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论文集名称的意义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集，开辟一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

1、《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始见于《史记�6�1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3、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楚辞》中《九叹·思古》道: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遗泣。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於山陆。旦徘徊於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发披披以鬤々兮，躬劬劳而瘏悴。魂俇々而南行兮，泣沾襟而濡袂。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闵先嗣之中绝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游於山狭兮，步周流於江畔。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氾观。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还余车於南郢兮，复往轨於初古。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播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甘棠枯於丰草兮，藜棘树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宫兮，仳倠倚於弥楹。乌获戚而骖乘兮，燕公操於马圉。蒯聩登於清府兮，咎繇弃而在野外。盖见兹以永叹兮，欲登阶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骛兮，因徙弛而长辞。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涕淫淫兮，锺牙已死谁为声兮？纤阿不御焉舒情兮，曾哀忄妻欷心离离兮，还顾高丘泣如氵丽兮。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又称赋。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楚国民间歌谣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体诗。和《诗经》相比，篇幅较大，句式较长。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风土物产、世态人情，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地方特点。楚大夫屈原是它的创造者。与他同时代的楚国作家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他们都效仿屈原写出了这类体裁的作品。它的名称最迟到汉初已有之，《史记-酷吏列传》的《张汤传》中曾出现这一名词。这类体裁的作品，屈原所作最多，质量最高，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离骚》是其代表作，全篇曲折变化，起落无际，浪漫主义色彩极浓，并广泛运用比兴手法，通过具体形象构成悠远的意境，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对楚辞和后代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故后人称楚辞“骚体”。至汉代，出现大量模拟屈原的作品，作者并非都是楚人，但是各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这种文体相近，故也称为楚辞。文学史上，常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主要是《国风》；“骚”即指屈原等人的作品。后人常以“风骚”来概括中国古代诗歌的渊源和传统。也指诗歌总集名。西汉刘向辑。收入屈原、宋玉、景差、唐勒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和刘向自己的作品，共16篇。后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九思》成17篇。主要注本有：《楚辞补注》、《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包括东汉王逸的章句和宋代洪兴祖的《补注》；《楚辞补注》，南宋朱熹撰，有单行本及《古逸丛书》本等，计8卷；《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撰，有中华书局本。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楚辞研究论文集名称的意义和作用

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学习到了这本书籍的内容，学习到了这本书及所要传承的观点，创了我国的文化时代，而且也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得到了传承。

楚辞的产生使古代诗歌从集体创作进入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实现了诗歌语言和体式地重大解放，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形象，开辟了古代诗歌的浪漫主义道路，从此古代诗坛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首先这部巨作让我们了解到了屈原是怎么死的？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还有当时统治者是怎样的？了解到屈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百姓们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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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通故》，作者姜亮夫。按内容分为四辑十部：第一辑为天事、舆地，人事部；第二辑为历史、意识、制度部；第三辑为文物、博物、书篇部，第四辑为词部。举凡楚辞词语以及关涉楚辞研究者，尽列于书中。释词以历史与语言为中心，旁及其他学科，精阐流变，多所发明。书中附有珍贵图片、图表，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简介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

