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范文初中

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很详细了，你自己看看吧简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一）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文学形式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每一种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独特的发展历程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长生，再到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诗歌的出现，及至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产生与爆炸式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林林总总、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说，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形式的演变史。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到了八体，实际上是文章的八种风格。文学体裁，是指一切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这是当代比较普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这也只是一个简明概括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古代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以采用此说。（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说过《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佺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七言歌行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卦爻辞开始，经过《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 三 ) 中国古代散文体裁大体走了一条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开端应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说起。就体制（这里还不能说成体裁）而言，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而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这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的特征之一，亦属于文体的范畴之内。《尚书》就其体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汇编。而“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写了春秋时期的大事，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也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促成文史结合，这是《左传》对散文的最大贡献。而另一部史书《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的形式与春秋等书不同，是以国家为记叙的线索，分别记写了不同时期的大事，开国别体史书之先河。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就体裁来说，可以说历史散文是记叙文，而诸子散文则是议论文。诸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处都应归于文学价值的范畴之内，这里不进行讨论了。时至西汉，以单篇的文章而言（《史记》另作别论），文章的风格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直到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的出现。《史记》是散文体裁的一次变革。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体裁叫做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散文在魏晋时期没有长足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的“古文运动”。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唐代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时文由于对文章形式的要求过高，力求骈偶，讲究修辞，铺张华丽，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正是由于这种风格导致了内容的空泛，感情表达的不透彻。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运动”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欲改革文体，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至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饿体裁没有发生变化，成就上也很难超过前代，散文的发展大致至此。四）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坛上一颗明珠。真正的小说从何而起，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真正的小说诞生应当算在魏晋时期。虽然小说这一名词出现比较早，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有此说法。这里说的“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无意义的文学垃圾，还不是指文体。魏晋时期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应为小说之祖。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之后的志人小说与此不同，记录的大多是人间发生的奇闻怪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该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创造了小说的新形式。小说到了唐代，以“传奇”为名，唐传奇体裁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上长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力加强，情节曲折动人。唐传奇源于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说算做短篇小说，那么也可以说唐传奇是中篇小说的雏形了。小说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现和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学史的至高点，至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基本形成。而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也走向了成熟。《三国演义》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的历史画面。突出这一特点，章回体的小说形式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使得故事内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这是此书在小说体裁运用上的过人之处。另一部巨著《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在体裁结构上更有它的独到之处。《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体裁，承载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也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典范。短篇小说的成熟，无疑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总体来说，这几部书精简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求了精短而美丽的体制，从而使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小说的体裁变化与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内容对形式、体裁的要求上，所以，整个小说史也是一个体裁变化发展的过程。（五）相对与其它几种文学样式，戏剧的出现较晚，也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应属唐代出现的变文，之后有了宋代的话本、南戏，到了元代，戏剧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即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中的杂剧。后明、清两朝也出现了一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杂剧，但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价值，还是文学体裁的完善、形成，都应以元杂剧为尊。变文是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自出现以来，历代学者对“变”字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有的认为是梵文的音译，还有的认为是 “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更有甚者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变文”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从它的体裁上来说，它还不能成为戏剧。他只有一个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没有特定的演员、场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后来戏剧的雏形。宋辽金时期的戏剧发展并不突出，最有特色的当属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和唐代的变文不同。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西厢记诸宫调》在体裁上的最大特点是：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是早期的变文和话本之中没有的。现在我们说说元杂剧。元杂剧是直接继承金院本、诸宫调的多种特点，并从其它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见后），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这是戏剧体裁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元杂剧的亮点。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是元杂剧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处于前一特点的从属地位，没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没有唱词为中心的特色。提及元杂剧，就不能不说说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对元杂剧无论是体裁还是文学价值上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以关汉卿为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迄今见于载录的杂剧共有六十六种，现存只有十八种。而他的作品按表现内容可分为公案剧和爱情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关剧的体裁特点是：广泛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其他几位作家的共同之处。元代的另一种戏剧形式——南戏，也是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南戏的体裁方面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明代，戏剧家族又出现了新的一分子——传奇。此传奇不同于唐传奇。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明代戏剧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如果从体裁上严格说来，《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显的：全剧五十五出，结构显得松散冗长。但因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这一缺陷是不能掩饰其光彩的。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成就也比较大，戏剧可称为古代文学中体裁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原来在网上找到过一些的，，好像还有些网站。。。

