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诗研究论文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此诗是苏轼由寒食节降雨伤情吟出的，南国晴日本寡鲜，又逢寒食雨绵绵，使失意人更添几分凄清之感。雨丝袭来的微凉，触动久遭冷遇的苏轼，他不禁哀叹：自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三年屈指度日，苏轼天天盼望着春花吐红，江岸铺绿，焦虑地等待着北归之日，重酬壮志；然而春光薄情，难驻黄州。他空怀拳拳之心，得不到精忠报国的机会。“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虽已是生机盎然的时令，苏轼却强烈地感到似乎处在满天肃杀的悲秋。能够略略慰藉他的惟有幽独高洁的海棠。他以海棠自喻，孤芳自赏，愤世疾俗。于是非常向往一切皆空，物我两忘的佛老虚幻境界，祈念一切烦恼忧伤都在冥冥中偷偷渡去，漠似烟云。他既用释道相通的教义试图自我解脱，而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又迫使他不能安守。对当时朝廷的腐败误士，苏轼怒不可遏；这样的生活何异于久病缠身的少年，待病愈初起鬓发已斑白如雪了！雨势愈猛，“小屋如渔舟”颠簸漂泊在“蒙蒙水云里”，正如作者的命运一样飘忽不定。“破灶”中的“湿苇”难以煮“寒菜”，哪里有寒食节日的气氛，只有旷野上的乌鸦衔着片片纸钱低飞孤鸣......苏轼此时归心似剑，可那“深九重”的“君门”又可望不可及。他想归隐田园，了此一生，可落叶归根的故乡遥遥万里，自己身难由生。进退不能，苏轼感到穷途末路，悲痛不已，他的心已如寒食节的死灰不能复燃了。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是苏轼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之后的苏轼的诗歌变得成熟。在苏轼诗歌创作前期，他怀有远大的抱负，包含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在黄州之后，苏轼的诗歌更多是随缘自安的佛老之学。

苏轼被贬黄州的诗文研究的论文

一个精神论文都要3000字，你们老师也是够狠。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些关于苏轼的个人介绍，了解他的身平。然后再看黄州词作的内容注解。两者结合起来，看他在黄州词中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再是自己的感受，总结。嗯，要有一个中心论点。自己动动手动动脑，实在是不如何下手，就戳我

寇准，生于961年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真宗寇准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1023年闰九月七日（10月24日）病死于当地。留有《寇莱公集》。

