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诗歌的论文题目怎么写才好

这是雨霖铃的诗歌鉴赏可以借用一下你只需要把他们结合一下就可以了赏析一此词为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的上片写临别时的情景，下片主要写别后情景。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起首三句写别时之景，点明了地点和节序。《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寒蝉鸣。”可见时间大约在农历七月。然而词人并没有纯客观地铺叙自然景物，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别意。秋季，暮色，骤雨寒蝉，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对长亭晚”一句，中间插刀，极顿挫吞咽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这三句景色的铺写，也为后两句的“无绪”和“催发”，设下伏笔。“都门帐饮”，语本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客金谷。”他的恋人在都门外长亭摆下酒筵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兴致。接下去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完全是写实，然却以精炼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类锐！这里的“兰舟催发”，却以直笔写离别之紧迫，虽没有他们含蕴缠绵，但却直而能纡，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于是后面便迸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二句。寥寥十一字，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如在目前。真是力敌千钧！词人凝噎在喉的就“念去去”二句的内心独白。这里的去声“念”字用得特别好，读去声，作为领格，上承“凝噎”而自然一转，下启“千里”以下而一气流贯。“念”字后“去去”二字连用，则愈益显示出激越的声情，读时一字一顿，遂觉去路茫茫，道里修远。“千里”以下，声调和谐，景色如绘。既曰“烟波”，又曰“暮霭”，更曰“沉沉”，着色一层浓似一层；既曰“千里”，又曰“阔”，一程远似一程。道尽了恋人分手时难舍的别情。上片正面话别，下片则宕开一笔，先作泛论，从个别说到一般。“多情自古伤离别”意谓伤离惜别，并不自我始，自古皆然。接以“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则极言时当冷落凄凉的秋季，离情更甚于常时。“清秋节”一辞，映射起首三句，前后照应，针线极为绵密；而冠以“更那堪”三个虚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比起首三句的以景寓情更为明显、深刻。“今宵”三句蝉联上句而来，是全篇之警策。成为柳永光耀词史的名句。这三句本是想象今宵旅途中的况味，遥想不久之后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却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杨柳梢头。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这画面之中。这句景语似工笔小帧，无比清丽。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也就是说，这四句密不可分，相互烘托，相互陪衬，中间若插上另外一句，就破坏了意境的完整性，形象的统一性，而后面这两个警句，也将失去光彩。“此去经年”四句，改用情语。他们相聚之日，每逢良辰好景，总感到欢娱；可是别后非止一日，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兴致，只能徒增烦恼。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遥应上片“ 念去去”；“经年”二字，近应“今宵”，在时间与思绪上均是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以问句归纳全词，犹如奔马收缰，有住而不住之势；又如众流归海，有尽而未尽之致。此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在艺术上颇具特色，成就甚高。早在宋代，就有记载说，以此词的缠绵悱恻、深沉婉约，“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格调的形成，有赖于意境的营造。词人善于把传统的情景交融的手法运用到慢词中，把离情别绪的感受，通过具有画面性的境界表现出来，意与境会，构成一种诗意美的境界，绘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全词虽为直写，但叙事清楚，写景工致，以具体鲜明而又能触动离愁的自然风景画面来渲染主题，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末尾二句画龙点睛，为全词生色，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赏析二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是耀眼的明星之一。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即为证明。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后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揉酥左与言”的谑语。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由于擅长词曲，熟悉了许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当时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只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柳永在受了打击之后，别无出路，就只好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一种流浪生活。由于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在乐工和歌妓们的鼓舞之下，这位精通音律的词人，才创作出大量适合歌唱的新乐府（慢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自古以来，表现男女离别之情的诗词曲赋层出不穷，而独有柳永的慢词《雨霖铃》经久不衰，传诵至今，这确实有很值得研究。探其中缘由，固然与作者坎坷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认为，《雨霖铃》的成功还在于其独到的表现手法：层次分明，语意明确，铺叙景物，倾吐心情，绝少掩饰；善于用“点染”法，反复涂抹，渲染效果。下面就《雨霖铃》作一粗浅分析：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划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上写尽离情别绪，可叹为观止。