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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山海经的论文选题方向怎么选

发布时间:2024-07-18 18:45:07

有关山海经的论文选题方向怎么选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宗教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虽然不是纯粹的地理书,但其地理学内涵是第一位的,它从各个方向有秩序、有条理地记叙各地的地理特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首先,《山海经》有自然地理记述。这包括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山,如“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等,而每座山的命名是根据山的地貌而定的,这些山也体现了山系的走势;以及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注入之处,河流的发源地可以在某一山麓,而它的注入处却远离此山,记述者对于水文记载时也注意到河流干流的全貌,河流的经由虽不见记载,但是若干干流如黄河、渭水可以及许多支流流入其干道的情况了解到它们的大致流经区域。《山海经》记载了伏流河和季节河。“潜行于下”的河即伏流河。其次,《山海经》还有人文地理记述。《海经》部分大量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如《海外北经》提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因此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其作为神话学文献,《山海经》至少有三方面价值:1、对七大类中国上古神话做了程度不同的记录;2、留下了关于神话世界空间的可靠的文字根据;3、保存了大量的凝聚着原始文化信息的原始物占,蕴含着潜在的神话学价值。对于中国神话的分类,不宜采取以其所体现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西方神话分类原则,而应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主要根据。《山海经》对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记录较少,而对英雄神话、部族战争神话记录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孙致中的《凿齿中容雕题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从民俗学的角度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体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古代民俗。 《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先民科技成果的记载。《山海经》大量记载了中国先秦时代数千农耕文化的科技生产成果。它还记载了农业生产情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木所聚。”从这些原始的农耕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科技生产水平和科技生产的成果。在《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水利、车船制造、耕牛使用、乐舞产生及投壶游戏的记载。 当代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在《山海经》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1、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2、包含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3、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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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有关山海经的论文选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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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宗教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虽然不是纯粹的地理书,但其地理学内涵是第一位的,它从各个方向有秩序、有条理地记叙各地的地理特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首先,《山海经》有自然地理记述。这包括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山,如“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等,而每座山的命名是根据山的地貌而定的,这些山也体现了山系的走势;以及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注入之处,河流的发源地可以在某一山麓,而它的注入处却远离此山,记述者对于水文记载时也注意到河流干流的全貌,河流的经由虽不见记载,但是若干干流如黄河、渭水可以及许多支流流入其干道的情况了解到它们的大致流经区域。《山海经》记载了伏流河和季节河。“潜行于下”的河即伏流河。其次,《山海经》还有人文地理记述。《海经》部分大量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如《海外北经》提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因此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其作为神话学文献,《山海经》至少有三方面价值:1、对七大类中国上古神话做了程度不同的记录;2、留下了关于神话世界空间的可靠的文字根据;3、保存了大量的凝聚着原始文化信息的原始物占,蕴含着潜在的神话学价值。对于中国神话的分类,不宜采取以其所体现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西方神话分类原则,而应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主要根据。《山海经》对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记录较少,而对英雄神话、部族战争神话记录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孙致中的《凿齿中容雕题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从民俗学的角度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体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古代民俗。 《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先民科技成果的记载。《山海经》大量记载了中国先秦时代数千农耕文化的科技生产成果。它还记载了农业生产情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木所聚。”从这些原始的农耕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科技生产水平和科技生产的成果。在《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水利、车船制造、耕牛使用、乐舞产生及投壶游戏的记载。 当代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在《山海经》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1、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2、包含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3、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给你本书可参考。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  [摘 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关键词] 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  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  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  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  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  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  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  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  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  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  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  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  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  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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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 院子的中央立了一株老槐树。弯弯曲曲的枝丫相互交错着,偶尔漏出一两片淡淡的阳光。一层层苍老的树皮伏在树干上,静静地刻画着岁月的痕迹。一只大花猫在老槐树下蹒跚,搜寻,随后又安然地在一支旧竹椅旁躺下。大花猫偶尔会抬起头看看那些从槐树叶底漏下的阳光。然而,大多数的时候它只是很祥和地望着一些破碎的瓦砾,显得十分安静。如果,它的主人还在的话,它大概会显得更活泼些。只是,我的祖母在去年去世了。 祖母生前常常一个人抬着竹椅,捧着大花猫。蹒跚着来到这株老槐树下。祖母很喜欢把猫捧在身上,一边梳理着花猫的毛发,一边唤着花猫的乳名:“咪咪,咪咪……”猫儿也在祖母的怀中显得特别乖顺。它淘气地用它湿滑的舌头去舔祖母苍老的脸,粗糙的手指。每到这时,总能听见祖母在院中带着笑,骂:“咪咪,你这个小淘气,竟还知道疼人。”然而,大多数的时候,祖母总是默默地把猫捧在手里,倚靠着竹椅的背,静静地凝望着那扇不常被人开启的门。随风而落的槐树叶与槐树花无奈地点衬着祖母苍老而瘦弱的身影。记忆中,这是一幅美丽而忧伤的剪影,尽管显得孤独。 没事的时候,祖母常抚着“咪咪”,坐在槐树的余荫里,自言自语。那只花猫也好奇地倾着耳朵,眯着眼,仿佛它是在认真听。 只是,每当祖母讲到一个段落后,它便急不可奈地从祖母的怀里挣脱,然后迅速地跑出院子,跑到属于它的世界里去。随后,便会传来祖母那充斥着悲伤的叹息:“唉,连你也不理我。”说完之后,祖母便会坐在那里长久地沉默,不再说一句话,只任那浑浊的老泪渐渐爬满她的脸庞。槐树花又溶了。点点滴滴的,零星的花蕊不一会儿便爬满了祖母花白的头。 去年,祖母去世了。我记得祖母走的那天,我的父辈们,我的同辈们,全都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病房内,看着病床上面色苍白的祖母。所有的人都流着泪,只有祖母一人平静地望着我们。过了好久,祖母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挤出了一个微笑,从齿缝里钻出了几个字:“你们都在,我放心了。”说完,祖母便永久地合上了眼,病房里顿时嚎啕一片。祖母的离开是圆满的。至少,不会像在槐树底下时,显得那样孤独。 后来,父辈们在整理祖母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被层层碎布包裹着的木匣子。当着众人的面,我大伯撬开了木匣上的锁。里面有一些祖母年轻时用过的首饰。另外,还有一张毛了边脚的发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人。 我忽然想起在许多年前的某一天,在那棵年迈的槐树底下,祖母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深情而略带忧伤的故事。她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曾经住着一个女孩。故事发生在她十八岁的那年。” 讲到这儿时,祖母忽然停了下来,仰着头凝望远方的天空。过了一会儿,祖母又接着说:“那是夏天中的某一天,她从门缝里红着脸看到了那个穿着白衣的小伙子。后来,她才知道,他是来提亲的。晚上,他走后,她父亲问她答应不?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红着脸点了点头。”祖母停了下来,脸上僵硬的皱纹在倾刻间变得柔软起来,绽放出一种温静祥和的光辉。“后来,迎亲的日子到了? 她在母亲的告别与泪水中离开了原来的家。只是,到了男方的家,她才发现,她要嫁的不是那个穿着白衣的小伙子,而是他的大哥——一个驼背的庄稼汉……她绝望了,就连拜堂也是被人扶着的……”。 只是,后来,祖母还是跟那个驼背的庄稼汉生活在了一起,后来的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才有了我。 院子中的老猫还是喜欢躺在旧椅旁,偶尔发出一两声哀鸣,在空空的院子中不住地回荡。那扇门还是不常被人开启,而且,连那旧锁也长满了青苔。

