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爱情诗歌的研究论文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爱情探讨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论文诗经中的爱情的现代观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中国诗歌研究论文

1 、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鲁迅研究月刊》 1994 年 1 期（独立）2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学习与探索》 1994 年第 1 期（独立）3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独立）4 、“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东方丛刊》 1994 年第 1 辑（独立）5 、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 年第 2 期（独立）6 、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独立）7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 3 期（独立）8 、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学刊》 1994 年第 3 期（独立）9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3 期（独立）10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4 期（独立）11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中州学刊》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2 、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文艺研究》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3 、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青年思想家》 1994 年第 5 、 6 期（独立）14 、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5 、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6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学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7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贵州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8 、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9 、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东方丛刊》 1995 年第 2 辑（独立）20 、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21 、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学之二《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2 、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3 、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5 、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1 、 2 期（独立）26 、传统：误读中的生长《诗探索》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7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8 、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29 、中国 / 西方：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0 、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1 、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2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3 、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4 、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社会科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5 、锻造文学的筋骨《渝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6 、“辨 / 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东方丛刊》 1996 年第 2 辑（独立）37 、穆旦研究评述《诗探索》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8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9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当代作家评论》 1997 年 4 期（独立）40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 1997 年 5 期（独立）41 、鲁迅旧诗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2 、中西交融的理想与现实《江海学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3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输入与中国文学批评范畴论的确立《中州学刊》 1997 年 1 期（第一）44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 2 期（独立）45、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独立）49、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1、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53、田间新论《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新华文摘》、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天津社会科学》、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社会科学研究》、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四川三峡学院学报》、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淮北煤师学院学报》、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涪陵师专学报》、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涪陵师专学报》、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文学评论》、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西南师大学报》、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圆满的悲剧《西南师大学报》、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诗探索》辑70、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名作欣赏》、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学习与探索》、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社会科学战线》、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荆州师院学报》、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76 、“为人生”与新世纪鲁迅研究展望《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 4 期77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涪陵师专学报》、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11 期79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 4 期8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 2 期81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2 期82 、 21 世纪郭沫若研究的挑战与机遇《郭沫若学刊》 2002 年 2 期83 、芜乱来自于真正的批评家的“缺席” 《诗刊》 2002 年 3 期84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二）《名作欣赏》 2002 年 4 期（独立）85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三）《名作欣赏》 2002 年 5 期（独立）86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文学评论》 2002 年 4 期87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中州学刊》 2002 年 5 期88 、鲁迅旧诗新论收入《鲁迅其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标准与平台《诗刊》 2003 年 2 期89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年 4 期90 、从进化论到地理学（香港）《新亚论丛》 2003 年 1 期91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 《唐都学刊》 2003 年 1 期92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93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期94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理论与创作》 2003 年 4 期95 、关于“世界”的学说《徐州师大学报》 2003 年 4 期96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2003 年 2 期（独立）97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 1 期98 、历史的散失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 1 期99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社会科学研究》 2004 年 1 期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红岩》 2004 年 2 期10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年 3 期102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 3 期103 、“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期104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江汉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期105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河北学刊》 2004 年 5 期106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期10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文学评论》 2004 年 6 期108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1 期109 、从起点处“正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1 期（合作，第一）110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江汉论坛》 2005 年 1 期（川）1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汕头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期112 、他山之石：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重要资源的西方文论《兰州大学学报》 2005 年 2 期113 、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钦州师专学报》 2005 年 2 期（合作，第一，川）114 、“新民”与“心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15 、 “新民”与“心力”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5 年 4 期116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17 、 1907 ：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中山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川）118 “问题”与“前沿” 《陕西师大学报》 2005 年 5 期（川）119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 6 期120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4 期（川）121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4 期（川）122 、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9 期（川）123 、巴金的愿望与我们的姿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11 期124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25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文学感受” 《中国文学研究》 2005 年 3 期126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4 期127 、文学的阐释：从文化关联的发现到文学感受的发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28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 5 期（川）129 、 20 世纪 50 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5 期（川）130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社会科学战线》 2005 年 6 期（川）131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132 、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cerpts) Critical Zone 1,2005133 、心中的“海”——胡续冬《海魂衫》，《诗探索》 2005 年 2 期（独立）134 、国家主义的批判与个人主义的倡导 ——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江汉论坛》 2006 年 1 期（独立）135 、文学博士谈《名作欣赏》的学术贡献，独立，《名作欣赏》 2006 年 1 期（独立）136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诗探索》 2006 年 1 期（独立）13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福建论坛》 2006 年 1 期（第一）138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涪陵师院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39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当代文坛》 2006 年 2 期（第一）140 、“问题”与“前沿”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年 1 期（独立）141 、传统 : 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42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江汉论坛》 2006 年 4 期（第一）143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学术月刊》 2006 年 4 期，（第一）144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6 年 3 期（独立）145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年 5 期，（独立）146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逝世？《钦州师专学报》 2006 年 5 期（独立）147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第二）148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独立）149 、自我体验、自我意识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福建论坛》 2006 年 7 期（独立）150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年 8 期（独立）151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独立，收入《文化与抗战》，巴蜀书社 2006152 、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 1 期（独立）153 、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贵州社会科学》 2007 年 1 期（独立）154 、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红岩》 2007 年 1 期（独立）155 、命题的意义《红岩》 2007 年 2 期（独立）156 、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红岩》 2007 年 3 期（独立）157 、体制与生存《红岩》 2007 年 4 期（独立）158 、《红岩》 2007 年 5 期（独立）159 、《红岩》 2007 年 6 期（独立）160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年 1 期（独立）161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2007 年 5 期162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 4 期163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内涵《新华文摘》 2007 年 7 期164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三辑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一、总论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二、魏晋诗歌研究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三、南北朝诗歌研究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宋代苏轼诗歌与诗歌对比论文研究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二、名震京城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三、反对变法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四，漂泊流离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六、诗人之死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苏轼从杭州到密州，告别了风景秀丽、生活舒适的杭州，来到地处偏远环境艰苦的密州，更多的接触到了下层的老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期间，他的创作也进入到了成熟时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密州写的两首江城子，《江城子·密州出猎》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牌相同，但内容、情感、手法、风格完全不同。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第一，塑造的形象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作者是一个鬓染微霜，英气勃勃，希望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形象。出猎时，全副武装，威武豪迈，队伍精锐，千骑如飞。“卷”字形象的写出骑兵疾驰奔腾，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席卷山冈而过。围观时，千人追随，万人空巷，太守亲自射虎，群众激动万分，打猎归来，剖胸开胆，饮酒畅怀，“又何妨”三个字写出了太守暂时忘却年龄，忘却处境，恣意狂放的心理神态，也希望能拉开满弓向西北射去。“挽雕弓”“射天狼”两个动作表现太守射敌的雄姿英发和豪迈气魄。表现了作者乐观豁达，不惧生活挫败失意，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像这样主题深刻，艺术完美的词作，在当时实属首创。《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作者是一个缠绵悱恻，用情至深的痴情丈夫的形象。苏轼所在的密州离王弗坟地四川眉山相隔千里，他担心妻子远在千里之外，孤独凄凉；他害怕夫妻相逢妻子会认不出他；他回想妻子梳妆的美好情景，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似乎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令人不忍卒读。第二，表达的情感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表现了词人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狂”字贯穿全词，写尽了太守内心的豪迈雄壮，外在的狂傲自得。将词人的狂放狂傲和极度膨胀的政治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也写出了宦海沉浮，仕途坎坷的身世际遇。在悼亡中揉进世路奔波的艰难，令人动容。第三，表现的手法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运用了两个典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词人英雄胆识和渴望重返朝廷大干一场的决心。一个是周郎射虎，一个是冯唐持节。建安22年，孙权射虎，坐骑被虎所伤，孙权投以双戟，虎被打退。词人借孙权自喻，希望能勇猛杀敌，报效国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战绩卓著，但因虚报战果而被降职，冯唐为魏尚说情，澄清了事实，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词人在这里希望也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委以重任，建功立业。当时西北边事紧张，他愿带兵征讨西夏，到边疆抗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词人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梦前现实与梦中情景结合起来，最后以景结情又回到现实，对妻子孤独长埋于地下感到痛心疾首，肝肠寸断啊。他思念妻子，他设想即使两个人有机会相逢，妻子也会认不出自己，他似乎看到妻子坐在窗前，梳理秀发，回想到妻子曾在“来风轩”陪伴自己读书，在屏风后面听自己与别人谈话后，提醒自己交友谨慎，想到他们曾经幸福的种种过往，恍然妻子还在自己身边，还是那样的端庄贤淑，惠心兰质。这种将现实的感受融入梦中，真幻交织，催人泪下。第四，写作的风格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豪放刚健，慷慨昂扬。词媚诗庄的格调变为激昂豪迈，开拓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内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为词的创作开拓了崭新的道路。作者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得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掌以为节，颇壮观也。”表明这是他有意创作“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婉约细腻，幽微深曲，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缠绵悱恻，令人哀伤悲痛。以悼亡入词，不仅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唐圭璋先生评曰，“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陈师道）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一个词牌却写出完全不同的两首词，且风格迥异，可以看出，密州时期，是苏轼有意于传统词的革新创作的时期。他既着力于创作豪放词，又革新了婉约词，使婉约词的题材开阔了，格调提高了，而豪放词又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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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本来是高尚而圣洁的，诗风不同，诗人生活环境不同，寂寞与热闹氛围不同，但高尚、圣洁应该相同。价值观不同可以，一草一木和波澜壮阔都能产生美，诗歌再不景气也不应该产生让人捂鼻的气味儿。一句不着调的半截话也能评个什么奖！实际上那种诗，已经是远离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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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投稿网站都有：麦田文学、天下、晋江原创网、鲜网、榕树下社区、萌芽、起点、幻剑书盟、广汉谢文网、爬爬书库、中国诗歌网。

