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的敏感脆弱，我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布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着，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殊迷恋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经常饱受折磨。我一直认为自己特殊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治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轻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了，这个职业专业性非常模糊，是一片由许许多多琐事的事件填充而成的虚空。更可怕的是，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漫延，浸透了24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惧怕，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因此教育界，乃是犬儒哲学最发达的场所。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上生长出来。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这种立场，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朋友问我为什么加入新教育，我说是因为“不忍”。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旁徨，是我所切身体验到并深入我生命深入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一年多以来，我亲历了新教育深刻而又痛苦的裂变，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前景与困难，这让我振奋，让我对中国教育还抱有一线希望。因此我经常想，或许所有新教育共同体成员都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存在性焦虑。当这种存在性焦虑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存在性追问，才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才会明白生命不应该是位子、帽子的附属品，而应该是它自身。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朱老师所说的“对于新教育，每个人都是过客”才显示出其意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与牺牲，这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书写，只有在这种书写中，我们才能够摆脱名与利的枷锁，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否则，我们的人生便面临危险。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新教育。作为一个组织，也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迷失自己。过多吸纳外在的项目、机会会让自身不堪其负并且最终崩溃，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堆积。在无穷无尽的暗礁中航行，很轻易受到诱惑而迷失方向。要不断地拾取一些东西总是轻易的，这是人的天性，也是许多组织的天性，但要学会丢掉一些东西则是困难的，然而，只有敢于丢掉一些东西的人或者组织，才可能获得真正实质的进步。只有从加法思维变为减法思维，新教育才能够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2 我是谁--人的解读（罗索）我认为人有四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思维性每一属性又分五层空白处为我还没想好自然属性表我: 自我受外界刺激而变，如生病（下同）自我: 肉体真我: 生理心理需求本我: 新陈代谢原我:基因社会属性表我: 朋友组织(党派) 集团(公司) 自我: 家庭国家阶层真我: 家族民族阶级本我: 血缘种族原我: 意识属性表我: 性情情绪潜力自我: 人品脾气能力真我: 人格性格天赋本我: 人性气质兴趣原我：自私任性思维属性表我: 表象观点自我: 抽象观念真我: 形象意志思想本我: 印象逻辑理想原我: 人的所有事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我是随时随外界刺激而变的。自我也是变的，但有一个过程。真我就需要自我调节了，但只能表面压制或激励，但不能从改变上改变，属于治标不治本，一不小心就回去了，叫屡教不改，也叫执着。自我就更难了，不能变，想变也变不了，如果硬要变，不是疯就是死，叫病入膏肓，或烂泥扶不上墙，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不掉泪，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宁死不屈。至于原我，你摸都摸不到。这就是它们的区别，你可以对照自己试试，特别是意识属性。下层的内容会影响上层的内容，但似乎并不能决定，互相影响。本我的内容在每个人的身上是不谎模诵砸苍谡獠悖虼巳诵允遣煌模褪撬涤猩贫裰帧O衷谝话闳衔诵允亲运降模运绞遣皇粲诙竦模巧锏谋拘浴5谡饫铮锏谋拘裕ㄗ运剑┦窃遥诵裕ū疚遥┦怯猩贫竦摹5胰衔贫癫皇谴骋庖迳系母拍睿Υ哟嬖诘慕嵌热ブ匦露ㄒ澹热缍袷恰捌苹荡嬖凇保比徊荒苷庋虻ァO质抵杏幸恢秩讼不陡伤鹑瞬焕旱氖拢热缥蘩碛傻钠苹倒铮残砭褪恰岸瘛钡娜耍残碚庵秩舜硬换嵘比朔呕穑踔猎诩依锘故呛煤⒆印1疚沂歉牟坏舻模哉庵秩说拇死嗝∈歉牟坏舻模憧梢栽谙质抵泄鄄煲幌隆?/FONT>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社会和思维属性的原我是没有内容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主观存在，而自然和意识属性是客观存在。这是推导出来的，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这可就严重了。有可能存在“意识子”，灵魂是有家的，我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下科普，中国人对于人的精神有两个认识，一个叫魂，一个叫魄。魂是人的清醒一面，魄是人的原始一面，如古人认为僵尸就是魂飞魄不散的人，此种人六亲不认，力大无穷，但有基本生理欲望，包括谈恋爱。用现在话讲，魂就是思维，魄就是意识，相当科学，可见咱祖先多厉害。现在科学虽很牛了，但距离清楚认识人的意识还是很远。但可以肯定，魂绝对随人死而消失的，但魄却不好说。也许魄和肉体化为泥一样，会死，但构成魄的物质却不会消失。当然魄和肉身的构成物质有什么区别就等科学的发展了。我还想说一下人学。一直以来人学给人的印象就是讲人生观，价值观的，且多是充满教导口吻，给小孩子看的。但我理解人学应该是很全面的，所有的关于人的学问都应该归于它。包括灵魂，道德，认识论，价值论，审美等以前是哲学的范畴的。人学应该从哲学里独立出来。很多的哲学家其实是人学家，最典型的就是尼采。康德说他就回答了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人（我）的，所以本质上康德也是人学家。黎鸣说他开创了哲学向人学的转型，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研究。但这种说法不对，没有啥比哲学还大了。无数学科脱离了哲学，似乎哲学越来越窄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狭义的哲学概念。哲学是研究存在（运动）的，无论它多么独立，它永远是存在（运动），它永远也逃不掉哲学的魔掌。哲学家常常清贫，没有工作，但也可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可以过时，只有哲学家永远不会失业，永远，永远，永远。。。。。。。。即使死了，还要被后人研究。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物质因」（Material Cause）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形式因」（Formal Cause）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目的因」（Final Cause）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社会哲学论文2000字开头

