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学发表的论文数量
在2022年，各国的SCI数量将有所增长。根据统计，中国将拥有最多的SCI文献，其数量将超过2.5万篇，美国将拥有约2.2万篇SCI文献，而德国和日本分别将拥有约1.5万篇和1.2万篇SCI文献。此外，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韩国和印度也将拥有大量SCI文献，各自的数量将在1万篇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全球化的推进，未来各国关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投资也将不断增加，因此，2022年各国的SCI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一种用于评估学术论文质量的指标，通常用于评估期刊的质量和学术成果的重要性。每年都会有统计机构发布各国SCI论文数量的数据。以下是对2022年各国SCI数量的解答：1. 中国：2022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超过500,000篇，位居全球第一。2. 美国：美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400,000篇左右，排名第二。3. 印度：印度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超过100,000篇，排名第三。4. 德国：德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80,000篇左右，排名第四。5. 日本：日本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70,000篇左右，排名第五。6. 英国：英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60,000篇左右，排名第六。7. 韩国：韩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50,000篇左右，排名第七。8. 伊朗：伊朗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超过40,000篇，排名第八。9. 法国：法国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30,000篇左右，排名第九。10. 意大利：意大利的SCI论文数量预计将在20,000篇左右，排名第十。总体来看，中国在SCI论文数量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数量差距较大，但这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就高于其他国家，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个还真查不出来，毕竟那些统计一般是搜集的正规世界级期刊上的论文数量统计，但不同国家还有自己的国家级期刊，这就无法统计了。不过有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科研人员共发表了约2万篇科研论文，到2008年，这一数字剧增至11．2万篇；而同期美国科研人员的论文数量由26．5万篇增至34万篇。由此应该可以大致地推断世界上的数据。
属于知识产权成果，特别是在申请人才项目和人员评职称时作用很大。
韩国社会学发表的论文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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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术期刊。RISS隶属于韩国教育部，由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提供，是目前为止韩国最大的文献信息数据库。里面收录的范围非常广泛，像硕博学位论文、海内外学术期刊、研究报告、公开讲义等，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上面几乎都可以查询得到。
[一】韩国的习俗文化论文韩国的传统家庭通常是一家3~4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族，因为喜欢家族人丁旺盛是当时韩国的风俗习惯。 但伴随着20世纪6、70年代产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及人口控制政策的确立，大家族式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到1980年，平均每户人家的子女数减少为1人或2人。但重男轻女的思想至今仍有迹可寻，如长男为重、儿子为重。为了破除这种思想，政府立法规定男女在遗产继承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今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从大家族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单独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现在韩国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 姓名韩国人的姓氏以金(21%)、李(14%)、朴(8%)、崔、郑、张、韩、林为最，姓名多由姓氏及双音节名字构成。韩国妇女婚后并不随夫姓，但子女须随父姓。婚姻 婚姻对韩国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重要仪式。虽然有统计显示近代韩国的离婚率激增，但离婚对当事人及双方各自的家人来说还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韩国现在的婚礼方式同以往有所不同: 身着白色婚纱和新娘和身着燕尾服的新郎在婚礼厅或教堂按西方仪式举办典礼后，再转移到名为“币帛室”的房间，换上华丽的传统婚礼服饰进行传统的结婚典礼。(币帛，可理解为韩国的一种传统，指婚礼时新郎新娘向男方家长及亲戚长辈行礼的风俗，是新娘首次正式地拜见男方亲属的仪式) 祭祖(拜祭先祖) 在韩国人的传统信仰里，人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因此，除先祖的忌辰外，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庆日，子孙后代都会通过祭拜来召唤先祖的灵魂。韩国人相信凭借这种特殊的仪式能和逝去的亲人再次相聚，并借此祈愿得到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 暖炕(ondol) 韩国住宅设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Ondol]式的暖炕。原本是利用厨房或屋外设置的灶坑烧柴产生的热气通过房屋面下的管道而烘暖整个房间。[Ondol]式的暖，冬暖夏凉，有益于健康。因此现代化城市的高级公寓区或建筑中，依然使用现代化暖气设备传热的[Ondol]式的暖 韩国传统服装 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如今，大部分国民是以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春节秋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jeogori）搭配优雅的长裙（chima）；男性则是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daenim）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刺明艳华丽的锦绣。韩国传统住房 传统韩式住宅从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668年）到朝鲜王朝（1392~1910年）后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某些方面略加改进，以适应北部寒冷和南部温暖的不同气候。建造传统风格住宅的主要材料是泥土和木头。泥土将室内同室外的热气隔开。房顶所用黑色瓦片是用泥土做的。通常是红色。而且，韩式住宅的框架不用钉子而只靠木桩支撑而成。