找那些比较偏的题目，一般大家常写的各方面都写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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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部分《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说文》部首研究《说文》省声研究《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说文》重文研究《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汉字起源研究述评汉字教学方法研究汉字考释方法述评汉字前途讨论述评汉字析形方法研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假借字与通假字古今字和异体字甲骨文形声字研究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江永“女书”源流研究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论汉字的性质论汉字的音义联系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说会意说假借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现代汉字构形特点形声字起源试论形声字声符说略形声字义符说略许慎六书说论评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二、词汇研究《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论语》常用词汇研究《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诗经》叠音词研究《诗经》连绵词研究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先秦偏义复词研究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专书的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韩非子》中的被动句《老子》（某种）句型研究《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孟子》中的“其”字《孟子》中的“之”字《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荀子》副词研究《战国策》中的“是”字《左传》“焉”字研究《左传》“之”字研究《左传》被动句研究《左传》判断句研究《左传》祈使句研究《左传》疑问句研究《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古代汉语词序研究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近代汉语代词研究近代汉语量词研究秦双宾语句的类型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唐诗句法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之”字探源专书的语法研究四、音韵研究专书的用韵研究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陶渊明用韵研究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古代韵文用韵考察五、方言研究方言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研究方言音系研究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六、训诂学研究标点研究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校勘研究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注释研究反训研究七、修辞研究《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杜甫诗文修辞研究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孟子》论辩艺术研究《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八、其他相关研究辞典学理论研究中学文言教学研究《说文》释义方式研究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最好是在员工激励、积极性、薪酬方面的、、人力资源那边的还行回答：心理契约、组织承诺这些东西你了解不？如果想写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这些算是比较新一点的，好写的。追问：那些好写么？不是那么熟悉额，主要导师说、、资料多的才好写，我本来想写人员招聘的，她说不好写回答：这些现在已经研究比较多了。看你的层次啊，如果写绩效、薪酬方面是好写啊，但是都是大家写的很多的了，没有一点新意了啊。

首先学校会给你提供选写题目一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题目分为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几个方向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相应的书籍和评论然后再写毕业论文重在自己的思考你一定要多想多思考写其实是次要的

