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的半生缘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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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她的文字更是她亲手创造的一个神化。读完这本半生缘，心里只剩空落落的遗憾和伤感。--题记这本书一开始就紧扣词眼“缘”。爱情的产生，爱情来得如此简单，如此纯粹，曼桢与世均，翠芝与叔惠，仅一面之缘，便永远将爱留在了对方那里。这也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古亦有之，今亦有之，自己身边也有真实的例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结婚是势在必行的。既使明知自己要娶或要嫁的人不是对方，也会乖乖地顺应家人的安排，结婚生子。之后，脾气好点的，可以相敬如宾，心不在焉地走完人生，如世均夫妇;脾气不好的，干脆吵闹离婚，带着对往事爱情遥眷恋孤独终老，如叔惠夫妇但。更多的，是如世均夫妇那般，在外人眼里过着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只有在知已朋友面前才会提及婚姻的无奈与责任。而真正由爱情升华到婚姻的，却是凤毛麟角。一百年前，故事发生时是这样，而一百年后，人们还是这样的面对婚姻与生活。于是，想到了自己，是否也会这样的随波逐流……错过了就注定是错过了的，人的一生就是被这样一种抓不住看不见的缘分给捉弄了，也是被这样有缘无份的感情伤害了。更是被那爱着却错过的人折磨着。曼桢、世均、翠芝、叔惠以及曼璐他们都走入了婚姻，然而爱情与婚姻却错位了，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天做之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没有爱的婚姻是怎样的无奈与怅然，婚姻中没有爱情的影子，有的只是生活的写照，他们的爱情落在了永远不能触碰的地方，只能被封存着，等到白发苍苍时讲故事给别人听，以回想曾经的美好时光与爱情。书中有那么句广为流传又常被借用的话，那就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故事读完让人感到很苍凉，书中几对恋人是“有缘相见，无缘结果”任何铭心的恋情都敌不过时间的消磨，那一时错过，永生也错过了，既使重逢也是满腔无奈。人生就像一场戏剧，你刚唱罢我登台，你一转身我上场，总是在对的时间里碰不到对的人，空留一个背影在那里，暗自猜想揣摩。就因缺了那么一点勇气，差了那么一步的时间，你的命运被纂改，我也随波逐流了。虽然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在怀想着对方，可谁也不想再改变了。那你幸福吗?想你时是幸福，不想你时是貌似幸福。主人公世均与曼桢的故事如此，石翠芝与许叔惠也是如此。书中讲到世均与石翠芝结婚的当晚，翠芝冲口而出:“怎么办，现在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世均心里也和她一样茫茫无主，觉得他们就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然后他们依然让生活继续，各怀着心事在一起生活。在世均与曼桢重逢相对嗟叹命运的曲折时，石翠芝与许叔惠也在感叹着缘份的奇妙与残忍。故事让人感痛快的一段时十几年后，世均与曼桢的重逢。他们似乎天天都在期盼却又那么害怕相逢。经历了重重磨难的曼桢平淡的口气将她的遭遇一一说给他听，他听着也痛心，但唯有紧紧的抱住她，十八个春天的时间过去了，半生的缘份已横断难续。世均心想:是的，他们回不去了，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缘……缘，究竟是怎样一个字?缘，究竟又是怎样一种情怀?引起了世间那无数的爱恨离愁呢?究竟是什么……张爱玲用《半生缘》诠释它的残忍与友善，不错，缘，伴随着生命而来，陪着生命走，最后在伴随生命而去。人生世事变迁，但愿一切的缘份都静如止水，不会带给生命太多的痛楚…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

该小说通过年轻人的婚姻的悲欢离合，揭示了社会和人性的方方面面。

张爱玲半生缘研究论文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关于张爱玲论文的参考文献

长篇：半生缘，多少恨，倾城之恋，十八春，怨女。怨女是我的最爱散文：爱，打人，道路以目，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借银灯，双声，私语，雨伞下，造人，，等等，，这些本人喜欢，，，中篇：不辛的她，霸王别姬，等，创世纪，封锁，留情，，，相见欢，，，等等。。。很多的呢，，这些我本人喜欢

