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分析论文

首先把中华文明扯一大堆，然后选一两篇典型诗歌分析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花非花》原文：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格律：调见唐白居易《长庆集》，以白氏词中首句“花非花”为词调名。此本《长庆集》长短句诗，后人采入词中。盖其自度曲，因情生文者也。此调为单调。六句，二十六字。第二、四、六句押韵，均用仄声韵。括号内可平可仄。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赏析：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评价：这是一首情诗。说花非花，说雾非雾，本不是花，本不是雾，花有所指，雾有所喻。欲言又止，但止不住又说出真情——夜半来，天明去，既非花，又非雾，说明确有人来。谁来谁去？隐而不吐。为什么来？春梦无多，回味无穷；朝云遽散，惋惜惆怅。春梦者，春情也；朝云者，“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事也。此诗由一连串的比喻构成，描述隐晦而又真实，于朦胧中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是情诗的一首佳作。后人曾谱为曲子，广为流传。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了。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简简吟》，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作者：刘凯凤凰出版社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浙江大学出版社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者：蒋念祖，陈国林主编，孙国强本册主编出版社：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者：田福春，杜静卉主编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者：赵飞编著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论文研究中国古典诗词

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gao)衣綦(ji)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阇(yin du)，有女如荼(tu)。虽则如荼，匪我思且(cu)。缟衣茹藘(lǘ)，聊可与娱。大意：漫步走出城的东门，美女多如天上彩云；虽然多如天上的云，可并不是我思念的人；唯有素衣暗绿色头巾，还能欢乐我的心；漫步走出外城的门，美女靓丽如茅花；虽然靓丽如茅花，可是我不思念她；唯有那素衣红佩巾，还能娱乐我的心。评析：纵然美女如云，却不能重情、不丧志，所需要的坚定意志，大概不逊于疆场上刀光剑影下的英雄气概。英雄可以视死如归，却不一定能在万花丛中不懂一点杂念；就是皇帝一向叱咤风云，也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前例；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痴心女子负心汉”，这当中肯定包含了不少风流的事。可是，世上真有坐怀不乱的汉子。虽然不多，毕竟有。这也构成了一道人生风景。美丽的花几千万朵，最心爱的只有那一朵。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秀色可餐固然使人愉快，但不一定可爱。美丽而可爱，美丽且有气质者，才能打动心灵最深处。漂亮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才是最适合的。男子汉当中也有坚贞者，不全是无情郎、负心汉。坚贞应当是对自己的选择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目标有不懈的追求。这有可能是凭着直观感觉来进行，也有可能是以深刻的内省为基础。请相信，男子汉的忠贞也有不可动摇的时候。忽忽~~终于写完了，可能是有点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我已经是绞尽脑汁了。。。毕竟，3000字要求原创 ——20分，出200分应该也不会有几人。上面的应该基本符合你的要求，我也是因为要备课才写这个东西的，也就顺便在网上写下来发给你。注意，不要抄的一模一样，自己在中间加点语句，我写的只是赏析而已，你可以加点其他的观点进去论证。比如说我说的“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前例，你可以去举点例子，加以论证。最后说一句，文章，还是自己写的好，最好把我的当做抛砖引玉，相信你会写出更好的原创论文。

中国古代诗歌思念类多主要是但是交通不发达，离家远游不能及时和家人沟通交流，产生思想之情，抒诸笔端

人类是有情感的的高级动物，人有思想，有七情六欲，生离死别都是人生的一些经历，而思念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寄托，朋友之间，情侣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之间，同事之间都是存在思念的情感，而诗歌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一种文化属性，通过诗歌来表达各种关系之间的思念自然在所难免，将心中的情感形成文字，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达和释放，既能直抒胸意，又能表达感情，唯美而又传情！所以这是种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个人观点，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

这个话题好大哦，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古文化里，可以从三个字来分析----形，神，韵。形：讲究的是对称，细腻，华美；神：。。。也可以从中国功夫（如，太极等）里研究他们的共性（自己分析吧，我语文没学好，呵呵）；韵，诗文就讲究韵，大家都知道的，园林艺术也可以从风水之说来研究。不好意思，我给点这些的提示性的东西，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论文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三是汉乐府。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读完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仅对古代的整个法律体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还了解到其产生的根源和社会背景。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先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感受完这一次古老的洗礼，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后承载了许多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只有我们更多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法律制度。

中国诗歌研究论文

1 、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鲁迅研究月刊》 1994 年 1 期（独立）2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学习与探索》 1994 年第 1 期（独立）3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独立）4 、“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东方丛刊》 1994 年第 1 辑（独立）5 、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 年第 2 期（独立）6 、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独立）7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 3 期（独立）8 、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学刊》 1994 年第 3 期（独立）9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3 期（独立）10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4 期（独立）11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中州学刊》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2 、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文艺研究》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3 、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青年思想家》 1994 年第 5 、 6 期（独立）14 、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5 、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6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学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7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贵州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8 、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9 、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东方丛刊》 1995 年第 2 辑（独立）20 、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21 、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学之二《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2 、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3 、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5 、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1 、 2 