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玄学的毕业论文

有关于玄学的毕业论文

目录（加*者为CSSCI期刊，加√者为权威期刊论文）1、近两年来汉赋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术信息》第74、75期合刊；*2、试述《文心雕龙.诠赋》篇的重大意义及理论成就，《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心雕龙学综览》编委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摘编论点，第241页，上海书店1995年版；√3、古乐的沉浮与诗体的变迁--四言诗的音乐文学属性及兴衰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从混合到单一：四言诗的文体特征及衰落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5、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海外陈寅恪研究者多次引用；√6、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又见于同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3年第4期；*7、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评张三夕博士的《批判史学的批判》，《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1993年书评卷；*8、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9、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摘译为英文；《文摘报》论点辑录。*10、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6年第6期；11、魏晋的书法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12、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new literary style,《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3、传统文化热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14、对承诺制的一点哲学思考，《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3期；15一切哲学都是实践性的--读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16、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的差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8年第10期和《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月刊》摘编论点。17、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18、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19、试述《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道家思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范缜反佛说质疑，《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1、从阮籍诗文看阮氏信奉或倾向佛教之可能，《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第2期；*22、魏晋的围棋和范汪的《棋品》，《文献》2000年第2期；*23、试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美育与素质教育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4、“即色游玄”的一代名僧--支遁，《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5、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1年第1期；*26、中国传统哲学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共青团中央编《青年塑造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辑录论点；*27、“言意之辨”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8、中国文学史上东西部文学的交融，《文学评论》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9、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真”范畴，《运城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30、陶渊明儒、释、道辨证统一的艺术人格，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1、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研究》2002年第5期，湖北辞书出版社《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32、梁代三家书论述略，《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33、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作者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34、《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35、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的几个源头，《闽南佛学》第一辑，岳麓书社2002年11月版；*36、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37、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8、对西晋末年道教西入凉州的历史文献学考查，《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39、论两晋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编《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1月版；*40、郭店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之比较--以三种《老子》中的仁义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3年第1期；*41、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郭店一号楚墓漆耳杯铭文考释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2、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武汉大学中文系编《长江学术》第三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43、和谐与统一——中西方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哲学伦理学评论》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44、玄学的人格本体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45、何晏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4期；46、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闽南佛学》第2辑，岳麓书社2003年版；*47、《九歌·山鬼》源于祀夔乐臆说，《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48、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魏晋风度二十讲》，骆玉明、肖能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49、论骚体的中国东西部文学交融性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0、出土文献二题（两篇），《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52、美义溯源——由楚简美字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及其特点,《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3、中西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54、南北朝佛教僧侣的文学成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55、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004年第1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56、“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2006年《中国学术年鉴》《中国文学年鉴》有摘编）；57、佛教与佛学的分与合，2005年12月厦门大学佛学中心编《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面面观》，刘泽亮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版；58、“心无义”与以玄对山水——论“心无义”的形成及其与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关系，香港浸会大学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9、《全辽文》与辽代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版；《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60、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61、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新，《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7版“文学遗产”副刊；*62、楚简文献与先秦的文艺发生论——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说起，《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63、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64、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65、谢灵运的佛教著述，《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又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6、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版；*67、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68、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69、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国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70、《孟子·尽心下》“二女果”试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71、《天问》的写作时间及地点推测，《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又见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72、客观的总结和辨证地扬弃——韩非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73、“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74、由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75、韩非对儒、墨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76、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77、以德为本，实至名归——关于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思考，闽南佛学院编《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2月版；*78、“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国学版”（第12版）。*79、让国学真正热起来，《光明日报》2008年5月26日“国学版”（第12版）；*80、《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第4—10页）。*81、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教影响探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8年第11期；*82、丑义溯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83、《郭店楚简的“道”与“ ”》，《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84、性、情论——由新出楚简中“性”“情”二字形义引发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85、繁钦《与魏文帝牋》的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86、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的诸子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87、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本源—本体”论的建构——论隋唐重玄学对道家思想的承续与建设摘要：本文主要在佛道交涉的视域中论述了隋唐重玄学对其道本论的建构，并且指出：作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在历经了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的嬗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的道本论相反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以其区别于前期道家的“本源－本体”论坚守住了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立场，而这一立场，恰恰是与佛教中观缘起性空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 关键词： 道家思想 佛教中观 崇本论 反本质主义 “本源—本体”论 作为道家思想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三期发展，昌隆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道家哲学的主流。在目前学界的共识中，隋唐重玄学以其借鉴于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而迥异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那么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经历了道家学说从先秦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转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学说的“崇本论”截然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最后的理论形态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说究竟是一种理论建构上的全面颠覆还是一种终究未能偏离原旨的因循沿袭？如果隋唐重玄学并未能偏离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它又将以何种面目承续道家学说？ 一 如所周知，道家学说自先秦原始道家至魏晋玄学，有一条基本的理论脉络贯穿始终，这就是崇本论。虽然先秦道家的“本源”与魏晋玄学的“本体”在内涵上已不尽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自《道德经》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万物之“本”的探寻和追问，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出之处。那么，在借鉴了与之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是否就此放弃了道家思想这一“崇本”的基本立场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回溯到原始道家的道论，以此作为探究这个问题的开始。 道论是道家得以立足之本，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原始道家道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据此，《道德经》以“无”释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这个“无”并非与俗常的“有”决然对立的空无一物的“无”，而是超越于具象的“有”、“无”等二元对立之上的无可确定性： 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性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是被认做远离一切观念、一切现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同一。因此这种“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的本质。[3] 虽然原始道家的道（“无”）并非如黑格尔所说已成为一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它只是“本源”，而这一对“道”的进一步本质化是由魏晋玄学完成的。但在《道德经》对于“道无”的一再强调中至少可以见出：“道”的这种无可感知和视听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自《庄子》以降，《道德经》中的这个“无”却一再被误读为具象的、与俗常的“有”相对的空无。据此，在《庄子》中，对“无”提出了质疑，《庄子·知北游》中说：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不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所谓“无”只是与“有”相对的俗常的“无”，并未达到无为之最高境界，因而更以“无无”进一步否定“无”。而对于“无”的这一缺憾，在魏晋玄学中同样亦被发掘了出来，在何劭的《晋书·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对《道德经》之“无”的置疑：时裴征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征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据此，王弼将其最高本体称之为“至无”，而这一似乎更高于“无”的“至无”，其实不过仍是为了表达“道”的无可规制性而已。于是从《庄子》中的“无无”到王弼的“至无”，道家思想一直试图沿着遣执去滞的理论进路推展道的这种无可确定性，在这一条似乎是漫漫无尽的遣执去滞的道路上，隋唐重玄学由于导入了佛学中的双遣双非而走得似乎更为彻底。初唐的重玄大家成玄英在其《道德经》疏中说：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4] 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无不将这种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这些重玄学的著作中，诸如“非……非……”“不……不……”等的语义模式所处可见。隋唐重玄学正是在运用了这种看似圆通的双遣双非、不落两边而使得其“道”更为无所滞碍，因为在隋唐重玄学的双遣双非中，“道”不但超越了有无，更超越于诸如阴阳、刚柔、因果、本迹、本末等等一切的二元对立： 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终非非终，非本非末，而为一切根本。[5]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6] 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7] 按照隋唐重玄学的解读，魏晋玄学的崇有说当然是滞于有了，而王弼等的贵无说虽然是对于“有”的否定，但是却同样落入了“无”的局障之中，那么这个“无”同样也要被坚决地否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庄子》的“无无”说是对《道德经》“道无”论的误解相类似，隋唐重玄学的“非有非无”对王弼的“至无”说亦作出了历史重演式的误解。正是基于这种误读，隋唐重玄学方才得以用“非有非无”进一步否弃王弼等的“至无”。然而隋唐重玄学在这条否定的理论进路上似乎走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他们以为这种中道仍然是一种执着，因而连这“非有非无”的中道亦要遣去，于是就是“玄之又玄”的重玄。毋庸讳言，在对“道”的无规定性的铺展中，隋唐重玄学运用了“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而这一方法正是源于佛教的中观学。如所周知，佛教的中观是奠基于缘起性空的教义之上的，亦即：中观学意义上的“非有非无”指向的是万物的空无自性。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中观者的二谛中道观：缘起即是性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是缘起法，要由众缘而现前，……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然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即缘起本相，不应作形而上的实体看，也不应作原理而为诸法的依托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拟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8]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导入了佛教反本质主义的中观学以后，隋唐重玄学的“道体”是否就此化约在这“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之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隋唐重玄学中，无论道是“非有非无”还是“非古非今”，甚至是“非非有非无”，“非非古非今”等，这种有鉴于中观学的双遣双非所要导出的却绝非是“道”的空无自性，恰恰相反，它要成立的乃是作为万物最高之本体的“道”的真实存在，而所谓“双遣”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彰显“道”的无有规定性，“双遣”本身决不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的。正如成玄英在《道德经》疏中所说：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夷然平等也，无色无声无形……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9] 道虽然无色无声无形，然而却并非象太虚一样地“绝无”，只不过因为道的微妙玄通，无法以常人的耳目感觉罢了，所以决不可将道视为虚无，否则将堕入断见。不但如此，隋唐重玄学还一再肯定了道作为超然物外的最高本体的存在：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10]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11]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12] 在隋唐重玄学中，佛教的中观之道显然已经失却了般若空观的原意，它不过是作为最高实有本体之道的修饰语而被使用着，而这种旨在指向“道”之无可规定性的双遣双非反而更证明了“道本”的实存——这一运思结果显然是与佛教中观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之后，隋唐重玄学并未偏离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以来道家思想“崇本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与前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而使得其理论构架变得更为精巧和圆融无碍。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对于佛教中观的导入并非一场极具颠覆性的范式革命，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对于“道本”的无有规定性的进一步推展更为确凿地证明了“道本”的实存，因而这种变革在道家思想的发展中依然延循了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那么接下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隋唐重玄学的所谓“道本”究竟成立于何种意义之上？或者说，在历经了自先秦的“本源”到魏晋玄学的“本体”的嬗变后，隋唐重玄学将以何种面目承续和建设道家的“道本论”？首先，继魏晋玄学将《道德经》中的“道”由本源说抽象为本体说后，隋唐重玄学将魏晋玄学的这一抽象本体进一步推展。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隋唐重玄学不但借鉴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将其“道”的无可规制性进一步推进（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详细论及），而且径直将“道”等同于“理”。成玄英可谓隋唐重玄学家中言“理”最为频繁的一位。在他的著作中，道即是理、是“无为之妙理”、“自然之正理”、“玄理”、“真理”等的表述随处可见：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13] 至理无塞，恣物往来，同行万物，故曰道也。[14] 真理既绝于言象，至教亦超于声说，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15] 紧跟其后的李荣也基于道的抽象本质将其等同于“理”：（道是）“虚极之理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极其真。”[16]而后代的唐玄宗、杜光庭则无不是沿着这一“道理”说的思路继续前进的： 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假言以诠理，终理契而忘言，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也。[17]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18] 从以上引文可以见出，隋唐重玄学的这个等同于“道”的“理”的一大要义在于其虚通无碍、超绝言相的无有规定性，正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德义》中所说：“道者，理也。……言理者，理实虚无。”[19]而正由于“理”的这种无有规定性，使得它能够遍在于万物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矣。”[20]在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中，道与物决不可能仅仅象先秦原始道家那样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因为“理”将不再作为万物的最高生化本源而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存在。不但如此，由于其导入了佛教的本迹说，因而道物之间的关系比起魏晋玄学来说显然更为精致圆融。因为在所谓本迹说中，本既高于迹又不离于迹，本在迹中，迹中现本，本迹不二。运用本迹说阐发作为“理”的道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成玄英可谓重玄家中援用本迹说最多的：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21] 无物者，妙本也。夫应机降迹，即可见可闻，复本归根，即无名无相。[22] 在《庄子疏·序》中，他甚至将《庄子》的内外篇分判为本迹之别：“《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23]而本迹说自成玄英的一再使用，似乎成为隋唐重玄学描述道物关系的固定用法了。如李荣在《道德真经注》中也说：“顺理则契于妙本，顺俗则同尘降迹。”[24]而唐玄宗则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25] 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识度中，“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将“迹”与“本”对举的意义就在于：由可识可见的万物之“迹”中更见出妙本理体的微妙难识，则当然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比起魏晋玄学的本体说来是更为精致圆融了。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并非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首先在于：理作为道的无可规制性和普适遍在性从道作为生化之本的本源性中剥离出来并成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不但表明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区别于原始道家的“本源论”，更意味着其在延循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时的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转换。因为这个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的理将不会再象重玄学家们所指摘的魏晋玄学那样陷落于“有”或“无”的拘禁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26]它将取代任何“有”或“无”的偏执而成为万物之最高本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隋唐重玄学的“理”虽然似乎超越了所谓“有”“无”的禁制，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而存在的，虽然隋唐重玄学一再宣称破滞去碍，然而这种似乎颇具革命性的口号却并没有带来对最高本体（道或理）的全面颠覆，亦即：那个自先秦《道德经》以来所一直被道家思想所延循的道本说即使是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双非以后，也仍然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如果说隋唐重玄学以前的道教一直将修命作为成仙了道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隋唐重玄学将“理”导入了其道本论以后，所谓的智慧解脱也随之成为了道教修仙论的重要内容。因为既然道就是理，那么修道不单只是命功那样简单，由悟理而契道必将也成为道教修道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的“理”是沿着魏晋玄学的本质主义而向前推进的。与魏晋玄学将“道” 抽象本质化相区别的是，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中，万物之“母”的最高本源——“道”是一种流动的、极富生命力的活象，这个作为万物生化之本源的“道”与万物有着母子般的血肉联系。而自魏晋玄学将道抽象本体化以来，这个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却似乎在这种纯粹概念的形上标举中流于偏枯和空疏。那么，沿着魏晋玄学本质主义向前发展的隋唐重玄学是否也因其“玄之又玄”的遣滞去执而将其道论最终抽象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空疏的理体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道气论的引进，隋唐重玄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回答。在《道德经》中早有“专气致柔”的表述，但是老子对此并未进一步发挥。而相比之下，《庄子》倒是对气要有兴趣得多。在《庄子》中，“气”不但是一般具象的物质，而且还有阴阳之别，如在《秋水》中他说：“自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在《天运》中他说：“阴阳者，气之大也。”“受去气而养乎阴阳。”不但如此，《庄子》更有将气视为万物之本源的倾向：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27]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28]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9] 在《庄子》看来，万物包括人都是气之所化，人之生则气聚，人之死则气散。他甚至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在《大宗师》中庄子称：“伏戏得之（道）以袭气母”，以气为母，则其中的本源意味不言自明。关于气与道的关系在《庄子》中尚未被揭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将气等同于道，却是自隋唐重玄学肇始的。如前所述，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中对“道理”说推举最力的，但是即便是成玄英的道本论也未曾否弃过道气说。在注《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中他说：“专，精专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为专精道，致得柔和之理，如婴儿之无欲。”[30]在这里，成玄英明确指出道即是炁；而在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时他说：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为名也，虽复非无非有，而有而无，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虽复非象，非色而为色为象；故是炁也，言道种种变见（现），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31] 虽然成玄英的“道”非有非无，非象非色，但是道却决非一个空疏之“理”所能全部囊括，因为这个即使是被成玄英名之为“妙理”、“玄理”、“理境”的“道”中还是蕴含着万物之生化本源的炁的。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经》中，更是径直将道气并称为万物之生化本源：“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从冲炁而生也，当守道清净，不染妄尘，爱炁养神，使不离散。”[32]其后的杜光庭则干脆说：“道者，虚无之炁也，混浊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无， 包罗天地。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33]隋唐的重玄学不但基于元气作为万物质料的意义将其视为万物之本源，更将“气”等同于一种推动“大道”运行的动力或作用力。而这种“气”的意义在司马承祯的道气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开展，在《服气精义论》中他说：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着焉，万物与之齐受。[34] 司马承祯认为气是道的极微妙的内核与动力之所在，而当这个作为道的内核与动力的气运动起来，道也随之成了一种动态，这样道便在气的推动之下生出太极，然后生化天地和万物。而不论气是作为万物的质料还是生成万物的动力，在隋唐的重玄学中都几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正是基于此道气同位同体的理论识度，所以隋唐重玄学在将道“理”化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否弃过这个至道妙本的生化之用，于是，这个在魏晋玄学纯粹概念的形上推举中曾被一度干瘪化和空疏化的“道”又在隋唐重玄学的道气论中被重新激活而流动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可不谓是对原始道家道论的一种回归：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35] 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36]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满。[37] 然而隋唐重玄学毕竟已不全同于原始道家，因为在原始道家那里，“道”作为生化之本源的意义是道的全部内容。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是在历经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说以后再重新导入其道气论的。这就是说，在隋唐重玄学的道体论中，本源论和本体论是同时并存的。这样，隋唐重玄学就将必然遭遇到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魏晋玄学都不曾有过的理论困境，这就是：这两种道本论究竟是谁更为至高无上？抑或两者同样重要？基于重玄学的立场，成玄英以本迹说解决了这一问题：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38] 在成玄英看来，虽然道在生化万物时可等同于元气，但是这毕竟是有迹可寻的，因而相对于那个超言绝象的“理”化了的道本，这种生化功能只能是迹。在这个关于本和迹的分判中，道理说与道气论的高下之分已不言自明，而集重玄学之大成的杜光庭在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则更为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氤氲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39] 虽然隋唐重玄学并不拒斥道气论，但是本着其遣滞去执的重玄立场，隋唐重玄学是很难将这一似乎落于“有”执的道气说升格为究竟之境的，于是运用本迹说或是四分法将道气说纳入其重玄体系而与道理说同时并存倒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便法门，而这种基于重玄立场的圆融和会通使得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在延循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后，最终成为了一种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崭新的“本源—本体”论。而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从先秦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质说”，最后再到隋唐重玄学的“本源－本体”论 ，道家思想中崇本的基本立场是从来不曾被否弃的，而这种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无疑是与佛教、特别是中观思想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注释：--------------------------------------------------------------------------------[1] 《老子·四十章》[2] 《老子·十四章》[3] 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第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4]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引，《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一页。[5] 63《本际经》卷四，《道性品》。[6] 《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7] 《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三八页。[8] 印顺：《中观今论》199-200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修订1版。[9]《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四，《道藏》第十三册，第四零七页。[10]《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零页。[11]《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12]《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13]《道德经义疏》卷下，蒙文通著《道书辑校十种》第五零二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4]《庄子·天地》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二册，第四零五页。[15]《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集校十种》第三六七页。[16]《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三，《道藏》》第十三册，第三五八页。[17]《御疏道德经》卷八，《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九三页。[1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一，《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一一页。 [19] 《道藏》第二十四册，第八零四页。[20] 《庄子·知北游》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三册，第七五一页。[2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六页。[22] 《道德经义疏》卷上, 《道书辑校十种》第四零三页。[23]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一册，第六页。[24] 《道德真经注》，《道藏》的十四册，第三八零页。[25] 《御疏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五零页。[26]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七页。[27] 《庄子·知北游》。[28] 《庄子·至乐篇》。[29] 《庄子·知北游》。[30]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九四页。[3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四一八页。[32] 《御疏道德真经》卷七，《道藏》第十一册，第七八九页。[33] 《老子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三页。[34] 《道藏》第十八册，第四四七页。[35]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6]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四页。[37] 《御注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一七页。[38] 《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一，《道藏》第十四册，第四一五页。

