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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人物论文1000字数量

发布时间:2024-07-08 08:28:17

中国近代史人物论文1000字数量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林则徐,字少穆,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 林则徐肖像[1]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今海口镇岑兜村),国(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谥号文忠。   少年时代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青年时期    林则徐于乾隆50年7月26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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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透过被砸开的大门,人们幡然看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痛彻地感到一个民族要强盛,就必须重视科学,重视经世致用的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实用知识。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中国教育之弊端,科举制之误国误民,改革旧教育之呼声日甚。“新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奇石怪岩中倔犟地生长起来。与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结伴而来的文化人侵,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量出现。另外,中国原有的传统教育也并未消声匿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的。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出现,依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姜丹书先生的见解,可分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是废科举,兴学堂。科举教育是以私塾教育为特征的,私塾教育排斥艺术教育,近代学校教育则包括艺术教育,因此,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了艺术教育变动中划时期的分界线。远因是由于西洋人传教和通商的关系。洋教和洋货的大量进入,使西洋的艺术为国人所认识。直观性很强的艺术,甚至成了“欧化”的主要原因,“须知最易感受欧化的,莫先于艺术,莫捷于艺术,莫普遍于艺术,亦莫深刻于艺术”。  姜丹书先生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然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猛,更直接的动力还是科学与实业。  西方近代人文科学的传人,声、光、化、电等实用科学的普及,使国人看到西方学校开设的教学科目大多与“绘事”相关,比如,“算学”要大量使用图画,“地理”须使用各种地图,地质学得依靠测绘图,“植物学”则离不开标本图。人们从科学和实业的角度认识到了美术作为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这最早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中反映出来。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内分2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学生被称为“画图生”。  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创办)、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和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创办)。  要发展教育,兴学育才,培养新式师资,就成为关键问题。这自然导致了我国师范教育的萌芽。  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该校设本科、速成与最速成科3科,以培养高、初级2级小学堂教员为宗旨。所学课程为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和体操等。图画也为其中的必修课程,另设有法制;理财、农业和英文等随意课。1905年,这所学校改为以培养初等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为宗旨的优级师范学堂。  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  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须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  图画手工科本科的课程主要为:  “教育:包括教育史(此先在预科中教起)、教育学、训育论、心理学、伦理学、各科教授(学)法、教育行政及小学设置等。每周约四五小时,教师是日人松本孝次郎和松浦杖杖作。  图画:自在画——素描(铅笔、木炭及擦笔)。临画及写生,几何立体、静物及石膏人像(有些先在预科中教起)、单色石膏、铅笔淡彩、水彩画(静物、动物标本写生及野外风景练习)、速写、油画、图案画等。教师是日人盐见竞。  又加国画,当时称“毛笔画”——山水、花卉。教师是萧俊贤。  用器画——平面几何画(先在预科中教起)、正写投影(当时称“投象”)、均角投影、倾斜投影、远近投影(透视画)、画法几何等。教师是日人亘理宽之助(一个短时期)及盐见竟。  每周图画时数有十余小时(国画时数另加)。  手工(后称工艺、劳作,发展而为工艺美术):纸细工——包括折纸、切纸、粗纸、捻纸、厚纸、纽结细工(与捻纸结合)、豆细工、粘土细工(塑造、烧窑——素烧、釉烧)、石膏细工(浇造、雕刻、翻模型)等。以上先在预科中教起。再加竹工、木工、漆工、辘轳工。(旋工、车床元件)、金工(针金工即线金工、扳金工——小焊、火焊、变色、蚀雕、镀金、及锻工)等。教师:预科时是日人杉田稔,本科时是日人一户清户。每周手工时数为十余小时。  音乐(略)  本科时,除这些主要功课外还有几种副科,如:伦理(每周只一小时)、力学(为了与手工有关)、日文(为了增加看参考书的能力)及体操(柔软、兵式)。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接连办了两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美术师资人才五六十人,其中包括汪采白、吕凤子、沈溪桥、李仲乾、姜丹书、吴溉亭、李健等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毕业生主要分配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山西和北京等地,有的直接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为我国新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瑞清也因其卓越的贡献被尊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此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以及在两江师范旧址重新建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都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此外,我国最早的中等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现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也开设了图画、手工课作为主要课程。  辛亥革命前,培养绘画专门人才的学校尚未出现。但1852年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附设的“土山弯画馆”值得一提。这所画馆虽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训练宗教画人才。学生皆为中国信徒,教师则为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尤其是西画教育有一定推动作用,以至被徐悲鸿先生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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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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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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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中国近代史论文1000字数量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背景  (1)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2)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3)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  (4)人民反抗彼伏此起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程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  (2)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  (3)定都后北伐、西征,很快达到全盛  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  主观原因:其一,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二,太平军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军纪;其三,坚强的领导核心、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  客观原因:清军腐败,不堪一击。  (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  (3)设立“圣库制度”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一)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  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2.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5.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  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3.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  4.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  (1)以奕䜣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  (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  2.洋务派的口号  前期:19世纪60-70年代,提出“求强”口号,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  后期:19世纪70-90年代, 在继续“求强”口号下,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  (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  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3.建立新式海陆军  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2.培养了新式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3.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  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洋务运动打着“求强”和“求富”的旗帜,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等海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必需将改革从物质技术层面进一步转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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