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发表文章
你就尽力试试啊！发表在这些大的杂志唯一的问题在于你自己的水平而不是看你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有这鸟蛋地方啊！....sorry我都是比较鄙视纯哲学的 有那份心思直接去研究佛经好了祝你成功！
炼金术 源自西方 还有牛顿在后半生都在致力研究炼金术 所以在那个时代 这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 以下是我给你找的资料 炼金术是寻求长生是人类受到一切诱惑中的最大诱惑。有史以来，人类就曾希望自己长生，并且作过种种的尝试。在所有的尝试中，炼金术士的幻想和技艺是被应用得最普遍的。 炼金术是起于12世纪欧洲的一个名字。到公元八世纪，炼金术真正开始了。和中国的情况相近，制金并不占重要地位，炼金术士们追求的是制药，长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西方的炼金术可追溯到希腊化时期，最早、最可靠的代表人物是佐息摩斯。大约生活在公元350至420年的佐息摩斯相信存在着一种物质，它能魔术般地使金属出现人所企望的变化。他对这种物质的称呼，经阿拉伯传入拉丁语系后，叫做“Elixirvitae”（长生不老药），也就是类似于中国所说的“能令人不老不死”的“上品之神药”———“金丹”。另一位炼金术士，活动于公元三世纪的赫米斯，是埃及的教士。作为一切有用的技艺的发明者，赫米斯受到普遍的尊重，被看作与埃及的月神有沟通，后来慢慢地被神化为“三倍大神赫米斯”，以至于他的名字，最后就直接演变成为“炼金术”。 炼金术士相信，“炼金术”的精馏和提纯贱金属，是一道经由死亡、复活而完善的过程，象征了从事炼金的人的灵魂由死亡、复活而完善，所以，他炼出的“金丹”又能延年益寿、提神强精，并能使他获得享福的生活、高超的智慧、高尚的道德，改变他的精神面貌，最终达到与造物主沟通。不用说，这样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炼金术士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从各方面来作出“说明”。例如，一部炼金术著作解释长生之难求说：“由于它是人世间一切幸事中的幸事，所以我认为它只能由极少数人通过上帝的善良天使的启示而不是个人的勤奋才获得哲人之石的。”而且对服用“金丹”能否治病长生的方法，也故意说得非常微妙。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长生的诱惑力，直到用化学方法制金的可能性未能被科学证据否定的19世纪之前，它一直都有广阔的市场，甚至像伊萨克·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都认为，通过实验来制取黄金，是值得做的。西方的不少国王，也与中国的那些皇帝一样，一心希望通过炼金术使自己达到长寿永生。如英国国王亨利六世、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查理九世、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威廉二世，都是炼金术的忠实信徒。其中特别有趣的，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对炼金术士约翰·迪真是宠幸得无以复加，甚至特许他在宫中从事炼金术活动。在号称“炼金术的中心”的布拉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把炼金术士迈克尔·梅尔特封为伯爵。 近代化学的出现，使人们对制金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到了17世纪以后，炼金术遭到了批判。炼金术的希望破灭了。 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化学哲学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化学的雏形。其目标是将一些基本金属转变为金子，发现万灵药及制备长生不老药。现在的科学表明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但是直到19世纪之前，炼金术尚未被科学证据所否定。包括牛顿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曾进行过炼金术尝试。近代化学的出现才使人们对炼金术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 西方的炼金术 早期的炼金术者的生活时代是从公元一世纪到五世纪。西方最早的炼金术著作是伪托德谟克里特的名字写的（约公元100年）。西方炼金术认为金属都是活的有机体，逐渐发展成为十全十美的黄金。这种发展可加以促进, 或者用人工仿造。所采取的手段是把黄金的形式或者灵魂隔离开来，使其转入贱金属；这样贱金属就会具有黄金的形式或特征。金属的灵魂或形式被看作是一种灵气，主要是表现在金属的颜色上。因此贱金属的表面镀上金银就被当作是炼金术者所促成的转化。 炼金术者所采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方法是把四种贱金属铜、锡、铅、铁熔合，获得一种类似合金的物质。然后使这种合金表面变白，这样就赋给它一种银的灵气或者形式。接着再给它加进一点金子作为种籽或发酵剂使全部合金变为黄金。最后再加一道手续，或者把表面一层的贱金属蚀刻掉，留下一个黄金的表面，或者用硫磺水把合金泡过，使它看上去有点象青铜那样，这样转变就完成了。 另一种为早期炼金术者加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是一种更原始的观念，即金属是两性生殖的产物，金属本身就有雌雄之分。这种观念在伊斯兰教和中古炼金术里的地位比较重要。自公元12世纪起，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开始翻译阿拉伯和希腊著作，包括炼金术文献。希腊炼金术对欧洲的影响远不及经过了系统化的阿拉伯炼金术所产生的影响。