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题目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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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题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一、生产发展用工业化的理念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用产业化的布局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用市场化的思维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用科技化的手段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33万元，村一级负债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45万元(其中乡级10万元、村级35万元)占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77万元(其中乡级21万元。村级56万元)，占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48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76万元)，占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01万元(其中乡级66万元、村级35万元)，占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14万元、村级4万元)，占42%。F、农户欠交税费，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2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48万元)，占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78万元、村级76万元)，占05%。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79万元(其中乡级46万元、村级33万元)，占49%。B、欠乡村工程业主82万元(其中乡级70万元、村级12万元)，占2%。C、欠乡村干部6万元(其中乡干部09万元、村干部51万元)，占93%。D、欠乡村教师4万元(其中乡级30万元、村级1万元)，占57%。E、欠民间个人06万元(其中乡级07万元、村级99万元)，占66%。F、欠其他经济组织74万元(其中乡级24万元、村级50万元)，占7%。H、欠其他债权人58万元(其中乡级47万元、村级11万元)，占42%。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负担30元，较2001年下降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4万元，人均增收51元。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2%，年均递增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3%，2002年较2001年增长7%，2003年较2002年增长5%，2004年较2003年增长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87%、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3亿元，农业增加值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4万亩，粮食总产量72万吨，出栏牲猪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5%、3%、7%、4%、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97%，2001年增长3%，2002年增长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2元/kg跌至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7亿，尚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9%；钾肥2200元/吨，上涨4%；碳胺540元/吨，上涨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9%；种子9元/kg，上涨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生产发展用工业化的理念实现经济重建

可能有点多，具体您自己删减吧，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2003年伊始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小康社会根本标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们与这类指标还有相当距离，尤其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一态势，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三农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性地位，然而，三农却成了国民经济中一扇软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一）目前我国的农民收入状况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而1997年开始便急转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农民纯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6、4．3、4．0、2．1个百分点，但增幅却分别同比下降4．4、0．3、0．3、1．9个百分点，这5年降幅总共6．9个百分点。由于农业的产业特点，农村达到小康水平比城镇要困难得多。统计资料显示，在全部居民储蓄中，城乡比例为8：2。2000年城乡消费比值约为3：1，9亿农民的消费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199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60元和2090元，比率为2．47：1，到2000年这组数字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扩大到2．78：1。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也十分沉重，仅税收一项农民支付的平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8％，要达到小康水平要求城乡平均为40％以下，重头戏还是在农村。（二）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因素一农民增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农民增收的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从而找出一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农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缩小后，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限制。我国农业收入60%来自种植业，1996年后农产品市场供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价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时间里，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个百分点，不少农业大省连年喜获丰收，但除了定购部分粮食按国家定购价收购外，其它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实难”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场供求状况变化和价格波动，使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一年仅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一项就比1995年下降了4%。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构成密切相关，而收入构成又受制于生产经营结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我国以农户为主的生产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小生产或小农经营只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再将剩余部分转向市场，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致使价格不断下跌，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说明，农民增收受阻于农业经营结构的不合理。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农业税、集体积累及乡村的公共支出由集体组织转嫁给了农户，同时，涉及农业的制度内制度外收费五花八门，屡禁不止，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消费无约束，机构臃肿，队伍冗长，正所谓“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如湖北省监利县2002年吃饭占财政支出的86%，一个红城乡财政所就有105人；龚汤镇由财政开支的达944人，年经费亿元之巨。类似这些都要靠收费苦苦支撑，农民负担高位运行不但成为农民减收的重要因素，也擎肘了农民增收措施的操作。当解决叫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民收入会迎刃而解。二除了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户均承包耕地7亩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使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即使土地生产潜力很大，也难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五．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农业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有其自身特点，即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这就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加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六体制与制度的制约。首先是“挖农补工”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据统计，1954年～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得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年～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给农业和农民造成的负担。更奇怪的是，一方面农业剩余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把不断膨胀的农业劳动力死死地固定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很难获得农外收入。其次，是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这种农业家庭经营从实质上讲仍是一种小农经营，无论是经营规模、经营手段或经营方式都仍处于传统农业水平。