期（独立）26 、传统：误读中的生长《诗探索》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7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8 、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29 、中国 / 西方：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0 、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1 、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2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3 、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4 、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社会科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5 、锻造文学的筋骨《渝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6 、“辨 / 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东方丛刊》 1996 年第 2 辑（独立）37 、穆旦研究评述《诗探索》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8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9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当代作家评论》 1997 年 4 期（独立）40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 1997 年 5 期（独立）41 、鲁迅旧诗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2 、中西交融的理想与现实《江海学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3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输入与中国文学批评范畴论的确立《中州学刊》 1997 年 1 期（第一）44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 2 期（独立）45、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独立）49、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1、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53、田间新论《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新华文摘》、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天津社会科学》、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社会科学研究》、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四川三峡学院学报》、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淮北煤师学院学报》、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涪陵师专学报》、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涪陵师专学报》、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文学评论》、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西南师大学报》、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圆满的悲剧《西南师大学报》、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诗探索》辑70、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名作欣赏》、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学习与探索》、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社会科学战线》、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荆州师院学报》、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76 、“为人生”与新世纪鲁迅研究展望《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 4 期77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涪陵师专学报》、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11 期79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 4 期8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 2 期81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2 期82 、 21 世纪郭沫若研究的挑战与机遇《郭沫若学刊》 2002 年 2 期83 、芜乱来自于真正的批评家的“缺席” 《诗刊》 2002 年 3 期84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二）《名作欣赏》 2002 年 4 期（独立）85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三）《名作欣赏》 2002 年 5 期（独立）86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文学评论》 2002 年 4 期87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中州学刊》 2002 年 5 期88 、鲁迅旧诗新论收入《鲁迅其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标准与平台《诗刊》 2003 年 2 期89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年 4 期90 、从进化论到地理学（香港）《新亚论丛》 2003 年 1 期91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 《唐都学刊》 2003 年 1 期92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93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期94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理论与创作》 2003 年 4 期95 、关于“世界”的学说《徐州师大学报》 2003 年 4 期96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2003 年 2 期（独立）97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 1 期98 、历史的散失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 1 期99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社会科学研究》 2004 年 1 期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红岩》 2004 年 2 期10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年 3 期102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 3 期103 、“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期104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江汉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期105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河北学刊》 2004 年 5 期106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期10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文学评论》 2004 年 6 期108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1 期109 、从起点处“正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1 期（合作，第一）110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江汉论坛》 2005 年 1 期（川）1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汕头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期112 、他山之石：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重要资源的西方文论《兰州大学学报》 2005 年 2 期113 、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钦州师专学报》 2005 年 2 期（合作，第一，川）114 、“新民”与“心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15 、 “新民”与“心力”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5 年 4 期116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17 、 1907 ：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中山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川）118 “问题”与“前沿” 《陕西师大学报》 2005 年 5 期（川）119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 6 期120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4 期（川）121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4 