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包装与设计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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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的题目技巧1、各类论文的标题，样式虽多，但不管何种形式，主旨都是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2、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分为揭示课题的实质式：“经济中心论”； 提问式：“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3、交代内容范围式：“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判断句式：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形象化语句式：“科技史上的曙光” 等标题。4、副标题和分标题是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内容及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的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5、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

据学术堂了解，所谓广告设计是指从创意到制作的这个中间过程。广告设计是广告的主题、创意、语言文字、形象、衬托等五个要素构成的组合安排。广告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广告来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以下是关于广告设计的论文题目，欢迎大家阅读。　　1、浅析长沙开福万达广场设计管理　　2、基于功能的H5广告研究　　3、浅谈色彩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4、户外广告的文明传承与创新研究　　5、基于无线传输的LED广告屏设计　　6、浅析数字媒体艺术发展的观念创新及表现形式　　7、浅谈创意广告设计　　8、户外广告效果评估的研究综述　　9、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影视广告设计--评《影视广告设计》　　10、基于视觉传达设计下的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　　11、广告设计方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究　　12、从国人传统思维到现代设计研究--字说广告的起源、发展、标准探析　　13、广告设计的新理论--评《新形态广告设计》　　14、新时期平面设计中视觉审美元素的应用研究　　15、工业产业经济中汽车广告设计策划研究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最新的关于包装设计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包装设计中的文化与审美　　浅析海派文化对老上海食品包装设计的影响　　浅析绿色包装设计　　论包装设计中图形设计的表现特征　　浅谈互动设计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扁平化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零废弃”包装设计案例探析　　包装设计中电脑美术设计的综合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包装设计之漫议　　论包装艺术设计生态性发展　　试论绿色设计理念在包装设计中的渗透　　包装设计中色彩设计的运用　　智能化包装设计的方法研究——以老年人智能药品包装为例　　浅谈包装设计中的设计策划　　水墨画在包装设计上的应用研究　　绿色设计思潮对产品包装设计的启示

毕业论文的题目技巧1、各类论文的标题，样式虽多，但不管何种形式，主旨都是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2、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分为揭示课题的实质式：“经济中心论”；提问式：“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3、交代内容范围式：“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判断句式：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形象化语句式：“科技史上的曙光”等标题。注意事项：1、记事中要围绕中心，抓住重点，不要面面俱到。重点部分（一般指事情发展高潮处）要详写，写具体，写详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2、写事离不开写人，同此在记事过程中，一定要把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心理活动等写细致，写逼真，这样才能表达出人物的思想品质，才能更好地表达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即文章的中心思想。

中国茶文化包装与设计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高中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的小史】 茗，本指天色较晚时采摘的茶叶，泛指茶叶，又指用茶叶泡制、烹制或煎制的饮料。 宋人苏东坡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中将好茶比作美女：“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树古已有之。茶树原产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云南，一说是在西南横断山脉以东的云贵高原地区。是谁发现茶的呢？传说上古的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又一说，“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晋人郭璞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蜀人名之苦荼。”明确地描述了茶树的特性。 茶最初是作药用、食用和祭祀用，然后才作饮品。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即是茶的药用。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魏华陀《食论》说：“茗久食益思意。”汉代之前茶主要用作食品，《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现在的腌渍茶、打摆茶、油茶、烤茶、罐云茶等，均沿用古习。 茶作为饮品不过二千余年，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公元前59年西汉人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了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并且茶叶已成为商品，形成了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 南朝齐国人王肃投奔北魏，不吃羊肉及酪浆(即牛奶或羊奶)，常吃鲫鱼羹，渴则饮茶。有一次他拜见北魏高帝拓跋珪，却开始食羊肉、酪浆。魏高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羊肉与鱼羹比怎样？茶汁与酪浆比又怎样？”王肃回答：“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惟茶不中，与酪为奴。”彭城王拓跋勰插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明天我们为你设邾莒之会，亦有酪浆和茶。”后来人们就把茶叫做“酪奴”。 唐朝有一种名茶，产于安徽安庆县天柱峰。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今安徽舒城县)知州，李德裕对他说：“你到了舒州，天柱峰的茶叶请你寄三数角(角是贮茶器)给我。”那人一到舒州，便连忙托人带了几十斤天柱峰的茶叶给李德裕。 可李德裕不受，退还给了朋友。第二年，朋友被罢去舒州知州，临行前，他精心挑选了几角天柱峰的茶叶送给李德裕。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对朋友说：“这茶可解酒****。”说完，他叫仆人煮了一壶茶，然后把茶倒进盛着肉的银盒子中，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李德裕与朋友一起打开盒子，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服其广识。 唐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饼，用黑茶叶包裹，中间打一个洞，用绳子串起来，便于携带，这称为串茶。 南唐京都开封禁苑有北苑使董源，世称“董北苑”，善制茶，人以为贵，称此茶为北苑茶。其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凤凰山所产之茶，亦称北苑茶。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始制龙凤模，以此造团茶，称为“龙凤团”，专供宫廷饮用，以别于士民所饮的茶。 宋仁宗赵桢庆历年间，福建转运使蔡襄又制出小团茶，用作贡品。小团茶极为贵重，宫人往往在茶饼上镂上金子，二十余饼重一斤，值白银二�。但这种茶不易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一饼。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在不下100座寺庙中学习中国茶文化。后来荣西和尚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形成了日本的茶文化及茶道，荣西和尚被日本人封为“茶祖”。多数国家“茶”字的发音都是从汉语“茶”的字音变化而成的。英文tea从厦门话茶字音te转变而成，而英文俚语茶就是cha，这与茶的符中文读音更接近；俄文则是我国北方话茶叶的译音；日文的“茶”字读“恰”，完全是照汉字读音。

