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

答案是B、李大钊。

该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别作了阐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该文章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文。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8年10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1916年9月1日，杂志《新青年》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让陈独秀深深地为之震撼。整篇文章不仅有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更有精辟入理的说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当时，外国列强正在觊觎中国，四处散布我国就像垂死之人一样，无可救药的言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大批不愿看到中国灭亡的知识分子开始东渡日本，想通过对明治维新成果的学习挽救中国。

1913年，李大钊在朋友的帮助下，远赴日本求学，在日本待的整整三年时光里，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需要立刻改变，刻不容缓。

1916年春季的一天，李大钊在户外散步，登高远望，看到日本到处弥漫着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他向遥远的祖国眺望，不知今天的祖国又是怎样呢？突然心中满怀悲愤之情，写下了让无数国人觉醒的文章《青春》。

通过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不由地联想到了人生里的春天，甚至政治上的春天。他是多么地渴望中国可以早日摆脱腐朽的统治获得重生啊！

在这篇《青春》中，李大钊满腔的爱国热情得以充分地展现，他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想法：中华民族的青年要向世人展现出这样一种姿态，不要去和任何人争辩中国到底会不会灭亡，而要把自己身上青春的力量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事业中，让中华民族以强壮的青春之态得到重生。

新青年最早发表的论文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

最看不起那些问完问题不采纳的浪费感情+表情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颂扬十月革命。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

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扩展资料：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

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中国人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新青年最早发表的论文是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

最看不起那些问完问题不采纳的浪费感情+表情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颂扬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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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

最看不起那些问完问题不采纳的浪费感情+表情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颂扬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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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在新青年上发表三育论文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

