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是什么类型的论文啊

民族融合的大时期，思想碰撞激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应用文名称的出现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用文”这一名称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认真推敲刘熙载的用意，便会发现，他的的目的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分类的文体概念去解释它的内涵，而是目的在于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之间交往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结合这两段论述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想通过这样来推导出“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至于刘熙载所讲的，应用文有上行、平行还有下行之分，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界定。因为与现代应用文的概念进行比较，其外延范围比较窄。如果按现代文章学分类的话，划分应用文的种类应该根据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两种。文中，刘熙载所说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指的公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目前可查的较早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比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犊、文犊、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犊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犊山委，率不暇经目。”又比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勃割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这句话中的“案”，原指食器，后指凭几，在这里借用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或相关的狱讼判定等。犊，原指木简书板，在纸张通行使用后把书信称为“尺犊”。在《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犊。”案犊，在古代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例如谢眺《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犊偏为寡。”还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 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文体选择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十分重视文体的选择，正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其义就是，只有选择正确文体才能在写作时为文合体，也才可能得体。古代应用文体的选择和辨析开始于曹丕，后来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就是说从文章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共同的，而不同的文章具体的体裁又不同，各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于是，他进而进而概括出文体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的这一理论在古代写作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提出了“本”“末”论，并且能够把本、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明显比先秦时期对于文体分类中对于文章的模糊分类要进步了许多。其次，就“末”而言，根据表现形式把不同的常用写作文体的特点总结出来，分为四科八类，称之为“以体论文”。这样一来，古代常用文体的写作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注重了不同文体的特点。而这些“科”“类”也主要是指常用的应用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文体的最重要文体选择和分类。而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不仅对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同进也对既有的文体进行了比前人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体裁，陆机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入手。较前人进一步承认了体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所要反映的现实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以及作者本身的主观认识不一，是造成体裁多样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概括了已有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相较于之前曹丕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其一，体裁划分的更细，把原来的四科八类发展成了十类，使更多的应用文作品体裁得以收纳其中；其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不再简单从作品的形式角度来归纳文章体裁，更加注重内容与形式上的互动关系，用以解释不同的体裁出现的原因。除此以外，陆机还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各文学作品体裁特点的内在相对性：一方面，他认为文章体裁上的不同只是表象上的不同，用以相互区别，是相对的，其内在有着共同性的规律性东西；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是在每一种文章体裁内部，各篇文章也应该发挥自己的写作特点，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不必强求细节上的一致性，以利于产生多样化的文风。客观上讲，陆机的阐述与曹丕的理念相比，更加尊重客观事实和写作的创作特点，更加理性，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规律性，也最大程度不同地保留了作品评论中的个性化元素。可以说，曹丕与陆机的文体研究理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奠基，也是对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具有示范性和总结性的作用，此后，后继学者，比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文体方面的专论，主要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主要针对应用文体裁，可以说，这种考察文体渊源和流变的研究方法，是前人所没有的新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沿着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拓展领域，把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完善。而《文心雕龙》则全面继承了前人对应用文写作体裁的研究，并且更有创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已经有系统明确的理论来指导作者的对于应用文体裁的研究。比如，把《文笔说》引入他的文体研究中。刘勰先从“论文叙笔”说起，以表达方式为划分标准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大致分为两类，然后，对这些文章再进行个体化的研究。比如，他在《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 后面，又在《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而《文心雕龙》通体的文体论也正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前10 篇谈有韵文，而其中不少是应用文体；后10 篇谈无韵笔，主体讲是应用文体。由此可见，刘勰的写作理论研究已与曹丕、陆机等人不同。其二，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对应用文体裁的论述已更加完备和周详。