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陶渊明的归隐对比研究论文

因为陶渊明看不惯当时东晋社会的尔虞我诈，官吏的横行跋扈，所以辞官在家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是他对那个社会的反抗。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注释：（1）出自钟嵘《诗品》（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题目：陶渊明的归隐内容：801字求给分，求采纳

陶渊明的一生是有传奇色彩的。他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饱读诗书缺不尽得志。在看尽了官场的种种黑暗后，他终于决定离开，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乐园……

陶渊明的研究论文

我眼中的陶渊明——既握锄头又握笔的农民诗人轻轻挖开花园角落的泥土，种上三株无名无姓的草儿，悉心的浇灌。既然草本无名，不若我为你取个名吧！这一株姓陶，那一株名渊，最后一株唤明。陶——渊——明。 ——题记采菊东篱下，举目眺南山。南山不可见，唯觉香满怀。有心云常在，倦飞鸟无从。笔泄山野句，神醉酒壶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林语堂曾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依然是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忙乱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的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陶诗所描写的往往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村舍、桃李、桑麻、榆柳、豆苗、鸡犬等等，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一经陶渊明重新审视，便进入了审美的可能，隐退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秋放之味的气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劳作虽辛苦，结果虽让人感到无奈，但这种无所拘束的田园生活却充满了欢乐，充斥着喜悦。“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尽管劳动还不熟练，但充满希望和美好向往的生活本身就是快乐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陶诗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有一种树，树干粗大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脂，做柱生虫，毫无用处，所以得以保存。陶潜犹如这一棵特立独行的树。在黑暗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深知要保全自己就要不为任何人所用。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所以他选择自然作主导的田园生活，逃避疼痛。结果，肉体自由了。陶潜，高出不胜寒，欲乘风归去。便化龙潜回了日思夜梦的高山绿水，田园深处。归去来兮，倦了的陶渊明回到自己的小屋，洒脱孤傲，无牵无挂。饮酒作乐，以琴书来消愁，你可曾想到借酒浇愁愁更愁！坐车载舟，寻壑经丘，寻美景以排愁抒情，沉醉在这万物复苏，自由任性的世界却又保有一丝清明。又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说是排忧，不如说是为自己凭添忧愁。寻高山以放歌，是在宣泄无法再压抑的忧愁伤痛吗？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度余生，还犹豫什么呢？陶渊明，你是在犹疑什么呢？听天由命，唾弃自己了吧？难道是任其自生自灭？寂寞的烟花在怒放。它们寂寞的无奈，却又不甘寂寞，不甘被人漠视，才不断地变幻自己的装束，不断呼啸着划过夜空。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恨！陶渊明如果见了，也会舍下那菊，来哀怜这瞬间的美吧！纵然青史已成灰，人却各有性，复言归去来兮。诗人陶渊明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诗歌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录引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语1参考文献1谢辞1引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结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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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陶渊明论文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犹如偶像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魏晋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陶渊明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作品风格，以及后世接受者在其对陶渊明接受过程中所显现的选择性特点，对陶氏偶像形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people.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 ，“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2. �〔2〕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147.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苏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5〕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

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喜欢描绘自然风光，给人以世外仙境之感。本研究从《桃花源记》和《雪国》入手，探究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相似性。研究表明，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讲求物我相融，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川端受日本传统物哀思想的影响，观点中透露着哀伤和消极，陶渊明则表现得平和而淡泊。关键词：陶渊明；川端康成；自然观；虚无观1、绪论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那个与世无争、平静祥和的世外桃源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和憧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义，就是给自己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家园，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川端康成的《雪国》令人沉浸在文中清幽迷人的景色里，仿佛看到一个世外仙境，另一个美丽的桃花源。川端康城与陶渊明都倾情于世外桃源，热衷对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水自然风光的描写。桃花源不仅是他们自然观的体现，更倾注着他们的哲学观，那对于虚无与生死的探寻和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从作品来看，两者在自然观与哲学观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本文旨在探究二者的自然观与虚无观的异同，深入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2、川端与陶渊明的自然观陶渊明的诗充满田园气息，是参与其中的田园山水，川端把小说人物放在一种被自然怀抱的位置，与自然融为一体。两者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川端受“物哀”影响，既从桃源中得到审美的惬意，又抒发莫名的哀愁和颓伤，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在自然与哲理间架起一座桥梁，将生活的困苦与田园乐趣达成一种和解，平和而淡泊。不难看出，在川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中，美丽与哀愁是非常突出的特色。这与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是分不开的。关于“物哀”，我们并不陌生。川端作为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审美情趣，更多地继承了日本传统艺术美的物哀精神。他经常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可以说，“物哀”在他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田园诗源于田园生活，他把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入诗歌之中，就在他的生花妙笔下，连平常的草屋，绿树，村庄，都透露出着勃勃的生机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恍若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心向往之。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感情、美景、哲理三者交融，飞鸟，草木，山水等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诗人又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把情感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使人既有能享受到审美的愉悦也能从中获得启迪，说理不但毫不枯燥反而给人以新奇自然之感，读之沁人心脾。3、川端与陶渊明的虚无观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纪念演讲，分析了日本文学的渊源与发展，探索了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宗教观，他还说：“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可以说川端在这里所提及的一朵花所留下的空白和空间与中国古代的虚实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状况，使两国形成了关系密切的文化圈。日本许多作家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川端也不例外。魏晋时期继承和发展的老庄之学，虚无观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陶渊明也表现出对虚无观的深刻的理解。川端康成对“虚实”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述，也将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仅运用它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自然景物，而且将高度提升到精神方面和哲学思想方面、可以说虚实理论影响到川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川端笔下，甚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虚实对比的感觉。“火车开动之后，候车室里的玻璃窗豁然明亮了，驹子的脸在亮光中闪闪浮现，眼看着又消失了。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虚实理论不仅表现在艺术技巧上，而且体现在精神实质上。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地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赶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一般。”“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所以在川端笔下，这场火灾可以说描写得很浪漫，不见一丝血腥，灿烂的银河竟与飞舞的火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川端之所以认为叶子的死是美的，那是因为他认为叶子的死并非彻底的死亡，而是“她内在生命在变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叶子的死是从禁锢的肉体中的解脱，是灵魂的升华，也是美的表现。陶渊明曾不止一次在他的作品中表达这种对“死”的看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死去有什么可说的，他的身体已经托付给永远的山丘。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尽管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但仍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和希望。这大概就是生之意义吧。4、结论本文以川端康成的《雪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着眼点，尝试从自然观和虚无观的角度来欣赏川端和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分析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的相似性。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时，都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无”是魏晋玄学的核心，作为魏晋名家，陶渊明深受其影响。而虚无观又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死生观，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