最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词作鉴赏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求采纳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却扫篇》）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海绡说词》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朱依真：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朱宣咸中国画《苏轼诗意画--春江水暖》。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笤溪渔隐丛话》）1、年少轻狂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委婉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2、苏轼“欺”师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当时的判官梅圣俞，对苏轼的文章十分赞赏，但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有关系吗？梅圣俞不明白这点，反复读过后，便去问苏轼，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中，可是梅圣俞将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发现出处，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答是自己的杜撰，梅圣俞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言道孔融跟曹操说商纣王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苏轼便据此杜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使梅圣俞更加赞赏苏轼。3、东坡肉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4、苏轼退房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5、赴宴吟诗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6、出人头地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7、家庭聚会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少游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少游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衣带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此虽为传说，可信度不可考，但也能从中窥出苏轼之才。8、打饼祭佛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9、吟诗赏月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10、东坡鱼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11、水果和药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刘贡父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刘贡父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12、生死一线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13、涵养朝廷保守派复辟后，以砸缸著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重拜相位，新法全盘被废。此时，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却主张对新法不能全盘否定，应存良箅渣区别对待，因此与司马光发生激烈冲突，再度被贬瓜州。苏轼虽然信仰佛教，但又不喜和尚。闻得瓜州金山寺内有一法号为佛印的和尚名气极大，苏轼听说后不服气，就决定到山上会一会老和尚！在庙里，苏轼从皇帝讲到文武百官，从治理国家讲到为人之道。和尚静静听着，苏轼见佛印一直一言不发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他。心里想：大家都说他有本事，原来草包一个，来这里是几个香火钱的吧！话题慢慢的就扯到了佛事上，这时候佛印问道：“在先生眼里老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轼正满肚子鄙视，随口答道：“你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有本事，但那是因为他们浅薄，实际上你每天故弄玄虚，没有真才实学，是个而已！”佛印微微一笑，默不应声。苏轼看到他这个样子不仅更瞧不起和尚，而且自己洋洋得意起来，便乘兴问道：“在你眼里我苏大学士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老纳自愧不如！”佛印答道。回到家后，苏轼洋洋得意地把早上如何如何制和尚的事给小妹讲了一遍，苏小妹听后笑得饭都喷出来了。苏轼懵了忙问道：“小妹为何发笑？”“你贬低和尚他不仅没生气反而把你赞扬了一番，你说谁有修养？没有学问哪来的修养？你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羞死你你都不知道！”苏轼听后恍然大悟，从此与佛印大师成了莫逆之交。14、“尸骨”未寒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苏轼有心捉弄佛印，抬头看见河边一只狗叼着根骨头，便写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将诗句丢入水中，随即答道：“水漂东坡诗（尸）。”15、东坡吃草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地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16、对联退敌北宋时期，宋人屡遭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17、三人补对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细柳，淡月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18、其人之计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19、巫山河水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20、联气小妹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是“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21、皛饭与毳饭苏轼复官后，曾跟刘贡父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刘贡父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刘贡父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刘贡父戏弄了。又过了几天，刘贡父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刘贡父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刘贡父从早上聊到晚上，把刘贡父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刘贡父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22、与王安石的矛盾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23、苏轼与高俅《水浒传》第二回讲述高俅的发迹史，说高俅被董将士转荐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端王的宋徽宗，最后平步青云，做了太尉。这位“小苏学士”，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24、进京赶考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视为巧对。25、苏东坡泄题之嫌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地人李方叔很同情他的遭遇，常去探访，两人结为至交。后苏东坡被召回京，仍与李方叔书信往来，亲密如前。宋元祐中，苏东坡奉命知贡举，李方叔也参加了考试。史书上称：李方叔落榜，后知情者去见苏东坡，求他给个“人情”，但苏东坡没有答应，他在写给李方叔的信中说：“君子之交，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方叔读后，深为感动，两人的友谊更加深笃。但近读明朝胡俨所著《胡氏杂说》，却有另一种说法。胡在书中说，苏东坡颇为欣赏李方叔。考前某日，苏东坡令其子苏叔党持一书简给李方叔，恰值李方叔外出，李的仆人就代收了信函，放置在茶几上。随后不久，章惇之子章持和章援来访，李方叔仍然未归。章持、章援二人顺手在茶几上取简拆阅，是《刘向优于扬雄论》二篇。章持、章援兄弟知其中必有消息，于是悄悄将此书简带了回去，仔细研读。不久，苏东坡入帏命题，果然是《刘向优于扬雄论》。榜出，章援高中第一名，章持中第十名，而李方叔竟告落第。李方叔之母叹道：“苏公知贡举，而吾儿竟不第，命也。”苏东坡初以为第一名必为李方叔。及至出帏，方才知道是章援，不禁大为惋惜，还寄诗给李方叔，其中有诗句说：“平生浪说古战场，遇镜空迷日五色。”也是莫可奈何解嘲的意思。《胡氏杂说》附记云：苏东坡此诗“真迹今在南昌李士濂家，与徐铉书稿及张即之手帖，共为一卷，字画皆可爱也。”胡俨在明亦为名儒，颇有盛誉，不像胡说之人，只是他未说明故事自何而来。苏东坡若真的以考题暗示于所属意者，应该构成“泄题罪”。幸亏章氏兄弟只想获第一，不想害人；若想害人，即以苏东坡手简持出申告，追查起来，苏东坡纵令不死，也得流放若干年。26、养生之道苏轼不仅精通中医药学，也是一位美食养生家。他通常会摸索出一些既能满足美食的养生方，又治病保健。苏东坡常常到山野里去发掘一些药食两用山草野味。一次，他走到一片稻田附近，突然看到他平常喜爱吃的野荠（荸荠），便想解解馋，于是用衣服捧着荸荠来到附近的寺院，借用灶火煮粥。方法是将荸荠500克，大米100克，生姜适量，煮成荠羹。荠羹可以补充维C，还有清热、利尿、平肝、和血、化痰的作用。苏东坡还爱吃玉糁羹（山芋煮成的）。他常常下厨自己煮着吃，并且称这是健脾益气的佳品。麦门冬饮也是苏东坡喜欢的饮品，他将麦门冬饮制成具有口腔保健、安神催眠的家常饮料。并作诗说：“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苏东坡在《辟谷说》写道：“引首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就是面向东方，吸纳灵气，以此来养生。27、飞石助秦观秦观（1049-1100），字少游，“苏门四学士”之一，是北宋词坛有名的才子。传说秦观娶苏东坡之妹苏小妹为妻。苏小妹也是才思敏捷的一位才女，新婚之夜，月朗星稀，秦观由于高兴，就多饮了几杯。正当秦观兴冲冲地要进入洞房时，苏小妹突然双手将门关上，并随口吟出一联：“双手推出门前月”，要秦观对出下联方可进入洞房。秦观因为吃酒较多，一时徘徊庭前，苦思冥想难得下联，迟迟不得进门。好事者马上报告给了苏东坡，东坡隐身假山之后，见妹夫迟迟不得下联，渐渐来到花池旁出神，东坡急中生智，俯身拾起一块石子，向花池飞掷过去。只听“咚”地一声，一下子惊醒了秦观，秦观兴冲冲地说道：“有了！”随后吟出下联道：“一石惊破水中天”。见秦观吟出如此绝妙的下联，苏小妹很是高兴，自然欢喜地打开房门，放秦观进入了洞房。从此苏东坡飞石助秦观的佳话也相继传开。

