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舍小说京味特征毕业论文

就地取材文字朴素但富有色彩

没有成就，批判现实主义.....不过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的麻木恣睢的生活真相真正是触目惊心。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thankyou!! you are very good.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论老舍的京味毕业论文

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呵呵我大一正在写写好了

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

老舍的京味儿毕业论文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一、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没有成就，批判现实主义.....不过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的麻木恣睢的生活真相真正是触目惊心。

老舍的简介：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文学业绩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著作的出版和版本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归去来兮》(1942)、《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我们将描写北京地域文化生活的文学作品，称为“京味文学”。它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个方面。京味文学具有说北京的事，写北京的人，运用地道的北京话，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特别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特质。老舍被公认为是现代“北京文学”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为京味文学竖起了一面旗帜。老舍以现代文化意识审视京城的胡同小巷，用京味的语言和幽默的风格写尽北京市民的生活风俗和文化情趣、世态百相。

毕业论文浅谈幼儿语言特征

幼儿语言发展的特征是：声带较短，较薄，听觉的分析能力较差，语音的准确程度还不够完善。

这时幼儿语音听觉表象与语音的动觉表象之间并不是吻合的，需要不断实践和调整。这期间，成人的语音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从词汇上，要求幼儿运用并理解常用的词，同时掌握和运用表示周围常见物体和各种活动的名词和动词。

这是由这个年龄幼儿思维的直觉行动性所决定的。因为名词是代表具体东西的，动词是与具体动作相联系的，所以幼儿易于理解和掌握。在形容词上只教幼儿掌握一些易于理解的、能直接感知的、说明物体具体特点的词。

在游戏中培养口语能力：

幼儿最喜欢在游戏活动中不受任何限制，心理状态是平衡的、宽松的。在游戏中幼儿可以任意地表现自己的兴趣、爱好，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这个和谐愉快自由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幼儿之间的交往更加自然，交往的主动性增强，交往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和表现，在这样充满互爱、互助，有着良好情绪和气氛的环境中。

