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研究期刊投稿

俄语类的杂志比较少，论文类的就更少了，因为做俄语翻译词典，所以和黑大有些交往，我知道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有一个杂志，可以投稿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是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创办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电子期刊群》中的期刊之一，以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界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刊登内容，每年出版4期。本刊的宗旨是，在俄语教育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日渐低迷的情况下，为广大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方展示成果的园地，以方便学术交流，推进俄语语言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它继续保持万紫千红的景象。

是。俄罗斯瓦克论文是核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创办于1981，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在俄罗斯，相对SCI更受承认的是他们自己的BAK（发音为“瓦克”），即最高学术委员会名下收录的期刊或书籍。

俄罗斯研究杂志投稿

《每周评论》。

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发行所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编辑所在沙滩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他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第一个好人＂。

《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自第26期起由胡适任主编。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每周评论》前25期，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从第26期后，刊物的方向有了很大改变，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问题主义＂之争。

学习时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

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

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俄罗斯期刊投稿

1.最有权威的莫过于俄塔斯社了，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英文俄文的都有；2.俄罗斯真理报也有中、英文的，页面上会有提示3.再就是俄罗斯之声，也有中文4.然后是俄新社，地址同上

肯定是SCI检索的难，尤其是影响因子很好的SCI期刊，难度很大，审稿也慢，经常一审就1年多。EI难度要看你是投JA检索的EI，还是CA检索的EI，两者差别很大的。JA检索的EI中，如果投水刊还是比较好中的，CA检索的EI难度也不大，不过这两个都要求你论文必须翻译成英文，对于英语不好的朋友来说，可能比较麻烦。当然如果你第一次发SCI和EI，建议你先发EI，并且发CA检索的EI，练练手。CA检索的EI也叫会议EI，如果还不懂，建议你百度搜：EI学术会议中心，里面有很多关于EI会议的知识和相关学习资料。

大学的图书馆里会有少量的俄语期刊，如果在北京的话，可以去中科院的文献情报中心去查，那里有很多俄语和日语的科技期刊。如果你在别的城市，就到当地的大学的图书馆去看看。文献中心既有现刊也有过刊，有很多新的，《俄罗斯文化之路》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对17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二百多年的历史作了回顾，探讨了俄罗斯文化进程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勾勒出了近代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轨迹。

承认。据搜狐网得知国内对bak论文认可的单位正逐年增多，目前已经认可全部或部分俄罗斯bak目录的院校有黑河学院、绥化学院、黑龙江大学、长春大学、西安石油大学等。俄罗斯bak文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

俄罗斯研究生发表论文

评价机制就不一样，俄罗斯并不认sci中的影响因子 sci还是美英日为主的 EI就更不认了欧洲大部分国家除英国以外更多发论文在web of SC（SCI）和SCOPUS上

不需要。平台不同对博士毕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越高级的平台，例如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对博士毕业的要求，不单单文章要先出来，文章的质量，文章的层次，论文发表在SCI、EI、ISTP、SSCI等区段，领区不同都有所占比。而且还需要在科研领域里有足够的学术水平。博士研究生，即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简称博士生，是研究生学位中最高的一级。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考上了博士，读博士等，正是指博士研究生。正在读的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严格来讲只能称为博士研究生；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因此，按照国际惯例，在正式场合，只有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冠之以"Dr."称呼；在非正式场合可以不受此限制。

