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与外交战论文题目大全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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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科技战争特点看我国国防现代化】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远程突袭利比亚开创了高科技战争的先河，90年代的海湾战争又宣告了高科技战争的成形与完善。当美国大兵用伤亡区区几十人的代价取得整场战争胜利的时候；当伊拉克百万雄师被打的溃不成军的时候；当战争在几十天就完全终结的时候，我们心中除了无比的震撼，还有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对未来我军建设的思考。　　一、什么是高科技战争　　所谓高科技，在科学术语中侧重的是新科技、尖端科技的涵义，它与一般科技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发明较早而技术复杂，能巨大改变原有做事方式、方法的，大大提高办事效率的技术，人们也愿意称之为高科技。而战争中的高科技我认为与一般的定义应有区别，它更应被定义为：改变作战模式，决定战争进程，提高战争效率，与高科技人才相结合，与战略敌军科技相比不至于落后的新型、可实用的技术。　　只有明确了这个定义，我们才能更明确的提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方向，走出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我国产的有些雷达，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但在装备部队后发现，它们易于受潜在战略敌方的干扰而无法工作。那么这些雷达即使采用了高科技，却因为他作用与老式雷达一样，在敌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也不能称之为高技术（武器）。相反，我国的红旗2导弹，虽有50年左右的历史，但其与新的导弹技术相接合，加之指挥员战术思想的先进，即使在新的战争中亦能发挥有效的作用，那么它就应该被称之为高科技。总结：判断高科技必须以效果相结合，对敌人没用的科技即使水平再高也不能盲目崇拜。　　二、高科技战争的特点　　人员知识层次高。新战争的特点要求更多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战争机器的日益复杂导致操作所需技能的大幅提高，仅仅拥有高科技武器装备还不能形成战斗力，还必须具备能熟练操作武器的战斗人员。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据外电报道，台湾在买入幻影2000战斗机和F16-BLOCK5/10战斗机共250余架后，却因战斗机飞行员短缺而只能形成70%的战斗力，造成极大的浪费。想要拥有大量熟练的军人，首先要改革兵役制度，变义务兵役制度为义务兵役制度与招募兵役制度相结合，大力发展招募兵役制度。保留高素质的核心队伍，这样才能稳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武器技术含量高，使用复杂。高科技武器的名称由来就是源于其使用技术的尖端性、复杂性。任何一种高科技武器都综合了多种先进技术，比如闻名于世的"战斧"导弹，它就集新材料科学、燃料科学、电子计算机技术、制导技术、卫星导航技术等于一身，不可谓技术不高。高科技武器的使用也相对复杂。因为高技术武器的制造与运用都结合了大量的尖端技术，其制造、维护、训练、使用对人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操作人员少有不慎或武器某系统、零件的失灵都会造成武器的失效。一些报道曾经指出，我军的一些部队面对新型装备，竟然因恐惧其技术复杂而放置于仓库不敢使用，这也从侧面证明武器技术含量的提高和高技术武器渴求高技术人才。　　战争空间由三维向多维发展。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海、陆、空三维。外层空间作战、电子战、心理战、网络战已成为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俄罗斯最近成立第四军--天战部队就是战争空间多维化的标志之一。　　高成本，低伤亡，高费效。不可质疑，高科技战争是高成本的战争，区区一个月的海湾战争，美国打完了近一年的军费，如果不是盟国的赞助，美国在经济上是经不起长期的高科技战争的。这也是高科技战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谁也不能长期承担。所以海湾战争后，美国努力发展低成本智能攻击武器，以避免打不起战争的尴尬境地。虽然如此，极低的伤亡，极佳的攻击效果仍然让高科技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发展必然。　　由此可见，"高技术战争"，是高素质军事人才以技术含量高、造价高的武器在拓展的空间实施快速的打击，以达成高效率军事行动的战争。　　三、我国国防现代化与高科技战争　　（一）建立现代军事理论，构造现代国防体制　　要运用高科技构筑我国的现代化国防，首先一点就是必须建立科学、系统、具前瞻性、与国情、军情相结合的军事理论。在此军事理论的指导下有步骤的开展高技术的研究与运用，避免盲目与浪费。战争的胜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军事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的先进与否，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我军能在极度劣势下在朝鲜战争中战平（胜）美军，关键就在于我军军事理论非常成熟，通过了长期战争的检验。检验军事理论的正确性无非两个途径：战争检验和借鉴它国经验。鉴于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无法通过前者来作出检验，那么我们只有靠观察外军战斗和跟踪新军事理论来进行判断，这之中又要考虑不同的国情和军情，逐步修正以求合理。（如此做法，必然会存在误差，所以我认为没有实战检验的我军军事理论是我军能否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最不确定的因素。）　　（二）应重点发展以下科技：　　军用电子技术。在现代高技术武器的发展中，军用电子技术是其核心和基础，从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军用电子技术已从作战保障跃为作战手段，成为现代作战行动的先导，并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　　军用计算机技术。