以幼儿所扮演角色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幼儿愿意接受，同时有助于培养幼儿积极健康的情感，教育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游戏中幼儿遇到问题时，教师不直接参与，而是给幼儿创设良好物质材料的同时，鼓励幼儿学会自己克服困难，学会以物代物的方法。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习者出现多元化趋势。从年龄来看，低龄学习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由于儿童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外儿童汉语无论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教学特点上都应有别于成人。本人根据语言汉语的习得特点，从而思考探究出对国际幼儿汉语课堂的教学原则、教学策略、具体教学方法、教学环境营造等各方面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国际幼儿汉语教师的素质要求。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幼儿语言的发展与认知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幼儿语言的习得不是本能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天生的心理认知能力与客观经验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认知的发展决定了语言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发展和认知能力都是基于直接的、具体的经验并通过这些经验的积累而发展的。因此，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语言的发展是以认知为前提，伴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发展，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 1对教学原则的启示教学原则是根据教育教学目的、反映教学规律而制定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教学活动本质性特点和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是指导教学工作有效进行的指导性原理和行为准则，应贯彻于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始终。培养兴趣原则国际幼儿汉语教学的首要原则是要培养且不断激发幼儿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教师要注重培养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让幼儿乐于表达，有自信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增强他们对汉语的语感和亲近感。所以无论是教学内容、方式甚至是教学游戏的选择，都要坚持难度适中的原则，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以免幼儿产生畏惧情绪，知难而退。案例：“西部牛仔”是笔者的汉语课堂中一个很受欢迎的小游戏，游戏规则简单易懂：两个学生背对背站着，教师给每人发一张生词卡片，然后数“1， 2， 3"，学生在各自方向向前走三步，数到“三”时学生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读出对方手中的卡片，较快的学生获胜。这个游戏教师在一至五年级的每个班都使用过，学生很容易理解规则，游戏效果和教学效果都很好。于是，用一个课时在Pre-k班教过颜色词后，第二个课时教师计划让幼儿玩“西部牛仔”来复习。教师兴致很高，认为幼儿会很喜欢这个游戏，但结果游戏进行得并不顺利，根本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刚开始很多幼儿并没有理解游戏规则，有的听到教师数数时不向前迈步，有的听到“三”以后还一直向前走，有的还没等到“三”就转过身，有的转过身读自己手中的卡片，等等，状况百出。试玩了几遍，幼儿学习者终于将规则大致弄懂，但己经不像开始时那么兴奋，教师也已经有点儿失去耐心。正式开始游戏以后，几个踊跃尝试的幼儿表现得很不理想，转过身的时候，没几个人能说出正确答案。教师的脸色变得难看，因为学生的表现不理想，而主动要求参与游戏的幼儿也越来越少，最后教师只能叫那些根本没举手没兴致的幼儿玩游戏，而很多幼儿表示“不愿意参加这个游戏”。最终，这个“西部牛仔”游戏在Pre-k班惨淡收场，一节课结束，教师和幼儿们都一脸闷闷不乐。在后来的不懈尝试中，Pre-k幼儿慢慢熟悉了“西部牛仔”游戏，也能玩得很尽兴。在案例1中，这个游戏进行的时机明显是不恰当的，此时进行，对幼儿来说难度偏大，以至于破坏了其参与游戏的兴趣。而教师过于看重游戏结果，其消极反应更加重了幼儿的畏惧心理，让幼儿怯于展现自己，也严重影响了幼儿学习这些生词时的兴趣和信心。 “沉浸式教学”原则 “沉浸式教学”营造了跟母语习得环境最为接近的学习环境，能使幼儿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尽可能地轻松自然。但“沉浸式教学”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实现，这时就要尽量营造汉语环境，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中应尽可能充分地使用独白、问答、对话演示、讲故事等多种方式使幼儿沉浸在汉语环境中。由此也对教师课堂语言的示范性、丰富性、可接受性提出严格要求。赏识教育原则认知心理学认为先天与后天几乎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这种相互影响也体现在国际幼儿汉语教学中。汉语教师不能忽视幼儿汉语学习中先天因素的制约，但后天努力也很关键。教师对待幼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学习能力不足的幼儿要给予鼓励，及时肯定，让这些幼儿也能体会到学习汉语的乐趣；对待学习能力突出的幼儿，需要提高要求，适当拓宽教学内容，加深难度，以免幼儿产生自满情绪，或因学习内容没挑战性而失去兴趣。同时也可以发挥“先进”幼儿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其他幼儿向其学习，使整个群体处于积极向上的汉语学习氛围中。笔者接课后，首先教会幼儿学习者说“真棒”和“加油”，而这两句口号在Pre-k与kindergarten使用频繁。