这个比较冷门，还是写明清吧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玄学的理论体系以儒道融合为其基本特征，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学究竟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是儒表道里，还是道表儒里？则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在学术界中有的称玄学为"新道家"，有的则称玄学为"新儒家"。这两种称呼，各自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根据，因而都是有道理的，也都可以成立。但是，我认为，玄学就是玄学，不必再冠以"新儒家"或"新道家"等称号，以至造成人们对玄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面之见。大家知道，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而这两者（名教、自然）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理论上的主题，也是两家矛盾、争议的焦点所在。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自然与名教最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玄学家们作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表明了他将儒道有无之说熔于一炉的理论特色。玄学发展到了郭象，高唱"内圣外王"之道，论证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则更是将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名教与自然，融合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地步。这一点正是玄学在理论上的最根本特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玄儒并称，玄道同言了。如果一定再要把玄学加以分析，将其定性为"新儒家"或"新道家"，那末反而会使玄学本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失去光辉。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深入地讨论了有无、本末、性命、物理、圣王等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玄学家们有同有异，从而形成了玄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对此本文不准备作详细讨论。我只是想指出，不管这些玄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异同，然而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特点，即采用"自然"而"合理"的理论形态来论证上述各种具体问题。王弼玄学的主题是"以无为本"，这里所谓"无"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指"顺自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句注）。他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同上二十九章注），因此"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同上五章注）。同样，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即"圣人体无"，则是要求"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二十九章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二十七章注）。总之，"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五章注）。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只有任其自然，才合万物之本性。万物是有理的，万物之自然本性也就是它的理。换句话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所以他在指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样一点，即他认为，一切事物均"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二十章注）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彖传注》）玄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郭象，不讲"以无为本"，而以"独化自足"为其学说的主旨。但是，郭象在论证其"独化自足"的主旨时，所采用的理论形态则同样是"自然"而"合理"论。郭象是明确宣布"造物无物"（《庄子序》）的，其结论自然是"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如果说，王弼在论证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强调一个统一的必然的根据的话，那末郭象在论述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则强调"物之自造"（《庄子序》），即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得，而否定一个统一的根据。从郭象反复申述"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等等来看，似乎郭象否定了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之理。其实不然，他同样十分强调各个事物自然所得之性，并非自己可以决定或更改的。如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又如说："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逍遥游注》）这也就是说，事物虽自生自得，而这种自生自得也是有其自然而必然之理的。所以，郭象不仅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必然之理（如说"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同时也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是"自然相生"的，但又是"不可一日而相无"的（《大宗师注》），这是一种"必至之势"（《胠箧注》）的体现。这就如同"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由此，他又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而归根结蒂也是由于"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就这方面来说，郭象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至此，我想玄学"自然合理"论的理论形态已十分清楚了。这种"自然合理"论的理论特征是，通过顺物自然之性（王弼说），或自足其自得之性（郭象说），来论证事物各自地位的合理性，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玄学家王弼和郭象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王弼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老子》十七章注）郭象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就这一点来说："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二十一章注）。但是，此所以然之理又不是全然不可知的。所以王弼又说："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文言注）这是说，所以然之理体现在事事物物的性用之中，通过观察事物之性用，则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把握了。由于玄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命定论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把命归于"自然合理"之自性，而没有把命归之于造物主的决定，这在理论思维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性思辨形式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理论形态，在改变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形态，以及开创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以至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宗教的色彩相对地比较淡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征。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注重人事、注重现世，因而伦理的和政治的成分十分突出。而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强调自然本性的合理（或合于天理），注重理性的自觉。过去，人们在分析中国哲学或文化这一非宗教传统的特征时，往往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传统上去。经常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等等作为证明。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上述言论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宗教特征的形成，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由魏晋玄学所建立起来的"自然合理"论。从儒家孔孟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格化的上帝（神）已基本消失。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仍保留了非人格的意志之天，天命观念相当严重。汉代的今文经学家可以说是着重地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观。他们吸收阴阳五行，以及象数纬候等学说，炮制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的天命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董仲舒举出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语，并且明确地定义说："命者，天之令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因而，他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承天意以从事"，"承天意以顺命"（《汉书•董仲舒传》）。他还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即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源于天。他声言，"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同上《诸侯》）推而广之，人的一切行为，特别是人君的行为，都会引起天的反响（感应），或呈瑞祥，或降灾异，从而显示天意、天命。总之，在董仲舒眼中，天是"百神之大君"（同上《郊祭》），天除了无人格形象外，其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和意志，比之殷周时期的上帝，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从董仲舒起，还开始了一个神化圣人（圣王）的"造神"运动。董仲舒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同上《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同上《二瑞》）。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推尊孔子，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同上《俞序》），把孔子打扮成一个为万世立法的教主。这种动向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中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圣人不仅在智慧上不同凡人，而且在外貌上也与众不同。《白虎通•圣人》篇中不仅鼓吹"非圣不能受命"，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等等，而且还特别强调"圣人皆有异表"。诸如"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等等。而在某些纬书中，这些圣人的形象就更是神奇古怪了。如《孝经纬》中描述的孔子容貌是："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等等。按照这种描述，孔子已完全超出了凡人的范围，而升入了神的行列。于是，又出现了孔子为黑帝之子的神话。此外，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使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由此可见，从董仲舒，经谶纬，至《白虎通》，两汉今文经学制造了至高神（天）、经书（谶纬）、教主（圣人、孔子）等，走的是一条企图把儒家变为宗教（儒教）的道路。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派，缺乏理论，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无法与今文经学派相匹敌的。两汉之际的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一书，着重发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从理论上有力地批驳了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这本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没有能够广泛流传，其影响也不足以遏止今文经学把儒学宗教化的趋向。 玄学趁西汉经学之弊而起，接过王充自然无为的理论，但是作了重要的改造。王充的自然无为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立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主要从宇宙万物生成方面来论述的，三是针对神学目的论，而强调自然无为的偶然性。玄学主要不从气化方面论天地万物之生成，而是主张"归一于无"或"独化自足"。因此，玄学所说的自然无为，不是指某一实体的特性，而主要是指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决定一种事物得以生成、存在，以及与他种事物之间构成某种关系的所以然之理。就这一点说，玄学在理论上克服了王充自然无为论中过分注重偶然性的缺陷。这样，玄学既以自然无为论否定了两汉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又以"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肯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玄学把自然无为推演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必然之"理"，对于东晋以后的名教理论，以至于宋明理学的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如东晋袁宏作《三国名臣赞》，在夏侯太初赞中就说道："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晋书•袁宏传》）。又如《宋书》《傅隆传》载其《议黄初妻罪》文中有云："原夫礼律之典，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总之，大都强调礼律名教出自人的自然性情，是自然合理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但是，我们从他们对天理的解说来看，理学的天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玄学的启发。这样说，大概不能说过分或牵强。如程门高弟谢良佐曾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学者只须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上蔡语录》卷上）这里明确地强调了天理即是自然的道理，与玄学所讲的"自然"而"合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理学家确认万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而这些理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这与王弼、郭象之说，何其相似！程颐则更是把自然之理推广到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去。如说："气有淳漓，自然之理。"（同上卷十五），"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同上卷十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之理如此。"（同上卷十五）"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氏易传》卷二贲卦彖传注）"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升治，理自然也。"（同上蛊卦卦辞注）"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同上卷三益卦六二爻辞注）同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强调理的自然而必然。如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孟子•梁惠王下》注）"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之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孟子•离娄下》注）。在宋明理学时代，哲学中有气本、理本、心本等不同的学派，他们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的甚至于对立。因而对于理的地位、作用等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理具有自然而必然性这一点上，各派基本一致。这以至于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和以后的戴震那里，也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关于理的理论，宋明理学比之于玄学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玄学那里还只是一株小苗，而到理学那里则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但是，关于理的基本性格，即作为事物之所以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理即顺物自然，顺物自然即是合理等等则在玄学那里就已基本确定了。这正是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忘言而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辨》一文中说："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般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并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汤先生的这一番分析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言意之辨中，关于言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言尽意，其主要代表为欧阳建。他认为，言与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言尽意论》）他还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也就是说，言能尽意，离言不能得意。二、认为言不尽意，以荀粲、张韩、郭象等为代表。如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张韩则更主张不用舌。他说："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全晋文》卷一?七，《不用舌论》）郭象则说："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徐无鬼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故求之于言意之表面后至焉。"（《则阳注》）此派对言象持根本否定态度，因而强调"意会"和"冥合"。三、认为言以出意，得意在忘象，以王弼为代表。如他明确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他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此派对于言象的作用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言象只是出意的工具，如果停留在言象上，就不可能得其意，因此必须忘言忘象，"乃得意者也"。（以上均见《周易略例•明象》）其主旨在于强调通过言象去得意。上述二、三两种观点由于均为重意轻言象，以强调得意为主，因此常被混为一谈，而不作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玄学"忘言得意"的方法，也是综合这两者的意思而言的。关于忘言得意的方法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中所起的作用，汤用彤先生在上述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一、用于经籍之解释；二、契合于玄学之宗旨；三、会通儒道两家之学；四、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五、对佛教翻译、解经亦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本文不准备重复，以下只想就玄学阐发的"忘言得意"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补充一些意见。忘言得意的方法，主要是从探求对于事物现象之本源、根据的认识中提出来的。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诚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这一点，可以以王弼之说为证。如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老子指略》）这里所谓的"本"、"始"也就是他所谓的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说，玄学的"得意"之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忘言"（"借言"）以"得意"，即是取得这种深化认识的玄学方法。"得意"之论，在王弼那里还是肯定要通过言象去获得的，这从他的"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以及本文上引他所说的"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等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到了郭象那里则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了（《山木》注），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得意"。他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又说："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郭象的自然冥合论是一种通过主体修养，使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自证、意会的方法，它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道家：