有了信仰才能有动力去努力，有了信仰才会有所畏惧

因为人是有限的，在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达人知识极限时或说人能掌控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所谓的文化人会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探索来进了解人事物。推荐你

哲学人生你想做好人，你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你想做坏人，你的前途就是黑暗的。很多人想做好人，他就接触好人；很多人想学佛，他就会见到很多善良的人；而有些人想钻空子，通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他赚钱的目的，他就会去接触那些吸毒者、贩毒者和抢劫者，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进监狱。那么这条路是谁给他的呢？就是他的心造成了他的果。师父经常讲一点人间的哲学给你们听，师父又跟你们讲佛法，佛法是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啊？这就是原因。人所处的现实，实际上是由人的心念而来，其实你的心和念头在被现实所吸引住，那你就会进入这个现实当中。如果你的心念在正能量的照耀下，你的心念会处于正能量的状态；否则，你就会处于负能量的状态。为什么有人会得忧郁症？因为他恐惧，他恐慌，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陷阱，所以，慢慢地他就会待在家里不出去了，他害怕，他甚至害怕阳光。人家说阳光是正能量，他说阳光下有罪恶。要懂得，有时候人的心念和事实上的吸引力，是在一种没有办法觉察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我有时候想一件事情，是在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没有感觉，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到底对不对啊？有时候得罪人也是下意识的，讲一句粗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骂人、在讽刺别人，这都是心念所造。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消极、或者丑恶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消极和丑恶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善良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和善良的。这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种瓜得瓜，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就是自身思维，专注于有利于自己的积极、善良的人和事情上，那么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和事物吸收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控制好你的思想、心念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好和坏完全是受于你自己的控制之下，你想做好人，你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你想做坏人，你的前途就是黑暗的。很多人想做好人，他就接触好人；很多人想学佛，他就会见到很多善良的人；而有些人想钻空子，通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他赚钱的目的，他就会去接触那些吸毒者、贩毒者和抢劫者，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进监狱。那么这条路是谁给他的呢？就是他的心造成了他的果。师父经常讲一点人间的哲学给你们听，师父又跟你们讲佛法，佛法是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啊？这就是原因。有一位老居士问一位心灵法门的佛友：“你们的师父好在哪里啊？”这位佛友回答道：“我们的师父讲的佛法我听得懂，而有些师父讲佛法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我没有比较，所以我就是找那些听得懂的佛法听。如果我听不懂，我怎么能够学习佛法呢？”事实就是这样的，佛法要让人听得懂啊，师父跟你们讲话，你们要明白啊，如果不明白，师父跟你们讲什么？师父最后跟你们讲，要深信因果定律。如果你们深信，我坚信某一件事情会发生，你不管这件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不要去相信不好的，要相信好的。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善果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今天相信警察会来抓你，你想着想着，总有一天警察真的会来抓你。人的心念很重要，一个人深信好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好事就会发生；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其实师父平常也跟你们讲了这些，师父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准备寿衣啊？不要准备棺材啊？不要去刻墓碑啊？因为人一看这些不好的东西，心态就不一样了。师父告诉你们，人的心是很怪的，回到家里看到一盆花，心情就好起来；看到家里地方很大、环境好，心情会好起来；回到家看到老婆开心，你的心情会好起来……这些全部都是受控于你的心。那么很多人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看成是好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修的人，而一般的人只能看到现实所给他的反馈，让他从心中再反射出一种爱和恨，高兴和悲伤。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人的心态完全靠自己调节，今天你说你不开心，你完全有可能让你自己变得开心，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本事去扭转乾坤啊。用好的心念去取代不好的心念，这就是修心。你们有好的心念在脑子里，这就是福气，这就是一种福。没有福气的人，脑子里整天想着不好的事情；有福气的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好的事情。要记住，人要在心态很放松的情况之下，才能取得好的修心效果，要放松，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为什么师父讲佛法人家爱听？