期（川）122 、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9 期（川）123 、巴金的愿望与我们的姿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11 期124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25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文学感受” 《中国文学研究》 2005 年 3 期126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4 期127 、文学的阐释：从文化关联的发现到文学感受的发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28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 5 期（川）129 、 20 世纪 50 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5 期（川）130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社会科学战线》 2005 年 6 期（川）131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132 、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cerpts) Critical Zone 1,2005133 、心中的“海”——胡续冬《海魂衫》，《诗探索》 2005 年 2 期（独立）134 、国家主义的批判与个人主义的倡导 ——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江汉论坛》 2006 年 1 期（独立）135 、文学博士谈《名作欣赏》的学术贡献，独立，《名作欣赏》 2006 年 1 期（独立）136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诗探索》 2006 年 1 期（独立）13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福建论坛》 2006 年 1 期（第一）138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涪陵师院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39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当代文坛》 2006 年 2 期（第一）140 、“问题”与“前沿”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年 1 期（独立）141 、传统 : 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42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江汉论坛》 2006 年 4 期（第一）143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学术月刊》 2006 年 4 期，（第一）144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6 年 3 期（独立）145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年 5 期，（独立）146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逝世？《钦州师专学报》 2006 年 5 期（独立）147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第二）148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独立）149 、自我体验、自我意识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福建论坛》 2006 年 7 期（独立）150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年 8 期（独立）151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独立，收入《文化与抗战》，巴蜀书社 2006152 、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 1 期（独立）153 、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贵州社会科学》 2007 年 1 期（独立）154 、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红岩》 2007 年 1 期（独立）155 、命题的意义《红岩》 2007 年 2 期（独立）156 、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红岩》 2007 年 3 期（独立）157 、体制与生存《红岩》 2007 年 4 期（独立）158 、《红岩》 2007 年 5 期（独立）159 、《红岩》 2007 年 6 期（独立）160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年 1 期（独立）161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2007 年 5 期162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 4 期163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内涵《新华文摘》 2007 年 7 期164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三辑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一、总论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二、魏晋诗歌研究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三、南北朝诗歌研究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古典诗词中月的研究论文

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论中国古诗中的月亮摘要：月亮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意义十分丰富。它是美丽的象征，创造了优美的审美意境。同时，月亮也是人类相思情感的载体，它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表达了人们对故乡和亲人朋友的怀念。在失意者的笔下，月亮又有了失意的象征。而月亮本身安宁与静谧的情韵，创造出静与美的审美意境，引发了许多失意文人的空灵情怀。高悬于天际的月亮，也引发了人们的哲理思考，月亮成为永恒的象征。关键词：月亮、象征、思念、失意当我们遥望夜空,看见朗朗明月之时,心中总是引起无限遐想。有人马上会想到与月亮相关的诗词：“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李商隐《月夕》)……关于写月的诗，不胜枚举。这些诗词虽然写的是同一个物象——月亮，但是月亮在不同的诗词中其象征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月亮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关于它的诸多象征意义，已有许多人从文化原型、诗词鉴赏等角度作过许多分析，且成果斐然。拙文则想以中国的古典诗词为基础，粗略谈谈中国古诗词中月亮意象的象征意义。一、月亮是美的象征中华民族历来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感情，月亮成为文学中典型意象和永恒的主题。《诗经·陈风·月出》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即以月光映衬人物美，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月之美。到汉魏六朝，月更成为诗文歌赋的直接描写对象。南朝周祗《月赋》形象地描述了月的美感：“气融洁而照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污。”月被赋予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的审美内涵。而当月与世间山水相结合，便会构成更加清美的景致。谢庄《月赋》写道：“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秋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秋月的纯净之美在山水的背景衬托下得到表现的；月亮朦胧柔和的清辉还有一种化景作用，能赋予山水景物以独特的神韵，陶渊明《闲情赋》云：“月媚景于云端。”一方面说明月本身是美的，另一方面说高挂云端的明月可以为世间景物增添美感。写月的诗，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唐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色，因而“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浑然只有皎洁的月光存在。北宋词人张先在《青门引》中写道：“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描绘的是溶溶月光居然把隔墙的秋千影子送过来，令人想象荡秋千的丽人那轻盈翩跹的身影，微妙地表现出词人怀念情人的心绪。张先《木兰花》中也有：“中庭月色下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表现清明月色中飘过无数淡若无痕的杨花，将自己内心中浮漾的前尘旧梦融入这“无影”画面中。这些诗，皆因月如梦似烟般的清澄和恬淡，而被罩上一层模糊不清的“朦胧色”，也给人们一种朦胧的美感。“新月如眉，让人想起玉阶伫立楚楚动人的月下佳人，构成一种恬淡婉约的宁静之美；烟月迷蒙，弥漫着难以名状的轻忧淡愁，构成一种朦胧戚楚之美；花月披离，余香袅袅，象征典雅艳丽之美；皓月当空，通脱潇洒，象征着雄浑高古之美，不尽的象征创造着不尽的月亮审美世界，无数的心灵创造着无数的月亮审美形象。”月亮给人的美感，是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纯净的。写月之诗中，月亮意象的出现，使得全诗的意境立刻变得优美起来。如《春江花月夜》一诗中，春、江、花、月、夜是全诗的背景，而月亮又是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纽带，贯穿上下，触处生神。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云、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构成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虽用水墨勾勒点染，但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全诗的意境是如此优美宁静，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一诗创造的优美意境是空前绝后的。