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毒性研究论文
经常嚼食槟榔，会导致牙齿变黑、磨损，影响个人的形象。同时也会诱发一系列口腔疾病，比如牙周病，更严重的是会导致口腔癌。同时一旦食用过量，则会引起人体中毒，症状表现为兴奋暴躁、眼神呆滞、浑身发抖、行为怪异等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急性精神病，如幻听、被迫妄想、神经错乱等。
随地吐槟榔汁，会被罚款，且大量食用槟榔花费较多，还很有可能增加医疗支出。
随地吐槟榔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妨碍城市景观建设，而且吐出槟榔时一些细菌也会飘散于空气中，被群众吸入肺里，造成危害。
槟榔树具浅根性，如果大面积进行种植，则会严重破坏水土保持。
槟榔的作用
槟榔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主要具有杀虫，降气行滞，行水化湿等功效，能够用来治疗寄生虫感染，有利于肠胃健康。
槟榔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及有益物质，同时还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具有较好的营养。不过，切忌过量生食。
槟榔产量高，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我国台湾、海南等地，特别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有咀嚼槟榔的习惯。随着深加工品种的不断丰富，槟榔的消费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可能是因为槟榔行业是有的省份的经济支柱，为这个地方的GDP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很难被制止
槟榔的危害如下：1、使牙齿变黑、磨损、动摇，牙龈萎缩，造成牙周病，口腔黏膜下纤维化以及口腔黏膜白斑症；2、罹患口腔疾病甚至口腔癌；3、食用过量槟榔会产生中毒的症状，轻则兴奋、眼神呆滞、全身发抖、走路不稳、行为怪异或粗暴，重则可导致急性的精神病，包括幻听、自我膨胀、被迫狂想、谵妄乱神等。
槟榔的危害槟榔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海南省是我国槟榔的主要产区，入冬是槟榔收获季节。在主要产区的万宁、陵水、定安等县市的街道上，摆满了卖槟榔的摊点。到海南来的游客除了领略宝岛自然风光外，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风俗人情，“客至敬槟榔”就是其一。 根据当地人介绍和古书记载，海南一带很早就有槟榔待客的风俗。早在《南方草木状－槟榔篇》中已有“广交人凡贵胜旅客，必先呈此果”的记载。《南方草木状》为晋代稻谷撰著，成书于304年，是我国最早植物学专著。宋代《岭外代答》一书写道：“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海南人一直把槟榔作为上等礼品，认为“亲客来往非槟榔不为礼”。800多年前，贬居海南岛的苏东坡就曾描绘黎家少女口含槟榔头插茉莉花的情景。可见海南人爱槟榔、种槟榔、吃槟榔的风俗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广为流传。 今天，万宁、陵水以及五指山区的黎族同胞，依然把槟榔果作为美好和友谊的象征。客人登门，主人首先捧出槟榔果招待。即使不会嚼槟榔的人，也得吃上一口表示回敬。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备有槟榔果，以敬拜年的贵客亲朋。 海南吃槟榔很讲究，先把槟榔切成片，然后粉上佐料（用贝壳粉调制成膏状物）卷上蒌叶，再放进口里慢嚼，初时味涩，并有绿水，待吐完了绿水，又生丹津，吃后面红耳赤目眩，如醉酒一样。正如当年苏东坡即兴写的“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 槟榔还是青年们爱情的象征。小伙子一旦看中哪一位姑娘，先向女方家赠送槟榔果（俗称放槟榔），表示求婚之意，如果女方收下，就表示定了婚约。举行婚礼时，槟榔果更是不可缺少的佳品。新郎新娘都要给登门贺喜的亲朋敬献槟榔果，以表敬意。 但是不宜多吃 槟榔可有很多好处呢 可以促消化、治病、美容 但是注意: 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最近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咀嚼槟榔或槟榔子将会致癌。 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指出，加入烟草的槟榔可以导致口腔癌、咽癌和食道癌，而不加入烟草的槟榔也会导致口腔癌。各种槟榔制品中含有的槟榔子会导致一种口腔癌前病变（口腔黏膜下纤维化），随时可能会转化成癌症。 据报道，全球每年发生39万例口腔癌症（口腔癌或咽癌），其中万例发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占58％，而这些地区居民大都有咀嚼槟榔或槟榔子的习俗
海南槟榔产业健康发展研究论文
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槟榔产业和市场规模肯定还会继续扩大。数据显示，我国槟榔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产值已经超过400亿。但主要市场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海南，一个是湖南，这俩加在一起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80%，也就是说，全国各地市场除了湖南和海南加起来还不到20%。这说明啥，槟榔产业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湖南、海南两大主要市场，槟榔行业和市场有可能会慢慢向其他地域扩张。 为啥湖南、海南的市场份额占比这么大，这要得益于习俗传承的问题。在海南、湖南，“少年郎，采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吊吊手，街上走，嚼槟榔，交朋友”一些民间流传的小调、谚语等都反映了人们对槟榔的喜爱，而且自古以来槟榔就是东南沿海居民迎宾敬客、款待亲朋的佳果。消费者对于槟榔有认同感，所以会为其买单。随着槟榔作为休闲食物和“四大南药”之一，功效和作用逐渐被全国各地更多的人熟知，槟榔在其他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会慢慢扩大。
在海南，槟榔种植面积达150万亩，2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青果收入超过40亿元。作为海南省近半数的农业收入，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也很重视其槟榔产业的发展，并提出一二三产融合的战略。 去年年底，在海南文昌市人民征服召开的“三棵树产业高峰论坛”上，海南省槟榔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吉建邦做了《槟榔加工技术及科学研究报告》主旨演讲。其指出，中国槟榔产业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家庭作坊式，第二阶段是前店后厂模式，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现代化加工模式。谈及槟榔产业的未来发展，吉建邦给出了两点建议，百度下第一是建立槟榔食品学，用现代食品科学理论规范槟榔食品加工产业；第二是加强槟榔的技术研究，在槟榔的干燥技术、软化技术和产品的返卤起白技术层面加强技术研发 。