《文心雕龙》的20 篇文体论文章，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些加起来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 篇属于是兼论两种体裁的，共详细论述了34 种文体，这里面论述的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了24 种体裁，绝大多数也是应用文。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中论述应用文体裁是非常完备和周详的，远超过前人。三、古代应用文写作规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同其它的文体写作一样，都有其规律可循。而控寻这一规律的，主要是曹丕、陆机和刘勰等人。他们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写作规律的研究，对于写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关于写作艺术的运用方面，曹丕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了评价，其中也包括应用文体裁，例如称：“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由此可见，曹丕充分肯定了应用文章在内容之外的文采和艺术欣赏性。陆机的《文赋》则大量论述了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对当时古代应用文的写作规律控讨。概括起来，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紧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写作，尤其是应用文体的写作，对于中心的把握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到整篇文章的方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文章的形象。陆机认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所谓立警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更加突出，表文达意更加有明确指向，而他讲的方法就是通过简明扼要的“片言”来完成这一效果。于是，文章既简洁明快，又说理清晰，条理不紊。第二，合理安排内容，谋篇布局古代文体理论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突出的重点和中心，还要有合理的谋篇布局。陆机的《文赋》中提到了：“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 的现象，其实是作为反例来说明写作行文中，前文不达后意，前后互相干扰，互相矛盾的不正确现象。他认为：“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精要的指出了在行文中要注意的结构布局问题，也就是说，在行文之前就应该根据自己所要创作作品的义理选择合适的文章结构，句子结构，以决定什么词使用，用在文章的什么位置。就算从今天看来，这些都依然是文章写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更是应用文写作应该遵循的法宝。四、古代应用文功用古人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在当时社会的社会政治功用也多有论述，散见于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论著中。王充的著作《论衡》其实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而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使得他的哲学论点中提到的文学观成为重要的文学观点。正如在《佚文》中所说：“《论衡》篇以数十，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他认为：为文应该重“世用”，也就是文章应该社会政治功用。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劝善惩恶”，虽然，他的这部著作并没有专门针对古代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进行论述，而是泛泛就各种类型著作而言，但毫无疑问，应用文体的实用性理应在此之列。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实用性为文理论，他结合了大量的具体现象进行论证：一类是关于应用文起于实用的例子，另一类是关于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他在《对作》中提出：“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补。”也就是说，写文章不能临时起意，是有目的而为之的，是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功用的。王充以汉初时陆贾对汉高祖上奏的事例来说明。根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陆贾好以诗论天下，而刘邦不以为然，认为天下不能靠诗、书得来，而只有武力可以。于是，陆贾开始陈列历史事实向刘邦奏书，以证其说，共上奏十二篇。结果，“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王充认为陆贾的奏文之所以成功，就是应了时局，起于实用功效的，他评道：“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也就是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能有效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所以才让汉高祖信服。至于论述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王充在诸多篇目中以汉赋为例反复论证。他针对汉赋发展过程中已失去了讽谏作用的事实，批评了这种倾向。例如，在《定贤》中指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 可以看出，王充评价文章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辨然否”也就是能不能起到“劝善惩恶”作用，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显然，王充的《论衡》中阐述的写作理论要求文章包括应用文体要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不能草率为文，对后世应用文写作的影响深远。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在文中例举了好多人的文学作品以论证其观点，比如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孔融的章表书记，从他引证的作品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应用文体的文章功用同样是很高的，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功用，可与立功、立言相提并论，可以垂世不朽。相对于王充的观点而言，曹丕把应用文章的功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来评论，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因为曹丕的个人特殊身份，也使得他的评价对应用文写作及其理论的发展起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其中，对于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研究更是高屋建瓴。他也十分重视为文要具有社会政治功用，《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文之枢纽》以及《长怀序志》等篇目里都有所论述，他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可见，他也把文章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国家影响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此外，对于辞赋，他也在文体论中多处论述。例如在《诠赋》中同王充一样，针对赋的流弊进行批评，称：“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认为赋由于过分追求辞采而使其作品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规范性和讽谏作用。在应用文体的的社会评价方面，他比曹丕评价得更为具体，在《章表》中提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针对专门的应用文体作品进行评价，而不是如前人那样泛指文章、文学。他单独针对章表奏议类的公务应用文体进行关注，而且认为这种文体的作用更加核心和重要，足见评价之高。