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煌文化论文发表网站

敦煌网站点分布于全国多地。最著名的是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外还有在甘肃各地的几个敦煌化石群、汉蚕峡、慈恩寺、杨树峡、瞿塘峡等。近年来，在甘肃省的范围之外，还出现了以敦煌文化为特色的产品，如甘肃省定西市的青华沙漠，它有国家4A级景区景观，以敦煌文化雕塑装饰精美。此外，中山、湖南、湖北、江苏和贵州等地也都有以敦煌文化为特色的项目，共计分布在全国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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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有四个网站，比较大的网站，是收录期刊的，也可以检索已经发表的论文，这四个是中国知网，也叫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网，龙源期刊网。

然而SCI原本只是一种强大的文献检索工具。它不同于按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而是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即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通过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和跟踪其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来掌握该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从而迅速发现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

SCI《科学引文索引》：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尤其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录范围是当年国际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现出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均以被SCI收录及引证的论文情况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四大检索系统

中国敦煌文化论文发表

摘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仕女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oday.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people.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men.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004.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2005.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2005.06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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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敦煌文化论文发表时间

（1978年～）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摄影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沙洲，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这就是敦煌。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凯撒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丝绸之路。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历史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党河，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罗布泊，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敦煌鸣山路（摄影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雅丹地貌，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小方盘城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阳关烽燧 (摄影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型城市，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西夏，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蒙元帝国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大明王朝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摄影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莫高窟，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乐樽和尚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王圆箓道士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八国联军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摄影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连哄带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探索。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敦煌学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敦煌佛文化论文发表

麦积山的行不？

这里想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敦煌的写经文化。自汉代以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有“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的美誉。历史上，活动于此的有汉、栗特、吐蕃、于阗、西夏、回鹘等民族，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事业。来到敦煌，您可以在伴随敦煌及莫高窟有千年之久的雷音寺里礼佛写经，这是对写经这种佛教传统文化礼仪的传承与弘扬。礼佛写经，修一切善缘，得自在解脱。敦煌写经文化希望能给您提供您的话题参考。谢谢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所藏古代文书的发现，震动了整个世界。它使我们对隋唐佛教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隋唐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但是，这里同时又是古代攻防要地，战争的烽火经常使它遭受严重破坏。北宋初年，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国兴起于西北。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将大量历代经卷、画卷等藏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里，外面用砖封住，再涂上泥，绘上壁画。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秘密也就被人遗忘了。在此后的数百年内，由于海路交通的开发，加上佛教势力日益衰落，敦煌逐渐失去它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往的繁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明代以后，处于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十分冷落，无声无息。直至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因偶然的机会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文书宝藏得以再现于世。藏经洞是一个高约一点六米、宽约二点七米，呈长方形的洞室。室内堆满了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物件。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四万件以上。这些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隋唐等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了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一、大藏经中已经收入的经、律、论。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二、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助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以禅宗为例，初期是北宗(神秀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宗(慧能系)；南宗开始是神会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岳、青原二系。在这个过程中，失势的各系资料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已丧失殆尽，今人依赖敦煌卷子而得以知其概貌。三、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四、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五、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六、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重视。相反，西方冒险家在得知消息后，纷纷涌入敦煌。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其后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还有俄国人勃奥如切夫、美国人华尔纳，他们借考古为名，相继疯狂劫掠敦煌文物。据估计，被他们盗走的写本卷子近三万卷。劫后残余的八千余卷，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敦煌还是西域与中原两种佛教艺术的交汇点。在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唐代佛教壁画。随着佛教的鼎盛，隋唐佛画也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唐初画家中，于阗人尉迟乙僧在长安绘制了许多寺院壁画。他长于以色彩晕染的西域艺术手法，着力表现西域风情和人物形象，同时又吸收中原传统的线型勾勒，使他的人物画有“身若出壁”之感。他曾多次作过以《西方净土变》为题材的壁画，以气象万千、歌舞升平的画面，反映出初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面貌。生活于盛唐时代的“百代画圣”吴道子，在集诸家画师大成的同时，尤其推崇张僧繇。他一生创作了四百多幅壁画，所画人物天衣飞舞，满壁风动，成为开元(714-741)、天宝(742-756)以后佛教和道教壁画的楷模。这时期寺观壁画中的菩萨、天神、力士等造型，以人间体态为模特，更加体现出现实性的美感要求，绚丽多彩，仪态万千。这表明，中国佛教壁画已进一步世俗化了。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共二百零七个，可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属中唐和晚唐的洞窟壁画，可视为唐代佛教绘画艺术的代表。这些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它的风格与吴道子、阎立本等大家相似。敦煌的唐代壁画，多以大幅“经变”为主，以经变的形式来讴歌佛国的欢乐和美好。如在净土变中，描绘出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景物，着意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分外庄严美丽。这种画面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民众愿望。大量的壁画还点缀有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表现出盛唐的社会风习，其基调乐观、明朗，富有情趣。中唐以后，许多画家受禅风所染，襟怀超然，无意于世事，故其绘画的内容和风格，都有意表现禅的深远意境。如大诗人、大画家王维，他的浓淡墨色的山水画，极富有诗意，后人称之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传统的山水画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对后来的中国画影响很深。佛像雕塑是佛教艺术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保存于历代开凿的洞窟和兴建的寺院中。唐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雕塑作品奇艺骈罗，精美绝伦；雕塑技术圆熟洗练，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这与南北朝相比，又有了新的进步。龙门石窟的开凿，继北朝之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奉先寺大像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大像始凿于唐高宗时期，至武则天时期完成。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武则天自称她做皇帝符合佛的旨意，所以有意通过佛像的雕造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卢舍那佛坐像通高十七米多，位于石窟中央。佛像仪表堂堂，比例匀称，丰颐秀目，表情慈详而恬静；嘴角微翘，露出微微笑容；头部稍下倾，目光好象在关注着芸芸众生。佛的温雅敦厚的人间形象，使人感到亲近，而崇高神秘的宗教效果，则令人心生敬畏。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造像圆润丰腴，体形健美，宽妆高鬓，充满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和完善，充分体现盛唐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从龙门石窟、佛光寺彩塑、敦煌彩塑等现存作品中，可以想见当时佛教艺术舞台上雕塑家们各领风骚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甘肃敦煌和天水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不宜凿刻，艺术家们便匠心独运，改为彩塑(在泥塑上涂以颜色)。莫高窟的北魏时期敦煌彩塑，同样经历了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隋代彩塑技术日臻成熟，手法细腻精巧，佛像已明显汉化。唐代，彩塑艺术进入全盛时期。它把西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加以圆满结合，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初唐的塑像丰满而生动，身体曲线流畅，富于节奏的变化。盛唐的塑像更是精美无比。如莫高窟第四十五窟的菩萨塑像，袒露胸臂，体态优美，轻薄的长裙紧贴身体，脸上露出细微的笑容。无论是柔美的表情，还是端庄的姿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善良、温柔的东方女性特点。而同窟的天王却显得刚健、勇猛。两者的鲜明对照，给人以特别深刻的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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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