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鉴赏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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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尔雅风俗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从夏朝开始共有13个王朝在洛阳定都。它是河洛文化发源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千余年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国重工业城市。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现在洛阳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休闲城市。千年帝都，华夏圣城，文明之源，天下之中丝路起点，运河中枢，牡丹花都，山水之城三代创世，魏晋风流，汉唐雄风，宋家文气洛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号称国色天香的古都；洛阳，出河图洛书育三皇五帝，“天下之中”的地位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华夏先民对祖地心理上的认同；洛阳是中华文化的读本和华夏文化从萌芽、成长走向繁荣、壮大的中心和象征。洛阳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那么，他的民俗风情正如苏东坡所说：“洛阳古多土，风俗犹尔雅一、民间语言——洛阳方言进到洛阳城内，不看其人，先闻其声。降声调的发音，似曾相识的词语，都让会让你耳目一新。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洛阳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方言也被称为“雅言”。南宋陆游说： “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大。”现今，洛阳市区内老城区、洛龙区主要以洛阳方言为主。其中，老城区作为老洛阳的象征和标志，洛阳方言更是地道。试想一下，漫步在老城区的东西大街，感受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体悟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息的同时，听着地道的古城方言，就好像穿越世纪，回到历史。洛阳方言有着“洛阳味”。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洛阳方言中的土话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确在洛阳风俗习惯中留下浓重的一笔，是对洛阳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乐一乐：虽然洛阳方言正在被逐渐同化，但来到洛阳城，与街边的老人聊聊天，与没有店牌的古老商铺老板对上几句话，你马上就能听出洛阳方言的意趣，很快就能从洛阳方言中体会到洛阳人积极、乐观却又淳朴安适的生活哲理。二、饮食传统——汤食和洛阳水席听着地道的洛阳方言，走在古朴的城区街道上，很多游人都希望寻求到属于洛阳的最真实的味道。那么我们就从舌尖上的味道说起。了解洛阳，各种汤食则是在最佳选择。洛阳人美好的一天，是从早晨的一碗酸辣爽口的“不翻汤”开始的；而洛阳人舒适的一天的结束，也是以鲜美的汤食画上句号。可汤食都包括哪些呢？“说起洛阳的汤呀，洛阳本地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牛肉汤、驴肉汤、羊肉汤、鸡肉汤、丸子汤、豆腐汤、不翻汤、臭杂干汤„„呵呵呵呵，这么多汤呀？可不是嘛。”你随便拉个洛阳的本土人一问，十个有九个一定是这样回答的。洛阳汤食店有正宗的，也有不正宗的。正宗的已有百年历史，不正宗的更是比比皆是。洛阳大约有千家汤店，有马、高、李、任等各种正宗或不正宗的牛肉汤、羊肉汤、不翻汤、丸子汤、豆腐汤店每天在洛阳城内张罗着。想要区分正宗与否，只有现在的老洛阳人才能辨别，一口一个味，一句便道出地道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份七八块的汤，配上洛阳烧饼，也就知足了。来到洛阳，实惠又好吃的便是在老城兴华街，洛阳正宗的不翻汤 “高记清香园”，这是所有游客一定要去的店面。说起喝汤，老洛阳人喜欢端着汤悠闲地蹲着喝。如果你喝过洛阳的汤，一定发现，盛汤的碗是那种粗重的大碗。这样的碗，配上老洛阳人独有的喝汤习惯，更是别有一番风景和滋味。对于老洛阳人这样的饮汤习惯，现在的洛阳人既有保留也有创新。来到“清香园”喝汤，你会发现，小小的店面只摆放了4、5张小桌子，面对较多的客流量这些桌子根本是杯水车薪，可那又怎么样呢？食客们一个个在门外大槐树下放张高凳子，再坐在小板凳上，要么自己吃自己的，要么边交谈边吃，丝毫不会因没有桌子感到不适和苦恼。这好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没有人会去破坏它，就连那些游客也是“入乡随俗”。我想，也只有这样的吃法，配上正宗或不正宗的汤才能真切体会洛阳汤食的文化内涵。洛阳汤食文化历久弥新，即使民间风俗，也是中国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除了汤食，洛阳水席更是一绝。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洛阳水席洛阳汤，不沾勿忘桂花糖，吃罢四宝不同躺，洛阳浆面有点烫。”首句就是洛阳水席。洛阳水席的特点：一是有荤有素，素菜荤做，选料广泛，天上的飞禽、地下的走兽，海中的游鱼，地里的菜蔬均可入席。所谓"水席"有两个含义：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水；二是热菜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向流水一样不断地更新。洛阳水席起源已久。“水席”是洛阳特有的地方风味菜肴，它风味独特，选料十分讲究，烹制认真精细，味道鲜美多样，口感舒适爽利，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是中国迄今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筳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今日的洛阳水席，全席二十四道菜，即八个冷盘、四个大件、四个压桌菜。其上菜程序是：席面上先摆四荤四素八凉菜，接着上四个大菜，每上一

旅游鉴赏论文20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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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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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鉴赏论文2000字怎么写好