论陶渊明与隐逸诗派论文开题报告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陶渊明诗歌的创作成就很高，研究者也比较多。但对他辞赋、散文艺术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称陶文为“自然派之散文”，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雅淡自然之致与其诗无二，不尚修辞，妙合自然，非深于文者不能为也”。郭预衡先生甚至认为，在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文章是最有成就的。陶渊明现存文章十二篇(明确是陶所作)，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篇，传《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两篇。记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读史述》三篇，疏《与子俨等疏》一篇，祭文《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辞》对于他的文章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卒}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陶渊明兼擅各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仅与古人类似，还有不同于古人的特色。这十三篇文章，大体上又可以分为散文、韵文两类。除《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等外，其他多是散文。此外，在我看来，陶渊明全集中那些情文并茂的诗序、文序，也应该并入陶文的研究范畴。这些陶渊明精心结撰的序言，或者表明作诗的目的，或者叙述作诗时的心迹，或者阐发诗文的主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像《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篇幅不短，空灵隽永，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山水游记，与《游斜川》诗互相生发、相得益彰。作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无疑是我们实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基本材料，因为它是除诗歌之外，作者个性、情感的另一种自由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诗歌，我们还得从陶文人手，来进行一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一、“爱”的独立与文的自觉陶渊明诗文中“我”字随处可见，从《时运》“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到《与子俨等疏》“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乃至《自祭文》中的“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我”、“余”、“吾”之类的词在他一百来首诗文中出现，至少不低于几百次。这种个性化语词的频繁使用，恰恰反映出陶渊明对自我的高度体认和不懈追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都是人格的焕发”，诗是如此，文也是这样。陶渊明本性洒脱、率真，加上深受魏晋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文无不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情趣与睿智，人格与风度。陶渊明早年抱负远大，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实现尧舜之治，在仕途蹉跎中，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阀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理想无由实现。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于是发出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的感慨，辞官归隐。无论是“大济于苍生”还是“击壤以自欢”，为政或是归隐，他都“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任性而为，绝不委曲自己的心志。他好饮酒，“引壶觞以自酌”(《归去来兮辞》)，也喜欢读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在饮酒、读书中摆脱世俗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快乐与适意，并以那些古圣先贤的事迹自励，坚定自己隐居的志向。陶渊明是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描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中能看得出来，这类文字在陶文中占的比重不小，有叙述祖先经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悼念兄弟姊妹去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也有教育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等，情深意厚，言辞恳切，足以见陶渊明之性情。陶渊明深受儒家“三不朽”理论的影响，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对于“立言”的重视。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自觉彻底摆脱了功利，文二、理想的高张朱熹曾经评价陶渊明：“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虽然说的是陶诗，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陶文同样中肯。作为“欲有为而不能”的隐士，陶渊明的文章归于真淳和淡泊，具有“语健而意闲”的特点。这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谈到了，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是作者的一篇实录。全文以一个“不”字贯穿始终。“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不吝情去留”，结尾“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思还是一个“不”。全文自然平淡，自叙情怀。表现出陶渊明追求自然、自足、自适生活的人生理想，是他“自然”哲学的鲜明体现，可以和《归去来兮辞·序)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表述互相参证。陶渊明散文中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中虚构的“桃花源”，既有儒家宣扬的上古之世的淳朴风貌，也有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想的影子，其中描写的乡村景象，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十分相似。可以说，“桃花源”既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同时代表了动乱时代民众对清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说《五柳先生传》侧重表现的是尚渊明的人格理想。《桃花源记》侧重于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他的另一篇奇文《闲情赋》则透露出作者的生活理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爱情理想。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少壮闲居时，从序言“抑流荡之邪心”和文本本身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爱情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实是为了防闲爱情流宕，但从客观上来看，后世的读者却从“十愿”大胆热烈的自自中感受到了作者爱情的真诚、痴迷、焦灼和不安，钱锺书先生说“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谏’而效反‘劝’耳”，它没有做到“有助于讽谏”，没有傲到“止情”，反而成为一篇“煽情”的美赋。联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室无莱妇”的慨叹，明言自己的志愿不为妻子理解，苦闷异常。那么《闲情赋)里那个“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窈窕淑女，无疑是作者十分向往的理想伴侣了。三、陶文的诗意美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将诗歌创作经验运用到散文和辞赋创作中去，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兴象玲珑、含蓄蕴藉的诗意美，主要表现在意象的采用和意境的营造方面。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方面，当以《归去来兮辞>作为代表。正因为“心为形役”，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和约束，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他的创作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为一体的、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心境。无论是“犹存”的松菊，还是“盈樽”的浊酒，抑或是“无心出岫”的浮云，“倦而知还”的飞鸟，都已经被陶渊明染上了一层“自我”的色彩，成为寄托他高洁人格的意象，在文中构建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审美天地。在意境的营造方面，作者通过写景，形象地展示了自己辞官后的心路历程，情与景的掺和极为自然、紧密，毫无斧凿痕迹。“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两句，渲染出作者回家途中的畅快心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更是托物言情，语意双关，回归的倦鸟便是隐居田园的诗人的象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两句，又把野外的明丽风景同作者的陶醉之情融合得亲密无间。作者把抒情、写景和哲理融为一体，无意于雕饰却文采斐然，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元好问说陶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文何尝不是这样，缺少“豪华”之态，而有“真淳”之感。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陶渊明散文、辞赋中表现出的平易自然的风格，与陶诗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他的诗歌成就太高，因此在无形中遮盖了他文的成就。总的说来，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文章是独步当时的，与他的高洁人品互为表里，具有独立不群的风格，影响及于后世。学在他那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自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流传后世，还隐隐透露出一种自觉撰述的使命感。他太爱写诗作文了，《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酣饮赋诗”(《五柳先生传>)，甚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晚年他曾感叹：“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言语间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与痛心。文学活动作为陶渊明自由、真实个性的积极表达，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作为诗人兼隐士的美名，以至于钟嵘的《诗品》中称赞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陶渊明饮酒诗研究论文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

