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议论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从18世纪末期开始，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顾时势，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导致生产力发展非常迟缓而当清朝统治者沾沾自喜于"康乾盛世"的余辉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乘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被甩在了后面于是，这个衰落了的封建帝国，沦为侵略的对象"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辛酸回忆和沉痛教训!在血的教训面前，无数先进的中国人 认识到，只有发展才能救亡图存他们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探索，虽历尽艰辛但始终无法使旧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闭关其实是中国保护自己的一种消极方式，也不是完全没用。现在的开放也是把秘密更多公开了。没有绝对不好的和绝对完美的方式
当时，人们思想腐朽，目光短浅，只看到了打开国门的话会受到倭寇的侵袭，却没看到倭寇侵扰我们的对立面即给我们带来的商机以及流传进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闭关锁国在暂时阻挡外敌来袭的同时也把国外的先进思想技术隔之门外，从而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洗礼，最终停留在原地封建中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国门。而今天，那位东方的小个子巨人一声令下，打开了国门，尽管蚊子苍蝇也随之涌进了国门，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追求先进技术的脚步。只要我们能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自己和外界的差距，然后对流传进来的思想、文化、技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不在是个梦！
启示：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搞好经济建设，重视科学技术，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历史小论文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 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即主要讨论第二方面——“闭门造车”的影响。 在实行闭关锁国，特别是实行不准中国人出国这一禁锢方面，康熙有着最重的责任。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被迫也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了台湾，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贸易（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对中国人出海贸易有哪些限制？ 首先是对贸易规模的限制，具体体现之一是对海船的大小进行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刁难的限制，。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所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国内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当康熙帝莫明其妙地禁止老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后，国人进行的外贸更只能迅速萎败。 在《清圣祖实录．270》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有：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数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到了雍正五年，福建闹灾，老百姓没饭吃，要造反，雍正不得不开放了福建、广东两省民间对南洋的贸易。从这点上看，雍正似乎比康熙还要开明些。实际上，在封闭中国起来这一点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康熙被尊为圣祖，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两个及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于闭关锁国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中国虽然由于制度的影响，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不笨，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只能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闭关其实是中国保护自己的一种消极方式，也不是完全没用。现在的开放也是把秘密更多公开了。没有绝对不好的和绝对完美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司马迁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就是说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残暴，但是没有得到秦朝灭亡的结果。听了很不舒服吧？咱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位帝王。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都是你知道的。还有什么呢？ 秦人酷爱修路。以咸阳为中心，道路延伸向四面八方。战车从咸阳能够三天三夜奔到长城脚下，司马迁走到这条古道前，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条夯实的大陆，司马迁用“执行hang”两字评价这条路，它穿山越岭，笔直笔直，仿佛诉说着秦人一往无前的气概！直道今天，这条路上依然很少杂草丛生，因为地基实在太夯实了！ 陇西（汉中）、齐地（山东）是秦朝三大粮仓之二，为将这两地的粮食以最快速度运到首都，秦人开天辟地的在长江和黄河的支流最近处修建了“灵渠”，把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 此外，秦人修建的长城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工事，它是军事物资的集散地、兵员的集结地，其实是进攻的前进基地！ 秦人在工作中实行责任制，军器上要写明工匠姓名、场长（注意不是厂长）姓名、以及宰相姓名——工人对场长负责，场长对宰相负责。这样如果军器出现质量问题，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 秦人第一次发明了标准化大生产，全国几百万将士所用的武器都是按照一个标准建造的，这样就方便了拆下完好的部件更换和保养。国家对粮食的播种、洒水、收割有明确的法律和量化，稍有错误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秦朝是社会化大生产、军事体制和军事装备军事战术、建筑水平极大发展的时代，确是个体极端悲哀的时代！ 再来看看汉武帝吧。 武帝最大的功绩是反击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他把中国的版图极大地向外拓展。他把一只以步兵为主的防御型军队锻炼成了一只高级动力、高攻击力，纪律极为严明的军队！ 武帝是帅中之帅，元帅统御兵将，武帝统御元帅。他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将中国高度集权化，便于高效率的集合全国之力办成大事。 