我国家庭经营的这些缺陷，一方面导致农户小规模经营缺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户过于分散，不便于了解市场、进入市场和规避市场风险，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民往往无所适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再次，农村行政体制及税费不合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我国乡镇机构臃肿，乡村两级干部过多，管理费用开支过大。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民委员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县及县以下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达1300多万（不包括教师），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此外，税费不合理，纳税过高，交费过多。收入微薄的农民还要自己集资办义务教育，承担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无疑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由此可见，农民收入问题重重，要得到更好的解决不是简单的几项政策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几个措施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国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关心就可以缓解的。它需要根据我国现在的农业状况和基本国情，认真分析以上种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再进入农村，深入农民探究农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它是一个找出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步骤！（三）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再生产投入的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则是农村稳定的根本保证。增加农民收入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否则，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诚然，我国现时的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成本高，为保证增加农民收入，适度提高和调整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用生产资料提价速度，给予双方有效的补贴政策，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新型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的今天，经济发展应实行从“吮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战略性转变，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各地应前瞻国内外市场，依本地资源禀赋，选择优势种植、养殖业重点发展，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使区域优势转为经济优势，进而变为经济效益，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共同受益，使更多农民增加收入。第二，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产品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物理和生物质量，更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营养、卫生等方面的意义。无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质量农副产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把畜牧业、瓜果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培育成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收入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组织制度曾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经过20几年的运行，突显的问题是农地农户私有不能解决农民分散化经营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难抵御大市场带来的风险。探求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应该是农业企业化经营，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农业企业化是由农户联合经营或委托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最终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以农业投融资、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3．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国农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农民。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我国近13亿人口中约有9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经各级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观，但与全国提高农民素质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二是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很多农民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难以升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针对这一现状，应考虑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使农林专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学到一些职业技能，为其日后求职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已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2002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3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中有9400万农民进城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均5592元。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农民增收缓慢的根本原因，从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应制定分阶段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拆除为保护城市繁荣而限制农民进城的壁垒，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就业途径，消除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实现农民身份的变迁；最后，通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向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中去。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深加工约占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10—20%，他们产前、产后、产中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恰恰相反，为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要进一步加大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行为，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落实费改税政策，真正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同时，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裁减镇、村行政人员，压缩管理费用，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6．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有效转移。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学、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生产生活多种服务，这些服务有的通过市场化运作即自行解决，而子女上学、社保等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决，因而，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设，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为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便利。其次，要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进而发展到鼓励农民进城。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坎，为农民进本城提供方便。比如修改并进而废除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取消诸如对进城定居或城际间调动人员增收城市增容费等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复次，政府在优化经济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样既有利于转移农村人口，又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动力。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按照《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应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其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生态保护、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我想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而且如今入世了，面临着严峻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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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题目大全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基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以确保农民的公平利益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要求，政策措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国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和重大任务，指明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现实途径。