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新青年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版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五四时期的几次“娜拉”事件与知识者的众声——从一个侧面看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张春田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中，“娜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围绕现实中的几个“娜拉”事件，讨论知识分子们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在言说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中，表述了对“新女性”的理想性创造。而知识群体的分歧和启蒙的内在裂隙也由此显现。 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号的“易卜生号”，用胡适的话来说，是“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所谓“大吹大擂”，不仅指易卜生的几部剧作同时被翻译为中文发表，不仅指在这份风靡一时的名刊上首次集中介绍一个外国作家，也不仅指利用精心设计的“专号”形式来推动普及①；更重要的是，这次译介兼有将易卜生经典化的功能，确立了易卜生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地位。娜拉“砰的一响”的关大门声，和《易卜生主义》中“救出自己”的呼唤，极大震动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争当“娜拉”，成为一时风潮。出现了很多“不当玩偶”、“争取独立人格”的娜拉式的新女性。她们以实际行动反叛家庭，挑战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立。现实中的几个“娜拉”事件，把女性解放的问题直接推到了舆论的中心。而知识者们并不完全一致的反应，也暴露出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李超事件”是其中最突出的。1919年8月，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广西籍女学生李超病逝。李超父母早逝。她觉得“旧家庭的生活没的意味”，同时为了避去高压的婚姻，“故发愤要出门求学”。先到广州，后来到北京，进入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但是她的家人反对这一选择，并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他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他的心愿，故容易致病。”最终贫病交加而亡，年仅二十四岁。她的哥哥居然毫不过问，以为李超“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卷2，P582-591）。此事在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11月19日至26日，北京《晨报》连续刊发《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为之宣传。11月30日，北京学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者“男女约共千人以上”，“会场几无容足地，赠送诗文挽联者不下三百余份”。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蒋梦麟、李大钊五位特请演说者，“均如约而至，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梁漱溟、黄日葵、罗家伦、张国焘、孙继绪女士、陶玄女士等也发表了演说。[2]故此，“这回集会，虽然是追悼李超。其实也可叫作女子问题的讲演大会。”会上散发了胡适所撰的《李超传》，此文在《晨报》上连载三天。胡适说读到李超死后朋友们整理出的信稿，“觉得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4](P12-25)《李超传》详细记述了李超求学、受困的经过。结尾从李超命运中引出四个问题：“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有女不为有后”。胡适延续了他对家族——宗法制度的批判，并挑明女子解放面临的两个现实困难——女子教育和财产继承权。李超要去广州求学，她的哥哥以为乡邻女子“并未曾有人开远游求学之河”加以拒绝；李超父母无子，财产由过继的儿子继承，李超作为女儿，却没有继承权，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以至读书求学受到限制。在胡适看来，李超“一生的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以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1](P591)。胡适撰写《李超传》，讨论女性问题，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易卜生号”推出后，胡适曾多次就女性解放问题发言。1918年9月，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继续发挥《易卜生主义》中张扬个性的意旨，列举美国女性在享受教育、从事社会事业、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状况，赞美她们“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和“自立”的精神。在对待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胡适特意提起“娜拉”：平常人所谓“贞操”，大概指周作人先生所说的“信实”，我所说的“真一”，和先生所说的“一夫一妇”。但是人格的观念有时不限于此。先生屡用易卜生的《娜拉》为例。即以此戏看来，郝尔茂对于娜拉并不曾违背“贞操”的道德。娜拉弃家出门，并不是为了贞操问题，乃是为了人格问题。这就可见人格问题是超于贞操问题了。[5]胡适以娜拉之例来证明，人格观念根本“超于平常人心里的‘贞操’观念的范围以外”。谈“贞操”如此，谈更广泛的女子解放问题，胡适注重的仍然是平等和自立。1919年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以“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为主题向胡适约稿，胡适答道：“女子解放当从女子解放做起，此外更无别法。”首先是女子教育的解放，“无论中学、大学，男女同校，使他们受同等的预备，使他们有共同的生活”。他还建议大学应“开女禁”[1]（卷11）。1922年他在安庆讲演，仍然标出“自立的能力”、“独立的精神”，作为女子解放的要义[6]。五四期间，胡适曾经针对“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的现象，指出“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7]。在女性解放问题上，他显然也抱持这样的态度。他相信，女性主义的目标只有通过女性贞操、教育等具体问题的解决，方能实现，空谈“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他关注的始终是女性的个性自觉。只要唤醒这样的自觉，只要有像娜拉的“出走”行动，种种女性“问题”，总会“一点一滴的进化”。蔡元培在李超追悼会的演讲中，表示胡适在《李超传》中说的，他都赞同，只是“偏于女子一方面”。“但我想与李女士同一境遇的，不知道有若干人。也不但是女子，就是男子，有这种悲惨境遇的也很多。”蔡元培提出解决的办法有三：“第一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要是改变了现在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再有李女士一样好学的人，要求学便求学，还有什么障碍呢？”“第二是退一步单就教育问题解决他”，主要是改革教育制度，“凡有中高等的教育，都可以随意听受，不要花钱，那凡有李女士一样好学的人，要求学便求学，还有什么障碍呢？”“第三是再退一步，单就教育界的一部分解决他”，即建立一定的教育基金，以利息帮助没钱的学生[8]。对于女性问题，蔡元培着眼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一退再退”的三个方案，证明他也倾向于具体“问题”的“一点一滴的改造”。但是，陈独秀的关注则不同。陈独秀在演说中，将李超悲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的迫害：“李超女士之死，乃社会制度迫之而死耳。……社会制度，长者恒压迫幼者，男子恒压迫女子，强者恒压迫弱者。李女士遭逢不幸，遂为此牺牲。同时，如湖南之赵女士亦为是死。”[9]他接着回顾了历史上的婚姻制度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正是在私有制下，女子沦为男人的俘虏，失去财产继承权与人格自主。所以，“今日急待解决之问题，非男女对抗问题，乃男女共同协力问题。共同协力铲除此恶根性，打破此等恶习惯，如李女士赵女士之悲剧，庶几不至再见”。一个多月以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男系制与遗产制》，对他的演讲作了更详细的发挥。他分析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李女士底承继的哥哥，固然是残忍没有“人”的心；但是我以为不能全怪他，我对于社会制度要发两个疑问：（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袭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10]（《随感录八三·男系制与遗产制》）陈独秀认为妇女解放需要在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实现。