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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论文题目有哪些

发布时间:2024-07-08 22:10:22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论文题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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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的发展相互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山高峡深的地形导致其交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并不发达,对外界的联系早期并不充分。因此当时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动性小,社会开放程度低,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参差不齐。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决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同时,边缘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有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文化信仰、管理方法、技术,与汉族不同,和现代技术完全不一样。因此对于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在后期,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崛起,汉文化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人口迁移,贸易以及俘虏等流入,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因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开放性、亲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性,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诏大理国中后期也颇为频繁,在文化领域里,如耕作文化、食文化、茶文化、青铜文化各个领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同时,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同化,而是相互补充,融合发展,也因为汉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思想观念,也促进了云南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给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注入活力。总而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补融合发展,给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活力,云南,不但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最珍贵的共生宝库,各族文化的乡土性、边缘性、包容性,终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重而有力一笔亮彩。而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化冲击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给云南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云南地方与中原各地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云南文化历史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云南历史与少数民族文化论文题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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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 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 、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 、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论文题目

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的发展相互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山高峡深的地形导致其交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并不发达,对外界的联系早期并不充分。因此当时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动性小,社会开放程度低,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参差不齐。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决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同时,边缘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有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文化信仰、管理方法、技术,与汉族不同,和现代技术完全不一样。因此对于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在后期,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崛起,汉文化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人口迁移,贸易以及俘虏等流入,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因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开放性、亲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性,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诏大理国中后期也颇为频繁,在文化领域里,如耕作文化、食文化、茶文化、青铜文化各个领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同时,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同化,而是相互补充,融合发展,也因为汉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思想观念,也促进了云南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给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注入活力。总而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补融合发展,给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活力,云南,不但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最珍贵的共生宝库,各族文化的乡土性、边缘性、包容性,终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重而有力一笔亮彩。而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化冲击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给云南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云南地方与中原各地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云南文化历史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云南民族文化博大庞杂,精彩纷呈,为了便于认识,我们姑且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概括为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历史的沉淀深厚,因此而带有珍贵的稀有性。云南地处边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再加上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因此许多极为原始的,极为古朴的民族文化资源,得以在各个民族中保留。例如:云南独龙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制,摩梭人的母系制的家庭结构和阿注的婚姻,傈僳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普米族的“见者有份”的平等分配方式,拉祜族奇特壮观的大房子,哈尼族的“有饭同吃”,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洞经音乐,沧源彝族的壁画,剑川的石窟艺术等等,其古稀度、真奇度之高,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此外,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人与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少有的原始遗存。比如公平无私的分配制度;尊老爱幼的民风民俗;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的道德风尚;心心相印,质朴诚信的交往习惯;夜不闭户的山野客站,来者都是客的农家竹楼;不计较价值的无人交换等奇风异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令人神往的吸引力。这些文化资源,一是具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区域优势,二是带有令人不可琢磨的神秘性和古朴性。从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角度来讲,文化资源的古稀度、珍奇度越高,越具有世界级的观赏和保护价值。第二:云南民族文化,由于什村的地理环境特殊,因而具有极其博大的包溶性。云南民族文化的包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再加上山高水远,开发程度低,因此,自古以来就成了多个民族共居共存的一块宝地,到目前为止,一共25个少数民族生活繁衍在这块红土地上。悠久的历史沉淀、古老的民族习俗、浓厚的高原气息、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云南成了多民族生活的摇篮;二是云南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但又位于中国半岛的北端,这样使云南成为中国边缘文化交汇区,早在公元前4世纪,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国和南亚、东南亚文化交往的传输带。在云南不仅汇聚着汉族为主的儒家文化,而且也汇聚印度的文化,东南亚文化,这么多的文化资源共生共存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这在全世界也是极其罕见的,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本身所具有博大的包溶性。第三:云南民族文化,由于民族种类构成繁多,从而形成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表现在多方面。从宗教文化资源来说,云南除了本土的原始宗教,还传入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本土的原始宗教而言,有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巫及巫术等七个方面内容,这些宗教信仰,在云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宗教文化信仰。从语言文字资料来说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除通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从风俗习惯来说,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古老而庞杂,几乎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民族有生产劳动方面的习俗,有宗教信仰方面的习俗,有出生丧葬方面的习俗,有衣食住行方面的习俗,有婚姻恋爱方面的习俗,有节日庆典方面的习俗,真所谓“十里不同风,百寨不同俗”。从民族服饰来说,民族服饰是从外部区分一个民族的主要表征,由于支系不同、区域不同,服饰又各具特点。从民族音乐舞蹈来说,乐器共二百种之多,可谓全国乐器之冠,被人称为“乐器博物馆”,在云南收集到的民族舞蹈有533字,四千一百八十多个舞种。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是何等的丰富,令人数不胜数。第四: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它与人文资源的融合,又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一大亮点。云南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云南独特的风景名胜资源融为一体的,从而使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显示出广阔良好的前景。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论文可以写的题目有哪些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华夏风采》《中国风》《乡土情缘》《爱在故里》

绕三灵 又叫“绕三林”,始于南诏,最初是古代宗教祭祀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白族群众文体娱乐与郊游活动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白族群众穿红戴绿聚红成队,前来参加活动,或挂一彩绸,葫芦,手执蚊帚、拿着扇子、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打拍,后边跟随一男女,唱着调子,打霸王鞭,弹着三弦琴和月琴,载歌载舞,由苍山东麓至庆洞,喜洲、金河。沿路逛三都,即是“绕三灵”。三灵指的是佛都、神都、仙都这三都。

云南历史与民族文化论文题目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张增祺 《云南文化》开头里面就有论述。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的前言中也有。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 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 、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 、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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