词的起头三句点明时间、地点、景物，事件是与自己心爱的人饯别。晚上，阵雨才停，知了发出凄切的鸣叫，长亭送别，叫人如何能够忍受这离别的痛苦！这蝉鸣助添悲凉，而一开始即道出“凄切”，为这首词定了调子。这一层展开了一个凄凉的氛围。“都门”两句，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两情依依，难舍难分之际，客船却不断催促。心理矛盾，欲饮无绪，欲留不得。由此可窥见留恋之情深。“执手”两句，再加深涂抹，在“执手”、“相看”、“无语”中更使人伤心失魄。这一层极写留恋之情。以上两层极尽回环、顿挫、吞吐之能事，足以使人为之呜咽。“念去去”以后，则大气包举，一泻千里，似江流出峡，直驰平川，词亦直抒胸怀。以“念”这一领字带起，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辽远，“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浩渺的烟波，沉沉的暮霭，辽阔的天空，全是写景，实际上全含的是情，衬托出旅人前途茫茫，情人相见无期，景无边而情无限。换头以情起，叹息从古到今离别之可哀，“伤离别”点明这首词的主旨。“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句又将推进一层，更何况我正在冷落清秋的时节呢，这是多么难以忍受啊！这是把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宋玉悲秋的情思两者结合起来，提炼出这两句。把古人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词句中，更赋予以新的意义。“今宵”二句，又进一步推想别后的凄凉，然而景物清丽真切，真象别者酒醒后在船中之所见。这一句妙在景中有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采薇》）也是写离别的。离别的人一看到杨柳，就会想起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场面，就会浮现出赠柳昔别的情景，心中就会涌起一缕缕离愁。“杨柳岸”三字明写眼前景而暗写别时情，显得含蓄而有余味。几如身历其境，忘其是设想了。“此去”二句，再推想别后长久的寂寞，虚度美好年华。“便纵有”两句，再从上两句的遭遇，深入下去，叹后会难期，风情无人诉说，艺术地把离别之情推向高潮。以上第三层真是“余恨无穷，余味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这首词写将别、临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假借之处。尤其是把别后的情景描写得比真的还真，又以景视之，使人不觉得是虚构的，足见柳永的艺术手法之高妙。所以有人称其“微妙则耐思，而景中有情。……‘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脍炙人口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又有人认为“‘千里烟波’，惜别之情已骋；‘千种风情’，相期之愿又赊。真所谓善传神者。”（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这都道出这首词的妙处的。但我觉得刘熙载在《艺概》中的“点染”之说，更是值得称述的。他认为：词有点染，耆卿《雨霖铃》“念去去”三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三句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否则警句亦成死灰矣。刘熙载的这段评论，实际上是以画法论词，看出在柳词中的加深描绘，反复涂抹的技巧。既精微入里，而又大胆泼墨。也就是柳词中抒情与写景在章法和修辞的巧妙运用，可谓词中有画。而其中抒情，尤寄寓哲理。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清秋离别，多情那堪？感情极为沉痛，而染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伤心而又凄凉，情景妙合无痕，这一别后之情景，又是加“念去去”三句之点化而得，前后照应，委婉自如。柳词在点染方面的技巧运用，确是达到很高的成就的，在这首词里最为突出。（段秉武）赏析三《雨霖铃》是柳永著名的代表作。这首词是词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的，是表现江湖流落感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这首词写离情别绪，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词的主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宦途的失意和与恋人的离别，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渺茫。全词分上下两阕。上阕主要写饯行时难舍难分的惜别场面，抒发离情别绪。起首“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三句写环境，点出别时的季节是萧瑟凄冷的秋天，地点是汴京城外的长亭，具体时间是雨后阴冷的黄昏。通过这些景物描写，融情入景，点染气氛，准确地将恋人分别时凄凉的心情反映了出来，为全词定下凄凉伤感的调子。真正做到了字字写景而字字含情。 “都门帐饮”是写离别的情形。在京城门外设帐宴饮，暗寓仕途失意，且又跟恋人分手。“无绪”，指理不出头绪，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意思。写出了不忍别离而又不能不别的思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正在难分难舍之际，船家又阵阵“催发”。透露了现实的无情和词人内心的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不得不别的情景。一对情人，紧紧握着手，泪眼相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两句把彼此悲痛、眷恋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一对情人伤心失魄之状，跃然纸上。这是白描手法，所谓“语不求奇，而意致绵密”。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写别后思念的预想。词中主人公的黯淡心情给天容水色涂上了阴影。一个“念”字，告诉读者下面写景物是想象的。“去去”是越去越远的意思。这二字用得极好，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包含了离人无限凄楚。只要兰舟启碇开行，就会越去越远，而且一路上暮霭深沉、烟波千里，最后漂泊到广阔无边的南方。离愁之深，别恨之苦，溢于言表。从词的结构看，这两句由上阕实写转向下阕虚写，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阕着重写想象中别后的凄楚情景。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把自己的感情赋予普遍的意义:“多情自古伤离别”。意谓自古以来多情者都会因离别伤心。“自古”两字，从个别特殊的现象出发，提升为普遍、广泛的现象，扩大了词的意义。但接着“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则强调自己比常人、古人承受的痛苦更多、更甚。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作者把古人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词中，而且层层加码，创造出新意。