现代战争的高速化，使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控制显得极为重要，其中计算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未来战场将是一个由众多计算机通过有线或无线等方式，把遍布于陆、海、空、天、电诸领域的侦查监视、定位导航、火力打击、指挥控制、支援保障等系统乃至单车、单炮、单兵等基本作战单元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网络世界。　　敌对双方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争斗将构成战争的主要内容。网络上的争斗不只是力量和智慧的较量，更是技术、技能和技巧的抗衡，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是"键盘上的战争"。　　军用探测技术。军用探测技术是高技术战争中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航天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发展和投入使用的军用探测技术有：1、雷达探测技术。它是利用物体对无线电波的反射特性来发现和测定目标位置的"无线电定位技术"。它广泛地应用于战场侦察、防卫、引导、火控等现代战争的各个方面。2、光学探测技术。它以光学成像技术为基础，主要用各种光学摄影机进行的战场照相侦察。3、地面传感探测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地面目标所引起的电、声、磁、地面振动和红外辐射等物理变化来确定目标的探测技术。4、夜视技术。是用于在黑暗环境中帮助人眼增强视觉的一种专门技术。在现代战场上广泛使用的夜视装置主要有：红外夜视仪、微光夜视仪、微光电视及热成像仪四种。未来军用探测技术的发展趋势是：空间上的立体化；速度上的实时化；手段上的综合化；侦察、监视与打击上的一体化。　　军用制导技术。精确制导武器的产生和发展，完全依赖于精确制导技术。因此，精确制导技术在整个现代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被开发和广泛使用的精确制导技术主要有：微波制导、红外制导、电视制导、毫米波制导、指令制导和地图匹配制导。精确制导技术将向高精度、抗干扰、全天候、智能化和低成本方向发展，特别是显现出综合化的趋势。如"毫米波辐射图象匹配制导"、"地貌景象匹配制导"，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就是综合化的制导方式。科索沃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JDAM炸弹等采用的就是"惯性导航＋地形匹配＋数字式景象匹配区域相关器"这一综合制导方式。　　隐身技术。隐身技术是指用来防止己方武器被敌方雷达、红外、声纳和可见光有效探测的伪装技术。它是近年来举世瞩目的一项重大军事技术，同激光武器和巡航导弹一起被誉为当今军事上的三大法宝。目前隐身兵器采取的主要隐身技术有：反雷达探测隐身技术、反红外探测隐身技术、反光学探测隐身技术和反声纳探测隐身技术等。　　军用激光技术。激光技术是人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它是光学、光谱学与电子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这些学科相互结合的必然产物。比较成熟或影响较大的军事应用主要有：1、激光制导；2、激光雷达；3、激光测距；4、激光通信；5、激光对抗；6、激光模拟；7、激光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过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军用激光技术的投入，以经把体积庞大，实验性的激光武器成功的转变为可安装在大型武器平台上，具有一定实战功能的武器。按此发展速度，再不远的将来，激光武器很可能成为一个改变战争模式的决定性武器，而导弹将因无法突破激光防御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军用智能技术。随着军用智能技术的发展，各种智能化武器将对未来作战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不仅在专家鉴定系统（TECA）、自然语言理解、语言识别和视觉处理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且还研制成功了大量的智能武器系统，如智能导弹、智能地雷、智能坦克以及智能机器人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能武器家族。　　军用航天技术。航天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武器装备的效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保障军事行动的军事卫星、进攻性与防御性空间武器，以及多用于载人军事航天系统三个方面。美国空军司令部和航空航天局正在为军事、科研和商业上应用联手开发进入太空技术。目前，美国空间司令部已接近于能够部署一种灵活有效的带翼航天器，支援太空军事行动。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噩梦，一个已经开始的噩梦。　　（二）培养高科技人才　　在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上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坚持人才培养先行。要紧紧抓住人才质量建设这个根本，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要培养大批懂得高科技知识的指挥人才，培养大批能够担当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重任、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实现我军人才质量建设的整体性飞跃。　　我军有在战争中培养人才的传统和经验，但在新的年代，我们培养军事人才的途径更多的是依靠体制。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完备的体制：①机会平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高效培养体系的共同特点，这样才能从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才能促进全面的提高。