总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应用写作理论的研究也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来看，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是成功的完成了“劝善惩恶”的作用，达到了“国之枢机”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研究无疑会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应用写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文论发生重大变化，究其原因：一是思想领域的变化（儒学；玄学；佛学），二是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创作文人化）。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其成就主要有：一是对文学的作用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二是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系统全面地展开对文学艺术规律的研究并成就卓著。第一节魏晋文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曹魏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表达了全新的文学观念，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系统探讨文章写作理论的专论。此时的“文”或“文章”主要指文学性作品，不再是广义含义。一、曹丕1、文气说 “气”主要指作家先天的禀赋。曹丕认为由于作家各自所禀之气不同，其文章也就有了高下之分，揭示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对于风格研究和作家评论具有重要意义。但作家的性格并不单纯由先天决定。2、“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指思想感情，“末”指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说文章目的都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但表现内容差异，就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不同的文体。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文体的本质及其分类的基础。二、陆机（一）产生创作冲动三准备1、掌握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丰富自己学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学识）2、观察万物，触景生情，从而深入体察和思考社会人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外物感发）3、要有高远的人生追求：“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凌云；……”（高尚的人生追求）指明了文学与自然、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对后来的物感说影响很大。（二）想象论陆机第一次对想象在艺术构思和艺术创造中的作用作了集中而出色的描绘：起始阶段，作家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进入虚静的精神专一境界。（虚构性与概括性）文思降临时“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析而互进”，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有关具体事物紧紧结合。（情物结合）意象形成了，作家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寻找表达所需的语言。（艺术语言的生成）揭示出艺术构思过程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三） “诗缘情而绮靡”指出诗歌的特征有二：情感性与审美性，即诗歌因情而生，凭情而构，并且文辞美丽繁盛。比《毛诗序》的“情志观”更进一步，比曹丕的“诗赋欲丽”更完整，更明确。明显淡化了儒家诗学理论中的政治伦理道德规范性，对南朝文学思想乃至唐代诗学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四）灵感论：陆机注意到灵感的存在和作用，认为文思的通塞取决于灵感的有无。在文论史上，陆机第一个注意并探讨灵感的无意识性及偶发性。《文赋》集中反映了魏晋文学以表情和华美为特征的创作风尚，是这一时期文论的代表。对两晋南北朝创作理论影响重大。第二节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主要生活在齐梁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兼综。《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文论最高水平的代表，是杂文学理论的系统总结。《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篇，目的是阐述“为文之用心”，即作文之法。内容由五个方面组成：1、本质论；2、文体论；3、创作论；4、批评鉴赏论；5、杂论。结构上前二十五篇是论文之纲领，后二十五篇是论文之毛目。一、刘勰思想与《文心雕龙》（一）本源论：自然之文；人文之文；道为文章之本源。（二）“六经”也源于自然之道，打通儒道之间的通道。（三）皈依佛门，深通佛理。《文心雕龙》五个内容中，精华部分是创作论与批评鉴赏论。二、《文心雕龙》的理论精华创作论 1、文质关系——“离情析采” 2、艺术构思——“神思” 3、文学风格——四组八类 4、风骨论批评鉴赏论（一）创作论1、文质关系——“离情析采”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昔诗人篇什，为情造文；辞人赋颂，为文造情。” “情”包括理、事、义，“采”指辞藻、声律等，二者在作品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2、艺术构思——“神思”A艺术构思的特点有二：1）超越时空限制 2）想象与物象结合B艺术构思的条件主要有“志气”和“辞令”两方面，即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度与语言表达能力决定着艺术构思的水平，所以，他强调作家应当注重“积学”、“酌理”、“研阅”、“绎辞”。开展艺术构思的方法是进入虚静状态。C艺术构思与言意关系：构思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构思中形成的“意”能否完整反映主客体实际状况，二是语言能否准确、清晰地达“意”。要解决须从“秉心养术”和“含章司契”两点入手。D艺术构思的类型有快慢两种，这是由作家的禀赋和文章体制的大小决定的。E艺术构思也存在于艺术加工过程中，作品需要反复琢磨和不断修改。刘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艺术构思的问题，深入地揭示了艺术构思的本质特征。 3、文学风格：典雅-新奇；远奥-显附繁缛-精约；壮丽-轻靡4、风骨论：“风”指以充实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精神风貌，“骨”指作品端直的文骨。刘勰认为风骨是作品的核心，要求作品应当体现作者的风貌，具有刚健的语体风格，并由此形成一种有力度的艺术美。风骨论建立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推崇一种厚重有力而又富有艺术美的文学，不仅丰富了当时的美学理论，而且对后来的唐代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批评鉴赏论1、文学鉴赏与批评是艰难的，因为：鉴赏和批评者的方法及态度有问题。作品复杂，难以理解。从鉴赏者和批评者的角度说，常犯三方面的错误：一是“贱同而思古”，即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即文人相轻；三是“信伪迷真”，即知识素养差，不能正确理解认作品。加上作品的复杂，使得文学批评不能全面、客观地开展。2、要全面、公正、客观地开展文学批评从四个方面努力：1）“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起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了解其特点及创作规律。2）“无利于轻重，不偏于爱憎”，树立正确的批评态度。3）要会“六观”，即掌握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4）能够“见异”，发现作品的自身特色。“六观”：从整体到局部“观位体”：考察作品的体裁风格与其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否相谐。“观置辞”：文辞是否充分满足内容表达需要。“观通变”：作品是否能在继承基础上有创新。“观奇正”：考察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看是否做到内容纯正，形式华美。“观事义”：作品内容是否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观宫商”：是否具有抑扬顿挫的声韵之美考察作品三、“龙学”《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构建了一个完整、成熟的文论体系。《文心雕龙》的影响远不止于古代，现当代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起，至今不衰，称之为“龙学”。“龙学”不止是中国之学，而是世界范围内研究的文学理论之一，在世界美学史和文论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第三节南北朝的文论文论领域大体形成革新、复古和折中三派。