现在很多杂志社都不再要古诗词类稿件了。因为读者不大喜欢之。另外这类稿件稿酬也不多。建议阁下还是写一些热门的。若真要想投诗词稿件，建议你投给《诗刊》杂志吧，该刊需要这类稿件。另外，《意林》、《读者》、《读者俱乐部》也要这类稿件。不过稿酬不多。

投稿时，你要注意投稿格式，电子邮件投稿注意事项。在这里顺便给你介绍一些注意事项，以提高你命中率：稿子后，要有完备的联系方式：作者名字、署名、地址、电话、邮箱，QQ什么的都要详细，以便编辑联系你啊！要是没有这些，发了你文章，难找你拿稿酬。

用电子邮件投稿，得注明投什么栏目，写上你名字和稿子名字。写稿子要积累，写稿前，你要多了解、研究你投稿杂志。包括杂志定位，板块情况、目标人群、栏目的风格、栏目设置、字数等。

每种报刊杂志都有自己特定的办报（刊）方针和宗旨，有自己的读者对象，投稿前必须先对此进行了解，搞清它的发行出版周期是双月刊、季刊、月刊还是半月刊、周刊，如果是报纸的话，是日报、周二报、周报还是半月报、月报。

接下来要了解各种报刊都开设了哪些栏目，各栏目都发表些什么样的文章，可能的话还应该了解一下报刊的办刊历史，看看近年都发表过什么样的文章，对照一下你研究的问题以及撰写的论文原来有没有人研究过写过，研究现状如何，原来发表过的此类文章是从哪些角度写的。

