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摘要怎么写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根据有关西方环境伦理的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G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和功利主义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进一步醒悟来自梭罗(HDThoereau，1817～1862)，梭罗批判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赖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2]继梭罗之后，有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John Muir，1838～1914)。1864年3月他进入加拿大荒野之中，在这一时期，缪尔被自然的神奇和优美感召，开始抨击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践踏破坏自然的无知，最终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夏日走过山间》[3]和《我们的国家公园》。[4]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对自然之伦理感情和意识的先河。第一阶段还有一位德国的重要思想家--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成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他认为：一、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我是生命意志之流中的生命；二、"道德就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三、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四、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5](P1414-1436) 第二阶段是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提出阶段。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和李奥帕德等。福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含人口伦理思想。例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6](P269)"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6](P3) 李奥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先知"。其《沙郡年记》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尽管施韦泽、福格特的著作中类似环境伦理名词已呼之欲出，但是还是到李氏才首次提出了"大地伦理"，而他的"大地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李氏首次在历史上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界限，他说："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Community，共同体）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7](P262)"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的伦理规范"；[7](P261)"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7](P285)这些话正式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进入了伦理学的公正视野的正式开场。第三阶段从60年代开始至今，是环境伦理学创立并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是在70年代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国际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探索》、《哲学》开始大量刊登环境伦理学文章。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环境伦理学"课程，不少以环境伦理为书名的教材陆续出版。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观点，有些我国已有译介，我这里拣选几种作简要的介绍。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P52)"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8](P80)报告说"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功"。[8](P404)报告建议全世界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它科目的教学之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况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8](P142)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参会者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另有不少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也标志全球环境问题决定下的全球伦理秩序的定向。这种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性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97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康斯坦热(RCostanza)等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论文，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作者们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如德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说："与自然界交流中的公平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本体论上的公平概念的问题。依据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公正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贯穿于现实的，自然界也属于与现实相结合，并且是“正义“的公正范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也要确定公平"。[9](P253)可持续原则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著名的《自然资本论》[10](P4)--该书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人们将其与《国富论》相比--谓其将影响下一次工业革命，书中就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这是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14](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 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万物皆源于自然，自然造就人生。人生当自然。其实不一定要举很多例子，只要捋顺二者的辩证关系即可！上述辨证关系只作为参考哦，毕竟，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各有千秋嘛！

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参考资料：~-1/9219853_9219853_htm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合乎生态规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在加强环境伦理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伦理、历史思考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根据有关西方环境伦理的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GPMarsh，1801～1882)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和功利主义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进一步醒悟来自梭罗(HDThoereau，1817～1862)，梭罗批判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赖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2]继梭罗之后，有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John Muir，1838～1914)。1864年3月他进入加拿大荒野之中，在这一时期，缪尔被自然的神奇和优美感召，开始抨击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践踏破坏自然的无知，最终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夏日走过山间》[3]和《我们的国家公园》。[4]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对自然之伦理感情和意识的先河。第一阶段还有一位德国的重要思想家--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成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他认为：一、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我是生命意志之流中的生命；二、"道德就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三、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四、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5](P1414-1436)第二阶段是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提出阶段。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和李奥帕德等。福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含人口伦理思想。例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6](P269)"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6](P3)李奥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先知"。