《如何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民俗的发展》一、如何认识民俗旅游（一）民俗旅游的范畴民俗旅游是当今的热点，其作为一种无形文化资源，代表的价值呈现出巨大的吸引力。民俗旅游能将自然文化、社会生活、观览体验、传统现代等结合起来，反映着民俗区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生活情趣。“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在心理上满足游客追求“新异乐知”的需求欲望的一种旅游形式。针对民俗旅游的范畴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就有关于上层文化中的宫廷文化（诸如宗教历史遗迹、佛教寺庙景观等）是否被纳含于民俗旅游资源（大数来源于民间下层文化）之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时代的迁移，上层的宗教仪典等已经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传统，所谓的“神圣”已经加了民俗的基调与内容，把上述归为民俗旅游的范畴有其可行性与合理性：符合时代的变迁性质，保留历史原有的上层文化；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顺应民俗旅游发展趋势；共同参与并了解，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二）“旅游民俗”的分类 “旅游民俗”是个广泛的概念，其分类的标准与角度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会有所出入。总的来讲，分类应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分别定位。 1．从宏观的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又可依照其涉及的民俗性质、产品层次等可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周霄认为以民俗性质为标准，旅游民俗可分为“物质型”、“社会型”、“口承语言型”和“信仰型”四种类型；以产品层次为标准，旅游民俗还可分为“静态陈列型”、“动态表演型”和“互动参与型”三种类型。此外，谢科还根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可将旅游民俗分为三种形式：物质民俗旅游资源（包括生产民俗、消费民俗和流通民俗）、社会民俗旅游资源（家庭民俗、村落民俗、民间组织民俗、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精神民俗旅游资源（信仰祭祀民俗、口承语言民俗、民间艺术民俗、民间游戏娱乐民俗）。巴兆祥在论及民俗旅游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动机把民俗旅游分为消遣观光型、参与型、考察型和娱乐性。 2．从微观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的分类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如大理旅游民俗主要包括服饰、手工艺品、歌舞、节日、宗教信仰这几类；又如喀纳斯斯湖景区图瓦旅游民俗有物质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文化和社会民俗文化3大类、11亚类和41小类。根据调查，图瓦人文化在畜牧民俗、农耕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社会民俗文化、交通民俗、婚俗民俗、寿庆民俗、丧葬民俗、传统节日、现代节日、乡里民俗、竞技民俗、工艺民俗、自然崇拜、生活禁忌、宗教信仰上具有特色。二、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价值体系研究）本人通过万方数据库、google academic搜索引擎、中国期刊网等搜索到了近万篇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再加之导师指定的论文，发现关于对民俗旅游的研究至今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中反复讨论，同时加深加宽。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大多数集中在民俗旅游概念、特点和分类研究；民俗旅游规划、开发及开发模式的研究；民俗旅游的有关文化方面的研究；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旅游发展研究；民俗旅游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研究；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民俗旅游的中外对比研究等等。探讨诸如此类问题的论文比比皆是，但是从民俗旅游本身的价值角度出发的文章并不多见，纵观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其实质上主要探讨了民俗旅游的价值体系，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内容：（一）文化价值观 1．文化的不和谐现状：旅游业往往被称之为“无烟”产业，然而在其发展过工程中对其赖以生存的旅游资源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从某种程度上看，丝毫不亚于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出现大量的伪民俗，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和谐性，促使旅游地民俗文化出现与外来文化快速趋同的趋势，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民俗旅游是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上发展起来的旅游形式，本应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但在不少地方，旅游开发却使民间文化受到了伤害，导致民族风情徒具形式，手工艺品艺术价值降低，文化的多样性渐趋丧失。孙天胜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者和旅游者的功利主义，为此我们应强调民俗旅游对文化保护的责任，在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不忘其对文化传承应有的意义。田茂军从“没有科学地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和“没弄明白民俗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主体问题”两个角度对民俗旅游文化进行了反思。周霄（2002）还引进了“文化殖民”这个概念，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巨变的明显特点是物质生活习俗与社会生活习俗、信仰生活习俗的两极化发展，即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方式上疾速追逐超越时空和国情的消费与享受，甚至不加选择地套用外来文化模式，或错误地引进西方文化的败笔来填补鄙弃传统生活方式的空缺，另一方面在家族习俗、人生礼仪及信仰行为与观念上不加区别地全面恢复古旧的宗法性礼俗，无论外来的风俗还是本土的习惯，都处在冲撞、融合或重整再造之中。此外，现时风俗打上了“时尚”的印记，研究时尚这种能够趋同性行为模式的形成、时尚的不断更替等则成为民俗学者们的主要任务。 2．文化的协调发展：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看似经济性问题的文化冲突，实则是深层次文化冲突的外现。所以旅游开发的实践中，不仅应该对一个地区的旅游开发进行技术经济论证，而且应该寻找文化冲突中的均衡，培养文化调协的概念。陶犁认为，其协调内容应含有民俗旅游者文化求异与文化认同间、民俗旅游的本质与民俗旅游产品形式间、民俗旅游中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自决性与互动性间、民俗旅游中接待地居民文化心态间、民俗旅游的开放性与限制性间、民俗旅游中文化与生态经济间的调协。吴忠军在论述广西民俗文化的时候也涉及了“整体文化开发设想与局部文化建设并重”的协调思想。卡哈尔-吾甫尔针对新疆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增强区域协作、联合促销并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黄金旅游走廊的思路。其实文化协调性的现行核心问题是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协调问题。其实民俗旅游的本真性与商品化并非绝对对立，如民俗旅游开发以旅游业为驱动力，商品化则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寻求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以获得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同时不协调的关键实质上不在于民俗旅游商品化本身，而在于对商品化的肤浅理解和低级运用。