但是，因为汉武帝连年用兵，中原地区经济民生受到极大打击，十室九空，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武帝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晚年颁布了《轮台罪己诏》，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错，并将国策从对外征战转为发展经济。 所以汉朝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走暴秦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老路。 开篇提到的司马迁对此二人的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这是第二个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这是第十个1840年2月，一只庞大的队伍潜入了中国海岸，筹划着一场狂妄的侵略战争。6月初，他们向广东、澳门进犯，爆发了一次恶劣的“鸦片战争”。这支队伍就是由英国军舰十六艘，运输舰二十八艘，武装汽船四艘，载炮五百四十门，士兵四千人组成的的“东方远征军”。说起这次鸦片战争，那可真是中国人的耻辱，可这“耻辱”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危害，甚至可以说，这危害还“拍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民呢！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计划着“劫掠”中国，从事毒品鸦片的贸易，从而牟取暴利，是大量的白银流入英国。他们贪婪的计划，的确给了中国人民造成了危害：民众体质下降，军队战斗力低下，社会风气败坏，白银流失，国家贫困……就在大家沉迷于昏暗世界中时，大臣林则徐站了出来，领导了“虎门销烟”这一伟壮斗争。于是，就有人说，会爆发鸦片战争，一切都怪罪于林则徐，如果他不实行禁烟，鸦片战争就不会爆发。可我个人认为，这并不全是林则徐的错，他的“虎门销烟”只是爆发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林则徐，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中国已是沉迷于鸦片的“享受”中了，还有哪位战士可以英勇作战呢？就算有了强大的队伍，中国又怎么会有白银去支援呢？那时所有的白银都已流入了英国人的腰包了，又何谈战斗？中国，就是一块案板上的肉，英国人要割多少就割多少，哪有能坐下来谈条件的机会？所以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可想而知，英国开始担心自己的如意算盘会被打乱，于是提前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在我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次警钟，它敲响了中国人的昏庸无能，骄傲自大，闭关锁国，才会落后。后来的洋务运动，虽然那是一次失败的自救运动，但中国人已经有了开始反抗的意识，有了开始希望富强的意识了！所以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教训。我们甚至应该感谢英国，是他们的残暴，让我们意识到了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开始打开大门，望眼世界，而不再“闭关锁国”。让我们重新走入那段历史，品味一下那时的酸，那时的甜，明确未来的路线。
启示：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搞好经济建设，重视科学技术，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小论文
当时，人们思想腐朽，目光短浅，只看到了打开国门的话会受到倭寇的侵袭，却没看到倭寇侵扰我们的对立面即给我们带来的商机以及流传进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闭关锁国在暂时阻挡外敌来袭的同时也把国外的先进思想技术隔之门外，从而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洗礼，最终停留在原地封建中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国门。而今天，那位东方的小个子巨人一声令下，打开了国门，尽管蚊子苍蝇也随之涌进了国门，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追求先进技术的脚步。只要我们能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自己和外界的差距，然后对流传进来的思想、文化、技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不在是个梦！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到2008年，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回眸这30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改革。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 值此，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年度策划“一日30年”，以每天两个版的“日志中国”，通过还原“卅年今日”的标杆性事件，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报道将陆续回放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一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央机关，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外国时装展，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问世……许多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震动。 我们试图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局限于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 这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各种思想束缚、寻找或者回归发展常识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世界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也是认识到须由单向的经济发展拓展为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更是探求“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保护私产、保障自由、彰显权益的历史，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发展常识的重新发现和回归，都伴随着旧思想、旧体制的革除和新理念、新体制的建立。每当遇到前进中的困难，也总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各种责难，但是，经过一番思想的讨论，“改革不可动摇”仍会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这是因为，30年的成果，改革给了人们实惠和幸福，以及信心和希望———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将隆重纪念并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纪念过去是为了未来。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长久积累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凸显，改革由此进入“深水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那么，循着什么样的发展逻辑、踏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顺利通过“深水区”，达至理想彼岸，回顾和总结30年历程，必能找到答案。
