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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议论文1000字高清大图

发布时间:2024-07-17 08:33:08

中国传统文化议论文1000字高清大图

回答 您好,根据你的提问我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不少作文里,作者们为中华民族永不改变的传统文化拼命呐喊,竭力控诉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中国,最贴切的形容词便是:文明古国、千年大国、礼仪之邦。可不管是哪个形容词,都凸显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特性。是的,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有千年的底蕴。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大国。中国是一个千年的大国,其中不知道涌现出了多少影响世界的文明。四大发明:造纸术,因为有造纸术,中国的文化才得以传承。活字印刷,因为有活字印刷,中国的文化得以传向世界。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和指向。炸药更是矿物开采的必备品。四大发明是影响世界的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杰出的著作之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科技方面,中国更是有许多其他的著作:赵州桥凸显出我国古代先人的智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古代中国王权所在的故宫及其文化也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中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中间经历了数十个朝代,从夏商的青铜文化到现代56个民族多样的文化,哪一个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文明从唐朝开始兴盛,唐代的诗词是最著名的。其中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著名诗人,李白的诗飘逸向往自由,诗圣杜甫的诗悠闲恬静,唐诗是中国诗歌的一颗明珠。宋代诗词更以词曲闻名中外,出现了李清照、“三苏”等大词人。明清小说将白话文推向高峰,《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流传后世。虽然我们华夏文明曾经是影响世界的文明,可是我们不得不沉痛的看到,我们的传统文明正慢慢被丢弃和窃取,从基本礼仪到科技发明,为什么我们还要向韩国学习拜孔仪式,为什么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日本人说我们的武术是从日本学的?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别人就将之窃为己有,我们纪念屈原端午节居然是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们,觉醒吧,不好好保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丢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有自己灿烂的文明,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珍视传统文化,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传承我们的五千年文明! 提问 谢谢 更多1条 