咪蒙的毕业论文玄学

自咪蒙靠精心炮制的重口味心灵毒鸡汤在新媒体届爆红以后，反咪蒙的大军迅速集结，「交朋友前，先问问他/她看不看咪蒙」已经成为他们圈子的一句流行语，好像在他们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咪蒙的，一种是不看咪蒙的，凡是不看咪蒙的，都是他们需要团结争取的对象，凡是看咪蒙的，都是需要被他们抨击和拯救的对象。

这种思维方式，和咪蒙在公众号上炮制的那些非黑即白的毒鸡汤的写作方式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确是不看咪蒙的，但他们是咪蒙公众号的潜在受众。对于这些通过表示自己不看咪蒙以自诩自己三观很正的人，我常常报以最纯洁的微笑，然后心底闪过一句：智障。

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在七年前就与咪蒙相逢，曾经迷恋《圣人请卸妆》中那种自由、恶搞、痛快又不失学术严谨的表达，你对咪蒙的看法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粗暴，咪蒙的文字之所以变成今天这幅鬼样子，归根结底是这届读者不行。这届读者基本上已经不愿意读起点爽文之外的文字了，他们更愿意斗图，如果一篇文章中全是干巴巴的文字，一张图片都没有，他们无论如何都提不起兴趣，至于作者在行文中掉书袋和各种化用，他们根本就不会买账，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么多书，你掉那么多的书袋，他们完全get不到你的梗。所以咪蒙之所以变成今天的咪蒙，完全是因为咪蒙下沉了，她把自己的目标读者从小清新下沉到那些看着郭敬明的《小时代》长大的90后95后，这部分读者其实跟当年《知音》的读者除了年龄层上不一样之外，没有别的差别。

上图这个叫马凌的女人，就是咪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一定想不到她是那个写作出非常偏激的《致贱人：我凭什么帮你》、《不是我太高调，而是你玻璃心》的咪蒙。一个读着魏晋文章的女文青，一个毕业论文是《阮籍诗歌与玄学本体论》的文学硕士，一个写出《圣人请卸妆》、《守脑如玉》的小清新，竟然沦落到每天在公众号上炮制新媒体时代的新知音体文章，完全都是读者逼的啊。

明明是我们把一个好端端的马凌逼成了今日的咪蒙，我们却又要简单粗暴地以「看不看咪蒙」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质的标准，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我逼完咪蒙，又要逼朋友了吗？所以我相当反对以看不看咪蒙作为交朋友的标准。

文/施页

咪蒙的公众号已经停更20天了，但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它依然存在于微信订阅号的最底端，并没有取消关注。

这种现象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并不常见。毕竟，公众号没有活跃度，就会变成一个死号，不跟潮流，不发新鲜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没有太大的价值。

当然，咪蒙并没有像关爱八卦成长协会、毒舌电影等微信公号一样，永久被封。根据网上消息透露，咪蒙疑似被禁言1个月，之前很多有关“低俗媚俗”的文章也都被删除。

说到咪蒙，有人爱她愤怒的文字，有人恨她偏激的观点。

总有人声讨，说怀念那个喜爱魏晋文学和魏晋玄学的咪蒙，毕竟不是谁都能写出《阮籍诗歌与玄学本体论》这样的硕士毕业论文；总有人惋惜，说怀念那个写出《好疼的金圣叹》的咪蒙，毕竟在《独唱团》之后，再也看不到如此才华横溢的她了。

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她，说她的文字低级，说她的鸡汤配方诡异，长期食用有害健康。人们讨厌她关于“观点表达要偏激才有市场”这样的想法。

可骂她的人越来越多，她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公号的粉丝量日益增长至千万，所接的广告费也不减反增，一篇广告文案策划早已超过68万。

有人总结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时代造就了咪蒙，她就是这个浮躁世界的“先锋人物”。粉丝愿意看，咪蒙愿意写，这只是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罢了。

就像前不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冯小刚表示中国垃圾电影太多，是因为有太多垃圾观众捧场。虽然这话略有偏颇，有待商榷，但是话糙理不糙，确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想在金钱至上的年代沉下心来并不容易。

所以，在目前的商业大环境下，做自媒体公号传递信息，最终也是为了利益。市场大蛋糕就摆在那里，如果不去迎合某个群体的胃口，永远不会有人分你一杯羹。

有些人不取关，是想看她的笑话。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毒品允许在某些国家流通，就说它是好的。

有人问，什么样（文章）的阅读量高？咪蒙说，“热点、金钱、性、暴力。”

跟热点是公号写作的首要原则。于是，咪蒙的文章总在话题的浪尖，道德的边缘，时不时便成为众矢之的。

这几年来，我们都见证了她从“知心姐姐”到“满嘴毒辣、简单粗暴”的转变。她也坦言，一些媒体大佬在微信上拉黑了她。

不得不说，她的很多文字已经没有文采可言，愤怒、咆哮充斥着字里行间。咪蒙是微信女性用户收藏文章最多的公号，这对于很多刚接触社会，或者三观还不健全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不健康的。他们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世界，并就此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

5月18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别让“八卦”太喧嚣(辣评)》的文章中，对此类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最终，咪蒙的多篇文章因内容违反《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无法查看，还有的显示“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这让很多之前就不看好咪蒙的人大快朵颐。

有些人不取关，是觉得咪蒙总有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

现在大多数人都把阅读文章当做是一种休闲，这已经成为一种全民习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曾说，看公号的人，大部分都是闲来看看，不愿意过多的思考。他们恨不得你把所有埋在地下的意思全都扒开来告诉他，所以直截了当的感情类，总比抽象讽刺的小说类通俗易懂，也更受欢迎。

他说他们老板就是把咪蒙奉为神一样的人物，让员工分析她的文章，学习她的写作手法。

《致贱人:我为什么不帮你》《咪蒙: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才5万》《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等等，你说你看不起咪蒙的标题，可多少人是因为这些吸引眼球的标题点进了文章，接着开始关注她。

我们吐槽UC的震惊式标题，信誓旦旦说要抵制标题党。可也会默默点开知乎里，教你如何起好标题的技巧文；在看到其他写作者写出阅读量10万+的文章，也会羡慕不已，然后返回上一页，从TA的文章标题到内容，逐一研究。

好的标题是文章成功的一半。这是从学生时期写作文开始，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就像游戏对于中学生，沉迷于此固然不好，但也不能因此要求所有的网吧关门。不论批评她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咪蒙总在人们需要发泄的时候，提供一个适时的工具。

有些人不取关，是承认她所做的努力。

因为现实一次次的告诉我们：功利的背后，就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功利的背后，就是承认你所做的努力。

作为自媒体的大V，网络世界的意见领袖，咪蒙总是可以激起大众长期压抑的情绪，让人折服在她的思维逻辑中，并通过她的文章找到宣泄的方式。

正如咪蒙出版的那本《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这世界承认每个人的努力》，书名正是最好的回答。

尽管，知乎上对咪蒙的主流看法是“挑逗大众情绪”，把人普遍存在的不理性情绪引发出来。可看完GQ 杂志一篇题为《 咪蒙：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的报道，你才知道，要多么努力才能有她今天的成就：

收到了“宫颈癌前病变”的确诊通知书，她也要赶着去开下一个会议；手术的前一天，她工作到凌晨2点；创业失败，耗尽四百万投资，可她没有放弃，开始写公号后，用一年的时间，积累了800万粉丝。

可咪蒙却说，“我真心不觉得自己有多努力”。也许这正应了她自己说过的那句，“当你努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了。当你拼尽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

还有些人没有取关，是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咪蒙和她的团队在做什么，是着急地寻找解决对策，找出转移粉丝的最佳方法，还是懒得理睬，依旧热火朝天地写着剧本。

禁言事件对于咪蒙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至少在短时间，她不能再用她一贯的风格以独特的角度去冲击读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很多人想知道，禁言过后，咪蒙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是做出解释，还是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接广告、写文案。

咪蒙曾坚定地认为公号只是副业，她最爱的还是影视，那么她会不会趁此机会，转型去做影视剧。

30天，在瞬息万变的现下能改变很多。我们依旧期待咪蒙，以一个才华四溢的文字工作者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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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怀情愁却无亲，以词为夫守空门。诗绣秋冬洒秀口，论断忧伤爱与恨。

我交朋友必定是不问的，因为我不看，但是我以为，交朋友是看兴趣爱好，为人处事，三观，而咪蒙只是一个写文章的公众号，还达不到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就算有1万看咪蒙的人未必有一个像文章说的那样去生活，当一段文字或者一个故事引发人们思考或者讨论的时候，人们对她的关注仅仅是谈资。即使觉得震撼心灵，但是本身不会有几个人去改变。如同革命时代的鲁迅，他觉得学医用于救助人的思想，不如用来救助人的灵魂。然而，在那个人们灵魂都麻木的时候，如何用重锤敲醒人民的脑袋，文章只是辅助，更多的仍然要靠武力，笔杆子只有绑在枪杆上，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而咪蒙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说他根本无法去影响人们的心灵和行为。文字这个东西主要在于引起共鸣，咪蒙作为一个公众号，发布的文章是人们想看，人们爱看的，事实上文章的内容也不见得是咪蒙或者及其他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意愿，我称这种文章为迎合或者营销，咪蒙在这种之中可以称之为成功的。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过咪蒙的公众号和文章，问我觉得怎么样，似乎很想就这个话题讨论一番，我看过回答，文笔挺棒的，观点我不认同，太偏激了。朋友似乎有些无语，不过无所谓，大家还是该说啥说啥，一起笑一起闹，不会有半点生分，我推荐暗黑系漫画的时候她也未必认同啊。朋友就是朋友，与咪蒙无关。