清朝采取闭关政策是错误的，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发展，以至于演变成最后的井底之蛙，只能被动的挨打，现今通过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发展速度，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让我明白凡是都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要不断的实践，勇于挑战，不耻向发达国家学习，这样我国在当今社会才有着质的飞跃！！！
清朝末期不是也搞改革开放了吗？还设了经济特区。锁国那是某段时期而已。
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的议论文
闭关其实是中国保护自己的一种消极方式，也不是完全没用。现在的开放也是把秘密更多公开了。没有绝对不好的和绝对完美的方式
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开放的中国我中华乃泱泱大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开放的，“闭关锁国”是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才成为国策。闭关锁国的时间不过数百年。汉、唐、元、宋乃至明初中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著名的河西走廊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罗马帝国经贸的大动脉。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直通东南亚、印度、天方（阿拉伯）、非洲。借助这两大“丝绸之路”中国得以与世界各国经商贸易，人员交流。科技得以传播，思想文化也进行了长期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当时领先于世界各国，无论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这是世界学者公认的历史事实。中国对世界有贡献，推进了世界的文明，同时世界的各种文化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世界各国的各色人员纷纷来华，真是“群贤毕至”，有的甚至在中国安家落户，当了中国的官员，“乐不思蜀”了。连犹太人都大量移民中国。中国也从这种开放的国策得到了许多好处，使中国得以长期的、稳定的发展。明清以降开始“闭关锁国”，中国远离世界。正好赶上世界大发展，让欧洲人占了先机，向全球扩张，抢占了世界许多富庶之地。而中国坐失了一次绝好的良机。同时因为与世隔绝，清廷统治者的保守、自大，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等各方面都开始落后于欧美后进的国家，而国人不思进取，夜郎自大，自以为天朝上国无人能及，昏昏然一百多年过去，到1848年鸦片战争时被“蛮夷之邦”的英吉利打败，才如梦方醒。后来一连串的冲突和战争，无不一败涂地。使得盲目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必须救亡图存，否则就会国破家亡。当政者和精英们的反思鸦片战争和以后一连串战争的惨败，震动了大清国的朝野，朝中有见识的官员和在野的知识精英都在不断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一直延续到清鼎革也没有停止。为了富国强兵，当时的当权者和思想精英提出过不少改革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各方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继续闭关锁国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改革的问题。所以说当时对于“开放”是没有异议的了，争论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清廷在第一阶段是采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建议。即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也制造出“坚船利炮”来，然后以此打败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祖宗家法不能变。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这时人们的思想停留在器物的层面，还没有想到要改革制度。大清国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失败，使得洋务运动受到质疑。朝野两方面的人士都提出了中国千年以来的体制问题，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技艺，更要学习其制度和法律。当时群情激愤，变法的呼声空前高涨，是因为打败我们的是我们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而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的崛起就是得益于“明治维新”。于是在中国就形成了要求变法的维新派势力。维新运动由康、梁等知识精英发起，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的变法建议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还有袁世凯等官员的暗中支持。这就是有名的“戊戌变法”。这是国人试图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的思考和尝试，虽然因为后党的扼杀使改革夭折，谭祠桐等七君子血洒菜市口。但变法的历史潮流已经无法逆转。直到清帝“逊位”，实际上改革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大清国被迫进行了各种改革包括废科举，建新学堂，建立新军制，办现代企业，派留学生等等。辛亥革命之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中国的政治转型屡屡受阻。先贤们就想到要在文化上进行启蒙，彻底的“开民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于是就有了“五四”启蒙运动。这就是文化层面的改革。此后虽然思想、学术、政治的争论不断，但“改革”是争论的基调。至于“开放”那是不用争论的，当时中国一直就是对外开放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清朝采取闭关政策是错误的，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发展，以至于演变成最后的井底之蛙，只能被动的挨打，现今通过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发展速度，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让我明白凡是都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要不断的实践，勇于挑战，不耻向发达国家学习，这样我国在当今社会才有着质的飞跃！！！
学习才是王道，没有永远的第一