而作为冲淡派大师的王维，其诗作的风格是闲、静、淡、远，其诗作的意境也是十分优美的。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诗意境，不仅如施朴华评价，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外景与内情融为一体。诗人在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和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相一致。明月来相照在诗中不仅与“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整首诗的意境之优美，让人有“余音绕梁”之感。月亮不仅本身给人以美感，而且也象征了女子的美貌。翻阅《诗经》，我们会发现，月亮在诗中象征了女子的美貌，这从《东方之日》、《月出》中均可以得到印证。其中《东方之日》中以“东方之日”、“东方之月”象征女子的容貌，是富有创造性的。马瑞辰说：“古者喻人颜色之美，多取譬于日月。”（《毛诗传笺通释》）这对以后的作家和民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如宋玉《神女赋》写美女：“其始来也，耀乎白日初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光”，韦庄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名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它对我国以月喻美人、以月来表达相思之情的诗歌传统具有开创意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大绍兮。劳心惨兮！”这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情诗。诗中的“皎”、“皓”、“照”都是形容月光皎洁明亮，“僚”、“懰”、“燎”均是形容女性的美貌。“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注曰：“妇人有美白皙也”。皎洁的月光使人联想到美人的白皙明艳，高悬的明月暗示美人的可望而不可及。朱熹在《诗集传第七·陈风之十二》中评此诗曰：“此亦男女相悦而思念之辞，言月出则皎然矣，佼人则僚然矣，安得见之而舒窈纠之情乎？是以为之劳心而悄然也。”傅绍良曾指出：“《月出》中的明月，便是诗人抒发其相思不得、愁闷难遣幽怨之情的自然背景。”我认为，此时月亮已不仅仅作为背景渲染了，在《诗经》时代，我们的先人已将许多情感寄托在明月中，月亮象征美、寄托相思，应该说是月亮的传统象征意义。其实，以月来象征人的美貌，不仅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出现，而且，以月喻人还不局限于女性，漂亮的男子也可以用月亮来形容其美丽。阿拉伯的著名民间神话集《一千零一夜》中就经常出现以月亮来比喻人的美貌。例如《戛梅禄太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中就有：“后来王后怀孕，妊娠期满，生下太子，如同十四晚上的月儿那样美丽可爱，就取名戛梅禄·审曼。……他那柔和和妩媚的脸蛋，显得格外漂亮，象十四晚上的月亮那样美丽可爱。……人很漂亮，像月儿一样美丽。”二、月亮是人类相思情感的载体1.月亮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本文前面已说过，在《月出》这首诗中，月亮就已经用来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之情了，可见这一象征意义的渊源之久远。傅绍良在《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一文中这样说过：“在情感寄托阶段，月亮已由独立的客观景物内化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创作主体以象征、移情等手法，将自我感情倾注到月亮意象上，主客体通过某种特定的感情活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确，纵观古代与月相关的诗，借月抒情的作品不胜枚举。题材有闺情、乡思、送别等等，这些都成为月亮诗的基本主题。而这些主题中，尤以爱情诗数量居多，成就居高。这也许同月亮的原型象征意义——以月喻人美丽相关吧。《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这是一首思妇怀念远游丈夫的闺情诗。开头写景，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夜深人静，明月皎洁，流光透过罗帐洒在床上。她一人独守空帏，寂寞凄凉。因此这明月的流光便成了诱发物，引出她积郁内心的不尽愁思。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其二）中也有：“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岁寒无与问，朗月何胧胧”的借月抒情之句。作者通过抒发秋夜月上窗棂时心中产生的孤独无偶的悲凉之感，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无限伤痛之情。月亮的清晖照在诗人空荡荡的床上，诗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中思念亡妻的情感不断加深。“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则把思妇的相思举动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思妇看到了月亮便勾起了心中的思念，因而无比烦躁，想把月亮拒之眼外，以免又勾起相思。可是把帘子卷起来，月影还是赶不走，不停地拂走捣衣砧上的月影，但怎么拂它都在。相思之情，无法排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则将相恋中的男女心态逼真地描写出来了。二人相隔很远，心中爱的语言不能直接地向对方表达，只能望着月亮排遣相思之情。杜甫在他的《月夜》中也曾写到：“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的一开始是既突兀又形象。诗人身在长安，不写长安的月夜，却突然写起鄜州的月色，不写自己怀念妻子，反而写妻子想念自己。这种写法超越常规，但仔细品味，却很有一番深意。正是因为诗人在长安望月，在思念妻子，才想到妻子正在想念自己，所谓“月圆人不圆”，这是夫妻离别后的共同感叹！诗人通过望月把自己真挚而凝重的相思之情流露无疑。借月抒发相思之情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南宋吕本中的那首《采桑子》了：“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到团圆是几时？”作者写一位思妇，夜不能寐，独立江边楼头，对着一轮明月，产生无尽的离愁。同是一轮明月，它有着皎洁明亮，南北东西，处处随人的特征。它多么像一位忠实而多情的伴侣，如影随形，依依不舍。可恨我的夫君，他却不能像这轮明月，总是离家别妇，远走他乡。让我独守闺房，孤单寂寞。在此词中，月亮在上片是正面形象，它温情脉脉，反衬出丈夫的浪迹天涯和自己的无穷别恨。而词的下片，作者又从月亮的暂满还亏特征设喻，月亮此时又成了反面形象。这位思妇从分离的经久，又想到欢会的短暂，夫妻恩爱，相对厮守的时间总是稍纵即逝，恰恰相反如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月之中，团团当空，能有几时？亏缺的月亮又正面衬托丈夫离家时长日久和离愁别恨的痛苦。总之，女主人公思夫不得，便寄情明月，正比反比，俱是相思离愁。L·克兰默在《灯宴》（1916）的序言中谈到了月亮这个在中国诗坛上无所不在的象征：“月亮悬挂在中国旧诗坛的上空。……（她）是人间戏剧美丽而苍白的观众，而她所知道的一切隐秘、激情和欢乐，迅速地崩溃或是慢慢地腐烂，……她把远隔千山万水的情侣思念联结起来。”2．月亮也寄托了人们对故乡和亲月的思念古典诗词中望月思乡也是很多诗人都涉及的传统主题。旧梦重温的情思，月亮成为诗人乡愁最无言的见证，诗人怀念家园、亲人的情思，常寄托与明月，真可谓“明月千里寄相思”。如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思故乡”是由“明月”而“故乡”的联想，是人们共通的心理体验。无行思家是一种典型情绪。作客他乡的人，思乡心切，总想望见家乡，于是登高远眺。尽管瞻望不到，但只要距离不是太远，总还是可以给自己的心情一种安慰。但如果相隔千山万水，那纵使是“望尽天涯路”，也依然是“悲故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举头望明月”倒能使千里外的他乡游子产生一点“望乡之情”。因为此时的月亮正成为游子故乡亲人之间的中介，大家的视线都在月亮上相交，月亮在人们的心理上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犹如来自故乡的乡人给游子以特别亲切之感一样。“君从故乡来”（王维《杂诗》），他不但带来了亲人的信息，而且由于他刚从亲人身边来，他身上仿佛还散发着亲人的体温。这样，故乡来客成为故乡和他乡的中介，在游子的心中，“客从故乡来”的亲切感与望乡思乡之感同出一辙。月夜思乡是美丽的。类似的诗还有：杜甫：“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月夜忆舍弟》）卢纶：“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晚次鄂州》）徐桢卿：“故园今夜月，迢递向人明。”（《月》）陈后山：“不应明白发，似欲劝人归。”（《十五月夜》）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朋友，彼此都心存美好的愿望，都希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个普普通通的月亮，经过人们的一番加工，成了最能表达人们的离愁别恨之物了。3．月下相思，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便是边塞诗里的月下相思。戍边的将士在寥廓凄清的边关，他们更加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可“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片思念之情无法让亲人知晓，于是他们只能把这段情愫寄托于明月和胡笳箫管。边关本是寂寞苦寒之地，这种月下相思的诗往往更是充满悲凉凄苦之情。例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所见的月下景色。回乐烽前的一片沙地，在月光的映照下，沙子像积雪一样洁白而带有寒意。高城之外，天上地下满是皎洁、凄冷的月色，犹如秋霜那样令人望而生寒。这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样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而一种置身边地之感、怀念故乡之情，隐隐地袭上诗人的心头。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月夜下的边地寥廓凄情，闻笛而引起的普遍的望乡之情，感慨至深；这真是“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的千古绝唱啊！