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写酒醒后的心境，也是他飘泊江湖的感受。这两句妙就妙在用景写情，真正做到“景语即情语”。“柳”、“留”谐音，写难留的离情;晓风凄冷，写别后的寒心;残月破碎，写今后难圆之意。这几句景语，将离人凄楚惆怅、孤独忧伤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充分、真切，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意境。难怪它为人称道，成为名句。再从今后长远设想:“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四句更深一层推想离别以后惨不成欢的境况。今后漫长的孤独日子怎么挨得过呢?纵有良辰好景，也等于虚设，因为再没有心爱的人与自己共赏;再退一步，即便对着美景，能产生一些感受，但又能向谁去诉说呢?总之，一切都提不起兴致了，这几句把词人的思念之情、伤感之意刻划到了细致入微、至尽至极的地步，也传达出彼此关切的心情。结句用问句形式，感情显得更强烈。《雨霖铃》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刻，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划心理。不论勾勒环境，描写情态，想象未来，词人都注意了前后照应，虚实相生，做到层层深入，尽情描绘，情景交融，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起伏跌宕中不见痕迹。这首词的情调因写真情实感而显得太伤感、太低沉，但却将词人抑郁的心情和失去爱情的痛苦刻划的极为生动。古往今来有离别之苦的人们在读到这首《雨霖铃》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赏析四词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诗体，最早源于古乐府，兴起于唐代，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至宋代已极为繁荣。“宋词”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专用名词。宋代不仅词家众多，且风格亦多样。词本以婉约风格为主，到北宋苏轼才始创豪放一派。柳永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词人，他继承发展了突出男欢女爱，别恨离愁的婉约词风，剪红刻翠的“艳科”，旖旎温柔的“情语”，成了柳词的主题。《雨霖铃》便是柳词中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杰作。《雨霖铃》这首词是作者离开汴京（当时为北宋首都），与情人话别之作。从上片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个深秋的傍晚，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郊外，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内，一对男女饮酒话别。帐外，寒蝉凄惨地哀鸣，好象在为他俩伤别而哭泣。那不远处的长亭，已经隐隐约约，可见天色将晚，一场大雨也刚刚停歇。天将晚，雨已停，河边不时传来艄公的喊声：“快上船吧，要开船了！”两人不得已徐徐站起，移步出帐外，万般依恋之际，此刻可真的要分手了。你看他们双手相拥，泪眼相看，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船开了，人去了，渐行渐远。情人岸边伫立，含着泪，举着手，一直目送那兰舟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暮霭里。这就是发生在九百四十年前的北宋词人柳永与情人话别的场面，也就是《雨霖铃》上片所写的内容。首句“寒蝉凄切”，点明节令——深秋，“蝉”而“寒”，鸣音“凄切”，渲染了悲凉的环境气氛，为下文伤别张本，也为全文奠定了感情基调。“对长亭晚”，交代时间、地点，“骤雨”，描写天气。天下雨，正好停留；时将晚，停留时间有限，他们多么希望雨不停，天不晚啊！“都门帐饮”，可知写京都之事，言别离之情。一桌好酒好菜，怎奈二情伤别，满腹离愁，何来心思。实在是食之不香，饮而不畅，是谓“无绪”。乘船的“留恋”情人不忍别，撑船的眼看天将晚不得不割断他们的情丝而“催发”，这种主观意愿与客观形势之矛盾，使别情达到高潮。“执手”二句，生动细腻，描情绘意，绝妙无比。仿佛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生旦主角，两手相拥，两肩上耸，诉无语，泣无声，比千言万语，嚎啕大哭，悲之更切。表面写两人分手之情状，实际暗写了他们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柔情蜜意千千万，唯在泪花闪烁间。“念去去”两句，为近景远景相连，虚景实景交融。烟波千里，楚天广阔，茫茫天涯，何处是归程？离愁别绪都几许？风吹浪涌融暮霭。这不仅衬写了别后怅然空虚的心情，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迷茫的前程。《雨》词下阕主要写别后的痛苦。伤情离别，自古皆然，可万不该在这冷落清秋的时节，这叫人怎能忍受？第二句照应首句，“清秋”应“寒蝉”，衬托出自己的离情比古人更深，意义翻新，不入俗结。“今宵”二句为千古传诵名句。“酒醒”遥接上片“帐饮”，可见当时虽然情“无绪”，然借酒浇愁，还是沉醉了。扁舟夜发，愁醉迷蒙，忽然醒来，想必已是拂晓。惊起忙寻觅，情人在何处？所见者唯杨柳岸上晓风残月也。清秋的晓风是凉的，“月”前着一“残”字，而境界全出矣。更衬托了词人当时凄清悲凉冷落的心境。此刻的离愁别绪如风卷浪拥，不可遏止。真是“离愁波涌杨柳岸，别绪风连残月边”。 “此去经年”以下四句虚写想象别后的情景。作者由“今宵”想到“经年”，由“千里烟波”想到“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咽”想到“更与何人说”。作者离开情人，寂寞凄凉，孤独万分，从今后即使有良辰美景，也只形同虚设，然而越是有良辰美景，就越发使人念情伤神。恐怕今后只能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虚度余日了。最后两句中，一“便”一“更”，表明念之心切，爱之情深。《雨霖铃》这首词主要以冷落凄凉的秋景来衬托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可以看出，作者当时在仕途上失意，不得已离京远行，这种抑郁的心情和失去爱情慰藉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便谱成了这首词的主旋律。其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他的真情实感，但格调较低沉，情调未免太伤感了些。另外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词以铺叙为主，白描见长，勾勒环境，描摹情态，惟妙惟肖。写景则近景远景相连，虚景实景结合；写情则极尽渲染衬托，层层推进。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赏析五在那种冷落凄清的季节里，所有的人都会渴望一种相逢。思念在分手后开始生长，长成伫立岸边的棵棵杨柳，盼望着青衫上酒渍斑斑的你乘一叶扁舟从暮霭沉沉的烟波中驶来，轻诉前种风情。那晓风残月依旧醉着，你可曾记得执手相看的泪眼，离别里是谁与你浅吟低唱么？