写研究诗歌的论文

古诗鉴赏探究的论文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应“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作品自然包含古代诗歌，因此，几乎每年高考都有古代诗歌理解鉴赏题。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个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论文百事通不少教师对古代诗歌的教学仅仅停留在翻译古代汉语字词的水平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背诵一些诗词名句以应填空之需，自然距离达“纲”甚远。有的教师虽然也引导学生欣赏古诗词，但或蜻蜓点水，或只读不写，学生的朦胧感知不能上升为明晰的认识，因而鉴赏能力的形成还是落不到实处。我在教学实践中领会到，要提高学生鉴赏古代诗歌水平，在教学中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准确把握“初步”二字。由于对中学生的鉴赏要求只是“初步”，所以不能求其像专家教授那样博大精深、广征博引，作艰深的理论探讨。例如写李白，大约只须写到“豪放飘逸”“清水出芙蓉”等，不必“神识超迈”（赵翼《瓯北诗话》），“放言实是法言”（刘熙载《艺概》）；说意境，只说“是作品描写某种事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高中课本《古代诗歌的艺术欣赏》），不必大谈“意象”（王世贞《艺苑卮言》）、“兴象”（胡应麟《诗薮》）、“情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当然，“初步”也不能仅是浅层次停留在对诗词语言文字的简单诠释上。第二，立足学生实际，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借助形象思维，设身处地理解诗词意境。由于时代的差异，当今中学生对古诗词中描写的意境往往有较大距离感，难以理解。例如离别这一题材，由于古人远行只能借助舟楫车马，而今天交通工具已进步，日行万里并非难事，离合聚散不算稀罕，因此那种“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等愁苦，学生未必能全部理解。但是，人类的情感又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联想想像，设身处地，往往能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加深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例如“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哭后心理活动如何？若设身处地，便不难代为设想。他想收留琵琶女，但自己左迁湓江，收留一个江湖歌妓，怎禁得世俗非议？他想帮她打听商人的下落，但那唯利是图的商贾又怎能治愈琵琶女心灵深处的创伤？他想资助她一些银两，但又怕亵渎了她高洁的人格，而且那精妙的琵琶曲是仙界的音乐，哪能用银钱去玷污呢？……月上中天，凄寒的江风吹得芦荻瑟瑟作响，江涛发出悲凉的叹息。琵琶女伫立良久，向诗人深深一鞠躬，随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江天。诗人心弦乍断，百感交集，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对沉沉夜幕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号：茫茫黑夜啊，你吞噬了多少美丽的人生！其他如《涉江》中屈原的心理活动，白居易《夜闻歌者》中“一问一沾襟，低头终不说”，姜夔《扬州慢》中“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是真消极吗？）等，都不难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第三，赏与析结合，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中把握艺术形象。我国古代诗词受韵律、平仄等限制，语言十分考究。古人作诗特别讲究“炼字”、“意胜”、“象外之旨”、“神余言外”等，要求“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中学生虽有一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但对诗词语言的理解，能力还相对薄弱，因此，指导他们写赏析文章时起点不能过高，要从语言文字的分析入手，抓住重点诗句，把握艺术形象。例如“琵琶声停欲语迟”，简单的七个字就不仅仅记叙了动作，而且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琵琶女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始闻“问”声（“寻声暗问弹者谁”）一惊，故“停”；继而辨明问意，故“欲语 ”；但久历风尘，饱经沧桑，飘零江上，一颗残破的心，从何说起，故“迟”。七字三顿，细致入微而又婉曲含蓄，内涵十分丰富。再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穿”“卷”“拍”三字动词神完气旺，笔力千钧，勾画出气势雄浑的“大江赤壁图”。抓住这些地方，析中赏，赏中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诗中艺术形象。第四，教师示范，做出榜样。目前，供学生写诗词赏析文章的参考例文几乎没有。专家论文往往高远，可望而不可及；《教参》上没有现成的例文；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刊瞄准的多是高考作文。教师亲自动笔写，可填补这个空白。教师的文章好比一架梯子，一端立足学生实际，一头搭靠名家名作，它本身也许没有多少学术理论价值，但谁能否认，踩着这梯子登堂入室的学生未来却很可能在学术理论的殿堂里大有作为呢？

当代大学生诗歌问题分析怎么写答案如下:第一步首先是写经济，然后通过直接比较或者类比分析进行价值评估。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下面给大家分享诗歌的议论文，欢迎阅读！

向着苍白的星，冒着漫天浓雾或太空茫茫，我在生活的海中扬帆去航行。——题记

夏日中某个令人困乏的午后，诗集，十字路口以及乞丐。这就是我对那个时刻极少的物质记忆。

这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我也不是什么吉尔伽美什或亚瑟·潘左干。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我思想上的顿悟，正如同遇见恩奇都或拔出石中剑，是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彼时的我，或许可用夏尔·波德莱尔的诗句描述：“自爱而不自卑”。我一直喜爱读书，喜爱西方文学，无论是《1984》还是《飞鸟集》，全部略有涉猎，常常出口成章。因此，我作为“博览羣书的才女”被同学、家长、老师夸赞着。在赞赏声中，我对读书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狂热地汲取新的知识与词句，却在学习上慢慢下滑。那个午后我刚自山东书城出来，还在回味博尔赫斯优美而深邃的语言，却被路边半蹲着的乞丐吸引了视线。见我看他，老人慢慢起了身。