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和发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党的宗旨的根本体现。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发展仍显滞后。如果没有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如果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因此，“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强调指出，“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既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大举措。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加快发展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环节。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我们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当前我国出现的城乡差距愈来愈大的情况与我们党的先进性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总旨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发展目标，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目标和要求。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所谓生产发展，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在物质方面的具体体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农民的收入逐步提高，衣食住行条件不断改善，使农村居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精神文明方面的目标和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且还要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建设一个社会秩序良好，生活环境优越，文明祥和的新农村，其具体体现就是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更加发展，形成一种健康向上、文明祥和的良好社会氛围。村容整洁是农民生活环境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村容整洁主要是指通过对农村环境的治理和建设，使农村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整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民主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政治文明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需要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展村民民主，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不断提高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为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和支持。综上所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一个包括了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整体推进。 (一)以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基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一个概念，现代农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它是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农工科贸一体化、产业开发多元化，农业生产标准化以及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并举的农业。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在农业进步中的贡献率大大提高。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靠科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大对新品种的推广补贴力度，形成农业科技的研究——成果示范——推广——激励——产生倍加的生产力的良性循环的机制。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造就新农民。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使我国农业的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飞狐论文网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电、气、路”等农村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石，关系到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的持续增收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瓶颈。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夯实这一农村发展的基石。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们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为目标，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宜粮则粮，宜渔则渔;大力推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承包经营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必须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同时，要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在有条件的地方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当前在广大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也就是“少取”。同时，要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辟广阔的通途。 (三)以确保农民的公平权益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确保农民的公平权益为切入点，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快农村的教育发展，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文化支撑。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农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为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加强农村公用设施建设。包括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继续完善农村电网，逐步解决农村饮水的困难和安全问题。大力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加强环境卫生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使农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拥有宽敞的公路、清洁的能源、卫生清洁的水源、优美的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地要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规划，注重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扎实稳步地推进。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摘要怎么写

滨江09会计系同学们，这篇文章老师已阅读，希望各位独立完成，如有雷同期中考试成绩记零。请各位同学注意。

总之，这场改革是失败的，工农成了牺牲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445，1998年上升到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36∶1，1985年为72∶1，1999年为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46∶1扩大到1997年的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56元的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解析：原因：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②人民公社的弊端。③安徽、四川自然灾害严重。④地方政府政策开明，党中央的肯定。⑤农民的首创精神。内容：一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三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主要是改革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允许农产品进入市场；四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进行多种经营。意义：农村的全面改革克服了过去经营管理中的弊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示：阅读课本第一目第一、二自然段和“学思之窗”，思考并回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关于改革的内容可从经营体制、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产业结构几个角度思考。关于意义，要从对农民、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的影响等角度思考。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论文范文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九十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然而，这两个范畴所涉及问题的相关性却较少有深入的讨论。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则重与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从政治学和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乡村自治与“三农”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农村治理模式和农村政策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三农”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当前乡村治理模式对村民自治的结构性限制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制度变革，其目的是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通过村民选举为这种自治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内涵，以保障乡村的政治稳定。