民俗旅游中的“本真性”侧重于旅游者所经历的“真实”，通过市场运作来为旅游者提供一个体验民俗文化的机会。因此，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具有经济的“外壳”和文化的“内涵”。因此，民俗旅游的开发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照文化法则。置文化内涵于不顾的随心所欲、粗制滥造，实际上违反了商品化原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不可能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同时，在旅游开发中一定要把握商品化的“度”，不把旅游的经济效益把再过高的位置，商品化也未尝就是坏事，相反商品化还可以有效的传播和推广民俗文化，旅游也将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使者。所以只有本着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均衡发展才会真正实现大范围的文化协调。（二）经济价值观作为文化旅游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旅游，在经济效益方面已经显有成效： 1．显性效应：民俗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吸引旅游者、增加客源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2．隐性效应：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民俗旅游是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民俗旅游也扩大了当地的知名度，在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吸引众多的投资者为当地经济建设宣传服务。殷群从民俗旅游的供给与需求方面出发，指出民俗旅游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开发中要防止民俗旅游的泛化，同时要注意民俗旅游的供给具有民族性和民间性，此外，作者也对民俗旅游进行了消费效用分析。陈建设等指出民俗旅游能给民俗地区带来经济收入实为一种帮助扶贫、充分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文化的经济激励，同时提出以扩大市场增加收入、建立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的建议对原有的经济激励进行了改进。在实证性研究论文当中，张旭亮等对图瓦民俗旅游进行了研究，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图瓦民俗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外部性不经济性，并针对这些外部不经济性提出了一些可消除图瓦民俗旅游开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建议。（三）社会价值观民俗旅游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特色旅游，其独特性与生动性使其充满了商机，当然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侧面写照，我们也不可忽略其社会价值。彭谊认为通过民俗旅游，可以为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生态环境、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城乡的美化，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社会控制”问题也炙手可热，民俗旅游拉动了旅游地经济的增长。当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等因素不足以支持其向前发展时，外部的政治机构和经济集团以“投资者”或“扶贫者”的姿态介入并成为旅游战略的制定者和经营运作的操控者。众所周知，投资者关心的往往是其资金收回与效益问题，这种思路极易导致民俗旅游开发中的短视行为，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当地自然文化生态的破坏为代价。因此，在关于当地民俗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原则性问题上，地方政府需重新争取主动而坚定立场，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计。三、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民俗旅游是一门新兴的旅游主题，它的热潮引起了众多学术研究的紧跟而上，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大量篇幅的研究方法此起彼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剖析并总结。具体而言，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可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般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整体—局部分析法和跨区域分析法。（一）一般分析法从民俗旅游的资源开发和市场开发两个角度，提出了调查法、比较法、综合法、形象定位法、市场预测法。胡海胜使这五个方面具体化：调查法——对民俗旅游资源、市场和开发过程的调查；比较法——相似和相异比较；综合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旅游资源的评价（分等定级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和对民俗旅游景点的综合开发（景点内综合开发、民俗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的结合、点线面相结合）；形象定位法：领先定位、比附定位、逆向定位、空隙定位、重新定位；市场预测法：定性（类比预测法、集合意见预测法）、定量（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预测法、试销法）。（二）跨学科分析法对民俗旅游的研究与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是相通的，此类相关学科包括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只有通过类比或对比才能在学科研究间找出共性与特性，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并不多，但也不乏有人创新开拓，如周霄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旅游民俗的概念体系与类型，以及民俗旅游的本质与特征，并从文化变迁、组织重构、角色认同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对民俗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又如刘晓春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方面分析，认为民俗旅游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诉求。此外，民俗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也可为创新之举，王德刚等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旅游者对民俗旅游商品的需求特征，包括追求时代性、追求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追求消费多元性与需求多样化、追求消费个性化和追求携带的方便性等。（三）整体—局部分析法这种方法实质上也可称作整面—焦点分析法。 