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论文主题
张爱玲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和无望感：她们明确认识到了自我永远从属于男权社会而无力摆脱！从这种特定的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以安稳的小情小爱为切入点，在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中解剖女性，质疑男权。她站在故事之外，昂着脖颈，抱着手臂，冷眼看她作品中的女性，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和自省意识。她不宣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真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 一、张爱玲笔下的“她们”：比喻世界中被“物化”的喻象二、张爱玲笔下的“他们”：比喻世界中的“残缺化”喻象
你要讲的似乎是五四遗事，所以要围绕主题，第二部分第二节可以去掉，与主题无关，只与第一节有关而已，故事梗概应移到第二部分第一节，两次婚姻对张爱玲的影响？第二次似乎不是青年，总之顺序上和小标题问题挺多的，我给你打我认为不错的顺序吧！五四遗事》中的女性形象——依附于出走的两难困局一写作时间背景，故事梗概，总体简评二张爱玲的生平在此篇文章的影子（出身背景，个人情感与爱情观）三四相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张爱玲论文范文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都很谦虚，惟恐别人说自己狂妄自大。张爱玲说：“我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我们描写夏天炎热说“像下了火”，描写苦夏的感受说“日子真难熬”。张爱玲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 我们渴望出名，渴望出人头地，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说。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我们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说“明天会更好。”张爱玲说：“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我们习惯上把物质和精神截然的分开，并且轻物质重精神。张爱玲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我们谁也不会把家里人随口说的家常话写成文章。张爱玲就把她和姑姑的对话写成《说胡萝卜》一文。文章结尾还不无得意地说：“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令人低回不已。” 我们谁都爱钱，但个个假充清高，跟朋友吃饭时总抢着买单。张爱玲就不。小时候“抓周”，她一把就抓了一个“小金磅”。长大后上中学时发表了文章，她马上拿着五块钱的稿酬去给自己买了一个发卡。她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 我们谁也不会爱上早以名扬天下的“文化汉*”，而且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多妻主义者”，他先后和五、六个女人结为夫妻。但张爱玲就偏偏爱上了这个人而且一往情深。两人分手后，张给胡兰成寄去一封绝情信，但又十分同情他窘迫的生活，随信寄去她的稿酬30万元。张爱玲对此解释说：“只要我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又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喜欢听闹市的声音，喜欢听着街上电车的响声入睡，喜欢看报纸上的广告，甚至喜欢闻汽油的味道，说“清刚明亮”――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喜欢的。 我们很多人也许没有读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但张爱玲读过，而且说：“这两部书足以称得上是世界名着。”对此评价，我们很多人只能摇头。 我们都曾有过自己伟大的理想。张爱玲曾这样描写她的理想：“我十岁一定要穿上高根鞋，十六岁要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我们写小说的时候都会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张爱玲七岁时写了一个小说，写到女主人公要自杀了，就让这个女孩从上海乘火车专门到杭州西湖自杀。张对此解释说：“因为我觉得西湖诗意。在那儿自杀是的。” 我们常说“人生失意常八九”，我们常常用“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来激励自己前行。张爱玲却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的朋友是炎樱。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张爱玲最尊重的长辈是胡适。胡适说张的小说：“平淡而近自然。” 张爱玲最亲近的人是姑姑。姑姑说：“冬之夜，视睡如归。”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有铜床，雕花桌子，高脚银碟子，狼皮褥子。张爱玲死的时候是倒在家里的地毯上，被发现时已死六七天了。她告诉读者：“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社会里，只有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又为兄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可原。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张爱玲论文答辩问题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一般不会提特别难的问题来为难你的，基本是你论文你出现的问题的观点的延伸，还有就是对你论文格式的不规范的地方的纠正，答辩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基本都能从容回答出来的
张爱玲与杜拉斯爱情观的比较.
张爱玲金锁记论文题目
这位兄台是写论文吧,最好是找找张爱玲的一二部小说看看,论角色还是选取23个为好.
