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中的爱小论文范文

最钦羡也最可叹的爱情。翠翠和傩送。清纯无邪的少女情窦初开遇上热情洋溢的少年,羞涩、欣喜到后来谁也没想到的别离。傩送走了,翠翠也长大了,遥望渡边的归人,何时是归期?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个人觉得，沈从文只是结合本地风情，把人们向往的生活态度写了出来！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个向往，金钱态度，爱情态度，人际态度等等。但是现实社会中无法达到自己向往的。而沈从文用他手中的笔把人们向往的东西阐述出来，使读者能达到一定的共鸣！

目录引言 ........................................................... 2一、美好的湘西世界 ............................................ 3 （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 ...................................... 3 （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 ...................................... 4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 ........................................... 4 （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 5 （二）纯美高尚的品格 .......................................... 6 （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 7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 ............................................. 7 （一）呼唤人性回归 ............................................ 8 （二）重建民族精神 ............................................ 8结论 ............................................................. 9 主要参考文献 .................................................. 1 摘要人性是沈从文建立理想“希腊小庙”的基石也是其湘西小说的创作出发点。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作者以人性为切入点观察社会、领悟人生，倾尽心力为人类远景凝眸眺望。沈从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巨匠，自小生长在湘西边陲的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早已熟稔于心。在那遥远古朴、宁静祥和的湘西小城，他发现了人性的庄严和美丽、崇高和伟大。所以，在《边城》中，他通过人物形象描写、社会环境描写以及自然环境描写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湘西世界。他把自己的人性神庙奠基在那块优美和野蛮交织、自然和生命交融的土地上用传神的妙笔雕刻出少女、青年、水手等各色人物的人性塑像供奉在他理想中的“希腊小庙”里。在环境描写方面，作者将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体现出湘西世界处处洋溢的美好，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对小说所要体现的人性美有了认同感。作品中的人性美不仅在当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它所提供的理想人性范式是作者对人类未来永恒的憧憬。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人性美《边城》 -1-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引言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明确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始终坚守着“湘西”这块古老而又美好的土地，坚持用一支温情的笔赞美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从 1942 年郁达夫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开始，沈从文研究已走过 80 多个年头。建国之前，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充满争议的。抗战爆发后，与文坛盛行的战争焦虑不同，沈从文则远离商场、党派的喧嚣，追求一种脱离党派政治之上的“纯正”文学趣味，一度被郭沫若等左翼理论家斥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的“桃红色”作家。自 80 年代以来，在学界刮起的这股持续的“沈从文热”中，相关的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并体现出系统性的特点。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已经有了较完备的论述：一是对沈从文本身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的研究，如凌宇的《沈从文传》、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等一系列专著和单篇论文；二是对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其作品中人性、现代性等独特价值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主要的论著有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吴东胜的《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等；三是在沈从文个体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沈从文与世界文学及中国其他作家的联系，如杨瑞仁的《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尽管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视角不同，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沈从文努力探、求“人”的本质，他所建构的文学大厦向读者展示了他对“人性”“生命” -2-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的理解。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不仅人与人都充溢着一种温暖天地的醇香的人性之美，在湘西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流淌着自然、淳朴、强健的生命之流。《边城》是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第一杰作。作品极力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人性的美丽。这部牧歌式的悲剧小说给三十年代充斥着战乱恐慌和纸醉金迷的商业文化的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雍容恬静之风。本文试以《边城》为例，从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及作者的人性理想方面探究。一、美好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秀美醉人的山水画，更为我们展示了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力，使自然美与人性美达到高度统一。在《边城》中，不论是自然景物，还是社会场景，都凸显出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展示了湘西世界的和谐生命形式。（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意在为我们展示湘西边陲古城自有的宁静清新，更重要的是在于烘托人物的内心，景是人物的外化，是人物的一部分，试想，在如此清透明净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怎会不是至情至善的人呢？《边城》开笔便将读者引领到边城的一片怡人景致中。边城依山傍水， “有一条小远离都市喧嚣和俗世纷争，和谐安详，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之境。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笔下的小城青山翠竹环绕，秀丽风光如在眼前。