其《沙郡年记》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尽管施韦泽、福格特的著作中类似环境伦理名词已呼之欲出，但是还是到李氏才首次提出了"大地伦理"，而他的"大地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李氏首次在历史上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界限，他说："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Community，共同体）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7](P262)"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的伦理规范"；[7](P261)"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7](P285)这些话正式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进入了伦理学的公正视野的正式开场。第三阶段从60年代开始至今，是环境伦理学创立并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是在70年代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国际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探索》、《哲学》开始大量刊登环境伦理学文章。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环境伦理学"课程，不少以环境伦理为书名的教材陆续出版。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观点，有些我国已有译介，我这里拣选几种作简要的介绍。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P52)"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8](P80)报告说"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功"。[8](P404)报告建议全世界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它科目的教学之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况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8](P142)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参会者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另有不少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也标志全球环境问题决定下的全球伦理秩序的定向。这种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性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97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康斯坦热(RCostanza)等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论文，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作者们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如德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说："与自然界交流中的公平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本体论上的公平概念的问题。依据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公正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贯穿于现实的，自然界也属于与现实相结合，并且是“正义“的公正范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也要确定公平"。[9](P253)可持续原则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著名的《自然资本论》[10](P4)--该书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人们将其与《国富论》相比--谓其将影响下一次工业革命，书中就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这是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14](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参考文献】[1]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国21世纪议程[R]．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H．D．梭罗著．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3]J．缪尔著．夏日走过山间[M]．北京：三联书店，[4]J．缪尔著．我们的国家公园[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5]A．施韦泽著．尊重生命的伦理学[A]．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W．福格特著．生存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7]A．李奥帕德著．沙郡年记[M]．北京：三联书店，[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R]．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9]P．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拉维斯．自然资本论[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1]H．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2]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A．内斯．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A]．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4]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M]．北京：北京出版社，[15]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6]F．卡普拉．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7]H．柏森斯．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M]．伦敦，[18]A．高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M]．伦敦，纽约，[19]G．雷纳．社会主义和生态学[M]．．伦敦，[20]D．派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伦敦、纽约，[21]W．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2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3]H．T．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

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摘要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

和谐，以及正确的对待方式。适当的关心，给别人尊重，在对方心情低落的时候能哄对方开心。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内容包括持续可持续持续发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内容提要】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它涉及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的关系。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通过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人们认识到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还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和谐协调的发展。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和役使的时代理应终结，和谐融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此外，人与人的和睦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保证。人类社会中的不公与强权是导致生态失衡的深层原因。因此，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正文】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其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几乎都是靠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持的，由此导致全球性恶化，以致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做法，又造成了经济上的重负，这是一条无异杀鸡取卵的发展道路。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提出了一个较为世人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样，就将全球性问题上升到了发展观的高度，并凸显其价值观的意义。198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不削弱子孙后代的声明》，声明中不仅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更指明它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的发展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中国摆脱贫穷、、资源和环境困境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对可持续的研究和实施，把它既看作是挑战，更看作是机遇。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它涉及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旧的发展观是一种片面的的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过去近三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观，就是这种旧的发展观。以单纯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使人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也造成了人的单向度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的畸型。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种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二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本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57亿，并且仍以每年8000万以上的速度在继续增长；三是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挑战。