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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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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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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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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此刻，历史的云烟淡定，昔日的英雄少年已深埋热土，五四浩荡的学生风潮早已不在，仅剩下那“外惩*，内争主权”的呼号在时空中经久传唱。这样的时代，稚拙的我们总是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展示着别样的自我：叛逆、张狂、放荡不羁……然后，渐次放肆，渐次的无所谓……，渐渐忘记了自己曾有的追求，放下了自己曾有的热忱。我们最后不再以前那样慨而慷般的逐梦，而只剩下蹉而跎般的流浪。我们最后只为自己留下了那浅吟过的心念，顿里回首的梦和秋到叶落的一抹忧伤。
这样的我们再没有五四的激情澎湃，再没有五四的热血沸腾，我们在平静完美的生活中失去了年轻气盛，丢失了贲张的血脉，更销蚀了那一种叫灵魂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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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很重要，目标是前进的动力。古语常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无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此联告诉我们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有志”，另一个是“苦心”。“有志”是成功的前因，因为有了目标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目标而倾尽全力，这就说明了目标很重要。在NBA的赛场上，每位球员都有一颗总冠军的心，他们都渴望胜利，渴望总冠军。正如NBA传奇巨星汤姆贾诺维奇所说的：“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总冠军是每位球员的的目标，是他们的梦想，是他们前进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NBA赛场上经常出现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的激烈场面，他们每球必争，纵使精疲力竭、遍体鳞伤，也要扞卫胜利!这是目标的强大，目标是如此重要!
然而，假如目标定得太过天方夜谭，效果和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想要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古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目标太荒谬了，只会是自己渐渐地失去信心，而太简单了，则毫无意义可言。要学会日积月累，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目标很重要。
还记得1984年东京国际邀请赛上，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冠军，从此在马拉松的领域上名声大震，一战成名。多年后，山田本一在自传中揭开了自己成功的秘密：“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中国人常说，日本人，韩国人具有超强的毅力，是“跑不死”的。其实不然，每个人都会有“弹尽粮绝”之时，他们之所以“跑不死”是因为目标，目标使他们坚持下来了。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标很重要，不要害怕希望实现后自己会陷入迷茫而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实现了一个，就在许下另一个更有挑战性的目标。生命从来不缺乏动力，只看你是否愿意去寻找。给自己一个目标，每天为了实现它而不断地分动!日积月累，梦想和目标不会再遥不可及了!
勤奋其实是来自内心的一种动力，没有刻苦是不可能有好成绩、成为天才的。
有些人并不真正懂得勤奋是怎么回事，如在学习上，他们总想走捷径，希望有什么秘诀、或作弊等来帮助他们。他们夸夸具谈，却不能静下心来读点书，他们总幻想着成功，坐等着明天，希望有一天从天上掉下一块馅饼来，这又怎么可能呢?不学开车就不会开车，没有勤奋就开不了好车，这是再好明白不过的道理。只要你尽力了，无论你最总的结果如何。你都是胜利者。因为你已经战胜你自己了。
那成功从何而来，有人告诉我说，成功出自坚持，我想这也是很对的。因为有一句流传得很广的话说：“坚持就是胜利。”
一个人坚持一会儿并不困难，难得是长期地坚持。这就不知不觉想到自己亲生经历的事情了。那是去年开校运会的一件事情，它让我体会到了，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坚持到最后。本来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我幻想着一跃而就，是刚开头就有结果，那该多好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在800米赛跑中，我跑到200米时，我好想好想停下来，希望已经到达终点了，这不就是“痴人说梦”吗?忽然旁边拉拉队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声，这时身上就好像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快速的向前跑，最终到达了重点。而且获胜了，但是只拿了第3名，可是我还是非常开心、心情像火花一样的勇猛的旺盛起来，同学们也都一一的拥抱而过。因为我坚持到了最后。跑步是辛苦的，学习是辛苦的，但是这份辛苦，这份坚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努力而开心啊。因为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也让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的奋斗。”
你真的想成功吗?那么请你那出你的斗志和勇气，用勤奋和坚持去做每一件事情，那么成功一定会在终点迎侯您的。
高中生议论文范文800字7篇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是一种剖析事理，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关于高中议论文你知道怎么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高中生议论文范文800字，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
生于世界上，存于宇宙间，我没有叱咤风云的雄伟气魄，没有武帝扬鞭东指的九死不悔，更没有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宏功伟业，但我渴望陶渊明的怡然自得，渴望能有自己的一片天。
或许，我就像那个摔了跤的小孩，此时正经历炉火的冶炼，家庭，学校，社会的期盼，让我手足失措。虽然摔了一跤，然而我能够再重新爬起，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这种能力。
困难非吾畏。我愿自己走下去，摔到了又怎样，失败了又何妨。我只想有一双自由翱翔的翅膀。请让我自己爬起。因为我坚信，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整个宇宙，一次失败，影响不了我对明天的渴望。
困难非吾畏。站在历史的门槛上，捡拾一枚枚成功的贝壳，上面写满了挫折，没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本为夏阳子，少小越龙门，文采灿华星，铁笔铸英魂。腐刑焉能动，浩志岂自沦，不负男儿志，千秋太史君。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他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了人甚耻之的宫刑，然而挫折压不倒他，他不是从挫折中爬起来了吗?