1．运用整体（整面）分析法的文章占了论文总数中相当一部分，其从宏观把握问题，审视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展望今后的发展动向，等等。 2．局部（焦点）分析法则从微观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某一个地区的民俗旅游发展情况，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东西南北中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的层次由省及村。论文研究内容以具体地域状况为基点来探讨，分析了民俗旅游发展的历史成因、开发模式及意义、现状及内容、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以小范围的诠释扩展到大范围的展望。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地域涉及广泛，如在文献总数（根据数据库精选出的112篇文献资料）中，分析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山西、辽宁、天津、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甘肃等北方及中西部省份，或诸如昌平、新疆喀什、恩施州、北京怀柔区官地村、湘南地区、张家界、甘南地区等小区县的论文数较多，而针对东南沿海诸如上海、南京等地关于民俗旅游开发方面的文章较少；此外，民俗旅游深入研究与少数民族紧紧相连，大量的文献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开发而展开，如西南三省少数民族的旅游民俗开发等。（四）跨区域分析法也称之为区域比较法，此分为两种情况：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法；跨国界比较分析法。针对1种情况，海峡两岸曾在02年于北京对关于两岸观光休闲农村与乡村民俗旅游召开了研讨会；“06中国旅游发展论坛-北京对话”也以跨省市的手法来比较分析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异同。针对两种情况，周春光等从介绍日本“里山”现象入手，通过对目前京郊地区民俗旅游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并积极主张营造有中国特色的乡土自然文化和民俗旅游发展模式。（五）其他方法（创新构想）包括“经典罗列法”和“历史阶析法”。 1．“经典罗列法”指在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等，陈景辉等在论及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成功模式中就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典型的三种模式：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摩梭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西安以仿古入城式盛大典礼欢迎克林顿；深圳华侨城大打民俗旅游品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内蒙古民俗旅游的开发意见。 2．“历史阶析法”指利用民俗旅游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性特征来纵观民俗旅游的发展进程与改进措施。这两个创新构想出的方法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情况不多，即使出现也以综述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完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四、民俗旅游的创新思路（一）处理民俗旅游与相关主题旅游的关系随着“旅游可持续化发展”口号的提出，以“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俗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形式纷纷兴起。民俗旅游作为近年来旅游新的增长点，各地方踊跃的打起“民俗”的旗号、以当地的民俗特色吸引游客来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其实民俗旅游与其他几种旅游形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与相关性，具体体现在： 1．民俗旅游中的“民俗”特质贯穿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的内容之中，呈现出地域上与内容上的相互包揽性，具有“民俗搭台，生态、红色、乡村唱戏”的特征； 2．均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其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四个主题互为兼容，互为补充； 3．旅游发生地大部分集中在边远山区和偏僻乡村，上述几种形式的旅游均顺应形势，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特色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维护了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二）注重都市民俗旅游与乡村民俗旅游、农业民俗旅游的并肩发展民俗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如何更好地丰富民俗旅游的内容、展现丰富旅游文化，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和谐”理论的提出要求我们在旅游的生态可持续方面也做出贡献，农村民俗旅游与农业旅游是民俗旅游可持续化的发展重点，它们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村或农业经济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如今发展民俗旅游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社会的进步与旅游发展的多样化要求民俗旅游不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民俗旅游论文还在沿用早期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把大量注意力投向古老的民俗事象，因而过分关注市场尚不成熟的民族或乡村区域，纷纷开发出一系列无“度”的民俗旅游项目，而同时国内都市所吸引的客源在旅游市场上至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为都市民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研究余地还很大。比如，邱扶东等在考察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基础上，提出了上海都市民俗旅游开发模式，并从都市文化与旅游氛围、旅游产品、旅游商品等方面评价了都市民众旅游开发的作用。总之，要把民俗旅游做大做好，就要结合都市与农村等地域的民俗特色，做到地域间民俗旅游的和谐发展，达到互为补充、互为增色的效果，使游客选择余地更大，从根本上完成民俗旅游的多样化建设。（三）解决民俗旅游的传统性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三农问题” 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很广，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构成。 1．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用来指导民俗旅游的产供销活动，从而解决供需矛盾； 2．