声地溜进来”，月“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以动写静, 将静物写活，动静交融地写出了月迹的可爱可怜、美轮美奂。“杯酒里边果真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不仅新鲜生动,而且还极富诗情画意，“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比喻新颖。贾平凹就是善于从纷繁的事物表现中巧妙地提炼出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短句，简洁生动地表情达意。一切都自然流畅，无雕琢之痕，无矫揉之态，给人朴素自然之美。有点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秦腔》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贾平凹用文字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书中写到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农民如何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等等，同时加入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农村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谁主盛衰：天、地、人相互对质；忍观沉浮：命、动、势彼此角力！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

贾平凹的文章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后记里，夫子自道地说：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这是实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这也许仍将是事实，然对于我而言，我却更愿相信：强弩之末的贾平凹已无法通过征服来吸引我了，虽然我仍将是他的读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位曾被认为是最具有天赋、最有特色的大作家如何一步步地走火入魔——这也许是一桩如同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般的残忍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