关于苏轼黄州词的研究论文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苏轼一生作词三百多首，而黄州的词作就有近百首（一说超百首），占他全部编年词作的约四分之一。饶晓明著文指出，“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①。苏轼作词始于“神宗熙宁五年，他出官杭州以后”②，谪居黄州，他的词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顶峰。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种文化现象引起历代评论家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一、“休将白发唱黄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在《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二）写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安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乌台诗案”，苏轼惊魂未定，被贬至黄州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他带着惶恐的心情到黄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③，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写照。苏轼初到黄州就遭遇着贫穷和饥寒的困扰。他给章子厚的信中透露出他但时的困境：“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又在给门生秦太虚信中陈述他初到黄州的生活窘况：“痛自节检，自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苏轼居黄州的饥寒生活可见一斑。生活饥寒交迫，疾病也随之而来。他在给陈朝请信中说：“春夏以来，目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又在给蔡景繁的信中说：“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左目，几失明。”由于水土不服，他先后患过腹泻、臂疾、中暑、水疫、疮疖、红眼睛等疾病。更有甚者，“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六亲不相保”，“亲友至于绝交”④。苏轼初到黄州，内心充满着困顿与矛盾。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有“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沉痛感受，但“他的心情没有一天平静过，笔墨没有一天停止过；只是不直言其意，借笔抒发其内心真情”⑤。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最能反映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乐观进取的情怀：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作品由兰溪而西流而想到人生可再少。这是词人“对失去了的青春的热情呼唤，是不甘寂寞的表现。”⑥于是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⑦的感慨。我们考察苏轼谪居黄州的经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躬耕东坡，自食其力。饥寒交迫没有使苏轼消沉，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他得到故营地数十亩，开始了经营田宅之举。他从劳动中得到了欢乐，免除了仕途风波。他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和南堂，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二是“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⑦。我们查阅苏轼谪居黄州的文学作品，惊讶地发现，苏轼改变了创作的路数，“干脆改弦更张，利用‘谑浪游戏’的‘小词’来自由充分地灌装心里的苦酒。”⑧这个时期，他的词作明显增多。二、抒情言志，“小词不碍”苏轼创作路数的改变是有其原因的。“乌台诗案”后，苏轼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说出“不复作诗文”的原因：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答秦太虚》之四）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之二）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庻几免矣。虽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危，不甚为人所憎公耳。（《黄州与人》之二）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苏轼因诗而下狱。据宋人朋九万《乌台诗案》载，苏轼的政敌何大正、舒亶、李宜之、李定等收罗“苏诗”，“笺注”，罗织罪名，把苏轼打入狱中。“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差点丧命，被贬黄州，便格外小心，“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以免“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我们仔细审视苏轼的书信，他只说“不复作诗文”，并不包括“词”。关于苏轼的黄州词，王兆鹏、陈冰清、莫励锋、饶晓明等先生都有精辟的论述。苏轼选择“词”来抒情言志，是由于当时社会对“词”的认识，以及苏轼在黄州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胡寅《题酒边词》对苏轼以前的五代北宋人“诗尊词卑”有一段论述。他说，“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当时人把词作为“遣情娱兴”的小道，我们还可举出一些例子。其一：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⑩其二：晏叔原，……手写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 ?例一说明宋人认为有身份的人作词有损尊严，例二说明作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表现。由此说来，“词受到鄙视，正表明词在当时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非教化性的，非功利性的文字‘游戏’，而不与诗文等量齐观的正儿八经的文学‘创作’。” ?苏轼正是利用“词”被当作“遣情娱乐”的小道，它不会包含什么政治内涵或重大意义，所以即使是专事对苏轼文字吹毛求疵的御史们也没有去苏轼的词中去找什么罪证。