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饮茶更成为世界性的风尚。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而各个地区的饮茶习俗、文化又有着争奇斗艳的特色。不同的茶俗，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价值理念和文化取向。 茶诗入禅 作者:赵朴初 东赢玉露甘清香，椤伽紫茸南方良。 茶经昔读今茶史，欲唤无涯认故乡。 （说明：日本宁治产玉露茶甚佳，斯里兰卡（古称椤伽）产红茶有名于世。这首诗从赞颂日本名茶宇制玉露茶，斯里兰卡（椤伽）紫茸茶入手，占出了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欲唤天涯认故乡”。）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中国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 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 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 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中国茶文化包装与设计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解析

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茶的利用最初是孕育于野生采集活动之中的。古史传说中认为“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理由是，“若非玲珑玉体，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又有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两说虽均不能尽信，但一灵缕微弱的信息却值得注意：“荼”在长久的食用过程中，人们越来注重它的某些疗病的“药”用之性。这反映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传佚之事。 依照《诗经》等有关文献记录，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诸类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在食医合一的历史时代，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到药用功能是不难为人们所发现的。然而，由一般性的药用发展为习常的专用饮料，还必须有某种特别的的因素，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特定需要。巴蜀地区，向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秦人入巴蜀时，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作为日常饮料的饮茶习俗。 茶由药用转化为习常饮料，严格意义的“茶”便随之产生了，其典型标志便是“茶”（cha）音的出现。郭璞注《尔雅·释木》“槚”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可见，汉时“荼”字已有特指饮料“茶”的读音了，“茶”由“荼”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茶”字的出现则是伴随茶事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直到中唐以后的事，也正符合新符号的产生后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文字变化的规律。 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西汉时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饮茶的起始时间当比这更早一些。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年也不允许。天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 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秀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总之，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饮茶更成为世界性的风尚。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而各个地区的饮茶习俗、文化又有着争奇斗艳的特色。不同的茶俗，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价值理念和文化取向。 茶诗入禅 作者:赵朴初 东赢玉露甘清香，椤伽紫茸南方良。 茶经昔读今茶史，欲唤无涯认故乡。 （说明：日本宁治产玉露茶甚佳，斯里兰卡（古称椤伽）产红茶有名于世。这首诗从赞颂日本名茶宇制玉露茶，斯里兰卡（椤伽）紫茸茶入手，占出了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欲唤天涯认故乡”。）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中国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 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 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 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中国茶叶文化包装设计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是制茶方面还是饮茶，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之骄傲，但是怎样推广自己的茶文化，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推广茶文化，在提高茶叶质量的同时，茶叶设计包装也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准的提高，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今大，各种饮料商品之间的竟争日趋激烈，茶叶的商品广告尤其是在茶叶的包装中如何巧妙地运用广告这一形式就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作为传递商品信息的媒介，是促进商品销售和刺激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今天的饮料市场于十见年前的饮料市场大相径庭，人们不再将茶叶视为唯一的饮料，咖啡、可可，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新型饮料相继出现，现代生活方式和食品结构的改变也不可能使茶叶在饮料世界处于独占鳌头地位。各种饮料的出现不能不对茶叶市场产生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茶叶的包装来做茶叶的广告宣传，不及早让人们了解茶叶和各种新品种以及茶叶对人类的保健作用，不及早唤起年轻一代人对饮茶的爱好，不要多久，我们就可能失去国内外的茶叶销售市场。茶叶与咖啡、可可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三大饮料，茶叶在中国更被器重，因为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自唐代饮茶之风遍及民间以来，茶叶就作为中国的正宗代代相传了来，自古以来，茶叶就有着自己的广告。 茶叶商品包装中的广告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其实质就是包装装璜设计问题。如茶叶的纸盒装、金属筒装、复合塑料薄膜袋装或佛列斯可袋装以及袋泡茶、速溶茶等，其包装容器表面都是作广告宣传的极好地方。包装不仅仅是为了保持茶叶原有的内在品质，同时好的包装也负有宣传和促进销售的重任。根据包装的材料、包装容器形状和装璜要求灵活运用茶叶广告，这是拓宽茶叶销路、提高批发特别是零售茶叶销售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茶叶包装上无论是文字广告还是图画广告，都应言简意赅，重点突出，文字图画不宜过多。文字的多少和图画的排列应是包装物外表面的面积大小和形状特征而定，同时还要十分注意文字与图画的协调性。一般说来，茶叶商品包装上的文字广告内容有这几个主要方面： (1)茶叶商标与名称; (2)茶叶产地： (3)简要介绍该茶的品质特征： (4)茶叶的净重 。 有的包装表面还附有简明扼要的茶叶保健作用说明。有些名茶特别是久负盛名的茶中珍品，可利用优美的包装作一些自我介绍，对于一些特殊的茶叶，如紧压茶等，在其包装上都应附有饮用方法的说明等。当然不同种类的其包装从材料、造型设计和美术装璜都绝不会相同的。所以包装上的内容应力戒千篇一律。突出每种包装里的茶叶特色是茶叶商品包装的最根本宗旨，无特色的泛泛而谈，既浪费了包装外表面的有限版面，而且起不到激发起消费者购买欲的作用，因此在茶叶商品包装上作广告并非一种容易的适情。 做好茶叶商品包装上的广告，不仅要对茶叶包装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还要具备茶叶审评学、茶叶市场学、茶叶消费心理学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茶叶包装的有限空间做好茶叶广告，是之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现在我们的许多茶叶包装并没有用来充分做好自己的宣传广告，许多同志仅仅认为包装只是为了保护茶叶品质，而没有意识到包装装璜艺术的本身就包含有广告学的含义。通过包装既销售了茶叶又宣传了茶叶。现在很多商品在包装上所作的宣传远远超过电视上或报刊上所做的宣传，这是因为各式精美的包装首先就能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利用茶叶包装做茶叶广告当然是吸引消费者的一种好方法。 茶叶包装上的广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图案的宣传广告，二是文字的宣传广告。茶叶的包装有时是一种，有时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这要视包装材料质地和包装容器的造型及大小和销售方式而言。在琳琅满目的茶叶商品橱窗里，不论是茶叶袋装还是盒装、筒装，都应不失时机地在包装表面上作广告。若是图案广告，则可通过印在包装表面上形象逼真的彩色绘画或照片，再现内装茶叶的造型和色泽以及开泡后的汤色，或是此种茶叶生长的优美环境景象。若是文字广告，当然不可能市长篇文字，只能使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的需求用不同的精炼语言表述，例如提示性的、竞争性的、说明性的、开拓型的等等。 茶不仅在中国有着广大的市场，很多外国人也喜欢中国的茶文化。他们享受泡茶、用茶、饮茶带给他们的快乐。希望发展好中国的茶叶包装设计，将中国的茶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茶文化包装与设计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大全