几万人的法会现场，那么多人激动欢呼，因为他们是从心里感恩，为什么？因为师父讲到人家心里去了。有些人弘法讲得再好，他讲不到人家心里去啊，师父现在是讲到人家心里去了，你们听得懂吗？放松学佛，任何心态、任何环境的变化，你都不能懈怠，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态不好，你马上就要调整。我今天不开心了，要有感觉，如果控制不住，我会急躁，我会闯祸的，要马上调整心态，让自己开心，那么你会带来善的果。师父问你们，什么样的心态是最佳心态呢？师父把佛学和人生的哲学放在一起讲给你们听。师父告诉你们，最佳的心态就是清净无念，我很安静，我没有念头，把目光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的人格和境界上。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你肯定说，我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修心的人。那你就像好人那么去做，那你就像修心人那么去做，去瞄准你的目标，去争取你的人格。然后，你用自己的人格和这种境界去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然后放松心态，精进努力，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惦记着去做。这句话很有哲理啊。很多人问师父：“师父，这件事情我能做吗？”师父说：“不能做。”过一会儿，他绕着问：“师父，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吗？”他连续问三次。这种人就是不听人家的，没有用的。很多人看医生时就是这样的：“医生，我这个药一定要吃吗？”医生说：“当然要吃的。”过一会儿又问医生：“我能不能只吃一点点？”医生说：“不行。”病人待会儿又问：“医生，这种药我能不吃吗？”医生被问烦了：“随便你了，你爱吃就吃，你的病不好，不要来找我了。”师父经常也是这样的。要懂得，不要老惦记着不该做的事情。已经不做了，就不要再去做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还惦记着要去做，那你等到这些果来的时候，你会吃惊的，明白了吗？你在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对结果非常的急躁：哎呀，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还不来啊？我今天已经投入进去了，为什么还不回报啊？我今天已经讲了这句话，为什么他对我还没有好感啊？你等啊，你越是着急，你就越是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不能着急，要放掉它，有时候你一着急，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师父跟你们举个例子，大热天的时候，晚上停电了，你躺在床上汗流浃背。这个时候，你已经很难过了，你受够了，热得不得了，可是没有办法，不想想也会想，所以无所谓了，最后你就自然而然地清净了，清净之后，你反倒觉得凉快了。这就是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人越是急躁，越是做不成事情。一个人掉到水里了，不会游泳，双手双脚乱踢乱蹬，身体会沉得很快，等到他快沉下去了，感觉要死了，反而无所谓了，双手双脚没力气动了，他的身体反倒慢慢地浮起来了。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着急，着急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师父最后告诉你们，要懂得念《准提神咒》。《准提神咒》为什么有的人念了灵验，有的人念了不灵验呢？很简单，念《准提神咒》要念到无念的地步，就是嘴巴里念，心里在念，念到后来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念经，就是无念，你就成功了。无念，就是没有念头，没有说“我在求某一件事情，我要成功”，你就成功了，这就是无念。所谓的无念，并不是心里一个念头也没有，而是有念头，但是念头没有住在心中。想想看，你在念《准提神咒》的时候，你肯定是有目的的啊，但是念了之后，就不要再去想了，你就一直坚持念，你的功力就增强了。你不能念一遍，想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念一遍，想想自己的痛苦快点解决，这样你就住念了。师父跟你们讲，要念到“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没有什么事情住扎在心中，我哪生得“其心”啊，那才是真正的心啊。

哲学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医学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摘要]医学中的人文内涵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阪学的精神支柱和职业医师的精神支柱，所以它是蕴学的灵魂。从医学模式、医学馨鳇、医学法麓、嚣学教饔、基学实践、薮跨市场、离颤技求、涯患关系、蕴跨风殓角度阐明了医学为什么要重视人文精神，指出人文精神的缺失已使医学界处于被动，提高医师的人文素质刻不容缓;“人文医学”这一重要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医学教学、医生的执业技能培训和执业实残中。强调医患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或是法露的手段采处理，还应该用人文精神来调适和改善。　　[关键词]人文;人史医学精神;医患沟通;医师职业精神　　1 人文医学精神　　医学酶壤秘连接着人的生禽，医学的本曩是一门“人”学，它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的、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因悉医学被认为是最应具有入文糖耪的学科，医生应该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诚如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Lu嫩指出的那样：趿学在本质上具蠢两重性，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入学，需爱人文精神的滋养。　　1 关于人文　　人文，通常是指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指人类的精棒文纯。人文是主体是人，就是以人为本，关心入，爱护人，尊重人，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人利菔。英语中意为人类，亦为人性、入道、慈爱、慈善行为等。如果说，肉然科学主要研究客观的物质世界，回答“是什么”、“求真”，社会秘学主要研究入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规律，回答“要怎样”;那么，人文科学生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发展人性，完善人格，升华人生，回答：“应怎样”、“求善”、“求美”。　　人文精神是人文的核心，是指人类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积淀，凝集而成的精神，是人一种内在的精神品格。