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500字高清版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窗花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泱泱华夏、盛开着五十六朵名族之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不一样的节日，不一样的穿着，不一样的食物，不一样的民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无不展示着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我的家乡—江西也有着与这边不一样的过节风俗！我们过节吃的年夜饭是用自家种的大米做的，饱满粒大。我们还要吃饺子、汤圆，用意是团团圆圆；饺子里会放少许糖，用意是这一年的日子过得甜美；还有一种“长寿果”，大多是给老人吃的，是在饺子里放些花生，用意是健康长寿。我们还把饺子和面条一起煮，饺子包的像元宝，名叫“金针穿元宝”。过年时我们还要贴对联、贴年画、拜祖先、敲锣打鼓但最开心的还是我们这些晚辈了，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也表示了长辈们对晚辈新一年的祝福。我们还要到亲戚家拜年，不过，我们要送礼物，都不能是奇数，拜年者进了亲友的门，应该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祝语。临走时，主人便会取出自家大桔，意在互赠吉祥。一年又一年。年就这样在传统的紧密急促程序中、在孩子们收到压岁钱的喜悦中、在人们吃年夜饭的快乐中渐行渐远。这也明显地展示了中国文化风俗的魅力！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民族风俗范文篇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这个巨大的家庭是由56族兄弟姐妹们组成的，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广东，下面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首先先绍的是我们广东人最爱的饮料——凉茶，我们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因为它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在广东，如果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很多人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几片陈皮去苦。广东人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从粤北到粤西山区广大农村，流行着一种乡土气息浓郁的春牛舞。人们满怀深情地赞颂和他们一起幸勤劳作的耕牛，充分表现了人们对这一农家宝贝的爱怜，对未来生活的祈求和期望。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操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蔑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猗角，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成，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先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住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的话，逗引观众发笑。有时观众也挑逗演员，唱道:“手拿红花红彤彤，红花挂在牛角中、你堂春牛唱得好，不过你牛背有只窿。”机灵的演员立即唱答:“锣鼓一打闹喳喳，老兄讲得也唔差;谁个牛仔纸扎介，背脊有窿正好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然后开始正式表演。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有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一边还要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持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但动作都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唔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唔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连州学到连山样，留出中间做鱼塘。”为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蓝，边舞边唱相随，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最能表现这种舞蹈特点的是它那纯真、深情的唱词。牵牛的演员把牛牵到场中，便开始唱道:“我条件仔好耕田，生得头大角又尖，耙田唔使用鞭打，犁田唔使用索牵。”然后充满爱怜地抚摸耕牛，从牛头摸到牛尾，一边摸，一边唱:“摸摸牛头摸牛尾，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茨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耳，发展生产走富裕;摸摸牛头摸牛嘴，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肚，生活改善有出路;摸摸牛头摸牛脚，唔愁吃来唔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爱牛如同爱父母，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非常受人瞩目的;舞狮;种四方竹……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广东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希望大家也能多了解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甚至了解其他民族地方的特色，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中国的多姿多彩!民族风俗范文篇二: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把这个节日叫做“春节”。吃喝玩乐，时代不同，四个字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吃，记得我上一次就盼着过年，过年就有好吃的，可以使劲吃而不会找来长辈的责骂，现在的要求是如何吃得健康。喝，有档次，所以很多家庭选择在酒店吃年夜饭。