音转的“四有”模式　　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　　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时空字音　　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　　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　　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　　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　　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　　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　　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　　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　　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　　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　　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　　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　　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　　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　　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　　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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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学年论文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摘要：李清照的词婉约、清新、忧愤、深沉。李清照的词，倾诉真挚情，善用白描法，熔炼家常语。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关键词：真挚情，白描法，家常语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李清照作为著名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然自成一家。她多才多艺，在各方面均有建树，不过最能体现她创作成就的，当属她的词。在她的词中，倾诉真挚情，熔炼家常语，善用白描法，讲求韵律美，使她的词自成一家。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谈谈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　　一倾诉真挚情　　李清照的词，无论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包涵着她真挚的感情。或者是表现真挚的夫妻之爱，或者是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或者是南渡之后，面对国破家亡所产生的一腔爱国主义情怀。　　如她前期的作品《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便作了这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表现词人在重阳佳节独守空闺，思念丈夫的孤寂愁绪。上片由白天写到夜晚，愁苦孤独之情充满其中。下片则倒叙黄昏时独自饮酒的凄若，末尾三句设想奇妙，比喻精彩，末句“人比黄花瘦”，更成为千古绝唱。　　又如她后期的作品《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李清照后期词中的杰出作品。全词概括且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后她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境界逼真，情绪迫切，写尽了她凄惶的天涯沦落之悲。充分体现了她后期的那种忧愤深沉的词格。　　北宋灭亡，黎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清照身逢乱世，又加丈夫新丧，应该说，《声声慢》中“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怀，是国难家灾当头，一个百无聊赖的孀妇的痛苦心声，是心底真情的流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李清照的悲戚哀愁的心境是有普遍性的，这是国破家亡的时代悲哀。上片头三句，“寻寻觅觅（情），冷冷清清（景），凄凄惨惨戚戚（情）”，写出其凄凉悲伤忧愁的情怀；次二句，“乍暖还寒时候（景），最难将息（情）”，流露出痛苦哀伤之情；再次三句，“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情）晚来风急（景）”，写其凄寒难挨之情；末三句，“雁过也（景），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情）”，表现益加痛苦悲伤之情。下片头三句，“满地黄花堆积（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情）”，表现其凄怅落寞之情；次三句，“守着窗儿（景），独自怎生得黑（情）”，表现其孤寂之情；再次三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景）”，蕴其愁闷忧愤之情；“这次第（全景），怎一个愁字了得（情），总述愁情之浓深。综观全词，层层面面无不染上愁之色彩，多层次言愁。缘情布景，情随境迁，情也各有微妙之不同，但归结一个“愁”字。情景婉绝，浑然一体。再如她的《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和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后期代表作品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品，感情极其沉痛，内容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带有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这首词描写了作者晚年生活的一个细节。当时南宋政权南渡后建立了小朝廷，依旧过着犬马声色、歌舞生平的生活，抗金复土大计全抛脑后。作者心中却时时充盈着家事、国事的忧伤。词中描写了面对元宵佳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闹景象，她不愿与来邀的朋友外出游玩，而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回首往事，听人笑语时的凄怆心境。　　这首词写得深沉、含蓄、凄婉动人。既表达了时代环境的今非昔比，又抒发了作者遭受离乱、饱经忧患后的悲愤情感。透过今昔的变化，表达了深切的故国之思和流亡之痛。词中表现的个人深愁惨痛，正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二善用白描法　　李清照的词，很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这是她用来抒发真挚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

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9、论《史记》语言的文学特色 10、论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11、汉魏六朝诗歌中对女性美描写的变化发展 12、从《文选》看萧纲的文学思想 13、陶渊明田园诗中情景理结合的艺术特征14、南朝山水诗发展的轨迹 15、谢朓山水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6、吴声、西曲的产生与发展 17、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 18、论“盛唐气象” 19、论李白饮酒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20、李商隐诗歌的意象选择与组合特点 21、唐代桂林山水诗概观 22、论王维《辋川绝句》的“空” 23、王昌龄与李益边塞七绝之比较 24、杜甫咏物诗中的人道主义 25、李商隐咏七绝的艺术技巧 26、论柳宗元的柳州诗 27、唐玄宗与杨贵妃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嬗变 28、比较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不同特点 29、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30、宋诗理趣与唐诗情蕴漫议 31、苏轼题画诗研究 32、苏轼黄州时期创作的变化

关于“实录”，司马迁、扬雄和班固都作了定义，虽然他们对“实录”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真实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和内在精神，要求写实，保持事情原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史家的实录观。史学家常用这种著史的实录方法来评价小说作品，对古代文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史家实录小说观的影响，文学家在创作和批评中也注重实录，但其实质却是不同的，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实录的标准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关于这点，本文主要在小说内容方面作详细论述。由于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小说内容、小说创作方法方面的实录认识不同，从而有利于小说向追求艺术形式的独立文体方向发展，这使得小说逐渐脱离了史家所要求叙述精练、语言的雅洁和含蓄蕴籍，开始注重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完整和波澜起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心理刻画、以及细节描写的详尽和诗意小说氛围的创造。所以本文主要从小说内容和小说艺术形式方面，来揭示文学家的小说实录思想的实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两种不同小说实录思想，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实录思想，第三章唐人小说家的实录思想，第四章文学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实录思想。认识到史家小说实录思想和文家小说实录思想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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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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