关于林清玄的论文研究现状

林清玄的 散文 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峻中保持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他继承了佛家广博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装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林清玄散文 读书心得 ，欢迎大家参阅。

林清玄散文读书心得1

读了这么多篇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感觉他是以写父母的爱和人生哲理为主的。

像《打开内心的窗》中，散发着母爱光辉的母亲呵护着因第一次坐车而害怕的弱智儿子;父亲葬礼上在分财产的兄弟们，把他们唯一的母亲分给了自己，而他们自己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在下棋的老人带着的随身听，只为了随时了解海上的情况，担心着儿子;为了不让孩子怨恨自己，而避居大陆的父亲;林清玄先生的母亲往他的行李箱中塞得满满的爱，和那句“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还有林清玄先生离开故乡是的一瓶乡土……

由病母引出的快乐源自内心的道理;让恨黯然失色的则是无限的宽容;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看到的假乞丐，觉得他们可怜，是因为他们演的好。那我们给他的钱就当做给他的演出费，那又有钱这一说了呢;有时候要庆幸我们不在最高点或中间，因为我们在最低部时，就只能进步不能退步了;学会感谢：在交通如此拥挤、发达的现在，我们应感谢我们还活着，感谢事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谓的誓言只是智者耳中的戏言，鱼缸打破了，为什么不去赶紧换一个鱼缸而是在原地抱怨呢;如果我们能不恐惧、不抗拒，活在眼前，身心柔软，常怀感恩之心，跌倒就不会受伤了;我们重视一些事物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他们自身吗?我们真的不是在意他们附加在身上的名利权位而重视的吗?有一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我们便算得上是智者了吧;包容他人、包容困难，我们才会孕育出属于我们的珍珠，一颗圆而亮的白珍珠;我们追求很多东西，都是要适可而止的，就像买鞋一样：同样的价钱不一定要买最大的，而是买合适的;人生就像 围棋 ，不能着急，要慢慢地去品味人生的经历;“人生如戏”，忘了是谁说过的了，但他是否知道戏是有剧本的，NG了可以再来一遍，但人生却不可以;失败，使成功显得更珍贵;当我们用美的眼睛与心灵去看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便是美丽的;我们身边许多事物像水晶一样，清澈、无不如实、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只要在意他们的内在就好，至于名字外表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的;梦，让生活不再乏味;如果我们用 收藏 我们喜欢的东西去收藏我们的情感，那这是个世界会怎样呢;感谢困难，因为困难我们才能提高、进步;鲑鱼，一心想要回到出生地的归鱼;无知与野蛮，阻挡我们平等的去对待众生;有时候我们该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强加在无干的其他事物上去;有些人在异地寻找家乡的记忆，找不到却更加思念;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佛是什么或佛存在在哪，那我们又何必到寺庙里去拜佛呢;我们要达到的每一个超远目标，都是要从现在的每一个小目标开始的;真理，其实就是万物存在的价值吧;前世与今生，其实就是昨天与明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只有林清玄先生吧;时间就像鸟一样，飞走了不会再回来，也不会属于谁;佛堂，使我们对佛虔诚的内心的体现;天堂，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能放下手下的东西，也是幸福;“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父母 教育 孩子，更多的是教育他们的仁慈之心;用最乐观的心灵的去对待每件事物，因为百年之后这些都没有了; 在顺境之时，要使生活有风采，在逆境之时，要不散乱，保持静心;生命像酒，时间越久味道更加香醇……

我们去读林清玄先生的 文章 时，应该是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吧!不然又怎么会明白林清玄先生是如何从生活中领悟人生、领悟哲学的呢!也许正因为林清玄先生能对生活抱以平常心，才能从万物中去领略人生吧!

林清玄先生先生说：“我的写作，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心。”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文章以最朴实的语言告诉世人最深刻的哲理。

林清玄散文读书心得2

翻开一本书，和着淡淡墨香，如品茗般幽雅清韵。三言两语，智慧的光芒闪烁其中。洗净铅华，抛开那些看起来很虚无的深邃，所有的真相都会展示在面前。称其为散文精神的至高，也不足为过。没有多余的文字，一切仿佛是那么自然，却又充满了奇妙的联想，空灵流动。转换了时空，仿佛置身于那书中的情景，心灵却澄澈洞明。我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包罗万象，应作如是观”。即便是遵从了“如是观”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讲述真理的同时，又显得如此接近生活，如此接近生命的真相。一些原本很普通的事情，在林清玄的笔下，就可以发射出

熠熠的真理的光芒。在林氏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凡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苦与乐，从最平凡的生活中，感悟佛法，感悟禅、感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林清玄在博大精深、烟波浩渺的佛教艺术和佛教哲学的海洋里潜游泅渡，将之化为气息，化为血脉。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冷峻中保持着温煦，流动中体现着凝注。继承了佛家广博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装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东方美学理念和佛教哲学情怀融为一体、禅的机锋和日常生命体悟为一体的杰作。正如

《黄昏菩提》中写到：“凡是树，就会努力生长;凡是人，就不会无端堕落。凡是人，就有人的温暖，凡是树，就会有树的风姿。”“感恩这人世的缺憾，使我们警醒不至于堕落。感恩这都市的污染，使我们有追求明净的智慧。感恩那些看似无知的花树，使我们深刻地认清自我。最大的感恩是，我们生而为有情的人，不是无情的东西，使我们能凭借情的温暖，走出或冷漠或混乱或肮脏或匆忙或无知的津渡，找到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还记得那住在林中的年轻人，当人们问他为何不到山外打工时，他的口吻不容置疑：“这是我的家。”在年轻人的眼中，森林中的一切生灵，都在冥冥中传递着广博与自然，带给他家的熟识气息。不会忘记那位卖馄饨的老人，他总是在深夜敲起清越的木鱼，向老主顾传达着生意的信号，却不致中断熟睡者的美梦，更在不经意间温暖了迟睡者的心灵。正是这平凡乐器奏出的平凡音响，委婉地传达着这位老者的淡泊心态，使串串云淡风清的声音久久在心灵的上空回绕……

读毕林清玄的散文，豁然开朗，生命的价值别有洞天。“且让我们在卑湿污泥的人间，开出柔软清静的智慧之莲吧。”

林清玄散文读书心得3

“林清玄”三个大字印在封面正中央，再往左为他的经典作品，再是出版社。上下两块都是清雅的荷花;上面为一朵花苞被一朵硕大的荷叶遮住了“半面”，而又一朵清雅、正在怒放的荷花又被那荷叶衬着，诗意盎然。而下面是一朵墨荷与一朵粉色的荷花并肩立着，又使粉色的荷花显得倍加耀眼……

醉后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思过方知爱恨;很过方知情深。理智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感情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中很多事，你错过一小时，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

这又是一个满怀愁苦的作家罢!我思忖道。在我所读过的台湾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人会以一个轻快自如的笔调吐露内心愁苦的。众所周知的《乡愁》，虽写的婉转真挚，却也有句“乡愁是一座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的诗句，令人伤感之余，又多了世事的凄楚;刚读的席慕容的文字，也有优雅脱俗的篇章。虽在少数中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但思过后留下的又是那种心灵的疮痛。

就像《月光下的喇叭手》一样。

“那时月亮很明，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它的影子诡异的往街边拉长出去。”

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与喇叭手的相遇、相知、相思。从字里行间不断地渗出了喇叭手的乡愁。一首骊歌贯穿全文，使我读完后那首歌还在我耳边、心头不住的荡漾。

一只喇叭，被上天吹奏着，音弦操动着老人的经历，拨动着作者的心。“老人专注地吹这首曲子，一次比一次温柔，充满感情，他的腮鼓动着，像一只老鸟在巢中无力地鼓动翼翅，声调却像一首骊歌，等他停的时候，眼里赫然都是泪水”我尤其喜欢这一段，这一段把老人的乡愁描写的淋漓精致，连无助的鼓动翅膀也是在温暖的巢中;“声调却像一首骊歌”又近一步说明了老人的悲伤。若不为此，为什么老人对那首曲子感动地满眼都是泪水呢?

一曲骊歌终了，是是非非散了，生命的红线被忽如其来的风扯断了;唯有封面那不起眼的墨荷，正在独怜倒影。

林清玄散文读书心得4

林清玄是中国台湾一代文学大师，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文学着作。书中饱含着书墨的韵味，从生活、见闻、佛教等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光是人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阳光、灯光、目光、霞光、月光。这些光也折射出了世间种.种的现象。有多少人因为光彩而失去了本性，在阳光下展示出一副虚假的外壳;从古至今，所有的诗却从未有过写过正阳的，也许是因为人在正阳下会感到害怕吧。现在的人对别人充满了怀疑，把真实埋藏在了内心的最深处。

现在，人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差，一块块珍贵的土地被人们变成了赚钱的工具——盖楼房、盖商铺、做景点，失去了土地原来的价值——生长植物。城市里再也难觅土地的踪影，才会引发林清玄如此的感想。

人总喜欢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殊不知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例如你不能买一点感恩，只能买一些礼物作为感恩。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林清玄认为是不对的，我也这么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什么都能买、能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真情流露，怀着真心去送祝福，那不用说感恩，明月都可以送，对方也一定收得到。

人喜欢喝茶，也喜欢品茶，但没有人去尝试新的品种，满足于现状，林清玄的朋友就是一位敢于创新的人。他曾在房子里实验把乌龙和铁观音合成一味，想做出“乌铁茶”;在寒冷的早晨采集含着露水的茶芽，想做出“雀舌鹰爪茶”;在深更半夜提着探照灯采茶，想做出“月光茶”……正是由于他的创新，才能做出这么多新品种——我们不也要有这种精神吗?

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书中领悟到其他的道理，这，也许就需要我们去慢慢品味了。

林清玄散文读书心得5

小的 故事 折射大的哲理，没有华丽的词语，简单平实的生活故事，蕴含着细腻的情感，几句平淡的话语，足以让人一次次的反复回味，这就是林清玄的散文集。

第一次读林清玄的散文时我就被他的清新淡雅的文笔，深厚的道理，以及对人生、世界的感悟深深的吸引了。

我喜欢在床头放着一本林清玄的书，睡觉前阅读几篇，来一次心灵之旅才可以安静地睡去，一切道理都在梦中显现。

他说：“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无数的低谷，使我们在挫败中流泪，不是说不允许哭泣，你可以蹲下来好好想想自己，但是，请不要放弃，山的明媚就在山的顶点，你需要做的是整理一下心情重新攀登，坚持不懈、努力追求，人生又是一片春光灿烂。

他说：“安静无言并不是陷入空白，而是有一个更深广、更澄明的所在;最好的表达是沉默，而不是语言。”面对误解，请选择沉默;面对挫折，请选择沉默;面对辱骂，请选择沉默。有时候，解释是多余的，那时候沉默，能是最有力量的语言。

他说：“生命是在水上写字，第二笔还未落下，第一笔已流到远方。”时光如潺潺流水，抓不住的它一点点地在流逝，生命一点点地在逝去，再长也不过数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能让我们挥霍呢?珍惜吧。。。。。。

这本书里有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能悟出一个道理。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读一遍都会在人的心中烙一个印。渐渐，一本书的道理都钻入了人的心中。

林清玄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而是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他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写的就是我、你、他。这些文章，初读时如获良友，再品时如逢故知。他的文字每次读后都会让我的心中充满宁静。文如其人，假如他没有高雅的品味和如此纯净的心，怎么能写出美得沁入人心的文章?