关于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的议论文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 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即主要讨论第二方面——“闭门造车”的影响。 在实行闭关锁国，特别是实行不准中国人出国这一禁锢方面，康熙有着最重的责任。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被迫也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了台湾，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贸易（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对中国人出海贸易有哪些限制？ 首先是对贸易规模的限制，具体体现之一是对海船的大小进行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刁难的限制，。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所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国内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当康熙帝莫明其妙地禁止老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后，国人进行的外贸更只能迅速萎败。 在《清圣祖实录．270》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有：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数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到了雍正五年，福建闹灾，老百姓没饭吃，要造反，雍正不得不开放了福建、广东两省民间对南洋的贸易。从这点上看，雍正似乎比康熙还要开明些。实际上，在封闭中国起来这一点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康熙被尊为圣祖，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两个及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于闭关锁国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中国虽然由于制度的影响，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不笨，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只能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开放的中国我中华乃泱泱大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开放的，“闭关锁国”是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才成为国策。闭关锁国的时间不过数百年。汉、唐、元、宋乃至明初中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著名的河西走廊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罗马帝国经贸的大动脉。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直通东南亚、印度、天方（阿拉伯）、非洲。借助这两大“丝绸之路”中国得以与世界各国经商贸易，人员交流。科技得以传播，思想文化也进行了长期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当时领先于世界各国，无论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这是世界学者公认的历史事实。中国对世界有贡献，推进了世界的文明，同时世界的各种文化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世界各国的各色人员纷纷来华，真是“群贤毕至”，有的甚至在中国安家落户，当了中国的官员，“乐不思蜀”了。连犹太人都大量移民中国。中国也从这种开放的国策得到了许多好处，使中国得以长期的、稳定的发展。明清以降开始“闭关锁国”，中国远离世界。正好赶上世界大发展，让欧洲人占了先机，向全球扩张，抢占了世界许多富庶之地。而中国坐失了一次绝好的良机。同时因为与世隔绝，清廷统治者的保守、自大，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等各方面都开始落后于欧美后进的国家，而国人不思进取，夜郎自大，自以为天朝上国无人能及，昏昏然一百多年过去，到1848年鸦片战争时被“蛮夷之邦”的英吉利打败，才如梦方醒。后来一连串的冲突和战争，无不一败涂地。使得盲目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必须救亡图存，否则就会国破家亡。当政者和精英们的反思鸦片战争和以后一连串战争的惨败，震动了大清国的朝野，朝中有见识的官员和在野的知识精英都在不断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一直延续到清鼎革也没有停止。为了富国强兵，当时的当权者和思想精英提出过不少改革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各方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继续闭关锁国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改革的问题。所以说当时对于“开放”是没有异议的了，争论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清廷在第一阶段是采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建议。即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也制造出“坚船利炮”来，然后以此打败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祖宗家法不能变。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这时人们的思想停留在器物的层面，还没有想到要改革制度。大清国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失败，使得洋务运动受到质疑。朝野两方面的人士都提出了中国千年以来的体制问题，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技艺，更要学习其制度和法律。当时群情激愤，变法的呼声空前高涨，是因为打败我们的是我们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而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的崛起就是得益于“明治维新”。于是在中国就形成了要求变法的维新派势力。维新运动由康、梁等知识精英发起，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的变法建议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还有袁世凯等官员的暗中支持。这就是有名的“戊戌变法”。这是国人试图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的思考和尝试，虽然因为后党的扼杀使改革夭折，谭祠桐等七君子血洒菜市口。但变法的历史潮流已经无法逆转。直到清帝“逊位”，实际上改革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大清国被迫进行了各种改革包括废科举，建新学堂，建立新军制，办现代企业，派留学生等等。辛亥革命之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中国的政治转型屡屡受阻。先贤们就想到要在文化上进行启蒙，彻底的“开民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于是就有了“五四”启蒙运动。这就是文化层面的改革。此后虽然思想、学术、政治的争论不断，但“改革”是争论的基调。至于“开放”那是不用争论的，当时中国一直就是对外开放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清朝采取闭关政策是错误的，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发展，以至于演变成最后的井底之蛙，只能被动的挨打，现今通过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发展速度，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让我明白凡是都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要不断的实践，勇于挑战，不耻向发达国家学习，这样我国在当今社会才有着质的飞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开拓创新，建设民主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