杭州的茶文化可追溯到宋代。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把中原的儒学文化也带到杭州。据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临安巷陌街坊，自有提壶拎水者沿门点茶。或朔月望日者，如遇凶吉一事，点杯邻里茶水。”宋《咸淳临安志》中记有“岁贡茶叶”，可见当时杭州的茶叶已列为贡品。其实最早关於杭州茶叶的记载见诸于唐代陆羽《茶经》中提到的“钱塘天竺、灵隐两寺产茶”。作为名茶之乡的杭州，自古茶肆林立。《梦梁录》裏这样描述：“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夜市于大街有车担浮铺者，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茶起之时，需奏乐鸣鼓，非同寻常。”明《西湖游览志》称：“老龙井产茶，为两山绝品。郡志称宝云、香林、白云诸茶，未若龙井茶之清馥隽永也。”清乾隆下江南时，曾到龙井胡公庙。品茶后，赞不绝口，遂封胡公庙前18棵龙井茶树为御茶。龙井茶叶由此声名大振，盛誉久享。　　杭州余杭区的径山寺，处於山峦重叠，林木葱笼/的西天目山中。宋孝宗御书“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号称“江南禅林之冠”。清康熙书寺名“香云禅寺”。径山环境幽静，树林密布，流水潺潺。径山寺建于唐代，是读佛、论道、参禅、品茗的好地方。青山绿水品香茗。佛教中的参禅悟道，实际是“闭目静思，修心养性”。坐禅允许饮茶。唐宋时，佛教兴起，香火日盛，以茶助谈，以茶助经，参禅悟道，成为一种风尚。茶与佛，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春季，径山要举行茶宴，由法师亲自主持，然后献茶於僧客。僧客接茶后，不能立刻饮下，而是闻香、观色、再品茶，而后方可评论茶品；再谈经论道。到了明清时期，进山品茗论道者日众/，影响甚至远播海外。日本禅师亲自到径山寺拜师取经，他们将径山的茶宴形式带回本国。据考，日本的茶道就是源自径山。

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