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些伟人达士都是在历经磨难之后才获得成功的，在挫折之后，帝王将相能成盖世伟业;在困难之后，我要擎起明日之朝阳，以经为径，以陌为纬，寻找我向往的桃花源。
我并不畏惧困难，但我极易迷失方向。太多的关心，让我寝食难安，生怕再次走错的路，太多的爱也会使我娇生惯养。我不惧怕困难，我渴望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在这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没有自己爬起的能力就无法长久立足。我热切的希望获得这种能力。
不要用言语打击我的自信，我用激扬的热血再获重生，也不要用手助我一臂之力，我会勇敢的自己站起。不是所有的压力都会有好的收获，必要时，请给我自由的空间。我要感谢所有的关心和爱，但我更加地呼唤属于我的空间。给我自己爬起的机会吧!不是所有的完美都成就人，也并非所有的遗憾都一事无存。困难我不怕，请让我自己站起。
松柏不会因为几次雨雪的侵袭而背弃它对大地常青的诺言。
江河不会因为几次干旱的肆虐而违背它对大海永恒的约定。
山川不会因为一点龟裂的伤痕而收回它对草木坚守的。
它们尚且如此，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首的人，又该如何呢?
是的，诚信是这个世界拥有的最珍贵的品格，它给了世界一个稳定的依赖，给了人心一方安稳的净土。
诚信是立业之本。在当今三聚氰__，瘦肉精，塑化剂接踵而至的时候，哪家企业能够信守对顾客负责的诺言，它便赢了一半，在阿里巴巴公司爆发诚信危机，内在诚信体系崩溃之时，我们期盼的是一个真正能够一诺千金，一诺千万金的企业站出来，让消费者真正放心，让称得上是铁打的!只是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顶起祖国的脊梁!只是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地成就一批有诚有信的企业家，而非钻营牟利的不法分子。
诚信是为人之道。在"吾日三省吾身"之时，言而有信是必审必省的一项，可见其重要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的第一步，就是"修身"，而"修身"的第一步，当推言而有信了。古人常为对老友的一句而跋涉千里;孔子的弟子们为了他的遗愿耗时耗力;就连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江湖大盗聚集之处，当头的就两个字："信"和"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了一句诺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才是中国人对诚信的阐释!
诚信是科学研究的根基。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素不是精密的仪器，不是成熟的理论，更不是实验室得到的经费，而是存在于科学工作者脑中的对科学、对真理的，如同医务工作者从医前的宣誓，这个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那些伪学术、假科学相比，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被教会关押，迫 害长达八年!但也无法改变他对科学和真理的忠诚。如果每个科研工作者都对自己的誓言恪守，诚信地做每次的研究，不弄虚作假，这样才能创造一个真正高效的科研环境，为祖国做出更具震撼力的贡献!
诚信是……
我们许诺，所以我们遵从，我们约定，我们信赖，让我们怀着互诚互信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小事，我们必将成功!
因为至诚，所以至成。
有人笑说：“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而当今的社会，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远了。”然而，笑声背后的辛酸，却不仅仅是逐渐淡漠的邻里关系，更是人心铸成的一道道心门，将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之心灵隔得远在天涯，隔出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隔出了所谓的安全感，也隔出了一个冰冷的世界。
然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社会中的你我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每个人都点燃心中善的火焰，顺手的小事，平常的爱心，便能拯救整个社会的明天。
顺手的小事不一定小，别人的事也不一定只属于别人，倘若修船工不愿为别人的船补一下多余的洞，那如果划船的孩子中也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掌上明珠，他又怎能不因没有顺手做小事而后悔莫及?