社会、文化的可持续要求民俗旅游开发中加强对传统民俗文化价值的宣传，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素质，激发起对所在社区和地方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提高其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对游客要加强尊重接待地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等等； 3．环境的可持续主要在于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民俗旅游开发者、管理者、旅游者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如今民俗旅游展开地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农村，“三农问题”也就成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李万佰以北京昌平市为例，提出了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和政府扶持为措施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李琳桂等认为“农家乐”民俗旅游在“三农”问题上可以有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解决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加快农业市场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四）发挥民俗旅游的“特色化”营销 “特色化”主要包括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的特色化和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的特色化。 1．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特色化：指的是地方根据当地的民俗特色，设计出符合游客需要的旅游民俗产品。如昌平以“酒”为题材发掘其民俗旅游之“酒文化”；满族人民依据其民族特色开发传统食品，使“萨其玛”等品牌产品名扬天下；辽宁对民俗旅游中的纪念品开发颇有独到之见；此外，“民族高校开发民俗旅游”的构想成了旅游界的热门，等等。 2．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特色化：即为营销的方式，其实关键在于怎样去广告宣传自身的特色产品。肖建春对四川重庆一带的民俗旅游作了广告分析，提出广告必须充分利用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寻求整体规模效应、并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国际化，等等。总之，民俗旅游广告宣传的原则性在于以内容真实、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为基点，利用媒介通过艺术的手段将产品推向市场、面向国际化。（五）提倡民俗旅游教育扩大化问题 1．加大“人才教育”力度：民俗旅游人才（尤为管理和经营人才）的不足成为社区民俗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合理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需要民族界的精英人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拓深民俗研究的内涵。所以旅游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旅游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利用高校、大专、中专、职校、旅游培训中心构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地，通过岗位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可引进一些急需的高级管理或经营人才以满足民俗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全面要求。此外，民族地区的教育颇为特色，张洁提出民族小学除了对外界开放，让游客了解当地民俗外，在教学中还应根据民族地区具体情况，在某些教育内容中体现民族特色。 2．培养“社区参与”理念：其主要强调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获得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益的同时，加强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有关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来提高其旅游意识和环保观念，达到由受教育前居民被动接受环保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被动关系转化为受教育后居民主动自觉的环保观念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对等关系的目标，从而使旅游地居民深知如何自觉去维护环境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一组循环性良性效应。（六）创新民俗旅游的现代化建设民俗旅游的古朴性与承传性并不排斥民俗旅游中的现代化建设。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使原来封闭但具有丰富民俗特色的区域开始面向外部世界；经济的融通与信息的交流使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向于现代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的提出是建立在不损耗当地生态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过度的商品化与经济化只会导致民俗文化的消亡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我们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创造当地人们的数字化生活，为民俗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辟、实现市场和效益的规模化等提供便捷性。五、总结与展望目前，我国民俗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深度不够但发展势头较好，其处于起步探索时期，问题较多，需要我们进一步钻研。面对目前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缺乏理论体系，达不到体系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比例失衡；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滞后于实践；案例分析太简化，分析问题不深入；不关注热点问题，缺乏热点问题间的思维链接；缺乏问题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结合，把“人”本身问题放于次要地位；思路单一化，创新性少等等。当然，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在我们审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思索我们的改进与提高步骤，那才是关键问题，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在逐步地进步，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民俗旅游的热点，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思路，培养一种前卫的思维模式。我们拭目以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将成为旅游经济新一轮的亮点，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照实写，景需结合人文等。