“乌台诗案”的罪证都是诗，而没有一首词，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他不必存戒备，生怕别人“笺注”引发事端。他在《与陈大夫》（其三）便直截了当地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苏轼不但积极创作词，而且主动把词作赠送朋友。今人陈冰清研究苏轼黄州词找出了热衷于作词的原因。他在《黄州词》指出：“苏轼此时期的词不仅数量大，而且名作倍出。这是因为谪居的痛苦，满腔抱负无所施展的抑郁，不能总是压抑在心底。以苏轼豪爽的性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一定要有所渲泄。既然诗、文因为惧怕政治上再遭陷害而不敢作，那就要找个代替品，于是选择了当时广为盛行的词体。”“小词不碍”的理念为苏轼壮胆，他钻了时人“诗尊词卑”的空子，运用手中如椽大笔，抒情言志，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等名篇，创造了中国词坛的辉煌。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注》指出：“东坡词开豪放一宗，且词备众体，影响深远，享誉古今。”三、“新天下耳目”北宋早期的词作基本上沿袭五代的风气，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其内容无非是“剪红刻翠”，“绣幌绮筵”；其格调也都是“柔靡纤弱”，“哀婉凄迷”。苏轼致力于小词的写作是他到达杭州之后。“经历了一阶段的由尝试而开拓的创作的实践，苏轼的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贬官黄州以后，达到了他自己词作的质量的高峰。” ?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轼编年词传统认定为近百首，近年饶晓明撰文说超百首。统观苏轼的黄州词，“其题材、词境大大开拓，诸如政治、农村、友谊、爱情、风物、游览等都进入他的词作之列。这是他黄州词的一大特色。” ?现在，看看苏轼的几首代表词作：先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词被誉为千古绝唱。作品通过对赤壁宏伟瑰丽景色的描绘和对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作者济世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同时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忧郁心境。这首词奠定了苏轼为“豪放派”的地位，在词的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词意高妙。真古今绝唱。”今人黄海鹏《烟雨任平生》云：“《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气势磅礴，格调豪迈雄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作者运用了多种建造艺术的手段，使景观美、气势美、情真美、音韵美熔于一炉。它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姿勃发、年轻得志的人物形象，使作者壮志难酬，奋励当世的感慨有了景物之载体，又有了人物之载体，开用词体塑造豪杰人物，表达重大社会题材之先河。”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出现使中国词坛面貌一新。再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表现了苏轼的坦荡胸怀。上片写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雨打树叶，词人全然不顾，让人从中看出词人宽广的胸襟和屈强的个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句进一步突出作者安详自在，若无其事的神态。。“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两句，“词人把旅途的风雨升华为人生路途的困苦和灾难，给词赋予了丰富而又深远的内涵。” ? 下片写雨后。不管风雨来时多么险恶，只要坚持过来，回头在看“萧瑟”之处，就会发现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的。末尾几句词人在景物描绘中融进了自己的深邃的人生哲理。刘乃昌在《苏轼选集》中指出：“这首词虽是写途中遇雨这件极为平常的生活小事，却反映了作者坦荡的心胸和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显然，这里也隐隐透露了诗人看破忧患的襟怀：他准备要以不避坎坷、任其自然的态度，来对付瞬间即变的政治风雨。”后看《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似花还是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首词是苏轼和其友人章质夫所写咏杨花词《水龙吟》而创作的。词人咏物拟人借杨花刻画出一个伤感幽怨的思妇形象。上片文笔细腻婉曲，层层递进，写出了杨花和少妇的共同命运：“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下片则重抒情。“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末句画龙点睛，把全词情感升华，生动地写出少妇的青春已逝而情人不归的幽怨。朱靖华在《苏轼词新释辑评》指出：“作者深挚之情，奇特之想，新奇之喻，振起全篇，上、下片遂成一体，显得超凡脱俗，笔酣墨饱，神完气足而余味无穷。这大概也正是苏词‘次韵’之所以能够压倒原作的地方。”苏轼的《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历来被评论家推崇。宋张炎《词源》卷下《杂论》云：“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似和韵，才之可强也如是。”又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邱俊鹏《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琐谈》云：“全篇处处写杨花，极尽变化，姿态横生，但诗人在咏杨花时，却把柳枝的柔弱，柳叶的细长，柳絮的轻盈，传说、结局，统统调动起来写人、抒情、言志。其间牵合关连，委婉曲折；反复倾吐，感慨幽深，真不愧为千古绝妙好词。”苏轼黄州词除上述几首外，还有诸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表现出词人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表现了词人纵情山水的生活情趣；《临江仙》（夜归临皋）表现了词人精神上的苦闷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佺偓》表现词人以浩然正气迎接生活的旷达胸怀。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清刘熙载《艺概》高度评价苏轼词：“东坡词似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苏轼的黄州词赢得“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声誉。（作者：韩国强海南省儋州市）