这类边塞诗还有许多，如李益的《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的《听晓角》：“边霜昨夜随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李益作为写边塞诗的高手，从明月、乐声入手，将征人的边愁乡思弥漫于诗句的字里行间之中，征人的月下相思，的确另有一番风味。4．月下相思，不仅仅表达了我们的传统情感，在有的诗人笔下，它也有着特殊的用意。如曹操在其《短歌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诗人把“明月”比拟成他所思念和向往的贤才。他感到思念和向往的贤才，不能为自己所招纳，正象天上的明月，可望而不可及，可爱而不可掇，因而使他心中的忧虑之情如永不止息的流水。这更表现了诗人招贤纳士、思慕人才的迫切心情。曹植在《七哀》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首诗是在曹植后期不幸的境下写的。表面上是写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与哀怨之情，实际上是诗人在政治上被遗弃后产生哀怨心情的曲折吐露。诗人从明月着笔，即景生情，叙写夜深人静的晚上，一轮皎洁的明月悬照高楼，明彻如水的月光在徘徊徜徉，照见高楼上这位哀愁的思妇，正思念丈夫而悲叹不已，她心底埋的缕缕哀思，就象晃动着的明媚的月光，在轻轻地叩动她的心房，此时此景和思妇之情完全融汇在静谧优美的月景之中了。而实际上，诗人要表达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正像这位思妇一样。以思妇在月下哀叹来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谓形象之至。三、月亮是失意文人的寄托《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这一样一段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吟咏，这一神话原形逐渐成为失意的情感象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仕途潦倒、孤独无依、屡遭苦难之时，也常常把这种情感寄托于月，月亮在失意者笔下成为了孤月、冷月、寒月。杜甫的《月》诗中有“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的诗句。诗人借写嫦娥，来写自己孤寂悲凉的人生晚境。寡居月宫的嫦娥，无法忍受月宫的孤寂苦寒，她只得独自一人，自斟自酌，以洒打发死一般寂寞的日子。诗人孤身年老，漂泊西南，有家难归，这和嫦娥的处境多么相似！李商隐也写道：“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表面看去，诗人是在诉说月中嫦娥的孤寂冷清，实则包含了诗人的顾影自怜。作者借嫦娥曾偷食仙药飞升月宫的传说，来比喻和象征自己也曾想“蟾宫折桂”，后因不幸被牵入牛李党争，不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而且落魄终身，因此清冷与后悔之情，溢于言外。诗人置身于月光下，遥想月宫中失意的嫦娥，自然与诗人宦海沉浮、仕途坎坷、人生失意相契合。但中国的诗人是善于逃避现实的，当他们政治上受打击，生活上遇到困顿时，有的人颓唐厌世，极其消沉，而有的人则泰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苏东坡就总结出一条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大自然成为士大夫们逃避现实的好去处，此时的月亮已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象，它成为诗人自身飘逸风采、潇洒气度的象征了。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这首诗里，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享受着这片宁静，甚至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成为大自然的有机体了。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大自然已被人格化了。月光衬托着诗人宁静自适的精神境界，月亮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虚静，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表现心的虚静。正如傅绍良所说：“在哲理升发阶段，月亮不仅是主体情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蕴含着独立和永恒意志的复合物象。创作主体在将月亮内化为自我情感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将自我外化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以感受和体验那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四、月亮成为永恒的象征月亮孤悬天际，它唤起了人们苍茫浩渺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让人们产生一种寻求生命真谛的哲人式的感悟，它启示着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在这种心态中，明月意象常作为永恒的象征。诗人站在月光下便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思古幽情，月亮此时也成了阅尽沧桑的见证。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曾写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在月下神思飞跃，他将月亮与人生紧紧联系，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李白的《把酒问月》更是将月亮的哲理升发上升到一个高度：“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作者描述了月亮的不可知性，他剖析月亮运行的空间轨迹，表现月亮由升到没、从秋复春、幽静孤寂的变化规则，提示月亮所蕴含的生命启迪。他通过对人与月在时间上的差距，突出人生的悲剧性，同时也提示了人生真趣和价值：人生是短暂的，其间有不尽的坎坷、曲折、孤独、寂寞。但沉浮交替，幽寂虚静又正是宇宙万物的真谛，何须让有限的人生去承担那些无益的忧虑呢？人类虽然不可能永远享有生命，但其精神和理性却可以永远享有宇宙。只要明月常相伴，忘却尘世的一切，人生就会像明月一样自由自在。在这些诗句中，皎月横陈，朗照乾坤，引发了人事历历、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喟然长叹，月亮则成为宁静而永恒的存在。月亮在中国人眼中是永恒的。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白：“罗密欧：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朱丽叶：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的变化是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我不知道西方人是否认为月亮可以作为永恒的代表，但从这段对白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并不认为月亮是永恒的，恰恰相反它是运动的。这同中国人的普遍心态背道而驰。也许，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所以，只有中国人才最能理解月亮所象征的永恒。永恒是“中国的月亮”所具有的特点。结语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对月亮仍是情有独钟的，月亮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仍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创作。本文依据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些关于月亮的诗词，根据月亮意象不同的象征意义，将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总结出以上几点月亮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衷心希望通过本文能让大家对“中国的月亮”的象征意义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并让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

美丽而忧伤——唐宋诗词中月亮意象的象征意义先来吟诵几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佳篇：李白《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当时明月照，曾照彩云归”。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无疑，月亮是唐宋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意象，也正由于诗人的情感观照，使这一意象在诗词意境的构造上显得如此美丽而忧伤。这不禁使我常常会陷入对这一诗歌意象的沉思中：是什么原因诱使诗人们如此关注这轮亘古恒久的月亮？又是什么原因让诗人们如此惊人雷同的将月亮作为他们抒发生命情怀的寄托？月亮意象究竟承载了怎样的象征含义呢？一、“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对时光流逝的深沉感慨。月缺月圆，月升月落，月亮是周期性变化着的，随着月亮的周期性变化时间和生命也在悄然飞逝，然而月缺了还有圆的时候，月落了还能再升起，而时间和生命呢？却只能是一去不再复返。面对着这轮恒久的月亮，诗人们油然而生对岁月无情生命短暂的深沉感慨。“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陈与义在对昔日旧游欢饮的追忆中流露出欢娱不在、青春易老、世事沧桑的感伤和悲叹。其实在历史舞台上每个人都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相对于广袤无穷的宇宙和亘远永恒的月亮，诗人们越发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渺小有限，人生无常，功业难成，历史兴亡……千古关情，异代同心。于是，李白在“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索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抒发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深沉慨叹。（李白《把酒问月》）张若虚也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发问中引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生命感悟，时光流逝，岁月难留，诗人也只好在“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无可奈何中喟然长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这看似消极无奈的叹息中，亦传达出诗人们参透生命的人生智慧和个性精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一种超越和洒脱。