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争相关论文选题意义高中生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现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宋诗与唐诗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的观点有这么几点：一点是，认为宋诗和唐诗的不同，就是人文意象占主导地位。古典诗歌的意象，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然的意象，就是日月星辰、山川风物，自然界的意象；另外一种意象是人文的意象，就是历史文化遗存的意象，这种人文意象更多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所以，宋诗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比较多——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自然意象，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诗里面不占主导地位。这被认为是宋诗的一个特点、一个特征。第二点，认为宋诗的文化的蕴涵、艺术风格和唐诗不一样。这个观点主要认为宋诗是宋代文化的产物。研究宋代文学、宋诗、宋词的人，都喜欢引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到了赵宋王朝便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这个成熟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也反映在哲学上、历史上。历史方面有《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出现；哲学方面，有朱熹这样的哲学家出现；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占了六家，宋诗也还可以，还有宋词；宋代的文人画、书法也是这样。所以，唐宋诗的区别，就是宋代文化与唐代文化的区别。第三点，大家认为，宋诗的成就、特点，就在于它和唐诗不一样，这也是它高出元诗和明诗的地方。因为实际讲诗歌创作，虽然说“诗必盛唐”是明代提出来的，但元代的诗人就开始强调诗歌要学唐人了。但是学唐人学得再好，你会超过李白、超过杜甫吗？艺术贵在创新，没有自己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在艺术史、文学史上就留存不下来。宋诗不管怎么说，跟唐诗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还有一点认为，宋诗从整体上来说，它追求一种格调，风格典雅。宋诗的美，是一种什么美呢？我们提出一个观点，是一种老境的美，就是渐入老境。老境的美就是一种平淡的美，是老树著花的美。所以，宋诗的这种代表，像黄庭坚，他的风格就是一种瘦硬的风格。瘦硬就是他尽量避免用很多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形容、比喻这样的词句，尽量避免用华丽词藻。比较华丽的词藻往往是在人的感情比较丰富的时候用，而宋诗里面没有这种，它都是比较平淡的；而且，从苏东坡开始到黄庭坚，他们都把平淡作为了诗人诗歌创作风格成熟的最高标志。

唐宋之争相关论文选题意义高中政治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　　[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我个人觉得楼上说的很好，我只能就我所有的资料，瞎补充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来看，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第一次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唐宋时期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表现在，⑴使土地资源的配置趋向市场化，从而使土地越来越具有纯粹的经济意义；⑵使土地所有权自上而向下移动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国家下移至地主再下移至农民的过程唐宋则处于这个下移过程的中间阶段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应该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进步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到了宋代，人们对此作了更为精练的概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①谁占有土地，谁就应该向国家缴税，谁租佃土地，谁就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缴租无论是“税”还是“租”，都要以对土地明确的所有关系为前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是士子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它自隋开皇年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使科举制度成为反对社会改革，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八股文虽然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用八股文取士也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总之，我们对科举选官和八股取士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明其得失　　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汉代的“贤良方正”到唐朝的“诗赋取士”，其实质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了推举选拔制度，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无疑是进步的　　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唐宋之争相关论文选题意义高中地理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李华瑞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 “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3]。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4]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5]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6]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⑴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⑵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⑶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⑷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7]“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8]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升、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⑴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⑵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⑶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⑷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⑴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⑵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9]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0]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11]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12]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13]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4]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⑴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⑵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⑶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⑷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⑸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⑹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15]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16]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17]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18]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19]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20]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21]，“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22]。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23]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24]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洲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25]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26]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27]。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28]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29]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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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治武功兼顾，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但宦官、朋党、藩镇集体出现，并尾大不掉最终联合毁掉唐王朝。宋代文治达到中国古代巅峰，无宦官、外戚、藩镇，朋党也不算突出，但武功却非常差，外战无辉煌可言，可谓积富积弱的典型。这其中宋代扬文抑武的国策是最重要的核心点。宋代国策基本上是对唐代的矫正，对宦官和外戚的限制非常到位，堪称楷模。对军队的限制，使得两宋基本无割据、造反之武将，但抑武太过，军队战斗力太差，与强大的综合国力不成正比，两宋相继亡于外患，并使得少数民族第一次建立统一中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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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的发展，兴起于武则天统治时期，陈子昂为其先驱；发展于安史之乱前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作出了重要努力；繁荣于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为其领袖；衰微于晚唐，杜牧、孙樵、罗隐等为其余响。　　一、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小中兴”时期。但社会矛盾并未真正缓和。一部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深刻感受到社会的矛盾与危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迫切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　　二、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复古思潮成为古文运动的推动力量和指导思想。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以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三、从古文自身发展的情况看，古今文体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代已经开始，后经“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力主恢复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倡导古文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　　四、形成了教化中心说和完整的道统文学理论。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萧颖士、柳冕等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这对韩柳古文运动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