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谈陶渊明饮酒诗的“乐趣” 陶渊明诗集 *** 有饮酒诗60余首，《陶渊明集序》中，萧统第一次提示了陶渊明饮酒诗的内涵，“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解释了陶渊明饮酒诗的深意。古人云：杯中之物堪以乐，一饮魂销万古愁。

综观陶渊明饮酒诗，亦可领略到诗人纯真而又质朴的个中乐趣。其一，载酒去尘网——“素位之乐”。

陶渊明一生追求“真”、“朴”、“淳”、“自然”，主张回归率性而为的“自然之乡”，憎恶曲意逢迎的官场生活。早年虽有过鸿鹄之志，但都在黑暗浑浊的社会大氛围中磨平了棱角。

出于生计考虑虽多次为官，但诗人并不快乐，并慨叹自己的为官生涯是“误落尘网中”。可见，诗人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何其急切！晋元兴二年癸卯（四O三），诗人因母亲去世，居忧在家，作《和郭主簿》二首，第一首中有“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四句，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卷三评曰：“此陶公自述其素位之乐，其不以贫贱而慕於外，不以富贵而动於中，岂矫情哉？”今岁“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消阴中夏，南风拂裳，闲游“六艺”，“弱子”咿呀学语，嬉戏一旁，高兴之余载酒挥觞，尽享人伦之乐，自是趣味横生。此时陶渊明深切感受到脱离“心为形役”的畅快，便欣然写道：“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其二，有酒且为乐——“乐天之学”。陶渊明归田之后的诗《和刘柴桑》中有“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四句，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二评曰：“此诗是靖节乐天之学。”躬耕田野，东风已“凄薄”，薄酒一杯可以解除疲劳，虽说浊酒不如佳酿，但用以调节情趣却是有胜过无的，既有之则安之，正是诗人“乐天知命”人生观的体现。

又如《游斜川》中“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月非所求”，正如诗人所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无须太顾虑百年之后的景况， “有酒且为乐”，便是人生快事。

再如《杂诗》其四中的“一觞虽独进，杯尽须自倾”，《饮酒》其九中的“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等均是诗人知命而乐天的精神体现。其三，斗酒聚比邻——“惜时达乐”。

陶渊明并没有象当时的一些“隐士”一样，啸聚山林，远离人烟，而是“结庐在人境”，在“与人聚”的自然生存状态中挥洒性情，亦是别有一番乐趣。《归园田居》其五中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化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几句，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卷三评曰：“前者（其四）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故耕种而还，濯足才罢，即以斗酒只鸡，招客为长夜饮也。”

诗人开荒南野，免不了稼穑扶犁，与农民一样辛勤耕耘。劳作之后与邻居相聚饮酒，酒酣之时，慨叹光阴易逝，欢乐太短，于是众人通宵欢饮，把酒达旦。

正如孙人龙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所言：“（此）田家真景，令人悠然。”又如《杂诗》其一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中所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惜时达乐”的人生态度。

其四，衔觞图共饮——“好德乐道”。陶渊明不同于老子 “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他认为人的性灵相知在于沟通，在于心与心的交换，而不是将真情藏于冷峻，一味地去追求超脱尘世，这是典型的田园君子的“好德乐道”思想。

《答庞参军》中有“我有旨酒，与汝乐之”、“送尔于路，衔觞无欣”、“岂忘宴宾”的句子，孙人龙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评曰：“（此篇）高雅脱俗，喻意深阔，交情笃挚，妙能写出。”这一首诗中的酒反映了诗人的心理渐进过程，将诗人“好德乐道”的思想尽情展现出来。

其一、二分别写“我之所好”及“以求同好”；其三则写“同好”之人既来，何不以酒招待，以求同乐。主客因旨趣相投，才有“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的真挚情感；其四则是分别之酒。

世上知音本来就少，而今匆匆聚首，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尽，就要分别，“同德”的朋友不知何日再闻消息；其五则为担忧之酒，魏晋社会动荡，“王事靡宁”，庞参军奉刘义隆大王之命，“作使上京”，此去前程未卜，一杯薄酒表深情。整首诗充满了对友人的关切之情，读之感人，味之泪下！陶渊明饮酒诗风韵独具，但得“乐道”如何不饮？读陶渊明的诗如品酒，诗外有酒气，诗内怡性情。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

综观陶渊明饮酒诗，亦可领略到诗人纯真而又质朴的个中乐趣。其一，载酒去尘网——“素位之乐”。

其二，有酒且为乐——“乐天之学”。陶渊明归田之后的诗《和刘柴桑》中有“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夕阳下的陶渊明 /琪静陶潜，也许你这一生的名声也便是你一生的铭记，一生的宿命：你埋没于世间滚滚风尘中，潜进那自乐的心灵家园里。