（李白《将进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是一种自勉和激励。（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友爱人伦的深切思念。亲情、友情、爱情，是现实人生最美好最值得珍惜的情感，可有时又挡不住它的离去，只好一个人默默地思念。因此，怀人伤别成了唐宋诗词中常见的主题，月亮也就成了诗人们表达情爱遥寄相思的理想选择。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缠绵甜蜜的。“当时明月照，曾照彩云归”是惆怅伤感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是情深执着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是孤寂凄凉的。（白居易《长恨歌》）“蹄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是悲怆痛心的。（辛弃疾《贺新郎·绿树听鹈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是愁苦真挚的。（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古人尽管说：“人生无物比多情”“无物似情浓”，可是，诗人们还是自然地把月亮与情爱联系起来，这也许与嫦娥奔月的凄美神话不无关系。“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李白《把酒问月》）嫦娥的孤独、寂寞、凄凉、忧伤，使诗人们看到月亮时也常会顾影自怜，并想起身处异地的亲人、友人、恋侣。“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诗人们似乎又从这纤尘不染的月光中寻找到一种情感的对应。所以不管是在满月朗照的银辉下，还是在残月闲挂的寒光中，诗人们都愿向着这轮孤月默默地倾吐满腔的情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真挚炽热的情爱化作美好的祝愿交付于明月，明月也便成为这份深情厚谊的最好见证。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故国家园的深厚依恋。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衍生出对土地深厚的依恋性。而且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思想，即追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团圆、追求对故土家园的固守，已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因此历代文人也便表现出强烈的重土意识和回归意识。明月在形体色彩上给人以完整、圆满、皎洁、纯粹的完美感觉，成为诗人们离乡别国渴望回归渴望团圆的精神家园，于是，月亮也就成了他们抒发思乡之情的媒介了。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连飘逸潇洒向往游侠成仙的李白都难免乡恋乡愁，又何况别人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更可悲的是，宋人的背井离乡出于异族的欺凌，而非自愿。眼见京都沦陷，自己的故土家园遭到异族的侵略和践踏，不幸的词人怎能不痛心疾首、怆然泪下呢？词作中的故国家园之思也就更多了一份凄楚和悲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词人亲临被金兵劫掠后的古城扬州，眼前的惨败景象使词人不禁潸然落泪，在今昔对比中抒写了黍离之悲。“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文天祥《酹江月·水天空阔》）“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文天祥《酹江月·乾坤能大》）文天祥极豪壮，一腔难忘故国、至死不渝的赤胆忠心真是明月可鉴。而一度追随文天祥参与抗元斗争的刘辰翁，则在宋亡不仕的隐居生活中默默地怀念过去的岁月，并对“海上”抗元斗争流露出向往关切之情。“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明月。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刘辰翁《柳梢青·铁马蒙毡》）四、“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对羁旅迁谪的幽幽咏叹。在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历程中，羁旅与迁谪的体验是相当普遍的。当一个士子还没有功成名就时，他不得不告别心爱的父母或妻子，踏上漫漫的求宦之路。当一个士子沉沦下僚的时候，他又不得不转徙各地，象蓬草一样听凭命运的拨弄。穿越时空的隧道，透过诗词的铅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疲惫沉重的心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一轮西沉的秋月映衬出诗人羁旅漂泊的困顿、孤凄与愁苦。（张继《枫桥夜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诗人的情感世界中，月亮的阴、晴、圆、缺又暗合了他们羁旅迁谪生活的磨难与痛苦。月亮意象也便承载了诗人们抒写羁旅愁怀和迁谪之思的丰富内涵。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秋意渐浓的夜晚，难以入眠的词人登高望月，心中充满了羁旅的惆怅，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滴滴的相思泪。词人的羁旅之感、迁谪之思又往往与乡愁、怀人、伤时融合在一起。“夜寒霜月，飞来伴孤旅。还是独拥秋衾，梦馀酒困都醒，满怀离苦。”（周邦彦《解蹀躞·候馆丹枫吹尽》）在阴冷的候馆里，只有寒冷的霜月陪伴，词人独拥秋衾，在梦和酒都醒之际，便剩下满怀的离愁了。而一生天涯沦落，遭遇坎坷的柳永更是在他的词作中抒写了这种苦况。“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柳永《戚氏·晚秋天》）面对这生活的磨难，人生的低谷，诗人们亦有着别样的表达。“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里的月亮是让人趋于宁静淡远、超脱旷达的，然而谁又能说这份幽独和洒脱中不透着贬谪转徙之苦呢？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对边塞征战的凄婉哀怨。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南北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南北朝·王褒《关山月》）和“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隋·卢思道《从军行》），唐宋之前古诗人早就把“关山”与“明月”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乐府古题要解》里说：“《关山月》，伤离别也。”高悬夜空的明月能够跨越时空距离，无论是戍守边疆的征夫，还是苦待闺中的思妇，他们在相思相忆却难相见时，只能把满腹的离愁幽怨寄托在千里相共的明月身上了。所以明月意象又蕴涵着边塞征战的凄婉哀怨，尤其在唐诗的创作中有着更为丰富的表达。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一》）“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全期《杂诗三首·其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沈如筠的《闺怨》）无不是这种凄婉哀怨情绪的啜泣诉说。盛唐时期诗人们又发展了边塞诗，赋予其博大阔远、浑融丰腴的意境，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的雄浑苍茫，“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高适《塞上听吹笛》）的明朗壮阔，“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可是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一份悲凉和哀婉。与唐朝相比，宋朝无疑显得太柔弱了，两宋最终都是在外族的侵凌下而灭亡。在这种积贫积弱的时代，仅存不多的宋代边塞词在抒写边塞军人的苍凉意绪外，更融入了一腔爱国激情。“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陆游《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一轮明月从南山上升起，多情地把它的光辉照到北方的沦陷区，被迫分离的南北同胞“千里共婵娟”，北方人民盼望着宋军收复失地，就连长安城里的“灞桥”“ 曲江”胜景都盼着宋军快快回来。词中寄寓了词人收复失地、重整山河的报国之志。总之，是月亮给了诗人以美妙的艺术灵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创造了唐宋诗词不朽的艺术生命。而诗人的情感观照又赋予月亮以灵性和多情，使月亮意象在诗词意境的构造上显得美丽、忧伤。

从唐诗中的“月”浅析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论文关键词：唐诗；月；意象；忧患意识；感伤色彩论文摘要：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自古至今，人们描写月亮，赞美月亮，借月抒怀的诗歌比比皆是。这类作品尤以唐诗为甚，而唐诗中的月亮又经常与人们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纠结在一起。本文主要从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几方面来阐释由唐诗中的“月”意象透视出的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璀璨、繁荣的唐代诗坛上，月亮从众多的自然物象中脱颖而出，成为唐诗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如此受到唐代文人的青睐呢?诗歌中“月”意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渊源。首先，“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引；它那“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其“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月亮的这些美感特质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原始社会中，初民所认识的月亮是与女性相结合的。在我国古代的传说或历史神话中有许多感月而孕的故事。《遁甲开山图解》：“女狄暮汲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宋书·符瑞志》上记载：“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等等。