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法律论文3000字怎么写

还要的可以找我，下面提供一些论文的结构。优秀论文的要素正确的选题、合适的切入点、简洁明了、说清自己的贡献、可靠的/可重现的结果、可重复的过程、好的文章结构和逻辑流程、精选的参考文献。误区Idea越多越好、一味追求革命性的、突破性的成果、数学、理论和公式越复杂越好、显示自己的聪明、追求最好，史无前例显示权威性、引文中大量引用自己的论文。优秀论文结构范例一、Abstract – 对自己工作及其贡献的总结1、阐述问题。2、说明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结果。二、Introduction – 背景，以及文章的大纲1、题X是重要的。2、前人的工作A、B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3、A、B有一些缺陷。4、我们提出了方法D。5、D的基本特征，和A、B进行比较。6、实验证明D比A、B优越。7、文章的基本结构，大纲。三、Previous Work – 说明自己与前人的不同1、将历史上前人的工作分成类别。2、对每项重要的历史工作进行简短的回顾（一到几句），注意要回顾正确，抓住要点，避免歧义。3、和自己提出的工作进行比较。4、不要忽略前人的重要工作，要公正评价前人的工作，不要过于苛刻。5、强调自己的工作和前人工作的不同，最好举出各自适用例子。四、Our Work – 描述自己的工作，可以分成多个部分1、从读者的角度，阐明定义和表示法。2、提供算法的伪码，图解和相应解释。3、用设问的方式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潜在问题。4、复杂的冗长的证明和细节可以放在附录中，这里关键是把问题阐述清楚。5、特例和例外应该在脚注中给予说明。五、Experiments – 验证提出的方法和思路1、合理地设计实验（简洁的实验和详尽的实验步骤）。2、必要的比较，突出科学性。3、讨论，说明结果的意义。4、给出结论。六、Conclusion – 总结和前景展望，结文1、快速简短的总结。2、未来工作的展望。3、结束全文。七、References – 对相关重要背景文献的全面应用1、选择引文（众所周知的结论不必引用，其他人的工作要引用）。2、与前文保持一致。八、Others – 致谢、附录、脚注技巧有了，范例也有了，那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如果你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其它的问题，随时联系

（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10〕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⒈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⒉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⒊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⒋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⒌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⒈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⒉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⒋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还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12〕主要体现在：⒈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⒉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⒊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我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价值层面