山城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使读者融入湘西自然和谐而又优美的环境当中，同时又不自觉地感受着小城表里如一的美。绮丽风姿也始终挟裹着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第一节中的一段叙述： -3-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小女孩的名字被祖父“拾取”而来，自然而诗意。作者巧妙地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生出许多似是随手拈取的浪漫，明媚而清新。又如文中天保与傩送在高崖上为翠翠唱歌的那个夏日月夜，在作者笔下，繁密的蒿草、如银的月色、肥大的虎耳，草甚至岩壁、落日、云影、暮色都似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图画，美不胜收。这些画面又都随着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而自然展开。“翠翠坐在溪边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来。“月光极其柔和，溪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沉默了许久。”写出了黄昏时淡淡的凄凉，暮色中孤寂、感伤及月色里的怀想与期待，又或是以虫的清音复奏、柔和的月光，《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朦胧向往。边城》通过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又以人物情感的渗入，从而不着痕迹地体现出小说中人性的诗意美。（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小说体现纯洁的人性之美的另一要素是边城那质朴的民风民俗，沈从文几乎是带着最诚挚的爱来描写湘西风俗，他笔下的故乡风俗具有优美、古朴的特征从这些特殊的风俗中挖掘出人们美好的情感和人性更能展示出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更能寄托那一腔美丽的乡愁。《边城》中的端午节勾勒出的是一幅热情洋溢的风俗图。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的鼓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全茶峒人同庆的欢腾盛况人与自然、社会的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自然与雄强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人民洋溢着乐观情绪的人生状态和坚定、自信、拼搏的民族活力。在对故乡端午节民俗的描写中作者立足于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的深刻思考，肯定它张扬催人进取奋进的特点借此传达作者为民族新生摇旗呐喊的的希望。茶峒人的求亲方式也独具特色。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竹林旁唱歌给女子听，独唱或俩人对唱，在结唱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直到结亲—所谓的走马路。 -4-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而走马路的形式正体现了湘西边民在婚姻问题上一贯的民主、自由、平等。没有封建礼教和阶级差别的束缚而是凸显了人性纯洁朴实的一面。于是在“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的夏日夜晚，外公给翠翠讲母亲通过唱歌而与一个军人相爱的故事。这故事美好而模糊不完满的结局让翠翠对爱情充满懵懂与期待。不知是不是命运的特意安排，翠翠也面临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的境遇。当听到对岸山崖上传来的优美歌声时尽管少女的心思还未完全了解这歌声的主人是在传达对自己的爱慕，但在她的梦中，情窦却为这种美妙歌声初开了。对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沈从文对家乡的对歌习俗有着深刻的了解，对苗族对歌的习俗描写既浪漫又奇幻，更将湘西人民那种美好而又自由的原始生命力展现出来。通过对节日活动、地方习俗的着力描写，我们看到了现实、平凡、鲜活的民众生活情景。沈从文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审美意象来表现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满民族风情的节日，奇幻的异乡习俗，真实典型地反映了湘西人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方式更加体现了湘西人诚挚纯真的人性之美，赞扬了苗族人心地单纯、朴素善良、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清醒而睿智的作家，沈从文将理想中的人生形式融入原始的文化环境中，用他深沉而厚重的话语为读者构筑了一幅浓郁的乡土风情画。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中，乡民大都以善良友爱、忠实淳朴的方式出现或存在着，湘西世界创造出的每个人都能保持着灵魂的纯洁，人事琐闻都呈现出民族固有的自然朴实，完全是一个未经金钱实利污染，有着自然、朴实、优美的生活状态的理想之乡。（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边城风光旖旎，山清水秀，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最《边城》中的年青人身体强壮、健明显的体现便是体魄、容貌的自然、美丽。康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作者为了表现这一点用动物去形容人的体魄。 -5-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如写天保、傩送说他俩“结实如小公牛” “结实如小老虎”。在描写翠翠时，作者写到：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沈从文把主人公比作自然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自然性情，生活简单自足、安静美丽、勤劳执着构成了人性美的全部。在这里，作者没有丝毫的贬低之意相反，对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自然灵动之气，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美，是以动物朴实本真的生命之美映衬美好的人情人性，是生动透明的“美”的化身。 “翠翠在风雨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在作者的眼里翠翠这种天然、质朴之美才是美的极致这体现出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二）纯美高尚的品格《边城》中的人具有善良勇敢、诚实热情、轻利重义的在沈从文的笔下，优美品格几乎无人不善。对于翠翠作者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父爱的舔犊之情为读者讲述她的故事。她是一个懵懂的善良女孩在爷爷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她日夜在青山绿水的熏陶下她的为人、品格总是荡漾着温情、爱意和善良。翠翠勤快而且很体贴人 “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边民也以最朴实 “十六岁的姑娘多能干将来谁得她真有福气”的语言给了她最高的荣耀：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这种赞美绝对是最有力的肯定。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难过悲伤却并没有倒下，谢绝船总的好意，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等待傩送的归来，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做长久的抗争，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如果说沈从文把人性的理想和希望寄寓在湘西青年一代人的身上那么对人性内涵和底蕴的挖掘则放在了湘西中老年一代人身上。相对青年人的天真和单纯，中老年人多了一份阅历丰富人生的经验和厚重；相对于青年人的热情和冲动中老年人拥有着饱经沧桑的成熟和理性。 -6-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边城》中的老船夫女儿因和一个军人相爱而死但他把痛苦埋在心里并不以此来干涉翠翠的婚姻选择。掌手码头的船总顺顺两个儿子要渡船还是要碾坊全由他们自己选择；谁走马路谁走车路也都由他们自己作主。湘西人既急公好义又仗义疏财；既安分守己、忠于职守又刚烈豪爽、济难救危。