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以来，国家行政权威似乎是从乡村基层向上收缩到乡镇一级，村一级权威的来源也似乎是从国家行政权威转向了全体村民的认可程度。权威授予来源的改变无疑会使村一级决策向地方利益共同体的要求方面发展。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然而，在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的限制。如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行政主导性，自治权威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官僚化特性，表现为村一级权威来源的转移并不彻底，村党支部仍然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而村委会的权威仍然依赖于上级党政机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县乡级党政机关对村级选举拥有具体的指导权，对引起争议的决定拥有实际的裁决权。另外，这种村民自治是一种乡村社会中最原始（基本上以自然村落为主的）也是最小单位中的自治，民主自治的功能只限于自治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总之，由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这一改革更多是表象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由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的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自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故而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区别对待”政策没有因为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而得到改变，国家通过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对农村社会的强控制治理模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乡村治理从人民公社体制向村民自治和村民民主选举体制的转型不能够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政策结构和管理体制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的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地少人多的现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农用耕地总面积的递减在不断加快。此外，农村中的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以及产品的加工流通市场普遍发育不足，不能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也制约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其次，从国家政策结构的层面看，因“赶超”发展战略长期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对农村仍然区别对待的政策，造成农村的相对贫穷落后。在税负方面，“城乡差别”的税收体制使得了农民比城市人口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并且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生产效率下降，发展速度回落，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而也影响到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在中西部地区有活力的乡镇企业更少，且生产效益差，对农村的反哺能力更为有限。但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格局中，中央的政策仍然主要偏向于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是“以农补工”的政策格局。其三，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由于财政权下放、行政承包、和压力型体制的强化，县、乡农村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高成本运行的格局。县、乡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的自我膨胀，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乡镇体制建立之后，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急剧增加，维持机构运转和人员工资的费用也急剧增加。为了生存，乡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乡镇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增长以及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使得“三农”问题日渐凸显，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镇管理体制则更具有本质性。在现有的差别对待政策体制下，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保护，而且继续在为其他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支付成本。现行的县-乡管理体制也将其高成本以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转嫁给农民。“三农”问题的长期延续和加重不但阻碍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不断加重所引发的农村政治稳定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决策层和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十六大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业已将解决“三农”问题列入重要政治议程。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已进入试点推行阶段，如推行农村“费改税”政策和“农转非”政策的调整，并同时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但是，在国家农村整体政策没有结构性变化以及县-乡管理体制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大多遇到执行难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的产生和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与国家政策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相关联的，它不仅触及到了县-乡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业已跨越了农村社会的边界，触及到了国家宏观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农村政治稳定必将涉及农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涉及到农村基本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困境。具体讲，就政策选择层面而言，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结合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以及县乡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必须有相关政策能够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国家的宏观政策必须打破“二元”社会政策基调，进一步改革现有城乡分离的相关政策，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必然要涉及到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乡村治理中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占总人口约70%的农民能否在这一重大利益调整中产生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利益调整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程度，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和程度。农村政治稳定与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转型，解决转型时期农村发展的问题有赖于中央权威对农村政策的合理选择，有赖于乡村自治与乡村利益共同体在更大范围上的再造。然而在当前全国政策结构性调整中，农村政策的选择依然要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制约，受到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限制。因此，国家政策结构中城乡“二元化”政策体系的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革高成本运行的县-乡管理体制，在解决“三农”问题，缓和农民与基层政权矛盾方面将会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一些学者通过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例如，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通过政府管理层级简化和财政体制创新来排解县、乡财政困境；或者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以彻底解决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平衡的问题。这些主流学者的乡镇体制改革方案和设想，更多地是试图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实行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以此来解决基层政府财政所面临的问题，或者通过行政执行体制的内部调整，增强体制的自我约束以规范基层行政行为。他们过多地倚重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能力，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来自乡村社会潜在的自主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对我国自上而下的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为管制型的政府行政建构、准动员型的行政执行模式和以完成任务指标为手段的行政激励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种管理-执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很容易忽视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无节制地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产生行政执行的外溢性。因此，在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缺乏结构性变革的条件下，县-乡管理体制实行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的可能性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在县-乡管理体制中，乡镇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提供乡村公共产品一时难以替代的供给者，又是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诱因。乡镇政府的主要人事任命由县级负责，工作任务由县级有关部门布置和监督，必须向上级负责；而在财政上，乡镇则要依赖于乡村经济组织。造成在自上而下准动员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对上负责有余而对下负责不足。这种权责的非均衡性，很容易使县级政府将其职能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负担以下派任务指标的形式强加给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再将这些负担转嫁成农民负担。许多地方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政执行外溢性后果的存在。因此，乡镇体制改革既应该着眼于县-乡关系中的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和平衡，也更应该着眼于乡镇权威来源与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如果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自治扩大到乡镇政府一级，在乡镇长选举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经验，使农民能够在乡镇范围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缓解“三农问题”困扰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国家政策结构调整和政策实施方面逐渐产生积极的影响。