②开放灵活，鼓励创新。绝对不能闭门造车，要积极吸收国内外的新经验、新方法；让人才走出国门，让人才与世界接轨。③系统全面，高低有序。要给每以个想晋级的军人以机会，培养高低各类人才；培养体系要由低到高，逐渐深入。④保持压力，终生培训。结合新的要求，对已完成培训的各阶段军事人员进行再培训，保持合适的淘汰率，促使军事人员不断提高；培训要在服役期内全程进行，保障部队战斗力。　　对军事人才的基本要求：爱国；强壮的身体和过硬的军事知识；健康的心理和强健的神经；积极上进，能自我提高。　　（三）加强武器管理　　"管理"就是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管理，只有搞好手中武器装备的管理，才能形成战斗力。什么是战斗力？即人、武器加上相互间的结合。要搞好管理，就要提高官兵与武器的结合能力。如何管理？首先，要让武器的研制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能让人的体力和脑力负担过重，要让士兵爱上武器而不是相反。第二，武器的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要科学、经济的进行。第三，加强训练，让士兵熟悉武器的性能和操作技巧。自20世纪90年代，全军上下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学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热潮，全军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通过科技练兵，提高了官兵素质。　　四、反思与总结　　成功的高科技战争需要多种因素的完美结合，它需要有新思想、新技术、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这些资源中，新技术以及其在战争中运用带来的巨大资金、物资消耗是我军面临的最大难题。国力现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该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我军的现代化任务是我们的最艰巨的任务。结合外军，特别是美军军事发展的经验，我认为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不搞全球扩张，不搞军事讹诈。所以我们无须航母（暂时）、全球监视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需要区域监视和定位系统）、海外军事基地……。但我们必须在事关战略平衡的洲际导弹、核潜艇、战略防空系统以及决定战争胜负的精确制导武器、先进战斗机等战术武器上保证技术不致落后。　　军民结合，降低成本。美军成功降低高科技武器成本的方法是高科技军民通用，技术广泛和大量的运用使武器的单位成本大大降低。如果说以前美军在大量使用精密武器时心里还有所经济顾虑的话，现在的美军完全可以率性而为了。我军也应走同样的道路，让民用企业也参与技术研究，让军事技术民用化，提高技术的通用性和可应用性，降低使用成本。　　取消军工企业的生产垄断，让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研制和生产，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综上所述，高科技战争并不可怕，它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我们能运用国力快速上升的有利时机，把握全局，科学计划，全力而为，就必然能赶上高科技浪潮，建成一只现代化的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一、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A、科技战略的发展1、建国初①建立科研机构：1949年设立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②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发展原子能、火箭、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为重点。2、文。革期间：中国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3、文。革后①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肯定和重视。②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推进了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制定863计划、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提高了我国科技综合竞争实力。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标志我国科技发展进入新阶段。B、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主要成就1、“两弹一星”（指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开发研制。科学家：邓稼先、钱学森目的：打破美苏等对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垄断。①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意义：加强了中国国防能力；为和平利用核能打下基础。后来先后建成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②1964年自行设计制造中近程导弹实验成功。③1960年，中国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枚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进入航天时代。2、航天技术取得重大突破。①1992年，中国政府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在世纪之际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②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载人（杨利伟）航天飞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3、袁隆平研究培育出高产杂交水稻(南优2号)第二次绿色革命，第五大发明他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杂交水稻之父）。