槟榔产业是海南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围绕槟榔产业发展，海南专门设立了专项资金。海南实施槟榔烘干绿色改造项目，2013-2015年海南省财政共安排资金14618万元，在万宁等八市县实施槟榔烘干设备建设补贴，共建设标准型2640台，大型生产线227条，年加工能力达70万吨。 为稳定槟榔价格、为农民保收增收，2016年，海南农业厅在万宁市实施槟榔价格指数保险试点项目，保费规模达500万元，补贴80%即400万元。2017年开始实施“农保贷”项目，截止2018年底，涉及槟榔产业的“农保贷”项目已达43个，可以百度下。 2018年，省林业局充分利用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成果推广示范资金项目，支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推广槟榔新品种“热研1号”，开展良种苗木培育、高产示范园建设和丰产栽培技术培训，为今后大面积推广种植做好技术储备。 从发放贷款、培育品种、扩大种植、设备更新等方面出发，海南全方位鼓励槟榔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我认为槟榔产业的发展应该进行相应的规范，并且要做出调整，因为槟榔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经过了相关的医学研究，其次是在经营的过程中可以改变一下经营模式，采用限量销售的方式。
关于槟榔的文献综述论文
槟榔的危害如下：1、使牙齿变黑、磨损、动摇，牙龈萎缩，造成牙周病，口腔黏膜下纤维化以及口腔黏膜白斑症；2、罹患口腔疾病甚至口腔癌；3、食用过量槟榔会产生中毒的症状，轻则兴奋、眼神呆滞、全身发抖、走路不稳、行为怪异或粗暴，重则可导致急性的精神病，包括幻听、自我膨胀、被迫狂想、谵妄乱神等。
有关食用槟榔致癌文献的反驳说明有关槟榔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多年来不断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误判。2003年曾有媒体报道：食用槟榔致癌，其原因是槟榔碱引起，且说明该信息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坊间也不断有槟榔产品的负面信息，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胡旭晟委员向全国政协递交了《关于尽快规范槟榔行业的提案》，接到这一信息后，笔者（时任湖南皇爷食品有限公司槟榔研究所所长）出于职业的敏感，马上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对这一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做了追根溯源式的查询，查询结果表明此信息来源世界卫组织是真实的，但原文并没有科学实验或数据说明是槟榔致癌，原文是一个调研性报告，其结论是推断性的[1]。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国内知名专家有凌天牖(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口腔科教授，主任医生，湖南省政府参事)；唐杰清(湘潭市口腔医院书记，主任医师，从事口腔临床专业30余年，主攻口腔黏膜病，曾主持《口腔黏膜下纤维性变》的临床研究)；翦新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口腔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2]。唐杰清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印度、台湾等地的鲜果与目前湖南干果的区别，蹊跷的是，从目前数据来看，印度、台湾等地的口腔癌发病率比嚼食干果的湖南地区要高。” 唐杰清介绍自己目前正在做一个关于干果槟榔与口腔疾病的调查，该项目已经坚持15年之久。三位权威专家多年的研究结论为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有害，还没有其它直接结论[2]。 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张筱林医师就在国外英文版《口腔肿瘤学》杂志发表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大陆咀嚼槟榔习惯与口腔癌及癌前病变的综述》[3]，文中就提到了中国大陆口腔癌患病率相对低于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数据，并认为当时的研究成果还难以清晰准确地解释中国大陆咀嚼槟榔者中口腔癌患病率相当低的原因。 2010年8月～11月，湖南省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湘潭市卫生监督所、湖南省槟榔行业协会、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部分专家，开展了湖南省城乡居民咀嚼槟榔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槟榔加工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及毒理学进行了研究，于2011年7月在《实用预防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湖南地区食用槟榔流行病学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湘潭人咀嚼槟榔已有400余年的历史，50％的人咀嚼数量在～ g/d，口腔癌的死亡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4]。从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世界上目前食用的槟榔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食用鲜槟榔果，其食用方法是将七至八分成熟的鲜槟榔果（绿色）切成几瓣，再涂上白灰（一种贝壳来源的石灰浆），再包上蒌叶，如下图： 鲜槟榔果 蒌叶、贝壳粉 包装前的鲜槟榔果与蒌叶 鲜槟榔、蒌叶、贝壳粉近年来，有一种在白灰中添加食品添加剂而呈红色的红灰，其食品添加剂的主要成份为甜味剂及少量的香精，这种鲜食槟榔称之为红灰槟榔，一般也列入这一类食用槟榔中，这种食用方法主要流行于台湾、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区。这种吃法会在口腔中产生美拉德反应，使食用人的口腔发红，吃剩下的槟榔渣也是通红的。红灰具有很强的染色能力，能染红一大片地面，因此在海南、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政府都曾出台过一些行政法规对此槟榔进行禁止。第二种是印度为主产地的槟榔咀嚼块，如下图，它也称印度槟榔，是由成熟度很高的槟榔核（即槟榔的种子，也是中药材的取用部位，中药别名花片）、蒌叶粉、烟叶及香精香料混合而成，东南亚一些国家也主要是食用这一种槟榔，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食用槟榔咀嚼块也多指这一种槟榔。（图中的槟榔核的照片由马来西亚的亲友提供，印度槟榔的实物是2012年一位同事去印度考察槟榔产业时带回的） 成熟的槟榔果 成熟的槟榔核马来西亚的食用槟榔核 印度槟榔包装及内容物第三种是中国特有的湘潭槟榔，由七至八分成熟的鲜果经杀青、烘干后制得槟榔干果，然后经发制入味、闷香、上胶、切片、去核、点卤、凉片，再包装成成品。其食用的部位是槟榔干果的纤维外壳，实质是种子的皮，也就是种皮，槟榔核由于鲜果发育不完全，很小，在加工过程中当成废弃物处理。其槟榔鲜果的相片如右图，槟榔干果如下图。 七至八成熟的槟榔鲜果 烘干后的槟榔干果 加工过程中半成品湖南槟榔 湖南槟榔成品三种槟榔主要组份表：组成部分 鲜食槟榔 印度槟榔 湖南槟榔食用部分 七至八分成熟槟榔的全鲜果 成熟槟榔的种核 七至八分成熟槟榔烘干果的壳蒌叶 有 无 无碱石灰（贝壳粉） 有 有 有烟叶 无 有 无香精香料 无/有 有 有由上表可知，中国湖南所加工的食用槟榔里，从未添加过含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各种报道中提到槟榔致癌作用的说法，其信息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但各个报道均未具体提到是哪一份报告或附原文，更不用说科学实验或数据的说明了，证据显然不充分。综合南亚、东南亚及我国台湾等地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报告，发现这些报道中检测并分析槟榔的大多数成分，主要是针对槟榔核和蒌叶，而不是槟榔壳 [3]，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说槟榔致癌基本上是以上述三地的文献及市场情况为基础而做出的调查统计或结论，因此，以这些报告为由来说湖南槟榔也致癌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误导。