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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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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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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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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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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扩展资料：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现代史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近代史论文发表笔记模板

总论在《总论》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优点、遇到空前难关的原因列举了日本、俄国、土耳其的例子，指出了科学、机械以及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旨在找出近代史的教训，对我们抗战建国做出贡献。作者在文末说道，“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我才惊觉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特殊性，通过查找资料，对作者蒋廷黻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治史书而非史学”这句话代表了研究历史的传统方法，意思是只研究史书上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史学。仅仅是通过导论和第一章的阅读，我对作者所倡导的“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就有了深刻的了解，作者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善于提出问题，对问题的分析是立足国内放远至世界的，将国内国际、历史与当前融合形成整体，从这个整体出发来把握历史，分析当前中国的困境的。比如，分析我国时会与日本、俄国和土耳其作比较，分析我国时会从思想历史、当前科技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作者在《总论》中提到“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处，首先是在英军侵华时“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东西对打中，“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只一转手，问题的性质，矛盾的性质和方向，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贸易战转化为政治与国家间的对抗，英国的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第一章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 “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第二章《洪秀全与失败》中“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正如《新闻的骚动》所说，“在政治的某些关键领域，任何个人或党派都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所谓‘解决办法’的实现，都需假以上百年乃至更久的变化积累，而不是凭借一位救世主的降临，一场国际会议的召开，或一场速战就能实现。” 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中，既看到了曾国藩的守旧又看到了他的创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曾国藩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但是仅凭个人是不可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毕竟当时还没有出现科学的道路。但是曾国藩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维护清朝的统一，不至于让外族灭国，等待新的救民族的思想和行动的出现。第三章 “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并且战争是极度烧钱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发动。当时中国虽科技落后，制度腐朽，但人力物力尚存，就算被西洋占领也随时爆发强力的大规模反抗。而英国远在西洋，虽生产力水平较高，但人力物力不足，且军队、行政人员漂洋过海更需耗费大量钱财，就算是使用武力占领了中国，且不说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上的障碍，无大量军队和人员也无法统治。何不退而求其次，让腐朽的清政府代劳统治，既保住国际名声，又能从中获利。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作者的论述让人很容易沉浸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我也第一次被历史中的先辈们触动，仿佛看到那些为国家为民生而改变。虽然洋务运动只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但是行百步者半九十，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这已是极大的进步。我们需要肯定洋务运动的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的积极意义。“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第四章 “孔于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看历史，会跟随史家的文字，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很多生命，在史书中不过一个数字的组成部分，因为离我们太远，我们很容易兴亡成败，生死别离产生麻木。然而，当我把视角放到个人身上，联系实际去看每一个历史事件，才明白，这历史是多么沉重！附录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历史读起来常常有一种可惜之感，总是忍不住幻想如果抓住了这个机遇，今天的中国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而后诸多的悲剧惨剧是否又能避免。但也感觉这种“可惜”不仅仅是一种遗憾，更有一种警惕。落后就要挨打，但没有谁能保证在每一次挨打后都能上演“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根本上还是要保持警惕。居高位而不自满，陷泥潭而不自埋，眼睛要睁开。“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民族主义，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也指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这一观念则起源于人民主权论。民族意识指一个民族的成员觉知其自身为该民族的一分子，体认其民族的地位，而愿意与同民族的人结合在一起的知觉与概念。这段话对今天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今天我们也说面临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我们是否能又“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务”？

中国近代史讲义第一章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1、清朝统治的衰落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缓慢。18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枯竭，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绵延近十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等省。2、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之时，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大陆各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怀有野心。16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并于160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东方贸易。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兵船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除英国之外，法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亦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东方，加紧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俄国则致力于对中国领土的扩张。17世纪中叶，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18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者不断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相继吞并了西部哈萨克和北部哈萨克。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挑战和危机。二、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1、鸦片泛滥和中国的禁烟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壁垒面前，西方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再加上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寻求打开中国大门的途径，鸦片便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19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40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就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高数百万元，英国由原来的入初变为出超，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民族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由出超变为入超，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大量的白银外流，一方面造成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众多官吏兵丁的吸食鸦片和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这一切，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各省严禁鸦片。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吏；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并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19187箱（其中美国烟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到6月25日，在虎门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2、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纷纷致书英国政府，主张立即发动侵华战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鸦片战争前的1837至1838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为摆脱困境，转嫁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并决定武装侵略中国。1840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3、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自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约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中国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抗战的态度。由于道光皇帝采取“羁縻”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割地丧权的所谓“穿鼻草约”。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皇帝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奕山等向英军的求和行径无比愤怒，奋起抗击英军，爆发了三元里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支持。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学技术的落后，在于清政府的昏庸愚味。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1、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要：（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二）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三）赔款2100万元。（四）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五）废除“公行”制度。《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权：（一）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在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亦准英人一体均沾”。（三）居住及租地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能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后来，外国侵略者利用这项特权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另外，《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中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还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的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三）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1844年10月24日，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与此同时还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1851年8月6日，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特权。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订约。清政府根据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律允准。与此同时，葡萄牙还乘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从此，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2、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国家主权（领土主权、海关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自50年代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在租界里外国侵略者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请采纳

摘抄书中的内容，难免断章取义，抄写以便记忆之用。第一部分：中国近代史讲义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如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咸海、里海），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大开。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中国文化，古来迄今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西人之航海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另觅新路，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清代内治可分数期：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勘定之期；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极盛；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弊亦极速。禁烟活动，鸦片战争，江宁议和，五口通商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1、朝政之非，朝令夕改，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2、兵力之不振。3、士大夫之虚娇，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高论，轻佻强敌。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4、民心之不靖，前后各役汉奸为外人效力，国民性丧失如此。——第二部分中国近世史前编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一）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二）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的变迁的情形。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而大家尊而行之。误谬在于：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尊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与研究；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而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近代史以前中国的情形，从政治社会两方面：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即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一为官；二为士（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绅士、豪民。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官僚政治的情态是1、不办事；2、但求免于督责；3、督责所不及，便要作弊。用人方面：取材之途是学校与科举。学校在官办的情形下，自然不会认真。倒不如科举，还有一日之短长可凭。科举遂成积重之势，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优其出身。然科举则所学非所用。文官考试，唐朝为诗赋和贴经、默义，宋朝则废贴经而改墨义为大义。专重记忆的考试；明清以来，遂专注重于几篇四书义，而其余都不过敷衍了事。而四书义的格式，又经明太祖和刘基制定，是要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段段相对，而且不准自己说话，而要代书中的人立言。天资中等的人，就可以穷老尽气了。唐朝的进士试诗赋，其性质多近于浮华（空疏）。明清的科举，重四书义，四书注则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质，多近于迂腐。空疏则不知官吏的职责，迂腐则成为改革的阻力。清朝的所谓绅士，多成为顽固守旧之魁。财政，由于政治的放任主义，财政更是混乱。全国最主要的赋税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全为农民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财政困难，加赋往往召乱。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兵刑，在历史上，往往内乱猝起，外患猝至，国家竟无一兵可用，新的可用的军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一面打仗，一面训练中，发生成长起来。这亦是是政情所规定。刑法，则向来维持秩序的，是习惯而非法律。换言之，即是社会裁定，而非法律制裁。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2、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所种之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工业：大抵是手工。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则否。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2、次之则游幕；3、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纯粹成为有闲阶级；4、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因1、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士人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成为地痞，成为棍徒；出外则称江湖上人。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别种宗教在中国不甚占势力。道佛弥补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