炼制黄金是欧洲炼金术的主要目标。欧洲学者根据伊斯兰炼金术的理论，作了大量实验。虽然不可能成功，但为化学的发展与出现积累了大量知识。 伊斯兰的炼金术 伊斯兰炼金术体现了一种关于本质的哲学，它与古希腊赫尔墨斯的哲学和中国的炼金术，以及关于矿物和金属转变成金的特殊原理都有密切的关系。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斯林学者对炼金术的效能长期争论不休。正统的宗教学者大多反对炼金术，而多数自然学科的学者，尽管他们也不相信一般金属能变成黄金，却接受了炼金术的基本观点。著名的伊斯兰医学家伊本·西那 在他的《治疗书》中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便是以炼金术的理论为基础。 穆斯林最早的炼金术者是倭麦亚王子哈立德·伊本·叶基德。8世纪初，炼金术甚为流行，其代表人物是贾比尔·伊本·哈扬。他的著作《七十本书》和《平衡书》，被视为伊斯兰炼金术的基础理论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关于炼金术最重要的文献。穆斯林医生兼炼金术拉齐被誉为将炼金术发展为古代化学的奠基人。 中国的炼金术 炼金术在中国古代叫炼丹术。 中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派人到海上求仙人不死之药。汉武帝本人就热衷于神仙和长生不死之药。到了东汉炼丹术得到发展，出现了著名的炼丹术家魏伯阳，著书《周易参同契》以阐明长生不死之说。继后，晋代炼丹家陶弘景著《真诰》。到了唐代，炼丹术跟道教结合起来而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炼丹术家孙思邈，著作《丹房诀要》。这些炼丹术著作都有不少化学知识，据统计共有化学药物六十多种，还有许多关于化学变化的记载。 炼金术的影响 炼金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作为近代化学的先驱在化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炼金术，人们积累了化学操作的经验，发明了多种实验器具，认识了许多天然矿物。炼金术在欧洲成为近代化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穆斯林不仅在科学的认知和实践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被视为“伪科学”的“秘术”，他们也曾换而不舍地予以探索。伊斯兰教的“秘术”主要包括炼金术、相术和占卜（如泥土占卜）等。它们之所以被归类为“伪科学”，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是神秘的象征语言。炼金术是最主要的秘术，而传统的炼金术实际上是一种看待事物的完整方式，既包括对·宇宙的看法，这一般与冶金术有关；又包含对灵魂的认识，这往往涉及精神心理疗法。所以炼金术一度又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和一种方法。炼金术以“相互兼容”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万物的存在方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一事物与它事物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光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可以转换，本性也可以改变。所谓炼金术，是指在一种以点金石为象征的精神力量面前改变物质的形态和性质的一种秘术，但物质改变的前提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转变。从表面上看，炼金术与物质世界，特别是与矿物和金属密切相关，可以说化学的发展史离不开炼金术；但从本质上讲，炼金术并非原始化学，亦非纯粹的心理学，它是利用炼金术过程中形成的矿物金属等物质的变化，来促进人的灵魂的转变。 伊斯兰炼金术体现了一种关于本质的哲学，它与古希腊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一般哲理，与关于矿物和金属转变成金的特殊原理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于本质哲学的理论是以亚里土多德的形式质料说为基础，认为宇宙万物来源于四种原质和四种原素。四种原质分别为热、冷、干、湿，四种原素为水、土、气、火。四种原质通过相互转换，结合为两种本原，即硫和录。不过，这里所说的硫和汞并非通常意义的矿物质，其含义类似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二者结合乃有宇宙万物。譬如，按照炼金术的理论，硫和汞两种本原以不同比例相融合，在某种神秘因素作用下，便可产生各种不同的金属矿物。这四种原质、四种原素和二种本原的相互关系. 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斯林学者对炼金术的效能曾长期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正统的宗教学者大多反对炼金术和一般的秘术，而多数自然皙学科学家和医生，尽管他们也不相信一般金属能变成黄金，却接受了炼金术的基本观点；亚里土多德学派一般也都蔑视炼金术，而照明学派则持肯定态度。如伊本·西那就曾明确表示，他不相信炼金术上能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然而他却赞同炼金术关于金属构成的理论，他的名著《治疗书》中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便是以炼金术的硫汞融合的理论为基础。 伊斯兰炼金术继承了古代东方的炼金术传统，主要是以亚力山大为中心的赫尔墨斯神智学和中国的炼金术。穆斯林最早的炼金术上是倭麦亚王子哈立德·伊本· 叶基德。