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家吃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玩，过年了，和亲朋好友聚一起玩玩小麻将，斗斗小地主是很多人的选择，大年三十的晚上刚过12点的“开门炮”是必须放的，还有正月十五的鞭炮也是必须放的，意味着年过完了。乐，我过年就是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就守着电视机看“春晚”，当然，大年三十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天地乐园。比如:长辈们一般会跟小辈压岁钱，或者，前几天买来的鞭炮，就一起放掉。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春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风俗范文篇三:我的家乡在浦城，这是个很小的县城，但仅管如此，浦城的人民一直崇尚着中华的传统民俗，这表示着大家对祖先的尊重。那我就先从春节开始说起吧!除夕之夜，家家3点多就开始吃年夜饭，“蛋卷”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象征着家家年年都繁荣，儿女能够孝敬长辈。吃完晚饭后，我们是从不出门的，听奶奶说:“若出了门会把大家的好运给带走的。”虽然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依然能够玩的有声有色。大人们在家中打牌打个通宵，孩子们放烟火放得起劲!这表示大家的好运年年，财运年年……除夕过后，换来的正月初一也是很受人欢迎哦!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后就先喝一杯“桂花蜜”，这是我们孩子的最爱，味道甜甜的，香香的……这表示希望大家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甜甜美美……吃完饭后就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就要包压岁钱，孩子们得到压岁钱后可开心了，但初一至初三是不可以乱花钱的，这又代表着大人们在这一年里很难很难挣到钱，运气也不太好……给长辈们拜完年后，女孩在家帮父母干活，男孩就跟随大人们去各自的亲戚好友家去拜年，大家都过的十分开心。而正月初四，全家人都要去山上的庙里去烧香，给菩萨请安，让菩萨保佑子孙满堂，儿女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过了初六，大家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大人们工作的就继续工作，孩子们该去复习功课，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这个春节是令人难忘的。民族风俗范文篇四:人间四月天，春色满江南。茅山庙会，是传统民俗与春天的一场约会:4月13——农历三月十八日，具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茅山古镇今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节庆的气息，威风锣鼓，激扬茅山福地;龙腾狮舞，跃动古镇春风。来自周边城镇的老百姓们汇集一堂争相观望茅山庙会的盛况，颇有“平民狂欢节”之感。追溯茅山庙会，约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二百余年，今年是茅山有组织规划的第二十二届庙会，庙会虽然有些迷信色彩，但其目的是去集商贾，交流物资，供应春耕生产及人民生活所需用品，起到振兴经济，搞活市场的作用，另有文艺青年，发挥特长，化装表演，比赛娱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早晨八点，“哐哐哐”的锣声声解开了庙会的帷幕，威风凛凛的舞龙队率先登场，在空中飞舞翻腾的舞龙引得众人高声欢呼。这些舞龙队由各个乡镇组成，一般一个乡出两条龙，多则四条，舞龙由专门的船运送，到达茅山后被安置在当地的庙中，待到庙会正点，以旌旗、锣鼓、号角为前导，将舞龙从庙中请出来。龙身大多用竹扎成圆龙状，节节相连，外面覆罩画有龙鳞的巨幅红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首尾相距约莫有十数来丈长。龙前由一人持竿领前，竿顶竖一巨球，作为引导。舞动时，巨球前后左右四周摇摆，龙首作抢球状，引起龙身游走飞动。舞龙穿过东岳庙，东岳庙会源于东岳大帝的原型——三茅真君的茅盈，他也是南方道教的创始人，每一条舞龙都在东岳大帝像前三叩头以示祈福，最终到达景德禅寺稍作歇息，等待下午一点的扫街。香客们跟随龙队进庙拜佛，寺庙里摩肩接踵，人烟鼎沸，漫天的烟雾让人恍如仙境。而由千年古刹之称的景德禅寺更是香烟缭绕，梵鸣悠长，大雄宝殿也在今日举行上梁仪式。寺内卧佛殿、藏经楼、方丈室上梁和山门殿已经重修完毕，对外开放，卧佛殿最为热闹，造价大约一亿的卧佛由缅甸进口的玉石雕琢而成，重约6吨，他静静地接受来往香客的膜拜，聆听他们的心声，潜心修行拜佛的老奶奶穿着藏青的法袍在卧佛殿外等待，满眼的虔诚和期待，满身的坦然和灵气。来自兴化的淮剧团在景德禅寺里搭台表演，老百姓们为了看得清楚，早早地就用条凳占上了地方，茅山号子那嘹亮的唱腔和急促的节奏穿过天空，站在老远就能听见，柔软缠绵的舞蹈，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同台演绎，给台下的老百姓提供了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视觉盛宴。下午一点，舞龙汇合，组成一条百米龙队，环绕茅山镇游行扫街。舞龙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乎几条:一为祈雨祈福，二为娱神娱己，三为彰显力量，四为兴旺人丁。龙队前面有一人敲乱棒锣，以示紧急，继由马皮清路。马皮是当地人请来的巫师，在社祭前进行扫街，以驱除妖魔和邪气，马皮带领龙队穿过大街小巷的每一户人家，众人夹道欢迎，十多面颜色异同的彩旗，迎风招展，以助阵威，家家户户，秉烛焚香，燃放烟花鞭炮，以保来年平安吉祥。放眼望去，是茅山浓厚的乡土风情让人陶醉，古镇老百姓在纳新同时不忘传承文化，刮面，扎香，自制的农具深受群众喜爱。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吸取新经验，谋求新发展，文化沟通的背后是经济的融合。所谓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富裕起来的茅山人民，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自发恢复茅山庙会，其目的是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古迹，开发旅游经济，弘扬民族宗教文化，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扩大市场，振兴茅山。一座茅山，一方风水，拉动一方经济，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我们坚信福祉茅山!好运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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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饽饽，满族的风俗习惯。