早知道凡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吟唱你的词，可不曾想到，自从你把士大夫的精雕细刻变成了一种流行之后，你笔下的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竟成为铭刻古今的爱情誓言。赏析六柳永多作慢词，长于铺叙。此词表现作者离京南下时长亭送别的情景。上片纪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都门，设帐饯行，到兰舟摧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层层描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态，犹如一首带有故事性的剧曲，展示了令人伤心惨目的一幕。这与同样表现离情别绪但出之以比兴的唐五代小令是情趣不同的。北宋时柳词不但都下传唱，甚至远及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柳词盛行于市井巷陌，同他这种明白晓畅、情事俱显的词风不无关系。下片述怀，承“念”字而来，设想别后情景。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酲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确实，“今宵”二句之所以被推为名句，不仅在于虚中有实，虚景实写，更因为以景“染”情、融情入景。“今宵酒醒何处”，遥接上片“帐饮”，足见虽然“无绪”却仍借酒浇愁以致沉醉；“杨柳岸、晓风残月”，则集中了一系列极易触动离愁的意象，创造出一个凄清冷落的怀人境界。“此去”以下，以情会景，放笔直写，不嫌重拙，由“今宵” 想到“经年”，由“千里烟波”想到“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噎”想到“更与何人说”，回环往复又一气贯注地抒写了“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不尽愁思。宋人论词往往有雅俗之辨，柳词一向被判为“俗曲”。此词上片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等语，确实浅近俚俗，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虚实相间，情景相生，足以与其他著名的“雅词”相比，因此堪称俗不伤雅，雅不避俗。

一篇诗词鉴赏例文：七律出外务工烦骚童意摹李商隐未去时烦归也烦，长江入海怎西还。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火车有轨成双对，月到中秋总会圆。鉴赏：难得的一首反映现实的好诗!为草民说话的好诗！与御用诗人的粉饰太平的“托赞诗”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不小。简直是“现代唐诗”！！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飞蛾扑火”对“野草潜根”！妙！“熄方罢”对“烧不干”！妙！这对仗妙啊！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拼命===失眠只求===定为生计好===板床寒妙啊！真难想到！现代已经很难见到有水准的古诗体现代诗了。今天偶遇一首，甚为兴奋，故试为文欣赏之：《诗欣赏》这首诗，以西部男性农民工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对生活环境的变迁感到无奈伤情和困惑之时，主人公对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对妻子的爱仍然浓烈。感情境界深微绵远，极为丰富。颇得唐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七言诗的神髓。开头两句，写主人公外出谋生的境遇和其心境：由于生计所逼一对夫妻要分隔两地生活，现实的压力使他只能无奈地忍受。首句的两个“烦”字，第一个指生计上的“烦恼”，第二个是“麻烦不易”的意思。不去则生计没着落；去则要受长期分离之苦，见面不易。这种两“烦”的局面是主人公不情愿面对但又必须面对的。这让主人公联想起长江总是要向东流一样，自己也是一定要到东部城市去打工的。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长江入海怎西还”一句，既写自然规律，也表达了当今城市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农民感受、自然规律、时代潮流三者交融。心灵、自然与社会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自然规律反映时代的变迁、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骚童的笔底是常见的。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人的感情和社会现象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理于自然现象”的抒情方式。三、四句，接着写虽无奈但也不得不出外打工的农民心理，在这种不得不远离家庭的情况下表达对家庭对妻子的爱意。其情境合描手法运用得更为精奥。“飞蛾扑火熄方罢”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对妻子家庭的忠诚，如同飞蛾扑火，火不熄灭决不罢休；二是说就算“归也烦”也必须出外打工，别无反顾，犹如飞蛾明知必死也要扑火一样，只能顺应社会潮流才有出路，别无他途。“野草潜根烧不干”有异曲同工之妙。飞蛾是农村最常见的昆虫，野草是农村最普遍的植物，农民用以自比是最恰当不过的。一是说自己会象“野草潜根”一样保重自己的，不会有事，让妻子别担心；二是说有你在家就好象“野草有根”一样，我心里就有了底，到了外面工作就更有劲不觉累“烧不干”的。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拼命只求生计好”是说自己为了家庭生活会拼命工作的。 “失眠定为板床寒”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常想念对方一样，也会记挂自己，晚上会因想念自己而睡不着。他也想到因自己不在而冷落了妻子，使妻子一人独眠“冷板床”而大为伤感！这“板床寒”三字也交代了为何主人公在两“烦”的情况下选择“扑火”的原因。就是交代了主人公为何忍痛分离也要出外打工的原因---家境贫困。他出外打工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家境。这也是主人公“拼命”工作的动力。如果对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这“拼命”二字在这里是用得非常地贴切的。最后两句笔锋一转：别难过别悲伤：“火车有轨成双对”，现在有火车，铁轨联着你和我，我和你也像铁轨并排而行一样，人虽离但心永远伴在一起。因主人公远离家乡，想到火车这种他有能力乘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是很合情理的，而且“火车未到轨常连”，其寓意相当入微贴切。可反映出骚童在运用景物描比主题上简直是已进入了化境！等我啊！一休息我就会回家看你的！“月到中秋总会圆”，这里也是用自然现象比说人事。农民都习惯用农历。用月亮的运行规律说时就好像用农历计时一样。用中秋的圆月表示回家团圆在中国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手法。这样主人公以“很快就会见面的承诺”结束全诗。

既然是鉴赏，那首先要从诗歌的表面意思去解读一下。然后在根据作者当时所处的时间背景环境来剖析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出此作品的。可以加入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写等客观因素。这样下来岂止是两三千字能表达的清楚哦。