意义：提高了中国的水稻产量，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有助于解决未来世界性饥饿问题，为世界农业科技作出重大贡献。4、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1983年研制成功“银河1号”5、生物技术的发展： 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开辟人工合成蛋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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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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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条件与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作为一种战争组织形式，其作用大小与军事技术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人民战争从来不是与低技术相对应的概念。过去，我们之所以依靠人民战争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是因为人民战争所代表的正义性与整体力量造就了消灭敌人的汪洋大海，今天，人民战争与高技术相结合，我们将更加如虎添翼，无往而不胜。　　高技术条件下战争正义与否仍然对战争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决定着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只有反映历史进步、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才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援，从而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正义性是人民战争的根本特征。高技术虽然可以改变战争的技术形态，但改变不了战争的政治属性，战争正义与否仍然对战争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我们未来可能进行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条件。　　高技术并不能改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每当新式武器登上战争舞台时，“唯武器论”就会喧嚣一时。然而，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武器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在高技术条件下，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有了很大提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是，高技术战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与武器关系的基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在高技术战争中，高技术武器无论如何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也不可能代替人的觉悟、勇敢、智慧和才能，不可能代替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高技术局部战争所具有的激烈性、残酷性，对人的体魄、意志、心理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透明化了”的战场决策系统，战争指挥者的战略决策能力对战争结果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高技术战争中人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显得更加重要。　　高技术为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　　1、高技术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援战争提供了新的途径。高技术条件下，一场局部战争会牵动国际社会，牵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斗争联系更加紧密，高技术的军民兼容性使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途径更加多样化。人民群众不仅可以直接参与战争，而且可以在多个领域、利用多种方式间接支持战争。　　2、高技术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作战空间。高技术战争的作战行动遍及陆、海、空、天、电等领域，具有全纵深、全方位的多维立体性质。战争直接交战空间缩小，相关空间扩大，前方与后方界限趋于模糊。主战场可能只有数万平方公里，但相关作战空间至少可达上百万平方公里。未来战争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来准备和展开。　　3、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更有赖于平时的战争能量积聚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高技术战争强度高、节奏快、消耗大，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人民战争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我国不仅有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更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国防力量、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可观的科技实力。