简单的传统住宅里有一块长方形地板，一间厨房，有一边是卧室从而形成一个 'L'形，后来又形成了‘U'形或中间有一个院子的方形。上层社会的住宅由几个独立建筑物构成，一处供妇女和孩子住，一处供家庭中的男子和他们的客人使用，称作“厢房”，还有一处是给佣人们的。所有这些都在一座围墙内。韩国民俗 韩国传统风俗习惯方面,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拜年元月一日是新年开始。韩国自古以来使用阴历, 然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 由於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迄今已演变成任由百姓选定过阳历的新年或旧历的新年。阳历一月一日起连续三天休假, 阴历一月一日, 也被定为休假日, 连休两天。每逢新年, 家家户户都准备隹肴, 换上新衣, 全家团聚在一起, 行新年祭祖之礼, 这是拜年。阴历正月十四日, 韩国每家都做很多混合各种杂粮的「五谷饭」及菜肴, 以招待访客及邻里乡人, 以增进村里人之间彼此友谊, 加强团结, 以祈求另一个丰收年。阴历四月初八是佛教释迦如来佛的诞生日, 因此, 这一天称为佛诞日或佛浴日, 许多佛教信徒们在全国各地寺庙中, 厌祝、祈求,同时信徒们悬挂许多灯笼。阴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 这天除了摔角的活动外, 尚有专为女子而办的荡秋千活动。而阳历五月五日是儿童节, 为了鼓励儿童们成长强健, 这一天通常举办运动会或游艺节目。 阴历六月十五日称为流头日, 人们在从东方流来的清澈的河水中洗头发, 以除去暑热, 洗去一年的恶运。在这一段暑期中人民可以暂时休假, 在流头日的宴会上, 吟诗作乐, 在酷热的三伏中必须吃人浍、糯米和鸡做成的浍鸡汤, 抑止酷暑热天, 此种风俗已流传迄今, 风行全国许多地方。阴历七月七日称为七夕, 有些家庭, 在这一天也向着北斗七星祭拜, 为不孕的妇女求子。阴历八月十五是秋夕(即中秋节)。自古以来韩 国人就非常重视秋夕, 在丰盛的秋收后, 准备很多隹肴祭祀其祖先。冬至是表示冬季 以到, 其特色是在一年中昼短夜长最明显的一日, 而和冬至刚好相反的是夏至, 夏至 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 夜最短。在冬至这一天, 韩国人家家户户都吃红豆汤圆粥, 按 照韩国传统习俗, 相传鬼魅恨红色, 因而用红豆汤圆粥来祭祀,驱除和防止漫长夜里 鬼魅的侵扰。 阴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是除夕, 这一天, 家中年青人须向长者行跪拜大礼, 以表示对长辈们的祝福, 这种风俗礼节称「旧岁拜」。这一天, 为了守岁驱除鬼魅的接近, 厨房的灶内彻夜都要保持薪火不断。此外, 全家都要大扫除, 以迎接明日的新年纳福 【二】韩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韩国的绘画分东洋画和西洋画，东洋画类似中国的国画，用笔、墨、纸、砚表现各种话题。此外还有各类华丽的风俗画。与中国、日本一样，书法在韩国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韩国人素以喜爱音乐和舞蹈而著称。韩国现代音乐大致可分为“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两种。民族音乐又可分为“雅乐”和“民俗乐”两种。雅乐是韩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宫廷举行祭祀、宴会等各种仪式时由专业乐队演奏的音乐，通称“正乐”或“宫廷乐”。民俗乐中有杂歌、民谣、农乐等。乐器常用玄琴、伽耶琴、杖鼓、笛等。韩国民俗乐的特色之一是配上舞蹈。韩国舞蹈非常重视舞者肩膀、胳膊的韵律。道具有扇、花冠、鼓。韩国的舞蹈以民族舞和宫廷舞为中心，多姿多彩。韩国的戏剧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宗教仪式，主要包括假面具、木偶剧、曲艺、唱剧、话剧等5类。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 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 韩食以泡菜文化为特色，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泡菜。韩国传统名菜烧肉、泡菜、冷面已经成了世界名菜。 【三】韩国饮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数量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挺好的，实力很强，在中国名列前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叶剑英亲自批准设立的直属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基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一，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截至2016年6月，研究生院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5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7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03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109个；研究生院共有在校研究生3100余人，拥有6个教学研究部、40个教学院系、博士生导师470名、硕士生导师824名。
2017年5月，教育部批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创办，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科研成果
据201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知识门户网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发表16053篇论文与专著、被引量为37094次。其中期刊文章10145篇、学位论文5080篇、会议论文89篇、专著11篇。
按领域划分，经济管理7677篇、政治法律3646篇、文化科学1600篇、社会学1055篇文学967篇、历史地理962篇、哲学宗教884篇、语言文字368篇、医药卫生128篇、自动化与计算技术115篇、环境科学与工程102篇、农业科学85篇、艺术77篇、建筑科学75篇、轻工技术与工程51篇、自然科学总论45篇、理学36篇、天文地球35篇、交通运输工程31篇、军事31篇。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历任室主任：陈之骅张宏儒李显荣马细谱康春林马龙闪。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研究室主要成果：《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历任室主任：程西筠孙成木王章辉黄柯可张顺洪 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
韩国的近代社会论文发表