我认为这个步骤做最大的意义就是对后世的文学影响非常的深远，不仅开启了后世的附体，也影响了后代的散文创作，对我国诗歌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浅谈楚辞的产生　　我国战国时代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大约到了西汉末年，许多“楚辞”作品就被编为一部总集。但是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一词永远是与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楚国建立于西周初期，当时“辟（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楚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到了春秋时期，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一年》），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春秋晚期，楚国就有了中原地区很少见的冶铁业，近年在河南淅川县发掘的楚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柄铁匕首，更说明楚国冶铁业的进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应该记住，远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只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因素”》）。楚国发达的经济，只是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某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根于传统文化，并受着社会、时代的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国、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国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中国古代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说得好：“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与他本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①），名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是楚国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属于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当太岁逢寅（旧星历学称为摄提格，即《离骚》所说的“摄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他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平”，字叫“原”，与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征；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这样，屈原的名、字与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看来，当然是幸运而又值得骄傲的事。但屈原并没有沉醉于这种幸运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阴，努力自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坚持不懈地追求高洁的品格：“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坚定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屈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代的兴衰治乱进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称说古代圣君贤臣成功的事迹和暴君奸人失败的教训，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话。《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当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他不仅忠于国家，而且对楚国的乡土山川、风物人情都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历史渊源，并且与楚国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后来，楚国却长期受到中原列国的歧视和敌视，被看作“披发左衽”的异族，被诬称为“荆蛮”。这就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有一种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长在这块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必然过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朝着平灭诸侯，统一全国的“帝王之业”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战国策·燕策二》），在兼并过程中相当残暴，如秦赵长平之役，秦将白起竟把赵国战俘四十余万全部活埋。充满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衷心希望楚国强大起来，要求楚王仿效尧、舜、禹、汤等圣君贤王修明法度、举贤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贤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为榜样，想依靠楚国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统一整个中国。屈原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崇高的政治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创造了璀璨绚丽的诗篇，屈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这正是“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道理。然而，上述种种对一个伟大诗人的产生、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的开创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谓“契机”也必不可少。“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丹纳《艺术哲学》）。这个“机会”，这个“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国的动乱、衰败，就是屈原个人的极度不幸。这对楚国人民和屈原个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屈原的创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屈原生活在大动荡的战国后期，诸侯各国面对强秦的威逼，产生了联合抗秦的“合纵”政策，而秦国则千方百计地分化“合纵”，即所谓“连横”。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当时曾下过结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叙录》）。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或“连横”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存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力主联齐，并几次出使齐国为之奔波。然而，“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以楚怀王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不仅屈原遭到他们的嫉恨、迫害，而且联齐抗秦的主张也被抛弃。这样，形势必然朝着屈原所预感到而又极不愿出现的方向发展，楚国得罪了盟邦齐国，在与秦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不肯妥协，因而也就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和打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竟先后两次被放逐，“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受尽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怀王竟被骗到秦国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这对热爱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来说，怎能不悲痛万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愤怒出诗人，正是由于放逐、亡国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屈原对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产生楚辞的直接原因。从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约作于他政治失意前外，其余都是他在被放逐后用血泪写成。其中有对祖国的讴歌，对人民的同情；有对楚王的大胆揭露，对佞臣的无情抨击。他驰骋想象抒发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悲壮奔放的感情结晶，也就构成了楚辞的主体。屈原的楚辞，标志了战国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它一问世，文人们便“惊其文采，竞相仿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很多人仅仅看到楚辞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华丽的文辞只有在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后才能放射光芒。脱胎于楚辞的汉代辞赋，文辞虽华美富丽，铺排渲染，但内容空泛，因此毫无生命力。而楚辞则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伟大而不朽的光辉诗篇。①关于屈原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今取郭沫若说。　　