让幼儿们学会在其同伴表现欠佳时，握拳喊“加油”；在同伴表现出色时，伸出大拇指说“真棒”。 2对教学策略的启示 “教学策略是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思想、方法模式、技术手段这三方面动因的简单集成，是教学思维对其三方面动因进行思维策略加工而形成的方法模式。”’ 通过直观形象进行直觉学习通过动作、表情或直观形象使幼儿进行直觉学习。“在幼儿的思维结构中，很明显的具有三种思维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占优势地位的是具体形象思维；但当遇到简单而又熟悉的问题时，能够运用抽象水平的逻辑思维；而当遇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困难程度较高时，又不得不求助于直觉行动思维。”由于幼儿这种直觉行动性思维和具体形象性思维的特点，他们主要依赖于事物的具体形象、表象以及对表象的联想，具有直观形象性。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幼儿学习汉语时无法脱离具体实物、动作和情境等，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直观动作、丰富的表情或具体的情景来实现对汉语的理解和表达。同时，这种直观形象的思维方式也使幼儿的汉语学习变得自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学习一门外语。因此，国际幼儿汉语教师要善于利用图片或实物，积极创设情景，再现与幼儿息息相关的生活。教授生词时，在不脱离大纲的前提下，笔者都会尽量选择与幼儿的实际生活有切实联系的，可供他们实际使用的生词。例如，教“食物”主题时，笔者决定将中国食物的比例缩小，并且限定在幼儿去中国餐馆可以吃到的食物范围内，例如“饺子”、“面条”、“米饭”等。事实证明，幼儿看到“西餐”图片时，要比看到“中餐”图片时的反应强烈，尤其是对根本没有接触过中餐的幼儿而言，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来实现对这些“西餐”汉语词的理解和表达。同时，笔者鼓励幼儿去中国餐馆点餐时，尽量用中文表达。一个Pre-k的幼儿曾极为自豪地说，他去中国餐馆吃饭时，跟服务员说他想吃“饺子”，还向服务员展示他会使用中国筷子！这种情况让笔者颇感欣慰，而实际上，该生也是Pre-k班的幼儿中对“饺子”的记忆最牢固的。根据教学内容形成知识表征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幼儿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其心理表征的能力在逐步发展。表征的两种主要方式是字词和图像，二者是有差异的。有些观念用图像来表征更好也更容易，有些则更适宜用字词来表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笔者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游戏也是不断进行调整的。图像凭借与所表征事物的相似性，更适合用来捕捉具体的和空间性的信息。例如，进行动物、水果、食物等汉语词汇的教学时，主要进行“拷贝不走样”等模仿游戏来帮助幼儿形成对这些生词的图像表征。字词则凭借符号来表征事物，更便于用来捕捉抽象和分类性的信息。相比较于形象直观的教学内容，日常问候语、数字、日期等的教学，更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形成相应的抽象概念。 3对具体教学方法的启示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游戏法的运用幼儿之所以喜欢游戏，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游戏内容有强烈的兴趣。由于幼儿有意注意的时间短，效果也逊于无意注意，所以笔者在Pre-k与kindergarten班的汉语教学大多都需采用游戏法，将游戏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让幼儿们在愉悦的情绪中学习汉语。例如，“苍蝇拍”是教师加深幼儿对生词发音初步印象的重要游戏，他们对这个游戏也保持了长久的热情，实践证明，该游戏对他们记忆生词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即使对于某些规则复杂的游戏，如“水果蹲”或“西部牛仔”等，幼儿刚开始会因为对规则的陌生，表现欠佳；但只要对该游戏的兴趣还在，他们就乐于不断尝试，渐渐地就会越来越熟练，表现也会越来越好。这恐怕也是传统教学难以企及的效果。多种教学法的并用国际幼儿汉语教师首先要打开思路，广泛吸收听说法、视听法、交际法、全身反应法、情境教学法、表演法、游戏法等多种语言教学流派中的有益观点，再根据实际教学内容采用更有效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例如，展示法的使用很多时候对笔者所在小学的汉语课堂教学颇有帮助。向幼儿解释游戏规则时，因为他们自身的理解能力限制或汉语教师的英语表达不到位，有时会出现解释半天幼儿还是一知半解的情况。这时笔者往往会请已经理解的孩子配合，向其他幼儿展示一遍游戏流程和规则，再辅以语言解释，使学习者明白。又如，由中国幼儿学习汉语发音的过程得到启发，笔者借鉴了中国老师或家长用手势、体态语等表示声调，以此帮助幼儿加深印象，掌握四声变化的方法。美国幼儿完全没有声调的概念，但笔者在教生词进行示范发音，尤其为了强调一些发音较难的词时，也会用手势或体态语等来表示声调，进行示范。这种“全身反应法”一方面让幼儿动了起来，让本来比较枯燥的正音过程变得有趣；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地给了幼儿一些关于汉语声调的粗略印象。多媒体技术手段的运用国际汉语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深化多角度教学。幼儿阶段己经奠定了其高级情感的基础，例如美感。“幼儿的美感除了表现在他们对色彩分明的物体会产生愉快感之外，还体现在他们很早就表现出来的对音乐、舞蹈，尤其是唱歌的快感。”幼儿特别喜欢一边唱歌一边进行有节奏的活动。笔者的Pre-k与kindergar ten幼儿中文歌曲学得很快，且很少遗忘，歌曲的配套动作也记得非常清楚。譬如，教师每次要求他们唱《两只老虎》时，他们不用回忆也可以马上展现出来，还会主动配上相应动作。通常，幼儿更偏爱包含自己熟悉内容的音乐、舞蹈或影像视频，例如，他们很喜欢“中国版《灰姑娘》――叶申”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对这个东方姑娘也很快产生亲切感。当然，对于新奇陌生的视频影像，幼儿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对笔者展示的京剧“变脸”视频很是惊叹，这一全新且神奇的事物给他们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幼儿语言的，规律的，啥时间要的