8世纪初，炼金术甚为流行，其代表人物是贾比尔·伊本·哈扬（721－776），他是十叶派六世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699—765）的弟子，其著作被伊斯玛仪派奉为经典。贾比尔的《七十本书》和《平衡书》，一直被视为伊斯兰炼金术的基础理论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关于炼金术最重要的文献。著名的穆斯林医生兼炼金术上拉齐，开创了炼金术的新时代。他被誉为将炼金术发展为古代化学的奠基人。拉齐对化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物质的分类，即将所有物质分为矿物、植物和动物三大类。他还曾对很多化学变化过程，如蒸馏、缓烧、过滤等作过详细的描述。作为一名医生，他对化学医学也很有兴趣。传统医学史上，他是将酒精分离出来并用于医疗实践的第一人。 炼金术与苏非神秘主义关系更为密切。苏非神秘主义提倡信仰者个体精神上的修炼，放对有改变人的灵魂功效的炼金术格外重视，苏非主义表述这方面教义的很多术语都直接来自炼金术。时至今日，不仅炼金术的语言在苏非信徒中仍广为流行，在某些苏非教团中还盛行炼金术活动。此外，苏非主义所采用的精神心理疗法，与炼金术也有密切关系，这种疗法将炼金术视为一种关于灵魂的科学。 炼金术与伊斯兰艺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传统、的穆斯林诗歌和音乐，不仅深受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还与炼金术观点融汇贯通。这是因为据说炼金术可对人的灵魂产生影响，使其发生转变，而诗歌与音乐等艺术则与人的灵魂转变关系密切。此外，在伊斯兰建筑和工艺制品的造型艺术中，如书法和几”何图案的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和谐，炼金术所讲的“平衡”、“协调”，在色彩的和谐、结构的匀称及其象征意义方面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所以，如果不了解炼金术对色彩效果、艺术造型等美学思想的影响，就无法欣赏帖木尔时代的清真寺建筑和萨法维时代的地毯、壁毯等艺术精品。炼金术是联接伊斯兰艺术的工艺技术与宗教精神和象征意义的桥梁，也是理解伊斯兰艺术内韵的一把钥匙。 古代的伪科学无非有以下几种：宣称可以将其他元素转化成黄金，宣称用一种药物治愈所有的疾病，宣称可以用某中仪式延长人的生命，或是直接制造出生命。 简单来说，中世纪的炼金术是企图用某种药物或仪式，将人的精神与力量进化到更高的层次。说到这点，最早研究炼金术的，是中国的道士与埃及的祭司。中国的炼金术介绍很多，总是用药炼丹，据称就可以延年益寿，抑或点石成金。但所谓的铅汞丹黄之术未能揭示生命本身的规律，火药倒是应运而生。在埃及，炼金术的秘密也掌握在少数僧侣手中，希腊化的时代来临后，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典籍上有相关的记载。但托勒密王朝的子民只是欧洲统治者的后代，象形文字的奥秘早已失传，拿破仑的远征与罗塞塔方尖碑上的突破是三十个世纪之后的事情。终于，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随着地震变作一堆废墟，古王国的秘术永远蒙上了阴翳。 随着泛希腊文明的繁荣，人文精神也蓬勃发展，那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年代。亚利士多德是位炼金术士，他认为，物质是可以通过规律合成的。根据他的学说，世界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水、土、火、空气。物质社会的所有形态都由这四种元素根据不同的比例组成。因此，只要施加外部的影响与催化，泥土亦可变成黄金。 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也引用了这种元素的说法。他们认为，宇宙中的所有天体——太阳、月亮、星辰，都对地面上的人类活动有所影响。因此，后世的炼金术士们认为，只有在各种天体处于特定位置的时候，炼金仪式才能取得成功。在公元八九世纪的时候，希腊的炼金术被传入了阿拉伯，游牧民族简化了亚利士多德的理论，认为，所有的金属都由两种元素构成：硫磺与水银。中国的炼丹术也同时以火药的形式传入阿拉伯半岛，延年益寿的仙丹倒变成了一千零一夜中青春泉的传说。波斯的医师将这些理论系统的整理成册，被中世纪的炼金术士频繁的引用。 此刻的欧洲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故，罗马的陷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黑暗与蒙昧重新笼罩整片大陆，希腊体系的人文科学自此凋敝。直到12世纪，阿拉伯的移民涌进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与西西里，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欧洲人重新对炼金术或者说东方的神秘主义哲学产生兴趣。希腊语的手抄本通过叙利亚语或阿拉伯语的中介又被翻译成拉丁语。1455年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流传着一本书，名字叫Corpus Hermeticum，赫姆提卡文集，其名字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来自古埃及的月神透特，有人认为来自希腊神话的赫尔姆斯。不管怎样，书中提到了大量炼金术、占星术、魔法符号与用具，还有古埃及的种种仪式，简直是古代的AD&D。其他阿拉伯学者的论文不仅有哲学的理论依据，还有大量的应用实例。最多被提到的有两位：阿诺德·威拉诺瓦（1240-1313），蒸馏术的发明者；罗杰·培根（1214-1294），详细记载了黑火药的成分处方，和单筒望远镜的制作工艺。 让我们来看看炼金术士的小屋。典型的实验室应该是黑暗、潮湿、四处摆放着不知名的药品，散发着可疑的烟雾。许多炼金术士在家工作，以节省资金，同时也避开外人打扰。有些人选择厨房，可以利用现成的炉火。有些则蹩到阁楼上，以便晚上进行的活动不会被好奇的邻居所发现。这些矮小的权宜之所常常塞满了各种形状古怪的仪器、手稿、头骨、动物标本。