这里虽然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人们都互相亲善扶持，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德，正如批评家刘西渭说：湘西人“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小说的成功主要缘于翠翠形象的通透灵活，那种自然明媚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为人性之美做了准确的说明。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从而使翠翠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时空的美。老船夫的淳朴善良；天保兄弟的用情示爱；码头管事顺顺、老军人杨马兵……无不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性美、人情美，无不闪烁着一个古老民族乡民身上的淳厚和善，使读者不论在时隔多少年后读起来，仍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个带有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但这里却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撑渡船的爷爷在掌水码头的顺顺面前，也有着自己作为长辈的人格尊严，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无关乎阶级地位。人们的经济往来均是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进行的。边城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善和美的完美结合，是充满和谐、融洽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和谐、融洽体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顺顺是富人，爷爷是穷人，每次爷爷到顺顺家，都能得到长辈般的款待，看到祖孙俩生活艰难，经常给爷爷送钱、送物；体现在长辈与晚辈之间：《边城》中的人对待朋友真诚守信，肝胆相照。杨马兵年青时追求过翠翠的母亲，虽没有如愿以偿，可他没有记恨，相反与爷爷经常往来成了忘年交。爷爷去世后杨马兵搬到了爷爷的家，主动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职责，与翠翠一起摆渡为生，等待傩送的归来；体现在亲人之间：天保、傩送两兄弟重情重义，无拘无束，大胆寻爱。当因同爱一个翠翠引起矛盾和不安时，兄弟俩仍以情义为重，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7-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发掘人性、人情的内涵与底蕴，探寻生命的庄严和本真，进而重塑民族品德重铸民族灵魂，并向人类远景倾心是沈从文在创作一直坚持的原则。《边城》中，作者以其热情洋溢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湘西原生态人物形象将少男少女的情爱，亲人间的亲爱，乡民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灵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入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构筑起一座美轮美奂的人性神庙其色彩历久弥新永远值得后人瞻望。（一）呼唤人性回归在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都市，贪图名利和私欲，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虚伪、自私无情，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社会人性异化。沈从文在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百态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湘西淳朴、原始的自然人性，诗意的理想化世界孕育了纯真的湘西边民，纯真的两个年轻人萌芽出一段美好的爱情，结果却是悲剧。这是作者的有意处理，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痛惜和思考。沈从文在作品中努力展现湘西这一自给自足的社会是唯一尚未受到“现代文明”污染而淳厚古朴民风犹存的社会，实际上正是针对湘西满目疮痍的现实，目的是引导人们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呼唤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在文章的结尾，白塔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象征着美丽湘西的终结，而后的重修，维系着作者对重造湘西未来的 “这个人也许理想，而翠翠的等待正是对人性回归的一种呼唤。作品的结尾：，在忧虑中透出一线希望之光。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就是一部描绘“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作品。作者对乡村文明乐园般诗意的抒发，达到了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及现代都市文明人性丑陋的批判，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8-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二）重建民族精神沈从文以湘西自然和谐的社会为蓝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式社会，极力歌颂湘西人身上所迸射出的人性光辉，着重描述存留在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健康优美的人性和动人的生活场景。湘西地处中国边远地方，沈从文企望用未被“现代文明”破坏的湘西边民的道德情操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用一直温情的笔将湘西边城加以美化，着力表现旖旎风光、古朴风俗以及典雅优美的人性。像摆渡、教子、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看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更加体现出一种如梦似幻之美，以此引起读者的赞美和追求，达到重塑民族品格的最高理想。，作者曾直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亦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赞赏沈从文的作品 “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 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在浪漫与悲凉中努力传达着他的审美理想与人生寄托，他希望把民族精神引导向社会文明的高度，希望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造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实现民族品德和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结论《边城》对人性生沈从文先生坚持站在时代和生命的高度建造希腊小庙，命之美给予了完整理解和完美表达，也始终维系着沈从文先生对民族命运的沉重忧虑和民族未来的殷切希望。静谧祥和的边城，孕育了朴实善良、友爱和善的人们。边城风俗教化着人们奋勇前进。在沈从文看来人性美无处不在，美在自然，更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男女老少无不表现出湘西人灵魂深处的自然健康、善良诚实的人性，从而显现出爱情与友谊的纯美辉映出道德的光芒，引起读者对自 -9-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然优美的理想生命形态的向往。然而，都市人性的扭曲异化，民族传统优良品性的遗失，使沈从文对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产生深深的忧虑，他借一个混合着美丽与悲凉的爱情故事为基点，支撑起他整个关于人类社会重塑民族品德的审美寄托，他想要从湘西边民传统健康而朴实的人性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和精神品质，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改造。 - 10 - 参考文献主要参考文献 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⑵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⑶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岳麓书社，2006 年版 ⑷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⑸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