土地流转主要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目前，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逐渐扩大，不断呈现出新的问题，并引发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为此，本文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究，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受传统观念影响，流转水平偏低　　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而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形成，决定了农民不能轻易离开土地，绝大多数农民仍把土地作为命根子来看待，不少农民恋土情结较为严重，认为只要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障。还有不少农户怕政策多变，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概念混淆不清，担心土地流转后，可能会丧失以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征用时的经济补偿。另外，由于企业资金、就业技术市场、农民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可就业的行业有限，发展第二、三产业的能力不足。同时，广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还没有完整发展起来，大多数农民的收入还局限于有限的土地耕作，所以，农民对土地流转存在后顾之忧，即便粗放种植，造成土地经营不善，施肥搭配不合理，杂草丛生，产量逐年下降，使土地没有经济效益，也舍不得把土地流转出去。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正常、合理、有序的流转。　　今天看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份。但是，目前农村干部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缺乏对农业发展中适度规模经营的认识，将土地流转看成农户个体的问题，其利益关系只限于农户和业主之间，所以听之任之，缺乏统筹管理，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担心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实行规模经营，有可能被认为是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进而承担政治风险；或担心规模经营引起农民之间的矛盾，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因此缺乏规模引导，影响了土地流转的水平。　　（二）土地流转缺乏应有的规范　　目前，不少地方由于缺乏土地流转的市场中介组织，土地流转主要依靠农民自发进行，想转出土地的农户寻找流转对象难，而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却苦于挨家挨户的谈判费时费力，使流转成本增大。另外，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多方面的争议和纠纷隐患。例如，不少农户还停留在口头协议的认识上，缺乏规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说明，诸如土地转让资金的多少、支付时间方式、土地转让起始时间等，都需要通过书面合同确定下来。面一些地方的村集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缺乏民主意识，不经过征求农民意见、统一群众认识，而以村委会的商议作后的决策，往往导致一些农户消极对待土地流转，有的还存在一定的抵触，这也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迟缓的重要因素。当然，有的乡镇政府主动进行规模化的土地流转，通过村流转出租，尽管有较为正规的协议合同，但合同的某些细节还不够详尽，存在一些可能引起纠纷的潜在问题。如承包费、租金确定和调整的依据及标准，流转后地块边界如何界定、土地权属如何定义等。还有的基层干部干预、强迫承包权人流转，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引发社会不稳定；发生纠纷时没有权威机构调解、仲裁，流转双方相互扯皮。如1996年，岳阳纸业集团在柏祥镇村承包1000多亩山林用作纸业原材料生产基地，到了2009年开始实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因部分农户反对，产生矛盾，争产权、争利益风波一直持续二年才慢慢平息。正是国为土地流转过程中缺乏合法的中介组织，才导致这类事件一再发生，使得土地流转速度缓慢、缺乏应有的规模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既受农用工业品质量、数量、价格的制约，影响产出和效益，又受初级产品生产与加工、储藏环节分置不同行业和部门形成的利益流失的影响。而完善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不少地方农业由于缺乏有效“反哺”，而处于低效弱质产业的境况，这些问题导致了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建设发展缓慢，资源优势难以发掘，拳头产品难以形成气候，从而既影响农民增收，又影响市场物流量的增加和加工业的需要。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订单农业”，使得龙头企业有了充足而稳定的原材料来源，同时农民的农产品也有了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及市场，降低了龙头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市场风险，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土地流转规模不够，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农民个体性的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荒芜，但是不少地方的农村土地流转，仍然停留在分散的个体经营上，缺乏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不得农业科技的推广与产业化的生产，农民收益仍然低下。这种分散的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土地流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状况，没有从实质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现在，一些地方土地流转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土地流转后仍旧处于零星分散状态，以小块土地为主体，无法集中连片，没有形成土地集中的态势，形成不了规模经营，不利于产业化发展。从目前大多数情况来看，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本村村民之间，大多以村内流转为主，而且流转期限较短，流转方式只有出租、转包等形式，经营规模比较小，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缺乏科学、有效的配置，大多数农户还没有因为土地流转而获得更多的收益，缺乏主动投入现代农业的意识。　　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资金和技术限制，缺乏先进的机械设备和相应的生产技术，同时，承包者的文化素质也影响了管理水平，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科学的经营能力。当然，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广大农村鼓励和扶持多行业的致富带头人，让现代经营理念与科学的管理逐渐渗透到农村。　　二、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对策　　（一）改变土地观念，提升流转水平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地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基。虽然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和土地理论的传统观点，土地不是劳动产品，因而缺乏价值。但是，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畅，就会限制农业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使得土地资源难以优化配置，不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小生产与规模效益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农民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不利于吸引城市工商企业到农村从事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其实，土地流转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方面，要结合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严格遵循“依法、自愿、有偿、有序”的原则进行农村土地流转。　　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不断学习土地流转政策，充分利用有线电视、广播和宣传栏等，并结合一定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消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疑虑，积极配合、主动参与土地流转。在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要尊重农民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要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流转应坚持等价有偿，确保农民和业主双方的利益和生产活动的稳定。改变传统的农村经营方式，整合耕地资源，流转给现代农业经营者，从而有效配置土地资源、通过一定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效益，并让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获得应有的收益，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面向广阔的市场，探索新的劳动和就业渠道。　　农民是土地流转的利益主体，必须按照农民自愿、因势利导的原则，在做通农民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依法、公开、透明、公正地推进土地流转。