近年来的国内很多学者也发表了一些中国湖南食用槟榔研究报告[4] [5] [6] [7]，这些报告已经从正面证明了湖南槟榔的原料是无毒级的，加工过程中也没添加致癌物质，结论是湖南槟榔不是致癌食品[4]，因是用中文发表的原因，国外的研究者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从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内已有研究人员注意到了湖南槟榔与国外槟榔的不同。令笔者感到万分遗憾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那些鼓吹食用槟榔致癌的人却混淆了这一关键的环节。 笔者经过检索后找到一些相关报告，经翻译原文，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的主要观点是：鲜食槟榔中有蒌叶，蒌叶中的主要成份含有强致癌物亚硝酸胺，因此鲜食槟榔具有强致癌作用，而印度的槟榔中含有烟草，烟草中的致癌因子之中主要是亚硝胺类，包括烟草中特殊的亚硝胺4-（甲基）-1-3-吡啶-1-丁酮（NNK）和N`-亚硝基（NNN)，因此这两种食用槟榔咀嚼块都有致癌作用[1]。该说法也被印度、东南亚、台湾等地的健康调查报告所印证。而中国湖南湘潭的槟榔没有上述两种强致癌物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唐杰清医师的困惑是正常的。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原文摘录及中译文（从参考文献[1]中摘录）：All of the forms of tobacco discussed above induce malignant tumours in laboratory animals. Among the many carcinogens present in tobacco are nitrosamines, including the tobaccospecifi c nitrosamines 4-(methylnitrosamino)- 1-(3-pyridyl)-1-butanone(NNK) and N -nitroso nornicotine (NNN).10,11 Tobacco smoke also contains carcinogens as combustion products, such as arylamine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 carbons, and volatile Many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possible associations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carcinogen-metab olising genes and tobacco-related cancers; most results are ambiguous,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NAT2 in bladder and breast cancers, and GSTM1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CYP1A1 in lung cancer. Tobacco smoking, second-hand smoke, and smokeless tobacco were all reaffirmed as carcinogenic to human(Group 1), along with NNK and NNN. 译文：以上讨论的所有烟草形式都引发了实验室动物的恶性肿瘤。存在烟草中的诸多致癌物主要是亚硝胺类，包括烟草中特殊的亚硝胺4-（甲基）-1-3-吡啶-1-丁酮（NNK）和N`-亚硝基（NNN)。如燃烧副产物一样，烟草的烟雾中也包含致癌物，例如芳基胺，多环芳烃和挥发性有机物。许多学者也研究了致癌物代谢基因和与烟草相关的癌症之间的可能性关系；多数研究结果不确定。可能例外的是NAT2作用在膀胱和乳腺的癌症,GSTM1单独或结合CYP1A1作用在肺癌。与NNK,NNN一起，吸烟，二手烟和无烟烟草都再次被认定为人类致癌物（第一组）。Around 600 million people are estimated to chew betel quid i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prevalence of up to 80% in parts of India). Betel quid generally consists of areca nut, betel leaf, catechu, slaked lime, and often tobacco. Carcinogenic nitro samines derived from the areca nut, the primary ingredient in betel quid, are formed in the saliva of chewers. Areca nut induces oral preneoplastic disorders with a high propensity to progress to The Group 1 classification of betel quid with or without added tobacco, and of areca nut, was reaffirmed. There is now suffi cient evidence that betel quid without added tobacco causes oesophageal cancer,13 and limited evidence for liver 译文：据统计在印度和东南亚大约有6亿人在咀嚼蒌叶咀嚼物（印度某些地区流行率近80%），蒌叶咀嚼物包括槟榔果，槟榔叶，儿茶，熟石灰和通常包含的烟叶。槟榔果中可以得到致癌性亚硝胺，即蒌叶的主要成分，形成于咀嚼着的唾液中。槟榔果引起肿瘤发病前的口腔混乱，作为一种强烈的癖好，它促进癌症的发病。第一组中的分类中，含有和未含有烟草的蒌叶与槟榔果再次被确认（为致癌物）。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未添加烟草的蒌叶咀嚼物会引起口腔癌症，有限的证据也证明会引起肝癌。据笔者所知，世界卫生组织并未到中国来调查过湖南槟榔的食用情况，笔者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槟榔碱的文献包括互联网的查询检索、专业会议汇刊资料[5]、槟榔方面的种植[7]、加工方面的专著[6]等，从未发现过有关槟榔碱（槟榔壳中的活性物质）致癌的直接证据。 总的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槟榔致癌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槟榔果本身致癌，而是说加入烟草或蒌叶的槟榔咀嚼块致癌，并且指明了致癌物质的来源是烟叶或蒌叶，而国内有关的纯槟榔干果属无毒级的研究[4]报告因语言方面的原因没能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因此盲目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来说中国湖南的槟榔也致癌显然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的，不管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湖南槟榔的起源与印度、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台湾、海南的食用槟榔起源完全不同，因此其加工制作，吃用习惯与其它地方也完全不同，具有独特的湖南湘潭特色。据湘潭县志记载，湘潭食用槟榔的起源与发展，在湘潭的历史中可追溯到三百多年前。据《湘潭县志》介绍：一六五零年(顺治六年)正月，清兵在湘潭屠城九天，县城人口数万，所剩户不上二、三十，人不满百口。有一位姓程的安徽商人，得一老和尚嚼槟榔避疫之法收尸净域，从此嚼槟榔习惯也就陆续延续下来。