为了精神上的祷告，通常还有小型的祭坛。所有这些摆设与其说是代表着科学技术，不如说是神秘主义的象征。为了炼制丹药所进行的工作是最原始的化学实验，炼金术士是最早尝试将各种元素分离开的先驱。白磷的提炼，盐酸的合成就是中世纪的产物；同时他们用到的器皿，蒸馏液体、分析金属的设备以及种种控制化学反应的方法，至今还在使用。 加热是每个炼金实验必须的条件，不管是加热液体还是溶解铅块。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炼金术士们发明了水浴，学理科的朋友在高中一定作过这样的实验。带定时器的炉子体现了精巧的工艺，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台1616年制造的恒温箱，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懂得双金属片的制造。 传说中的城堡深处总是有这样的实验室，这也是事实。从地中海沿岸的国王，到波罗的海的乡下贵族，都把炼金术士看成是通往财富的捷径。贪婪往往伴随着腐败，于是学者中也是鱼龙混杂，欧洲并不缺乏高明的子和吹牛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很好的写成一部浮夸的编年史。但是，正如不是每个实验室都能产生弗兰肯斯坦一样，炼金术士的努力大多徒劳无功。如果不能够兑现诺言变出黄金来，付出的代价是掉脑袋。性子暴躁的红胡子二世专门打造了一个绞架，用来吊死失手的倒霉蛋。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因此败坏了名声，因为从业者为了保住性命多多少少用到了不光彩的手段。从15世纪到17世纪，炼金术的书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故弄玄虚的符号与公式随处可见。 一部分聪明的炼金术士开始转移权贵的焦点，他们宣称可以炼制强身健体的灵药，炼金术因此走上医药研究的道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菲利普斯·奥列斯·帕拉萨尔斯（1493-1541），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说法，即病患源于自身机能的紊乱与失调。认为，疾病存在于外部的某种载体上，寻找等待着机会侵入人体。药物可以帮助抵御这些疾病，这是最早关于病菌的设想。此外，他还首次提到实验中得到的“银灰色”物质——锌，并第一个用“酒精”（alcohol）来称呼从葡萄酒中蒸馏出的液体。 文艺复兴带来了炼金术的黄金时代，为了复兴罗马的荣光所进行的革命，彻底的洗刷着整整十多个世纪的沉寂，艺术与科学界都产生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成果。宗教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教在16世纪上半叶完成了重组。此刻的炼金术由三块组成：部分科学、部分艺术、部分宗教，也随着复兴的节拍踩着轻快的舞步。科学研究者正式从炼金术士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此前的炼金术士在追求贵金属的同时产生的副产品，即他们所作的实验，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另一部分则专门研究占星术，低级者如吉普赛人的算命把戏，高级者或可称为数字命理学。20世纪中叶盛行的精神病理研究还用到了炼金术士的唯心论和招魂术。 先来讲占星家，正如艺术的目的是追求至美一样，对于具备着真正睿智远虑的占星家来说，如何在精神修为上达到更高层次，远远胜过财富与虚名的诱惑；超越铅块一般沉重驽钝的肉体的限制，让思想如同黄金般璀璨成熟，比其物理上的实现更为重要。与希腊罗马时代不同，他们不像犬儒学派那样苦修，亦不像斯多葛学派那样夸夸其谈。他们对着阁楼的天窗，隐隐把握着宇宙的整体性，验证着星空的不断变动，安守着心中永恒的道德准则。 占星家将其事业看成是完善二元论的神圣艺术：完成自身心灵净化升华的同时，用宇宙的运动变迁来解释人世间的实践活动。由于文艺复兴中开放的学术气氛，他们也开始挑战古代的权威，抛开人类自身去探求自然的奥秘，完成由大入微的转变。（苏格拉底在广场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被称为哲学上的大问题。） 这种崇高的目的毫不疑问使其成为殉道者，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自由王国的大门洞开。当一部分人成天孜孜以求盛满黄金的坩埚时，真正的学者在失望中被埋进乞丐一般简陋的坟墓。 再来讲现代化学的奠基者，他们继承了最早炼金术士的职能。先介绍尼古拉·弗雷曼，一位14世纪巴黎的炼金术士，他及其门徒对物质的构成一无所知。当时所有人认为，所有的物质存在都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一如亚利士多德的理论。元素比例不同，形成时的冷暖干湿各异，因此有了不同的形态。 从这种理论出发，金属的转化就有了可能。弗雷曼在他的书中写到，所有的金属都来自地球内部，天然的熔炉将各种元素搅拌混合，其进程由某种更高的存在决定，或可归结成神的意志。神的境界总是完美，因此，只要混合的元素在地球深处呆上足够长的时间，最早或许是铁或铅，慢慢就变成黄金白银。但是，总有被过早开采出来，地球上的金属因此显现不同的形态。而炼金术士的使命，就是继续造物者未完的工作，并加速金属的“进化”。今天的人读到这些，也要佩服他们壮大的构想力。 所有的炼金术士对他们的成果都讳莫如深。13世纪的炼金术讲座上，所有的人要先起立：“以我的灵魂宣誓，如果对别人显露今天看到的，即会受到永久的诅咒。”一位叫巴塞尔·瓦伦丁的教士写道：“只能仰望，若是传扬一点天国的奥秘，灵魂将沦落最深的地狱。” 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或者是贪婪，炼金术士们将自己的方程式紧紧的保藏；其次是教会，他们认为炼金术是对造物者的干涉与亵渎，炼金术士从事魔鬼的艺术。更有高尚者认为，自己的方程式可以成功，一旦落入居心不良者手中，将为祸社会，因此要埋藏起来。很矛盾的想法，既然这样为什么带着虔诚的热情去钻研，但想到今天核物理的成就，现代人亦没有资格取笑他们。