俗世寻不见你的神采，九泉却掩不尽你的魂风。千百年后，你浮现于我面前，你，陶渊明，那南山下的采菊老人，却似无意地携走了我心间的一瓣菊香。

初识你是在你的家，桃花源中五柳后的小居。你的家在一片与世无争的静谧的土地上，在阡陌交通的鸡犬相闻间。

我叹你如何寻得这一方净土，山也清丽，水也清丽；人皆安详，心皆安详。你欣然地右手执卷，左手牵壶，来往于这片山水田园间，微醉的身形挪移着，映在那些池竹稻麦上。

壶中的可是那忘忧醒神的酒，让你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手中可是那千年无人懂的丹青妙卷，让你不求甚解地会意去了其中的快乐？人世间没有你陶渊明，可你到底身处天地间，身处那一片桃花源。你忆起归家的情景，欢喜与释然写在脸上，荒芜的山径，还依稀留着些与你一般不愿依附世俗的松菊。

仆童相迎，他们身后，还有你尚未更事的孩子倚在门边。当然，还有使人敞怀的好酒在杯中静候。

你坚定地说：“隐，我没有选错。” 是啊，多少人试图作出这样的选择，走出的又有几个，出而不复入的又有几个？哪怕是淡泊明志的诸葛孔明也坚守不住那一亩三分净土。

却唯有你，为那一壶一卷与世俗决裂，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着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限恢宏的新世界。隐，使你守住心而不动。

世间纷扰，诱惑却也不可避免。你当年无心而出山时，定不曾多想鸟倦飞而知还之日。

可这日子来得到底是快，也使你悟得更快，放得更快。时至今日，我依然仰视着你释怀的神话，坚信着包容万物而无染的心胸的存在。

还有你的文章，消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之味的气息，一起塑起了我心中那个壶卷于手、坦然于胸、土灰掩面却神采非常的你―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举目眺南山。

南山不可见，唯觉香满怀。有心云常在，倦飞鸟无从。

笔泄山野句，神醉酒壶空。

我很不喜欢陶渊明这个人，而且一直想写文章评论一下他，也可以说是谴责他。

也许我没有权利去谴责一位自古以来博得众人喝彩的著名诗人、隐士，但我不能改变对他的看法。原来，我也有过想做隐士的念头，但无奈，人是善变的，最终，我还是不喜欢隐居这种生活方式。

因为，仔细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果你是足够坚强的人，就不会因为道路上的一块石头，而放弃走下去，然后折回原点。真正的猛士，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即使它不可战胜，但他宁可牺牲生命，洒尽鲜血，也不会向命运低头，要向它挑战！上学期学习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文中的五柳先生正是陶渊明的化身，其实他是在写自传。

他很多话都在说，自己有志向，有远大抱负。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隐居？为什么不离开山村，回归朝廷，做一番事业？俗话说：有志之人立常志，无志之人常立志。

“常著文章自娱，颇怀己志……”难道他的志向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而不能用行动来表现？他在文章中写，他的生活很艰苦，房屋四处漏风，不蔽风日，生活如此恶劣，却没有上进心。还整天去别人那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是所谓的有志之士？在仕途之路上，只经受了一点挫折，就辞官回家，退隐江湖，我极度鄙视这种做法。

相反，在这方面，我很欣赏李白，虽然在朝廷受其他大臣排挤，受尽谗言，被迫弃官。虽然他此时的心情很抑郁，但他仍持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信心，而且他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陶渊明不敢直视惨淡的人生，不敢挑战坎坷的命运，不敢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敢打击腐败堕落的朝廷，不敢像屈原一样为了国家而付出一切！他所做的，只有躲在小山村中隐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国家正值危急存亡之时，而此时他还在怡然自得地采菊。

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他也断断续续做了一阵官，无奈靠山不硬，脾气却分外高傲，玩不来官场中钻营取巧的一套，终于回家乡当隐士去了。《饮酒》诗一组二十首，就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人活在世上，总要找到生命的价值，否则人就会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而社会总是有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多数人便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拿陶渊明的时代来说，权力、地位、名誉，就是主要的价值尺度。但陶渊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懂得：要得到这一切，必须费尽心机去钻营、去争夺，装腔作势，吹牛拍马，察言观色，翻云覆雨，都是少不了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说。他既然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就必须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新的解释。

这诗前四句就是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也就是对权位、名利的否定。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所谓“车马喧”是指有地位的人家门庭若市的情景。陶渊明说来也是贵族后代，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这便有些奇怪，所以下句自问：你怎么能做到这样？而后就归结到这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精神上已经对这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所住的地方自然会变得僻静。“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群的脱离。

那么，排斥了社会的价值尺度，人从什么地方建立生存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所以接着四句，作者还是写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而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群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诗人好象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实际的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上是生命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表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

陶渊明的诗，大多在字面上写得很浅，好象很容易懂；内蕴却很深，需要反复体会。对于少年人来说，有许多东西恐怕要等生活经历丰富了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