在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及其广泛的群众性等特有优势，把各方面的力量和各种资源调动起来，使国家的战争潜力迅速转化为战争的实力，是我们特有的优势。　　坚持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我们必然的战略选择　　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国抵御外来侵略、赖以克敌制胜的基本战略思想，我国的国情军情决定了人民战争是我们必然的战略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战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打赢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必须做到高技术与人民战争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把人民战争这一“传家宝”变成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撒手锏”。　　1、要把人民战争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要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要把培养和使用高素质人才作为实现人民战争与科学技术结合的关键，把科学技术渗透到人民战争的各个环节。　　2、要创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时俱进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本质要求。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着眼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创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永葆人民战争思想的生机与活力。　　3、要在完善人民战争国防体系的同时，建立科学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在现代战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种力量的综合效应，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战争的国防体系，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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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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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从高科技战争特点看我国国防现代化】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远程突袭利比亚开创了高科技战争的先河，90年代的海湾战争又宣告了高科技战争的成形与完善。当美国大兵用伤亡区区几十人的代价取得整场战争胜利的时候；当伊拉克百万雄师被打的溃不成军的时候；当战争在几十天就完全终结的时候，我们心中除了无比的震撼，还有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对未来我军建设的思考。　　一、什么是高科技战争　　所谓高科技，在科学术语中侧重的是新科技、尖端科技的涵义，它与一般科技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发明较早而技术复杂，能巨大改变原有做事方式、方法的，大大提高办事效率的技术，人们也愿意称之为高科技。而战争中的高科技我认为与一般的定义应有区别，它更应被定义为：改变作战模式，决定战争进程，提高战争效率，与高科技人才相结合，与战略敌军科技相比不至于落后的新型、可实用的技术。　　只有明确了这个定义，我们才能更明确的提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方向，走出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我国产的有些雷达，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但在装备部队后发现，它们易于受潜在战略敌方的干扰而无法工作。那么这些雷达即使采用了高科技，却因为他作用与老式雷达一样，在敌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也不能称之为高技术（武器）。相反，我国的红旗2导弹，虽有50年左右的历史，但其与新的导弹技术相接合，加之指挥员战术思想的先进，即使在新的战争中亦能发挥有效的作用，那么它就应该被称之为高科技。总结：判断高科技必须以效果相结合，对敌人没用的科技即使水平再高也不能盲目崇拜。　　二、高科技战争的特点　　人员知识层次高。新战争的特点要求更多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战争机器的日益复杂导致操作所需技能的大幅提高，仅仅拥有高科技武器装备还不能形成战斗力，还必须具备能熟练操作武器的战斗人员。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据外电报道，台湾在买入幻影2000战斗机和F16-BLOCK5/10战斗机共250余架后，却因战斗机飞行员短缺而只能形成70%的战斗力，造成极大的浪费。想要拥有大量熟练的军人，首先要改革兵役制度，变义务兵役制度为义务兵役制度与招募兵役制度相结合，大力发展招募兵役制度。保留高素质的核心队伍，这样才能稳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武器技术含量高，使用复杂。高科技武器的名称由来就是源于其使用技术的尖端性、复杂性。任何一种高科技武器都综合了多种先进技术，比如闻名于世的"战斧"导弹，它就集新材料科学、燃料科学、电子计算机技术、制导技术、卫星导航技术等于一身，不可谓技术不高。高科技武器的使用也相对复杂。因为高技术武器的制造与运用都结合了大量的尖端技术，其制造、维护、训练、使用对人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操作人员少有不慎或武器某系统、零件的失灵都会造成武器的失效。