山海经的论文选题方向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宗教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虽然不是纯粹的地理书,但其地理学内涵是第一位的,它从各个方向有秩序、有条理地记叙各地的地理特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首先,《山海经》有自然地理记述。这包括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山,如“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等,而每座山的命名是根据山的地貌而定的,这些山也体现了山系的走势;以及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注入之处,河流的发源地可以在某一山麓,而它的注入处却远离此山,记述者对于水文记载时也注意到河流干流的全貌,河流的经由虽不见记载,但是若干干流如黄河、渭水可以及许多支流流入其干道的情况了解到它们的大致流经区域。《山海经》记载了伏流河和季节河。“潜行于下”的河即伏流河。其次,《山海经》还有人文地理记述。《海经》部分大量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如《海外北经》提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因此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其作为神话学文献,《山海经》至少有三方面价值:1、对七大类中国上古神话做了程度不同的记录;2、留下了关于神话世界空间的可靠的文字根据;3、保存了大量的凝聚着原始文化信息的原始物占,蕴含着潜在的神话学价值。对于中国神话的分类,不宜采取以其所体现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西方神话分类原则,而应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主要根据。《山海经》对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记录较少,而对英雄神话、部族战争神话记录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孙致中的《凿齿中容雕题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从民俗学的角度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体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古代民俗。 《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先民科技成果的记载。《山海经》大量记载了中国先秦时代数千农耕文化的科技生产成果。它还记载了农业生产情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木所聚。”从这些原始的农耕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科技生产水平和科技生产的成果。在《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水利、车船制造、耕牛使用、乐舞产生及投壶游戏的记载。 当代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在《山海经》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1、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2、包含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3、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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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山海经的论文选题怎么写

我和妈妈刚刚亲子共读完了《山海经》青少版,这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名著,有些地方夸张的手法,让我想起了《吹牛大王历险记》,但风格截然不同。《山海经》从女娲补天、神农氏炎帝、精卫填海、轩辕氏黄帝、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等神话故事一直讲到启建立夏朝,故事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精彩。书中还描写了分布于东西南北中的名山大川和名山大川中的奇异动植物以及当时被称为海内、海外的许多周边古国或部落的奇特风土人情。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当黄帝势力日渐强大超过炎帝,炎帝战败,他的部下蚩尤要找黄帝报仇时,炎帝说:“我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在战争中让百姓牺牲。”这充分说明炎帝是个很关爱百姓的好首领。让我感到奇特的是:北部山川中有一种鱼,长了一个头,八个身子,真奇怪;还有一种鸟,长了一个头,三只眼,四只翅膀,三只尾巴,稀奇吧!让我感到好笑的是:南部山川中有一种鱼,身体象蛇一样,脑袋却象人,吃了它的肉人可以长命百岁。通过读这本书让我对“凤凰涅槃”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书中说凤凰是南方群山中的一种象征吉祥的鸟,凤凰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的生命力,这就是“凤凰涅槃”。凤凰只有在天下太平时才会出现,并且只在梧桐树上栖息,怪不得生活中人们常说“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呢。《山海经》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建议大家有时间都来读读,一定会有收获。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  [摘 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关键词] 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  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  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  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  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  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  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  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  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  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  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  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  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  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给你本书可参考。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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