革新派代表主要有沈约、萧纲、萧绎、萧子显等，复古派以裴子野为代表，折中派代表人物有刘勰、钟嵘、萧统、颜之推等。钟嵘的《诗品》是南朝文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使诗学理论独立出来，并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思想代替以政教为中心的诗学思想，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诗学体系。北朝的文学不甚发达，文论状况也大致如此。一、钟嵘及其《诗品》诗品》品评汉至齐梁五言诗人，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共三卷。三卷前各有序，合称《诗品序》，阐述了钟嵘的诗歌理论。钟嵘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为本质论、自然论、滋味论、流别论。（一）本质论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性情，而性情的来源是“物之感人”，即物感说。所谓“物”，指自然界事物和社会人生两个方面，只有诗歌能够表达出这种充盈于诗人心中的“感”。这表现出钟嵘高人一筹的理论眼光和水平。所以钟嵘“重怨”和“尚气”。“怨”强调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与命运的抗争，“气”是主张诗歌具有内在的气势强烈的气壮之美。这使得诗歌更加全面、深入地贴近现实人生，建立起新的美学标准。（二）滋味说“味”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指诗歌本身的美感或审美价值，二是指诗歌审美活动。真正优秀的诗歌应当具有诗味。诗歌怎样具有诗味呢？应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根据内容表达之需，综合利用赋比兴手法；二是以深刻有力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表现形式相结合。钟嵘把“滋味”作为诗歌创作和审美的一种境界和目标来看，使味具有了更为充分的文学理论意义，也反映了南朝文学理论对诗歌艺术美的重视和追求。（三）自然论钟嵘把“自然英旨”作为诗歌应该遵循的最高美学原则。自然美的创造，应当通过“直寻”的方式获得，就是直接描写眼前所见，直接抒发诗人的人生感受。诗歌创作就是应当直抒胸臆、追求自然，不为故实所累，不以卖弄学问为高。这一诗学思想不仅对诗，而且对后来的词、曲创作也有深远影响。二、光辉灿烂的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文学理论空前繁荣，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家大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

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是什么时期的诗歌

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概述　　上古——口头歌谣　　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体制：“风、雅`、颂”三部分，“国风”现实主义的精华　　表现手法：赋（铺陈叙述）、比（比喻）、兴（起兴）　　句式四言为主，语言双声叠韵　　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楚辞　　在楚地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　　楚辞体的特点：　　1、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2、“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3、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　　4、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加强整体语气，句中：表停顿）　　奠基人、最早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诗人——屈原。　　代表作：《离骚》《九歌》《天问》《天问》　　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乐府：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的机构　　乐府民歌内容：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上邪》《陌上桑》。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句式：五言为主。　　（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汉魏风骨）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　　东晋：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谢（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庚信　　隋唐五代——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陈子昂建立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登幽州台歌》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　　盛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　　中唐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诗境诡谲）　　晚唐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宋代——宋诗重理趣　　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诚斋体”）、苏轼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范成大、杨万里　　宋词（婉约派：柳永、李清照，豪放派：苏轼、辛弃疾）　　元代——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清代——清诗（龚自珍）、清词（纳兰性德）　　综上所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大致是：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中国诗词歌曲均源于民间，它们虽然各自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各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血脉相通，都是借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感。　　二　　（一）先秦时期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只在口头传唱，没有文字记录。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诗经》　　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设有专门的采诗官，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做诗、献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编成《诗》。《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诗，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称为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雅》、《颂》中的诗歌，对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楚辞》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坐标。但骚体诗已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诗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有人说，中国历代诗“莫不同祖风骚”，足见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二）两汉时期　　汉代诗歌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　　乐府原指音乐机关，汉武帝刘彻时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其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辞予以配乐，以及将文人歌功颂德之诗制谱以供统治者祭祀和朝会宴饮之用。“汉乐府”即是汉代的乐府诗，又称“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据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分类，汉乐府大抵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之中，计有百余篇。