宋代苏轼诗歌与诗歌对比论文研究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二、名震京城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三、反对变法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四，漂泊流离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六、诗人之死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苏轼从杭州到密州，告别了风景秀丽、生活舒适的杭州，来到地处偏远环境艰苦的密州，更多的接触到了下层的老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期间，他的创作也进入到了成熟时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密州写的两首江城子，《江城子·密州出猎》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牌相同，但内容、情感、手法、风格完全不同。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第一，塑造的形象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作者是一个鬓染微霜，英气勃勃，希望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形象。出猎时，全副武装，威武豪迈，队伍精锐，千骑如飞。“卷”字形象的写出骑兵疾驰奔腾，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席卷山冈而过。围观时，千人追随，万人空巷，太守亲自射虎，群众激动万分，打猎归来，剖胸开胆，饮酒畅怀，“又何妨”三个字写出了太守暂时忘却年龄，忘却处境，恣意狂放的心理神态，也希望能拉开满弓向西北射去。“挽雕弓”“射天狼”两个动作表现太守射敌的雄姿英发和豪迈气魄。表现了作者乐观豁达，不惧生活挫败失意，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像这样主题深刻，艺术完美的词作，在当时实属首创。《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作者是一个缠绵悱恻，用情至深的痴情丈夫的形象。苏轼所在的密州离王弗坟地四川眉山相隔千里，他担心妻子远在千里之外，孤独凄凉；他害怕夫妻相逢妻子会认不出他；他回想妻子梳妆的美好情景，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似乎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令人不忍卒读。第二，表达的情感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表现了词人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狂”字贯穿全词，写尽了太守内心的豪迈雄壮，外在的狂傲自得。将词人的狂放狂傲和极度膨胀的政治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也写出了宦海沉浮，仕途坎坷的身世际遇。在悼亡中揉进世路奔波的艰难，令人动容。第三，表现的手法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运用了两个典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词人英雄胆识和渴望重返朝廷大干一场的决心。一个是周郎射虎，一个是冯唐持节。建安22年，孙权射虎，坐骑被虎所伤，孙权投以双戟，虎被打退。词人借孙权自喻，希望能勇猛杀敌，报效国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战绩卓著，但因虚报战果而被降职，冯唐为魏尚说情，澄清了事实，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词人在这里希望也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委以重任，建功立业。当时西北边事紧张，他愿带兵征讨西夏，到边疆抗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词人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梦前现实与梦中情景结合起来，最后以景结情又回到现实，对妻子孤独长埋于地下感到痛心疾首，肝肠寸断啊。他思念妻子，他设想即使两个人有机会相逢，妻子也会认不出自己，他似乎看到妻子坐在窗前，梳理秀发，回想到妻子曾在“来风轩”陪伴自己读书，在屏风后面听自己与别人谈话后，提醒自己交友谨慎，想到他们曾经幸福的种种过往，恍然妻子还在自己身边，还是那样的端庄贤淑，惠心兰质。这种将现实的感受融入梦中，真幻交织，催人泪下。第四，写作的风格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豪放刚健，慷慨昂扬。词媚诗庄的格调变为激昂豪迈，开拓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内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为词的创作开拓了崭新的道路。作者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得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掌以为节，颇壮观也。”表明这是他有意创作“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婉约细腻，幽微深曲，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缠绵悱恻，令人哀伤悲痛。以悼亡入词，不仅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唐圭璋先生评曰，“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陈师道）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一个词牌却写出完全不同的两首词，且风格迥异，可以看出，密州时期，是苏轼有意于传统词的革新创作的时期。他既着力于创作豪放词，又革新了婉约词，使婉约词的题材开阔了，格调提高了，而豪放词又独树一帜。