陶渊明的形象向来和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自称「性嗜酒」之外,颜延之〈陶徵士诔序〉也称其「性乐酒德」.可见,因饮酒而表现出的真性情,以及因酒开展出的生命情怀,才是酒成为陶渊明诗文标志的主因,酒与陶渊明的关系,已成为一种典范性的诗酒文化型态.故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诗虽未必篇篇有酒,但其所占的比例也不在少数.甚至有直接以酒入诗题者,如:〈连雨独饮〉,〈饮酒〉,〈述酒〉,〈止酒〉等,然而这些诗题虽以酒为名,却意不在酒,而是「寄酒为迹」,藉以抒发自我情怀或解决生命困境.〈饮酒诗二十首〉堂堂以酒为名,但其间明言及酒者只十一首,而这十一首亦非真咏饮酒,而是另有寓意,借酒抒发的用意十分明显.虽然陶渊明在诗序中,言明创作的心态为「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故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然细观诗中所呈现的情绪,却非陶渊明所言之「欢笑」,反倒透露出一股哀沈之情.在这二十首诗中,不时透露渊明的心迹,时而感慨万端,时而闲逸自适,看似矛盾的两种生命型态,在他身上交织著.其内涵似有隐讳又若有所指,故历朝学者多持「避身」,「寄托」之说,如:宋朝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言:「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於醉,可以粗远事故.」韩愈亦以「有托而逃焉」来探析〈饮酒诗二十首〉之深层内涵.此后,如元代刘履,明代钟惺,清代陶必铨,康发祥等人,也继承了韩愈的看法,认同〈饮酒二十首〉为世风日变之下,借酒寓言而避世之说.本文所论的〈饮酒诗〉,乃是渊明辞彭泽令,归田后的第十二年(义熙十三年,西元417年,五十三岁)所作.在这二十首〈饮酒诗〉中,陶渊明把具有深刻体验的诗篇,归在「饮酒」这个总题下面,可谓用心良苦.自魏晋以后,社会环境十分黑暗险恶,许多文人往往借酒来逃避迫害的灾祸,著名的诗人阮籍,就是藉醉酒而不问世事以逃祸的,他的〈咏怀〉诗是以象徵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苦闷和追求.陶渊明在「饮酒」的题目下来「咏怀」,显然是受阮籍诗的影响,而有所启发.由於〈饮酒诗二十首〉共包含了二十首诗作,而每首诗作之间,似乎又各自呈现不同的主题,故历来解诗者,便常将每首诗,视为各自独立的作品,采取逐一解诗的方式来作阐述,如:廖仲安在《陶渊明》一书中,概论二十首诗:「在这二十首诗里,他回忆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写出从出仕到归隐生活中的种种观点和体验,也对污浊和险恶的的社会,表示了痛心与不满.」方祖燊也说:「在这二十首的〈饮酒诗〉,包含的范围很广,或语平昔,或书胸臆,或示信念,或谈理想,或钦圣贤,或明操守,或写生活.……」他们认为这二十首作品各有主题,以呈现陶渊明当时复杂的心境.然而,作品形式既然归属於组诗,且作者更在诗前附上小序,统合整组诗作的创作心境及旨趣,那麼,其间的内涵,必有相似或连贯之处.如:明黄文焕所云:「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於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化,义多对竖,意则环应.」虽然,黄氏指的是在「酒」这个命题上的环环相扣,然吾人却认为:除了以酒的外在形式为主线贯穿全作外,其内在主旨思想也是连贯而统一的.在本文中,吾人将根据〈饮酒诗二十首〉,来探讨陶渊明在诗中所透显出的人生观及生命情态,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观察陶渊明在魏晋那样动荡,污浊的时代下,他是如何洁身自保,如何在时代带给他的生命困境中升华自己.贰、研究素材与内容研究之素材本论文主题为〈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研究〉,系以陶渊明诗作中,以〈饮酒〉为总题之二十首诗作为研究对象及范围,再辅与其他前辈学者研究陶学之著作为参考资料,以全面而完整之素材,希望对陶渊明〈饮酒诗〉之研究,提供正确丰富之参佐资料.兹将陶渊明诗作版本,以及目前已发表对陶学研究之著作概况,略述於下:研究之主要材料陶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唐代,我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陶诗才获得普遍的爱好和研究.宋,元之际,关於陶渊明之探索日趋广泛,《陶集》遂得以传抄,补辑,校订,以致於注释,刊布甚多.《陶集》版本甚多,南宋蔡宽夫诗话中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由於版本文字的不同,历代注家学者众说纷纭,现存较具校勘价值的主要有下列版本:(1).《陶渊明集》十卷宋李公焕辑,元刻本(2).《陶渊明诗》一卷陶潜曾集, 影钞宋绍熙3 年赣川曾氏刊本(3).《陶靖节集八卷》陶潜焦竑凌蒙初( 梁 )萧统明万历间吴兴凌蒙初刊朱墨套印本(4).《陶靖节集十卷》陶潜( 梁 )萧统明仿宋刊九行本(5). 《陶靖节集八卷》陶潜杨时伟明万历己未( 47年 )杨时伟刊本(6). 《陶靖节先生诗四卷补注一卷附录一卷》陶潜汤汉吴师道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影印本今即以李公焕辑注本为底本,上列各本为校本,互以比对校勘.(二)研究之辅佐材料除了有关陶渊明作品辑录及注释的书籍版本外,坊间还有许多有关陶学研究的著作,这些书对於陶渊明的生平,思想,著作,成就等各方面,多有详尽的记述与介绍.这些作品除记录陶渊明之生平外,对陶渊明的诗作也多有阐述,如:1.《陶渊明论略》,李文初注,芦狄为之序,全书包括考证订正,论述陶渊明思想,评价陶渊明田园诗,探讨陶诗表现技巧,以及陶作影响玤五组文章,彼此间有一定的内在连系.2.《陶渊明年谱》,收王质等撰九种年谱,许逸民校辑,反映数百年来陶谱研究的轨迹,年谱之外,还汇集有陶渊明的传记资料.3..《陶潜评传》,李锦全著,书中对晋宋之际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学术思潮的影响等,与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做结合,对於形成他思想的外在条件做了概述,进而探讨他的自然观与人生哲学,并通过研究其诗文之思想与艺术风格,刻划出他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为人,最后对陶渊明的思想做出总结性的评价.4.《陶渊明新探》,邓安生著,主要针对陶渊明之生平事迹做考据与辩证.5..《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陈怡良著,书中内容包括:陶渊明的创作背景,家世与家庭,一生历程,文学造诣,哲学素养,人品及陶渊明之文学地位和影响.6.