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却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它又与《诗经》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汉乐府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些歌辞描画了惨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腐朽，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典型形象。其中《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皆为传世名篇。汉乐府还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采用杂言和五言，长短随意，整散不拘，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色的新体诗。可见汉乐府继《楚辞》之后，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实现了汉语诗歌的新解放。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原题为《古诗》，最早收录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之内。这些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属于地主阶级中下阶层。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可以说代表了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与黑暗。　　曾有人评《古诗十九首》为“风之余，诗之母”。这些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丽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在历代都受到了高度评价，南朝文论家刘勰评为“五言之冠冕”，其艺术成就确是文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皆为传世经典。　　其它　　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也曾出现过断代。第一次是在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政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在民间尚有歌谣流传。第二次是西汉时期，文坛又呈寥落之势，仅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诗《大风歌》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值得一提。但中国古代诗歌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充盈着精华与瑰宝，有着数不尽的流传千古的脍炙人口之作。而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则是我国诗歌文明的活水之源。特别是《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对后来的文人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养育了后来一代代的进步诗人。　　（三）魏晋南北朝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发展了五言诗的诗歌形式。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在谢灵运手上，南朝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南北朝时期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民歌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四）唐　　唐代是诗歌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歌，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初唐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陈子昂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田园山水诗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辋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在成都杜甫草堂里挂着郭沫若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16个字是对杜诗很好的概括。杜甫的诗歌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良心。立身群众中，与百姓同忧乐，替人民呼号，为黎庶请命，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永久的楷模。他一生心血都用在写诗上，其诗具有坚实的内容，纯真的热情，深沉的激愤，凝重的格调，从这方面说他又是诗人学习的榜样。他“读书破万卷”，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中唐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与贾岛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深受人们喜爱。此外。柳宗元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李贺在诗歌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　　晚唐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唐帝国长时期的政治稳定，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取得空前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形势，为诗歌写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科举考试重视诗赋，知识分子要中进士当官，就要会做诗，这也是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就诗歌本身说，唐代的五、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进一步成熟，讲求声调韵律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最后形成，诗歌形式也百花齐放。到盛唐时代，众多的诗人把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壮阔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特别是李白的充满狂放激情、猛力抨击现实的浪漫主义诗篇和杜甫关注国家命运、悲悯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宗瑰宝。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作者的48900多首诗（佚失的不知其数）。在不到300年的时间，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相当多的优秀诗篇，以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历代读者，代代相传，历久不衰。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发展阶段如下：1、先秦启蒙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2、汉代兴起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3、魏晋成熟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等人的诗歌作品。东晋诗歌渐多，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而陶渊明独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这段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内容、思想、鉴赏产生了巨大作用。南朝文人提出四声说、八病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鉴赏产生巨大影响。4、隋唐兴盛隋唐时期，诗风极盛。唐前期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最。李白、杜甫为盛唐诗歌最好的作者，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作品，杜甫的《兵车行》等作品为盛唐的天空增加了许多云彩。