这都应该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现在不少地方还有着小儿拜月、老人望月的习俗，人们仍是把月亮当作一种生殖崇拜物，渴望对月祈福得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在古老的传说中，月中捣药的是蟾蜍，又作“蟾蝣”、“詹诸”。《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蝣，月精也。”《淮南子说林》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蟾蜍本是一个为天所‘媚’，受天之恩的‘非类’。然而，它恩将仇报，斗胆蚀月，毁了天之‘目”’，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常用蟾钩、蟾盘、蟾轮来指代。其次，诸如“嫦娥奔月”等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更体现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嬗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高诱注：“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妲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也。”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自然地谈起月亮，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嫦娥(又作姬娥)。她孤独地在广寒宫中忍受着永恒的寂寞，因而又成为诗人反复抒写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月亮的灵魂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问”，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再者，月亮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文人们对‘月亮’这个代表着阴柔、和谐、随顺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一些以自然闲适、清净虚远、淡泊宁静为生活和艺术目标的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上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中国特色”。亘古不移的月亮总是莹莹地照着大地，照着有情众生。月光是柔和、迷蒙又清冷、朦胧的，似是蒙娜丽莎那浅浅的微笑。可以说，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离不开月的激扬和烘托。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常是一卷在手，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沐一身月辉，抒胸中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古朗月行》、《拜新月》、《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峨嵋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难以尽数的优美诗篇在月光的浸润中登上了唐代诗坛。唐诗中的“月”意象俯拾皆是：1．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契合着生命的轮回，因而古人常以“月”来感伤生命的易逝，岁月的飞度。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寻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慨叹。2．月的边塞意象。“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俭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清……我们还可从盛唐边塞诗中真切地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浑融苍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3．月的相思意象。如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孤寂凄恻；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的深沉蕴藉；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的郁怀难耐……在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渴念甚为空灵，同样，爱情也甚是挚热。“待月西厢下”(崔莺莺《答张生》，一作《明月三五夜》)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的空虚寂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李端《闺情》)的深深痴情……月似乎是爱情的最佳见证，凄迷的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总之，“月”的意象是时光的飞逝，是情爱的寄寓，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这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一)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代表着团圆，寄寓着和亲人相聚的心愿与期待。然而，唐代的诗人们很少描写月下团聚的欢乐，却屡屡倾诉着离散的痛苦。月在漂泊迁徙的游子、独守空闺的思妇心中，不仅寄托着团圆的期盼，更是引发愁思、怅恨的讯息。月以其惨白凄清的光辉，孤独孑然的身影，唤起并契合了诗人们寂寞孤独的感伤之情。无论他是在踯躅旅途，还是在独守客舍寒窗，只要在月光的沐浴下，就会情不自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借月表思乡怀远之情的莫过于杜甫的《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此诗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八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于沦陷的长安月夜思家所作。诗的起首两句“今夜郎州月，闺中只独看”，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但他更焦心的是他远在郧州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忧虑。“今夜”的“独看”与往日的同看形成鲜明对比，“忆长安”，百感交集。“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平添妻子的负担。一个“怜”字，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双照”与“独看”相呼应，清朗的月光下，“我”身羁敌巢，诸事萦怀。整首诗不正面写自己对月怀人之情，而从写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态人手，使怀人的愁思倍显具体、深切，匠心独具。全诗曲折有致，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语丽而情悲。由于家是依附在故乡的土地之上的，所以游子思欲归家之情便会自然延伸为征人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唐代边塞诗中抒情主人公钟情于把月亮作为其孤独失意情感的象征，借助“月”意象强化征人置身偏远异地、内心孤寂凄凉的特殊处境与感受，从而离开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阳刚之气，产生了阴柔之美。每当我们读到“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等诗句时，便能体会到征人的深深哀怨。王昌龄的名作《出塞二首》(其一)曾被誉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其“悲壮浑成，应推绝唱。”J(诗人从“秦月”、“汉关”入手，月照关塞，尽显边地荒凉，征人辛苦，意境悲凉苍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雄浑，统摄全篇。唐代经常对外用兵，战争时起时伏，戍边的将士常年镇守边疆，置身在广漠无边的黑夜，孤寂、清冷。可以想见，他们的思乡之情是何等迫切，愁绪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对一弯冷月，月下彷徨，忧苦之情难遏。“征人月”因饱含深沉悠远的历史内涵而尤其显得悲凉空旷。月亮那凄冷的光，为自伤飘零的人们添愁益恨，成了他们失意困顿、羁旅行役之苦的见证；他们努力寻求慰藉和归宿，于是流于文人骚客笔端的“月”又成了他们借以抒发愁肠百结的归乡之情的载体。“归家”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积淀在唐代诗人心头的依恋显得格外的沉重，在这里，月亮成了孤臣浪子们启动乡愁，回归家园的精神寄托了。(二)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唐代诗人还用“月”表殷切之爱，达别离之恨，抒发痴男怨女间的无限情思。花好月圆，是爱情美满的象征。满月之夜，清辉照人，正是情侣们互诉衷肠的美景良辰，但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对于相隔两地的情人来说竟是这样的撩人心绪，勾起了多少离愁别恨。张九龄《望月怀远》便是一首怀人之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起句意境雄浑阔大，气象高华。在这漫漫“遥夜”，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对月相思，久不能寐，一个“怨”字油然而生。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情人”与“相思”呼应，“遥夜”与“竟夕”呼应，月亮皎洁圆满的光华，更加让人难以入睡：“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思不眠之际，有什么可以相赠呢?唯有满手的月光。这月光饱含哀婉的情思，真挚感人。明月似乎确实与思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盖全唐，可谓《全唐诗》的诗中诗。在《春江花月夜》里，月光从思妇心头流过，我们不难瞥见民间永驻的情爱光辉。诗人用民歌般清丽忧伤的笔调，将离愁别绪的缕缕情丝，客愁闺思的脉脉情缘娓娓道来。从“自云一片去悠悠”到“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切景语皆情语，极写春、江、花、月、夜五字之外的“情”字。“何处相思明月楼”是孤舟飘零的游子、阁中思夫的怨妇们共有的“相思”情结。