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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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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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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介】国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简称：朝鲜（조선 DPRK）其他称谓：日本的官方称谓：北朝鲜（きたちょうせん）欧美、南洋、港台、韩国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北韩（북한 North Korea）国名由来：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朝鲜”之名由此而来。二战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于朝鲜半岛建国时，采用了“朝鲜”这一称呼，定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朝鲜王朝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朝鲜王朝”，又称“李氏朝鲜”。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3] 古朝鲜时代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古朝鲜时代，包括箕子朝鲜、卫氏朝鲜箕子朝鲜，中国先秦时代东北地方政权；卫氏朝鲜，中国汉代地方政权。“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虽然当时存在，但这两个名称却是后人追加的称呼。 附：韩民族的迁徙朝鲜族原本不是跨国民族，高丽人迁徙到中国来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96年，朝鲜公民大量移民中国，促进朝鲜半岛与中国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二是近代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高丽人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徙到中国东北边境 。
古朝鲜是对在汉武帝设置汉四郡(公元前108年)以前，古代朝鲜半岛北部国家的称谓，包括檀君朝鲜以及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个王朝。对古朝鲜这一概念，其他国家的学者与南北韩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其他国家的学者主要用该词指信史(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和汉四郡)产生以前，朝鲜半岛地区的古代文明。而朝鲜和韩国单称古朝鲜，多合指檀君朝鲜和卫满朝鲜，而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13世纪晚期高丽王朝史书《三国遗事》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并立而言的。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貂、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古代朝鲜的武器叉在远古时代，为捕鱼狩猎的生产工具，后演变为一种兵器。朝鲜文化源自中国，叉在阴阳学说中又属“阴”性，作为兵器具有肃杀，严厉的的寓意，原本是古代朝鲜地方部队(类似今天的警察)的主要兵器，同时也是一种代表法律的象征。在中国明代，倭患不止，朝鲜也同样受到倭寇侵拢，倭寇善用刀，叉这种兵器的特性对克制以劈砍为主的刀剑类兵器非常有效，尤其是在海战中，手持钢叉接舷格斗的朝鲜兵比使用刀剑的倭寇更占上风，所以这种兵器渐渐为正规军所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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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餐桌上，匙箸、饭汤的摆法都有固定的位置。如匙箸应摆在用餐者的右侧，饭摆在桌面的左侧，汤碗摆在右侧，带汤的菜肴摆在近处，不带汤的菜肴摆在其次的位置上，调味品摆在中心等。朝鲜族的“花甲宴” 朝鲜族人民非常注重礼节，尤其崇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晚辈对长辈必须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动筷后其余人才能就餐。父母诞辰60周年这一天，女子们还要为老人举办“花甲宴”（也叫花甲礼）。花甲宴上，子女亲戚欢聚一堂，老两口穿上新衣端坐正中，身穿盛装的子女以辈分长幼为序，依次向老人敬酒。礼毕后子女们盛情款待亲朋好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难，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族、满族等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随着日本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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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介】国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简称：朝鲜（조선 DPRK）其他称谓：日本的官方称谓：北朝鲜（きたちょうせん）欧美、南洋、港台、韩国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北韩（북한 North Korea）国名由来：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朝鲜”之名由此而来。二战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于朝鲜半岛建国时，采用了“朝鲜”这一称呼，定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朝鲜王朝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朝鲜王朝”，又称“李氏朝鲜”。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3] 古朝鲜时代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古朝鲜时代，包括箕子朝鲜、卫氏朝鲜箕子朝鲜，中国先秦时代东北地方政权；卫氏朝鲜，中国汉代地方政权。“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虽然当时存在，但这两个名称却是后人追加的称呼。 附：韩民族的迁徙朝鲜族原本不是跨国民族，高丽人迁徙到中国来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96年，朝鲜公民大量移民中国，促进朝鲜半岛与中国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二是近代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高丽人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徙到中国东北边境 。
开头，少数民族服饰种类丰富，样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性别服饰也千差万别。结尾，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民族心理、传统信仰的产物。随着民族交流的增多，其他民族的服饰样式也不多被本民族人民所享有。结合朝鲜族特点。不知道你要多长。
朝鲜族儿童多穿七彩上衣，色彩斑斓，好像彩虹在身，使孩子们显得更加聪慧可爱。中老年妇女多穿缠裙、长裙，冬天在上衣外加穿棉(皮)坎肩。缠裙为一幅未经缝合的裙料，由裙腰、裙摆、裙带组成。船形鞋是朝鲜族独有的鞋。鞋样像小船，鞋尖向上微翘，用人造革或橡胶制成，柔软舒适。男鞋一般是黑色，女鞋多为白色、天蓝色、绿色冬天上穿短大衣或棉、毛大衣，下穿灯笼裤。这种裤子裤长腰宽，裤裆和裤管肥大，便于在炕上盘腿而坐。穿时将裤腰前部折起后系上腰带，裤管下口用布带系绑。
就写朝鲜核问题能解决吗？六方会谈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及封锁，能使朝鲜就范吗？在朝鲜已成功进行核试爆的背景下，以上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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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