顺手的小事，彰显的不只是一种向善的习惯，更是道德社会的脊梁。被“彭宇案”“许云鹤案”吓怕了的十位路人，竟忍心看着可怜的小悦悦遭受两次车轮碾轧之苦，却不敢只是顺手地将她拉到一边。
冰冷的雨滴拍打的不仅仅是小悦悦摔倒下的那块土地，更是十几亿国人的冷漠之心。还好，还好有人愿意伸手，还好有人愿意做这样一件顺手的小事。还好有善良的拾荒阿婆陈贤妹愿意拉小悦悦一把，她这一拉，不仅仅是将小悦悦拉出濒临死亡的边缘，更是将我们这些旁观者拉出道德滑坡的冷漠世界。
一个拾荒者，有的却是超越众人的至善至美。她的善，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却足以使冷漠的灵魂为之震颤;她的美，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却足以让每个人都为她的魅力所折服。
但你我更要知道，这种魅力并不是你我力所不能及，只要我们愿意将顺手的小事用心做好，将平常之爱心播撒在身边，我们的世界便不再是孤岛一样的荒凉暗淡。
也许，平常的爱心只是苏州撑伞女孩的一把伞，它却可以撑起爱，撑起阳关，撑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也许，平常的爱心只是那位白衣少女的一次人工呼吸，这却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挽救一片道德，挽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顺手的小事与平常的爱心便是善的桥梁。
“江山代有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言，道出了每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灿烂文化的真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者虽处于动荡之世，思想却激跃出前所未有的夺目火光。儒、道、法……各家思想在碰撞中交流，在争辩中借鉴，它们是乱世中明亮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造就了诸子百家的璀璨辉煌。
人们时常感到生不逢时，期望回到或飞越到某个时空的过去或未来，但不曾想，每个时代自有它得天独厚，不可比拟的机缘巧合，从而衍生了不可复制描摹的独特，春秋战国如此，中国近代亦如此。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与高远目光，造就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的无比震撼。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白话文小说如《阿q正传》等新式文学作品，让人震耳发聩，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灵魂与涣散的斗争意志，我们亦会赞扬这个时代，钦佩这些爱国者，或者向往这血与泪交融而出的文化结晶。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上演着它们的独有的历史，各有千秋。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
宁静浩瀚的大海，孕育着古希腊的绚烂文明。精美的雕塑，奇妙的神话，闪耀的哲学之光……无不让人心往神驰，愿可生活在那美好的和谐中，但也有人愿活在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刺激时代。
文艺复兴时，资产阶级为反封建求民主，从古希腊文学典籍中汲取精华。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说：我愿回到古希腊那民主的年代，却更愿活在当下，肩负我的责任，将人文主义延展于今。的确，各个时期的文明成就各有千秋，我们只能选择喜欢或倾向于哪个，却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但文化责任感却让人甘愿在这时代开辟人类精神新天地。
古往今来，是时代造就了人，造就了文化，或是人与文化创造了时代，我们不得而知。即便我们因自己的喜好向往生于某一时期，却因活在当下而一味埋怨，这终使这一时代的光芒黯淡。与其一味地活在幻想中，不如尽自己所能让自己的时代大放异彩。
周国平曾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朝圣路，每个人孤独的路便组成了人类这一时代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向往不同，一如历史学家汤因比钟情一世纪的新疆，居里夫人外甥女涵娜独爱一世纪以前，伊雷娜却愿生在未来世纪……人们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但若将向往化为创造时代文化辉煌的动力，这个时代亦有一番美丽的天地。
春秋百代，各有千秋。
在这几年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会在大街小巷看见骑着共享单车的身影;是否会在某个转弯口看见一家“共享书店”;是否还会在某个餐厅发现共享电话等等……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共享产品横空出世，也似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毫不夸张的讲，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共享时代。
“共享”顾名思义就是共同分享某个物品，共享折射进人们脑海中第一印象一定会是方便，快捷，节约钱，所以许多商家也必定不会放过这个营销方法，就拿最遍及的共享单车来说，“扫码马上骑”，“一元骑小黄车”随处可见，也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最快速地使用。