《陶学史话》,钟优民著,内容主在叙述陶学发展流变,全面总结自古至今,一系列陶学研究家,鉴赏家自身情感色彩和主观信念的价值判断及审美判断.7.《陶渊明诗论暨有关资料分辑》,阮廷瑜著,内容包括陶渊明诗文辩证,诗法剖析,诗证生活与思想,陶诗之影响等.8.《陶渊明探索》,陈美利著,乃就陶渊明的自然思想,隐逸思想,文学创作,哲学理念等作一论述与探讨.9.《陶渊明饮酒诗讲录》,叶嘉莹著,是讲录集成之作品,共分二十三讲,由〈饮酒〉的第一首逐一讲起,其解说的角度多从诗人的生活及思想著手,针对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做深入的分析与解说,.以上所列举者,仅为众多研究陶学书籍中之一部份,对於陶渊明生平,治学,思想,诗作等方面的探讨,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虽有对〈饮酒诗二十首〉做一番论述,然除了叶嘉莹的《陶渊明饮酒诗讲录》外,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书是以〈饮酒诗〉为主题加以畅论者.故吾人除了参考大量有关陶学的书外,另将以浅薄之短见推论,为〈饮酒诗〉作一归纳论说,期能阐发陶渊明之心迹.研究之内容处理材料之原则1.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唐代,我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陶诗才获得普遍的爱好和研究.宋,元之际,关於陶渊明之探索日趋广泛,《陶集》遂得以传抄,补辑,校订,以致於注释,刊布甚多.《陶集》版本甚多,南宋蔡宽夫诗话中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由於版本文字的不同,历代注家学者众说纷纭,本文将以李公焕之辑注本中所刊录之〈饮酒诗〉,作为研究的范围与标准,其中若有与其他版本诗具有变异之处,接以李注中所刊之诗文为准绳.2. 本文所使用之文献,除以陶渊明之〈饮酒诗〉为研究对象,另将配合相关之传记及诗文评述资料为辅,加以其他诗歌文学理论之书为助,并从工具书多方搜集查询相关诗文之典故资料,以作为论述其诗之参考资料或佐证论点.3. 陶渊明诗作多有涵意,此与其身处之社会环境,生平际遇及思想息息相关,所以在掌握〈饮酒诗〉的内涵时,必须先对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及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认识,以作为研究之基础.4. 陶渊明的诗作普遍为情感之咏怀,故在论述〈饮酒诗〉时,将较偏重於探索其情感思想的反映,以较抒情之笔调,期能表达陶渊明〈饮酒诗〉诗中之所蕴含之情感与精神..研究之内容本文以研究陶渊明之〈饮酒诗〉为主题,并兼对饮酒诗在魏晋以前的发展过程,作一概略的研究.首章「绪论」,兹分二节,第一节为「酒与文学」,分别以酒在文学发展中所具有的渊远地位,以及酒在文学创作上所蕴含的原型意义----愁,来揭橥「酒」在文学中所具有之重要地位.第二节「饮酒诗的界说」,分别以「广义」与「狭义」二种界说,试图魏饮酒诗作一妥切之定名.第二章「饮酒诗的形成过程」,兹分为两节,第一节「胚芽新绿的酝酿期:先秦两汉」,第二节「枝叶扶疏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此二节均针对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时代背景等两大内因外缘,逐一探讨饮酒诗在各个时期的流变与特色.「酝酿期」的饮酒作品中,「酒」大多仅为客卿般的点缀物,以作为祭祀宴饮之类的题材最为普遍.「发展期」的饮酒作品,由於政治逼迫,文士多藉酒韬光,不问世事,「酒」见成为性情所寄,郁怀所托之物,故无论是与饮酒有关之文体,或饮酒诗的境界与技巧,均有垂裕来叶的功绩.第三章「陶渊明之生平行谊及学术成就」,先对陶渊明之家世,生平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再探讨其思想渊源及学术成就,以期能了解陶渊明人格,思想形成之背景,以及陶渊明在动荡时代中,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地位.由这些资料,归纳陶渊明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等个人特质,以作为本文论述之思想基础.第四章则以「陶渊明饮酒诗之外缘研究」为重点,从时代背景,文坛现象,个人际遇及陶渊明对酒的态度阐明陶渊明写作〈饮酒诗二十首〉的动机.陶渊明追求自然和本真,常藉饮酒来傲视世俗的诈伪,表现出不屈从流俗,刚正不阿的态度,当然他也藉酒来排遣自己不满现实,有志不获骋的苦闷心情,此均可由时代背景,诗人际遇,文坛现象中作一说明.第五章「陶渊明饮酒诗之内涵与思想」,分别对饮酒诗之结构,及饮酒诗之思想精神作一探讨.研究〈饮酒〉组诗之结构,不能脱离二十首诗的内容,依此,吾人将其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为首章〈哀荣无定在〉,是以下各诗的总冒,指出将易代之背景,是他饮酒遣怀的由来,也是他写〈饮酒诗〉的真正原因.第二部份为组诗的第二到第十九首,虽内容较杂,不易从结构上找出各首之间整齐划一的关联之处,但其思想却是一致的,即甘贫守志,坚持隐居,各首诗分别依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表现.在这部份,可将其大致分类为:一,「表示避世的诗」,如:〈积善云有报〉,〈行止千万端〉二,「以隐居自慰和拒绝再仕的诗」,如:〈结庐在人境〉,〈贫居乏人工〉,〈清晨闻叩门〉,〈长公曾一仕〉三,「总结自己仕隐经历的诗」,如:〈在昔曾远游〉,〈少年罕人事〉,〈畴昔苦长饥〉,栖栖失群鸟〉四,「思考名利的诗」,如:〈颜生称为仁〉五,「藉酒表现隐居得意及傲视世俗的诗」,如:〈道丧向千载〉,〈有客常同止〉,〈故人赏我趣〉,〈秋菊有佳色〉,〈青松在东园〉六,「暗示易代背景的诗」,如:〈幽兰生前庭〉,〈子云性嗜酒〉第三部份即末首〈羲农去我久〉,回顾历史,从上古说到眼前,其著眼点在「真淳」二字,乃针对东晋的时代风气而发.〈饮酒诗二十首〉,首章暗示易代的政治环境,中间则连系历史及现实的问题以表述怀抱,末章总结历史,仍归结到眼前所处的时代,前后遥相呼应,以饮酒起,以饮酒结,结构完整思想精神即深蕴其中.第六章「饮酒诗之形式与技巧」,因个人遭遇不同,诗作风格即有所变化,〈饮酒诗〉成於陶渊明晚年时期,其抒情述怀的手法即技巧自不同於早年时期,故本文将从〈饮酒诗〉的用事与出处,遣辞造句,赋比兴,诗证生活,诗证思想等方面,作一归纳与综合.第七章是「陶渊明饮酒诗之价值与影响」,以此作为全文之总结.陶渊明的〈饮酒诗〉除了是诗人个人的感怀吟咏外,其外显的文学价值,更是独具创作艺术特色,其中不但熔铸了陶渊明的学养,实践了陶渊明诗学的才气,其内容更是对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具有纪录的意义.故本章将从「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及「陶渊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两部份,来解析〈饮酒诗〉的价值和影响.