“挫折，是为了让你学习智慧;离散，是为了让你学习成长;忍苦耐艰，人生才能显现真正的价值。”这样的金玉良言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也许只有他——林清玄，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的书里能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课外所找不到的欢乐。感谢林清玄，他的文字给了我太多启示。

【精】林清玄散文读后感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写过散文吗？狭义上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什么样的散文才是真正的好散文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林清玄散文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都不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我看过了很多的散文集了。林清玄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好文章。

我买了一本《林清玄散文集》，我读了几篇文章，感觉写得都十分好其中一篇：《快乐的思想》足以让我反复回味

这篇文章，先开头是讲了个故事，我们快乐的思想是决定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快乐的思想乃是建立幸福人生的第一步，一个人没有快乐的思想，那么尽管用尽一切努力，可能还是会落空。一旦快乐的思想被建立起来，即使生活悠闲单纯，幸福乃至人间的美善都会自然的来到。我有时也拥有快乐的思想，的确很好。一生想要快乐，就要先有快乐的思想。就像文中的故事一样。同样是在砌砖，有了快乐的思想会比别人多一份喜悦。

一本散文书一向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写完作业都会把这本爱不释手的书读一读。以前买第一本散文集时，我都不是很喜欢读，可此刻我已经真的喜欢读散文了。林清玄的散文不像其他的散文，道理都含在文章里，让人很容易看懂很清丽悠远，我喜欢这种风格。

读林清玄的散文集，我感觉到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细节《软枝杨桃》。

林清玄他的文字如水样轻柔，语言亲切，大多数写得都是散文。他的散文很有哲理，当将它们运用在生活中时，更易懂。

书的封面上写了：期许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完美的心，庄严的心期许他们能在这混浊的世界，持续清明，能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快乐。的确，我挺喜欢这句话。

每年的散文介绍没有轮到我，很遗憾，但是下次是席慕容的散文集，我也会认真读的。我爱散文，我会一向继续看下去的。

林清玄是中国一代文学大师，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文学著作。书中饱含着书墨的韵味，从生活、见闻、佛教等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光是人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阳光、灯光、目光、霞光、月光。这些光也折射出了世间种种的现象。有多少人因为光彩而失去了本性，在阳光下展示出一副虚假的外壳；从古至今，所有的诗却从未有过写过正阳的，也许是因为人在正阳下会感到害怕吧。现在的人对别人充满了怀疑，把真实埋藏在了内心的最深处。

现在，人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差，一块块珍贵的土地被人们变成了赚钱的工具——盖楼房、盖商铺、做景点，失去了土地原来的价值——生长植物。城市里再也难觅土地的踪影，才会引发林清玄如此的感想。

人总喜欢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殊不知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例如你不能买一点感恩，只能买一些礼物作为感恩。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林清玄认为是不对的，我也这么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什么都能买、能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真情流露，怀着真心去送祝福，那不用说感恩，明月都可以送，对方也一定收得到。

人喜欢喝茶，也喜欢品茶，但没有人去尝试新的品种，满足于现状，林清玄的朋友就是一位敢于创新的人。他曾在房子里实验把乌龙和铁观音合成一味，想做出“乌铁茶”；在寒冷的早晨采集含着露水的茶芽，想做出“雀舌鹰爪茶”；在深更半夜提着探照灯采茶，想做出“月光茶”……正是由于他的创新，才能做出这么多新品种——我们不也要有这种精神吗？

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书中领悟到其他的道理，这也许就需要我们去慢慢品味了。

记得从初中开学到现在一共读了三本散文集，它们分别是《张晓风散文》、《毕淑敏散文》和《林清玄散文》。这几本书都非常好，各有各的韵味，但，使我感触最深得还是《林清玄散文》了。作为一名初一的学生，刚开始读他的文章感觉会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但是回过头来细细咀嚼，你便会懂得许多人生中的道理。恬淡自然，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淡淡禅意，小小的故事中往往蕴含着大大的哲理，这就是林清玄的文章。读了他的作品，使我浮躁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是不可多得的养心妙药。

散文的第一辑就取了一个富有禅意的名字——心的菩提。这一集收录的文章大多以作者内心的感悟为主。其中《佛鼓》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自从读了《佛鼓》之后，佛寺里悠远绵长的钟声似乎深深渗入了我的内心。隔绝了人世间的喧嚣，人的心平静如水。读着这篇文章时，仿佛有轻微的佛鼓声从远方传入我的耳畔。此时我的内心就像菩提树一样纯净、透明。

《走向生命的大美》一文中写到：唯有清明的心，才能体验到什么是真实的美。唯有不断的觉悟，才使体验到的美更深刻、广大、雄浑。也唯有无上正觉的人，才能迈向生命的大美、至美、完美。透过这些文字，让我体会到生命的美丽要有清明的心与无上的觉悟，心的纯美才使人洗涤心中的污垢，只有心的修炼，才能跨越生命的苦痛。

读了这本书，就像看到了林清玄本人一样，那充满智慧与内涵的语言中表现出的是内心的恬静与淡然。我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信佛的人，当然，是本书也不是用来宣传佛学的，我想，作者只是想告诉世人们，心的觉悟真的非常重要。

当我走进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美妙从天真的心到纯善的心，再从美好的心到高雅的心，这整一本书倒是围绕新展开的。林清玄它也如同一个孩子一样，在当今这一个混浊的世界里还能有一颗透明的心，保持清明。

而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清欢》了，读了这篇文章我也在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太繁华了？没有了清欢的存在。

虽然生出繁华，可是还是有有清欢的感觉。你是否注意过我们仰望星空的次数越来越少，看到星空会惊讶的大叫？你是否注意过我们路边的野花不再那么娇艳？你更注意过那身边清欢的事吗？我想答案一定是没有。

而在我的记忆中轻缓的事莫非就是读一两首优美的小诗，小令；这已经称得上高雅了。

林清玄说：“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摄了，竹林像一片乐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这也就是清欢

你是否想过岁寒三友的崇高？你是否想过他们的高洁？

竹子他在瑟瑟的寒风中挺立，他不被寒风屈服，他是那样的坚毅、高雅。

梅花，它凌寒独自开，在寒风中尽显他的风姿，让人们不禁被它的傲霜枝所屈服。

松柏，它在逆境中成长，不畏环境的恶劣与否，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岁寒三友是高雅的象征，也是坚毅的象征，更是清欢的象征。清欢就是如此，它不是李白的豪放、洒脱；它也不是文天祥的 壮怀激烈，更不是欧阳修的绵绵情恨，纳兰性德无奈的哀伤。清欢是值得我们在心底好好回味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静、雅。

鹅黄色的封面上，几支蒲公英随风飞扬，上面齐齐地印着几个大字——《林清玄散文集》。翻开书页，阅读着一个个细腻的文字，饱含着一个作家纯善而不被这浑浊世俗污蚀的心。他的文字如同他的名字一般——林清玄，清新淡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人们内心的柔软。他的文章不像张晓风的那般华丽、生涩难懂像是雾里看花；也不像毕淑敏的一般篇篇都惊乍地发现些什么。他的文字细腻而朴素，令我在一瞬间中认定他是一位极有才气的女作家，直到浏览了他的简历才惊愕地发觉林清玄是一位男作家。

而在他众多散文中，我尤为钟爱《寻找四叶草》一文。“心够宽广坚持”“情够细腻柔软”“一直保持自由的生命姿势”这便是作者总结出找到四叶草的法宝。

想起儿时的自己也在那一片密密的浓绿中，寻找四片心形，给予幸福。

但当我读到这段话时，心中仿佛释然了。儿时一直执着的寻找也豁然开朗。那一片叶子便是开启幸福的大门，但终有一天我们会寻觅到付出的快乐，希望的黎时，财富的珍贵。而幸运草的第四片叶瓣则是我们苦苦寻觅的爱。心中充满爱了，在这偌大的世界中，那一株幸福的媒介在千千万万棵平凡的三叶草中终究是不存在的，它只在我们的心中。找到那一叶绿，纵然找到的机遇只有万分之一，但也因为这渺茫的机遇，四叶草才被称为幸运草。让更多人感到幸福，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这小小的植物才会被寄予美好的感情。但当我们真正明了，寻觅到幸福，那时的自己总会释然，找到答案，因为幸运草并不在草里，我们心中已长出四片宛然的草儿时，幸运也会伴随着你一生。

或许如书上所说：“相契的草一旦宛然，相契的人不也宛然了吗？”

记得王维曾有一首《文杏馆》，令我深受触动：

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

不知栋里云，去做人间雨。

隐居之高士，迷醉山水之间，杏树成房，香草为屋，本应纵情随心，却要去问世，访那滚滚红尘，终究是于心不忍啊！古人皈依佛门，或闭关求道，为的都是那瞬间的开悟，仿若升仙，飘然化为那浮于长空中皎然的白云，自由无往，无心出岫，长空无碍，俯视人间的现实。可若人人如此，那么人成为了一种无情傲漠的生物。潇洒何用？超脱何用？傲然立于长空薄云之上，却连最珍贵的情感也抛却了。“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我向来不喜这句诗。或许它意境高远，或许它已然超越了世间凡俗，却总带给我冰冷无常之感。人若是没有情感，即使是那已“看破红尘”之人，好像已成为了高高在上的云，却早已茫然地飘向不可知的远方。

反观这“去做人间雨”一诗，我忽然便明白了其中含义。迈向诗心与道情的人，是以高洁的文杏做成梁柱，以芳香的茅草盖成屋宇，虽居于自然与美之中，却有问世的意念。因而内心真正开明的圣人，从不因红尘而漠视人间。他们自持内心的明净，毅然决然奔于尘世之中，正如“去做人间雨”中的那栋梁间的白云，心中纯净清明而又大慈大悲，愿化作滋润与清凉的雨，造福那燥热的人间。智者，只是清明；觉者，只是超越；而大悲者，不仅超然物外，更高的心境也使他不能坐视悲苦的人间，不离于有情，从而做人的圆满、作心的清明、作环境里的灯火。

我，比起做那超脱孤傲的云，更愿做那造福万物的雨，从而使人间多一份滋润、多一份甘甜。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没错，读书给人带来快乐，给人带来启发。总之，读书有许许多多的.好处。寒假中，我读了许多书。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就是林清玄的散文集，几乎每一 篇 散文都给人带来深刻的启发。读了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想，下面就和 大家分享 一下。

每 篇 散文因为主题不同，所以，给我留下的启发、感想也不同。《软枝杨桃》这 篇 散文让我明白当整个社会的人都只重视外表的好坏，不重视内在的美丑时，真正清净的生活就不可能实现。《在繁花中长大的孩子》则让我明白在美丽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受到美的熏陶，所以心也是美好的。《水终有澄清的一天》又让我明白，虽然一秒钟的混乱，可能需要几天才能清净，但只要我们一直坚持迈向更高境界，水，终有澄清的一天。《留一只眼睛看自己》让我明白，只有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才能明白成功的真谛，如果心执着停滞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是啊，一本书给我带来了这么多启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觉得太好看了，结果妈妈叫了好几次都没听见。这本书用巧妙的方法引出了许多生活事物中的看法、理解。让人情不自禁的想看第二遍，书中有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非常耐人寻味。整本书写的非常好，还让我知道了许多新鲜事物。偶尔，我看到精彩、好笑之处，都会不由自主的笑一笑。

每当我看见林清玄写的书时，都会拿起来读一读。因为，每当我拿起来阅读时，都会读出不同的味道。

一本好书，阅读上百遍，每一次读的感受都不一样，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一本书中，也有许多精彩的文章，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人生启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近日，我读了《林清玄散文自选集》，它好像是无声的“老师”告诉了我们面对挫折时该如何，面对无策时该如何……就是这一件件事情，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都在触碰着我们心灵深处。

人人都有最喜欢的文章，我也不例外。这篇文章不仅让我很喜爱，还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启发。是哪篇文章呢？就是《活珍珠》。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夏威夷的小贩在卖珍珠，谁也无法辨别珍珠的好与坏。有的人拿到的珍珠又圆又亮，有的人拿到的珍珠又小又扁。作者看到珍珠贝里的砂石会长出不同的珍珠。想到了人生：总有些人可以长出最大最美的珍珠。

作者简洁的语言中藏着深刻的道理，不禁想到了自己所在的班级。在同一个教室里有不一样的学生。有的学生光彩熠熠，是又大又圆的珍珠；有的学生黯淡无光，是又小又扁的珍珠。为什么有些同学可以变成美丽的珍珠呢？那是他们面对坎坷、困难时，能勇往直前，持之以恒，把“拦路虎”都一一解决了，一一包容了，成为了完好、圆润的珍珠。正像作者所说：人生的伤痛就是活着的珍珠，能包容，就能焕发出晶莹的光彩；不能转移，就加速了死亡的脚步。

遇到一些事情，要学会去包容、克服，即使不是最美丽的，也能散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彩。如果你不去包容、克服，反而让你那颗珍珠没有光彩，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

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幅画，那幅画不是完美的，但你只要克服、包容、填补那个缺陷，就会让这幅画变得完美……

读书让生命充满活力！

刚买到这本散文集，我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他的散文很美很美，但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哲理才是他文章的亮点，特别是《生命的化妆》这篇散文， 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说得多好啊！

在书中，书中一位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上、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记住了三句话，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我也很欣赏”精神的化妆与生命的化妆“！容颜易失，再昂贵的化妆品也留不住青春，而人的内在气质却与表相无关。也说得很好，谈得很有条理，说得让人只有点头的份。

林先生的文章从自己的认识谈起，经过自己的询问，化妆师巧妙作答，让全文主题一步一步凸现，让读者清楚的明白了化妆的内涵。全文很好的运用了类比的写法，让我们更好的接受了作者的看法，全文虽没有华丽的词藻，读来却给人一种流水样清凉的感受，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并真切想让我们的生命也变得像化妆手下的人一样靓丽起来！

那怎么才是对生命的化妆呢？学习！终身学习可以使你成为一流的人，终身学习就是生命的化妆。

有一次我去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林清玄散文》书，觉得很喜欢，把它买了，每一回家总是先看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少年时代林清玄所经历过的事所思所想与所悟，有许多散文都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如《清欢》、《从人生最底层出发》，不过最让我百读不厌的便是《黄玫瑰的心》，里面讲述了一朵黄玫瑰因水分不足，萎靡不振，后来整株花泡了20分钟，变光彩耀人。这件事情让林清玄知道了做事要有信心！