沈从文作品中的爱为主题的论文

渡船悠悠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

沈从文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身处都市的沈从文，湘西既是一个温馨而遥远的记忆，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折射出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无动、麻木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的。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一种和“生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抽象而理想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乡土文化”的双重批判中，即在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和互为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着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回答者：黎彦 - 总监九级 3-30 09:35-------------------------------------------------------------------------------- 他老是这一套，好多回答里都是这些，虽然不错，但是很少合适的。毕竟论文的雷同率很小。只能参考一下了，可别抄。嘎嘎

沈从文作品论文赏析模板

街----沈从文散文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那里住下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作军队上搬运军火的案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限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在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作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伸出憔悴的手来，便捷地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的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各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到屋檐下的带样，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气，轻轻的叹着气，用兽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她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由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货人的买卖了。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的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饿哭了，就拉开前幅的衣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街上也常常有穿了朱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这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的换了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以看见到一个妇人持了一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的孩子们皆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认字的人，念及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们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的从街这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了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 “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为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相碰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的哭了。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便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下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街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嚎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须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门户。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的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一九三一年五月十赏析：散文《街》是沈从文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完成的。当时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军阀割据，为了扩大势力，他们都纷纷到处抓壮丁充军，甚至冒充土匪抢人。散文《街》描写的正是当男人都被抓走后，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的生活。这篇散文首先从这条街的早晨写起，表面上看起来，这条街的白天与别处没有什么两样一样是繁忙忙碌，但随着日头的渐渐远去尤其是到了黄昏，这条街慢慢显出与别处的不同来：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女人孩子对家人的翘首企盼。在这里沈从文用了画龙点睛的寥寥几笔就把小街上女人对于在外亲人的思念生动刻划了出来：女人“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并且哄着小孩说“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黄昏是动感情的时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笔下，我们看到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惆怅地盼望浪子的归来，待字闺中的少女们在心听求爱的小夜曲，还有背井离乡的旅人在黄昏中勾起浓重的乡愁。而在沈从文散文《街》中我们则看到女人对于自己家人的思念。散文最后写“阴雨天的夜里”周围的山上有狼低泣的声音，街道上传来打更人的梆子声，此情此景读来何等凄凉难耐!街总是不寂寞的，因为孩子们无知的吵闹和女人们辛勤的劳动使这条长长的街看起来生机勃勃。然而在这背后又是什么呢？无尽的悲哀。无尽的寂寞。无尽的思念。她们想念丈夫，她们渴望再见到他们。每当她们看见新娘子，总会完全把手中的工作放下，站在门口满怀欣喜的眺望着，直到看不见她的背影时才重重的叹口气，回到自己的工作里去；每当她们等来一封信，就会一起围上去，找个识字的人念着听。她们多么希望那新娘子是自己，多么怀念以前的日子；她们多么希望那信是寄给自己的，多么害怕自己的丈夫死去甚至杳无音讯。她们固执的相信，固执的等待，任凭年华流逝，岁月蹉跎。或许她们已经不再年轻，或许她们已经不再拥有美丽的容颜，或许她们已经将孩童抚育成人，或许她们的泪水已经流尽，希望已经渺茫。然而她们依然在等待，依然在承受着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寂寞。望着年轻的女子一个个出嫁，长街古老的灰色渐渐被丝绸衣衫喜庆的大红色渲染，她们哄着怀中哭闹的孩童，黑色瞳孔中一望无际的寂寞足以让一切绚丽的色彩瞬时凋零。望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喃喃的问着她们：“爸爸呢？我想爸爸！我要爸爸！”，就算她们的心中涌起千层波浪，眼中泪水翻腾，也仍要在孩子面前一边笑一边找个理由搪塞。街对面的妇人夜晚烧纸的时候，哭声在长街上久久萦绕，她们的孩子望着夜色中异常耀眼的火光无知的笑，而她们却在红艳艳的火光中思念远方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否还在呢？”她们也曾无数次这样问。然而回答她们的只有寂静长街那头凄厉的狼嗥。在描写手法上，《街》通过一个偏远的小城表面“热闹”其实寂寞的生活场景的刻画，反映了军阀混战下的人们的生活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没有了“男人”的妇人们的深切同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对小城看似平静其实饱含深情的生活状态的描写。饱含深情的生活场景描写。文章就是写小城的一天的生活，“各个人家开了门……到街市尽头去提水。”“这一条街静静地像在午睡……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这样的生活场景描写处处可见，看似热闹的背后是妇人独立支撑的寂寞与乏生气。细腻的笔触让小城的一天生动再现，看似冷静的刻画的背后是作者那颗悲悯的心。含泪的心理描写。“因为她一定想着一些事情……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妇人心不在焉，说明了她们对男人的思念牵挂之切，“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寂寞的等待，无奈的“娱悦”，虽然是歌声，可是这歌声却让我们心酸落泪。“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以乐写哀，无知孩童的乐，反衬的是妇人失去男人的无限悲哀。除了生活场景与环境的描写，本文还运用了动作、语言描写，灵活多样的描写，处处写真，处处含泪，感人至深。