你研究什么的？
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看法(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毛泽东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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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专业应该如何书写毕业论文呢？选题应该怎么选？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好的人生哲学专业的论文，欢迎大家参考学习哦！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论文
摘 要：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式将产生深远影响。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发现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彼此的，科技自动化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它改善劳动条件。本文探讨科学技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互相和影响，提出了核心和关键论点。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 哲学 观念 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哲学的理由，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思想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1、科学和哲学的互相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依靠发达的大脑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众多的难题。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经验正确反映了科学文化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哲学的作用在于开始避开盲目运用难懂经验和思辨策略去研究科学，只有这样科学策略才能从哲学束缚下解脱出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哲学的辩证理推动了自动化的策略和手段，相继出现了系统制约和智能制约，对于科学的策略是我们必须仔细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科学技术是否是众所周知的，是得到社会认可的，不要局限于因果的联系。通常人类理解科学技术的策略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把理论当做无限经验世界的网，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完成描述，实现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2、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密切关系
2.1 道德哲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源泉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哲学深思。但是最初的道德哲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道德反思日益加深，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把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理论扩展到自然界行为规范的总和。科学哲学对于道德的维护，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是规范的精华。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哲学作为最接近科学的学科，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现代伦理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社会理由而提出的新的伦理观点。科学哲学关键的任务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他的学说的目的在于阐述，回答的不是策略论的而是认识论的理由，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一些科学家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这些都说明了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
2.2 现代科技发展赋予哲学新的思想
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很多社会制度建设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要加强科技立法科学技术发展，以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动，以人类特有的激励方式，达到自我约束。法律是否能执行，取决于道德心的驱动，法律具有根本性作用的今天，法律再多再严，也起不到威慑作用而形同虚设。加强科技立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因为他们经常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决策。