苏轼苏辙对比研究论文

第四章苏轼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第一节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儒、道、禅的融合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第二节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自然与雄放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辞赋和四六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第三节苏轼的诗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乐观旷达的精神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第四节苏轼的词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对词境的开拓以诗为词的手法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这三篇《六国论》都对旧中国时代的魏,韩,赵,燕,楚,齐六国被秦所灭的原因进行论证.但他们所持论点并不相同.苏洵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他意在借古讽今,以此来批评北宋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贿赂契丹,西夏的政策,但说六国破灭的原因只是"略秦",则不够全面.苏辙认为天下所重在于韩,魏,其它四国不助韩,魏,而招致灭亡,此论也有片面的地方.李桢却不同于"二苏"之见,他一方面说称霸天下之心六国都有,另一方面又唯心地说秦国称霸是因为"得天助",六国的失败是因为"失天助".由此可知,李桢之言说得更玄.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认为“六国皆欲为秦所为”，而“秦独能为之”是“得天助”，六国自存之术是应以仁义王天下。

古来兄弟相亲相爱，唯有二苏者。苏辙、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七大家之二，两位的文采不容置疑，在诗词写作方面各有千秋，要说诗词写作方面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他们少年生活、为人性格、仕途政绩、世势所趋、做人处事、文学作品流传等方面反映出来。

在少年生活时期，他们的父亲苏洵在庆历八年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父亲去世了，苏洵就在家守丧。就在家的这段时间，把自己的所学的传授给了他们俩兄弟。这段时间也算是苏辙、苏轼兄弟的诗词启蒙。所以到后面的时候，苏辙这个人的文学道路受到了苏轼和父亲的深刻影响。他也不单单的跟着自己的父兄的路子来，他还学习了很多的人的长处，所以他也有自己的特点。而苏轼则是形成自己独有一派的风格，文章自有一股磅礴大气，而苏辙的文章则多了几分细腻。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可谓是豪放派;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可谓是婉约派。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也为其今后的仕途奠定埋下了伏笔。

在诗词创作上，苏轼是隶属于豪放派的，所以在创作上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一种豪迈之气，而且思想境界也比较高深，与之相比，苏辙的诗赋体现的是一种淳朴无华的风格，而且还流露出一种洒脱自然的心态，意境虽然不如苏轼写的诗词高深，但是苏辙写的诗赋自有一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的特点。除了以上的写作风格之外，两人在文章中表达的意愿也是不一样的。

在为人性格上，苏轼比较自由快活，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这种性格，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仕途政绩上，众所周知苏轼的仕途崎岖，多次被贬，但在贬到之地留下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留下经典菜肴，如东坡肉，羊蝎子等。看得出苏轼是大美食家更是随意且安之人，其实到晚年后期他也知道当局世态作为宰相的苏辙也对苏轼无力回天，所以因此留下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著名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在做人处事方面，苏辙处理的比苏轼好，其实苏轼的政治不顺不仅仅取决于言论主张的激进，苏辙的政治主张常常比苏轼还尖锐激烈，但他遭受政敌的迫害却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语，素有敬心。而苏轼无论被贬何处，苏轼都要与朋友交往，往来书信，因此轶事多多，这里不得不说其中我们众所周知的承天寺夜游，张怀民这位好友，后面骚扰张怀民又被“放流“。

在文学流传下来的作品方面，我们都知道苏轼晚年主要在海南度过，后来北归客死常州，因此无暇整理旧作。苏辙则不同，他的晚年平静而祥和。于苏辙晚年有十余年的闲暇致力于著述，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苏轼有《易传》9卷(实为三苏合著)、《书传》13卷(今本20卷)、《论语说》5卷，共27卷。然而苏辙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共94卷，收入文集的《孟子解》、《论语拾遗》、《历代论》等还未计算在内。

如果说苏辙在年齿、爵位、学术成就方面超过了苏轼，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比苏轼略逊一筹。苏轼是通才，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苏辙是偏才，他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散文方面。

一般人都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苏辙，其实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

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

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实事求是地讲，苏轼的文学成就确实高于苏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辙的文学成就就没有他的特色，或者说文学成就低。他们兄弟俩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气质不同，不能简单地做优劣比对。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