沈从文（1902-1988），现代文学大师，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金属

沈的湘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写的！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一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二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三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四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实质上讲， “ 历史是一次性的，它一经过去便永不再现。” “ 常 ” 不过是一种历史表象，一种对于历史的情感逻辑，一种湘西人安于现实的自慰， “ 变 ” 才是历史的真正本质。 “ 变 ” 本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指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不断的斗争，而使事物的性质、状态或情形和以前不同了。但囿于湘西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特殊境遇 (即历代汉族统治者都把他们蔑称为 “ 蛮 ” 而加以武力镇压 )， “ 变 ” 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凉：联系着整个社会的 “ 变 ” ，他们身不由己又无力拒绝，如面对历代中央王朝对他们的同化和征服，他们为自身的生计而不得不作反同化和反征服的困兽之斗。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着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变动的社会就象一个旋转的巨大石磨，辗碎了许多人的灵魂，如政治上的变色龙、走私鸦片、好玩女人的跳脚，有的甚至用颓废的身心去狂嫖滥赌 … … “ 变 ” 是永远纠缠着历代湘西人的历史症结。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含泪的写真——沈从文《街》描写手法分析沈从文的《街》，通过一个偏远的小城表面“热闹”其实寂寞的生活场景的刻画，反映了军阀混战下的人们的生活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没有了“男人”的妇人们的深切同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对小城看似平静其实饱含深情的生活状态的描写。饱含深情的生活场景描写。文章就是写小城的一天的生活，“各个人家开了门……到街市尽头去提水。”“这一条街静静地像在午睡……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这样的生活场景描写处处可见，看似热闹的背后是妇人独立支撑的寂寞与乏生气。细腻的笔触让小城的一天生动再现，看似冷静的刻画的背后是作者那颗悲悯的心。含泪的心理描写。“因为她一定想着一些事情……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妇人心不在焉，说明了她们对男人的思念牵挂之切，“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寂寞的等待，无奈的“娱悦”，虽然是歌声，可是这歌声却让我们心酸落泪。“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以乐写哀，无知孩童的乐，反衬的是妇人失去男人的无限悲哀。除了生活场景与环境的描写，本文还运用了动作、语言描写，灵活多样的描写，处处写真，处处含泪，感人至深。附沈从文散文<街>沈从文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那里住下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作军队上搬运军火的案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限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在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作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伸出憔悴的手来，便捷地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的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各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到屋檐下的带样，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气，轻轻的叹着气，用兽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她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由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货人的买卖了。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的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饿哭了，就拉开前幅的衣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街上也常常有穿了朱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这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的换了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以看见到一个妇人持了一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的孩子们皆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认字的人，念及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们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的从街这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了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 “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为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相碰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的哭了。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便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下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街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嚎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 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须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门户。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的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一九三一年五月十

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创作论文答辩

蔼然仁者辨——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作者】翟业军【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51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作为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的《受戒》，和沈从文《边城》表达的精神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呈现出的乡土世界也是基本相同的。

通过对作家成长背景的对比，可以观察人生经历对作者为文的影响。经过语言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方言在叙述语言中的若隐若现，以及作者个人语言风格对文风的影响。经过对重要的意象＂水＂的对比，可以看到作者对故事的表现手法，与因应用不同手法而最终展现的不同风貌。