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湘潭大疫，湘潭城内居民患臌胀病，县令白景将药用槟榔分患者嚼之，臌胀病消失，尔后原患者常嚼之，以致使未患者也随嚼之，久而成习。由此，湘潭槟榔逐步得到发展。但应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湘潭槟榔从开始至现在以食用槟榔外壳为主，从来不吃核，也不添加蒌叶或烟草。或许是由于湘潭槟榔的起源与其它地方的不同而形成了独竖一帜的食用方法。综上所述，湖南槟榔咀嚼习惯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它只是用传统的食品工业加工方法对带壳的槟榔干果进行加工，并包装成产品，不会咀嚼槟榔核，不吞食槟榔且不含烟草、蒌叶的成份。有关的毒理学实验证明槟榔干果无毒[4]，槟榔加工过程所使用的食品调料(饴糖、明胶、香精、香料等)圴符合国家标准GB-2760所允许的范围。在写这篇文章时，笔者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国内某所谓著名的学者提出“湖南槟榔咀嚼块中含生物碱，这些生物碱通过亚硝基化作用变成亚硝酸胺，进而使槟榔也致癌”的观点，这位学者并未指出这一观点的出处，但从其常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的言论上来猜测，极可能又是来自于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因为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找到了一个有类似观点的原文[2]，其中译文是“槟榔果中可以得到致癌性亚硝胺，即蒌叶的主要成分，形成于咀嚼着的唾液中”（参见前文中提到的原文及译文），显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指的是吃鲜果槟榔的情形，而且指出了亚硝胺的来源是蒌叶；因此把这一观点延伸到吃湖南槟榔时显然是不正确的，同时在笔者所查询到的文献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科学实验或数据能证明这一观点在吃湖南槟榔时是正确的，槟榔碱的分子结构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亚硝胺（R2N-NO）的基团[7]；但却有一个现成的反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如果吃湘潭槟榔会致癌是正确的的话，那湖南地区的民众的癌症死亡比例应该比不吃槟榔的其它地方高得多才对，然而湖南长沙、永州、等多个地方的“食用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却提示民众的癌症死亡比例并不比别的地方高，这也正是唐杰清医师的困惑之处。从逻辑上来讲，只剩下两种可能，一是湖南地区的民众身体特殊，具有抗癌作用——这显然是荒谬的，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了——那就是湖南槟榔没根本就有致癌作用。因此笔者对这此做了一个推断性的结论：中国湖南食用槟榔虽然也叫“槟榔”，但与南亚、东南亚、台湾的“槟榔”的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在其所有生产加工环节中没有加入有烟草或蒌叶、蒌花等致癌的物质，所以食用湖南槟榔是相对安全的。因从正面证明这一推断是正确的工作远远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盼请相关的各位专家学者给予严格的正面的证明。还有一些国内的学者，把口腔病变——口腔粘膜纤维化（OSF）与口腔癌等同起来，这同样也是错误的，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内的研究或调查报告，在南亚、东南亚、台湾等地，吃槟榔引起的OSF的比例是左右，而在中国却高达左右[7]，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是中国的槟榔纤维壳硬，而在南亚、东南亚、台湾等地的槟榔却没有硬纤维，但在国外的吃槟榔的人群中得口腔癌的比例却比中国高，张筱林医师在他的论文[3]中提到这一现象没法解释，笔者从目前的国内外文献分析，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中国湖南的槟榔没有添加烟草及蒌叶造成的，因此尽管中国吃槟榔的人群中OSF比例较高，但由OSF进一步转成口腔癌的比例却不比南亚、东南亚、台湾等地高[1]，且一直处在正常的范围[2] [9]，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癌症与湖南槟榔没有直接的联系。国内的某些医生，把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OSF病例绝对数量的上升与湖南槟榔对口腔的危害升级等同起来，这也是错误的。因为OSF病例绝对数量上升的同时吃湖南槟榔的人群总数也在急剧扩大，从各地调查统计报告[4] [8] [9]来看其相对比例关系并未上升，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论点，只能说明提出这些论点的人至少在统计学方面是不够专业，然后再套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OSF是口腔癌的前症，就错上加错了，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OSF转化为口腔癌的比例高的前提是吃了含有烟草或蒌叶的槟榔，在中国可没这个条件，湖南多地的调查统计报告[4] [8] [9]的结论也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笔者呼喻：咀嚼槟榔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市售槟榔的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槟榔加工过程的安全性影响等资料尽管还不尽完善，但国内现有的研究报告及健康调查报告却均指向湖南市售槟榔与致癌作用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为全面资料还待进一步研究和充实。解决好这些问题，不能依赖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报告，因为它的报告里所说的“槟榔”与中国的“槟榔”不是同一样东西。还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学者对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充分必要的调查及研究，尽快开展食用槟榔安全性评价，制订食用槟榔安全标准，以便为槟榔种植、加工的开发利用提供法律保障。参考文献：[1] IARC Monographs on the Evaluation Carcinogenic Risks to Humans Volume 85 Betel-quid and Areca-nut Chewing and Some Areca-nut-derived Nitrosamines [D] ,2003[2]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槟榔产业调查组 《中国槟榔产业发展调研报告》[3] 张筱林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Peter Reichart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国大陆咀嚼槟榔习惯与口腔癌及癌前病变的综述》 此论文原著在英文《口腔肿瘤学》杂志发表 Oral Oncology (2007) 43:424–430[4] 萧福元，袁升，桂卓嘉等，湖南地区食用槟榔流行病学研究[J] 实用预防医学 2011，18（7）：1218-1222 [5]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万宁市政府 首届万宁槟榔文化节暨槟榔文化产业发展论坛《槟榔科技论文集》 2011年12月[6] 周文化 张海德 郑仕宏著《食用槟榔加工及其添加剂》 中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7] 覃伟权 范海阔 编著《槟榔》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8] 李民冬 《湖南长沙市嚼槟榔习惯的流行病学调查》 中南大学 2010硕士学位论文[9] 王冬梅 《湖南省永州地区城乡居民咀嚼槟榔习惯流行病学调查》中南大学 2011硕士学位论文