评析本诗是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的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所表达的都是偶然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这其中的“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使道书千卷,佛经万页,也不能道尽其中奥妙,所以只好“欲辨已忘言”不了了之.这种偶然的情趣,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大隐隐于市,真正宁静的心境,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你自己的心境的外化.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表达了诗人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陶渊明《饮酒》(其五)文化意蕴剖析【内容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人物,他的著名诗赋有许多为人们所激赏.《饮酒》诗(其五)是他对真、善、美追求的流露,其中蕴涵着多层的文化意蕴,本文试从四个方面由浅至深地揭示诗中的哲理意味,从而真正地理解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关键词】陶渊明饮酒诗菊南山真意象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诗是陶渊明最有代表性的组诗,共二十首,但并非一时而作.其中第五首又是最为人所注目的名篇,成为了千古交誉的诗歌佳品.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高妙的艺术意境：写景状物则在人耳目；言情咏怀则沁人心脾；用事述理则深入浅出而又含蓄蕴藉,使人在欣赏艺术美的同时领略到哲理的启迪.诗中丰富而层次深邃的文化意蕴使得这首诗更加耐人寻味,气蕴回荡.正所谓“语尽而意无穷”①,诗“美在咸酸之外”②.一、自然田园风光之美.这首《饮酒》不仅是一首托言的醉后漫性之作,而且展现了一幅淡远悠美的田园风光：在暮岚紫霭,落日熔金的天际,众鸟返归.采菊东篱,情归本心,无所关注而“见”悠然的南山.这大自然瑰奇的丽景使陶渊明深深地陶醉,物我两忘,而所为所见于一俯一仰之间足现其高洁的情致.秋末傍晚的江南,天高气爽,自然景象变化莫测,这一切都显得朴质,充满着生机而韵味无穷.诗人在采菊东篱的审美观照中,“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文心雕龙·物色》)③表现出对人生、社会生活的无比热忱、关注和执着,坦陈出他宁静纯洁的心境.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见山气之佳,以悦与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④山川田园的美完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泯化上.在诗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品味出田园生活宁静、闲适的意趣以及诗人对生命安顿、返回自然的喜悦与满足.在那质朴自然、冲淡平和的艺术氛围中,内心世界与外部田园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这正反映陶渊明亲自然、反认知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陶渊明吸收道家的朴素唯物论成分,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向庄子学习,启发人们发现自然美,领略自然美,将山水作为“道”的化身,同时借佛家的思想获得蕴涵在自然田园中的宗教愉悦.道、释两家的自然观在陶渊明静谧的田园风光中得到完美的统一,从而具有一种悠然神凝的韵味.“南山”之地的美丽早在先秦就有表述,所隐喻的美丽风光却是众所周知的.《诗经·曹风·侯人》有“荟兮蔚兮,南山朝”.《诗经·小雅·节南山》更描述了南山之美：“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节彼南山,有实其猗.”尽管地点有所不同,但“南山”已成为隐者隐仕最静穆、最悠然的处所.难怪诗人说“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为嗟叹.”(《〈游斜川〉并序》).这样,“结庐在人境”,对于耕隐的诗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地利、人和兼而得之的理想处所.二、健身长寿之愿望.陶诗,尤其《饮酒》诗,具有“似癯实腴”(《评韩柳诗》)⑤、“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⑥的艺术风格,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具有静穆悠然的自然风光,而且他诗中的自然物都蕴涵着更深一层的文化意象和深刻内涵.1．菊花的健身药用.在陶渊明的诗中,常常以菊、酒并称,范成大说：“名胜之士未有不爱菊者,到渊明尤甚爱之.”⑦(《范村菊谱序》)陶爱菊,以致“秋菊盈园”(《〈九日闲居〉并序》),这有“秋菊有佳色”(《〈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七)的原因,但也有出于健康的考虑.自远古至晋,经常有名士食菊、饮菊花茶、菊花酒以求健身延年的记载,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就提到菊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了西晋时,黄老、玄学思想盛行,服菊养身延年已成为当时的时尚.比如晋人傅玄作的《菊花赋》说：“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西晋名士潘尼的《菊花赋》甚至说能赐人寿命的司命神西王母也“接其葩”以求“延期以永寿”.陶渊明在其诗篇中也明确指出了：“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并序》)从中医的角度看,菊花味甘苦,性微寒,具有清风散热、平肝明目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眼睛红肿、高血压等病症.明代医药家李时珍说菊花酒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的疗效⑧.《西京杂记》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秫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样说来,嗜酒如命的陶渊明对菊酒的酿法想必也是非常熟悉,不然不会出现“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七)这样的诗句.2．南山的文化意蕴.南山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寿比南山”.它象征着昌盛和长寿.早在先秦的《诗经》就有记载：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承.(《小雅·天保》)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小雅?斯干》)南山有台,北山有菜.乐只君子,邦国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栲,北山有.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意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乐只君子,遐不黄?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小雅·南山有台》)这几首诗也就成为了南山的象征意蕴的源头,这与菊一样代表着诗人的恬淡悠闲的情趣.况且,陶渊明更有“南山四皓”⑨的情结：“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二十首》其六).“南山四皓”“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⑩想必这样的长寿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三、励志持节的操守.陶渊明如此喜欢菊和南山,除了上述的表层意蕴外,这两自然物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意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同时兼有比兴的深意.1．菊的人格象征特征.陶爱菊,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健身价值,更因为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不与百花争艳,甘受寂寞,大有谦谦君子之风；开放在深秋季节,正是严寒即将到来之时,顶风傲霜,充满了“劲直”之气；纯黄之色,一尘不染,象征着清洁,不随波逐流；花朵抱香枯死枝头,不会凋落.菊俨然成为陶渊明高风亮节的象征,就正如诗人在《和郭主簿二首》所称赞的那样：“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屈原在《离骚》中说道：“春兰兮秋菊,长无决兮终古.”将菊和兰并称,可见它在屈原心目中的地位；而菊之于渊明,犹似兰之于屈子一样,都有着特殊的机缘.“菊花枯尽香犹在,又付东篱一醉眠.”⑾ 正是菊的自然秉性,从而使得“采菊东篱下”有着深刻的意义：诗人想以菊来自喻.希望“千载抚尔诀”(《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七).2．南山的人格象征.南山作为诗人耕隐的处所,有着它自身的象征意义,正如上所述的那样,陶渊明的确有追随“南山四皓”的意向.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找到明确的记载：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赠羊长史》)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二十首》其六)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桃花源诗》)由此可见,陶渊明已然成为“四皓”精神的继承者.他不仅继承了先秦的“南山”意象,而且还在其中增加了“南亩”的田园风味：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而这蕴涵“真意”的南山始终是陶渊明精神的家园和心向神往的佳境.它隐然与世网相对立,化解了人世的喧闹和官场的“大伪”(《〈感士不遇赋〉并序》),从而成为诗人借以暗寓其摈弃市朝鄙俗的高趣.因而,诗人产生了死后也要投身于“南山”的精神寄托：“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十二首》)四、天人和谐之美.王国维说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⑿ 这虽然是讲此诗的艺术审美特色,但同时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诗人以“倦鸟”自喻,完全融合在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主观和客观浑融妙合,而“见”生动地表现了两者的交感,意境全出,“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⒀.诗人挣脱世俗的精神枷锁,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解脱；净化到同大自然一样的纯洁、和融、浑朴,达到了“天人合一”最理想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心远”的极致.“采菊”四句诗讲的,正是“心远”达到极致的一种艺术境界,它向读者表明：人的主观心境与大自然的客观环境真正浑然妙合了,人的精神也就从尘世之累中彻底地得到解脱.诗人在东篱下采菊,他的身形固然属于现实世界,但诗人的心境却“悠然”到与大自然冥会妙合的胜境.从诗人主观方面说,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这是对宇宙人生之理、造化自然之趣的领悟；从庐山一带傍晚的自然环境说,一切都显得和融浑朴,充满生机,而这正是大自然的本色.诗人的悠然情怀与眼前的自然气象,都合于自然之道,因而,主客二方也就妙然交融了.这其中的真意,在诗人看来,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故曰“欲辩已忘言”.“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所谓“得意忘言”,是说“言”、“象”是得“意”的工具或手段,得“意”不能离开“言”、“象”；然而,“言”、“象”只是现象,“意”才是事物的本质,所以要真正领悟“意”的真谛,又不凝滞于“言”、“象”,就应忘言忘象.在这首诗中,诗人从“采菊”所展示的具体“言”、“象”中领悟到了“意”,这就是一个“真”字.他认为,“意”既已得,其余辩说都是多余的了.不然,或如《庄子·齐物论》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⒁ 辩说愈多,“意”反而会被“言”、“象”所淹没.《庄子·渔父篇》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⒂ 诗中的意趣全在一个“真”字,留下了不尽之意让读者去体味,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⒃了.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古人用意深微.”⒄ 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芬芳的泥土气息的向往,使得此诗不仅具有质朴、自然的艺术美,更使它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意味.它是诗人对人生执着的爱恋情感倾注于这平凡的自然景物和生活的结果,从而也铸就了这一篇“深文隐蔚,味曲包”⒅ 的佳作,使得它的意蕴令后人永远也解不完.