入文糟季申可分为三层内涵：第一是人，解决入的人格埋造和人性发展;第二是文，解决社会应当培育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第三是精神，是网答一个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首先，人文精神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类和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的独立穗主和遗求完美的肯定，相对予科学精神，入文精神以求善求美为主要特点;其次，人文精神是以人的思想素缓为载俸，包括入文愚想和久文素质;最麓，入文精神包含价值观、道德观、思想境界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瞧裁是}莞，人文旗裤辑内涵的对垒会侩魏鞫生活意义的追求与关怀，囊括了以对生命和对人的基本权剥的敬畏与尊重为主题的人文思想，体现为谣言、思维、情感、仪态、意志、文化技能等方面的人文素养，富含着对民族文化兴衰存亡的理性认识，富含着对国家、社会、他人以及自然的关切。　　2 医学与人文　　医学中的人文内涵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伴随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文医学的提出，人文作为医学的灵魂，已经成为医学的精神支柱和职业医师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人文医学与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共同组成现代医学。《西氏内科学》中写道：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19世纪欧洲革命年代，一些试图改革医学保险的人，如纽曼在1847年写道：“医学科学就其内在的固有本性来说，乃是一门社会科学，只要对这一点还没有在实践中被认识到，我们就不能充分享有他的益处，就会是虚渺的空壳”。　　人文医学是对医学中的人文内涵的概括和抽象，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同医学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群。它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美学、医学社会学、医学逻辑学等。人文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群是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2 为什么要重视人文精神　　罗伊·伯特(Roy porter)在他的《剑桥医学史》中感叹：如果不坚持正确的医学目的，“重技轻人”，那“医学的成功可能正导致一个自己创造但又无法控制的怪物”。30年前，美国精神医学教授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20年前，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在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视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但时至今日，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当或不够而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已使医学界处于被动，提高医师的人文素质刻不容缓。　　1 医学模式与人文　　21世纪医学走向的轮廓已现：从“疾病医学”到“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到重预防、从对抗病原治疗到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到重生态环境改善、从群体治疗到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到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作用到重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这些转向都在提示新医学模式呼唤医师从“只懂病，不懂人”向“既懂病，又懂人”转变，现代医学需要有更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例如，2006年全美医院排名第二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UNIC)提出的PLEASECARE的医学模式，是艺术和科学结合的理念，其核心价值就是将医学从对“病”的关注转向到对“人”的关照——“患者的需要第一”。　　2 医学目的与人文　　现代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医治疾病，它包含着以下的内容：①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护健康;②解除由病灾引起的疼痛和疾苦;③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④重视生命质量，避免早衰、早死，追求安详死亡。医学涉及人的生、老、病、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　　3 医学法制与人文　　目前有很多直接或间接涉及医生职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这些文件的学习贯彻都需要医务人员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就拿目前困扰广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来说，它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医师法》、《刑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与原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以下不同：①扩大了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内涵(包括医务人员、医疗机构等);②增加了医学会鉴定、民事赔偿项目和标准;③加大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④赋予患者更多的权力(如复印病例等);⑤取消了医疗差错这一界定，凡诊疗过失均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另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更增加了医疗责任风险。　　4 医学教育与人文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忽视了人文医学，医学目的出现走样，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批评：1930年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许多医学院都努力热切的教生理学和化学到几年级，但是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医学院会认真地开一门课或探讨一个好医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当今理想的医生应该是什么样?”还有学者批评说：“科学主义技术崇拜与商业化像沙尘暴一样风干医学科学的肌体，使它失去丰满与弹性。”“20世纪的医学前一只脚刚迈出半巫半医的丛林，另一只脚又陷入了科学主义与技术的迷误。”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人文医学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普遍提高了人文医学在医学院校总课程中的比重，美国20%、法国26%、英国13%。在我国，“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似乎可以作为我们继往开来的精神支点和逻辑起点。