槟榔中的生物碱使人有欣快感和成瘾性，就像烟草和鸦片一样。
这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发现的过程。从古到今，人们从槟榔身上，不断看到可利用的价值，正因有价值，人们才会大面积的种植槟榔，通过槟榔的种植，人们从中获得了收益，甚至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因此，槟榔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 要说槟榔身上有什么价值，那可太多了，说说我了解到的吧。槟榔既可看作是食物，也可入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药食同源”。从历史层面来看，槟榔的食用和药用价值也有千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享用槟榔了，因其美味且少有，在当时仅仅是达官显贵们的待客良品。同时，槟榔也受到了医者的关注，在医书中也记载了槟榔具有消食和驱虫的药用价值。从古至今，每个时期都有关于槟榔的食用、药用的记载，期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查阅下，实在是太多了。 只能说到了现代，人们对槟榔食用、药用价值的认识更进一步，在食用方面，人们创造出了独特加工工艺，有了更为健康的吃法，作为食物的槟榔也受到普遍消费者的喜爱。在药用方面，例如槟榔也在此次诊疗新冠肺炎诊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发挥了其破掉湿邪的功效。 基于这些，槟榔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已跃升为世界槟榔第二大生产国，而其产量的95%以上都来自海南，这就带动了海南当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槟榔实现了大民生。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是得有槟榔的一席之位。
草果的毒性研究论文
除腥气，增进食欲，是烹调佐料中的佳品，被人们誉为食品调味中的“五香之一”。
草果用来烹调菜肴，可去腥除膻，增进菜肴味道，烹制鱼类和肉类时，有了草果其味更佳。炖煮牛羊肉时，放点草果，即使羊肉清香可口，又能驱避羊膻味。调制精卤水和烹制肉类、菜肴等增香，如草果煲牛肉；又如云南特产汽锅鸡中亦采用草果增香。
药用价值：
草果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中华本草》载，草果擅燥湿除寒，祛疾截疟，消食化积。
治疟疾，痰饮痞满，脘腹冷痛，反胃，呕吐，泻痢，食积。现代研究也表明，草果具有调节胃肠功能、降脂减肥、降血糖、抗氧化、镇咳止痰、防霉、抗肿瘤和抗炎镇痛等作用。
草果辛温，入脾胃经，善能温中、行气、燥湿，具有振脾阳，行气止痛的作用，用草果和食材同用煲汤，能够有效预防改善寒气入体导致的胃脘疼痛，特别对寒湿体质人群具有保健作用。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健康网-草果：养生良药 调味佳品
草果本身是药材也是调料品，它本身不含有毒物质。是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在把草果制成干品之前是用土办法，用木柴烧火烟熏烤干让草果的香味更浓。火烟里含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所以被误认为草果有毒
草果无毒,但草果大耗元气,不易多服久服
草果是姜科豆蔻属植物草果的果实，也叫草果子、老蔻。是一种香料，也是中药材，其味辛性热，能入脾经和胃经，含有丰富的挥发油物质，可以起到燥湿、截疟、消积化食、抗菌等功效。
药物免疫毒性研究论文
一、基因疫苗的诞生自1796年英国医生琴娜(Jener)首次采用牛痘苗以来,疫苗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200多年来各种疫苗已经帮助人类战胜了包括天花在内的多种传染病.然而,现有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疫苗是传统疫苗，即弱毒活苗和灭活苗，如鸡新城疫弱毒苗，猪瘟灭活苗，它是直接将无毒或减毒的病原体作为疫苗接种到人或动物体内，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种疫苗是基因工程苗，它是通过基因工程，先分离得到具有强烈免疫原性但无毒性的抗原蛋白的编码基因，然后导入表达载体中，再在宿主细胞表达出重组抗原蛋白，经分离纯化后的重组抗原蛋白作为疫苗接种如重组乙肝疫苗。但它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如:灭活疫苗难以诱发细胞免疫,需多次免疫注射;亚单位疫苗免疫原性差;减毒活疫茵存在毒性回升的危险等问题.因此,现在对一些传染病仍缺乏相应的安全有效的疫苗. 第三代疫苗基因疫苗的问世,为解决这些难题带来了希望.基因疫苗（genetic vaccine）又称核酸疫苗(nucleic acid vaccine)或DNA疫苗，是在基因治疗（genetic therapy）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基因治疗是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最具革命性的生物医学医疗技术，其原理是将人或动物的正常基因或有治疗作用的基因通过一定方式导入人体靶细胞以纠正基因的缺陷或发挥治疗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1990年Wolff JA等在进行基因治疗试验时，以裸DNA注射作对照，结果意外发现裸DNA可被骨骼肌细胞吸收并表达出外源性蛋白。1992年Tang 、 DC等首次证明经基因免疫产生的外源性蛋白质——人生长激素可刺激小鼠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抗体，而且加强免疫后抗体效价增加，从而宣告基因疫苗的诞生。（注：1）概括起来，基因疫苗就是指将编码外源性抗原的基因插入到含真核表达系统的载体上，然后直接导入人或动物体内，让其在宿主细胞中表达抗原蛋白，该抗原蛋白可直接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抗原基因在一定时限内的持续表达，不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应答反应，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二、核酸免疫的作用机理目前对核酸免疫作用机理的认识主要还仅限于理论推测，且多数资料来自基因治疗试验，二者在作用机理上很相似。在基因免疫中，含病原体抗原基因的核酸疫苗被导入宿主细胞，被周围的组织细胞、APC细胞或其它炎性细胞摄取，并在细胞内表达。表达产物作为抗原可能的呈递途径是：肌细胞直接摄入或经T小管和细胞样内陷摄取进入，在外源基因启动子作用下使外源基因表达，使产物在胞内水解酶的作用下分解成长短不一的多肽，其中的一部分被hsp70运到内质网，经网膜上的TAP分子转入膜内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I类结合，最终在细胞膜表面被CDS十细胞识别；另一部分短肽进入溶酶体，与（MHC）Ⅱ分子结合，运到细胞表面被 CD4＋细胞识别。这些多肽含有不同的抗原表位，它们将诱导细胞毒性T淋巴前体、B细胞和特异性辅助T细胞，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同时，基因表达可以通过细胞分泌和分裂的方式进入组织细胞间隙，以天然折叠方式被B淋巴细胞识别。核酸免疫后，还可以使肌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被感染，从而使CD4＋和CD8＋细胞亚群活化，产生特异的免疫应答。 CorrM等（1996）的研究表明，从转染DNA得肌肉组织释放出的抗原被APC摄入，运送到管状淋巴结中，在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表达， I类MHC限制的CTL应答可能主要以这种方式产生。以前曾认为该过程需要内源抗原的表达，但现在的研究表明，只要有外源抗原的存在，也能有效地引起I类MHC限制的CTL应答。 