中唐诗歌有大历十大才子等人创作，白居易为中国诗歌的又一高峰，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唐朝晚期，杜牧、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大，诗歌创作多忧国伤时。唐朝中期，词定型。唐中晚期产生了不少词作，大量写词的有温庭筠。5、宋元繁荣五代好诗较少，北宋诗歌以苏轼为最好，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南宋前半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诗作极多，成就很大。五代十国时期，词兴起，冯延已、李煜为极好的词作家。北宋词成就极大，代表人物欧阳修、苏轼、柳永、晏几道、李清照等。6、明代的“复古”与革新明代初期，诗歌复兴，代表作家刘基、高启。明朝中期，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相继兴起，作品多为歌功颂德、复古、学习古人等。明后期诗歌成就不高。7、清代的虚假“中兴”清朝诗歌作品、作者数量巨大，滥作之多，触目惊心，代表人物，乾隆帝。后期有龚自珍等人，诗作不佳。8、近现代的虚大与危机近代诗歌初，沿习古制，但产生了黄遵宪等怪胎。词作有王国维等，然作品不佳。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兴起，即现代诗。民国现代诗除新月派外，多是自由诗，格调不高、不押韵、内容贫乏、矫揉造作。新中国建立以后，诗歌创作一度陷于停滞。1978年后，十年内朦胧诗大为盛行，代表人物北岛等。20世纪开始以后，网络诗歌兴起，虽然水平错落，但是佳作频多。扩展资料：现代(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湖畔派、九叶派、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1、新国风新国风即国风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新国风的基本定义是：秉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精神，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凝练的语言、流转的韵律、表达抒发自己对于当代生活的切实感悟，并力求达到晓畅明白却又内蕴深厚的艺术效果。2、“五四”派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20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3、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六一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作者是宋朝的欧阳修，我国最早的诗话，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六一诗话》的言说方式正是“泛应曲当”，随事生说，各则诗话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固定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另一方面，《六一诗话》却又有其一以贯之的诗学主张。

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是什么时期写的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大踏步前进。在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高峰。�　　文艺理论繁荣的第一个标志是大量文艺理论著作的涌现。中国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以及专论五言诗的诗学专著《诗品》。另外，还有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以及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肖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裴子野《雕虫论》、萧绎《金楼子·立言》等论著。　　从理论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文论之特征，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艺观的反叛与新的审美意识的建立上。这种反叛和建立，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反对轻视文学的观点，提高文学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首先向这种旧观念开战，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葛洪《抱朴子外篇》则更进一步，提出文章与德行应当并重，甚至文章比德行更胜一筹，因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这亦从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其次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们对於文学的审美性特征，对於文学想象，皆有着不同於两汉的新见解。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首先打破了传统偏见，�在曹丕之后，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萧统认为，文学应当“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看法，尽管有重形式之弊，却是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深入认识，具有着历史进步意义。至於想象论，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想象论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论要深刻得多、系统得多。陆机《文赋》，以极形象生动优美的文字，首次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构思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在众多文论著作中，首推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　　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空前的文学巨著，涉及面之广、探讨问题之精深，在整个世界古代文论史上，大概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能与之比肩。人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就“体大”而言，《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作家之多、文类之广、历史跨度之长，是亚里亚多德《诗学》和婆罗多牟尼《舞论》所不能比拟的；就“虑周”而言，《文心雕龙》几乎包容了文学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所论皆十分“折衷”和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提出了不少在它之前世界文论尚未提出或尚未全面深入论述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关於艺术想象，艺术批评方法，艺术风格，尤其是文学史观念。因为在文学史观念上，《文心雕龙》可谓独步一时，压倒群雄。众所周知，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世界文论尚无文学史观念及其论著。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是贺拉斯的《诗艺》或是婆罗多牟尼的《舞论》，都没有建立一种文学史的观念。即没能用史的观念来系统地研究文学现象。而《文心雕龙》全书，处处闪烁着文学史的观念。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上半部，除“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外，其余二十篇实际上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例如，《明诗》篇，从葛天氏之乐到《诗经》，从汉初四言、“五言腾踊”到建安诗歌，从“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宋初的“文咏因革”，全篇以诗歌史发展为纲“铺观列代，撮举同异”。正是在上篇的分体文学史的厚实基础之上，刘勰才总结出了下篇那“思精”而“虑周”的文学理论。而文学史的观念，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时序》开篇即道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通变》中，则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基本原则。《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具有万古常新的理论价值。　　这一时期，堪与刘勰《文心雕龙》相比肩的另一部文论专著是钟嵘(约468-518)的《诗品》。