幼儿语言习得的规律能弄好的，没问题的

关于老舍小说的毕业论文

老舍是我之前做的一个课题，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经验：老舍作品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语言艺术，老舍小说与京味幽默的关系，主要是从前期京油子式的贫嘴到后期含笑的泪的转变。比如《我这一辈子》（短篇）二、老舍小说中的市民世界，分为旧市民（祁老太爷）、新派市民（瑞宣，小马）、以及城市贫民（骆驼祥子）等，从中看老舍的市民立场三、老舍小说的人文关怀。老舍反对一切不稳定，从下层民主的角度体现出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精神。四、老舍对传统文化逐渐没落的痛心《断魂枪》（短篇）从这几个方面都能写出比较有深度的论文，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祝你成功。

老舍的《断魂枪》发表于一九三五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且不说它短短的篇幅中情节展开的起伏跌宕引人人胜,也不谈它人物塑造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光是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就非常耐人寻味。谈到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人引用作者的话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由于个人的自私保守,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这种‘把生命闹着玩’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潜在的危机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龙断魂枪的泯灭,发出呼啸,以期唤醒那些仍倘佯在‘东方的大梦’中的国民的灵魂。”此种看法虽有作者的话作注脚,但笔者仍然不能赞同。依据这种思路,有人认为沙子龙纯粹是个负面人物形象,说他“在时代的狂涛巨浪面前驻足不前,抱残守缺,自甘沦落……(这种性格心态)像一贴精神的腐蚀剂,使沙子龙昔日的智慧机敏,蜕换为愚钝麻木,江湖上的豪侠义气演化为狭隘自私,传世的绝技,无端地变成了时代的殉葬品”(冉忆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极不公允的。但这种看法又是极其流行的。自前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传人当代中国以来,完全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分析评价文学、文学中的人物与事件,已成定式;并美其名曰: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不管从一九三五年老舍写《断魂枪》时的初衷,还是从这篇小说客观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来看,都远不同于鲁迅与他的《阿Q正传》。而分析文学,也并不是惟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这一个角度可行。笔者打算从人文精神这一角度切人作品的分析。同样的事物,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社会物质功利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从科技含量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中国武术是几千年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结出的硕果。国术不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内在的精神境界。国术到底有什么内在的精神境界呢?借助两联古诗,或许可以让我们揣摸到国术的内在精神境界。“万一砉然禅关破,美人如五剑如虹!”(龚自珍)这一联诗本是描述参禅悟道的境界,说是参禅者一旦彻悟真谛,便觉石破天惊,但见美人如玉,雪刃如虹。这是一种参禅悟道的境界,也可说是一种中国武术的境界。因为中国的各种道术是相通的。古人云,诗道如禅道。其实剑道亦如禅道,达到出神人化之妙境时,其内在精神一般无二,其外在性相亦极为相似。此诗以美人喻禅,以剑道喻禅。所谓“美人如玉”,意指其润若凝脂,柔若无骨,圆融熟化,了无隔碍;虽然柔润之极,却又至坚至刚。喻示禅理真谛,无所不包,无柔无刚,无坚无润,一切的一切,尽在其中。所谓“剑如虹”,意指其锋刃雪亮如幻彩之光,剑气逼人如贯天之虹,异彩纷呈,变幻莫测。貌若虚幻之光,实则锋利之极;看似浮光掠影,实则剑锋无所不在,杀人无痕。喻示禅理真谛,看似虚幻无物,实则真实无比,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仔细体味之,与其说是在谈禅道,不如说是在谈剑道,在谈国术的内在精神境界:至坚至刚,却以至柔至润之性相出之;至真至实,却以至虚至幻之性相显之。“两头俱截断,一剑倚天寒!”(明极禅师)此联本是禅僧偈子,可以说是以禅喻剑,亦可以说是以剑喻禅。禅道剑道本来无别。所谓“两头俱截断”,意谓断绝世俗分别智,将成败得失生死荣辱一概置之度外;由此便回归了物我两忘浑然归一的原初本真状态,这也就是“一剑倚天寒”的境界,也就是人与天同运,与道合一的彻悟真谛的境界。这是禅道的境界,也是剑道的境界。剑道达至化境,剑客必然将成败得失生死荣辱一并超越,由此物我两忘,人与剑与天浑然合一:剑气化为净天之光,人体化为混元之气,顺天而动,与道同运,剑光冥明,与天俱寒!漫天寒光,似虚还实,无处不是刀光剑影;变幻莫测,似幻还真,寒光闪处物无一存。静而圣,无物能伤其皮毛;动而王,攻敌而无往不胜。《断魂枪》中似没有细写什么国术的精神境界,但却写了三个人——王三胜、孙老者和沙子龙——不同的武术表现。其实这也就是绝不相同的三种武术境界。

从老舍作品透视北京传统市民文化老舍作品与现实政治老舍文学创作的伦理诉求 …………

呵呵我大一正在写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