骚体诗，就是指《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屈原创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诗人用这种文体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句尾多带“兮”字。这也就是骚体诗的基本特征。这种“骚体诗”，较之于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用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诗，只在每章中变动几个字，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递进（如《芣苡》、《将仲子》等）。这种形式，与诗歌合乐有关，是乐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记唱和加强情绪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使全诗的容量相应缩小了。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诗”，虽然也合乐，但章法却已大为不同。他放纵自己的思涛，在诗中自由奔泻；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到，全不拘古诗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些注楚辞者，想要按说《诗》的办法，也给屈原的诗分一下章次，结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钱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这一革新，明确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却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诗，有发端，有展开，有回环照应，甚至还采用“乱曰”的形式结尾，对全诗内容或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其脉理是极其分明的。这显示出屈原诗歌既具有“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运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变化”的特点⑥。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怀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即眼前景，就身边事，述胸中志，表现一时、一地的某种感触和心境。反映在诗歌体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诗经》中也有一些表现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史诗（如大雅《生民》、《绵》，鲁颂《阔宫》等），或反映当代政治、军事重大事件，表现朝廷近臣忧虑国事的抒情诗（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农事诗（如豳风《七月》等），在体制上出现了向中、长篇演进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诗三百篇以短章为其基本体制，即使是规模最宏伟的《閟宫》，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屈原的“骚体诗”，特别是《离骚》，虽然仍属抒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了。他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历程，和在这一斗争中所经历的欢乐、忧虑、痛苦和失望。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几句、几十句的篇章中，是怎么也容纳不下了。为此，屈原一面从《诗经》中那些已经突破了抒情短章体制的诗歌吸取成功的经验，一面又将战国以来纵横家们铺陈排比、恣肆不羁，非把所思所虑说得云诡波谲、淋漓尽致才罢的游说之辞的特点，运用到抒情诗的创作中来，从而把旧诗的体制大大扩展，造出了一种气势宏伟、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体制。屈原的主要诗作《天问》，虽还采用四言句式，体制上却已实现了对于古诗的大突破⑦，达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余言。而此后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四是多种形式的交互为用。“骚体诗”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已如上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诗体，在屈原手上并不是凝固不变、单调划一，而是极其灵活、极富于变化的。屈原适应不同内容的表现需要，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体式上，都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创造。从句式上来说，《离骚》所用的就是“骚体诗”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长句，但又掺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参差多变，在节奏上比较舒徐，适合于抒发诗人那沈郁顿挫、悱恻缠绵的感情，表现出回肠荡气的情韵。而《九歌》，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句式，节奏轻快、跳跃，适合于表现娱神歌舞的欢乐、婉转的情调。在《怀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乱词”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顿、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节奏短促相承，语气劲捷有力，表现出强烈感情的突然迸发。从体式上说，屈原不仅有“长篇抒情体”《离骚》，表现他那时间上跨度较大、空间上又无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际和浪漫主义神游；并在情节结构上创造了客主诂难、问答的形式（“女嬃”劝告、“灵氛占卜”等），使之在“铺叙中有峰峦起伏”、“长而不漫”⑧，有如“黄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还创造了《天问》这样“镶琦卓诡”、一问到底的“问难体”，《招魂》这样排比铺张、“艳绝深华”的“赋体”，《九歌》这样由多首短章串联而成的“组歌体”，《橘颂》这样托物寄兴的“咏物体”。如此多变的体式，交互为用，使得屈原的诗歌，呈现出“变动无常，淜浡不滞，体既独造，文亦赴之”⑩的缤纷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云蒸霞蔚、璀灿夺目，毫无汉代效颦者的那种板滞、沉闷和单调。正是由于屈原这富于革新勇气的创造，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区别于先前的《诗经》，又有别于后起的五、七言诗的诗体出现了。它的出现，给春秋以来的诗歌体式带来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吴景旭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总览斯文风格，凿空不经人道，自应别名一体，以‘骚’命之可也。”⑾李维桢也称赞屈原“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⑿对屈原来说，这样高度的评价，可谓当之而无愧！　　①后世曹操四言诗较之于《诗经》，颇有创新。　　②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③见施补华《岘佣说诗》。　　④如朱熹说《楚辞》，即每首分章。其《楚辞集注·离骚》说开首四句曰：“此章，赋也……”即是一例。　　⑥沈德潜《说诗晬语》。　　⑦笔者以为《天问》之作早于《离骚》。拙作有《对〈天问〉写作年代的推测》，载《争鸣》82年4期；《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载《复旦学报》82年1期。 ⑧沈德潜《说诗啐语》。　　⑨刘熙载《艺概·诗概》。　　⑩陈第《屈宋古音义》。　　⑾吴景旭《历代诗话》。　　⑿《楚辞集注》明李维桢《序》。

A文言文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比较配屈原的思想

楚辞研究论文集名称的意义是

A 当时的屈原正处于忧患中，他的国家也处于危难中，作为一名爱国诗人，用A来解释最贴切

楚辞研究论文集名称是啥意思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3]《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恩应该说最初的含义只是指楚地的歌谣然后呢就是屈原的诗体再呢就是你说的和刘向有关的也就是汉代刘向辑录的“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楚辞》 ”也就是书名，《楚辞》里不只有屈原的诗说的直白明了点就是一个是“诗歌的体裁”，一个是“诗歌总集的名称”

应该是A关于《离骚》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近世学者，则有人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因而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但一般认为离骚：离通“罹”，遭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 <<离骚>>:<楚辞>篇名战国楚人屈原作'离骚'，旧解释为遭忧，也有解作离愁的;近人或解释为牢骚作者在前半篇中，反复倾诉其对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他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又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他热爱楚国的思想感情作品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离骚>>:<楚辞>篇名战国楚人屈原作'离骚'，旧解释为遭忧，也有解作离愁的;近人或解释为牢骚作者在前半篇中，反复倾诉其对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他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又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他热爱楚国的思想感情作品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近世学者，则有人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因而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但一般认为离骚：离通“罹”，遭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