满族人喜欢吃粘食，因为粘食耐饿，便于外出射猎活动。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制作精巧，风味独特的各种点心，统称为"满族饽饽"，因此素有"满点汉菜"之说。满族饽饽历史悠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栗子面窝窝头"，也称小窝头。满族入关前有一种筵席叫"饽饽席"，每桌使用面粉80斤，可见规模之大。使用的面粉多为粘面，就是以糯米或大黄米、小黄米为主，掺入适量其他米碴，再用豆沙、果仁、白糖作馅。主要的品种有萨其玛、绿豆糕、苏叶饼、豌豆黄、牛舌饼、打糕、油炸糕、粘豆包等。每到冬天，满族人家一般都要做上几锅粘豆包，冻起来随吃随拿。现在沈阳冬天的集市上仍然经常可以听到粘豆包的叫卖声。菜肴。满族人特别喜欢吃猪肉、酸菜，而且烹调方法很多。比较有特点的菜肴有吃肉大典、白肉酸菜血肠、火锅、酸汤子等。遇到喜庆的事情或祭祀时，要设肉食大典。八人为一桌，席间主人端上一方方约十斤左右的猪肉和调好的肉汁，客人不用筷子，而是自己用刀将肉切成块或片，蘸肉汁吃肉，并依次捧碗喝酒，十分豪爽。白肉血肠是满族人宴请亲友的一道主菜。五花猪肉，切薄片，与细切的酸菜同时下锅，开锅后再投入已灌好、煮熟、切成小段的血肠。这道菜香而不腻，营养价值很高。现在沈阳的那家馆白肉血肠，风味绝伦，深受消费者欢迎。涮火锅是最为典型的满族饮食。这种饮食与当年满族人游猎生活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不论是原始的满族火锅，还是如今华夏大地随处可见的现代火锅，吃起来都会令人联想起"噼啪"作响的山林篝火，联想到"吱吱"作响的小吊锅。可以说满族火锅是如今风靡全国的火锅老祖。除菊花火锅外，比较有名的有什锦火锅和三鲜火锅。酸汤子是满族传统食品。秋季新粮成熟之后，农村几乎家家泡酸汤子。将新打下来的玉米整粒浸入缸中发酵，然后用清水冲洗，将酸味去除，磨成水面后，过滤去渣皮，即成汤面。食用的时候，锅内烧开水，用特制的汤子套，套在左手大拇指上，左手握一团汤面，用右手挤压，挤出的汤子条直接入锅煮熟，捞出来后，拌入肉炸酱、鸡蛋酱或葱花酱之类的佐料即可食用。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元宵节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谓上元佳节。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拗九节正月廿九日，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拗〔ōu〕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拗九节”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据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目连的人，其母生前悍恶，死后被关在阴间牢房里，他探监时，经常送食物给母亲吃，但均被看守的狱卒给吃掉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以后以粥的颜色拗黑，叫“拗九粥”，以目连孝顺母亲，又叫“孝九粥”。不管是正月廿九，还是二十九岁，都是目连的母亲落难的日子，于是福州人逢九就犯忌，认为“九”是厄难的岁月，所以，凡逢“九”岁数的人要吃太平面，出嫁的女儿，也要给父母送“九”，以求父母平安、健康。清明节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端午节端午，福州俗称五日节、五月节。因节日的家宴在中午，故谓端午节。相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如今，端午节的优秀传统习俗仍然继承，如大扫除，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龙舟竞渡列入水上体育运动项目，每年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福州龙舟还参加国际龙舟比赛，获得殊荣。乞巧节农月七月七夕，福州叫乞巧节，又称结缘节。七月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柱，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小姐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中秋节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俗称团圆节。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比桓景早200年。《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tsai ieu〕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重阳节发展到今天，人们又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登高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祭扫祖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有的还把它与海外侨胞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以每年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决定。节日期间，各单位、团体还举行各种形式的登山、健身等体育活动冬至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矢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时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祭灶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民)则于廿五日祭灶。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除夕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 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50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逼债之事早已消声匿迹。现在年货供应，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机关、工厂、商店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彩灯万朵，火树银花，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生活习俗服饰衣服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死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黄色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流行军装，中老年衣色仍以黑、灰、蓝为主，式样仍以中山装为多。 