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选题背景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
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选项总体要求。和领会把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项总体要求。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一、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可以加强国家管理,把国家管理都搞好,让国家更进一步发展。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一、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可以加强国家管理,把国家管理都搞好,让国家更进一步发展。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选题背景怎么写
额,说说这个东西可以应用到哪些场合,然后谈谈这些应用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实现它的意义在哪里。说完这些就可以了。
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撰写的学术论文叫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被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 学位申请者如果能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而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合格,那么就给予学位。如果说学位申请者的课程考试通过了,但论文在答辩时被评为不合格,那么就不会授予他学位。 有资格申请学位并为申请学位所写的那篇毕业论文就称为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一、学术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二、科学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三、创造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和 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四、理论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 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发表论文审核时间 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选题的背景和价值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民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长,结构也不断的优化。互联网作为网民权利、利益表达的新渠道,致使网络事件风起云涌,但是我们的政府在态度和机制上表现不足。在政府建立的各种网络民意通道也存在着各种现实的问题,致使网络民意向政府表达的内部通道不畅。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网络民意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有了理论和现实的价值。2互联网发展迅速从1986年高能物理所ALEPH组从北京给斯坦伯格(JackSteinberger)发出的第一份电子邮件到1994年中国被允许加入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可谓迅速。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为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88亿,网民数量全球第一。在IP地址方面,也仅仅次于美国和巴西。①同时,以用户参与为本质的W0,以其开放性、真实性、自组织性、聚合性等特性也为互联网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互联网正以蓬勃的发展之势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联网的时代己然到来。3网民结构优化除了网民数量在逐渐扩大以外,网民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网民的年龄结构逐步向中年和老年人转移,网民意见的理性表达有了提升;网民的高学历结构渐趋稳ice`,大专及以下学历稳占网民比例的l/5以上,网民意见的知识性得到了保障;网民的职业结构方面,学生群体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变得更加丰富、合理;城乡结构方面,农村网民的规模逐渐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这一比例一也将进一步的改善。总之,网民结构的优化,为网民V"见的真实性、了一眨表性私!独立性的表达奠定了基础。
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选项总体要求。和领会把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项总体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选题背景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 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 国 特 色社 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社会主—义是一种新 生的社 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 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 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 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 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 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 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 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 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 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 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建设“法 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 国 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 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 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 邓—小— 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 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 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来源:《十 八 届三中全 会精神解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求是请采纳,谢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