3000字太短了，写不出来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下面这篇还可以，你参考下一、引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生效年份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五、结语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原文]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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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树立法律信仰。　　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大学生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2、积极宣传法律知识。　　大学生在自己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特别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帮助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熟悉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3、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大学生不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浅谈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摘要: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是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展开研究，对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办法。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教育;培养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喜欢表现自己、设计自我，注重个人的现实利益，对自身的素质要求较高。但由于某些社会风气、传统道德和法制教育的不足，致使其法律意识方面非常淡薄，甚至缺失。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有鉴于此，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就更不容忽视，而且应当成为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法律信仰缺乏法律信仰是指基于社会主体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守法的升华。部分大学生崇尚权力，迷恋金钱和财富，对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认识没有准确地把握，对法治缺乏信心，甚至认为法律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受权力和金钱的支配，有了权力和金钱，就可以为所欲为，颠倒是非。法制观念淡薄人之为人，最首要的就是其言行举止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如校规、道德、法律，以及各种社会礼仪习惯等，其中，最基本的规范应当是道德和法律，大学生更应如此。然而，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他们或者动辄恶言相向，互相看不起对方;或者漠视对方权益，无事生非，造谣中伤，恶意攻击他人;或者不知如何保护自己被他人侵犯的合法权益，只能忍气吞声;更有甚者，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最终不得不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恶性杀人案件，还有发生在北京动物园的清华大学生刘海洋的“泼熊事件”等。法律知识不足当代大学生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其法律素质不高，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法律知识，也仅限于课堂上的灌输所得。他们始终认为“只要不违法犯罪，学习法律便一无是处”，从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法规。殊不知，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权利和义务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从利益分配上讲，就是索取和付出的关系，他们之间具有统一性、平衡性的关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前提，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其实就是践踏自己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利，只知道索取利益，不懂得履行相应的义务。总之，当前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法律的权威还没有在大学生的头脑中完全彻底地树立起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有不少的学生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对法律的渴求显得尤为强烈。他们深知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无所不在。无论是目前的生活、学习，还是将来参加工作，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到来自法律的各方面的调整和约束。所以作为合格的大学生，就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使自己在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等各方面，都能成为全社会的楷模。二、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原因分析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其心理上具有明显的成长特征，情绪、情感的自控力较差，喜欢用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极力想摆脱来自外界的干涉和约束，面对着经济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等众多人生考验，会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部分学生功利性、自我性、短期性、随意性心理症状混合交织，客观上会对法律、制度产生心理抵触。外界价值观念的影响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态，这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开阔视野。但真假难辨的各种信息也会对他们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影响。有的在主流与支流、精华与糟粕、真善美与假恶丑等问题上分辨不清;有的只顾搞所谓的“自我设计”、“自我完善”，从而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有的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追捧“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这种价值观的错位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诱导，就容易走上违法的道路。大学生法律教育薄弱一是对学生法制教育的定位不准确，重义务轻权利。忽视对公民享有权利的宣传，使学生产生“法律就是要求公民尽义务”的错觉，有碍于大学生健康法律心理的形成。二是要求学生理解和背诵法律条文导致教育重点错位。忽视了法律观点、法律理念、法律精神的宣传和培育，致使大学生头脑意识中缺乏现代法律意识，行为上被动、屈从地遵纪守法。三是灌输式的知识传输方式收效甚微。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互动交流和案例讨论，引起大学生的普遍厌倦和反感，使他们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对策研究法律意识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唤起大学生对自由、权利、秩序以及法律的憧憬和期待，进而增强其法律意识。培养法律价值的认同感和法律信仰只有在法律信仰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若社会公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规范就不能内在化，进而落实到自发的行为之中。法律虽然是一些规则和条文，但法律规则和条文背后深深隐藏着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当人们在对法律产生认同并建立了法律信仰之后，遵守法律规则和条文就会形成自觉。在法治社会中，法律之所以能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为每一个公民所信奉，根本在于法律体现、保障并实现着正义。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应注重要求大学生用现代理念来评判与思考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价值观，它是否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法律权威的要求，是否充分满足了现代正义观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法律的感情和其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大学生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最终完成法律意识的理念升华。创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一方面要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只有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以及法律监督的制度化，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大学生思想开放，其观念具有激进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主观上期望法治，关心国家法制建设。因此，要培养大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就必须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创造良好的法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创建有利于强化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社会舆论、道德环境。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在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塑造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典型案例，进行生动的法治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创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一方面高校应该严格遵守和执行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学生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按照规章条例办事，尤其是在学生普遍关注的学生德智体量化考核、评奖评优、贫困生资助、学生干部的管理等问题上，按规定办事，不因人而异，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创建法治校园文化，开展法制教育活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学法守法演讲比赛或组织学生旁听法庭审判、模拟法庭、参观考察监狱、开展法律心理咨询和法律社会调查等，形成浓厚的法制教育氛围，促进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提高法治教育教学质量一是提高教师的法律修养。教育者应首先受教育，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法律素质和修养是增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从事法制教育的教师应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二是注重加深大学生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和现代法律意识的提高。教学内容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在“少而精”方面做文章，重点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部门法，如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三是采用多种方法展开教学。教学方法上要利用多种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提高学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比如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育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法制教育了解法律，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法治教育网络的发展，为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拓展了空间和渠道。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形象生动、图文并茂的特点，推动法治教育由封闭的、被动的模式，向开放的、主动的，全社会参与的型模式转变。使法治教育体现新颖性、直观性、参与性、系统性，通过网络将高品位图书推荐出去，在网上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目的地向他们灌输符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伦理意识，强化版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治观念，逐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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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要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旦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敌对者这样一个角色，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于小心眼了。尤其是，当他认为他新认识的那个人并没有你说的这些缺点，而却遭到你的诋毁，这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有所留恋，还想和他重新在一起。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一、大学生应当具备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而作为大学生应当具备哪些法律意识呢？首先，应培养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要监督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使社会主义法制得以真正实现。其次，培养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的观念。树立法律权威即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个人和机关、组织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权力，都必须依法办事，坚决反对“权大干法”，“人情大干法”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再次，也即最重要一点，即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应杜绝一切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另外，应培养大学生法律与自由相统一的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有着极为广阔的自由活动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时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应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切联系的自由现，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最后，应培养公民在法律面前八人平等的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入平等，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公民在运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法制原则，所以要教育大学生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八八平等的观念。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一）进行普法教育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1998年教育部关于“两棵”课程设置意见中提出，“法基”课通过让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基本的法律基础，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规定，理解和实践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根据这一规定，在实际大学教育中则要坚持高校的普法教育。现今高校课程中也几乎都没有法律基础课，但在开展普法教育及开设法基课程时，应注导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今虽多数高校均已开设法律课程，但由于是公共课，课时少，学生多不加以重视，许多学生只求在期考中成绩合格，这与当初教育部关于设置此课程的初衷相违背。作为一名法学教师，笔者从“教“这方面谈谈在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几点建议。第一，教学内容选择：如前所述，法基课属大学课程中的公共课，课时少因此在教学中，法学内容的选择尤为重要。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在‘少而精”方面作文章，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由干与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也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了解法律，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第二点即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往的普法教育，法学教师多采用讲．授这一单一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更不用说去努力学习法，以法保护自己。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因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二）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只是通过开设法基课程，进行普法教育，不足以使学生真正提高法律意识。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笔者谈几个这方面的建议。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如前所述，我们的法学课程由于课时少，在教学；中，我们只能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在部门法选择上，磨刀能控与崇全有密切共连的几门部门法，但中国法学精深，我们要全方位了解我国法律，从而更全面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则可通过开展以“某法”为主题展开知识智力竞赛，学生通过这一活动，能主动去学习合同法内容，提高学法兴趣，何乐而不为。第三，可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很多是课一堂——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大学生涯极为枯燥，通过组织学生去校外分听法庭审理，能开拓视野，也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某方面，从而使学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另外，对于现今社会上的一些著名案例，诸如“胡长青受贿案”、“远华特大走私案”等一些重大复杂案例，可组织学生看录像，或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树立“法大于权”的论点，从另一层面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最后，要彻底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转变大学生某些错误观念，也要重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特别要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就为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主观要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并把法律素质作为现代人素质的主要方面。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就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真正培养出一批具有全面法律意识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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