学术著作：1、《朝鲜近代史研究》（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2、《在汉城没有讲完的故事》（主编），（韩国）话和创造社出版，1997年。3、《1930年代延边民生团事件研究》（专著），（韩国）白山资料院，1998年。4、《从军慰安妇》（编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5、《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专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朝鲜·韩国历史大事编年》（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8年。7、《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二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主要学术论文：1.<试论独立协会的历史地位>,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通讯》,第四期,1982年.2.<1876～1893年日本对朝鲜的殖民贸易>,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丛书》,第一辑,1983年.3.<独立协会活动始末>,吉林省朝鲜研究学会编,《朝鲜研究文集》,第二辑,1983年.4.<试论俞吉浚“西游见闻”及其基本思想>,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五期,1983年.5.<论独立协会>,《延边大学研究生论文集》,1984年.6.<侵略朝鲜是日本明治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朝鲜研究论丛》,第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朝鲜开化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历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7年.8.<独立协会活动的历史意义>,《朝鲜学研究》,第一卷,1989年.9.<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与朝鲜人大屠杀事件>,黑龙江《银河》杂志,1989年第三～五期.10.<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反思问题>,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89年,第十二期.11.<选择调查延边朝鲜族社会资料分析>,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91年,第一期.12.<关于延边朝鲜族迁入历史的若干调查研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志,《民族团结》,1991年,第四号.13.<关于延边朝鲜族家庭消费品所有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1年,第五号.14.<关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社会职业构成与经济收入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2年,第一号.15.<朝鲜族家庭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中国朝鲜族社会研究》,1992年.16.<延边朝鲜族村落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1992年.17.<中国朝鲜族与韩国关系>,(韩国)《黄海文化》杂志,1994年,第四号.18.<中国朝鲜族迁入史与人口状况>,(韩国)《殉国》杂志,1996年,第五?期.19.<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的几个问题>, 延边大学《朝鲜学·韩国学论丛》(六),1998年.20.<民生团事件与东北朝鲜人游击队>,(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夏天号,2000年.21.<延边人对南北最高级会谈的认识>,(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秋天号,2000年.22.<实现世界化绝非意味着忘却自己>,(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2年春天号,2002年.23.<试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增刊,2002年.24.<中国延边朝鲜族社会与故国南北统一问题>,(美国)国际韩民族财团发行,《民族论坛》,2002年.25.<延边地区朝鲜民族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研究>(1、2),(韩国)《国史馆论丛》,第100辑.2002年.26.<韩国新政权的对北政策与朝鲜的变化发展>,(美国)《第四次世界韩民族论坛发表论文集》,2003年.27.<关于朝鲜‘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的一考察>,(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第21辑，2003年.28.<间岛大韩国民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三卷,2004年.29.<大韩独立期成总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四卷,2004年.30.<赤旗团>,(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六卷,2004年.31.<铁血光复团十五万元夺取事件>,(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七卷,2004年.32.<关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外交关系的若干理解>,(美国)《第五次世界韩民族论坛论文集》,2004年.3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朱德海>,(韩国)海外韩民族研究所,《韩民族共同体》,第12号,2004年.34.<可认定朝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丛》(1),2004年12月.35.<关于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朝鲜南北统一问题的若干思索>,(韩国)《统一研究》,第9卷第2号,2004年.36.<1930年代初中国东北朝鲜民族与抗日武装斗争>,(韩国)《历史文化研究》,第21辑,2004年.37.<试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2005年.38.<东北朝鲜民族反日武装斗争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实体>,(韩国)《现代史诸问题》,2005年.39.<再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07年.40.<三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日本)东亚教育文化学会编,《东亚教育文化学会年报》第4号,2007年.41.<关于中国延边大学韩国史研究现状与课题的若干介绍>,(韩国)《韩国学研究》,第18辑,2008年.42.<再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中韩交流与韩国传统文化研究》,2008年.43.<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与博士生张玉红合作),《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2009年.44.<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双重使命”及其历史地位问题>,《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2010年.45.<研究会30年历史回顾与几点思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46.<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47.<试论朝鲜民族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建立>,《韩国研究论丛》,2012年.48.<试论东满民生团事件及其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朴文一教授80周年寿辰纪念史学论集》,2012年. 至2012年为止,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评论.史话.随笔等,共计137篇(其中,国外40篇).计178万字.还有翻译文540余万字.至2012年为止,指导培养研究生48名,其中博士生24名.硕士生24名.