这说明旧的发展观已经破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提出，正是时代的要求，它与机械发展观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将发展的中心由“经济”过渡到’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只着眼于暂时利益，其重心在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它没有看到，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条件或手段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其重心是放在发展“主体”，即人上面的。第一，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所得出的悲观结论必然为不少人所反对，但“可以维持”的发展观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为人类如何认识现实和未来，寻求完整的社会发展模式，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第二，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一切发展的策划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第三，人是发展最终的者。人的认识和实践不仅仅决定社会能否向前发展，也可以检验这种发展。发展既取决于人们的活动，又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从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目标及其原则都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第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第二，它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持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第三，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强调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之间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二是持续性原则。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共同性原则。虽然国情不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同，但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面临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采取共同的行动。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以人为本，是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各方面潜能的发挥，促进人的个性的丰满，促进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提高，这些要求既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也是整个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人的活动而遭受破坏，亦可由人的活动来协调。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需要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使人们建立起尊重自然、减少浪费、保护生物圈的新的发展观、价值观和自然观。价值观的改变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调控结构中最深层也是最本质的部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基本原则及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的与基础。实际上，目前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了解个人生活方式与缓解贫困、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之间的联系，也不了解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自然和他人有何影响。因此，应该通过各种系统、大众传媒，宣传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使大众学习和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从上已经发生的危机和教训中学习、吸取经验、思考克服困境的办法，找到正确的行为方式，建立起新的道德观念，使每一个人都按照新的规范采取行动。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个人的发展属于个人本身的职责，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负的责任。这种要求已被许多所公认，并被许多宗教教义所强调。然而，从完全不同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同样明显的是，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的社会各方面发展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是人自身建设的一个过程。在联合国大会开展的名为《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研究项目中，提出的定义是：“人的发展是指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以及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某种和谐关系的构成，保证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掠夺或破坏。” 发展目标经历了从“经济”到“人”的转变，其深层原因在于只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也只有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得到发展。人的发展有时可以不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直接目标表现出来，但不能把某一阶段的子目标当成总目标而使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二、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处理这两大关系的历史。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人类要想继续蓬勃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之保持和谐的状态，只有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才有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从上看，人与自然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和谐的关系。起初，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对自然缺乏科学的认识，人只能受制于自然，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任何抗拒能力，对各种疾病也没有任何防治能力，的增长非常缓慢。以后，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逐渐获得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人变得聪明能干起来，有了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加快了。尤其是进入社会以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发展获得了空前的速度与规模，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自信人类能够统治自然、驾驭自然的时候，人们发现：人类已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严重污染了自然，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但给当前的人类发展造成困难，而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怎样才能走出困境，人类必须认真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教训。从反思中人们认识到，自然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都不应该是主仆关系、奴役关系，人是自然的奴隶或自然是人的奴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努力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和谐关系的时代应该开始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理想作为追求的目标，要求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的辩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首先，人是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脱离自然界的人，同脱离人的自然界一样，都是空洞的抽象，现实、事物、感性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恩格斯说：“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一一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83－384页。）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伟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应该是在平等的地位上，人类之所以能“统治”自然界，是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而不是去奴役它。其次，人作用于自然，自然也反作用于人。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自然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人通过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在改变人本身，恩格斯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29页。）同样，人类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出发来作用和改造自然，自然也会给人以反作用。如果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任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自然也会予以“报复”。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关系，人与自然的支配和反支配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变化与转化的条件是人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支配自然界的问题上，恩格斯曾有如下著名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83页。）