最后，经过分析＂美＂的呈现方式，以及作者对待完美的＂美＂的态度，可以探察到沈从文与汪曾祺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态度。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

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都是大家个人觉得沈从文的很类似于童话文采不好但人们的评价是很诗意很优美代表作边城汪曾祺自认为是很柔和很随意的挥洒就能让我们感受很深刻的道理

沈从文创作手法研究论文

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八十年代作为“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内外学者、作家奉为二十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但终于成为一代名家定格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作品大多数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创作手法有自己独到之处，他的小说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和叙述范围。沈从文有自己的美学理想，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是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一直坚守的美学追求。这种坚守体现在他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艺术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艺术美学追求。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因其非凡的精练与质朴，以及质朴而不乏雅致的风格，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也是探讨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及其创作的美学追求的一扇门。一、以有限的词语营造无限的时空、塑造丰满的人物。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环境、时空转接、人物形象抑或人物语言，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既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里我们主要对沈从文小说时空营造和人物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一）时空的构建和是小说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任何的人物都将在一定的时空背影中行动，任何故事都将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对于时空的营造，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大前提，它不但是沈从文小说艺术实现的温床，也是他美学风格形成的基础之一。沈从文的小说中时空构建用语的极尽精练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时空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时空构建清楚，这种构建语言符合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是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的印证。在沈从文短篇代表作《丈夫》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短短五十多字一方面把时间——“春雨”之后，故事将展开的地点“妓船”引出。另一方面，它为下文发生在妓女丈夫身上的故事情节发展出做了准备，看似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两句话，却因其特殊的场影——绵绵春雨中的水乡，吊脚楼下的小船，无端的让人生出些怜惜之情。“落了春雨”、“河水涨大”预示着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如春雨般缠绵与累积。这样了了数字，为下文中“丈夫”受到的屈辱与他的纯朴天性的表现提供了场所，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感情氛围。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简单语言构建的时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时空往往是小说事件的发生地发展地，构建这些时空的意义不止于交代背景，更是沈从文小说清新质朴风格的一张壁纸。水、岸、船这些水乡特有的风景，是沈从文形成自己风格的温床，也是他引领读者进入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便于作者叙事塑造人物，同时便于读者理解事件人物，一切用来诠释美好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境地呈现，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境地交融并得到升华。构建出的这样一个诗意的“水乡风情”时空与中国诗学所说的“意境”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感情的载体，并通过将读者引入其中而最终实现美感的呈现与接收。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实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自然质朴的美的自然质朴的传达，是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个体现。（二）、沈从文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中的精练笔触与时空构建一样有鲜明特色。他无论在对人物的整体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的。沈从文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语言虽然一样有着墨不多的特点但与现代文坛通用的白描有质的不同，是他对自己艺术独特的审美追求使然。 1、沈从文长于着墨不多地刻画出人物整体形象，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居高临下的叙述而很少用客观主义的描写。其短篇代表作《龙朱》中刻画的龙朱这个人物可谓沈从文笔下美男子的典范，他的描述如此“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形成了。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虽然简练传神，但与现代文坛盛行的白描手法有质的区别。“鲁迅开创的现代白描语言及其相应的美学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流选择（只有少数例外，如沈从文）”， “白描来自古典小说中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地描绘形象，描摹以求神似”。由此可见白描说到底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还是作者模仿，用的当然是描写性的语言。模仿不是沈从文先生的常用方法，他的小说更多的是作者介入式的叙事，往往是叙事而非描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从《史记》和《圣经》两本书中受益不浅，而这两本著作恰巧是长于叙事的典范。我们从沈从文的“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多少可以找得到《圣经》中“写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美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影子。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对所塑造形象整体把握的结果，直接介入式样的讲述往往比单纯的客观描摹更有利于读者接受或认同形象。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表明自己对一个小说家评价的标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让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讲述式的语言更易于达到和读者交流的目的，从而让读者很好的接受作者传达的意思，更易得到阅读鉴赏的美感。