旅游景观鉴赏论文2000字怎么写

照实写，景需结合人文等。

旅游鉴赏论文2000字的意思

河阴石榴（Heyin Pomegranate）栽植源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安息国（今伊朗河阴石榴(17张)）带回石榴良种，在黄河流域种植。在河阴县（今广武、北邙）栽植的这种石榴又名河阴石榴，也称安石榴。河阴石榴，其色古、子盈满，其味甘而无渣滓，故驰名全国，畅销各地，为荥阳名特产之一。石榴栽部主要分布于高村乡的刘沟、官峪、枣树沟、广武镇的阵沟、寨子峪等村。刘沟西诏峪，年产石榴5--10万公斤。

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一、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转变。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25亿人次，其中过夜旅游人数达499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339亿美元，入境旅游接待位居世界第四位；国内旅游9亿人次，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3452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旅游业总收入达893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3%%。全国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000多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届时，入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编制的旅游卫星账户测算，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年全国GDP的05%%。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的特点，在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把它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培育。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旅游是人们离开家门，求新、求知、求乐的一种社会活动，而文化则伴随着旅游的全过程。通过旅游，既能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的享受需求，又能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旅游业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发展前景，被称作“朝阳产业”，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自有旅游活动以来，旅游与文化就从未分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而没有旅游的文化则缺少活力。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内涵。站在旅游的角度看，抓住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抓住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市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繁荣。随着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和不断发展，产生了旅游文化演出这一新的业态。近年来，我国旅游文化演出市场欣欣向荣，演出规模稳步扩大，演出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和优秀人才不断聚集，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崭新局面，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重点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定时定点上演的、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旅游文化演出有153台，资金投入达9亿元，参加的专业和业余演职人员76万人，观众达67亿人次，实现演出收入8亿元。涌现了一批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艺精湛、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旅游者，并得到广泛好评。三、旅游文化演出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旅游文化演出取得的成功，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晶，对我们进一步促进旅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第一，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市场是关键。从地域分布看，旅游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旅游与文化结合得越紧密，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相对就越繁荣，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郑州、西安、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从产品特征看，对文化和艺术内涵阐释得越有特色、越通俗，受众面就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相对于城市常住居民来说，大多数旅游者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化产品的需求往往表现为民族性、多样性、特色化、大众化。抓住这一潜在的观众流，就抓住了一个大市场。第二，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培育精品是方向。所谓精品，是指精良、上乘的作品。旅游文化精品就是制作精良、演艺精湛、能够代表当地文化艺术水平、深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旅游文化精品不仅能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构成新的旅游吸引力。河南推出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从策划之初就致力于要把这台节目打造成艺术精品和河南的知名文化品牌，经过前后二年的精心设计、制作和市场营销，已经打开市场，取得了成功。上海的“时空之旅”，集中了三方投资者的优势资源，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至今已连续演出700多场，有的观众甚至专程去看这场演出。这一系列的精品，包括在会议上介绍经验的云南的“丽水金沙”、广西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不但本地观众爱看，各地来的游客也爱看；不但国内游客爱看，外国游客看了也赞不绝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第三，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独具特色是重点。