因此，恩格斯告诫我们要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过程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影响，不仅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精神实质——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无疑对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重新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对人与人关系的哲学反思。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印度诗人甘地说过，自然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但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对自然的态度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文明程度。对此，社会公众必须有一个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来节制物欲与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综合协调既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协调，后者直接影响到前者。《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满足人类需求和愿望无疑是生产活动的目的，所以务必要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再强调它的中心作用。贫穷往往就是人们不能满足其生存和福利的需求，即使资源和服务是存在的，同时，那些没有陷于贫穷的人们的需求却可能带来重大的环境后果。”（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页。）人与人的关系较人与自然的关系相比，显得尤为复杂。人类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更新的问题。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人类面临种种环境问题及其本身复杂的社会问题困扰之下，要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世界的蔓延，也是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当前的思维正举步维艰、半推半就地摆脱着一经产生就泛滥开来、现已堕落成同其原始形态大相径庭的粗俗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以当代各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哲学’反映了一种交易，这种心理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伙伴意识，随之破坏了一切哲学和宗教尤其作为人性来看待的价值观念。”（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8页。）这种价值观念势必导致人人为我的主导思想，引起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摆脱旧的价值观念，树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国际上最初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考虑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后来的重要补充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表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包括“代际平等”和“代内平等”两方面。第一，体现未来价值取向的代际平等。它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足够公正地对待后代人的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这里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后代人的意见在现代无从得到反映，因此加强对未来人负责的自律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二是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从前辈人那儿继承的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自然财富。如果某一代人给下一代人留下的自然财富少于他们从前辈人那儿所继承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使下一代人的状况变差了。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让下一代人的发展比上一代更好。第二，体现空间观念的代内平等，它强调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这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只有一个”的地球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无限制发展的自由，都必补充：须以不给其他地区和国家带来危害作保证。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讲代内平等，就是地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必须服从全球利益。二是整体发展的关键是要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许多资料表明：全球资源恶化的根本起因，尽管有贫困地区为求温饱而不得不掠夺性地利用资源，更有富裕者为求最大利润和奢侈享受而滥用资源。所以，只有采取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缩小两极分化，才可保持发展的持续性。而且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者的生存需求应当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通过反思我们应该认识到，影响当代环境问题有两对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应该仅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不平等性，却不去深入思考这种矛盾和这一不平等性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更不能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实现人与自然物质的平等。正是通过对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人们认识到，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前提和保证。的事实已向人们表明，当人与人之间，亦即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如果处于敌对的互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自然环境无疑将遭受严重破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能想象当一部分人侵略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又必然奋起反抗时，人与自然还能处于和谐之中。目前，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地发生，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刚果战争、海湾战争，包括刚刚发生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一系列的局部战争对生态的破坏都是非常严重的，对地球上人类和其他生命造成了长期的危害。除此之外还应当认识到人类贫富对立所显示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正义，是生态问题的深层原因。生态种族主义以及生态殖民地问题更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和谐，发达国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共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秩序中公平、正义、平等、互惠的原则；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尊重各国根据自己情况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的原则等。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的贫困现象，从而为环境保护创造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应该是消除人与自然之间不平等的前提。人与自然对立的原因毕业论文　摘要：;;;;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历经三个时期：古代的自然统一时期，近现代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时期和当代倡导的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着重探求人与自然对立情感是如何一步步地产生的，并从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三个阶段说明其产生的原因。 ;;;;在今天，我们不难看到一幕幕令人痛苦的场景。近有中国五大河流，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污染，以致水土流失，森林减少，沙化扩展；远有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小白熊、深海的珊瑚，都受到各类有毒化学剂的污染；地球母亲的生命正一天天被蚕食，她痛苦、她颤抖、她呻吟，可是有多少人理会呢？; ;;;;人类自身的发展就是一部与自然关系不断演化推进的历史。这里所谓的自然指的是地球上除人类外所有物种山川共同组成的体系。从古代的自然统一时期，近现代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时期和当代社会倡导的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目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被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已早以不是过去简单的依赖或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享，协同发展的关系。用我们中国传统来诠释，那就是唇亡齿寒。 ;;;;不可否认，自然孕育了人类的演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是人类的母亲。但多年来，人类自身却形成了对自然的敌视和对抗，人类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这样的情感呢？本论文着重探求人与自然对立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并详细说明其产生的原因。下面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古代自然统一时期 ;;;;古代统一时期包括原始时代和时代。原始时代是人类利用环境的蒙昧阶段，在这个时代，人与环境关系的特点是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自然对人类的主宰。农业时代是人类改造环境的初级阶段，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产生了初步的对抗，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应该说人类对自然的对立起源于这一时期过程中，人类在自然强大的力量面前所表现的无能为力。