裘法祖教授常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人才，把医学生培养成“关爱人”的好医生，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尖子或业务尖子。　　5 医学实践与人文　　据估计，一名医生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要接诊12万到16万名病人，也就是说，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病人接触沟通。大约有60%到80%的疾病诊断及治疗方案都是基于与病人谈话的结果来确定的。“没有医术治不好病人，没有人文会治死病人。”病人不是病，是人。因此，一个医生的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对病人的诊疗水平。国外学者指出医生对病人应做到“五知”，即知主诉、知不适、知苦恼、知生活不便、知社会问题。对从医者而言，医学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　　6 医疗市场与人文　　一段时期，医疗市场化的倾向淡化了医学人文精神，削弱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国的公立医院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运转中普遍存在着补偿严重不足。部分医学医疗单位为生存和发展，借助着自己的一些优势，过分追逐利润，过度使用诊疗技术和手段，降低了对人文的要求，淡化了医生的人文思想。近年来，诸多医改报告及学者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不能市场化，但它必须适应市场。　　7高新技术与人文　　先进诊疗技术的广泛运用加深了重物轻人、重技轻德的思想倾向。诚如罗伊·伯特(Roy porter)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来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既往医生为诊治病人通常采取聆听病史、仔细问诊和望、触、叩、听(中医叫望闻问切)的查体方法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过分依赖各种仪器设备和检查，导致当下人们对医学进步的回答是“做得越好越多，感觉越坏”。我们能治疗疾病，却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8 医患关系与人文　　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调查，从2000年一200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为81万元;2006年10月对北京、湖南等省市350家医院进行调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31起、受伤332人次、经济损失1448万元;农工民主党调查某大城市医疗执业环境显示，每年发生纠纷多达6000-7000件，5%的医院遭到过聚众围攻。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还显示：9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当或不够而导致。　　医患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体系，它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它们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或是法律的手段来处理，还应该用人文精神来调适和改善。要建立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医患关系。　　9 医疗风险与人文　　随着医疗科学事业的发展，新理论、新技术、新仪器、新设备、新疗法逐年增多。这些高新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医疗质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医疗风险，特别是对病人安全提出了挑战。　　我国当前病人安全问题面临6大挑战：①医务人员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继续教育和培训相对滞后，个别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忽视病人安全，导致医疗事故时有发生;②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有些医疗机构不规范执业，过度服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③对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缺乏规范化管理，加之医疗技术本身的风险性，给患者造成伤害;④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选择权、隐私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证;⑤对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缺乏有效的信息、检测和评价系统;⑥不合理用药，尤其是滥用抗生素以及注射安全、血液安全等存在着隐患。这六大挑战均需要医生有良好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素质。　　3 如何提高人文素质　　“人文医学”这一重要的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医学教学、医生的执业技能培训和执业实践中。　　1 强化医学人文教育意识　　诚如韩启德院士所言：“现代医学发展到了必须充分重视医学人文的时刻，医患关系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华益慰同志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名利、舍己救人、无私奉献，忠诚服务，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继承了我国医务界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弘扬了彪炳千秋的白求恩精神，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要发扬榜样的力量，迸一步呼唤社会的良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履行自己神圣职责的使命感，激励自己全心投入到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神圣事业中，为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立新功，为共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加大人文医学在医学教育中的比重。增添人文医学教育的内容：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语言学、临床交流技巧、美学、艺术欣赏等课程。　　2 树立新医学伦理概念　　当前，我国卫生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即将出台，卫生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医患关系还比较紧张，部分社会公众对医务工作者理解不够，存在着一些偏见，极少数医生也在职业操守上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改善医患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医师要树立新医学伦理概念：改医生与病人是恩赐者和受惠者的关系，建医生与病人是对等和诚信的关系;改以医生为顶点的塔形结构，建以病人为中心的环形服务结构。　　