沈从文小说中多见这种直接的权威式的语句，从而代替了现代文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小说修辞。同时沈从文的小说也没有进入现代主义过度的长篇累牍的客观主义描写的陷阱。现代主义的大肆铺陈的客观描写式的写人方式当然更具有冲击力，可以更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主人公赤裸裸的摆到读者面前，但是冲击的同时，它本身也极具破坏力，肮脏与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显露无遗，甚至到了让作者和读者都毫无回旋余地的地步。沈从文的小说用叙述的语言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一贯的用清新、质朴的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的创作方式。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自然的人性之美温婉的呈现，读者可以尽情想象龙朱是何等的美男子，翠翠是怎么样的灵秀与可爱。沈从文在人物整体形象塑造方面的独特艺术特色，不仅仅是他艺术自觉性的体现，也是他对自然健康人性之美追求的体现。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同样质朴而焕发人性的生机。 2、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不是说得少就无法让人物鲜活，就无法表情达意。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看《柏子》中“女人”在整篇文章说的八句话：“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不要的命才轮到我。”“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是，我才乐！” 女人说的八句话中，有五句话中有脏话，共使用了六个感叹号，两个问号，一个省略号。女人说“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 、“我算到日子”正是她对柏子的期待使然，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的人情味也没有没有被忘记，只是她没有用文人式的酸语表达，而是用一种更接近真性情的流露的语言来摹写。对柏子是否规矩的质疑也让这个女人的性格更加立体，更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至于读者认为她俗也好，放荡也罢，直爽也行，甚至于你也可认为她多情，反正作者对她的语言模仿到此算是尽了本分了，再写多了也是费无用功，只能让读者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于人物形象无益无补。沈从文对这个妓女的语言原味呈现，没有让人感到粗俗不堪，倒是因其朴实真切给人一种真实的动感和生命的鲜活。再来看《龙朱》中的人物语言，女人轻轻的说：“跟着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矮奴说：“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这两句看似无聊的对白可不是纯说出来好玩的，女人的话可以视为她对龙朱还是赞美的，但又不愿像其他女子那样失了身份的直接夸奖，而是通过夸仆人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女子，骄傲并真性情，正是敢于并能够配得上美男子龙朱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话语中的所传达的信息，也为下文龙朱成了黄牛寨的女婿做了铺垫——女子虽骄傲但毕竟不讨厌龙朱。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沈从文的小说的语言不仅在摹写、对话尽显精辟，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没有“庄之蝶”之类的艳名，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柏子”之类如邻家小孩子的名字一样，不带一点矫饰。沈从文的美在语言之外，简单的语言没有减弱其小说对美的追求，恰如沈从文在一篇名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地合人性，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将人性的自然之美唯美的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不卖弄不造作，从这一点上我们对于这个 “边缘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高贵品质以及他的独特审美追求也可略见一斑。二、小说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沈从文小说语言的特点不止于炼字炼句，还在于最平常的语言在他的运用下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快感。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很少看到过分修饰的连珠妙语，但是读来不失韵味。（一）、沈从文无论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如此一来提高了表达的准确性。用最平实的词描述却十分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下面是《边城》的第二自然段：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整个描写自然背景的段落只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在写景状物中极少运用形容词是不很常见的。然而沈从文先生却真真切切的展示了湘西的风情画卷，他是如何做到让词语从平凡幻化为神奇的。我们就从这一段中寻找一点答案。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清澈见底之类的形容词也更能说明问题。一定的篇幅展示了一个渡客的场影，具体而生动的场景“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读沈从文意境怡人的小说，你将知道无论多么艳丽的形容词都是有局限性的，而直正带人入境的也许只是简单平实的语言。如果要入的境又恰好是一个纯朴宁静的水乡，则这样不加矫饰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整个段落虽未用诗的格律，读来却诗意昂然，平实的语言营造出诗的意境和画的风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沈从文的小说中诗意的语言对如诗如画般的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引人入胜，成为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成就了中外皆知的湘西美景。除了平实之中蕴含的高雅的语言艺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单纯性也是成就他美学追求的特点之一。下面我们要探索的就是沈从文语言的这个特点。（二）、沈从文的小说没有文白夹杂的用语习惯，多用简单句式，读来有节奏感，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同时几乎从不运典故，没有卖弄之嫌和愚弄读者之嫌，混然天成的语言质朴而富有亲和力。沈从文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典故的运用，也从没有文白夹杂的语言。如果从现代人对文章所谓旁征博引的要求看来，算不上什么上等品。但是沈从文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并不要“诗云歌曰”来支撑便可以美得让人怜惜。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大部头，像荣格批评的那样乔伊斯让大多数读者“受到了愚弄”，那些过多用典的小说只适合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看，或者说只有大师水平的人才看得懂的话，沈从文的小说则可以接纳更多的读者，水平高的读者可以更加从容的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并不见得是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沈从文的小说就有邻家老伯讲故事的感觉，一般的人都能接近，带有质朴的亲和力。与沈从文的白话语言不同，在品质如《废都》之类的小说中，现代人还不时地冒出来不文不白的语言，没有美感可言，也不符合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很像一个蹩脚的文人自言自语，显然缺感染力，无法引发读者的相似感受，所描述的对象对读者而言毫无美感可言。