他身体已不能说是佝偻，而是折断。如同巴黎街角跟在波德莱尔身后的小老头一样，他的脊梁和大腿形成一个直角--接下来如何形容他呢？——我回忆起书中的句子：“那根柺杖使他步履蹒跚，又使他的相貌像瘸腿的走兽。”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位有着明显亚洲面貌的老人竟使我想起《圣经》中一位因不许耶稣坐下而被惩罚永生永世行走的木匠了———那个可怜的、流浪的犹太人！我的被词句渗透的大脑已经将覆盖现实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就算他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智慧或诗意，我也会认为他是喝下小溪水的荷马或在某处山洞穴居的尤利西斯——这形象会比一个普通乞丐在我大脑中留下更鲜明的印象，因为我刚刚从这故事中走出书城大门，这归功于博尔赫斯先生——直到那只手伸到我面前。那只乌褐色的、骨节突出的、贫瘠、深沟纵横交错且肮脏的手，指甲灰黑起翘，满是油渍地伸到我面前的手——或许已不能算手。即便是撒旦的诗歌也比这好上太多太多。一只活生生的、无法被任何幻象美化哪怕分毫的手，就这么撕开了虚无的词藻，将现实残忍而又庄重地递送进我的双眼。

我猛然发觉，我读过千万本小说、散文、诗集，记下了千万句优雅、壮丽、深邃的文字，却无法回答一双苍老的手。

是时刻已至么？我从文字的幻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如此空虚，比那只手还要贫瘠——不，无法和那只在现实中翻山越岭、饱含生活沧桑的手比，我还没有真切地体会到生活，便已幻想着驰骋蓝天。多么讽刺啊！自以为才华横溢的我，复述着他人的美好，得意洋洋，却始终没有踏出象牙塔一步。

我不敢再看那只手。恍惚间我身边好像又伸来一只如出一辙的手，接着是第三只、第四只……被现实围住的麦克白，我会安然无恙，去凝视第八个？不！在看见那面镜子之前，我后退一步，逃离了幻觉和那只手。

我回到家中，没有直接看书。坐在椅子上沉思良久后，我把新书锁进了柜子。

我开始合理安排时间，不再到处夸耀自己，我的成绩开始回升，也尝试和同学一起参加室外活动。我意识到，读书不是让自己沉溺在书的环境中，而是通过书，使生活更加美好。

无论多么好的佳作，都是源于生活。面对现实，我不再迷茫，我将用 *** 与热忱，捧起生活这本诗歌。

自从连续看了三季的《中国诗词大会》，我就被诗歌感染，与它结缘。诗词大会上，那些选手们对诗词的热爱与追求，令我深受感触，情感得以薰陶。

诗歌绘美景

从古至今，一首首诗歌，向我展示了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吟一首清代诗人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我仿佛在一片花海中徜徉，沉醉于旖旎的春光；读一首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仿佛在微波泛起的荷塘边感受夏日荷塘之风；念一首唐代诗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仿佛在山捡的枫林中享受采撷红叶的乐趣；诵一首边塞诗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仿佛又在一片净色中踏雪赏景，纷纷雪花悄然而下……

一首首诗歌，一道道美景！

诗歌蕴哲理

一首首诗歌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育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获得真知；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向我们诠释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又告诉了我们不能只立足书本，实践也极其重要，做一个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人……

一首首诗歌，一个个真理。

诗歌寄情思

诗歌中，总是寄托着诗人各种各样的情感。易安居士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是一种何等的愁思，人比菊花还要消瘦，定是缘于她对丈夫的思念；纳兰容若的“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两人情投意合，奈何造化弄人，偏偏不能在一起，那是对爱情的渴望与叹息；李太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纵使月光那样柔美，但月下故乡的意向更令人向往；陆放翁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仅是他对子女的临终遗嘱，更是对祖国拳拳的热爱之心……

一首首诗歌，一段段情思。

诗歌，充满韵味，情思悠长，伴我成长！

您用火一般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位同学的心房，又用诗歌般的豪情万丈，亦或是婉约清秀将无数颗心牵连激荡，仿佛连您的背影也凝聚着滚烫的目光……