与《文心雕龙》不同的是：《诗品》为专论五言诗的著作，因此被后世推为诗话之祖。《诗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120多位五言诗人，分置於上、中、下三品，共60条品目，从以下三个环节品评诗人：一是探讨作家艺术上的渊源所自、风格流派，如说曹植“其源出於《国风》”；二是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优点缺陷，如评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三是评论、比较作家的优劣高下，“显优劣”、“定品第”。在《诗品》的序言和正文中，钟嵘也谈到了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文学产生於现实的“感荡”，主张“赋、比、兴”结合，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提倡“自然英旨”，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可以说，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文学理论辉煌灿烂的时代，而且是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又一个高峰!�多元文化的交汇，不但造就了中国文论的高峰，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古代跨文化文学比较批评的产生，这更值得今天比较文学界珍视。

中国诗的起源是《诗经》。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概公元前11世纪——6世纪）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及贵族文人的作品。经过孔子收集整理删除后，留下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共有160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为《诗经》的精华。小部分是贵族阶层的作品。其中“雅”分为“大雅”与“小雅”，共111篇；“大雅”作品大部分是上层贵族的作品，一般以叙事为主；“小雅”除了贵族以外有小部分民间的歌谣；“颂”共有40篇，一般用于宗庙祭祀。从形式上说：多半是四言的，但有少参差不齐的句子，多用重叠的句法，体现出民歌形象而生动的特点；从技术上说：多以叙事为主，不论表现贵族生活还是平民的生活，都是叙事的表现手法。因此可以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起点，也是鼻祖，象一座宝贵的象牙之塔，艺术之宫殿，对后世的诗歌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继于诗经之后的便是所谓的楚辞时代。《诗经》和《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上灿烂的两颗明星。不同的地方是：《诗经》是周初至春秋时代的诗歌库，《楚辞》则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诗经》是中国北部民间诗歌总集，《楚辞》则是中国南方文学总集；《诗经》多言人事，偏于实际，属于人文主义；《楚辞》却多含神话，偏于理想，近于浪漫主义；《诗经》篇章短小，词句整齐，《楚辞》却是篇章复杂，词句参差。代表诗人有屈原和宋玉。屈原（公元前343？——公元前290）名平，字灵均。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怀沙》、《涉江》等很多首诗歌。其中尤以《离骚》、《天问》有名。其中的“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非常有名。他的弟子宋玉也特别有才华，据《汉书艺文志》载有16篇，有他所的《九辩》、《招魂》两篇，见于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都非常出色。此外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有宋玉、勒、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楚辞》的特别是：有浓厚的地方情感；有丰富的材料；有巧妙的寄托；有美丽的辞藻。打破了四言体的模式，多以五、六、七为基础，善于运用民歌的自然韵律；大量运用语气词“兮”、“些”成为语言形式的显著特征。对魏晋南北朝的辞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时代语言体系的不断演变与适应社会的需要。诗歌发展到汉代，涌现出很多的辞赋家及汉乐府诗体。乐府诗歌开始向五、七言过渡与演化。曲调繁杂，词句多杂言。约有300多篇，现存大概只有100多篇。分汉魏乐府、南北乐府等。有描写贵族生活的歌辞及平民的各种曲辞，但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创作，也并不是一时之作，大多流传于民间而收集整理而来的。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譬如《鼓吹铙歌》皆杂言，如第十五曲《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及《相和歌辞》的《秋胡行》、《对酒歌》杂以三七八言句；《陇头流水歌》、《孔雀东南飞》、《木兰词》都是非常有名的杂言体乐府诗句。汉乐府的诗体特点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可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表现手法上：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浪漫主义的色彩。汉魏南北的乐府对中国文学诗词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使五言古诗、七言古诗逐步从萌幼渐渐茁壮起来。魏晋时的辞赋虽然占有一定的政治文学地位，但中心文化还是诗歌，还以杂言体为主，逐步使五言体迈向成熟的步伐。代表人物有曹氏父子三人（曹丕、曹植）。曹操被称为中国诗界的枭雄。（ 155年——220）年。主要作品有《陌上桑》、《短歌行》、《苦寒行》《观沧海》、《龟与寿》等。不乏名句问世。如《龟虽寿》里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士隐者贫，勇侠轻非”等值得后人借鉴与思考的诗文。为当时社会的诗学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特点重在抒发一己之情怀，体现他所创作的个性与审美追求，也表现在他不拘一格网罗人才的偏至思想与政治策略，促进当时创作的积极性与互相学习交流的氛围。扬长避短，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再一点就是他的一些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深刻地影响曹氏兄弟在文学领域的发展，并起到启发与推动作用。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父死，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称魏文帝。曹在《典论自序》中曾言：“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今存诗歌，较完整的约40首。曹丕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23卷，又有《典论》5卷，《列异传》3卷等。皆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魏文帝集》，收入《汉魏六朝三家集》中。有关曹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注释本，有黄节《魏文帝魏武帝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校正重排，改称《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丕之弟曹植（192—232），子子建，丕之同母弟，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俗，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建安十六年封为平原侯。因才华出众，几次欲立太子。父死失去依靠，遭到兄弟侄儿的猜疑迫害，太和六年（232）郁郁而终。七步诗”更是一段佳话，其意义已不在是此诗本身价值，它包含了深遂的政治内含，成了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争夺地位、权力、财产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一种写照。《洛神赋》也非常有名，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愤慨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丕的《白马篇》：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及《野田黄雀行》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被称建安七子的有：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王粲、稽康、陆机在当时也很有名气。