这时人类对自然的对立只是一种萌芽并产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中，但这种对自然对立的萌芽却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极具影响力。 ;;;;这种对立的情感在不同文化中产生了两个方向的文化精神发展方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自然力量的约束下小范围的改造和发展，对自然形成尊崇，臣服的心态。因此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根据这种情感心态，把自己称为天子以获取对人民无可争议的统治。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在这样;一种统治制度下，一旦人民对自己的统治者有任何的不满，就会将这种情绪转嫁到大自然上。当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笃信统治者是自然代言人，而责怪上天选错了人，另一种情况是明知这是一种骗局，但敢怒而不敢敢言，只有借题发挥。无论是那种情况，长此以往就开始形成了对自然的种种不满。 ;;;;另一种文化发展则是西方不断向外扩张，不断开发自然，不断获取财富的欲望和一种追求成功的自我满足。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对自然的对立的完全是在开发过程中失败造成的。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手段，加之受制于当时环境条件，失败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信心受损。所有的这一些都会形成对自然的愤懑和怨恨，进而对大自然的对立情绪开始形成，并持久地把自然看成人类的对手和征服的目标。勿庸置疑，人类对自然的对立情绪是科学水平提高，技术技能拓展的动力。但正是两种文化下对立情绪和心态产生的背景原因的不同，导致对自然的开发和科学技术利用的不同。 ;;;;在这个阶段，尽管的手段和技术有限，但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的大面积破坏；气候变坏，部分土地沙漠化；土地盐渍化；农业的发展、的增长和聚集，城镇的增多和增大，超量的生活废弃物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从全面来看，在以自然为基础的整个古代社会中，人对环境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尚未超出环境的容量，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得到相对的恢复，自然因素仍较多地限制着人类的活动。在强大的自然力的制约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在一个自然的统一和相对平衡的时代。但正是在这种平衡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对立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不断加剧，人类自身欲望不断膨胀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时代。 ;;;;二、近现代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时期 ;;;;进入工业时代，西方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膨胀和扩张。即使是相对封闭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也没能逃脱。很明显在局部自然资源被开发殆尽，全球自然资源很容易成为目标。加之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新兴科学门类的出现，如：化学，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登峰造极。 ;;;;人类取得了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时的自然的范围超越地球的概念，扩展为地球以外的太阳系甚至外太空。在人类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背后，却是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和退化。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人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和环境资源的匮乏；环境的全面污染和整体环境状况的恶化；植被、物种大批减少和生态失衡的加速；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和环境承载力的限制。 ;;;;这时人类对大自然的对立除了来自于不满自然无法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外，更多的是对自然破坏后所产生无以伦比的反噬。前一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还仅仅是单方面的，是局部的。而到这个阶段，这种对立就引发为双向你来我往的和一种全球性的。 ;;;;工业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它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和希望之所在，又是产生各种环境问题、引起人与环境关系对立的原因之所在。 ;;;;科技与物质文明在这个阶段都有着惊人的进步，由探索地球的每一寸土地，攀登珠穆朗玛峰，深入地心海底，到登陆月球，飞越太阳系，由发明X光透视人类身体的构造，利用抗生素歼灭细菌，到器官移植，基因改造。小小的地球同时养活了六十多亿人口，从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人活百岁不稀奇。人类征服自然，引发全球消费，带动发展的理念，带给人类物质生活不少改善，但同时也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急剧增强，激发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万能主义"思想的产生膨胀，致使人类自己作为自然的主人，以主宰者的身份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的征伐与改造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范围。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本源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错误认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就集中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曾就有学者指出：人口爆炸性增长，资源、土地、粮食紧张短缺，全球各大湖泊江河，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污染，以致水土流失，森林减少，沙化扩展。再放眼看看世界，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小白熊、深海的珊瑚，都受到各类有毒化学剂的污染，大气层破坏，全球气温上升，引发暴风、热浪、寒流连年侵袭。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造成水和大气层的污染，形成臭氧层空洞。这些现象正向人类发出警告：地球的现况必须正视，造成这种现象的理念必须纠正，否则人类必将自食其果。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已经到了一种同生共死的水平。如果无法处理好这种对立将直接把人类送还给自然，烟归烟，尘归尘；或者人类直接葬送地球，从而毁灭自己。这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和发生的。

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论文摘要写什么

可以参考逍遥游中道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观点。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　　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　　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以上是逍遥游的译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各种文人学者写景抒情寓情于景的是个文章。打动过你的或者印象深刻的。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怎样的自然怎样的人生。之类的。额。。。许久不写作文了。一些小提议。供你开拓下思维什么的。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回答您好，您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正在整理答案，请稍等一会儿哦~ 因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共享。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一分子，但“智人”所具有的智力水平，远高于其他生命体。相较于其他生命体，只有人类才具有主动改变自然环境的智慧和能力。因此，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主体只能是人类。人类必须勇于担当，勠力同心。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一个生态哲学的概念。如果说人与自然和谐从字面上理解有“井水不犯河水”之内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则显然有“井水”与“河水”交融共存之意蕴。其中，“井水”是一个存在，即自然的存量所在，而“河水”则有源头与流向。“河水”可以补偿“井水”，而“井水”也可以被汲尽而致干涸。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体现人对自然界的责任担当，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共享。更多1条 

理论论据：作为论据的理论总是读者比较熟悉的，或者是为社会普遍承认的，它们是对大量事实抽象，概括的结果。理论论据又包括名言警句、谚语格言以及作者的说理分析。使用论据的要求：①确凿性。我们必须选择那些确凿的、典型的事实。引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材料作为论据时，必须注意所引理论本身的精确涵义。②典型性。引用的事例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这一类事物的普遍特点和一般性质。③论据与论点的统一。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的，因此，两者联系应该紧密一致。

道德，我们所谓的道德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是与自然冲突的。以亚里士多德、康德的人类中心说相对应，所以会有反自然的倾向。虽然说，自然和人类是一体的，但是基于人类自己，只有自然真正的因为人类的道德狭隘威胁到自己的时候才会开始考虑到自然的道德，唉，人是自然之子，危害自然实际上就是危害人类自身啊，人只能以这种短视的方式看清楚天人合一。