2.3 辩证的来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1）正面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不断探索史，接连的几次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信息时代带给人们另一种景象。科学技术遍布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所，对人类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技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科技发展中，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探索策略总结经验。反映出科学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就是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正确的看待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科技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2）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弊端可能就是随着科技化程度加深失业率持续上升，出现的劳动力的贬值，工人失业工资低等的现象，对社会的安定和保障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也许有一天，很多机器占据了地球。
参考文献
[1]道·霍夫施塔特，蓍.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乐秀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卡尔·波普尔，蓍.无尽的探索[M].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李建华.科学哲学[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拓展：论语哲学论文
[摘 要]
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哲学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理解有不同。在我看来，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态度。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人生小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哲学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理解有不同。在我看来，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态度。
我喜欢把一个人的生命比作一条线段，生和死是端点。线段有长有短，生命也是，有的人长命百岁，有的人则英年早逝。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死去，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生的无奈，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好地对待生活，以免有朝一日会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人世。
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而有意义呢?
当下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已不再为生存忧愁，但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想要的幸福快乐并没有伴随着物质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似乎除了幸福，我们什么都有，这也许就是国家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知道，道家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置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挣脱“物役”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人生。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方式，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然而时代的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有多少人懂得该适时停下追求物质的脚步，面对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是否早已经在物质中迷失了自我?看看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蒙上厚厚的尘垢?