较之于胡适注重伦理革新，陈独秀更强调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经济制度）的改变。他对“一个个问题的解决”的思路，提出批评：“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惟一的方针才对”。陈独秀相信“社会主义不只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11](P104-106)。而且，不同于胡适对“拢统的解放”的保留，陈独秀始终坚持“解放”的正面价值：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10]（《随感录八三·解放》李大钊在李超追悼会上也作了演讲，他的演讲内容没有见报，所以无从确知他那天说过什么。不过，从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文章中，还是可以把握到他的观点和倾向。李大钊把女性解放诉求看作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12]他指出在中国现状下，“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推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从专制社会变为民主社会。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李大钊解释过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李大钊在女性解放中明确引入了阶级的维度：“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他分析英国的女性争得了选举权后的政治要求，不过“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利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只有“无产阶级妇人”也解放了，那才是“妇人全体的解放”。他自己设想的女性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是：“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3]就是说，阶级关系的调整，才是解决女性问题的关键。李大钊的认识，明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女性问题上坚持认为，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的依附才是导致两性在社会关系上不平等的根源；也源自他对于革命以后的苏俄经验的重视。梁漱溟则对陈独秀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陈独秀忽视了启发女子自身的自觉性：“我们省克自家的占有性固是必要，我们于这负面的消极的之外可有个正面的积极的路子么？……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的。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我愿意大家的奋斗不出于前种而发于后种”。不是“知识”，而是“欲望与情感”才是行动的根本动力。因此，应该先让女子对其问题有所感觉，其方法是“涵养情感”。“情感便是占有性的对头。能使情感丰富，那占有性便无处猖獗之患了。”陈独秀的“省克人类占有性”只是消极的办法，而“涵养与发挥情感”才是“积极的道路”[15]。梁漱溟还联系到追悼会现场情况，说明妇女对自身问题的自觉尤为必要：到场都是男士，女士也多是本校的，……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街上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15]后来发言的李超校友孙继绪，则不完全赞成梁漱溟的观点。她指出：“凡感情的发生，必定对一件事的真理十分明白，然后才能发生，我们说社会的不好，必定要先知道社会制度是什么东西，然后才能辨别他的是非。”而判断是非的能力，则要靠教育养成。一个人若不受教育，就没有智识，没有足够判断力。先有教育，才能有自觉的发生：“所以我们要求女子与男子平等，必定先要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会上能够活动，必定要先使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识。”[16]否则，解放始终停留在少数人的口号阶段。而蒋梦麟的演说，强调这次追悼会“就是奋斗精神的纪念会”。他赞扬李超“用他的生活，作奋斗的牺牲；战死疆场，死是荣耀的”；而“那一般阔佬的女子，穿红着绿，在汽车上出风头，他们是以生活当游戏会的”，失了人生的本义[16]（《蒋梦麟先生演说》）。在纪念李超的演说中，不少人都提到“湖南之赵女士”，说的是湖南长沙女青年赵五贞。1919年11月14日她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出嫁之日自刎于花轿中，以自杀来抗争[17]。长沙《大公报》在第二天即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题进行报道，并在“随意录”栏发表评论，感慨“呜呼旧式婚姻，尔乃演此惨剧。文明进化之二十世纪，岂容尔再肆独狷，流毒于社会”。其后几日连续报道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一个月之内，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9篇评论文章②，从“赵五贞事件”讨论女性解放问题，鼓励青年们从多方面入手，改革婚姻制度的弊端。毛泽东分析了逼迫赵五贞求死的环境——有母家、夫家及社会这“三面铁网”“坚重围着”，“这三面铁网，归结起来，根源在于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也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毛泽东发现“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他看来，婚姻制度根本是受经济决定的：“（现代以前）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18]毛泽东的论述，显示出把妇女的解放与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的思考趋向。同样面对包办婚姻，赵五贞选择了自杀，而长沙另一女青年李欣淑则选择了离家出走。1920年春李欣淑为反抗包办婚姻，毅然出走，去北京工读。她公开登报声明：“我于今决计尊重我个人的人格，积极同环境奋斗，向光明的人生大道前进。”[19]李欣淑的行动给青年们以空前的鼓舞：现在李欣淑女士出走，她抱百屈不挠的精神，实行奋斗的生活，把家庭的习惯，名教的藩篱，一齐打破。她有彻底了解的新思想，她有爱世努力的人生观，她有积极的办法，她有实践的勇敢，她所发生的影响，在旧社会方面，可以给他们各种的觉悟；新青年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比赵女士所发生的影响要重要些，要远大些，要切实些。[20]李欣淑的出走不啻是“娜拉”出走在现实中的翻版。事实上，她确实受到了“易卜生号”和《娜拉》的影响。在给胡适的信中，她谈到离家出走原因：“一来是我的父母要强迫我从人。二来是我自从看了五卷《新青年》杂志，我就不满意我的环境。这都是去年秋季的事。后因婚姻的期近了，我无法逃脱，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人冒险跑到北京来。”[21](P82)由此可见，“娜拉”对当时女子的启示意义。李欣淑到京后，经黎锦晖介绍，找到了胡适。胡适给予她一些资助，让她先治目疾，然后准备上学，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出走“娜拉”的支持。李超之病死、赵五贞之自杀、李欣淑之出走，与娜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同时性。对于这些社会现实中的“娜拉”事件，知识分子们迅速作出了反应。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上，他们可谓协同作战。反复上演的“娜拉”事件以及知识者们的反应，在促成女性解放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同时，也凸现了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特殊性和艰难性。通过对“娜拉”事件的发言，知识分子们开创了一个言说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在女性解放的话语实践中，他们参与了理想性“新女性”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女性解放话语与启蒙诉求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现代文化想像和身份认同。知识分子们的女性解放论述，寄寓了他们关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应当如何改革或曰“中国如何现代”的思考。而在交响喧哗的多重声音中，知识群体的分歧和启蒙的内在裂隙日渐显现出来了。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主办单位: 群益书社创刊时间：1915年9月15日出版周期：月刊，6期为一卷主编：陈独秀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有名的篇章：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十》创刊辞的几大方面：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