陶渊明的饮酒全诗赏析：

结庐在人境是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的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所表达的都是偶然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这其中的“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使道书千卷，佛经万页，也不能道尽其中奥妙，所以只好“欲辨已忘言”不了了之。这种偶然的情趣，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大隐隐于市，真正宁静的心境，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你自己的心境的外化。

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诗人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

表现诗人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怎样才能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首先，诗人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饮酒二十首》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

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作品原文

饮酒·结庐在人境

作者：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注释1.[结庐在人境]：构筑房舍。结，建造、构筑。庐，简陋的房屋。人境：人聚居的地方。2.「问君」二句：设为问答之辞，意谓思想远离尘世，虽处喧嚣之境也如同住在偏僻之地。君：陶渊明自谓。3.[尔]如此、这样。4.「山气」二句：意谓傍晚山色秀丽，飞鸟结伴而还。日夕，傍晚。相与，相交、结伴。5.「此中」二句：意谓此中含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如何用语言表达。6.[见]通常读作xiàn，但有时也被人读作jiàn。（学术界仍无确切定论，但大部分学者认为xiàn更好，仿佛南山出现在眼前。如：风吹草低见牛羊）7.[悠然]自得的样子。南山：指庐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8.[日夕]傍晚9.[相与]相伴10.[欲辨已忘言]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辨，辨识。11.[无车马喧]没有车马的喧闹声。指没有世俗的交往。12.[心远]心远远地超脱世俗。13.[佳]美好。14.[山气]指山景。15.[真意]指人生的真正意义。

作品译文我家建在众人聚居繁华道，可从没有烦神应酬车马喧闹。要问我怎能如此超凡洒脱，心灵避离尘俗自然幽静远邈。东墙下采撷清菊心情徜徉，猛然抬头喜见南山胜景绝妙。暮色中缕缕彩雾萦绕升腾，结队的鸟儿回翔远山的怀抱。南山仰止啊，这有人生的真义，我该怎样表达内中深奥！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四一七年，即诗人归田后的第十二年，正值东晋灭亡前夕。作者感慨甚多，借饮酒来抒情写志。

作者简介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字渊明。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是江西首位文学巨匠。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