记得那一次，我数学考试，考完试，我心想：以前基本都是A,还很自信。第2天试卷一发下来我睁大眼睛，嘴巴都成O字形，因为只考了85分在班里只能排到中等水平。成绩刷的一下掉了下来放了学，我闷闷不乐，到了家一句话也不说，我怒气冲冲推开书房砰地一声，把门就关上了，作业也不想做了，就拼命地打被子，摔东西一肚子恼火。这时，妈妈推门进来了说道：“金圣哲，发泄怒火是没有用的，你需要静下心来、查找错因、仔细一点。一次失误，并不代表什么，成功与否决定与你的努力！

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不在骄傲自满，而是谦虚，仔细查找错因，第二次考试考了97分。我应该朝着满分去努力，真取下次考一个满分！

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左右了你的思想，糊里糊涂，要振作。

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喜欢林清玄的文字所特有的淡淡的香——如一缕莲花般的馨香。每每走进林清玄的文字，心也会跟着起起落落，然后慢慢静下。暖暖的回味时，内心总会充满宁静与关爱。翻开书的目录，那些题目就会吸引你：“暖暖的歌”、“生平一瓣香”、“温一壶月光下酒”、“发芽的心情”、“味之素”、“清欢”、“三生石上旧精魂”、“黄昏菩提”、“飞入芒花”、“清静之莲”、“吾心似秋月”……

林清玄的散文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峻中保持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林清玄继承了佛家广博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将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

林清玄在一篇名为《海拔五百》的散文中写道：“登山专家只看见山顶，不像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我曾被这行文字很久感动。我们正在一种叫做“征服”的驱使中日渐遗落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于是，我们只能努力想象“高处不胜寒”的孤冷，却对半山腰的迷人景致视而不见，殊不知，没有了自由的心情与平静的心态，再宏伟的目标终究是空想罢了。

林清玄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

依赖的心往往使我们经不起生活的磨练，但如果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就会从中显示出优雅自在和勃勃生机……

人间有味是清欢

“清欢”？凊欢是什么？脑子里快速搜寻可怜的记忆。在文中，我找到了答案。噢，原来清欢指的是“清淡的欢愉”。它来源于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一首词：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早上，细雨斜风，乍暖还寒，山中淡烟疏柳雾朦胧，河边突然阳光明媚、豁然开朗；从洛涧流出的清浅河水，进入淮河后逐渐变得混黄迷漫迤俪向前。一幅美好画卷呈现眼前，被贬谪的苏轼心情竟还能愉悦。中午时分，在山庄农家，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尝山间嫩绿的蓼芽蒿笋的春盘素菜，心情多舒坦，人间最有味的是这清淡的欢愉啊！

作者在书中这样提及：可现在，想在世间找到“清欢”，可就万分难了一一散个步，汽车声不断呼吼而过；吃个清淡的小菜，杳不可得，油、盐、酱、味精已成为菜的特色；喝一杯茶，但那些地方总是嘈杂无比；去赏赏湖，正漂浮的游乐船已成为所有人看的“展览物”……是呀，国庆黄金周放个假跟在父母的身后看海、看山、看水、最后还不是堵在路上看车、看人、看中国之“堵”……这个年代的“凊欢”太难寻了！眼要清欢，找不到青山绿水；耳要清欢，找不到和谐宁静；鼻要清欢，找不到干净空气；舌要清欢，找不到蓼茸蒿笋；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你要享受清欢，唯一的方法是守在自己小小的天地例，因为在我们拥有越多的物质世界，我们的清淡的欢愉就越日渐失去了。这样读来，苏轼还是幸运的！

眶缩的眉头慢慢舒展，我微微点头。

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喜欢他的文字所特有的淡淡的香——如一缕莲花般的馨香。每每走进他的文字，心也会跟着起起落落，然后慢慢静下。暖暖的回味时，内心总会充满宁静与关爱。翻开书的目录，那些题目就会吸引你：“暖暖的歌”、“生平一瓣香”、“温一壶月光下酒”、“发芽的情绪”、“味之素”、“清欢”、“三生石上旧精魂”、“黄昏菩提”、“飞入芒花”、“清静之莲”、“吾心似秋月”。

林清玄的散文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峻中持续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他继承了佛家广博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将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

他在一篇名为《海拔五百》的散文中写道：“登山专家只看见山顶，不像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我曾被这行文字很久感动。我们正在一种叫做“征服”的驱使中日渐遗落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于是，我们只能努力想象“高处不胜寒”的孤冷，却对半山腰的迷人景致视而不见，殊不知，没有了自由的情绪与平静的心态，再宏伟的目标终究是空想罢了。

林清玄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

依靠的心往往使我们经不起生活的磨练，但如果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就会从中显示出优雅自在和勃勃生机。

林清玄用他流畅而清新的文笔，写出篇篇沁人心脾的文章。字里行间总是透露出一种醇厚、浪漫的情感，平易，却又带着一股感人的力量。他的文章，总是令我爱不释手。

爱玉骨肉是清雅的爱好，但是一个人爱玉成痴，和玩股票不能自拔，和沉迷于逸乐又有什么不同呢？一句话，林清玄让《情困与物困》中爱玉成痴的朋友彻底醒悟，也点亮了读者的心。

本文记录了作者一位爱玉成痴的朋友，为了把任何一块自己所喜爱的上好的玉材占为己有而不惜一切代价。丢了房子，丢了车子，甚至也丢了工作。最终他家徒四壁，只好廉价出售自己一件件曾花了血本买来的玉器。作者颇为震撼，感慨连连。

爱玉成痴，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爱，原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可是爱到痴迷，便是被束缚在玉的世间里，无法自拔。

这或许看似可笑，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由刚开始的爱而到了痴迷的境界，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痴迷于股票的人数不胜数，沉醉于网络的人多如牛毛。他们就像是被困在茧子里的蛹，被紧紧束缚，看不见真正的自我。可是有多少人会明白，吐出厚厚的茧来包裹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如果能够克制地适当玩股票也并非坏事，赚一些额外的钱，让心情更加愉悦。而多少人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亏得倾家荡产，却还执迷不悟。适当地使用网络也对自己有帮助，放松紧绷着的大脑，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只是有多少人，把网络这个工具当玩具，昼夜不分地在电脑上浪费光阴。当那厚厚的茧在不知不觉间束缚了自己，又有多少人只会抱怨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又舍不得咬破那个茧呢？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化蛹成蝶，破茧而出，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没有茧的包裹，没有痴迷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自己。

很早读过林清玄一篇写三生石的散文，淡雅清新的语言，真挚娓娓的感动，留下抹不去的印象。《感性的蝴蝶》是林先生的一本散文选，分成三辑：河的感觉，发芽的心情，和温一壶月光下酒。文如其名，清冽而带着点佛家的玄味，但真实真切，连我这个最烦说佛的人，也甚是喜欢。宗教本没有错，信教作为一种信仰也是值得尊重的，可现今的社会，假信仰的人太多，尤其在中国人里，经过共产主义洗礼、经过破除迷信连着把宗教一锅端的各种宣传运动的新中国人，可能连什么是信仰都不知道了，还谈什么信教呢。宗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早已变成一种服务业，这条精辟的概括，让人不得不佩服永少的尖锐和犀利。

林清玄的散文，有谈佛学的，但更多的是抒写一种心灵的感悟，尤其是在嘈杂纷忙的都市生活里，人早已被各种压力摧毁得麻木不觉，除了激烈的放纵发泄，早失去了心原有的安宁和平静，有的只是哄闹无常的浊欢，妄论一千多年前东坡先生所抒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到了浊欢都尽的时候，也就只剩无味的人生了，这是现代人的悲哀。读林清玄的文字，好比在混乱淤浊的人世间，喝到一杯清淡却茶香四溢的龙井，也许只是暂时的醒神，总比一直混沌沌沉沦于身外之物的追逐中，要好些。

时间是2019年1月23日上午，刚刚看到噩耗，台湾作家林清玄逝世，享年65岁。 林清玄195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旗山，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曾任台湾多家报纸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他是台湾地区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30岁前就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被誉为得奖专业户。 他曾连续十年雄踞“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榜单，被称为"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代表作是“菩提十书”系列。 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分别是林清玄和琦君。 01家境清贫，少时立志当作家被父亲打了一巴掌 林清玄小时候家境贫寒，世代为农。他曾自曝自己离奇艰辛的身世，称年少时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小时候他们生活在高雄一个偏僻的山村，家中有兄妹近20人，他排行12。少年时代吃饭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怕兄弟姐妹们和自己抢饭吃，每次吃饭前都向碗里吐唾沫，每次都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小时候的事情令他终身难忘，这里说两个他的小故事： 故事一、由于家里的孩子实在太多，他的父亲每周都要开家庭会，目的就是‘认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放学后他在路上向父亲打招呼，父亲问他，你是谁，怎么这么面熟？他说我是你孩子，父亲不信：你谁啊？回到家一看，发现他坐在家里，父亲吓了一大跳，从此才记住他。 故事二、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立志成为作家，但没有人相信他，因为当时他们住的地方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作家，作家是干什么的。据说他父亲听到他的话，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让他趁早死了这份心，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做一个农民。 他不甘心，也不服气，偏要做出来证明自己。他大量地看书，达到如饥似渴的地步。功夫不负苦心人，17岁，林清玄17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出版第一本书，终于成为了作家。他规定自己每天雷打不动必写3000字，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才有那么高产。 02进取、超越，不断增大自己的“抗挫容量” 林清玄书如其人，为人处事随和、亲切、无拘无束。他曾到“扬州讲坛”演讲，在现场，针对整日奔波忙碌的人们，他回顾了自己成长的环境，那时候很贫穷，充满挫折，充满压力，但是他还是要努力地向前行。 他真诚提出了沉淀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建议：“面对逆境要有进取心、超越心，不断去追求更高的境界。”林清玄端起茶杯说：“我教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每次把茶拿起来喝的时候，先念一个句子：好好地喝这杯茶吧，因为这辈子不可能再喝到跟这杯一模一样的茶了。端起茶杯的时候，你想象那是见爱人时的欢喜之心，放下茶杯的时候，你想象那是离别爱人时的缠绵之心。那样的生活就不会有压力了。” 03语言精妙质朴，直抵人心 林清玄的作品，辨识度非常高。他的语言轻松自然，时而清雅，时而质朴，如潺潺泉水，不经意间，直抵你的内心深处，在最细腻的内心感觉中把你打动。他对文学有自己固有的坚守，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他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畅销书 应具备的五个重要条件： 受到读者的需要； 有很好的口碑， 能够被传播； 有比较强的感动力； 对人有启示性。 他说，他喜欢的作家像余光中、刘墉、余秋雨等人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质。 林清玄最早是以纯文学起步，曾花很大功夫追求美丽的辞藻，清新脱俗的品格。后来慢慢发生转变，行文变得朴素、浅易，更注重对思想、生活的感悟。“因为只有真正的思想观点才可以恒久。”他发觉，“如果写很深的文章可以给十个人感动，而写很浅的文章给十万个人感动，而你谈的是同样一个观点，那何不选择第二种方式。” 关于传播度，在林清玄身上发生了一个令他很觉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传为一时美谈的“与杀手的对话”。 二十多年前，名列台湾“十大杀手”之首的死囚在临刑前，说他的最后一个心愿是见一见林清玄。林清玄接到监狱打给他的电话，觉得很感动。原来，这位死囚在关押时间里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并把生命中最后一次机会给了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死囚对林清玄说：“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如果有人能提前告诉我读书是这么好的事情，会让人这么感动，我就不会成为一个杀手。” 林清玄一直记着那个死囚读者的话。他觉得，当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孤独的，但当作品完成以后，那种分享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时，他又是快乐的、幸福的。 04结发妻子 林清玄有一段难忘的初恋。为了送女友一串风铃，他甚至放下自尊心去借钱。但交往5年后，在一家咖啡馆里，初恋女友向林清玄提出了分手。林清玄好像遭了晴天霹雳，心里绞痛，端着咖啡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甚至想向她下跪，只求她回头。但男子汉的尊严使他咬牙忍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女友决绝而去。 林清玄心如死灰。他体会到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心境——他的头发和眉毛竟伤心得掉光了！当然，头发和眉毛后来又慢慢长了出来。林清玄开始把生命的重心投入到事业上面，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 期间，他又谈了几次恋爱，但他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当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女友也在一间咖啡馆向他提出分手时，他只是端起咖啡杯，淡淡地说：“只想请你等一下，等我喝完这杯咖啡。”他已经不再相信爱情。 遇上陈彩鸾时，两个人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纪，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这一年是1979年。陈彩鸾是一个善良的传统妇女，一切以丈夫为重。生活上再无后顾之忧的林清玄写成了《身心安顿》，书一出版就畅销，在台湾连续一年保持销量第一。林清玄成了人气最旺的畅销书作家，身份开始水涨船高。30岁的时候，他当上了《中国时报》的总编。 不过林清玄表面上春风得意，实际却活得很苦很累。每天要开五六个会，晚上还要看报纸大样。他奔波于应付各种竞争，生活虽然忙碌，内心却非常空虚，他多么希望回到家，能和妻子有心灵的沟通，缓解精神上的压力。 陈彩鸾却无法做到，她能服侍他吃穿，却无法与他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两个人相敬如宾，却开始同床异梦。时间长了，彼此之间就很少沟通，陈彩鸾不过问林清玄的事，而林清玄则连妻子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有一年的春节，陈彩鸾离家外出不知去向。儿子饿了，林清玄翻遍家里，只找到几包方便面。眼见别人家里欢声笑语，而自己的家却如此凄凉，林清玄只感心灰意冷，深感落寞。 三个月之后，林清玄选择辞职上山，隐居起来，两年后才重回红尘。就在林清玄以为自己看破七情六欲的时候，他遇见了方淳珍。方是他演讲时的听众，认识时她还是个学生。 05实现了人生三大愿望 林清玄曾回忆说，有一天，他演讲完趴在桌上闭目休息。忽然，一个轻柔的声音叫他，他抬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清秀、斯文、娴静。一身纯白的打扮，白衣、白裤、白球鞋。她说明来意，想邀请他到她们学校去演讲。 这时，林清玄年幼的儿子来叫爸爸放风筝，林清玄当即邀请她和自己儿子一起去放风筝，从此开始相识。两个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讨论人生观，分享快乐，分担痛苦。他出版了新书，会在第一时间寄给她。天长日久，彼此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虽然年龄相差十几岁，在思想上观念上却如此的投契，无人可以取代。 方淳珍出生于1968年，两人相差15岁。林清玄向妻子提出了离婚的要求，陈彩鸾同意了。林清玄很快和方淳珍办理了结婚手续。两人在1997年结婚，这一年，林清玄44岁。 “如果不是那场婚变，林清玄几乎就是个完人。”可他偏偏就抛弃了结发妻子，又再娶了，新任太太很漂亮，而且还很年轻。这似乎是公众最不能原谅的。整件事当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湾的妇女团体甚至在大街上当众焚烧林清玄的书，以示抗议。不少人指责林清玄虚伪，说一套做一套，有读者感到自己受了愚弄。林清玄一直沉默，不为自己辩解，他认为清者自清。 婚后，他专门写了一本书《生命中的龙旋风》，将整件事情前后交待了一遍。很快他的书就又回到畅销书排行榜前几名，似乎说明了什么。事实上，陈彩鸾和方淳珍私交不错。平时她们会相约喝茶、聊天，方淳珍还会给已经长大的继子买电影票，约女朋友。当事的三人，早已相逢一笑不谈过去。 林清玄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正合他的情况：“一个人无论男女，在他20岁的时候，他的成熟只在生理。在这个年龄段与他匹配的另一半，以全世界的人口计算，至少有30亿的人可以合格；人到30岁的时候，情感与心理也成熟了，他这时候的婚姻选择犯错率就会降低很多；而到了40岁，真正在灵性与价值观上匹配的那一半，可遇而不可求。” 至此，林清玄实现了他早年间许下的三大愿望：一是做一个杰出作家，二是周游世界，三是娶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的妻子。在他眼里，方淳珍就像奥黛丽·赫本那么美丽优雅。现在，他去世了，应该死而无憾了。 06林清玄作品妙言精选： 1.我也愿学习蝴蝶，一再的蜕变，一再的祝愿，既不思虑，也不彷徨；既不回顾，也不忧伤。《境明，千里皆明》 2.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人生最美是清欢》 3.玫瑰与爱是如此类似，盛开的玫瑰会一瓣一瓣落下，爱到了顶点，也会一步步地走入泪中。《玫瑰海岸》 4.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平常茶非常道》 5.好的围棋要慢慢地下，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不要着急把棋盘下满，也不要勿忙的走人生之路。《好的围棋要慢慢下》 6.谦卑的心是宛如野草小花的心，不取笑外面的世界，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心的菩提》 7.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玄想》 8.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变老。《人间有味是清欢》 9.今天比昨天慈悲，今天比昨天智慧，今天比昨天快乐。这就是成功。《人间有味是清欢》 10.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和时间赛跑》 END