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用质朴的语言招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正是“大巧若拙”，最高的技巧恰恰是不用技巧，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无文白夹杂，不用典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状物是沈从文小说的高明之处。没有被官话异化、没有被目的性的修饰异化的语言营造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用最质朴的语言感招最质朴的人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艺术形式服从艺术内容的典范，质朴的语言也恰好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的合人性之美的追求的证实。三、对身体描写和性描写隐讳语言的运用。在简明平实之外，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对隐讳的恰当运用。一向对美的人性不懈追求的沈从文从不反对小说中对身体和对性的描写，而且他用一种不背乎人性的艺术方式将这两样东西唯美的表现出来，这不得不归功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一）、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 “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可是沈从文先生就是不直白地写出来。这并不是由于现代文坛有着对生理方面描写隐讳的潜规则，看郁达夫的《沉沦》，“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可以说对于生理描写的隐讳，沈从文是不得不写中的最婉转者，自如地游走于似是而非的身体描写，让读者没有半点尴尬。他的小说中读者没机会看到乳房、白皙之类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语，相反领略到的是难得一见的对人性包括对肉身的赞美之情。沈从文对身体描写语言的处理可以说是他对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尊重和热爱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隐讳不是他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只是他达到理想状态的一个手段。沈从文在对身体的描写上要达到的是美感——自然、健康、优美。（二）、比对生理的隐讳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直接的性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朱》） “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性行为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方式，唯美地表现性和性行为。在《雨后》这样一篇以爱情和孤独为主题的小说中，民歌也被用来隐喻性，但就是看不到半个关于性或性行为的词。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性行为是如何完成的。“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了吧！也象有这样存心，到后来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而作家写上面的几句模糊的话的用意不仅是在说两个年轻人的行为本身，而是想探寻某种人生的失落，爱的失落。“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四狗给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知人事。一个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处，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所以她不作声。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不为性而写性，通过性来揭示人性，探索人生的更深层的东西，思索人性的快乐也好，失落也好，这些主题本身都远远超越了性爱本身。沈从文小说对性的隐讳表达也正源于不是为性而性的主题，作家要表达的重点不是性过程，也不是性细节，是性之外的有关于人生人性的东西，性只是打开读者思路的一个窗口，与当代为性而性的写性方式有质的区别。沈从文小说中对性的诗意的唯美的写法体现了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爱和尊重，也就是对人性本身的爱和尊重。一个作者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表明了一种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只有当作者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时，才有望引导读者爱上这些人物。当一些当代作家开始用大胆直白的方式来肆无忌惮的描写性时，用污秽不堪的语言，难免会让自己的主人公显得粗俗，甚至让读者感到受辱。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对身体描写和性爱行为的隐讳艺术，十分值得当代文坛反思。中国当代文坛自从出了一些较为直白的性描写大部头作品（如《废都》）以来，性描写的狂热之风就覆盖了整个文坛。如果说身体和性都是讨论人生中不得不说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事避而不谈是不合人性的小说艺术，但是过度的不具美感香艳刺激的描写性不再是尊重人性的艺术，而是对人性的扭曲和辱骂。像阿诺德说的那样，“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完美品格，都遭遇到了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应该像阿诺德所说那样“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们也乐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低俗性描写狂热主义者的作品明显是道德的反判，对美的藐视，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毫无美感可言。风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性的描写影射对政治的批判，并让性成为“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同时让性避免了低俗和小气。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的拙劣之处则是为了性而性。表现出当代作家的无能本性——对人生命运等问题深刻揭示的无能，对用美的形式美的主题打动读者的无能。沈从文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相互抵触的问题，给性爱身体写而不秽找到了一条诗意的出路，可惜的是我们的当代文人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为了掩饰自己文章的肤浅和无生命力，选择了将人性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达，把文章推向了粗俗的境地，还自以为是人性化的艺术。这种误解是世纪之交的文坛的大劫难，性狂热不能让一部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也始终无法掩盖思想性的缺失和人文关怀的匮乏。而在对性爱身体的处理中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实现了一种对健康优美和符合人性的美的追求。这种隐讳和诗意的语言在不影响小说思想性的同时也成就了先生高贵的文品，这也是当代一些作家可汗颜之处。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句话可以看做沈从文先生对自己文学矢志不渝的艺术美学追求以及他对人性的关照和崇尚的写照。沈从文的小说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他小说中平实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以及含蓄而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无处不在的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

沈从文现代性对抗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1、边缘与中心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2、倒退与进步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3、浪漫与写实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