80年代后衣着变化较大，男女青年衣着讲究，款式新颖，质量也随着提高，服式无一定规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素、或艳，不一而足；裤管时窄、时宽、时长、时短，因人而异。青年女子四季服饰多彩多姿，时常变化，时穿长裙子，时穿短裙子，时穿超短裙、时穿健美裤。衣料从化纤类发展为呢、羽、皮、哔吱之类的高档制品。中老年男子从中山装转化到茄克衫与西装，衣料也逐渐趋向高档。鞋袜民国前后男女老幼多穿鞋。男鞋黑色圆口或尖口，双鼻或无鼻，圆头低帮。夏季居家则多穿木屐拖鞋。女鞋多用红色布制，尖头翘鼻，鞋帮绣花，后跟加寸许厚，形似高跟。民国禁止缠足后，女鞋与男鞋相似，鞋面加横带纽。二、三十年代后，穿皮底布鞋、胶鞋、皮鞋的日渐增多，多数女性穿高跟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以胶底布鞋、军鞋和皮鞋为主。6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各种塑料鞋、塑料拖鞋进入市场，夏秋季人们以穿塑料拖鞋为主，木屐渐次被淘汰。80年代，青年男女和干部、职工，大多穿用款式新颖、色调多种的皮鞋。旧时男女皆穿布制的袜子，缠足妇女以苎纟齐织成宽五六厘米、长二米左右的裹脚布（俗称“脚带”）缠脚。四、五十年代后，针织袜、丝袜、尼龙袜取代布袜。帽子近、现代流行于民间的帽子是小帽，又叫瓜皮帽、碗帽，系男性的便帽。以六辫合缝，环成圆形，有平顶、尖顶之别。帽的质料，春冬用缎，夏秋用纱，皆黑色。帽顶缀以丝辫成的结，如花果之蒂，圆而短。富人以珊瑚或玛瑙代结，有的在帽沿前面的正中缀以小方形的翠玉为饰，到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消逝。高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装从国外传入。在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穿西装多戴高帽，有的穿长衫、长袍也戴高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盛行灰色军便帽。“文化大革命”中盛行戴黄色军便帽，有些女青年也戴此帽。80年代后，老人、小孩因御寒戴各式呢质、纱线或毛线编织的帽子，少数人旅游戴鸭舌帽。首饰簪、钗、耳坠、戒指、手镯为旧时妇女的主要首饰。簪、钗、耳坠，富者为金质，一般为银质，贫者为铜质。戒指一般均为金质，手镯多为玉质，也有银质、铜质的。未婚女子首饰不多，一般仅耳坠、手镯。读书学生一般不戴首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村某些地区外，一般不戴首饰。80年代后，女子开始戴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款式无奇不有。发饰清代，男留长辫，已婚女子挽髻，童养媳双侧梳“蚱蜢髻”。城乡妇女均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为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鲜花一年四季，凡常见的花卉，或取其色，或取其香，随时宜而选用。逢年过节或家有喜庆，要戴“红笑”（色彩绚丽）的花，不戴素淡的花。福州茉莉花多，花季又长，香气浓郁，为妇女所喜爱。白玉兰花，也经常被采摘佩戴。有的花一般人禁忌不戴，如桃花、夹竹桃，虽美丽，但被视为轻薄妖冶，习俗相沿，从无人戴。妇女在孝服期间，不能戴鲜花。年轻的寡妇更为禁忌，但等儿女长成的，才可戴素淡的鲜花。清朝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提及有关戴花的习俗。由此可见300年前福州妇女戴花的打扮，还保留着古朴的民风。通草花，为福州手工艺美术品之一，是用通草和彩色的绸、绒和布等制成的不谢之花。中老年妇女在年节或喜庆要戴“四季花”或“孩儿长春花”。四季花是把不同季节的花合在一整体，取四季常春意；孩儿长春花是用纸制的全裸的男婴坐在花丛之上，意为儿孙满堂。福州郊区有些村庄的妇女，在发髻中间插着三把刀剑形的簪，称为三条簪或便簪。三条簪多用银制，或用白铜，每条重约七八钱至一两，山区僻壤贫妇则削草制成。簪的形状扁平如剑，上尖，剑身镂刻花纹。中一簪剑刃向上，旁两簪左右交叉，刃皆向外，插于发髻之间。未嫁女子两额之下留发下垂，叫为“披肩”；既嫁，则梳发髻，插三条簪。民国19年（1930年），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以三条簪为“蛮俗”，下令严禁，强制执行，遂不复存在。它是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福州农村妇女一种最奇特的头饰。辛亥革命（1911年）后，梳髻的妇女少了，少女剪短发者增多，戴花的习俗也不行时了。男子开始剪辫子，有的短发，有的剃光头。留短发分头的多为对半开，也有四六、三七开，一般左少右多。“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妇女也开始剪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男子大多留分头，女子多梳齐肩双辫。“文化大革命”中，中青年男子时兴留短发平头，女子则时兴梳一条羊角小辫。80年代以后，妇女基本上都留长发，中青年妇女多烫发。以后青年女子逐渐时兴马尾巴式束发，或披脑后，或歪左右。少数青年男子也有留齐肩发和小胡子的。福州别称榕城，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是福建省省会。福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而且还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现为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为11968平方公里，总人口500多万，下辖鼓楼、台江、长乐、罗源、平潭、闽清、永泰八个县市。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满、苗、回等20多个少数民族。福州背山依江面海，气候宜人，地理环境优越，有榕城、温泉城之雅称，还有“江南胜地”之美誉。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最佳的旅游季节为每年的四至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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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两仪生四相（五行），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水、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地。（空气）、水、地（土地）。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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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