关于玄武门之变论文范文资料

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高祖下令召兄弟三人进宫查问。建成、元吉进宫途经玄武门时遭到李世民及秦王府精兵伏击,两人被杀,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7月2日。这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常何不知到哪儿去了，守卫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疑惑时，门官出来传话，要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 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时李世民一边高叫：“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地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状，也要拉弓射李世民，但心里慌张，他拉了几次弓都没拉开。这时尉迟恭带了七十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 李渊在宫中等着三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一片。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尉迟恭已手持长矛带着人马涌了进来。他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要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 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只好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 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 按封建的宗法制（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中屡立战功、有智有勇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被封为秦王。李建成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与李元吉结成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她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亏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 李世民对此一再忍让，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把秦王府的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把这些人马调去后将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 千钧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也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 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李世民，深深知道百姓的力量，于是，他花大力着手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 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将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李建成手下的一个官员魏徵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 李世民把魏徵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徵沉着地回答：“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李世民觉得魏徵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还得注意休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服，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但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日子保持下去，这就要多听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徵去山东安抚李建成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由于连年战乱，唐代初期人口损失很多。李世民大力改革府兵制度，加强武备，击败东突厥，让他们放归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他放出三千宫女，这极大地加强了人口的恢复。他又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方针，兴修水利，垦殖荒地，让百姓安心生产，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这一系列的措施十分有效，终于取得了让后世赞叹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代繁荣兴旺的基础。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 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 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但是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来。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皇室内部却发生了强烈的政争，政争的双方对手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政争的目的是皇位继承权，政争的最高潮是武德九年的一次政变－玄武门之变。唐高祖共有二十二个儿子，高祖的元配窦皇后生四子：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封秦王，三子玄霸早卒，四子元吉封齐王。建成、世民、元吉都有才干，不过，太原起事前，只有世民参与策划，而起事之后，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世民立功最大，但是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由於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并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苏世长、薛收、陆德明、李守素、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等十八人并为文学馆学士，轮流值宿，讨论为史，世民每与学士们谈至深夜，其后，世民令闾立本画十八位学士的图像，由褚亮为赞，号为十八学士，士大夫皆以为荣，为十八学士登瀛洲，这些人都是世民的谋民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绩、尉运敬德、秦叔宝、程如节、段知节等都在天策所内。既然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自然形成当时政治上一个强而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建成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必然起而与秦王世民抗衡，希望能消减世民的势力。太子建成并非无能之辈，只因位为储君，不能多临战场，所以军功反不及世民显赫。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入寇，唐高祖令太子建成前往讨伐，实是有意让太子建成也建立军功。齐王元吉才疏而多欲，和太子建成勾结，共同对付秦王世民，元吉曾对建成说：「秦王功业日隆，为上所爱，殿下虽为太子，位不安，不早计，还踵受祸矣，请为殿下杀之。」元吉欲杀世民，并非真正爱护建成，元吉曾对他的都属薛宝说：「但除秦王，取东官如反掌耳」所以，元吉助建成是另有阴谋的。太子建成采取了三个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 第一个策略是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求她们为内助，高祖晚年多内宠，其中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为高祖宠爱，太子建成与之交结。当时各处尚在用兵，秦王世民经常将兵在外，妃嫔们很少见到世民，等到洛阳 平定，高祖遣诸妃往洛阳查看隋的后宫，这些妃嫔们见到洛阳后官珍宝很多，都 想索取一些据为己有，并且妃嫔们也为自己的兄弟谋求官职，但主管洛阳事务的秦王世民则表示，隋留下的珍宝已逐一登记，送入国库，无法赠给私人，至於官职要依据功劳来赏给，没有功是不能给与官职的。於是，妃嫔们大为怨恨世民。这时，秦王世民任陜东道行台，高祖允许世民在管辖区内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世民便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惟安王李神通，正巧张婕妤也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高祖下诏书把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李神通表示秦王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张婕妤便歪曲事实，向高祖说：「皇上赐给我父亲田地，秦王夺了过去，赐给别人。」高祖大怒，召秦王世民入官，责备说：「我的诏令难道不如你说的话吗？」过了几天，高祖对裴寂说：「秦王久典兵，为儒生所误，已经不是当年我的儿子了。」又有一次，秦玉府的学士社如晦骑马经过尹德妃父亲的家门口，手指，尹父看闯了祸，便要尹德妃在高祖面前先诬告秦王的左右殴打尹父，高祖大怒，责问秦王世民说：「你的左右竟敢凌辱我妃子的家，对百姓岂不更坏吗？」秦王世民赶快自我解释，高祖却不予理会。在妃嫔们的挑拨离间下，高祖便逐渐与世民疏远了。高祖曾召诸王宴会，秦王世民在宴会中，想到自己的母亲（窦皇后）不及看到平定天下便去世了，不觉伤感而落泪，高祖看到世民的举动而不高兴，妃嫔们遂乘机中伤世民，为建成游说，妃嫔们说：「现在天下太平，陛下应该娱乐享受，但秦王却悲伤落泪，他是在怨恨和妒忌我们。如果陛下不幸过世以后，秦王当权，我们这些人全会被他所杀，我们觉得还是太子慈爱，他必能照顾我们。」妃嫔们的哭哭啼啼打动了高祖，高祖原本并不太喜欢建成，经过妃嫔们的游说，逐渐改变了对建成的观感，建成的太子地位便巩固了。太子建成的第二个策略是加强自己的军力。建成在京师暗中召募壮丁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屯驻在东宫的长林门，号称「长林兵」。此外，建成又与广州（今甘肃庆阳）总管杨文干勾结，命文干募兵送来京师，准备发动政变。建成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运送军器给文干，要文干发兵趋京师，尔朱焕等害怕，乃自首告密，称文干欲反，与太子里外呼应。高祖急召文干，文干见事机败露，乃率兵反。高祖知杨文干之反系太子建成所策划，乃召建成，建成单身入官，向高祖叩头请罪，高祖怒，囚禁建成。不久，杨文干攻陷宁州（今甘肃宁县），高祖秦王世民讨伐文干，文干为其部下所杀，时在武德七年七月。乱事平后，高祖责备建成与世民兄弟不相容，但对两人并没有处分。只将太子身边的谋臣王珪、章挺和天策而的兵曹参军社淹贬到远方去，然而建成和世民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太子建成的第三个策略是收买秦王世民的部下。建成曾密函致世民的骁将尉运敬德，表示争取之意，并 赠金银器物一车，敬德不为所动。建成又以金帛引诱世民的另一勇将段志玄，也未成功。收买既然不成，遂改以排挤的方法，建成向高祖进言，出世民的骁将程知节为康州刺史，并将世民的谋臣房玄龄、社如晦逐出秦王府，以剪除世民的势力。在三个策略之下，秦王世民的确受到很大的威胁。於是，世民乃有意经营洛 阳为根据地，遂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余人赴洛阳，暗中结纳山东豪杰，齐王元吉告张亮图谋不轨，高祖命拘捕张亮，追查真相，结果未曾查出有罪的证据，便释放了张亮。有一天夜晚，太子建成召秦王世民饮酒，在酒中下了毒，世民喝了酒立刻心痛，吐了几升血，淮安王神通扶了世民回官，高祖听到此事，便赶去探视世民，然后对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以后不得再夜饮。」高祖又对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遗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粱孝王故事。」高祖的这一指示无异将唐帝国分为东西两部，世民据有东部，建成据有西部，对於世民来说，京师内太子建成的势力庞大，难以对抗，向东寻求发展不失为一可行的途径，於是，世民答应赴洛阳。当世民准备出发时，建成和元吉商量道：「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於是，密令数人向高祖报告说：「秦王左右开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使高祖身边的近臣向高祖进言，於是，高祖改变了主意，不让世民赴洛阳。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日夜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高祖渐渐有些相信，欲将世民治罪，陈叔达向高祖谏道：「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以治罪，而且秦王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恐怕会不胜忧偾，如有不测，陛下后悔都来不及了。」高祖遂作罢。元吉密请杀世民，高祖说：「世民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说：「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高祖不肯答应。武德九年六月，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秦的王府僚属忧惧万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都劝世民发动政变，诛杀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这时，突厥数万骑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高祖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等出征，元吉请调派秦王府的几位勇将尉运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偕行。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说：「太子告诉齐王，现在你得到秦王的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我与秦王在昆明池饯别你，命壮士把秦王杀死，再向皇上禀告说秦王得急病死去，皇上大致不会不信。」世民以王晊之言告诉长孙无忌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均以事机急迫，应该先发制人。事实上，世民也明白自己的险境，除了发动政变，真是别无选择了。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官，又说：「臣於兄弟，无丝毫负，今（建成）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远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高祖十分惊愕，回答说：「明天当调查这事，你可早来朝参。」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内，这时张捷妤已将世民告状之事告诉建成，建成召元吉商量，元吉主张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观 动静，建成则以为兵备已严，而玄武门的守将是他的旧部，进入玄武门应该相当 安全，於是，建成与元吉进入玄武门。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官城的北门，它是宫廷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有坚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控制了玄武门便可以控制整 个皇宫，甚至控制京师，所以玄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是建成的部属，所以建成认为玄武门是他的势力范围，但不料常何原被世氏暗中收买，所以常何原允许世民等潜入埋伏，建成却一点都不知道。当建成、元吉到达湖殿侧时，发觉有变，他们的侍卫都在玄武门外，二人立刻策马逃回，世民从后面赶来，元吉与世民都以弓箭互射，建成首先被世民射死，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赶来，左右夹攻元吉，元吉坠马，这时世民所骑的马跑入树林中，世民被树技钩住也落下马来，元吉赶来要杀世民，尉迟敬德快马奔来阻止，并射杀了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率领，向玄武门进攻，玄武门守兵应战，守玄武门的云糜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都战死，但东官和齐王府的军队终攻不进玄武门，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头颅，东官和齐王府的兵才溃散，於是胜利归於世民及。这次政变被称为「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后，世民派尉运敬德到高祖身边「宿卫」，这时高祖正在官内湖中泛舟，见尉运敬德全面武装前来，大惊，敬德向高祖报告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高祖问左右近臣应如何处置，萧瑀、陈叔达认为只要将国家政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说：「此吾音之夙心也。」於是下令内外诸军都受秦王指挥，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官去晓谕将士，东官将士遂散去。接著世民入见高祖，号恸久之。高租下诏国家为事，皆由奏王处理。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於太子世民，自为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胜利届於力量较弱的李世民，其关键在於世民控制了玄武门，建成和元吉的军队攻不进玄武门，世民控制了玄武门进而控制了皇宫，亦即掌握了中央政府。唐在玄宗以前共发生了四次中央政治革命（或政变），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是第一次，第二次则发生在神龙元年（西元七○五年）张柬之迫武后退位，第三次在景龙元年（西元七○七年）太子重俊的政变，第四次在景龙四年（西元七一○年）李隆基的政变，名次政治革命成败的关键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门，凡控制玄武门的一方即属胜利者。玄武门之变对唐代政治发生了一项极为不良的影响，即唐代太子地位不安定，宫廷之内，关於皇位的继承，常有明争暗斗，而受封为太子者未必能安稳地继承皇位。唐代太子地位的不稳定造成皇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战，影响到朝臣的结党和宦官的分派。所以，玄武门之变虽然很快结束，但遗患唐室子孙却十分深远。