三、基因疫苗质粒载体的构建获得准确的抗原编码基因并将它插入到合适的载体DNA上，是发展基因疫苗的主要工作。1、编码抗原蛋白基因的分离制备DNA疫苗首先要获得编码抗原的基因，一般选择编码病原体表面糖蛋白的基因。抗原蛋白产生后可在宿主体内正确糖基化，从而诱导对病原体的免疫应答反应；对于易变异的病原体，最好选择各种变型都具有的核心蛋白保守的DNA序列，这样可对各种变异的病原体产生免疫应答反应，避免因病原体变异产生的免疫逃避问题。2 目的基因质粒的载体构建基因疫苗大多采用质粒作载体。一般说来，基因疫苗质粒载体至少包括5个主要的部件：（1）细菌复制子，以便质粒DNA在细菌体内复制扩增，得到大量的拷贝，但不能在宿主细胞（真核细胞）中复制；（2）原核生物选择性标记基因，如抗生素抗性基因，以筛选含有质粒DNA的阳性细菌克隆（菌株）；（3）真核生物的启动子、增强子、终止子、内含子等转录调控元件；（4）编码抗原蛋白的目的基因序列；（5）多聚核苷酸信号序列，以保证mRNA翻译时适时终止。另外，基因疫苗质粒载体通常含有一段未甲基化的CpG序列，其具有刺激Th1细胞的免疫活性。四、严重创伤后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及免疫调节治疗严重创伤后机体免疫功能表现为双向性改变。一方面表现为以吞噬功能和白细胞介素-2（IL- 2）等产生降低为代表的免疫受抑状态；另一方面表现出以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为特征的过 度炎症反应。正是这二方面共同作用构成了创伤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诱发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症（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下面就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和免疫调节治疗作一综述。
免疫学的发展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和不断创新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免疫学技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
摘要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是一门探索人类心身健康奥秘的新型边缘学科。它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将心理因素转换为可以影响健康的生理状态的机制，特别是脑和行为如何影响免疫系统，又如何受到免疫系统的影响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是否真正存在联系一直有争论，我们实验室围绕高级神经活动对免疫系统的作用开展了研究。工作包括：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和增强、情绪应激与免疫、心理行为干预与癌症等。这些工作不仅证实了心理调控，比如信号刺激、情绪和意念想象等，确实可以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而且对有关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心理神经免疫学，条件反射性免疫，情绪应激，心理行为干预。
分类号B845
有人统计，人类疾病有2/3与心理刺激、生活境遇有关，其中心身疾病占1/3。实际上，心理因素可以影响生理因素的观点是各国文化群体都普遍认可的。也就是说，精神和躯体之间是互相联系的。然而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健康和疾病却一直是个谜。随着科学的发展，一门新兴交叉型边缘学科，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 immunology)诞生了。它融合了心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行为学、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将心理因素转换为可以影响健康的生理状态的机制，特别是脑和行为如何影响免疫系统，又如何受到免疫系统的影响的。这些研究对认识精神活动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打开了科学之窗。人们看到了免疫系统，这一保护机体免受传染病和肿瘤侵袭的防御系统，是精神和躯体之间的桥梁[1,2]。但是，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神经系统可以影响免疫系统，依然有不少生理学家认为免疫系统是独立的自我调节系统。实际上这涉及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问题，即心身分离还是心身交互作用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依据我们自己的工作，阐明心理行为因素在调节免疫功能中的作用及其相应的机制。这些工作包括了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和增强、情绪应激的免疫效应、心理行为干预与癌症等。
1心理神经免疫调节的研究
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和增强
条件反射性免疫是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免疫系统的重要证据。自从Ader和Cohen在1975年第一次发表关于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conditioned immunosuppression, CIS)的工作以来，这一实验范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实验范式中，一种对于实验动物来说在味觉上新异的溶液，比如糖精水，被用作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 CS)，而免疫抑制剂如环磷酰胺、环孢霉素A等具胃肠道毒副效应的药物作为非条件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 UCS)，二者配对呈现。随后再次给与条件刺激，则发现实验对象出现了条件性味觉厌恶的行为现象，而且免疫功能也受到了显著的抑制。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这是条件反射性的调节作用，是中枢神经系统调控免疫功能的重要证据之一。另一些则认为可能是应激的作用。动物对糖精水的厌恶行为也即味觉厌恶性条件反射的建立不能排除某种程度的应激的存在，而应激则会引起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升高，从而抑制免疫功能[3]。为弄清条件性免疫抑制的实质，我们分别采用一次性和两次性的CS-UCS结合训练方式，并在不同时程呈现条件刺激，观察由条件刺激引起的味觉厌恶性行为与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的关系，发现两者的表现方式和表现程度并不同步，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并非是厌恶行为反应或情绪应激的伴随产物 [3,4]。并进一步发现不具明显毒性作用的生物免疫抑制剂作为UCS时，也能建立条件性的免疫抑制效应[5]。条件刺激不仅可诱发动物的细胞免疫抑制反应而且可诱发体液免疫反应的抑制作用，并且随着强化水平的增加，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效应增强[6]。这些实验证明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是条件刺激的作用，而不是应激效应。对CIS的合理的解释是脑中CS―UCS的联想学习过程，中枢神经系统储存了对条件刺激(CS)的知觉信息，该条件刺激与UCS的免疫抑制反应相偶联，CS再次呈现时就产生一个直接信号激活免疫系统引起反应。