在我看来，语文老师是需要大量的文学知识储备，需要在课堂上耐心地为我们解读每一个文字。每当看到你们在办公桌前认真备课的模样，我就能感觉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你们不正像那蜡炬一般，燃烧自己，只为将自己所学所获无私地教给我们。

你们的思想、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同时又显得是那么神奇，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很多美妙的涟漪！

你们的灿烂笑颜，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你们的品行人格，会永远珍藏在我内心的深处。在生活的大海上，你们就像高高的航标灯，屹立在辽阔的海面上，时时刻刻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航程。你们用诗赋中的道理教导我们，同时，诗中的内涵韵味在你们的身上也有了最真实的写照，你们在我的心中，就如古代那一位位风流人物，心中顿生钦佩。

“遍地蕙兰思化雨，满园桃李谢春风。”您讲的课，是那样丰富多彩，每一个章节都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斑斓的新世界，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那轻轻地震撼心灵的声音，你们用心中的爱，染成了我们青春的色彩……老师，快推开窗子看吧，这满园春色，这满园桃李，都在向您敬礼！

如果没有您思想的滋润，怎么会绽开那么多美好的灵魂之花？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希望、播种幸福。老师，您就是这希望与幸福的播种人！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您在我们心中埋下了诗歌的种子，并努力将诗人的内涵授予我们。您多像那默默无闻的树根，使小树茁壮成长，又使树枝上挂满丰硕的果实，却并不要求任何回报。

“愁雨淡淡雨潇潇。”我听说，当苗子需要一杯水的时候，绝对不能送上一桶水；而当需要一桶水的时候，也绝不给予一杯水。学会适时，适量地给予，这就是一个好园丁的技艺。老师啊，这也正是您的教育艺术。

不计辛勤一砚寒，只为桃李满芬芳。诗满人间，画满天下，英才济济笑颜开，唯吾师也。

语文老师，也许你们只是芸芸众生中较为普通的那一份子，但在我们心中，你们又何尝不是最高的那一位？“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夕阳西下，在淡淡的余晖中，仿佛仍能看见你们恬静的笑容。你们带领着我们，以梦为马，以诗引路，终会到达那芬芳四溢，桃丹流芳的彼岸！

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如流沙在沙漏中流逝，却带不走前人于长河中慨叹的句句篇章。——题记

是什么人喊着最原始的劳动号子“哼呦、哼呦”入诗？又是谁在河边轻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优美的“思无邪”的歌谣出现在了人类生命记忆的源头，也出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的源头。我自幼与诗结缘，听长辈说我的名字取于《诗经》，所以从小就对诗词歌赋有极大的兴趣。

记得从前，母亲给我讲屈原冰清玉洁，处浊世而独醒，用整个生命吟诵华章谱写成《离骚》《楚辞》的故事；描述着陶渊明在青山之中扛着锄头，悠闲漫步地走着，清脆而婉转的鸟鸣在青山之间萦回，蓦然回首的那一刹那，望见了南山的画面，吟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

课堂上，老师讲授着李白寄情山水，恣意潇洒流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绝唱；赞扬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本《历代诗词鉴赏》是我多年最忠实的朋友。它引领着我渐渐感悟到了凝练的文字下诗歌的情境美。

儿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总会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花丛中，“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地上，“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溪水旁，“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树林间，“牧童骑黄牛，歌声震林樾”；池塘边，“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小舟上，“怪得无雨却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一幅幅童趣盎然的情景，似乎在我童年的梦境中重现；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原来竟和我是这样的亲近！

《历代诗词鉴赏》教给了我透过文字表面感悟藏在下面浓浓的感情。比如送别诗，柳永吟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是何等令人伤感；李白贮立江边，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而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传递给友人的则是前途一片光明，激励友人阔步前行。

中国古典诗歌是如此富有魅力，仿佛通过这条时间的隧道，让我与中国古代大诗人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漫步徜徉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中，尽情沐浴着知识的阳光，汲取着文化的营养，让诗歌伴我成长。