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的有关记载，我想大多数略涉史者都该耳熟能详了，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正史历来是经过再创造的，下面即对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开论述。首先对李建成其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从历史上看，弟弟的阴谋能力大多强于兄长，有姬发之于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于公子纠、胡亥之于扶苏、刘秀之于刘[丝寅]（字库无）、杨广之于杨勇为证（曹植与曹丕倒是例外，不过我不认为曹植是个野心家，欢迎讨论），大概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长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这大概不是偶然，身为嫡长子，总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倾向。相反，李世民却因一句“居安思危”而瞿然动容。那么，谁会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纵横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来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俨然内圣外王。那么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载，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一直在被动忍让当中呢？从李渊晋阳起兵开始看，《资治通鉴》写：“……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这一段便大有疑点，其实李渊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渊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身处乱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准确程度几乎可与诺查丹玛斯相媲美，不过估计和尚可能是见了富人模样就要上去讨点欢喜钱来的，说不定还造就了多少张世民、王世民、孙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有四：一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其挑马，又如何会乘上这马？二是李建成如何会在父皇面前使出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弓劣马？四是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犹有过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终于发生，李世民令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预伏玄武门内。该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径临湖殿，发现异常，掉转马头向东走，伏兵杀出，李世民亲自射杀李建成，尉迟恭等追杀李元吉。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何为地主阶级？何为新兴？何为旧世族？）遍涉与玄武门之变相关的正史，仅有房玄龄等人删略的《国史》、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彼。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与有价值的资料，不可不叹服太宗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太宗平生事迹丝毫不落，头头是道“高风亮节”，字字可谓“明仁睿智”，只可惜玄武门事端略显欲盖弥彰，教后世治史者窥破些许，惜乎其哉！题目所说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开始，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唐修《晋书》、《南史》、《北史》也都是群体工作，统一思想，删益由人。其实太宗所为，比起“中兴”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奸诈惨刻多疑好杀，未若朱元璋；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风”只识四库全书，未若乾隆。何况我唐太宗李世民开泱泱中华之大唐盛世，旺我华夏千年之骨血，这些许微瑕又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

兄弟相煎骨肉相残 玄武门之变是秦王李世民发动的与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次政变。李世民在建唐过程中功绩显赫，但按封建继承传统，排行第二的他却被排除在“太子”门外，李建成嫉妒李世民的才干，双方矛盾愈演愈烈。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先发制人，射杀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八月，李渊传位李世民。 翻阅历史的扉页，宫廷内幕充满了对权力的争夺与厮杀，曹植七步诗中写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唐开国初年，又重演了兄弟相煎的一幕——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齐王元吉，迫使唐高祖李渊交出政权。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在封建社会，皇位继承权历来是一个敏感的生死场，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皇帝的继承人应是嫡长子，李建成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子，成了李渊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而且还取得李渊所领有士族地主官僚集团旧势力支持。他同齐王李元吉相互勾结，形成一个派系，企图消灭位尊权重的秦王李世民集团。建成长期留守关中，在关中地区打下了相当坚固的基础。宫中纪嫔和一般贵戚也拥戴他。他手下文官有魏征、王硅等，猛将有冯立、薛万彻等，又招募四方勇士二千多人做东宫卫士，实力比秦王府高。为了对付李世民，他和四弟元吉联结在一起，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依照封建社会的继承办法，皇位应由长子李建成继承；但是，从太原起兵—直到统一全国，李世民战功卓著。他是唐朝的实际缔造者，在唐帝国中享有很高威信。在进行统一战争过程中，李世民曾连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平定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罗织了大批人才。秦王府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赫赫有名的勇将。文学馆更有著名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是经学名家，姚思廉精通文字，虞世甫长于书法，其余也都是一时俊秀。他们大多数出身寒族，都拥护和支持李世民，反对李建成为首的士族官僚集团。他们以李世民为首形成一个势力雄厚的政治集团，并以洛阳为中心，又“阴结纳山东豪杰”，不断扩大政治势力。 两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唐王朝统治趋于稳定而日益尖锐化。各派十分重视建立与扩充武装基础，东宫兵、秦王府兵、齐王府兵是公开合法的武装力量，此外还私养一批敢死队，如太子建成于长安及四方招募勇士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于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秦王李世民蓄养“勇士”八百人。在朝中重臣内部，宰相中也形成两派，裴寂、封德彝支持建成，萧禹，陈叔达则倾向世民。他们在地方也培植个人势力，李建成讨伐刘黑闼时收拢幽州罗艺，争取河北地方势力为外援。李世民也派人联络地方势力，勾结山东豪强，彼此间力求收买爪牙，以削弱对方实力。李建成曾以重金收买李世民手下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但被回绝。李世民收买李建成心腹常何成功，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 在两大集团斗争尖锐时，李建成惧怕李世民夺取帝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有一次，他趁李渊离开，自己留守长安的时机，企图趁机发动政变夺取帝位，未遂。还有一次，他夜召世民去喝酒，用毒酒谋害李世民，致使李世民心痛难忍、吐血数升，几乎丧命。秦王府僚属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劝李世民快下手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建成、元吉接近高祖，经常在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高祖支持李建成，对世民猜忌，甚至憎恶。到了626年，他们加紧活动，一面不择手段地用大量财宝收买李世民部下将士，一面鼓动高祖把李世民的心腹调到外地做官，以削弱李世民集团的势力，等待时机成熟，好下毒手。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进犯北边，建成向高祖推荐元吉为帅，企图乘机把秦王府兵和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拢到自己手中，以孤立秦王，然后一举灭掉李世民。这一消息，被太子率更丞王至透露给李世民。李世民便同长孙无忌等人密谋策划，阴谋伏杀建成以除后患。六月初四日，常何当值玄武门。此前一天，李世民曾向高祖告密李建成、李元古淫乱后宫，影响很坏。李渊决定第二天召见鞫问。李建成以为常何是自己人，所以这天早晨照常入朝。而李世民已在常何的协助下，伏兵玄武门。当李建成、李元吉入宫行至临湖殿，发觉有变，便拨马东归宫府，李世民大呼追赶，射死建成，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不中，这时尉迟敬德率七十骑助战，李元吉被杀。 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李渊迫于形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把军国大事全权交世民处理。 李世民对于东宫集团的文臣武将，只要他们表示愿意和秦王合作，都被任用，并给以应得的礼遇。例如，魏征与薛万彻都担任了重要官职。李世民这样做，团结了大多数，扩大了他的政权基础，这些人对贞观之治时期的文治武功起了极大的作用。627年正月高祖让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性论文有哪些

对“魏晋玄学”的现代研究，汤用彤是开创者。他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争。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主线。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这些陆续刊发的论文和讲课提纲、听课笔记，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魏晋玄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框架，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后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作者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的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希望能帮你，网上不很多，搜一下，祝早日心想事成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 内容摘要：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 键 词：本末有无 王弼 裴頠 郭象 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王弼的贵无论 所谓“贵无”，就是尊崇无或以无为贵。王弼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由于他把“无”当做天地万物的根本，所以他的这种世界观学说被称为“贵无论”。 在他看来，无虽然没有具体形象，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由，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无才成立，所以把“无”比喻为“道”。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就天地万物来说，大千世界的万有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宗主，那就是无，它决定了万有的存在。有和无的关系，就如同树木的本与末、人间的母与子的关系一样，把握了本与母，就可以把末与子统贯起来。首先。王弼根据具体事物的有限性排除了有作为天地万物根本的可能。“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行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其次，王弼从一和多的关系说明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最后，王弼还从动与静的关系来说明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总体可以概括为：有是有限的，无是无限的；有是杂多的，无是单一的；有是运动的，无是静止的；无限、单一、静止的无是本，有限、杂多、运动的有是末。 二 裴頠的重有论 裴頠著有《崇有论》一篇，站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名教礼法的立场上，从理论上对当时清淡玄理、不务实事的风气加以批判。他的观点与玄学的主流是相悖的，但他讨论的问题没有离开玄学的主题。 裴頠也肯定天地万物有一个最终的根本，但他认为这个根本是道。“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就是说，把众多事物总括起来的那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最高的“道”，众多的事物各有自己的性质，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显然他也是从万物的统一性这一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宗极的。首先，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就是说绝对的无不能产生什么，所以事物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既然是自己产生的，那么事物一定以有为实体，如果没有有，那就没有什么能产生出来了；产生是以有为自己的本性。其次，有是“理”的本体他认为事物的规律必须依托于有：“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源也。”再次，有“济有者皆 有也”贵无论认为无是天地万物根本，其主要的根据就是现象世界的具体事物都是有限的，有此性则无彼性，能甲则不能乙，因此任何事物只能是相对的存在，不能成为终极的根本；能够成为终极的根本的只能是超越任何具体规定的东西，那就是无。 三 郭象的独化论 在魏晋时期关于有无本末的问题中，郭象则沿着裴頠的观点走向极端，把作为具体存在的又说成是绝对的，否认在万有之上有任何终极的根本，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向上的本体。郭象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及相互关系。他他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们自有（自己存在）、自生（自己产生）、自尔（自己如此），在它们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作为终极的根本。 首先，万物自生而没有造物主。他说“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庄子序》）“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在宥注》）。事物不需要经过谁的努力，它自己就会成为那样，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乃是“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大宗师注》），既不是有那个事物自身的努力所决定，也不是有那个事物以外的其他力量所决定。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看上去好像有一个主宰者是世界成为那样；可是如果寻求那个主宰者的踪迹，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其次，物各自造，互不相待。如前所述，裴頠和王弼都看到了具体事物的有限性，郭象则与他们相反，把所有的具体事物都说成是独立自足的，否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说：“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逍遥游注》）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有所分”或“偏无自足”的具体事物，其实都是自足的，或者说是圆满的、绝对的。那么它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了。 康中乾对魏晋玄学的评价为“王弼以‘无’为本，思想是深刻的。但王弼的‘无’是对‘道’的定谓，表征的是‘道’的无形无象无名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故‘无’在哲学性质上是共相和一般，步入抽象一途，从而无法与具体存在物相关涉而成为真正的本体。裴頠的纠偏之举虽把哲学致思方向引向了具体事物，但他的‘总混群本’的有因其不‘物众形’而亦难成为真正的本体。郭象的功绩在于把王弼那个误入抽象一途的‘无’导入到具体存在物中并与裴頠的‘有’统一 起来，郭象的独化论从事物之存在的功能上不仅揭示了存在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且揭示了其存在的‘有’‘无’一体的存在本质、本性。”上述表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辩在中国哲学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应当是我们进行本体论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