《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由陈子善教授所编，夏志清、李欧梵、刘绍铭、陈建华等多位名家著述的《重读张爱玲》，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4部张爱玲研讨会论文集。本书收录有张爱玲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25篇，研究领域侧重张爱玲晚年的创作与研究，包括她晚年创作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晚年从事的《海上花列传》英译，对长篇小说《十八春》的修订，在电影剧本创作上的风格与得失等等，力图展示近年“张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趋势。《平视张爱玲》全面总结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色，梳理其美学和文学理念，还张爱玲一个更真实更具亲和力的形象。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对张氏作品和人物形象的探讨文章，文采斐然，可堪一读。《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将其父母宋淇、宋邝文美与传奇作家张爱玲四十年间的三百多封通信内容加以整理，编成《张爱玲私语录》一书，即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载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真挚坚固、相知相扶的情谊，也为张学贡献了新的研究资料。一般读者只知道张爱玲和炎樱等关系亲密，却多半忽略了宋淇夫妇才是她下半生最信任的好友，《张爱玲私语录》即是体现他们半世纪交往的友情之书。本书内容丰富，包括大量图片、张爱玲遗嘱手稿等珍贵资料，不仅呈现了张爱玲在海外的生活境况，也对其晚期创作心路历程有具体的描述，是目前了解张爱玲海外生活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解开诸多张学研究谜团的重要线索。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将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生活化、更真实的张爱玲。如果想了解张爱玲的爱情生活《今生今世》和《小团圆》可以对照看英文文献用知网搜就可以了不过得是会员或者用高校图书馆连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基本都是有情爱的。只有一个是很极端的，曹七巧，金锁记里面的住人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讨论重点。海内外，张的名声，一部分就是这个人物撑起来的。其他的还有本来有，又失去了的：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男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愫西散戏里的女主人公。（丧失了爱）同学少年都不贱里面的几个女人都又点不正常我想到的久这些了。张的文章里面缺失是少的