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论文摘要怎么写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　　内容摘要：　　生态文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　　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对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促使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杨多贵，2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2、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间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李景源等，2004]。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诸多弊端的存在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可以说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和恶果的积极反思以及在推崇绿色感召下的积极实践。它大大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含义和内容。这一大功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具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2）价值观的革命。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与幸福。但是，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价值观必然的选择。　　（3）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伦理道理是以维护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状态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人类其他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以服从这一道德准则为前提。重新学习在地球上生活的艺术，生态先于一切，告别传统的“物质主义”，这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生态伦理道德的主题。　　（4）生态文明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发展结构理论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起“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因为优美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文明必须把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教育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但是，新的生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对生态问题呼吁了多年，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日趋膨胀的欲望，仍然在许多方面以主人的态度“粗暴”地干预自然，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稳，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非理性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热爱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生态道德观为核心，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伦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以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正如《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一书导言中所说[P15]：　　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数十亿年来都在无意识地、自然而然的“寻求”优秀和卓越，并确实通过它的无数尝试和进化，而终于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确实可以说，“人是万物之灵”，但正像罗尔斯顿所言，我们正要因此而感谢整个生态系统，就像花儿和果实感谢整棵树、感谢整个大地。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之主”。人今天恰恰是要运用自己的“灵性”来摆正自己在自然的位置，处理好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善待自然，善待非人类存在物，这样，他才真正配得上“万物之灵”的称号，而在人类的“灵性”和“知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构成中，也确实蕴藏着能够使人恰当地认识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丰富资源，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挖掘。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　　三、确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文明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在这个基础上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必须总结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避免传统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有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实践已充分表明，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负责任的愚蠢行为，教训极其惨痛，代价极其昂贵。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在再走过去的老路，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搞好胜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2、全民动员，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那么，如何来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同时环境教育要求人们依据环境法则，逐步树立起“一个地球”的意识，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国际间和代际间公平的思想。因此，提高生态意识，进行环境教育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　　其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生态道德既包括人对自然的道德，也包括人对人的道德。从“人是自然”的观念出发，人对人的道德亦是人对自然的道德的表现。合理调节与控制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全人类真正和平相处，这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其三，加强生态法制教育。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人类的道德自觉，同时更需要社会法制的保障。目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开始制订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公约。如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目前有8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制订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纲要和法规。目前环境法学已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视域。生态法制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让人们了解各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条例，从而能更加自觉地遵循自然生态法则。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谋发展　　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改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消费之路；就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否则，就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民用工业道路。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需要我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这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在新世纪，我们要把这种理想作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飞跃。　　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不仅引起人们自然观的新变化，也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许多人都意识到，生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甚至还存在于精神心理方面。许多人除了研究自然生态之外，还研究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而且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还有人提出，生态文明在当代，应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或政治）文明并列的四大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正在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迅速转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71年版，P519。　　参考文献：　　1、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路甬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实质深入探讨和谐发展规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3　　2、李景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04月30日。　　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5、郭艳华：走向绿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一版。　　6、黄鼎成、王毅、康晓光著，人与自然关系导论，1997年7月第一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7、陈敏豪编著：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8、廖福霖编著：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9、杨多贵周志田：我国人与自然和写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四期。　　10、李明华等著，人在原野——当代生态文明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11、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