朋友,你可知道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翻开史书中华文化灿烂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为祖国而自豪。当你沉浸在“情人节”的玫瑰花香中的时候,你可想过,牛郎织女正在一路奔波,在“七夕”时,即将相会在鹊桥之上? 朋友,当你头戴红色圣诞帽,挤在小教堂里不亦乐乎的时候,你可记得,重阳那天携着双亲登高远望遍插茱萸时的一幕一幕? 朋友,当你操着满口的洋话庆祝“洋节”的时候,你可想到。其实你更应该陪伴自己的长辈倾听民族古乐的动人之音? 朋友,在西方洋节的冲击下,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肤色就是大地的颜色,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血液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杯盏,关掉轰鸣的音响,坐在阳台前的月光下静静地思考吧!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统的文化为何要丢弃?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已沉淀了为世人所惊叹的无数瑰宝 ――文字、礼仪、节日等,它们如同天山上奔腾的清流,如同森林间孕育的珍宝,灿烂夺目,博大精深。 中国的节日文化就是一曲唱不尽的民曲,品不够的香茗。新春佳节,寄意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人间,亲人故友共婵娟;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祭奠古人之忠烈,继往开来。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即是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民族风俗,即是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简言之,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文化魅力的途径,又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知于何时,你幽然出现;不知于何处,你开始熠熠发光。从历史的深远处走来,带着先哲们的不朽之作,轻轻地靠近了我,不得不说是精灵。也许是在远古,或许是在更远的时代,你便流行于民间。但我真正地认识你,便是在读《诗经》的时候。305首诗歌的确是一种文化,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之路。在战国七雄的争战中,你曾一度消沉,而等到战乱平息,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你便悄悄地带上了《离骚》上路。这对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为《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直到今日,她还在闪闪发光,像黄金一样。不得不佩服你,因为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东西。而你独具慧眼,早在千年前,就收容了《离骚》),带着屈原的怨愤与不平。屈原沉入汨罗江,但我知道,就在他沉入水中的那一刻,分明有一个升腾的灵魂随你飘走。这些可谓民族文化大仓库中的先期珍品。你独具慧眼,与《诗经》、《离骚》携手,深味了民族的苦难,理解了屈原的怨愤。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它们还在闪闪发光,如黄金一样。跳荡在“坎坎伐檀”声里的“苦难”犹在耳边,“怨愤”随汨罗江水流转千万年。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可在数千年的沉淀中,你——传统诗歌文化的分量最重,包罗最为全面。不仅表达出人民的疾苦、人民美好的向往,还将文人那种柔弱的文人蕴于其中。实在不能不说是你是精灵,古怪、亲近却又让人摸不透。但你这个精灵,不知怎的,却总爱与文人做搭档,他写了,你便检查,值得欣赏的,你便悄悄捎上,没有一丝的犹豫,尽管你的囊中已是沉甸甸的了。还记得你在途径宋代的时候吗?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宋朝时,包裹早已是满满的。但你仍旧不满足,腾云驾雾,来俯视苍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朝代,但最显眼的地方便是赤壁。于是,不辞劳苦,你来到这里。“一道天光射向赤壁,便产生了前后赤壁赋的千古绝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也许正是这道天光,使你惊喜万分,像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般。你在宋代稍做停留,又收集了大包的诗歌,而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征程。实在不得不说你是精灵,行得匆匆,却从未遗漏过哪一朝、哪一代。恍若隔世,现在你悄悄地靠近了我们。等到你又起程之后,我们及现在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但你依旧前行!因为有了你,我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的成就,灿烂辉煌;诗人词者,星光灿烂;诗的风格,艳若群芳!我心中的精灵啊,你如同岁月水流里的白莲,愈加古老,就愈发清香!我心中的精灵啊,望你能够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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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可知道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翻开史书中华文化灿烂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为祖国而自豪。当你沉浸在“情人节”的玫瑰花香中的时候,你可想过,牛郎织女正在一路奔波,在“七夕”时,即将相会在鹊桥之上? 朋友,当你头戴红色圣诞帽,挤在小教堂里不亦乐乎的时候,你可记得,重阳那天携着双亲登高远望遍插茱萸时的一幕一幕? 朋友,当你操着满口的洋话庆祝“洋节”的时候,你可想到。其实你更应该陪伴自己的长辈倾听民族古乐的动人之音? 朋友,在西方洋节的冲击下,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肤色就是大地的颜色,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血液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杯盏,关掉轰鸣的音响,坐在阳台前的月光下静静地思考吧!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统的文化为何要丢弃?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已沉淀了为世人所惊叹的无数瑰宝 ――文字、礼仪、节日等,它们如同天山上奔腾的清流,如同森林间孕育的珍宝,灿烂夺目,博大精深。 中国的节日文化就是一曲唱不尽的民曲,品不够的香茗。新春佳节,寄意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人间,亲人故友共婵娟;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祭奠古人之忠烈,继往开来。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即是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民族风俗,即是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简言之,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文化魅力的途径,又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你给我一滴眼泪,我就可以看见你心中全部海洋。 —— 题记 我说中国文化的一半,是浸在海水中,咸涩焦灼,凄苦迷离,构建了华夏的高阁。 回望历史,我无法不直视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无法躲避他们脸上长流的眼泪,那泪是一种包含,包含了人生诸多的坎坷,包含了时代留下的痕迹,包含了华夏文化蹒跚的脚步。 你听,李白在哭,哭声中是他一醉千年的姿态;你听,杜甫在哭,哭声中是他对国泰民安的期待;你听,李煜总是在哭,哭声中是他渴望雕栏玉砌的悲哀;你听,陆游在哭,哭声中是他未见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沉痛。于是泪飘洒,凝结为华夏后裔晶莹璀璨的瑰宝,那一行行,一首首,至今仍闪耀于华夏文化之中。 也许,只有在眼泪中,情感才会表现的赤裸裸,是的,困难是痛苦的,但只要我们面对,那我们也就无憾。天灾人祸,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未在磨难中倒下。12地震,摧毁了近半个中国,那些在地震中变得孤独的孩子,慢慢的,流淌出他们的泪,他们哭了……那一夜,好像无法到达尽头,无法再看到黎明,好像哭了有半个世纪长……泪水无言,款款流淌,汇聚成八方来援,汇聚了万众一心,汇聚了众志成城,泪水中,我们又变得坚强!那一刻,在自然灾害中,汶川的泪水为中华文化再添上一笔——中国人民是坚强的,中华民族是坚强的民族。泪水中,我依稀看见一张张笑脸,依然看见那赤裸裸的情感,于是,我悄然泪下…… 你说,中华文化是不是那样苦涩,像泪水一样,咸咸的,苦苦的。 我在此期待着看到中国人民的坚强,泪水的坚强,我期待中华文化就像在泪水中浸泡过一样坚不可摧,我期待我们的泪水能再次体现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 于是,我双手合十,天边出现一道闪亮,它在告诉我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历程。