民歌的起源发展，高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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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民歌的起源发展，高潮，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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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三、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关于中国诗歌的论文选题题目怎么写

古典诗歌的阅读，要格外注意它的标题。标题虽寥寥几字，但它对于诗歌内容的表现、手法的运用、结构的设计，都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读懂、参透了诗歌的标题，我们也就找准了诗歌鉴赏的钥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踏进诗歌王国的大门。首先，诗歌的标题可以表明它的题材，交代其基本的写作内容。我们在阅读时，先根据其标题大致给其题材内容作界定，从而确定我们的解读方向。送别诗、思乡诗、怀古诗、边塞诗、归隐诗、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闺怨诗等等，都有其特定的写作内容。而诗歌标题，也往往对此有着明显的标识和提示。比如骆宾王的《咏蝉》，是典型的咏物诗，借蝉抒发自身含冤入狱无人信其高洁的心情；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则是送别诗，表现离别时对友人的不舍与劝慰。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 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6、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7、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8、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9、《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20、《战国策》名篇研究 21、老子的思想 22、《老子》的艺术特色 23、《庄子》的艺术特色 24、《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5、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6、《吕氏春秋》与杂家 27、《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28、《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29、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30、《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31、《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32、《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33、宋玉赋试论 34、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35、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倾向 3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37、《史记》所描写的游侠38、《史记》所描写的刺客39、《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40、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41、《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42、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4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45、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6、曹操与诗文革新47、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48、论曹操的散文创作49、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50、论曹丕的文学成就51、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52、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53、曹植诗风的衍变54、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5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56、梁朝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57、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58、《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59、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60、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61、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6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63、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64、论陶渊明的田园诗65、谢灵运与山水诗66、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6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6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69、论《子夜歌》7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71、《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72、《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73、《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