自此，诗坛沉寂百年后到了东晋末年，才产生了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当可为天才诗人，（365—427）是隐逸诗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作品大多描写田园的景物，能于清远逸适之中，隐寓着渊深茂盛之气，似云林中的小景，疏疏淡淡，而意境又是那么深远无涯，任天机主自然，像晶莹圆润的珠玉。他的作品非常丰富，名句也非常多，所以后来的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都学而未至。以闲云野鹤的头衔，独不天下。我们可以再一次畅游在他的作品中寻觅流传至今的名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都是脍炙人口的诗句，为后人所效仿。陶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中的极品。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他的不朽诗篇，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时间再向前推移20年后，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他喜欢豪放的游兴生活，是山水诗的开辟者。但因政治上的问题，有些诗人对他很有成见。在这其间还有鲍照、谢眺、任彦升、瘐信等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诗人。但却不能引领时代的主导地位。隋朝的诗坛是冷落的，因为政治时局的混乱与战争的频繁，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家，除了薛道衡、杨广外没有别的，诗歌的中兴有待于唐代的诗人。唐诗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佳作丰富，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鼎盛的时期。集承汉魏六朝以来诗歌的大成，开发了宋以后的宗派。以体言：五七杂言乐府行律无一不有；以格言：圣神仙佛娇艳鬼怪，无一不包；以调言，飘逸胸浑，精神博大，缜密幽丽，清奇奥峭，无一不至；以人言，帝王将相，村夫野老、妇孺樵牧，和尚道士，一起登场，演奏诗歌的舞台。唐朝的诗歌发展超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也从永明体的不完善状态下逐渐转换为唐代四声二元化及近体诗的定型，这也正是永明体在不断运用中的演变历程。唐人为了和古体诗加以区分，名为今体诗。今体诗歌根据汉字平仄的特点使诗歌有了严谨的格体，具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美与形式美、精炼美和音乐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唐朝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年轻诗人。譬如王勃的“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秋晚，山中黄叶飞。”还有他的名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杨炯的《送临津房少府》“岐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驻征盖，弦奏促飞觞。阶树含斜日，池风泛早凉。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写的非常感人。”卢照邻的名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骆宾王的“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等等都让后人学习效仿。四杰的时代律诗尚未定型，初唐四杰是初唐诗歌过渡到盛唐文坛的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盛誉。继四杰直后的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这一新的诗体，陈子昂开一代诗风，他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抱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还有“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论诗主张“兴寄”、“风骨”。所谓“风骨”是指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兴寄”要求言志充实深沉。“风骨”与“兴寄”的提出，倡导初唐艳丽纤弱的诗风，而开盛唐朴素雄健的诗风，把诗歌引向朴实而具有真实生命的道路上。为以后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也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诗坛有影响力的还有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岑参、王昌龄等。到开元天宝唐的中叶，诗人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李白、杜甫、被誉为“双子星座”。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祖于隋末流徙西域，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柚）青莲乡。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742），由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趋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靠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他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有《李太白集》问世。他的名句流传很多，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北风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登金陵凤凰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菩萨蛮》；“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越中览古》；“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脍炙人口，老少皆知，且流传至今，让多少人仰慕效仿。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

一般动乱的年代，文学上和思想上会出现光辉的成就。

嘿嘿。。。。头埋进沙子的鸵鸟。。。。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历史书上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了。。。只好让这些东东来充数。。。。。

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是什么时期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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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顾易生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系统性文学理论作品。此文用赋的形式较为细致地分析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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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体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专门谈创作的理论作品。其中，在谈到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一问题上，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求文词美丽，赋是铺写其事，所以要清楚明确。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的，主情为诗的特点。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无论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还是从诗歌之来源看，都能解释得通。其实，早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然而，处在“七雄纷争”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抒情”说难以“独尊”。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抒情”之论更无立足之地。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谓之“露才扬己”而“忿怼沉江”，“抒情”之说可谓昙花一现，即被汉儒扼杀在摇篮之中。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