要写75页左右

俄罗斯学刊投稿

Petroleum Science（《石油科学》英文版）是中国石油大学主办，反映中国石油科学领域高水平学术成果的英文刊物。SCI-E收录期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Petroleum Science办刊宗旨是发表国内外石油科学研究领域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学术论文和综述性论文，为中外石油科学家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石油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报道石油地质、石油地球物理、石油工程与机械、石油化学与化工、石油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成果。国内外石油科技研究人员均可为本刊投稿。为了尽快地、高质量地刊登您的论文，请作者投稿前务必详细阅读如下各项要求，并以此为规范撰写论文和投稿：投稿总则：1、为确保所有来稿被安全收到，本刊只接受网络在线投稿，不接受邮箱来稿。如果遇到系统登录较慢，请稍后重试。2、我刊已开通中文《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AMLC）》和英文CrossCheck文献监测系统，编辑部可以使用这两个系统实现来稿与全球已经发表过的所有中英文文章的全文比对，以检测来稿是否存在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现象。3、我刊是SCI-E收录期刊。由于SCI只收录原创性科研论文或综述，不接受已经以中文等其他语言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的译文。因此，为保证您发表在Petroleum Science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被SCI收录，本刊不接受主体内容已经在中文刊或其它语言刊上发表过的文章的译文投稿。4、为避免在审稿中由于英语语言表达的问题而影响到对文章学术性的判断，我刊要求国内作者投英文稿时同时上传文章的中文稿。如果收到的作者投稿文件中缺少中文稿或英文稿，我们会将稿件直接退修给作者，请作者补充。请作者理解提交中文稿是帮助文章顺利发表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请点击编辑部网站首页的“版权转让声明”，下载“版权转让协议”，请所有作者签名后，将扫描件在投稿时与稿件一同上传。5、作者上传的稿件文档最好不要超过5M，通常因为文件太大，审稿人无法正常下载原稿，继而无法及时将稿件审回。为了您的稿件能够及时审回，尽早刊用，在上传稿件前，请先将稿件做一些技术处理以降低文件大小，图件清晰、可读即可，同时请保留好原始图件，来稿录用后进入后期制作时，我们会通知您再提供原始的图件进行期刊后期制作。6、请您务必在投稿过程中填写推荐审稿人信息，您最好推荐3-5位近几年从事过相关领域研究工作、非本单位的审稿专家。7、我刊审稿周期为3个月，编辑部会尽快处理所有来稿，请作者在审稿期内耐心等待审稿意见。作者想了解稿件的处理进程或结果，不必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询问编辑部，直接在线查询即可。当显示“稿件已审回”时，您还不能看到具体的审稿意见，编辑部会等所有审稿人的意见都返回并经过讨论对稿件作出最后审稿意见，然后发邮件通知作者，这时作者才能看到具体的审稿意见。投稿细则：1. 来稿请用英文撰写，并请国内作者附相应的中文稿，以备审、编、校时准确理解原文含义。来稿内容可以是原创性科研论文，也可以是某专业领域综述性论文，但两种论文内容必须与石油有关。英文要求用词准确，符合英语惯用语法，尽量使用相对简单的句式以保证意思表达清楚。2. 来稿请登录本网站，点击注册登录“在线投审稿系统”，按照系统提示完成投稿。本刊不接受邮件投稿。3. 来稿必须包括下列要素：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论文正文；（致谢；）参考文献。4. 论文题目。题目应用最少量的单词充分表述论文的核心内容，力求准确、简洁，除非必要，避免使用非定量的修饰词，如rapid，new等，删去不必要的冠词和多余的说明性冗词，如study of （on），research on，investigation of （on），analysis of，development of，evaluation of等等。5. 作者姓名采用汉语拼音形式，姓前名后，首字母大写，如：Zhang Xiaoguang，Wang Yan。作者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请用脚注标明通讯作者姓名及其Email，通讯作者一般是作者团队中提出论文研究思路的核心成员，如研究生导师或课题主要负责人等。6. 作者单位。请尽量将作者单位写具体，如：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不同单位的在作者姓名右上角用阿拉伯数字加注上角标。7. 摘要。摘要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浓缩，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可以知道作者的主要观点、方法。应能提炼论文的主要观点，简明描述研究内容和范围，顺序叙述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摘要中一般不出现符号、插图、表格、参考文献、公式、缩略语等。8. 关键词。关键词5-10个，在词语选择上应注意其涵盖的领域范围深浅得当，一般应涉及更广泛的专业领域或地理范围，以增加在数据库中被检索到的几率，使论文被更多的大同行检索到。9. 