因为旅游者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愿望和需求，如果没有特色，就难以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这次会上六家单位的典型经验就各具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大唐乐舞”、深圳华侨城的“龙凤舞中华”、山东曲阜的“杏坛圣梦”、山西太原的“晋商歌谣”、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婚礼”、河北吴桥的“杂技大世界”、三峡大坝的“盛世峡江”、湖北的“夷水丽川”、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安徽的“绿水青山”、西藏的“雅龚盛情”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许多作品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拿到世界上去，也一定能以鲜明的特色占有市场。第四，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体制机制是保障。旅游文化产品要进入市场，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有了与市场接轨的体制和机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文化演出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有些剧目的初次投资高达上亿元，有些剧目每天动用演员四五百人，有些剧目当年就能收回数千万的成本，还有一些剧目已经连续演出了十多年仍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第五，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改革创新是动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从旅游业来看，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同样在于创新。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马戏、武术等文化艺术，通过设计理念上的创新、编排组合上的创新、高科技演艺手段的采用以及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等，便焕发出蓬勃生机，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广东番禺的“森林密码”，这个节目综合投资3亿元，仅灯光一项就投入2000多万。舞台宽度达100米，布景层次达11层，中外演职人员300多人，参加表演的动物400多只。虽然演出内容也是常见的歌舞、杂技、马戏等，但由于大量地采用创新手段，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自2006年1月开演以来，平均每场观众超过3000人，最多时达到8000人。

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障碍与模式分新摘要：湖北旅游企业规模实力小、行业集中率低、企业制度不完善、经营效益不佳，呈现出多、散、杂、乱的局面，不仅在实力上无法与境外旅游企业集团进行抗衡，就是在国内也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从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和应对境外旅游企业集团的冲击出发，湖北旅游企业必须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关键词：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障碍；模式随着我国加入WTO，旅游业将逐步对外开放，境外大型旅游企业集凭借其资金、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将陆续登陆我国，度过人世后前几年的缓冲期后，湖北的旅游企业将会与境外旅游企业集团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审视湖北旅游企业现状难发现，湖北旅游企业必须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通过企业集团化发展和资本营运来扩大旅游产业的规模，使旅游业在湖北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一、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的障碍分析 1、旅游企业规模太小。旅游企业集团与单体旅游企业相比，在规模效益、资源配置、融资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尢可比拟的优势，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规模效益，它主要通过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节约来实现，最终体现为企业集团的竞争优势。目前，湖北旅游企业的规模都很小，没有自己的酒店管理集团，旅行社除了几家国有的旅行社外，其他私营旅行社的规模都太小，没有儿家能够进入全国旅行社100强之列。同时，旅游企业规模小也限制了湖北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没有形成一个叫得响的旅游品牌，而华侨城集团、宋城集团凭借自身的品牌优势，都成为了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驱动器”。 2、旅游企业制度不完善。目前，湖北旅游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众多的旅游企业成了跨行业和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并没有成为实际上的经济实体和法人实体。大多数旅游企业隶属于有关政府部门，资产关系复杂．体制很不完善，企业的自身经营受到政府行政命令的干扰，效益不佳。即使是已经组建的旅游企业集团，如武汉旅游国有控股集团，多为酒店、旅行社等企业的简单叠加，市场竞争能力有限。有的旅游企业虽然冠以集团之名，但也属于松散的联合体，聚合水平很低，综合实力不强。 3、旅游企业经营者观念落后。长期以来，湖北旅游企业经营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消极思想根深蒂固。安于现状，在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的问题上，由于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没有保障，总是百般阻挠，造成了集团化进程中的重重障碍。即使政府有发展旅游企业集团的意愿，但旅游企业表面L积极运筹集团化发展问题，背地里却加以阻挠，只考虑自己的眼前既得利益，无视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对湖北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意义。 4、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需要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其实也就是政府政策的优惠和扶持，但同时也要消除隐性的限制性政策，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考虑目前湖北的旅游企业现状，要加快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进程必须依靠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2000年，武汉市经过改组成立了武汉旅游国有控股集团。这表明湖北政府部门已经在政策上对旅游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有所倾斜，但扶持的力度还不够。以武汉旅游国有控股集团为例，它的成立是武汉市旅游局改组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派生品，而且它所能支配的资产和资源也很有限，都是当时划拨的一些不良资产。