“共享”在我看来，的好处可以说是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减少污染。“人们对于新东西都是渴望探索和发现的。”这是一位名人说过的。现代社会，人口居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私家车，车辆排放的污染气体也日益增加，空气质量也时常处于危险状态，而骑车出行是大家一直呼吁的环境保护方法，共享单车的出现无疑让本身乏味的骑车多了一份乐趣与新颖，在一借一还中产生别样的情趣与享受。再者说的共享书店，纸张过度消耗的问题也早早被发现，却也没有被很好的治理。虽说现在电子书深受年轻读者喜爱，但纸质书的喜爱人群也大有人在，包括我自己就很爱纸质书，因为我喜欢感受纸质书上带有的那淡淡的墨香气息，但是自己买书，常常看了一遍便没有兴趣了，便扔在那里，在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浪费。但共享书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读共享一本书不仅节约制成书本的纸张，更可以让你更加享受。
当然，世间万物不会是完美的，有利也定会有弊，在看似发达的共享时代也隐藏着一些弊端。
前些个星期看过一条新闻，大概是讲：两个小男孩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自己骑共享单车，因为比赛骑车而车速过快导致发生事故。不得不说，人是喜欢攀比的，“共享”这个“高大尚”的新颖事物一定会引起一股潮流，而随波逐流的人也很容易会得到伤害。“共享”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有不少人因为表面而遗失了它本质上的东西，“共享”的最初目的是方便生活，并不是盲目的攀比。
“科技改变生活”在这个科技与信息爆炸的时代，共享资源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普及使用，共享时代已经到来，如何权衡共享时代的利与弊是十分重要且不容忽视的，我想，只有将利化，弊最小化，共享时代才能在科技年代站稳脚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在人类心灵的花园中，最质朴，最美丽和最平凡的花朵是人的教养。”教养就犹如人生的决定者，指引你未来的路;教养是一杯清茶，甜甜淡淡却后味无穷;教养是一阵清风，轻轻柔柔却和熙万里。因为教养，所以拥有璀璨人生。
教养是血红的河中泛出的尊严与忠诚。有些名字，也许在历史的风尘中渐渐被人们淡出记忆，但岳飞一名，永载史册，万古流芳。在战火纷乱中，一道道加急召回令从京城发出，那是屈辱与猜疑的到来。一生忠诚的岳飞毅然回程，为表忠心，跪在河，断然自刎。破烂的衣衫遮不住“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一河的水被染红了，一代人的心也被撼动了。岳飞到死也记得从小母亲教他的精忠报国，赤城的血顺着河流到了他的家乡，流到了他幼时母亲教养他的地方，流入了每个中华炎孙的心里……正是因为岳飞母亲从小教养，才成就了岳飞这一代英雄，才培养了岳飞这一朝忠臣!让教养从小开始，从正道大爱开始，真真切切的流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教养是黑暗的世界跳出的乐观与坚强。当我们在奢侈的享受这阳光与大自然时，有一位女孩却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中，那就还海伦·凯勒。天生聋瞎的她没有办法享受世界的美好，上帝像是开了一个玩笑，忘记给她安装眼睛和耳朵，但是却给了她一颗坚强而乐观的心。即使身在黑暗，但她却不颓废、不放弃，一生与书为伴，与书为友，在书中寻找世界的光明与声音。她如此卓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的家庭教师，她曾经说过老师是她最想看到最想感谢的人。她的老师从小与她相伴，教她学习，教她生活，更教养她，让她坚强乐观。正是这不离不弃的教养才出得这样一位伟人，用一生战胜天命。教养是让人走正道，有恒心，坚强的源泉，让教养的光芒照射没一个人吧!
教养是山水田间中留存的悠闲与淡泊。在那山水田间中有一草屋，那是谁的住处，那么随意?那是陶渊明的。他不爱朝堂，独爱田园;他不爱名利，独爱自然;他不爱束缚，愿享清贫自由。他似一匹野马脱缰飞驰却不爆裂;他似一只雄鹰展翅高飞却不凶猛;他似一朵天山兰莲洁白超脱却身处平凡。他用一生书写淡泊，一生教养衬出淡泊名利，不势利。他就是真正的悠然伟人，教养伴随了他一生，也成就了他一生。正是教养，才让他做自我。
教养是茶，苦涩却细品甘甜，让教养伴随我，让教养注进血液，陪伴一生，让人成长灿烂!
曾有人说“既要活在当下，又要放眼未来”，乍一听，这简直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然细细一想，在我看来，“活在当下”与“放眼未来”并不矛盾。
先来谈谈“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就要学会享受你现在正在做的任何一件小事。在生活中，你可以享受浇花，因为这不仅仅是在浇花，更是在给绿色植物带来生的希望。你可以享受散步，对于成年人而言，散步已成为强身健体、获取心灵安宁的一种方式;对于小孩而言，散步是在公园中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释放童真，又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活在当下”，顾名思义，就是好好把握现在这一时刻，做好这一时刻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现代都市生活节奏飞快，人人都好比是一盘棋上的一颗颗棋子。成年人或学生，“白领”或“蓝领”，每天在家与单位、学校的两点一线间往返，我们也许只知道工作、学习，却忘记了我们作为“人”的概念来到世间最初的目的——快乐地活着。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的东西都被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所代替，我们却每天紧绷着神经苟延残喘地活着。尽管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物质条件日渐充裕，但我们内心真正在意的幸福感却丢失了。活在当下，我们应当放慢节奏，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给自己的心灵一次放松的机会!