王安忆谈《金锁记》一个苍凉的故事衍生出多个艺术版本就在王安忆将自己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话剧之后不久，这位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再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戏剧界关注的焦点。记者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位女导演的协助下，采访了正忙于排练的王安忆。王安忆介绍说，话剧《金锁记》将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定在10月19日。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之所以能成为名篇，并非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因为出色的语言张力以及对封建制度犀利的批判性。《金锁记》讲述了女主人公曹七巧富有悲剧性的一生。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与排挤，在瘫痪的丈夫去世后，曹七巧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刻毒。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曹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记者：目前电视剧《金锁记》正在播出，这个电视剧版本大大地丰富了张爱玲原著的故事情节，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少女时代进行了一番美好的描绘。但您在改编原著的过程中恰恰相反，开场便把婚后性格开始畸变的“曹七巧”和盘托出，没有一个从单纯的少女性格渐变的过程，是否会让一些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难于理解和接受？王安忆：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很通俗，并不难理解，相信观众也可以读懂舞台上的《金锁记》。再者，对于曹七巧的少女时代，原著中本来就着墨不多，我只是想表现她的性格的变异和命运的悲剧性。记者：电视剧《金锁记》的故事很好看，但不是张爱玲小说的韵味。导演说，小说读者与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与角度不同，如果完全按照原著拍，电视观众肯定看不下去。您改编的《金锁记》更侧重于展现原著的哪些方面？王安忆：原著衍生出的不同艺术形式，一定是各有侧重的。《金锁记》被多角度地演绎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自己的魅力。我认为《金锁记》吸引我的是世俗性，是人间烟火气。这使得她的小说从晦暗中明朗起来，世俗性其实也是人性，是大众的人性。张爱玲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但又不是一味沉迷在男欢女爱的主题中，她很冷静，很敏感，所以《金锁记》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我的版本中批判性是强于张爱玲原著的。当然故事性与戏剧性也会兼顾到的。两位才女重铸《金锁记》王安忆与黄蜀芹分别是当代文坛、影坛才女。二人此番联袂排演《金锁记》备受瞩目。其实，两位才女的父亲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事。王安忆的父亲是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作家王啸平，黄蜀芹的父亲则是被西方戏剧界称之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师、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先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写意戏剧观，对戏剧界的影响至今不减。因为话剧，两位老艺术家的女儿再续前缘，共同排演《金锁记》。记者：您改编《金锁记》的初衷是什么？王安忆：我很喜欢戏剧，喜欢它在空间中展开与实现的虚拟方式。但我个人写作的特点比较含蓄。所以，我要写戏剧，必须先到别人的东西里借一个“核”，这就是戏剧的“核”。记者：改编《金锁记》，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王安忆：我改编剧本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藏着的推到表面，黄蜀芹导演给我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一切都要正面表述。还有，人物的纠缠回合要多。我理解这就是戏剧性。而我向来是倾向于含而不露，写小说本来就容易伤于纤巧。所以这次写作也可给予我一次练笔的机会，练的就是“强烈”。记者：话剧《金锁记》您改了几稿？王安忆：改了三稿。第一稿是按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写，与原著差异比较大，现在的这稿基本是按小说的顺序来写的，比较忠于原著。记者：张爱玲对《红楼梦》很有研究，读过《金锁记》的人会感觉到小说的语言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对于这点，您是如何把握的？王安忆：《金锁记》里原有的人物语言我几乎全部调动起来，当然还需要增加、加强、夸张。小说的语言与戏剧完全不同，小说是叙述性的，是客观的表意表情，而戏剧却是主管。我要学习各种人的说话风格，还要有较为响亮的节奏，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记者：黄蜀芹导演称赞您改编的剧本非常好，戏剧冲突很到位。对于黄导这部话剧“处女作”，她强调话剧的本质，即话语本身所带来的戏剧张力。她加强了演员的形体表现。您对导演与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王安忆：满意。我认为，由于黄蜀芹强调话语冲突和形体表现，全剧高潮迭起。演员在表演上都下足了功夫，无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吴冕、这次跨行上阵的京剧名角关栋天，还是一批年轻演员，他们的表演整体感觉恰到好处，并且丝丝入扣。
论张爱玲的小说迅雨（傅雷）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一 金锁记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四 结论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是一篇关于<金锁记>的论文,可参考下,这个没有现成的,主要还是要通读原文,有时间的话再多读几篇她的名作,如<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和白玫瑰>,以及读一读关于她的评论,然后总结出她的写作特点,再结合<金锁记>来进行阐述。希望对你有用。
评价张爱玲的论文题目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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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出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