天空拥抱了大海，让自己更湛蓝；阳光拥抱了白云，让自己更柔和。拥抱，到底有多么美好？——题记

拥抱高山，你会感悟到峯峦的雄壮；拥抱大海，你会领略到汪洋的浩淼；拥抱大地，你会领悟到万物的生机；拥抱天空，你会感受到白云的飘逸……

我爱高山，我爱大海，我爱大地，我亦爱蓝天，但，我不会把我的第一次拥抱留在天地间，因为我更爱诗歌，我要带着我的拥抱穿越时空，去拥抱历代的诗词歌赋。

拥抱汉朝的诗歌，是那“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雄壮，我感动，我啜泣，我伤心，我敬佩。短短一句诗文融入多少情感。只能感叹“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拥抱三国的诗歌，那是一代枭雄曹操的诗篇：“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什么样的豪情壮志！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没有儿女情长，只是一股豪气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拥抱东晋的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浪漫感动着我，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倾心菊花已到了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地步。只有用诗，含蓄而深沉。他的情操因诗句而更高尚。

拥抱唐朝的诗篇，我领悟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寂寞境界，寂寞因诗句而得以慰藉。也终于学会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所以我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说法。

拥抱宋朝的诗词，我仿佛听到葡萄树下的喃喃低语，那是牛郎织女的甜言蜜语，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诗情画意，这里面蕴涵着多少缠绵？

拥抱……

拥抱诗歌让我明白——真正的友谊深过桃花潭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怀。我终于明白，当爱到无声无息时，诗歌可以代言……

“我以我的诗歌感动上帝，正如山以瀑布，感动遥远的大海。”泰戈尔深沉的喉音唱出的诗，感动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感动着你、我、他。

诗歌，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

她从远古走来，从一声声劳作的号子中走来，从麦田森林里走来，从江南江北长城内外走来；她汇入了思亲的低吟，抒怀的长啸，胡人的琵琶，越女的菱歌；她接纳了绚烂的落日，皎洁的明月，闪烁的星辰；她孕育了汉唐，滋养了两宋，薰陶了从草原南下的大元，奏响了诗词曲赋的炫音；她融入了滚滚黄河，悠悠长江，最终奔向那浩瀚无垠的东海。

诗歌里有智慧明达的性情流露与告白。诗歌从自然的变迁、生活的片段和历史的更迭中获得灵感的泉源，并教给人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她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欣赏袅袅炊烟；她教会人们以怜惜之心对待思子的母亲，劳作的耕夫，戍边的将士，分离的亲友；她教会年轻的恋人一往情深却未必要朝朝暮暮；她教会人们读书要有清源活流，绝知则需身体力行。每一首诗，无不燃烧着那个时代的生命 *** ，散发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每一首诗，都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本质的探索与发掘，都是诗人在所处时代振聋发聩、卓尔不羣的性灵宣言。

诗歌里也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由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血脉中，绵延不绝。所以今天，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的我们，能够较轻松地跨越时空的阻隔，读懂先人诗篇背后的深情厚意。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中国诗歌也是一种象思维。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 *** 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因而，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大量的比兴、隐喻、象征、暗示、联想，并借助它们，走进诗歌的内核，走进诗人的心中，走进人类的心灵。

诗歌里更有华夏儿女的民族精神。这里有对理想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坚定，这里有对国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宝剑锋从磨砺出”的.自强不息促我们奋进，“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厚德载物令他人温暖；“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痴醉神迷没有被遗忘，“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刚正廉洁总会被传承；志士仁人胸中怀有“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博大宽广，渔父樵夫眉宇显出“坐看云起时”的淡定从容。

诗歌就这样伴着时光的河流，一起缓缓流淌至今。岁月倏忽，在当今钢筋丛林的现代社会里，她似乎褪去了往日的神采！放眼望，河流的两岸，新科技的摩天大厦早已耸云；惊回首，实用主义的花园已然遍布。河畔行吟的诗人背影落寞，他们或许早已形被物役？井水边传唱的诗篇模糊幻灭，她是否已悄然消逝在喧嚣纷杂的红尘之中？鸿雁传书的诗意日渐式微，怎换作了新奇搞笑的表情包？即便是年轻的木心，也曾在黄浦江边感叹道：“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是生活中的诗意随风飘散了吗？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诗歌没有其薪火相传的空间了吗？不，远离了诗歌的我们分明已开始迷茫彷徨。曾记否，我们哪个不是在诗歌里沐浴耳闻目染、潜移默化的启蒙，终究让生命绽放夺目的光彩的？！小时候，谁没有跟着妈妈望着明月，念着“牀前明月光”？长大些，谁又不曾经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懵懂？追求理想，只盼“乘风破浪会有时”；遇到困境，但求“一蓑烟雨任平生”；年华老去，叹一声“流光容易把人抛”；朋友离别，赠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是的，诗歌从来不曾疏离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把她封存成泛黄的记忆！

