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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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历史类论文，我们需要了解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从客观的角度予以评价，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携带个人偏见色彩，而且，撰写此类文章对同学们的文笔功底要求也很高。撰写此类论文时，我们可以将自己想象为那个时代的人，查阅相关人物生平事迹、所处时代的背景资料，阅读史学家对该人物的评价，挑选出一些与你观点相同的评价作为论据进行引用。与其他相同的一点是，论文需要拥有自己的中心观点，不可摸棱两可。拿李鸿章来说，大家对于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正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字哈姆雷特”。如果需要写李鸿章的生平，可以这样写“李鸿章作为晚清的汉族官僚主义者，虽有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但他也是君主制下的奴隶，他一生都在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但在最后却落得了个卖国贼的骂名。“我们在写作时，要摒弃个人偏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否认李鸿章对晚清的贡献，促进了中国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发展。从李鸿章的生平来看，李鸿章在24岁中了进士，古时候曾有这样一句老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三十岁考上了明经的人觉得老了，但是五十岁考上进士却是还算年轻，从这一点上来看，李鸿章是个学习刻苦且聪慧的人。他作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引进了西洋的枪支、航海设备、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李鸿章在不激怒洋人的情况下，使中国保留了一些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我们通过李鸿章的事迹来看，也能为现在中国的发展提取一些经验。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腐朽王朝的忠臣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独特的性格特征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历史人物的研究论文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战国前期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战国后期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研究历史人物小论文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

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

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

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

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

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 *** 伏笔。

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

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

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

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

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

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

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

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

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

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当时，蜀汉内外交困。

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

万事具备，开始北伐。

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

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

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

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

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

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

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

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

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

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

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

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

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

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

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

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

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

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

”这句评论十分到位。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

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

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

所以，在文学角度上讲，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相当成功，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也创造了一个争议的诸葛亮，使诸葛武侯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名人，这就是雅俗共赏。

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二、历史论文的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关于历史人物的论文研究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

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

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

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

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

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 *** 伏笔。

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

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

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

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

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

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

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

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

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

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当时，蜀汉内外交困。

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

万事具备，开始北伐。

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

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

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

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

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

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

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

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

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

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

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

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

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

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

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

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

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

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

”这句评论十分到位。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

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

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

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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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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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

导语：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关于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分享的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

（1）思想教育的贯彻；

（2）历史知识的讲授；

（3）教学质量的提高；

（4）教学经验的总结；

（5）教学艺术的研讨；

（6）学生学习的考察；

（7）教师业务的进修；

（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个人总结、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文章，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两面论从历史人物的贡献，功过，缺点出发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