韩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韩国的绘画分东洋画和西洋画，东洋画类似中国的国画，用笔、墨、纸、砚表现各种话题。此外还有各类华丽的风俗画。与中国、日本一样，书法在韩国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韩国人素以喜爱音乐和舞蹈而著称。韩国现代音乐大致可分为“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两种。民族音乐又可分为“雅乐”和“民俗乐”两种。雅乐是韩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宫廷举行祭祀、宴会等各种仪式时由专业乐队演奏的音乐，通称“正乐”或“宫廷乐”。民俗乐中有杂歌、民谣、农乐等。乐器常用玄琴、伽耶琴、杖鼓、笛等。韩国民俗乐的特色之一是配上舞蹈。韩国舞蹈非常重视舞者肩膀、胳膊的韵律。道具有扇、花冠、鼓。韩国的舞蹈以民族舞和宫廷舞为中心，多姿多彩。韩国的戏剧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宗教仪式，主要包括假面具、木偶剧、曲艺、唱剧、话剧等5类。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与中国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建交。建交后两国各方面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 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 韩食以泡菜文化为特色，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泡菜。韩国传统名菜烧肉、泡菜、冷面已经成了世界名菜。
韩国大学发表论文期刊数量
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世界范围内总共有41,642篇SCI；在全球共41,642篇SCI撤稿中，国内有19,421篇，高于第二位美国的5,607篇。其他主要国家数据如下：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和印度，分别是收录了3.3万篇、2.8万篇、2.4万篇、2.2万篇、1.6万篇和1.2万篇。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各国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数量如下：1. 中国：617,000篇2. 美国：416,000篇3. 印度：135,000篇4. 日本：103,000篇5. 英国：97,000篇6. 德国：96,000篇7. 韩国：75,000篇8. 法国：63,000篇9. 加拿大：43,000篇10. 意大利：42,000篇其中，中国以远超其他国家的数量位居首位，显示出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发展潜力。美国虽然在总数上落后于中国，但其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依然居世界领先水平。其他国家的SCI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说明全球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日益加速。这些数据反映了各国重视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和努力，也预示着未来科技创新的前景十分广阔。
浦项科技大学1996年至2004年连续九年被韩国教育部选中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试点院校；1994年被韩国教育部评为韩国工科大学第二名，被国家大学学术鉴定委员会评为全国第一；1995年该校环境工程学院被韩国教育部评为“国家认可的研究生院”，连续五年获得每年五百万美元的奖金；1996年获韩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优质奖，1997年获特别奖；1999年，在《亚洲周刊》的亚洲理工科院校排名中名列第二，1998年则排名第一；在1996、1997、2002~2005、2007年的韩国日报Joong-Ang Ilbo所做的韩国大学排名中，POSTECH均名列第一。浦项科技大学是目前韩国工科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浦项科技大学除了拥有71所研究单位外，还拥有包括全国唯一的一个加速器试验室及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材料研究中心、浦项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等实验机构，还是国家的核研究中心。从1986年建校伊始，浦项大学就不断努力加强研究方面的竞争能力。仅2009年，全校242名教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共发表了1,593份学术论文，相当于人均6份，其中被美国SCI采用的论文达到1,331份，人均5.8份，这更加证实了浦项大学作为韩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所具有的国际水准。浦项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科技领域都展开广泛的研究活动，得到政府或企业众多项目的授权，其中有几个Creative Research Project项目提议被韩国科学技术部选中，4个已经在实施中，6个特别研究领域被评为优秀研究中心：先进流体力学工程、催化剂技术、人工智能研究、分子生物科学、航空航天材料、计算数学。当前的研究工作的重点任务在于支持核研究、跨学科研究、国际合作研究、研究输出的商品化、建立各研究部门责任作业体系等方面。
教育部网站上公布的名单里有你要读的大学，回国时学历认证应该没有问题。韩国大学的大学院通常分一般大学院和特殊大学院。一般大学院有人文类、理工类、农科类等，而特殊大学院有教育大学院、法律大学院、翻译大学院等。无论是哪一种只要不属于夜大、网络大学等性质的都可以申请学位认证。还有，学制虽说是2年，但通常不包括论文学期。所以早则3年，或者需要更长时间。就是说，学制两年意义不大。比如首尔大学人文类，博士学分为36学分。一、修满36学分就可修了（每学期3学分*3科目，就需要2年时间），二、通过论文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和外语考试）三、发表1篇以上论文（必须发表于得到认可的学术期刊；至于多少篇则有所不同，但通常为至少一篇），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方能得到发表论文的资格。四、完成学位论文并发表通过，方能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