一些报道曾经指出，我军的一些部队面对新型装备，竟然因恐惧其技术复杂而放置于仓库不敢使用，这也从侧面证明武器技术含量的提高和高技术武器渴求高技术人才。　　战争空间由三维向多维发展。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海、陆、空三维。外层空间作战、电子战、心理战、网络战已成为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俄罗斯最近成立第四军--天战部队就是战争空间多维化的标志之一。　　高成本，低伤亡，高费效。不可质疑，高科技战争是高成本的战争，区区一个月的海湾战争，美国打完了近一年的军费，如果不是盟国的赞助，美国在经济上是经不起长期的高科技战争的。这也是高科技战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谁也不能长期承担。所以海湾战争后，美国努力发展低成本智能攻击武器，以避免打不起战争的尴尬境地。虽然如此，极低的伤亡，极佳的攻击效果仍然让高科技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发展必然。　　由此可见，"高技术战争"，是高素质军事人才以技术含量高、造价高的武器在拓展的空间实施快速的打击，以达成高效率军事行动的战争。　　三、我国国防现代化与高科技战争　　（一）建立现代军事理论，构造现代国防体制　　要运用高科技构筑我国的现代化国防，首先一点就是必须建立科学、系统、具前瞻性、与国情、军情相结合的军事理论。在此军事理论的指导下有步骤的开展高技术的研究与运用，避免盲目与浪费。战争的胜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军事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的先进与否，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我军能在极度劣势下在朝鲜战争中战平（胜）美军，关键就在于我军军事理论非常成熟，通过了长期战争的检验。检验军事理论的正确性无非两个途径：战争检验和借鉴它国经验。鉴于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无法通过前者来作出检验，那么我们只有靠观察外军战斗和跟踪新军事理论来进行判断，这之中又要考虑不同的国情和军情，逐步修正以求合理。（如此做法，必然会存在误差，所以我认为没有实战检验的我军军事理论是我军能否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最不确定的因素。）　　（二）应重点发展以下科技：　　军用电子技术。在现代高技术武器的发展中，军用电子技术是其核心和基础，从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军用电子技术已从作战保障跃为作战手段，成为现代作战行动的先导，并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　　军用计算机技术。现代战争的高速化，使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控制显得极为重要，其中计算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未来战场将是一个由众多计算机通过有线或无线等方式，把遍布于陆、海、空、天、电诸领域的侦查监视、定位导航、火力打击、指挥控制、支援保障等系统乃至单车、单炮、单兵等基本作战单元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网络世界。　　敌对双方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争斗将构成战争的主要内容。网络上的争斗不只是力量和智慧的较量，更是技术、技能和技巧的抗衡，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是"键盘上的战争"。　　军用探测技术。军用探测技术是高技术战争中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航天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发展和投入使用的军用探测技术有：1、雷达探测技术。它是利用物体对无线电波的反射特性来发现和测定目标位置的"无线电定位技术"。它广泛地应用于战场侦察、防卫、引导、火控等现代战争的各个方面。2、光学探测技术。它以光学成像技术为基础，主要用各种光学摄影机进行的战场照相侦察。3、地面传感探测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地面目标所引起的电、声、磁、地面振动和红外辐射等物理变化来确定目标的探测技术。4、夜视技术。是用于在黑暗环境中帮助人眼增强视觉的一种专门技术。在现代战场上广泛使用的夜视装置主要有：红外夜视仪、微光夜视仪、微光电视及热成像仪四种。未来军用探测技术的发展趋势是：空间上的立体化；速度上的实时化；手段上的综合化；侦察、监视与打击上的一体化。　　军用制导技术。精确制导武器的产生和发展，完全依赖于精确制导技术。因此，精确制导技术在整个现代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被开发和广泛使用的精确制导技术主要有：微波制导、红外制导、电视制导、毫米波制导、指令制导和地图匹配制导。精确制导技术将向高精度、抗干扰、全天候、智能化和低成本方向发展，特别是显现出综合化的趋势。如"毫米波辐射图象匹配制导"、"地貌景象匹配制导"，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就是综合化的制导方式。科索沃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JDAM炸弹等采用的就是"惯性导航＋地形匹配＋数字式景象匹配区域相关器"这一综合制导方式。　　隐身技术。隐身技术是指用来防止己方武器被敌方雷达、红外、声纳和可见光有效探测的伪装技术。它是近年来举世瞩目的一项重大军事技术，同激光武器和巡航导弹一起被誉为当今军事上的三大法宝。目前隐身兵器采取的主要隐身技术有：反雷达探测隐身技术、反红外探测隐身技术、反光学探测隐身技术和反声纳探测隐身技术等。　　军用激光技术。激光技术是人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它是光学、光谱学与电子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这些学科相互结合的必然产物。