呃呃第一行中的“龙凤‘成’祥”是错的,应该是“龙凤‘呈’祥”(下文)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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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您好,根据你的提问我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不少作文里,作者们为中华民族永不改变的传统文化拼命呐喊,竭力控诉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中国,最贴切的形容词便是:文明古国、千年大国、礼仪之邦。可不管是哪个形容词,都凸显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特性。是的,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有千年的底蕴。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大国。中国是一个千年的大国,其中不知道涌现出了多少影响世界的文明。四大发明:造纸术,因为有造纸术,中国的文化才得以传承。活字印刷,因为有活字印刷,中国的文化得以传向世界。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和指向。炸药更是矿物开采的必备品。四大发明是影响世界的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杰出的著作之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科技方面,中国更是有许多其他的著作:赵州桥凸显出我国古代先人的智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古代中国王权所在的故宫及其文化也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中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中间经历了数十个朝代,从夏商的青铜文化到现代56个民族多样的文化,哪一个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文明从唐朝开始兴盛,唐代的诗词是最著名的。其中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著名诗人,李白的诗飘逸向往自由,诗圣杜甫的诗悠闲恬静,唐诗是中国诗歌的一颗明珠。宋代诗词更以词曲闻名中外,出现了李清照、“三苏”等大词人。明清小说将白话文推向高峰,《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流传后世。虽然我们华夏文明曾经是影响世界的文明,可是我们不得不沉痛的看到,我们的传统文明正慢慢被丢弃和窃取,从基本礼仪到科技发明,为什么我们还要向韩国学习拜孔仪式,为什么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日本人说我们的武术是从日本学的?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别人就将之窃为己有,我们纪念屈原端午节居然是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们,觉醒吧,不好好保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丢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有自己灿烂的文明,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珍视传统文化,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传承我们的五千年文明! 提问 谢谢 更多1条 

朋友,你可知道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翻开史书中华文化灿烂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为祖国而自豪。当你沉浸在“情人节”的玫瑰花香中的时候,你可想过,牛郎织女正在一路奔波,在“七夕”时,即将相会在鹊桥之上? 朋友,当你头戴红色圣诞帽,挤在小教堂里不亦乐乎的时候,你可记得,重阳那天携着双亲登高远望遍插茱萸时的一幕一幕? 朋友,当你操着满口的洋话庆祝“洋节”的时候,你可想到。其实你更应该陪伴自己的长辈倾听民族古乐的动人之音? 朋友,在西方洋节的冲击下,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肤色就是大地的颜色,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血液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杯盏,关掉轰鸣的音响,坐在阳台前的月光下静静地思考吧!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统的文化为何要丢弃?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已沉淀了为世人所惊叹的无数瑰宝 ――文字、礼仪、节日等,它们如同天山上奔腾的清流,如同森林间孕育的珍宝,灿烂夺目,博大精深。 中国的节日文化就是一曲唱不尽的民曲,品不够的香茗。新春佳节,寄意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人间,亲人故友共婵娟;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祭奠古人之忠烈,继往开来。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即是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民族风俗,即是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简言之,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文化魅力的途径,又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不知于何时,你幽然出现;不知于何处,你开始熠熠发光。从历史的深远处走来,带着先哲们的不朽之作,轻轻地靠近了我,不得不说是精灵。也许是在远古,或许是在更远的时代,你便流行于民间。但我真正地认识你,便是在读《诗经》的时候。305首诗歌的确是一种文化,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之路。在战国七雄的争战中,你曾一度消沉,而等到战乱平息,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你便悄悄地带上了《离骚》上路。这对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为《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直到今日,她还在闪闪发光,像黄金一样。不得不佩服你,因为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东西。而你独具慧眼,早在千年前,就收容了《离骚》),带着屈原的怨愤与不平。屈原沉入汨罗江,但我知道,就在他沉入水中的那一刻,分明有一个升腾的灵魂随你飘走。这些可谓民族文化大仓库中的先期珍品。你独具慧眼,与《诗经》、《离骚》携手,深味了民族的苦难,理解了屈原的怨愤。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它们还在闪闪发光,如黄金一样。跳荡在“坎坎伐檀”声里的“苦难”犹在耳边,“怨愤”随汨罗江水流转千万年。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可在数千年的沉淀中,你——传统诗歌文化的分量最重,包罗最为全面。不仅表达出人民的疾苦、人民美好的向往,还将文人那种柔弱的文人蕴于其中。实在不能不说是你是精灵,古怪、亲近却又让人摸不透。但你这个精灵,不知怎的,却总爱与文人做搭档,他写了,你便检查,值得欣赏的,你便悄悄捎上,没有一丝的犹豫,尽管你的囊中已是沉甸甸的了。还记得你在途径宋代的时候吗?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宋朝时,包裹早已是满满的。但你仍旧不满足,腾云驾雾,来俯视苍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朝代,但最显眼的地方便是赤壁。于是,不辞劳苦,你来到这里。“一道天光射向赤壁,便产生了前后赤壁赋的千古绝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也许正是这道天光,使你惊喜万分,像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般。你在宋代稍做停留,又收集了大包的诗歌,而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征程。实在不得不说你是精灵,行得匆匆,却从未遗漏过哪一朝、哪一代。恍若隔世,现在你悄悄地靠近了我们。等到你又起程之后,我们及现在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但你依旧前行!因为有了你,我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的成就,灿烂辉煌;诗人词者,星光灿烂;诗的风格,艳若群芳!我心中的精灵啊,你如同岁月水流里的白莲,愈加古老,就愈发清香!我心中的精灵啊,望你能够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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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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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但是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会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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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锦绣中华 礼仪之邦文明古国 屹立东方…… 算了 不加分不写啦 我要3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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