关于张爱玲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世俗性张爱玲的小说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以小市民的视角解构种种爱情的神话，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传奇化倾向，并以此蜚声海内外文坛。但事实上张爱玲小说讲得都是“男女间的小事情”，其中的女性形象被融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还原到世俗生活里，作家似乎在有意拔除现代文学女性意识中的“神性”或者说理想化色彩，期望真实、客观地挖掘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另一种本相――世俗性。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及其小说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观、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的俗人意识，以及在来揭示这位女作家女性意识的独有的现代精神特征。 (一)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最初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意识对女性现实的理想化认识和主观化把握，这种女性意识只是浅表层的外在觉醒，而没能深入到反省阶段的内部觉醒。张爱玲在女性意识的这种发展需求下应运而生，她将女性意识由对外转向了对性别本体进行关注和自审。张爱玲曾经这样描述了心中的“女神”形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_'d J，这是一个妓女形象，却被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奉为女神，原因何在?其实这只不过是人们喜欢甚至习惯在文学作品中把俗世中的女性理想化，渐渐地忘了她们的原始面貌，张爱玲只是还原了这些被“美”了的“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而且张爱玲的这种看待女性的世俗性眼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发现女性原生态的生存况遇，去关注和探讨女性意识的文明进程和变革。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知道最能全面贴近中国女性内心图示的题材就是现世婚恋故事，《倾城之恋》就是当中的杰作。用范柳原的话来说，白流苏是一个难得碰见的“真正的中国女人”。婚内被丈夫毒打，之后又被早已嫌她吃白饭的兄嫂逼着去给离婚七八年的丈夫奔丧，受尽了侮辱和排挤，整日蜷缩在被“爱”遗忘的角落里，可就是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却在“好心人”徐太太无意的点拨下蓄谋成就了自己“诱惑者”的角色，于是一发不可收，并且对“诱惑者”这一角色拿捏得相当娴熟到位，她自信地知道自己“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知道此时“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知道如何在与花花公子范柳原的暖昧关系中恰到好处地进退攻守，再加上她打着以婚姻求活路的算盘，这一切使自流苏前后判若两人。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状态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而是如冰山一样只不过是出水部分和入水部分，正如张爱玲说的“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正是因为这一女性角色是个两种人都做得摇摆的“不彻底人物”，方才显出了没有经过去芜存精的世俗生活的原汁原味，在这种微妙的情爱战争中表现出了现实人生最为朴素的爱情关系式，更何况这些“不彻底人物”终究是认真地为“活”而努力着，虽然成不了英雄，但至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男权社会、夫权文化中她们已承载了太多，浸淫得太久，这种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对她们来说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表现，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 当然张爱玲虽然主张消解女性意识中的女性神话，还原女性形象的原生性和世俗性，但却是心存泾渭。只是理解但并非认同她们的判断和行为，虽然“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然而“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表面看了白流苏以爱谋生的计划最终取得成功，但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的成全了她，女作家用二战中城市的毁灭来满足一个女人的微小的平凡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欲求，这个欲求的实现到底该如何做评，张爱玲虽然没有借助传统的冲突形式来运作这个人生悲剧，却早已使故具有了悲剧的实质：人类那些富有挑战意味不可一世的生存努力，因了无意义而显得可笑又可怜。 (二) 在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世俗化表现的过程中，物质性一直是被其所强调的，作家甚至认为有时物质可能成为决定了人物、事情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的唯一要素。在张氏小说中毫不吝啬笔墨来暴露在物欲中膨胀的人性之“恶”：《花凋》中的郑夫人就是一个被金钱蚀空了灵魂的人物，女儿重病在身，她身为母亲，唯恐自己拿钱给女儿看病，会暴露自己有私房钱，宁愿眼睁睁地看女儿死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一个被物质享乐的潮水冲垮了道德大坝的死世界中的新鬼，看着满柜子金碧辉煌的衣服，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但是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并不住安慰自己：“看看也好!”后来她果然穿着这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一步步堕落为高级娼妓。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张爱玲是海派作家的缘故，她对物质文明有比其他作家更多、更全面的理解，在其小说中不是一味地斥责物质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也表达了对物质文明适度的宽容和爱悦的态度。“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16]。所以同样身为女人，并且身为对服饰颇有见地的女性，她明白葛薇龙为何无法抗拒华衣锦饰的诱惑?因为对女性来说，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它还意味着有了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得到异性青睐和爱的砝码，人生的美好前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这里起步。不过。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同性，就像自流苏，“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她不但不感到生气和羞愧，反而觉得高兴。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曾经有人认为张爱玲在批判和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方面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其实，张爱玲在这一点上与鲁迅有根本的区别，鲁迅批判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揭出病苦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则绝无再造“女性灵魂”的愿望，她只是想表现她对人性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张爱玲认为她笔下那些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乱世中的女性人物，在那个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作选择的时代，当生计问题被大写时，她们无力寻求真爱和其他精神生活，而且也正是这样残酷地践踏着自己的“尊严”、“道义”、“崇高”才得以走过来。张爱玲小说中的物质性命题，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向善过程中的无可奈何和无法阻挡的变异堕落。另外张爱玲小说世俗化女性意识的附加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女作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并勇敢地揭出中国女性的性别缺陷，显示了女作家在精神上的自觉意识，这在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就女性解放而言，倘若女性没有对自身缺陷的自觉反省，就永远也无法企及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所张扬的世俗化的女性意识在女性解放这一课题上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中具有独特的世俗化特征，与她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虽然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有显赫背景的封建贵族家庭中，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崩溃，张爱玲的母亲在其很小的时候就与其父离异，远走他乡，张爱玲的生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长期处在虚空、无保障的状态中，这使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必须独自面对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群，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问题。由于母亲容貌出众，风度翩翩，思想独立，'N生开放，这令幼小的张爱玲十分羡慕，并将母亲视为效仿的榜样，盼望自己尽快长大做一个像母亲这样美丽高雅的女人。于是她迫不急待地宣告：“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o,,[19J当然这时的女性意识是处在朦胧而且幼稚的阶段。然而张爱玲的女孩身份，使家中张干、何干这两个的女佣产生的重男轻女的态度和行事方式，使年幼女孩的生存问题当中有多了―份性别歧视的沉重刺激――女性是受到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俗与公众意识轻视的，这使她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清晰的认识。成年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剧烈动荡的时局中，在渐渐商品化和半殖民地化的沪港都市生活中。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独立观察、体验了这个世界，独立观察了异性、同性和自己，渐渐磨练出了一双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磨练出―付对自己、对异性和同性、对这个花花绿绿复杂喧嚣的都市世界独立分析的头脑，也磨炼出―份真实、坦诚对待自己、同性的勇气和自信、自爱、自审的气度。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个个世俗女性在世俗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她们安于不幸、不思反抗的这种看似“安稳”的生命故事，表达了她对女性境况、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女性存在的意义等“飞扬”主题的痛苦拷问和痛切反思，就如她自己说的：”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正是这种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识读社会进化和女性意识进步程度的镜子的意义及价值，实现了她“苍凉则是―种启示”的写作初衷。张爱玲以冷静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看似超脱人世的态度，以还原的眼光来挖掘女性意识中的积垢。使其美丑毕露，虽然是非分明，却总是情恕理谴，心怀悲悯。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的内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女性的非神性和世俗性，是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4。 [2]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p174。 [3][4][5][9][11][12]张爱玲《谈女人》，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8-p72。 [6][7][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台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3、R54、P。 [10][16]张爱玲《我看苏青》，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227、P226。 [13][14][15]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4、P15。 [17][1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0、P5B。 [19]张爱玲《童言无忌??穿》，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ff2：P88。 [20][2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2、P173。作者简介：汪菁(1979――)，女，浙江衙州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