论文各级标题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最末数字后不置标点，如1，1.1，1.1.1。各级标题均为首字母大写。10.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反映文章质量、甚至此文是否能够得到更多同行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请务必重视参考文献的使用。请作者仔细核对每一篇文献以确保准确，参考文献中的人名、书名、文章名、出版社名称、期刊名称等必须与原译文一致，信息要全。每篇文章至少应有15篇以上的参考文献，其中英文文献应占1/2以上，最近5年的文献应占2/3以上。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分文中和文后两种情况：在行文中用括号注出，注明作者的姓和发表年份。在文后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列出所有的参考文献。请注意，文后所列的参考文献必须与文中引用的文献一一对应，不能出现文中引用而文后没有列出，或文后列出的文献在行文中没有引用的情况。参考文献一般分为期刊论文和专著书籍两大类，在文后全部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作者姓前名后。中文文献需译为英文，并在最后注明“(in Chinese)”字样。在文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中，这两类的格式举例说明如下：(1) 书籍、专著类：作者姓名. 书名. 出版地: 出版社名. 出版年. 起止页码Borko H and Jones W. Formation of Subtle Reservoirs in Continental Faulted Basins.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1978. 1-19 (in Chinese)(2) 期刊类：作者姓名. 文章名. 刊名. 出版年. 卷次(期次): 起止页码Robert H. Ultramafic rocks. Geology. 1990. 27(4): 7-14需要注意作者姓名的写法，在文后一律用姓的全称+名的首字母大写，文中只用姓氏即可，具体举例说明如下：（1）如果只有一位作者，则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写为：Wang D Y.……………文中引用为：(Wang, 1990)；（2）两位作者时，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写为：Wang D Y and Zhang X L.……………文中引用为：(Wang and Zhang, 1990)；（3）三位或三位以上的作者，文中一律引用为：(Wang et al, 1990)，文后参考文献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三位作者Wang D Y, Zhang X L and Ren S L.……………三位以上的作者Wang D Y, Zhang X L, Ren S L, et al.……………在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如遇到两篇或两篇以上文献在同一处引用，中间用分号隔开，如(Wang and Zhang, 1990; Robert et al, 1998)。如同一处引用的两篇文献在文中引用形式只有年代不同，则可以省略写为(Wang and Zhang, 1990; 1998)。但如果文中引用形式不同，如(Wang and Zhang, 1990; Wang, 1998; Wang et al, 2006)，则只能逐一列出，不能省略。参考文献中的书名、文章名、出版社名称、期刊名称等必须与原译文一致，不能随便翻译。11. 量和单位。各种参数、单位及符号要符合国家和有关专业标准，公式中各项物理量均应注明物理意义，并使用法定计量单位。12. 缩略语在文中首次使用时应注明全称。13. 图件应清晰可读，分辨率必须在150-225dpi之间。图件中的文字一律需译为英文，必须清晰可辨。图件尺寸(含图版)不超过1个版面(大16开)。图件中表示量的单位时，我刊的格式是“量, 单位”，图中文字是首字母大写，其他字母小写（除专有名词外）。图件的位置是放在首次引用它的文字段落之后。14. 请作者在投稿后自留底稿。编辑部收到稿件后90天内会发送Email告知作者稿件是否刊用。在此期间请勿另投其他刊物。对修改后录用的稿件，作者应按照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好后将修改稿尽快返回编辑部。15. 随附的中文稿件文责自负。对英文稿件，编辑部若要在内容上进行实质性修改，须征得作者同意，但编辑部有权对其进行英文语言文法方面的修改及内容上的删节。16. 本刊与Springer公司合作出版，并已被SCI-E、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俄罗斯文摘、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ChinaInfo、美国化学文摘、美国石油文摘、剑桥科学文摘收录，论文发表前编辑部会与作者签定版权转让协议，由作者授权石油科学编辑部发表该论文，并同意被以上检索系统收录。如作者向本刊投稿，则视为同意授权出版并被以上检索系统收录，特此约定。17. 论文发表后，本刊对刊出的稿件按规定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向作者赠送刊登有其论文的期刊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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