利用联想学习原理，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条件刺激可以产生免疫抑制效应，也就可以产生免疫增强效应。建立起条件反射性免疫增强(conditioned immuno-enhancement, CIE)的模式将更有利于证明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是中枢神经系统调控免疫系统的结果。而且由于CIE所用药物的免疫效应与CIS有所不同，CIE模式将为脑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次，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尝试以卵清白蛋白(ovalbumin, OVA)抗原作为非条件刺激，糖精水作为条件刺激，经过一次配对，在初次抗体反应曲线的上升阶段再次单独呈现条件刺激时，诱导出条件反射性抗OVA抗体生成的增加[7]。虽然该条件性抗体增强的幅度较低，但从统计学上看，条件反射组和非条件反射组之间有了临界值差异。但该模式最初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验证[8]。为重复检验条件性抗体增强效应，再次分别用糖精水和电针作为条件刺激，进一步观察和分析条件性抗体增强的动态反应，对条件反射性抗体增强的发生发展过程做一完整的描述。
在用糖精水作为条件刺激的重复实验中[9]，不同于先前工作的是，再次单独呈现条件刺激的时间是放在初次抗体反应的下降段，而不是放在初次抗体反应曲线的上升段。这是考虑到在基础抗体值比较低时，条件反射本身的效应可能得到充分体现。而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统计学数据表明，抗体水平在条件反射组和其他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p<甚至的水平。
我们还发现，条件刺激诱发的抗体生成曲线在动力学上与抗原再次进入体内引起的二次抗体反应曲线很相似。单独给予条件刺激后约15天左右出现明显的抗OVA抗体水平增高，20、25天左右达到峰值，以后明显下降并逐渐接近正常水平[10]。这一结果不仅仅证明了联想学习可以调节免疫功能，而且发现了条件反射性免疫过程与抗原引发免疫应答过程的基本规律是类似的。这些工作从免疫增强的方向论证了信号刺激的免疫调节作用，建立了稳定可靠的CIE模型。
从临床角度出发，条件反射性免疫增强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脑的调控提高免疫力，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考虑到CIE模式在人类临床应用的可能性，寻找合适的条件刺激很重要。因为甜味饮料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从新异性的角度考虑，糖精水或甜味饮料都不太适用于人类。因此尝试将一种躯体感觉信号――外周电针刺激――作为条件刺激，考察它能否诱发特异性抗体增强反应。 电刺激信号是通过两支刺入肌肉5mm的细钢针发送的。为了减少实验误差，选择传统医学中的穴位足三里作为针刺的位置，因此这种条件刺激物也可以称为电针。在这个研究中我们选择的电压强度分别为2伏特和4伏特[11]。
在本研究中，先是将电针刺激和腹腔注射OVA进行一次配对。经过一段时间的间隔，再次对动物实施电针。然后分别在第二次电针后的第10，17，24和31天经尾静脉取血，检测抗体值。结果发现，不管是2伏特还是4伏特的电针，均能显著提高抗体浓度，在第10和第17天时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甚至在麻醉状态下，电针和卵清白蛋白也可以实现配对，也就是说，在条件反射训练时麻醉的动物也出现了反射性抗体生成增加。没有发现电针本身对抗体生成有任何影响。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仅需经过条件刺激和非条件刺激的一次配对，再次呈现的条件刺激即可诱发出条件反射性免疫反应。验证了条件反射性抗体增强的客观存在性和普遍性。而且，电针被用作为一个有效的条件刺激物，将为把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在临床上得到应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的神经机制
条件反射性免疫抑制效应和免疫增强效应都表明与免疫无关的信号刺激能转变为具有触发免疫反应的非条件刺激的性质，这种转换必然发生在脑内，因而可以说这是脑对免疫系统调控的直接证据，但脑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的相关神经回路和脑机制还远远没有弄清[2]。为了直接洞察脑的变化，探讨脑内中枢整合机理，找寻直接观察脑内活动的指标是必要的。
C-fos蛋白是神经元激活的一个标志物。它通常处于不活动或表达很低的状态，但在受刺激时能作出短暂而迅速的反应，可成为神经元兴奋水平的客观指标。利用免疫组化技术，我们发现，再次单独呈现条件刺激可以导致包括脑干，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在内的区域大量c-fos蛋白的表达。其中有一些脑区尤为重要。不论是条件性抑制范式还是条件性增强范式，再次单独呈现条件刺激都可以引起岛叶皮质、杏仁中央核和下丘脑室旁核c-fos蛋白的大量表达。这些结果表明，条件性免疫反应是和大脑的活动相关联的[10,12,13]。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和其他作者报道的关于脑机制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条件刺激物都是糖精水。我们的实验已经证实，以电针作为条件刺激也可以很好地诱发出条件性免疫改变，而电针和糖精水所激活的脑区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阐明以电针为条件刺激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将有助于进一步确定与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有关的共同脑机制，排除刺激引起的非特异性相关。
目前关于条件反射性免疫的神经化学机制研究也很缺乏。由于中枢胆碱能系统被认为与学习记忆有很密切的关系，该系统的这些功能主要是由毒蕈样受体(muscarinic receptor, M受体)介导的。为再次验证条件反射性免疫与学习过程有关，实验采用对M受体具有阻断作用的药物东莨菪碱作为工具药，考察整个M受体系统在条件反射性免疫调节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以电针为条件刺激的条件反射性抗体增强模式的学习阶段是中枢胆碱能M受体依赖的，但在条件反射的唤起阶段是非胆碱能受体依赖的。在条件反射训练前阻断M受体，条件反射性免疫不再发生。但在条件反射训练完成后再抑制乙酰胆碱的合成，则不会影响条件刺激诱发的免疫反应。这些结果表明中枢乙酰胆碱参与了学习阶段的记忆形成过程，但不影响已经形成的记忆的再提取。这从神经生化的角度论证了条件反射性抗体生成的增加与学习记忆有关[14]。
2情绪应激与免疫
除条件反射性免疫的研究外，应激与免疫的研究是进行精神行为因素对免疫功能作用研究的另一热点[2]。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应激可以导致免疫功能改变。但是，相关的动物研究大多采用电击或束缚的方式来引起应激效应。尽管这些模型也含有心理应激的成分，但其主要成分是生理性的。为了考察情绪应激对行为、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采用两种情绪应激的动物模型：一种是传统的，以电击装置为信号刺激诱发曾有过电击经历大鼠的情绪应激。另一种是本实验室新建的，用空瓶刺激诱发定时喂水大鼠的情绪应激。这两种类型情绪应激源激活的脑区有许多共同点[15]。