因此，湖北省旅游企业的集团化发展，还需要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扶持。二、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 1、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市场成长型、政府行为型和混合推动型。市场成长型，是集团的核心企业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营优势，使其他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与之组合成企业集团，其优点是企业成员之间以资产为纽带，产权关系明确，管理体制规范，企业的整体效益较明显，缺点是核心企业在自身实力的培养上要较长的时间，代价太大，不符合日益紧迫的国际竞争的要求；政府行为型，是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组建企业集团，企业成员以行政或契约关系为纽带，企业运行的动力是行政命令，其优点是依靠政府的影响力可以在短时间内使集团的实力增大，缺点是集团的企业制度不完善，集团在经营上有时受到政府有关行政命令的影响，不能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混合推动型，是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集团的形成，政府主要通过相关的政策、法律等手段对企业的活动来加以引导，政府、市场、企业三方面协调一致，这种类型融合了前两种类型的优点，克服了不足，是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道路的有效选择之一。 2、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创新。综合考虑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的三种模式，结合湖北省旅游企业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内外环境，全面考虑湖北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及旅游企业发展的目标定位，本文提出以“资源整合、资产重组、资本扩张、品牌经营”为主要手段的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 (1)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的四个成长阶段。一是自然状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旅游企业都处于一种杂乱的竞争状态，有的旅游企业实力强，有的实力弱，但没有一家旅游企业具有绝对的领导实力。这正是目前湖北省旅游企业所处的一种状态，多、散、杂、乱，市场竞争激烈，交易成本高，并没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阶段是集团化发展的原始状态。二是松散联盟阶段。由政府主导将一些优良资产和资源划拨出来(圆圈内的符号表示通过政府划拨出来的企业和其他单位)，通过资源整合组成企业集团的雏形，但划拨过来的企业和单位并没有进行资产重组，虽然冠有集团之名，但只是一种简单的松散联盟。因而从表面看，企业集团的实力是增强了，但在企业内部还有许多关系需要理顺，如产权的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这个阶段的企业集团只是处于外强的状态，本身拥有许多的资源，但在支配使用这些资源上面还存在多种障碍，不具备向外扩张的实力。三是资产重组阶段。对企业集团进行企业化改造，通过资产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各成员企业逐步摆脱与政府的裙带关系，逐步明晰产权。企业集团享有对各个成员企业资源的支配使用权，由集团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再受政府指令的干扰(矩形内的符号表示通过资产重组后的集团状态)。这个阶段非常关键，它决定了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是否能取得成功，也决定了集团的发展前景。本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塑造旅游企业品牌，通过品牌的打造来提高集团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为下一个阶段的扩张奠定基础。四是资本扩张阶段。这是旅游企业集团不断壮大的阶段，它要求集团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实力和品牌资源，对外进行资本扩张和品牌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资本融合、并购等手段不断吸纳新的旅游企业加入．进一步壮大集团的实力(图中的小三角形和小正方形表示集团吸纳的新成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优势，向其他旅游企业进行品牌和管理的输出(图中的圆形表示接受集团输出品牌和管理的企业和单位)。通过扩张增加集团控制资源的范围和数量，进一步促进集团实力的增长，最终达到通过企业集团化发展实现旅游企业竞争力提高和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目标。 (2)湖北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的五大战略举措。第一，资源整合。通过政府行为，将一些优良旅游资源。包括旅游景区景点、旅游饭店、旅行社等整合在一起，先组成松散联盟，增强集团实力。可先以一家实力稍强的旅游企业作为核心企业，将其他企业和单位整合在它的名下，或者另外形成一个新的企业主体。如可以让武汉旅游国有控股集团作为核心企业，将黄鹤楼、东湖等知名景区景点整合在它的名下，以行政划拨或转让的形式并人集团，作为集团的子公司，由集团进行持股和管理，盘活资源存量，提高黄鹤楼、东湖等景区景点的经营效益，并提高武汉旅游国有控股集团的竞争力。第二，资产重组。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还必须对集团进行企业化改造，资产重组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简单地将几个旅游企业和景区景点组合在一起，并不表示旅游企业集团的实力就增强了，从表面上看企业是变大了，但大而不强，因为集团内部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需要协调处理，该割舍的要割舍，该抛弃的要抛弃。资产重组完全由集团自主来做，可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集团和子公司之间的产权关系，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后的协同效应，真正把旅游集团做大、做强。第三，品牌塑造。集团除了要进行资产重组外，还要在经营过程中注重自身品牌的塑造。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进入了品牌经营时代，许多大的旅游企业集团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品牌更是其扩张的一大利器，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如华侨城集团和宋城集团。第四，政策保障。湖北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需要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予以保障，如要避免对旅游企业的高出市场价供给和强制配给，不给旅游企业增加负担等。为配合旅游企业的集团化进程，政府可以在投融资环境、市场体制等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完善金融投资体制，建立健全的市场法规体系，加强政策引导，为旅游集团的外部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积极推动相关企业的联合，加快旅游企业集团化的进程。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