我是一个喜欢睁大眼睛在黑夜里凝望的人，很多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是贪婪的享受夜的静谧;有时思绪飞快的转换，审视自己过去一路上的得与失，有时瞻望未来，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问问自己究竟在追寻什么，又想要什么。
生活需要不断地反思，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傅佩荣教授曾说：“当
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我知道现在的我思考问题还不能达到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于同一件事，一个人的生命里不同阶段会有不同体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一些事，看不透一些人，那是因为离得太远了。就比如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刚念书那会儿对老师我怀着崇拜和敬畏之情，随着年岁增长，渐渐失去了崇拜的感觉，掺杂进了一些复杂的心情，到如今，当我也选择了走上未来极有可能做老师的这条路后，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隐隐感觉到这个职业所肩负的责任很重，要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呀。
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人，总是会变的。避免不了的，经年行路，风雨浸染。初中时的我总是做事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操碎了妈妈的心。后来到了高中，学习依旧不上心，高考成绩也就预料中的一塌糊涂。再后来走上复读之路，我仿佛突然间长大了，开始有意识的关心父母和其他人了，开始懂得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了，自信慢慢被拾起，快乐也是。现在的我，不再无病呻吟，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再一味任性。很多时候我依旧会被一些人或事感动，但是不会每次感动都会泪流满面。不会像以前总是沉浸在那些哀伤的文字里，渐渐偏好看贴近生活、富含哲理和人间真情的文章。不会再把现实和理想割离成两块儿，已懂得人生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惨淡。我的内心终于在历练中逐渐强大成熟起来。我明白还应该学会让一切离愁别绪，聚散依依都生于眼底，藏于心，不动声色的只做风景观，虽然现的我还不能身体力行。
我很赞同伊壁鸠鲁对幸福的定义，他说“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这又让我想起泰戈尔美丽的诗“我们的欲望，把彩虹的颜色，借给那本是云和雾的人生”，还有电视上那在布达拉宫下，在大昭寺门前的许许多多虔诚的朝圣者，无论男女，都蓬头垢面，身着长围裙，手戴木拖板，面对佛殿，神情凝重，喃喃念诵，双手举在头顶，俯身下去，四体伸直，头和鼻都触地，额头磕着大地，站起来可以看到额头上的印记，而他们匍伏的大地可以清晰的看到经久磨擦留下的痕迹，没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坚持，怎么能有这样的奇迹!据说他们一天匍匐而行，走不了十里路。但我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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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却没有看到半点的疲乏和劳累，更没有一丝的焦虑怨恨，只有祥和安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仿佛金色的希望和幸福就在前面召唤，他们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坚定地跪叩着前进。为朝圣，他们会磕得四肢溃烂，面额血肉模糊而不停止;为朝圣，他们沿途乞讨为生，即便冻饿死在山野也不后悔。于是再读仓央嘉措的诗句“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就有了彻底的顿悟。
生活中，我们赞美崇高，却不愿去追求崇高;我们称赞信仰，却不愿去实践信仰。多么虔诚的信徒，用身体丈量心中纯粹明净的信仰。
其实，一颗心，就如一个杯子。有人喜欢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的谋划，努力把杯子填满，水满则溢。然而过于多的负累和欲望，总是沉的坠弯了胸膛，令人窒息。一路走过，来不及欣赏沿途的山清水色，来不及轻嗅花香飘荡，来不及体会粉蝶缠绵的爱意柔情。总是低了头，身体前倾，做一种攀登的姿势。人啊，不如，适时抛弃一些东西。让杯子空出一部分，留给自己一角安静素雅，淡然美好的空间。可以于午后闲赏云卷云舒，也可听雨观潮，涉水卧波。
正如佛曰：一颗宕动的心，所看到的世界，浮躁，喧嚣，云起，尘暗，是水里摁不下的葫芦，是风中止不住的经幡。然而当下现实生活中都大多数的人内心都无法淡定，并且伴随物质文明发展，各种新疾病不断出现，虽然如此，我也不敢根据伊壁鸠鲁的“幸福定义”妄下断言当下大多数人是不幸福的。我只能确定我自己向往正在追求我所认同的伊壁鸠鲁式幸福。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平凡到极致的女子，无法做到心如止水，这也许永远都只能是我的一种对幸福的追求。
我认为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引导人尽量让内心的欲望对灵魂的纷扰最小化，而生活需要用心经营，所以我们的心应该一直保持“向上、向善”的姿态，即保持人心最原始最纯粹的善良﹑朴素和纯净。
西方哲学论文发表文章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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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章的省级期刊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由福建农林大学主管和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繁荣和发展学术为宗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为农业和发村发展服务。本刊主要报道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兼顾刊载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刊主要栏目有海峡论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哲学·法律等。主要读者对象为有关专业的高校师生，农村和农业经济研究、管理人员等。本刊自创刊以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影响力也不断扩大。2008年本刊影响因子为0.718,跃居全国农林医药院校社科学报第1名；2009年获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009-2010），也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10-2011年）。同时本刊也获得多项奖励：(1) 2006年5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第三届评优活动中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2006年被评为福建省高校优秀学报。（3）201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学报。（4）2010年本刊“海峡论坛”栏目被评为特色栏目。同时，本刊编辑部也被评为优秀编辑团队。2006年起改为双月刊，双月单5日出版，大16开112页。邮发代号：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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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不是~~~~一般学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