3 加强人文素质培训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护士，除了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还需要具有职业使命感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善于与患者沟通的本领、具有团队合作和管理的能力等职业技能。　　医患沟通是人际交流的一部分，包括：人际吸引、语言交流、非语言交流、动态无声、静态无声、副语言等。医患沟通是诊疗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过技术和非技术两种水平上的交流得以实现。正确认识，重视处理医患沟通、交流是直接关系到保证医疗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防范和降低医患纠纷和构建、维护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医务工作者应积极学习，认真研究医患交流中的问题，学习医患沟通技术与技巧，增强医患沟通能力，努力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通过开展不同级别、多种形式的人文医学培训，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全国医师在科学价值观、职业化的服务态度、与人沟通能力、医疗工作管理及心理适应能力和医疗团队合作精神等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等方面有较快和较全面的提高。　　4 医院管理年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医院质量管理年”活动，突出“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加强医院内涵建设作为医院管理的重中之重，加大医院院长管理责任。　　医院院长要减少临床专业技术服务，以主要精力加强和改善医院管理，维护公益性质。要坚持以患者利益为先，大力加强医疗服务管理。　　5 医院文化　　2007年《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特别提出，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强调忠诚的服务精神和人道的服务文化。英国管理学家哈梅尔提出：现代管理无非是对两种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人文管理一方面强调对人的尊重、尊重人的情感、人格和自我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教化作用，重视环境和氛围的建设，倡导高尚的价值追求，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以高品位的文化对被管理者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建设医院文化，要让医务人员树立崇高的职业使命感。让人文知识不断的积累，人文情感日益丰富，人文品质逐渐形成。一是强调对人的尊重。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需求，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患者及其家属需要关爱，医院的员工同样需要关爱;二是强调以人化人。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作为医院管理者要不断提高自己引导和影响文化的能力，注重倡导高尚的文化理念，创设良好的人文氛围，能对医院员工起到熏陶和教化的作用，对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和家属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6 医师宣言　　大力宣扬推广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广大医务人员要加强职业操守，以医师职业精神作为医师的行为准则，更好地为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医师宣言有三条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原则：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患者自主的原则，社会公平的原则;责任：提高业务能力，对患者诚实，对患者保密，和患者保持适当关系，提高医疗质量，促进享有医疗，对有限资源公平分配，促进科学知识完整和合理应用，解决利益冲突、维护患者信任，维护医师的职业责任。　　医学界必须清楚了解医师精神的原则和责任，目前医师队伍中有个别人价值取向产生偏移，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健康思想，致使医德削弱，在医疗活动中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医师职业精神尤为重要。　　有志从医者，要有足够的献身精神。为了患者的利益，医师常会加班工作，打乱个人安排和家庭生活，金钱和名誉更不能成为追逐的目的。医生应该自问能否永葆奉献精神，否则会充满矛盾、懊恼和不悦。医学的端口连接着人的生命，医学的本质是一门“人”学，它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的、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因而医学是最应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医生应该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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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毕业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如本书第十二章例文中的《浅析领导者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与艺术》一文，从正面论述了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的意义、方法和原则，它表明了作者对突出工作重点方法的肯定和理解。2．论辩型论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吗?》一文，是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分析，以论辩的形式阐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3．综述型论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4．综合型论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既介绍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现状，又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篇综合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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