诗歌，不能枯竭，也不会枯竭。马克思说，“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在诗歌中，我们重新找回自己，拾起自信，觅到方向！君不见：诗词大会如春风“绿”漫大江南北；“老树画画”的诗画亦如潺潺流淌的溪流在朋友圈中屡被刷屏；中英文对译的余音绕梁的诗句使人会心一笑魂牵梦萦；而木心也终将他坎坷多舛的一生谱成了一首高亢激昂的诗。我们将重温旧的诗篇，汲取精神的营养；我们将创造新的诗篇，化作飞翔的动力！

其实，诗意一直都在！诗歌，永不枯竭！

泱泱五千年的岁月中，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也就是我们的祖国，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它们就像一颗颗耀眼的夜明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行走在习俗的路上，你会感受到中国的传统色彩；行走在历史的路上，你会看到悠悠岁月中的传奇往事；走在诗歌的路上，你会感受到中国古代的典雅……

诗歌，就像羣花中的牡丹花；诗歌，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诗歌，就像繁空中的启明星。回望中国悠久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最吸引我的无疑是诗歌。

谈到诗歌，人们一定会想到那个最为繁荣的时代。是的，那就是唐代。在那时，中国的诗歌最为繁荣。那时诗歌的种类很多：山水诗、边塞诗……

其中山水诗的杰出代表是孟浩然和王维。从他们的山水诗中，我们仿佛能够身临其境。“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读到这儿，我仿佛看到了在一座静谧的竹林里，没有世间的喧嚣，唯有明月在与诗人相伴，多么一幅和谐的景象啊！

边塞诗的代表无疑是高适和岑参。从他们所作的边塞诗中，你能读出战场上将士们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爱国精神；也能读出在边塞时他们对亲人、故乡的深切怀念。“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你能读出诗人对故乡的怀念，对和平的渴望。

走在诗歌的路上，我们感受到了古人们的思想，感受到了祖国灿烂文化的色彩！让我们一起继承中国的文化，将它们发扬下去吧！

生活中处处有诗歌。天真的儿歌、朴素的民歌，常在我们耳边回响。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涌现出屈原、李白、杜甫、郭沫若等许多伟大的诗人。一行行优美的诗句，一声声柔美的音符，在这点点滴滴中，我开启了我的诗词之旅。

在我的记忆中，我学会的第一首诗词是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在一年级时第一次接触诗词。自打那次起，诗词那独特的魅力便深深吸引了我。

我对诗词的喜爱在年龄增长中愈发浓烈。在我的书桌里总会放着一两本诗词书，闲来无事时，就会拿出来背诵几篇新诗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每天都会背诵几篇古文、诗篇。到现在，我的诗词储备已经很丰富了。

前年我迷上了《诗词大会》。每晚到了八点，我便会准时来到电视机前，拿起爸妈的手机，参与到答题中。每一位诗词达人的储备量都非常丰富，我跟他们比较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啊！由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积累更多的诗词，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到《诗词大会》上绽放自己的光芒。在答题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新内容，而且在评委老师的讲解与点评下，我更是受益匪浅。《诗词大会》让我更加热爱诗词了。

在诗词中，我也能感悟到很多。

花中，我独爱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我看出了梅花傲霜斗雪的顽强意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由此可见梅之傲骨，同时它还担当了春的使者……

秋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色，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表现出秋景的萧瑟，却毫无悲凉之情……

快乐，像冬天破冰的小河，像春天的万物复苏，像夏天的绿树成荫，像秋天的硕果累累。快乐的源泉就是诗歌，在我悲伤时，与我共度难关；在我喜悦时，又与我一起分享。

与诗同行，与书相伴，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