比较成熟或影响较大的军事应用主要有：1、激光制导；2、激光雷达；3、激光测距；4、激光通信；5、激光对抗；6、激光模拟；7、激光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过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军用激光技术的投入，以经把体积庞大，实验性的激光武器成功的转变为可安装在大型武器平台上，具有一定实战功能的武器。按此发展速度，再不远的将来，激光武器很可能成为一个改变战争模式的决定性武器，而导弹将因无法突破激光防御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军用智能技术。随着军用智能技术的发展，各种智能化武器将对未来作战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不仅在专家鉴定系统（TECA）、自然语言理解、语言识别和视觉处理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且还研制成功了大量的智能武器系统，如智能导弹、智能地雷、智能坦克以及智能机器人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能武器家族。　　军用航天技术。航天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武器装备的效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保障军事行动的军事卫星、进攻性与防御性空间武器，以及多用于载人军事航天系统三个方面。美国空军司令部和航空航天局正在为军事、科研和商业上应用联手开发进入太空技术。目前，美国空间司令部已接近于能够部署一种灵活有效的带翼航天器，支援太空军事行动。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噩梦，一个已经开始的噩梦。　　（二）培养高科技人才　　在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上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坚持人才培养先行。要紧紧抓住人才质量建设这个根本，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要培养大批懂得高科技知识的指挥人才，培养大批能够担当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重任、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实现我军人才质量建设的整体性飞跃。　　我军有在战争中培养人才的传统和经验，但在新的年代，我们培养军事人才的途径更多的是依靠体制。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完备的体制：①机会平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高效培养体系的共同特点，这样才能从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才能促进全面的提高。②开放灵活，鼓励创新。绝对不能闭门造车，要积极吸收国内外的新经验、新方法；让人才走出国门，让人才与世界接轨。③系统全面，高低有序。要给每以个想晋级的军人以机会，培养高低各类人才；培养体系要由低到高，逐渐深入。④保持压力，终生培训。结合新的要求，对已完成培训的各阶段军事人员进行再培训，保持合适的淘汰率，促使军事人员不断提高；培训要在服役期内全程进行，保障部队战斗力。　　对军事人才的基本要求：爱国；强壮的身体和过硬的军事知识；健康的心理和强健的神经；积极上进，能自我提高。　　（三）加强武器管理　　"管理"就是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管理，只有搞好手中武器装备的管理，才能形成战斗力。什么是战斗力？即人、武器加上相互间的结合。要搞好管理，就要提高官兵与武器的结合能力。如何管理？首先，要让武器的研制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能让人的体力和脑力负担过重，要让士兵爱上武器而不是相反。第二，武器的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要科学、经济的进行。第三，加强训练，让士兵熟悉武器的性能和操作技巧。自20世纪90年代，全军上下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学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热潮，全军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通过科技练兵，提高了官兵素质。　　四、反思与总结　　成功的高科技战争需要多种因素的完美结合，它需要有新思想、新技术、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这些资源中，新技术以及其在战争中运用带来的巨大资金、物资消耗是我军面临的最大难题。国力现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该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我军的现代化任务是我们的最艰巨的任务。结合外军，特别是美军军事发展的经验，我认为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不搞全球扩张，不搞军事讹诈。所以我们无须航母（暂时）、全球监视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需要区域监视和定位系统）、海外军事基地……。但我们必须在事关战略平衡的洲际导弹、核潜艇、战略防空系统以及决定战争胜负的精确制导武器、先进战斗机等战术武器上保证技术不致落后。　　军民结合，降低成本。美军成功降低高科技武器成本的方法是高科技军民通用，技术广泛和大量的运用使武器的单位成本大大降低。如果说以前美军在大量使用精密武器时心里还有所经济顾虑的话，现在的美军完全可以率性而为了。我军也应走同样的道路，让民用企业也参与技术研究，让军事技术民用化，提高技术的通用性和可应用性，降低使用成本。　　取消军工企业的生产垄断，让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研制和生产，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综上所述，高科技战争并不可怕，它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我们能运用国力快速上升的有利时机，把握全局，科学计划，全力而为，就必然能赶上高科技浪潮，建成一只现代化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