“此时相望不相闻”到“江潭落月复西斜”：今夜月圆人不圆，既然只能“相望”，那么，倘能跟随“月华”，“流”到他的身边也好啊!然而这样也不能如愿，那就请“鱼雁传书”吧，却又“光不度(渡)”、“水成文(纹)”。至此，思妇望月怀人的凄美深情已逐层深入。“梦落花”——“月西斜”——“春欲尽”——“不还家”这一连串让人神伤的意象，极大地激起形影相吊的妇人心中思人、惜春的耿耿情怀。经过曲折、含蓄而又深沉的渲染，全诗自然地进入尾声：“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终于慢慢落下，情人却依然远隔天涯。诗人在极写一对恋人忠贞爱情的同时，又宕开一笔，喊出了“不知乘月几人归”的时代心声。这就使五字之外的“情”字有了新的色彩，余情袅袅，情深意远。(三)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称得上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还因为诗人引出了对江月与人生、永恒与短暂的哲学思考。面对这一轮孤月，诗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仅仅是“梦境中晤谈”的“宇宙意识”~8J(P17s)，还是经人类生命情感浸润过的忧患意识。从明月初升——皎月当空——斜月西沉——落月摇情，这条生命网络直贯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从而使诗篇具有了崭新的思辨美和哲理美的意蕴。月亮也是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月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以孤独之苦写乐，以乐反衬孤独之苦。相传写于天宝三年，当时李自供奉翰林，遭人进谗言被唐玄宗疏远，他无处诉说，只好借月下赋诗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身在花间，手持酒杯，一个人登场，其孤独之感可以想见。孤苦实在难耐，于是诗人便把天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让人感到了淡淡的、难以言状的悲愁。在诗中，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诗人从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升华，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境界，我想这便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道”家境界吧。再来看他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以体道合天的豪情，抒发了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把人与月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种超越宇宙的永恒。李白的一生始终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用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呼吁来舒缓心头的压力。“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酒是人间的奇物，月是天国的使者。在月下独酌的韵致中，孤独与充实、短暂与永恒都幻化为一片银色的月辉，与茫茫的宇宙浑然相融了。李白对月进行了永恒性的审美观照，而后，他忘却了苦闷与烦忧，感悟到生命的律动，实现了现实生命与无限宇宙完美统一。永恒而宁静的月亮，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骚客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理思考啊!他们深沉的喟叹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局限性的审美悲情。面对着月华如水的明月，诗人们总会生发许多感慨，或感于怀才不遇、仕途偃蹇、壮志未酬，或慨叹命运坎坷、时局黑暗、民生多艰……于是唐诗中又有了许多感怀之月。(四)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唐王朝从辉煌的盛唐逐渐走向衰败，面对依旧高悬的明月，中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心中难免会涌上一种凄楚的感觉。他们仍有着安邦治国的壮志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对时事的感慨寄寓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盛衰无常、今昔兴亡的感慨。从而，月意象也被寄予了诗人宦海浮沉，人生失意的感慨和抚时伤世的悲悯情怀。刘禹锡在《石头城》中咏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曾经繁华一时，而如今，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依旧多情地照着这早已残败的古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描写的是“故国”、“寂寞”的现实，反思的却是六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江月见证了这些朝代骤兴骤亡的悲凉历史。这秦淮旧月融进了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感伤。还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自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杜牧《沈下贤》)等等，这些“月”同样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笼罩着无限哀婉的色彩。即便是在盛唐，当诗人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以后，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杜甫的沉郁，子昂的悲慨无不由此开始。正是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诗人得以认清国家时事，关怀生命，具有了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国难当头，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多是“人世”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升华，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人世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严谨整饬的特点和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怀古之作并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主要是体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社会、民生、自身命运及未来的沉思。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感时伤世，情感虽然凝重，但并不悲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状态历来是紧张的，自屈、陶、李、杜以来，有无数的诗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带来一种反抗，他们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也是形成这种意识的原因之一。诗人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将忧时、忧世、忧己之情熔于一炉。于是就有了望月之时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三综观从唐诗中“月”意象透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的种种体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爱情和青春本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而我们却不难发现，除少数作品有明亮、欢快的色调外，绝大多数诗作都充满了哀怨、忧郁的色彩。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不得不唱出凄苦的哀歌。第二，民族的灾难，政局的危机，国家的前途堪忧，再加上诗人的身世之慨，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体现。第三，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许多失意的诗人们借月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讯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边塞诗、怀古诗中总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寂寥的意味。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本着表现忧患意识的传统，体现出民族精神中深刻的悲剧意识。总体看来有两大共性：第一，唐诗中多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以及韶华难驻的感慨，令人掩卷怃然；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游子思妇等等，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身上几乎背负着人类全部的悲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因此谓之悲剧性。第二，唐诗多以“月”的意象来表达泪、愁、恨、怨、叹等情感。不论是豪放诗人的悲慨苍凉，还是婉约诗人的缠绵凄怆，最终都逃脱不了感伤的调门，因此谓之感伤性。对于唐代诗人在诗作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忧患意识、感伤情绪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也蕴藏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应该说，忧患和感伤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在唐诗的“满纸荒唐言”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美好理想的一片痴情!唐诗中的“月”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使得唐代诗篇因此又拥有了无限丰厚的精神感召力和汲取不尽的艺术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