“放眼未来”，一个听起来挺高大上的词语，说白了就是制订未来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的计划。放眼未来，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追求企业何时转型、何时上市;对于一个“白领”员工来说，意味着何时跳槽进入一家更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让自己发挥更大的潜力;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就是研究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如何加大科研力度占据行业的领头地位……“放眼未来”，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人对这个词语都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活在当下并非鼠目寸光，放眼未来亦非无视现在，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未来”看似遥不可及，可我们“当下”每分每秒所做的不就是在为“未来”作准备吗?真正矛盾的是人们的心和思想，有些人如果无法在“高压”下理性地看待问题，那么就请先好好地活在当下，再放眼未来吧。
作为莘莘学子的我们，曾经拥有太多的梦想，那些让人期待很久满怀憧憬的梦想，却最终因为学习的“重压”、他人的看法、家人的不理解而被迫把它深埋心底，现实中这样那样的原因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本来的自己。那么，现在就请把那个梦想再次点亮，朝着梦想一步一步前进，让未来的我们做回真正的自己。
适合高中生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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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其投稿给《科学与文化》、《青年科学》、《知识窗》，这些杂志上有不少科技类的文章，并且这些杂志都有一些栏目，专门刊登在校生的文章。
给报刊投稿，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以便提高采用的概率。一、稿件字迹要清楚若稿件是手写稿，稿件首先要书写整齐，字迹不要潦草，稿纸要用方格纸。不少作者在这一方面不太注意，抄写得乱七八糟，字迹潦草。更有甚者，随便将一首诗抄在烟盒上或写在用过的稿纸背面。有些作者虽然用稿纸抄写但未用方格稿纸等等。对于这一类来稿，编辑一般都不会认真去阅读。一是阅读起来太费劲。二是编辑感觉到作者创作不严谨，投来的稿件质量肯定好不到那里去。三是不用方格稿纸抄写，若稿件刊用修改起来也不方便，算行距，字数也不好计算。建议你最好还是发电子稿，效率高、回复快。 二、作者态度要谦虚不少作者投稿时总爱附言。作者附言可以说五花八门。附言适当地介绍一下自己未尝不可，但要言简意赅，谦虚有礼。其实，稿件的好与坏，编辑阅完便知，作者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投稿时作者一定要谦虚，不要过高地宣传自己。三、投稿对象要明确每一家报刊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用稿的标准，不能写完稿不加选择就投，那肯定是不容易投中。通常来讲，级别的不同，所选稿件质量就不同，比如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可以说选载的都是小说精萃，一般作者的作品不易被选中。如何让自己的稿件提高命中率，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创作水平，根据自己的创作水平向相应的报刊投稿，这样就容易投中。四、寄稿方式要对路若是邮寄稿件，稿件最好不要寄给某一位编辑。作编辑久了，认识的文友也就多了。因此，编辑的私人信件或寄给编辑的稿件就多了，案头上压满了来信、来稿，处理都处理不完。编辑部都有专门的收发人员，来稿及时登记，及时分发，一般都不会积压，反而寄给某一位编辑的稿件常常会积压，得不到及时处理。 五、作者底稿要自留现在所有报刊都不退稿，一是工作量大；二是支付不起大量的邮费。一般来讲二个月（有约定的除外）内未见采用通知可另投它刊。稿件还是要多投几家报刊（同一时间不要一稿两投），说不定被哪一家报刊选上了。未发表不一定就是水平低，关键是要有的放矢的投稿。 六、联系方式要清楚不论是手写稿还是电子稿，都要在文尾写清固定地址、邮编、姓名，以便编辑联系。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有不少作者往往忘了在稿末写地址，使编辑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
若你是初次投稿，建议先找些门槛低的省级期刊投稿，这类杂志有《科学与文化》、《读者俱乐部》。另外《知识窗》、《青年文摘》、《思维与智慧》这些杂志你也可去试试。投稿时，你还要注意投稿格式，电子邮件投稿注意事项。
很少有这种杂志的，一般信誉高的门卡相对应的都会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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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80左右一千字也算是高？太好笑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其实很低很低。除了那些没有文学杂志和非常贫穷的国家，只有我们的规定是80~100/1000字。这么低能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