在传统的电击信号刺激模式中[16]，动物分成4组：电击组、情绪应激组、装置对照组A1和装置对照组A2。电击组动物用OVA免疫后2周内无规律给予10分钟/日，共6日的足电击，其余时间内无处置;情绪应激组动物除给予电击组动物电击的当天同样强度和频率的足电击外，在2周内的其余时间将其每天置于电击装置内10分钟而无电击(恐惧的情绪应激);对照组A1动物仅在给予电击组动物电击的当天被置于电击装置中10分钟而无电击;对照组A2的动物则每天被置于电击装置中10分钟而无电击。结果发现情绪应激组动物的呆滞行为和排泄行为显著增加;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及皮质酮水平均显著提高。在抗OVA 抗体水平和脾脏指数上， 情绪应激组动物较装置对照组A2动物显著降低，而其余各组间无显著差异。并发现脾脏指数分别与肾上腺素含量和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在空瓶刺激诱发的情绪应激模式中[17]，动物先进行一周2次/日的定时饮水训练，然后腹腔注射OVA抗原以激发特异性抗体反应。此后动物被分成3组：分别为情绪应激组、生理应激组、和对照组。情绪应激组的动物每天只有一次饮水的机会，而另一次则给予一只空的饮水瓶，持续14天，以产生情绪应激。生理应激组的动物也是只有一次饮水的机会，但并不另外再给一次空瓶的刺激。这种设置的目的是控制缺水本身可能造成的生理应激的影响。对照组保持每天两次饮水不变。结果发现情绪应激产生了很显著的行为改变，即攻击行为和探究行为显著增加;血浆皮质酮、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显著提高;白细胞计数和抗OVA抗体浓度显著下降。抗体水平和脾脏的重量与儿茶酚胺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情绪应激的时间作用点和时程对应激的免疫效应有影响 。与此相对的是，缺水导致的生理应激只能诱发探究行为，升高皮质酮水平，降低白细胞计数。但它不诱发攻击行为，不影响抗体水平和脾脏指数，也不激活交感神经系统。这些结果进行了反复的验证 [18~20]。
上述两种模式的研究结果都证明，情绪应激对免疫功能产生了抑制效应，激活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和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由于抗体水平和脾脏指数与儿茶酚胺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皮质酮水平无关，提示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可能及情绪应激对体液免疫功能调节的中介机制。而皮质酮水平可能只是应激的一种反应。
为了进一步澄清HPA轴与SNS在情绪应激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我们分别采用糖皮质激素合成抑制剂美替拉酮阻断HPA轴，外周交感神经末梢的6-OHDA损毁SNS的活动。结果发现，对SNS的阻断能消除情绪应激对体液免疫功能的抑制。而HPA轴的阻断没有这种作用。这些实验证明是交感神经系统介导了情绪应激所致的体液免疫抑制。进一步的证据是，非选择性β-肾上腺素能受体(β-adrenergic receptor, β-ADR)拮抗剂心得安可以逆转情绪应激诱发的体液免疫抑制作用，表明SNS是通过b-ADR介导情绪应激导致的体液免疫功能的抑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参与的受体亚型是选择性的b2-ADR而非b1-ADR[21,22]。
尽管以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应激引起的免疫功能抑制主要是因为应激可以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换句话说，免疫功能的抑制与应激激活的HPA轴有关。但采用我们的情绪应激模型，发现情绪应激引起的体液免疫功能抑制主要是由交感神经系统β-肾上腺素能受体介导的。这为阐明情绪应激的免疫抑制效应的机理提供了新资料。
3心理行为干预与癌症
正如上述研究发现的，心理因素比如情绪或者条件性学习可以引起动物的行为和免疫功能的改变。我们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心理行为干预手段来影响癌症病人的免疫功能。虽然有研究报道，癌症可以通过将心理、情绪等多种因素整合起来影响病人的整个机体，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23]。为此，我们打算通过两个研究来考察行为干预对于癌症病人的作用。纳入第一个研究的是40个正在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根据年龄、教育程度、癌症分期和接受治疗的状况，她们被随机而匹配地分成两个组：一组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心理行为干预，另一组作为对照。首先指导干预组病人学会渐进性肌肉放松，然后对她们进行想象训练。想象自己漫步在海滩上，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海水轻柔地漫过脚面等等。然后想象免疫细胞如何杀死癌细胞，被杀死的癌细胞又是如何被海水冲刷掉。在干预的前后，分别采取病人的唾液和血液，测定NK细胞的活性。结果发现心理―行为干预可以显著提高NK细胞活性。而且需通过服药来克服放疗引起的白细胞计数降低的副作用的患者比例显著下降[24]。该研究表明，心理行为干预对免疫功能的改善和恢复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第二个研究纳入120名正在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同样的，依据匹配原则他们被分为一个干预组和一个控制组。除了干预的时间延长到3个月以外，其他的实验条件与上述研究基本相同。所测定的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NK细胞活性和免疫球蛋白(IgG，IgM，IgA)等。结果发现，干预组在所有免疫功能参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NK细胞活性显著提高[25]，生活质量也都得到明显的改善，治疗引起的副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缓解。不论是乳腺癌还是肺癌患者，不论是放疗患者还是化疗患者，干预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包括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上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干预组的症状评分，包括疲劳、呕吐、疼痛和食欲不振等都有显著下降[26~28]。而且，通过行为干预，患者学会运用更为积极的认知方式来应对癌症，摒弃原先的逃避心理，从而使得情绪状态、身体机能和生活质量都得到很好的改善[29,30]。成长策略和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癌症生存者的生活质量，增加正性情感[31]。这些结果反复证明了，NK细胞的活性对认知行为干预的作用相当敏感，心理行为干预确实改善了癌症患者及其生存者的生活质量。免疫功能的提高， 特别是NK细胞活性的增强可能在心理行为干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4结语
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证明某些心理过程，比如联想性学习、情绪、行为想象、和认知策略等确实可以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也即高级神经精神活动能调节免疫功能。但免疫系统的变化也能影响高级神经精神活动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紊乱不仅导致疾病，也与衰老、性格和行为变化有关。如抑郁症或“病态行为”就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有关[32,33]。但这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入展开。随着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研究的深入，在人类健康的维护和疾病的防治上将会有新的前景。
致谢：作者感谢曾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研究助手，他们是王建平、李杰、邵枫、黄景新、陈极寰、王玮雯、刘艳、郑丽、李波、吕倩、卫星、郭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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