尤其要通过普法宣传和典型示范引导，让农民看到土地流转的好处，消除误解和疑虑，提高发展意识，实现观念更新，打牢思想基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科学合理确定土地流转价格，既要确保农户在土地流转后实现比耕种土地有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要保证业主能接受，使双方都满意。同时要广泛宣传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遏制耕地抛荒，加强耕地的利用、保护，充分发挥耕地的生产潜力，是确保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工作，以实际行动加入到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行动中来。　　同时，在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广大农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要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土地的市场功能。在有条件的乡镇开展养老保险制度探索试点，先“低水平、广覆盖”，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促进农村规模经营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农民，要按与国有土地“同等同价”的原则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体系，对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的农业保险业务给予政策优惠。通过多种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医疗、养老和伤残等社会保险。并形成非歧视的劳动就业制度，甚或推广农民工的土地置换社会保障，纳入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合理的地土地流转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　　其实，农村土地资源、经济、社会、文化、农民素质等都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过程中，要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不能强行推进或加快，更不能急躁冒进、一哄而上，但是又要采取得力措施，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只有利用政策或财政资金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资于农业，农业产业才会加快发展，才能有效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促进土地流转的良性发展。　　为此，基层级政府要认真把握土地承包政策，向广大农户提供规范的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信息服务。并加强对土地流转的调查与分析，针对各地不同的状况，协助土地流转合同的公平制定，及时解决对土地流转同变更问题，减少土地流转的纠纷与冲突，规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这就需要在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的过程中，引导农户坚持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统一文本格式的书面流转合同，明确流转土地的面积权属、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流转土地的用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调价原则及方式、流转合同续签约定、流转合同到期后地面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对于流转土地，各级政府部门在统一管理，实施登记造册，建立合同与档案的统一管理，以便对土地流转双方纠纷进行有效的处理，保障流转双方的权益，促进耕地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规模、科学的产业化农业生产，提高土地效益，从而达到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目的。　　科学、合理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建立与维护是土地流转过程的重要方面，而流转中介组织是沟通买卖双方最主要的桥梁和纽带。为此，可以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使用权流转中介和监管机构，对土地使用权承包和流转进行政策、方案与业务上的指导，并做好土地流转信息的发布。而未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镇（乡）、街道要抓紧组建，已建立的要启动进入正常运作，要落实土地流转信息员，加强流转监督管理、信息收集发布、对外招商引资，指导流转合同签订，建立流转台帐档案，调解流转纠纷。可由政府扶持，培育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为平台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达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流转，流转促进发展，发展维护民权的目的。　　在保障农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要积极探索通过市场调节土地流转的多元和长效机制。例如，对于一些具有现代化的种植观念的村镇，缓缓转包和入股分红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合理流转。同时，县上依托农业局农经站、乡镇依托农业服务中心或经发办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立乡镇和村社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服务中介，对土地流转进行登记和信息发布、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提供合同范本、调解合同纠纷、建立流转档案等，充分发挥服务、引导作用。并定期不定期对流转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同时，要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保障中介组织能正常开展业务工作。解决有人办事和有钱办事的问题。　　（三）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土地流转必须走规模化经营、专业化布局、标准化生产的路子。推进土地流转，走集约化经营之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政府可以选好发展项目，结合地方不同的情况提出具有特色的产业化发展方向，借助招商引资，利用这些项目实施的机会对农村土地进行合理流转。并对农业科技项目招商引资进行一定的的政策扶持，争取科技含量高，并具有较好的效益的农业项目，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化发展。为此，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资农业，培育和发展新的农业企业。鼓励农村种养大户和村组干部带头发展规模经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力，鼓励农村种田能手、种养大户、农村经纪人利用自身在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土地流转。鼓励多类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流转。鼓励各类工商企业、农业科研机构、社会能人、城镇居民等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到农村与农民联合兴办农业企业，或者与农民以不同形式进行联合，发展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惠农政策、涉农项目与土地流转结合起来，加大对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综合配套扶持。特别要在土地流转中，对建立专合组织，组织农民提高生产手段、劳动力素质、生产条件、产出能力，应用先进技术与装备，带动主体及其生产基地，加强政策、项目、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全程服务和全方位扶持。同时，可由市、县政府安排一定土地流转扶持资金，确定一批示范性经营大户，对流转规模适度、经济效益和组织带动效应显著的给予以奖代补。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重点专合组织进入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和建立规模生产基地的情况纳入年度动态监测，不合格的要予以淘汰。要加大对土地流转业主和大户的金融支持，金融机构要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对已经进行了大量投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使用权、地面附着物、非永久性建筑物等抵押或担保贷款。农业产业化信用担保公司要把规模经营业主和大户纳入重点担保范围予以方便快捷支持。要积极探索并创新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如对业主、大户投资建成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可实行政府以奖代补；对规模经营业主、大户用地，国土资源部门执行用地优惠政策、简化审批手续；获得流转土地的经营者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参股和经发包方同意后再转让，合同到期后，原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获得继续流转土地的权利等等。　　龙头企业、专合组织、经营能人、种养大户是土地流转的带动主体，必须重点培育发展、加强引导和全程支持。各区县、各乡镇都要结合现代农业及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合理定位一批现代农业园区，包括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设施农业园区和规模效益农业园区等，作出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规划，制定现代农民园区建设的扶持政策和服务措施，以此为平台和载体，引导吸纳工商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各类业主大户集中开发，实现整合投入。引导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设规模化、标准化自控原料基地，示范和组织带动周边农户连片建设“第一车间”。加快培育发展专合组织，引导支持有能力的个人或组织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吸收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以统一经营单独核算等多种形式组建专合组织，直接组织农民发展规模化经营，丰富土地流转的方式和内涵。引导支持农业生产经营大户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规模效益和组织带动效应。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强能有力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步伐，从而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要针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改变土地观念，提升流转水平，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这样，才能使农村土地流转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摘自网络

新农村建设建议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以前写的，不是很好。。。。凑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